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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赵家五毛胡鞍钢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上)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作者:胡鞍钢 时间:2018-11-22
【编者按】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讲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主持。
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全文共计2.4万余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上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有机会就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主题做一个介绍,我的题目是“40年前:改革开放初始条件”。
如何去认识40年前,即1978年的中国?邓小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启动了改革开放?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这是1978年上海陆家嘴的一张图,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农村,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农村”。
第二张是1994年的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开发。我在1991年去过陆家嘴,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工地”,到了1994年以后开始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也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建设。
第三张是2016年的上海。陆家嘴被称为是中国的曼哈顿,上海已经发展成世界级大都市。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不光有北京、上海,还包括现在的粤港澳等,这些城市或地区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

导论: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今天我更多地从40年前讲起,这就基于马克思讲的一段话。他讲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1]
这是我们分析现代中国不同时期初始条件的理论依据。
能不能这样讲?将近70年前的1949年,毛泽东从蒋介石留下来的旧中国来创建了新中国,结束了“落后挨打”的时代,进入了“站起来”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做了经典概括:
“一穷二白”,“一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这表明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二白”,就是一张白纸,指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三章,专门分析了1949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
1978年,邓小平正是从毛泽东继承下来的新中国,作为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历史,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起点。
我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刻画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这样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1840年之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也可以称之为是农业之国、农业文明、农业社会;1840年之后是“近代中国”,从世界视角看它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落的过程,一直到1949年。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数据库数据显示,在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3;到了1913年,辛亥革命以后降到了8.8%;到了1950年又进一步下降为4.5%。这个曲线图清楚地呈现了中国从农业经济大国走到历史高峰,而后在世界性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迅速衰落的过程。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现代中国”,意味着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
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现代国家初步成长期,即毛泽东时代,为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打下基础,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6%;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以后,进入到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关键时期,称之为迅速崛起期或者经济起飞期,经济增长率超过了9%。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青年报社讲座时,曾预言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国家强盛期,这个强盛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也受到美国发展历史轨迹的启发,美国从建国特别是从1820年到1870年,也经历了一个初步成长期。南北战争以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到经济起飞期,当时经济增长率达到3.9%。当然中国在1978-201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达9.5%,远远高于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当时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中国从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已经达到9.6亿人。美国用了43年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3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后来者,作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后来者,发展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即准备成长期和迅速成长期。从发展逻辑上看,先是“站起来”,后是“富起来”,今后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强起来”的强盛期。当然,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不是美国的复制版,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赢主义,这是在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时就已经确立了的建国方向和路线图。
这就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1978年中国改革之初的国际背景是什么?中国是如何利用国际环境变化所形成的天时地利来启动经济起飞?中国当时的改革是在什么起点下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的?它的初始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是不利条件?哪些是发动因素?哪些是限制因素?
讨论1978年的基本国情时,可以与1949年做比较,也可以与现在做一下对比,不仅进行历史比较,还可以做横向的国际比较。那个时候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初期相比有什么有利的条件?还有什么不利的条件,另外还可以和同类型的国家,如与印度比,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
最后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会取得惊人的成果。4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减贫奇迹等,这些与初始条件有什么关系?实质上是讲前30年(1949-1978年)和后40年(1978-2018年)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客观、历史的唯物辩证地看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哪里来?怎样走到今天?未来将走向何方?
