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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评赵家五毛宇宏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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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贸部负责人再谈中古贸易问题第1版()
又如:古巴对外贸易部花了很大的力气,编造了一些莫明其妙的数字,证明卡斯特罗总理所说的古巴用两吨糖 换 中国一吨大米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其实这样的辩解是非常可笑的。事实上,在中古两国贸易中从来没有用两种商品按比例交换这样的事。双方每年进出口的上千种商品,包括糖和米在内,都是按不同商品分别计价的,根本不存在某一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单项交换问题。只是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卡斯特罗总理建议以糖换米之后,才出现了糖米交换比例的说法。当时,卡斯特罗总理提出的是,古巴希望用一公半糖换中国一公斤大米,但没有被中国接受,这是有案可查的。不管古巴对外贸易部怎么说,都不能改变古巴方面从来没有向中国方面提过两吨糖 换一吨大米的事实。
再如:古巴对外贸易部说,因为我部代表团表示了我方建议的一九六六年贸易额是最大限度的,双方贸易额应当平衡,所以古巴方面就没有必要“接洽贷款”了。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我们两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团进行的是初步谈判。这样的代表团当然只能根据初步谈判的职权范围提出其最大限度的建议。至于贸易平衡,这是两国贸易的原则,并且在历年中古贸易议定书上作了明文规定。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两国贸易实际上出现不平衡时,用贷款来弥补贸易差额。在过去几年中,古巴都是这样做的。在这次初步谈判中,我部代表团一面提出贸易平衡的原则,一面建议古方同我有关部门商量动用经济合作贷款的问题。可是古巴方面不去商量,反而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过去几年古巴都这样做,而今年却不这样做呢?
古巴对外贸易部还说,由于中国初步同意提供的大米数量减少了,古巴政府需要向人民说明有必要从一九六六年一月起,把每人每月的大米供应量从六磅减少到三磅。当然,每月供应古巴居民多少大米,这完全是古巴政府的事。不过,古巴对外贸易部既然把这个问题同中古贸易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不能不说明一下同我们有关的情况。
据我们了解,古巴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对居民实行每人每月六磅大米的定量供应的。这一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是十二万吨。其后,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我国每年向古巴出口大米十三万五千吨,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没有变动。一九六五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几乎增加一倍,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也并没有因而增加。一九六六年,根据双方初步商谈的数字,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诚然是比一九六五年减少了,但仍然高于一九六二年,而同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相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怎么能把古巴减少对居民的大米供应量,硬要同中古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1966-01-31  

——当时,卡斯特罗总理提出的是,古巴希望用一公半糖换中国一公斤大米,但没有被中国接受,这是有案可查的。

——周恩来为什么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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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糖大幅度增产第1版()
这个制糖期的产量比上一制糖期增加半倍以上;同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制糖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比较,产量增长了两成。
新华社二十日讯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制糖季节里,我国食糖产量比上一制糖期增加了半倍以上。
同我国历史上产糖最多的制糖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比较,这个制糖期的糖产量增长了两成。无论是南方的甘蔗糖,还是北方的甜菜糖,都大幅度增产。有十一个产糖的省或自治区创造了高产新纪录。
制糖是季节性生产,每年的制糖期在秋后甘蔗和甜菜收获的时候开始,到次年三四月份结束。
随着我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制糖原料的甘蔗和甜菜去年都获得丰收。糖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比前两年扩大了;实际的播种面积虽然小于一九五八年,但是因为实行了精耕细作,并且进一步贯彻了适当集中种植的方针,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高,因而总产量却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由于糖料丰收,除恢复了前几年因为原料歉收而停产的一些糖厂以外,有不少的糖厂还补充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能力。广东白蕉等地新建的糖厂,也在这个制糖期投入了生产。在这同时,各糖厂职工还广泛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出糖率,用同样的原料制出了更多的糖。
1965-05-21  

——我国食糖大幅度增产

——中国人民食糖足够了?