我想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看法:第一是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第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利条件;第三是改革开放初期不利条件;第四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发动者,也作为改革开放的引领者,他们是怎样认识中国国情,是怎样作出选择的;最后谈一下改革开放开始的条件和历史的选择,为什么邓小平首先从农村改革突破,而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城市改革?为什么从改革之初就提出要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后来又提出发展私营经济,进而发动城市改革等方面。这与当时国情的有利的条件和约束条件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尽可能把一些结论性的看法与观点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
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是偶然的,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导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我没用“经济崩溃”这个词,在我的《中国经济政治史论(1977-1991年》(即将出版)的第二章有一个详细的分析。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社会总产值增长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9%,[3]按GDP增长率看,下降了1.6%,是经济剧烈波动,并不等同于经济崩溃的边缘。[4]事实上,整个国民经济是因为两次政治运动(指“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外部冲击,引起经济剧烈波动。我认为用“危机”这个词表达当时的情况更为准确。而经济和社会危机又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
另一方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主流中,中国不仅失去了参与的机会,而且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也与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中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这么讲?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从1870年到1913年,是世界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比重是不断提高的,从5.0%上升至8.7%;而后就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就中断了这个经济全球化过程,甚至出现倒退,因为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是下降的,从1929年的9.0%下降至1950年的7.0%。第二次是从1950年到1973年,这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贸易增长值最高纪录,也包括经济增长值最高记录,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7.0%上升至1973年的11.2%。[5]
受到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以及后来中苏冲突的影响,我们既没有办法进入到西方世界,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东方世界。建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同世界相互隔绝又相互联系的状态,毛泽东自称
“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1969年),
这是有其外部原因的,其中美国是关键因素。中国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参与全球经济或者说全球化,首先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每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国际背景不同、历史机遇不同,那么历史任务也不同。恰恰是由于毛泽东这个战略决策,重点突破了中美关系,又相继突破了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才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这样一个战略机遇窗口。特别是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按照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创造的这样一个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美的战略决策,使中国向西方世界对外开放打开战略窗口,邓小平将其视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为中国开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介绍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可以说这是带有创造性的。邓小平之后又正式对法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个访问的西方国家,他切身体会到西方国家发生的变化。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时首次提出,今后十年工业总产值翻一番的设想,还谈到争取5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大力开展对外合作和贸易。当时毛泽东说:
“你这个想法好”。[6]
为什么呢?因为1973年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国际形势是“天下大乱论”:
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7]
邓小平回国后向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汇报了西方国家的情况,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首肯。随后邓小平帮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开放契机,就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同志重申了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率先提出,
过去老的战略规定(指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不符合现实了。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起码希望23年(指到2000年)不打仗。[8]
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思想。我们称之为“中国大战略”,它反映了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和长期根本利益,是大胆的极富远见的战略构想。毛泽东为邓小平创造了战略机遇窗口,邓小平抓住机遇作出了对外开放重大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失去过两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地位。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是1950年到1973年。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8%下降至0.6%,[9]并在70年代达到最低点。从东亚地区来看,从6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自己斗自己”时,日本经济继续加速,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对外开放,迅速追赶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扩大。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封闭,就会大大落伍;只要对外开放,就会迎头赶上。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大胆实行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封闭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邓小平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之父,他找到了使中国迅速发展、日益强大的道路。
对外开放决策为我们创造了“天时”和“地利”。邓小平破解了两大难题,做了两大事件:一是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二是实现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邓小平带头走出去,先是亚洲地区,包括访问日本(1978年10月)、新加坡(1978年11月),而且他访问美国(1979年1-2月)回来以后,又路经日本(1979年2月)。因此,中国当时能够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就像邓小平所讲,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
现代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极其难得的“天时”和“地利”,与中国改革的“人和”相得益彰,互为因果。
二、改革初期的有利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历史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凭空而去,它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继承前人的发展过程。正是有前人所提供的历史起点,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超过前人。而今人很快就会变为前人,成为后人的历史起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接力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之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一个机制。当然,后人也很快变成前人,就需要为后来的后人“种树”,这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机制和逻辑,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机制和逻辑。
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就成为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起点,而这个起点又远高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起点。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专门一章介绍1949年新中国的初始条件,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即将出版)一书,专门一章介绍了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很显然一对比,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质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产,创立了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突破发动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约束,采用国有经济的方式,国有资本的积累增长率之快在发展中国家差不多是最高的,年均增速为12.5%,全国资本存量增长了16倍,创下了历史记录。此外来看,毛泽东时代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包括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我为什么用资本这个概念呢?无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资本,它具有长期的回报,也必然反映在改革开放中的物质资本红利、人力资本红利,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包括社会主义制度资本红利。因此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产,成为创立和推动或者说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来看一看党中央当时怎么判断的?反映在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一看毛泽东时代给改革开放奠定什么样的基础?
第一,我们称之为是制度资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当时我上大学时候,读了这段话我还不太懂,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制度资产是改革开放一个基础性、制度性、长期性的资产。由于多次的重大决策失误,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因此毛泽东的失误不在“制(度)”,而在“政(策)”。[10]
第二,在政治上,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政治上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社会稳定,也没有经济稳定。“天下大治”是最大的“公益性产品”。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可以保持4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
第三,在经济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经济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国有经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像中国一样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很难能够真正发展起来的。而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靠的都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殖民主义,在现在的非洲甚至还能看到这些资本主义的痕迹;第二是帝国主义,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日本;第三个是霸权主义。中国工业化与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不是靠侵略。中国如何才能完成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也包括当时的苏联援助,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克服了原始积累的障碍,使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当然这个体制也有它明显的局限性,就是效率不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要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翻烧饼”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是自我变革、不断探索,先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在工业建设上,逐步建立了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1956年党的“八大”上,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出我们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当时就受到挑战:既然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系(指经互会),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这个体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求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此才能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上看,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11]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加了一句话,就是
“建立一个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12]
世界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度尼西亚,包括巴基斯坦,都没有能力建立这两个体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改革开放,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工厂”,这与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个体系包括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科学资本等多个方面。此外,还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这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机制和成功案例,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一旦改革开放就会发生巨大的推力作用。
第五,
在“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人口已近10亿人,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我们用当时的数据算,中国耕地占世界总量的7%(按照新口径是9%),世界6.5%的水资源,要提供22%以上的人口基本生活问题,一个吃,一个穿,就涉及到棉花生产,涉及到生产布等,不要小瞧这几句话。历代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所以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
“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此,毛泽东做了批驳,根据中国解放区的事实,办法就是革命加生产,既能解决吃饭问题。[13]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1978年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49年的2.67倍,但是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244万公顷,但是复种指数从141%提高至151%,有效灌溉面积从24.5%提高至45.2%。[14]当然,我们只能说是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有了这个农业基础,一旦农村改革就会释放更大的农业生产力。
第六个是与现代化最重要的要素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校生突破2亿人,大中专学校培养了近900万专门人才,这就说明中国人力资本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0年达到了4年以上。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目的,即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国际环境视角看,同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具备了很重要的天时地利。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年时世界上仅有25个国家承认中国,而1978年底已经同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特别是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诚如党中央所言:
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是当时(1981年)党中央决议的一个历史总结和基本结论。
我们再进一步从历史的视角讨论当时的初始条件和背景。表1列出了1949年和1978年的主要数据对比,进一步分析为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大大高于毛泽东时代的起点。
表1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和背景比较(1949年和1978年)

a: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Perspective .OECD, 2001:Table 2-22a;
b: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c:作者推算;
d:Crafts.“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1870-1990:Some Revised Estimates”.Enropean Review Economic History,2002(6).495-505。e: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发展水平看,1978年中国人均GDP高于1950年。基于安格斯•麦迪森数据库,1950年中国人均GDP是439国际元(1990年价格),很明显低于1820年的600国际元。到1978年,已经达到了将近1000国际元。这就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1820-1950年的传统农业经济衰落、现代经济相当有限的时代,一个是1950年之后现代经济发展时代。
从总人口规模看,这是最关键的,从1949年的5.42亿人,达到了9.6亿人,净增加4.2亿人。很显然,一个国家需要解决庞大的人口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生活用品问题,还有扫盲教育、医疗健康等突出性的民生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取得重要进展,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重要进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一九开”的基本国情判断,一是10%为现代经济,二是90%为传统经济,与历史上几百年都差不多的所谓的农村地区。到1978年已经有所改观,城镇化率达到17.9%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949年的10%上升至1978年的44.4%,相当于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80年代两个重要的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一最高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为什么?因为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将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先进的现代的工业国。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又提出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目标,在苏联的援助下,加速了国家工业化,当然这一工业化也有自身的效率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化基础。
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估算1949年的数据了。1978年农村国家贫困线人数达到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按2005年价格计算的每人每日平均生活费1.25美元),可能会在8亿人以上。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必须从农村开始,优先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看,铁路里程从1949年的2.22万公里增加至1978年的5.17万公里,还包括公路、水路、航空、邮电、港口、桥梁等,这几乎都是依靠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的,不仅具有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经济意义,还具有帮助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社会意义,最主要的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条件。