——周恩来:一公半糖换中国一公斤大米,不干。

——古巴倒向苏联。

——周恩来连民族主义都不是

——周恩来是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巨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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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时间:2018-10-22 18:00 •来源: 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  宇宏  
三、精简城市人口阶段
移民运动虽然终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压力却日甚一日,疏散和紧缩人口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1955年统计,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上海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竟高达62.93%。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这个数字一方面显示了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精简人口的迫切性。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劳动力增量的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
减缩城市人口,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建设时期城市对农产品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规模的展开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影响到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将城市新增加的人口迁往农村,向边疆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输送精简下来的无业居民,成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说:“精简一定要坚决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1957年

——是精简职工?

——还是精简干部?

一个县有多少机构多少干部第4版()
专栏:
一个县有多少机构多少干部
坦天
近一两年来,扩大机构增加人员,已经成了一种风气。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跟上合作化运动的需要”的口号,已经成为膨胀机构的有力根据。到底刚刚合作化后需要“跟上”的是什么?是无限制地增人设事,还是其他?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以县为例,不难看出个究竟。
科局几十个公司数不清
一个县级机关到底有多少机构?部、委、局、科、院、行,不下几十个。像山东省临沂这样的县,县委设有组织、宣传、合作、财贸、工业交通、文教、统战、政法等八个部。监委、工委、妇委和青委等四委,另外还有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巡视组。县人民委员会的摊子更大,设有农业、水利、财政、税务、粮食、采购、商业、工业、教育、公安、兵役等十一个局,林业、交通、统计、手工业、劳动、文化、卫生、民政、人事等九个科,计划、转业建设、体育等三个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和财粮贸、选举、生产救灾等若干临时性的和半永久性的办公室。还有没设独立门户的扫盲干部、管理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干部,政法系统的有法院和检察院。另外还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和邮电局。这些管理部门中,有一些还下设若干事业单位,像农业局的畜牧兽医站、林业科的造林站、水利局的水利组、交通科的运输管理站、财政局的册籍室、文化科的文化馆等等。供销社自成系统,除了区社和若干门市部以外,光是县社就设有十六个科、三个部和两个所,再加一个主任室。其中管干部工作的就有干部、工资和干部教育等三个科。还有管一个饭店的饮食科。有一个供应科,还有个供应部。至于商业系统的公司,那就几乎是应有尽有,如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专卖、食品、贸易、木材、煤建、交电、化工原料、药材、油脂、水产以及将要自立门户的糕点糖果等十四个公司。另外还有个财政系统的保险公司。再加上专区一级的公司,临沂城的街头巷尾,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临沂如此,其他县也差不多。只是一般县的公司少些,而这个县有几个公司有跨县任务。
是不是必需设立这么多的机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逐个地加以研究才能作出答案。这里只就几个县的负责同志的看法,从几件事情上去提供一点研究这个问题的线索。
机构这样多是否有必要
像劳动科,在县里究竟有多少事情可做呢?劳动力的调配、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等等,基本上都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其他方面的这类问题是极少的,即使也需要有人管管,是否可以放在民政科里呢?像管理交通的,有交通科,有公路站,还设了个运输管理站,这些机构的任务总不外是管理公路和组织民力运输。像沂源这样的县,不过一百六十里公路,而民力运输又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安排,大可不必设这么多的机构。莒南县总共十二处手工业合作社,县里有一个手工业联社,还有一个手工业科。县社有二十五个干部,设了四个科,这样,平均两个干部管一个社。像税务局,自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任务的性质和范围起了极大的变化。现在税务大大集中了,基本上是四家:国营、公私合营、手工业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与过去要作千家万户的工作、特别是要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不同了。但是机构依旧,这些县的税务局的编制还是五十、六十以至七十多个人。有人提出可以考虑把税务局和财政局合起来,这是有道理的。统计局和计划委员会似乎也可以不必分立,因为计划要依靠统计,在一起,许多事情好办,分开来,反而容易互相牵扯。至于采购局的工作,季节性很强,过了季节,实在也没有多少事情,是否可以不单设这个单位?
人员这样多事情有多少
县的兵役局,一般都有四、五十个人,莒南县则有近六十个人。兵役局平日任务不多,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又是全党动手,常年保持这么多的人,实在无事可干,许多干部闲的发慌。一个县总有两个银行,常常是上百个人。临沂县的两个银行共有一百三十多个人,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是否需要这么多的人去专作银行工作,确是值得研究。人最多的还算是供销合作社,莒南全县的供销合作社干部有一千九百十二人,临沂县有一千四百多人。现在的情况是,供销合作社的许多业务(像主要农产品的收购、许多日用品的批发供应)为若干新设的行政机构或专业公司所代替,实在不必再维持这么庞大的机构。
分工这样细好处在哪里
商业系统分工要算是很细了,上级和城市里有的公司,农村里几乎都有了。比如糕点糖果公司,在平邑这样的山区里也设立起来。这里的群众需要的糕点糖果实在不多,就是用一点,也可以到供销合作社或百货公司去买。既然有了机构,就得办事。据说糕点糖果公司曾经和供销合作社发生了谁管炸油条的争执,因为油条是类乎糕点一类的东西。在临沂也有类似的事:去年冬,在省商业厅的指示下,设立了贸易公司,配备了二十五个干部,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开张营业。因为所有的事几乎都叫供销合作社和专业公司办了。经过几次请示,才说贸易公司可以管理发、澡塘、饭馆、旅社、酱园的事。但因县城不大,这些行业寥寥无几,实在用不着这么多人,干部闲得无法,只有拉拉胡琴、打打球。后来县里从中抽走了二十个人,商业厅去检查工作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认为没事干是没有好好开展业务。据一些县里的同志谈,在农村多设几个综合性的零售店,既便利群众,又可以省很多人;有了百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的零售店,何必硬把糕点糖果、文化用品、棉布绸缎再分出去?群众买肥皂跑百货公司,再买二尺布又得跑纺织品门市部,有什么好处?何况多设一个公司,就得配备一整套的经理、股长,就是设个零售店也还要有主任。
二百比一七十比七
问题还不在于单位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此而造成的结果。莒南全县“吃公粮”的干部(不包括乡干部和教师),总共是三千九百多人,临沂县也靠近三千。两个县加起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平均计算,每二百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公家人”,就是说每四十几户居民中,就有一个人“办公”。如果加上乡干部那就更多。这确是一个惊人的比例!这么多人都“办”的什么“公事”呢?当然各行各业都有,但很值得研究一下。比如:莒南县的三千九百多名干部中,属财经贸易系统(不包括党、政管理部门的人)的二千八百零五名,占全县干部的70%多;属生产合作系统的(包括县委合作部、农林水三局及其所属事业单位、驻社干部、农业银行及半数区干部)近二百六十人,占7%不足。人们都了解,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办好合作社,其他事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充分发展的可能,然而经常和直接管这项根本任务的干部却不足财经贸易系统的干部的十分之一,这岂不是大大值得研究的问题?
头重脚轻都是上级
这样弄的结果,使县的领导干部苦恼,使区、乡干部吃不消。县里的头绪这么多,领导上就得整天开会研究各行各业的事情,和解决日益复杂的机关事务。区上的骨干大都调到县里去了,每区只剩下七、八个人作工作,乡里也只有三、四个半脱产的干部。然而“千条河流归大海”,什么事还得通过区、乡去执行。莒南县的一位乡干部计算了一下自己一天的工作,情况是这样:原打算上午开会研究冬季生产计划,可是天刚亮,一个妇女来提出林木纠纷问题,一直谈了两个钟头;早饭后,油脂公司的同志来研究买花生米的事,没研究完,又有个复员军人来要求给他修院墙,这样用了一上午;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公路站的同志来联系打石子的事;过午,法院来判决一个婚姻案件,又去陪了半天;晚上,林业部门的同志来调查树种子,要求把全乡所有的树木种类、大小都弄清楚,好计算能出多少种子,明天就得派人挨棵树去量量。这时天已经很晚了,还得找人弄饭给这位同志吃。这样,研究冬季生产的计划就垮了。他的结论是:“到乡里来的人都是上级,叫办什么就得办,乡干部是整天净事,就是没有时间办主要的事。”
不但群众、基层干部不满意这种状况,就是县里的同志也不愿意这样办,但是所有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是上级规定的,不能不照办。上面每个系统都想有个“抓手”,总想设一个“基层组织”。这就是县级机关比两年前大了两倍以上的根源所在。
(原载大众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1956-12-11