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发展角度看,相对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成效。从人口(15-64岁)受教育平均年限的角度来看,我们推算,从1950年的1.0年到1978年的4.0年,相当于1950年的4倍。一方面反映建国初期人力资本水平之低,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增长明显的高于人均收入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能看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现代化。而人民现代化主要是体现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教育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1岁提高到65.8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23岁),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反映了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因素,其中能够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在农村地区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并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这被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称之为医疗服务奇迹,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从人类发展指数(HDI)看,根据美国学者Crafts计算,1950年中国为0.225,当然也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到了1980年,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供的数据,中国提高至0.407。我们估算,中国人类发展总值(HDI与总人口之积,反映一个国家总人力资本或财富),就从1.24亿人HDI上升为4.02亿人HDI,相当于1950年的3.24倍,这是相当可观的人类发展成果。
最重要的是一些其他的基本条件,这就可以从体制背景做一些对比。那么从基本路线看,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所有制结构看,在城市以公有制经济转向混合经济,从经济体制看,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引入市场机制。
从国际背景看,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等方面,很显然,都比毛泽东时代有更好的外部条件。再进一步分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我们有时候往往把它低估了,我们还是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理解,处在一个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初步成长期,因此,有必要做国际上的比较和分析。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有: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增长率超过1%,就可以视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是负增长,即便国民党所说的“黄金十年”,也没有超过这个数据。1952-1978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高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6%),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4.0%,也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6%)。这就为改革开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创造了条件,从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到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是农业的发展。1952-1978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1%,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1.0%降至28.2%,下降了22.8个百分点。从传统农业生产之国(零增长或负增长)转向增长型农业之国(持续超过1%的增长)。
第三是工业的高速发展。1952-1978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5%,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0%左右提高到44.4%。从“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状态转变为世界工业之国、世界工业大国。其中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了3200亿元,相当于1949年之前的100多年积累的全部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跃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第四,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从1952年的2亿就业人员上升至1978年的4.015亿人,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妇女就业参与率明显提高,使总人口就业率从36.1%上升至41.7%。反映了妇女解放(能顶半边天)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获得了不仅是就业红利,还包括性别红利。当然,也要承认在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到1978年社队企业就业人员约有2800万人。
第五,从社会发展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运动,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消灭了烈性传染病,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人口死亡率,提高了人口预期寿命,超过了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并且是在人均收入增长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成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资本。这都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资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此外最重要的是还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这些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有形的无形的资产,从而创立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当然,我们也承认,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如果不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决策和重要的挫折,中国还会取得更大的现代化成果。
因此,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最后一章做了一些所谓的机会成本的计算,这些计算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1957-1978年实际GDP增长率为5.4%,明显低于7.5%-9.0%的长期增长趋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增长率才超过了9.0%的长期增长率。但是,我们要把不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的话,我就用一句话概括: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我们作为后人怎么看待这个失败呢?就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1988年他指出: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5]
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一个坏事,我们要把它变成好事,把教训变成财富。今天我们再从40年的视角来看,它确实变成了一个好事,也就是说那两个重大决策的失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就使得我们后人变得更聪明,就成为后人的成功之母。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的逻辑来看问题,才能使得我们真正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许多改革的有利条件。
第一,与前苏联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计划经济主要覆盖比率相对比较低。苏联几乎是100%,这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和不同地区,不仅农民有自留地,还有大量的“社队企业”、农村贸易市场,农村非农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1/3,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1/10。
第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使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锁定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存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铁板一块”,刘少奇、陈云都主张,我们不能学苏联那样,要搞大计划、小自由。
第三,中国的计划经济曾受到多次强大的政治冲击,是“有控制、无计划”类型,常常“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特别是政治运动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只有“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其他五年计划完成率都相当差,尤其是“二五”计划彻底失败。“三五”计划完成率为82%,“四五”计划完成率为59%,“五五”计划完成率只有22%。中国并不是100%的计划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这就为大力发展非计划经济即市场经济成分留下了很大空间。