——周恩来的官僚体制导致机构膨胀。

——周恩来反官僚主义反的是哪门子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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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五毛: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说:“精简一定要坚决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是精简职工吗?

机构要精干 效率要提高 北京市两个局决定再次紧缩机构 人事局只留八个干部,宗教事务局只留四个干部第4版()
专栏:
机构要精干 效率要提高
北京市两个局决定再次紧缩机构
人事局只留八个干部,宗教事务局只留四个干部
新华社27日讯 北京市人事局和宗教事务局决定再次紧缩机构,把更多的干部下放到劳动岗位上进行锻炼。
由三十二个干部减少到十七个干部的北京市人事局,今天决定只留八个干部;由十六个干部减少到九个干部的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决定只留四个干部。这两个局对于精简以后如何更好地进行工作的问题已经作了部署。他们认为再次紧缩机构可以更进一步地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所属单位再次紧缩机构、减少层次和进一步下放干部的先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这两个局这样进一步紧缩机构值得市属各单位作为典型加以推广。目前,北京市各机关的机构虽然经过紧缩,有的机关紧缩得也比较彻底,但多数机关仍然是机构大、人员多、效率不高,需要进一步进行彻底的紧缩,才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精干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效率高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机关。
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原有十六个干部,第一次紧缩时留下九人,保留了三个科和一个秘书室。最近决定把科室机构全部取消,再减去五人,只留四个工作人员。他们计划留一个干部做内部工作,另外两个干部由局长带领经常深入基层,研究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北京市人事局局长在今天举行的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人事局过去有五、六十个干部,今年秋天从三十多人减到十七人,保留了一个办公室和三个科,现在从干部的潜力和工作情况看来,科室完全可以取消,只留八个干部就行了,精简下来的干部绝大部分去参加农业生产,在劳动中锻炼自己。这个局的干部在讨论中一致拥护这个进一步紧缩机构的方案,并且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有的干部说:我们现在用革命的精神再次紧缩了机构,今后更重要的是要以革命的精神来进行工作。
1957-11-29

——把更多的干部下放到劳动岗位上进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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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干部上山下乡

——这是毛主席思想。

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九周年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第2版()
在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中,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中,在整党建党运动继续深入地发展的时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九周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育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暴中,经历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取得了武装群众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战斗历程,表明她无愧为工人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的领导核心,无愧为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以社会帝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突击队。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什么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这就是毛主席阐明的、“九大”新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
第一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问题,政治方向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是靠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长起来的。新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要学,老党员也要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认真地学,刻苦地学,学了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活学活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敢于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第二条,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共产党人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就要搞阶级斗争,就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为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些人嘴上也说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了他那个小山头、小团体,为了他自己。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进领导班子,更不能当第一把手。
第三条,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要团结大多数人,要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而不应当气量狭小。要识大体,看大局。要懂得“人是可以改变的。”“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第四条,有事同群众商量。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这就是说,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和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干部更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并从三分之一入手,搞好面上的工作。许多事情我们不懂,群众提出来了,就要向他们学习,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
第五条,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员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才能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毛主席说:“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共产党员在整党当中和整党以后,都要敞开思想大门,欢迎群众评论。一个人有了错误,肯作自我批评,又请人家批评,改了过来,就是好同志。
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这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努力争取从思想上完全入党。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严格要求自己,才称得起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样的先进分子越多,我们的党组织就越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九大”光辉指引下,我们的党空前地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我们的党在大踏步前进。经过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党必将锻炼得更加强大、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
让我们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党章,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党学说,用整党建党的伟大成就,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迎接党的五十周年!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1970-07-01  

——赵家篡党夺权

——邓痞子:不用再看群众脸色了

——洗净姘:要做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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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统计,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上海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竟高达62.93%。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

——这个数字一方面显示了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精简人口的迫切性。

——周恩来干什么?

——陈毅干什么?

学习苏联城市建设和建筑的经验第7版()
专栏:
学习苏联城市建设和建筑的经验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梁思成
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解放初期,我们(至少我个人)对于这句话的意义是体会不够深刻的。八年来,一天一天过去,我们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对于毛主席这句话的体会也就一天比一天深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人类历史开始了新纪元,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到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已占全世界的26%,人口约占全世界的35%,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其中一个可以自豪的成员。没有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今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思议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四十年来,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八年来,苏联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无私的援助使我们能在短短的期间取得光辉成就,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所衷心铭感的。
苏联的建设经验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的借镜,其中也包括建筑和城市建设的经验。
在苏联,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是与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的各项巨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配合进行的。由于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城市才有了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的。在这优越条件下,革命后三十九年中,苏联已经建设了八百四十八个新城市,所有的旧城市都得到改建。城市建设已经有完善的设计机构,巨大的建设队伍,有效率的管理机构,并且有日趋完善的规程、法令、定额、指标。在全苏建筑师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城市规划又向新的方向迈进:在一些大城市附近建造卫星城,更重视居住区的绿化和交通,并进行小区规划的理论探讨的工作。
在工业建筑方面,最近几年苏联建造了八千个以上的巨型工业企业,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由于采用了定型设计,缩短了设计时间30%—40%。近来正在研究“万能定型设计”,并且已经归纳为二十六套“万能的”轮廓草图。类似多层工业建筑的典型设计也在进行,这些定型设计的拟定,标志着苏联工业建筑的新成就。由于加速了设计和施工工作,因而达到了提高工业建设速度的要求。
在居住建筑方面,十月革命以后,很短时间以内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城市中必不可免的贫民窟,建造了大量舒适、美好的工人住宅区。战后仅仅十年中,又建造了三亿平方公尺的居住面积。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还要建造二亿零五百万平方公尺,即大约每年每千个城市居民中就有十四所新住宅。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能想像的。
苏联之所以能这样大规模地快速建设,从技术上来说,主要是由于采用了设计标准化和建造的工业化。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标准设计的国家。1955年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从1956年下半年起,除特殊的例外,一般民用建筑都要用标准设计,采用工厂预制构件。这个决定具体反映了苏联建筑工业化的先进水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科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苏联建筑与建设科学院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建筑科学研究机构。此外,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大城市也有关于建筑与建设的科学研究机构。他们的工作都是密切联系实际的理论工作,出版大量专业图书和杂志,对于苏联的城市建设与建筑起着指导性作用。
苏联的建筑高等学校每年大约为国家培养出四百五十名建筑师。他们都是受过全面训练、胜任工作的建筑师。两年半以来,苏联建筑教育注重标准设计和构件的工业化,并且学习最先进的施工方法。学生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训练大大加强了。许多毕业不久的建筑师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建设中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苏联在城市建设和建筑事业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给新中国的建筑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并且鼓舞了我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中国建筑界早已形成了热潮。我们的许多城市和数以百计的工业企业建筑,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学习苏联的具体实践中,已经规划、设计、建造起来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苏联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城市已经在我们广阔的土地上逐步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新型城市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
就以我们伟大的首都为例。1949年,苏联政府就派遣了以阿布拉西莫夫同志为首的专家组来帮助我们北京市的规划。以后几年中,先后有很多位专家前来帮助我们。1954年,又派遣了以勃德列夫同志为首的专家组来帮助我们。他们把苏联三十几年来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无保留地介绍给我们。在他们的无私帮助下,我们的建筑工作者——工人、建筑师、工程师和行政干部——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我们首都的面貌已在改变,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民首都已在一步步地形成了。
以勃德列夫同志为首的专家组,在1954年来到北京以后,立即对我们首都与城市规划有关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于北京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人口、土地、地貌、地质、水文、气候、各种建筑物、道路、广场、交通、运输、河湖、绿化、上下水、古迹、文物、工业、农业等等问题,都帮助我们搜集资料、分析、研究。北京市的总体规划以及道路系统、分区、街坊、水系、上下水、供热供电供燃气、交通、运输等等规划,在专家们的辛勤劳动下,已经完成了远景及近期的初步方案。几年以来,北京的规划已经具体地指导了八百多项的建设。
除了帮助我们做规划外,专家们还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例如改建了北海大桥,改善了东西城的交通,保存了重要的文物建筑团城,同时也节约了一笔很大的投资。专家们除了帮助我们制定了交通运输规划外,还帮助我们大大地改善了首都的电车交通,还建议并帮助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开辟了环行线。
专家们帮助我们拟定了水利规划。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他们连各种平房的厕所、粪坑、渗井都要亲自查看。教会了我们的干部学习农民用小量污水灌溉农田的方法,进行了对三路居农民污水灌溉的科学观测工作,使使用污水的田地由一百亩增加到今天的一千八百亩。除了拟制总的水利规划外,还指导我们做了永定河引水工程和前三门护城河的规划以及河水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的初步设计和许多下水道干线的设计。
在建筑设计和施工方面,专家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首先帮助我们加强了设计的计划工作,使按期出图有了保证。帮助我们建立了图纸检查制度。图纸的错误率显著地降低了,这就为施工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54年,在专家们指导下,我们进行了三——四层住宅、中小学校、单身宿舍和办公楼的标准设计,并编制了预制构件图册和建筑标准构件和门窗大样图册,除了节约设计力量外,工厂加工和工地施工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在结构设计方面,1953年,我们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建造多层砖石结构的建筑。目前我们已经用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做到十层。从1953年到现在,在四百万平方公尺的房屋建筑中,我们已节约了水泥五万吨,钢材六万吨以上,还节约了大量模板木材。我们还必须提到的是,建筑工程部的以斯米尔诺夫同志为首的专家组,城市建设部的以萨里舍夫同志为首的专家组,第二机械部的以斯特连拉同志为首的专家组,以及铁道部的西苗诺夫同志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使我国的工业建设、城市建设和铁路建设更在全国范围内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还有以罗金同志为首的苏联大使馆的设计组,也直接和间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在建筑教育方面,从1952年到1956年间,苏联政府先后派遣了阿谢普柯夫通讯院士,伊里切夫教授和阿凡钦柯教授到清华大学,帮助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帮助我们建立并健全了教研组,建立了资料室和试验室;还帮助我们编写讲义,进行毕业设计和毕业答辩;明确了我们的教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培养出了全面发展的建筑师,教学水平和学生的水平都在逐年提高。全国各高等学校建筑系的毕业生在祖国的城市建设和建筑事业中已经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苏联专家们对于我们首都的规划和城市建设和建筑教育,以及全国许多城市和新兴工业城镇的规划、建设的帮助绝不止这些,但是就从上面所讲的,仅仅限于北京一个地区的一些事实看来,就可以知道,解放八年以来,我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和苏联人民、苏联政府、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
解放八年以来,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学习苏联。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经过我们全国人民的不懈劳动,我们在经济、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包括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工作在内,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但自从今年五月整风开始以来,特别在大鸣大放的初期,一小撮反动的右派分子们却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要说我们什么都是“漆黑一团”。他们仇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我们的党,污蔑我们学习苏联是教条主义,企图以这些借口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把我们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半年以来,经过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右派分子们已被驳斥得哑口无言,大部分都已低头伏罪。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的时候,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城市一个个在形成,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正在一天比一天改善。与此同时,苏联的人造卫星正在高空飞翔,原子能发电站正在以廉价的电能供给苏联人民,图—114喷气式巨型客机正在缩短地球的直径,而在我国,庆祝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和吉林三个化工厂开工生产的鞭炮锣鼓的余声还在我们的耳朵里。这只是苏联、中国无数成就中最近的几个。这一切,假使没有伟大的十月革命,没有伟大导师列宁的教导和指导,没有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没有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都是不可思议的。让我们和全国六亿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善良正直的人民一起欢呼,庆祝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光辉节日吧!
1957-11-14  

——梁思成保护老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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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勃德列夫同志为首的专家组,在1954年来到北京以后,立即对我们首都与城市规划有关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于北京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人口、土地、地貌、地质、水文、气候、各种建筑物、道路、广场、交通、运输、河湖、绿化、上下水、古迹、文物、工业、农业等等问题,都帮助我们搜集资料、分析、研究。

——是苏联专家的问题吗?

——是周恩来的问题

——周恩来:上三门峡。

——拆北京老城墙的是谁?

——赵家:李德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是李德吗?

——是博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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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业人口?

——互动百科 不在业人口
不在业人口是一种专业术语,用于人口统计。
编辑摘要
指十五周岁及十五周岁以上人口中未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包括在校学生、料理家务、待升学、市镇待业、离退休、退职、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在业人口。

——为什么达到62.8%?

搞好家务劳动 支援国家建设——蔡畅同志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第4版()
专栏:
搞好家务劳动 支援国家建设——蔡畅同志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对于家务劳动的意义和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问题,对于如何帮助国家克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我现在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意见。
家务劳动是光荣的劳动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随着国家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逐步实现,人们的思想意识、习惯、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歧视和侮辱妇女被看成是不道德的;男人尊重妇女,丈夫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妻子,才是高尚的。新中国建立以前,我们职工家属和职工群众一同受压迫、受剥削,我们妇女更谈不到什么权利地位。现在我们在家庭里,得到平等的待遇,过着互助互敬和睦团结的新的家庭生活。我们在社会上同男子一样地作国家的主人。很多家属当了街道干部、陪审员、人民代表。现在全国的女职工已经达到三百多万,比1949年增加了六倍;连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女社员,总计有一亿一千三百万工农劳动妇女参加了各方面的生产劳动。
1957-06-13

——现在全国的女职工已经达到三百多万

——蔡畅是妇女运动领袖?

——蔡畅是封建余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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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5 日或26 日 阅刘少奇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信,批示"退少奇同志处理。此件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刘少奇信中说:我曾同恩来、定一同志及几个省市委的个别同志谈过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工矿、机关劳动制度;另一个是可否在为生活服务事业的基础上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劳动相配合。
——毛主席年谱 1958年

——毛主席:妇女能顶半边天。

——新中国妇女解放

——毛主席。

——与赵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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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周恩来
1942年9月25日
来源:《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608页
录入者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二次合作。中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广泛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妇女团体。1939年起,国民党再次确立“反共”、“防共”政策,着手肃清军队和群众团体中的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员,对妇女运动也极力加以控制。1940年,国民党浙江执行委员会针对“某党非法妇运活动”,制订了《非法妇运防止办法》,接着推广到国统区各地。许多职业妇女被迫辞职。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妇女运动干部会议,主张 “妇女回家”,“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并制定了“奖励生育”等四条要旨。
  自此,30年代中期反动空气中“妇女应回到厨房去”“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的论调重又甚嚣尘上。国统区各大妇女刊物和主要报刊就“妇女回家”问题再次掀起论战。
  这是当年周恩来作为中共党中央派驻重庆的领导人撰写此文的背景。
  本文首次发表于1942年9月25日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38期,又刊登在1942年11月20日的《解放日报》。
  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但“贤”与“良”的标准,当随着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而有所变更。特别用在妇女身上,旧社会以三从四德为贤,以三K(教会、厨房和育儿)为贤,新社会则妇女解放了,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其“贤良”的标准亦平等了。母职妻职犹之父职夫职一样,可以成为区分贤良的标准,也可以成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务。所以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我们更不反对母职或妻职,而只问其所指的职务内容和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
  但是,“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一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因此,我们对旧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反对的。同时,我们也反对在“贤妻良母”的名称上边冠以一个新字。尽管你解释新的“贤妻良母”的定义,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妇女应尽母职和妻职。但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而只冠以新字,你便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而将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释,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只要设想一下,为什么没有“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贤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了。如果将新的“贤妻良母”的任务,分为母职和妻职来讨论,那便很合理,并且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父职夫职的问题。
  并且,贤妻良母成为这样一个固定名词,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夫权作用。一个已婚的女子,如果生了儿女,既要做贤妻,又要做良母,不仅不能两全,而且会妨碍其做良母。因为一般当丈夫的在“贤妻良母”这个要求上,总是自私的偏重于贤妻,而或多或少地妨碍着自己妻子成为良母。即使某些当丈夫的能让其妻子专心地成为良母,但这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借口于家庭难得安慰而去外边做些使妻子难堪的事情的。反过来,还要妻子忍泣吞声,说这才合乎贤妻的榜样。这就是“贤妻良母”的真正要求,真正解释。这在现今青年一代中,我们也还看见这类典型。所以我们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毋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
  论到母职,这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而人类社会,更应自觉地认识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我们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利的观点上。社会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公共育儿制度就算尽善尽美的实现,母性固然不会消失,母职也还仍然需要。狭义说,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广义说代人哺婴,公共育儿,又何尝不是母职?!幼年教育,以女性担任为当,是母职的扩大。中国古礼中的长嫂如母,是代行了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尊重,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尊重,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当丈夫的更要尊重母职,帮助母职,而不应妨碍母职。能尽父职的人,必须懂得母职是百倍艰难于父职。谁无父母,生我能劳,唯母爱为最深刻!有人拿社会上尽多无母之儿,来做母职有亏的例子,是很不妥当的。我以为实际上无父之儿不知要超过无母之儿多少倍。苏联的法律,对私生子及离婚后的子女均规定做父亲的养育责任,并确定由其薪资所得中扣付。这是公正的,因为做母亲的既在那里尽着纯义务的母职,做父亲的便应出钱养育,共担责任。提倡,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要从政治上提倡。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一个男子没有足以赡养全家的薪资,一个女子没有社会职业的保障,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子更有失业的危险,怀孕的无胎教可说,无休息可能,育儿的无社会津贴,无托儿场所;做工的连哺乳时间都不可得,做保姆教员的也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说不上奖励优待。这些问题不解决,母职的提倡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要妇女们普遍地尽母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假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现在有些国家,不论立场如何,都有托儿所的设置,都有对生育几个儿女以上的父母便给国家津贴的规定,亦是提倡母职的一种补助办法。同时,我们提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相反地,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不过,母职既是任何妇女所不可免的天职,妇女于尽母职的时侯,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但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同等看待和相提并论的,因非本文中心,留待后论。
  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的,这就是本文用意所在。

——周恩来绕了半天

——干什么?

——妇女回家生孩子。

——周恩来: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假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

——周恩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周恩来是集封资修大成的反革命巨贼。
  
  
  

 
 
顶端 Posted: 2018-10-29 05:17 | 4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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