第四,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苏联、东欧等国家。中国最高的比例是工业产值,国有经济占到了77.6%,而苏联、东欧国家国有经济比例都高达90%以上,就业比重同样都是90%以上,而中国不足20%。中国并不是100%的国有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本身就是混合经济,这就为发展非国有经济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第五,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并同时存在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之中:在城市,计划内经济与计划外经济;两种不同经济所有制:在城市,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两种不同就业部门;在农村,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在城市,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特征,给中国的经济改革留下相当大的空间,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会选择“双轨制”,形成了特有的渐进改革的路径,不断地从计划内经济为主转变为计划外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市场为主;从国有经济为主转变为非国有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混合经济类型;从城乡经济分隔转变为城乡经济融合,从农业就业为主转变为非农业为主,从乡村就业为主转变为城市就业为主,从乡村人口为主转变为城市人口为主。反映了不只是经济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这一切转型的起点,都与初始条件相关,也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数量、结构、质量的演变。
(待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2。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44页,人民出版社,1999。
[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第26页、第301页。
[4]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
[5]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162-163页,改革出版社,1997。
[6]《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709-17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200-2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162-163页,改革出版社,1997。
[10]胡鞍钢等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5-226页,人民出版社,1984。
[1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84。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0-1512页,人民出版社,1991。
[1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5]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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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上)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作者:胡鞍钢 时间:2018-11-22
一、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
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是偶然的,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导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我没用“经济崩溃”这个词,在我的《中国经济政治史论(1977-1991年》(即将出版)的第二章有一个详细的分析。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社会总产值增长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9%,[3]按GDP增长率看,下降了1.6%,是经济剧烈波动,并不等同于经济崩溃的边缘。[4]事实上,整个国民经济是因为两次政治运动(指“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外部冲击,引起经济剧烈波动。我认为用“危机”这个词表达当时的情况更为准确。而经济和社会危机又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

——赵家有文件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第1版()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
华国锋
同志们!
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形势和任务
同志们!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 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
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197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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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1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1981-07-01

——赵家: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胡鞍钢的文化大革命失败说从何而来?

——独立学者?

——中国人民:赵家篡党夺权,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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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1953-1973年)
1953年
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赫鲁晓夫这个早就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迫不及待地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立即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开始篡夺党政领导大权、他利用“贝利亚事件”和“医生间谍案件”,处决了内务部的一大批高级干部,逐步控制了这个重要的专政机关。他迫使马林科夫辞去了苏共中央书记一职,自己窃据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苏共中央9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从农业方面开始大大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肆宣扬“物质利益原则”,鼓吹发展私人经济。他在报告中还不指名地攻击了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
1954年
这一年,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大规模开荒的决议,认为这是“最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赫鲁晓夫集团还提出了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以及从财政上鼓励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和措施。
在政治方面,赫鲁晓夫开始排挤斯大林时期的干部,主张把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拔到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去,而“坚决撤换”所谓“缺乏知识修养”、“不称职”的人。
11月,苏联东欧八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就10月份西方国家签订关于德国问题的巴黎协定讨论“欧洲和平和安全问题”,并发表了联合宣言。
1955年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政大权的野心又前进了一步。他在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利用所谓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比例问题,对马林科夫进行影射攻击,随之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把部长会议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赫鲁晓夫在经济方面也进一步推销他的修正主义货色,他提出了“对社会的一切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的论点。在他的策划下,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实行“以商品产品的产量为出发点”的“新计划制度”,以简单的商品订货合同代替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集中统一的计划领导。同时通过一系列决定、命令和措施,扩大苏联各部部长、地方领导人和企业经理、厂长直至工段长和工长的权力,允许企业各级领导有权随意处分、开除工人及决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允许企业自由出售所谓“多余的”生产资料。
这一年,苏联在欧洲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最高苏维埃于1月发布关于结束苏联同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5月,苏联同东欧国家签订华沙条约,同月,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一起发表了苏南联合宣言。6月,批准苏联承认奥地利中立并撤退驻奥地利苏军的条约。9月,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要阿登纳帮助“对付赤色中国”。11月,苏联和西德建立外交关系,同月,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
1956年
苏共于年初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他在会上提出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和”路线;作了秘密报告,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全盘否定斯大林。大会以后,在全苏联展开了反斯大林的运动,丑化苏联共产党,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过去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从下半年开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逐步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推行,赫鲁晓夫集团在苏共二十人选举中排挤了苏共十九大选出的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央委员。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解除了其洛托夫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不久又解除了卡网诺维奇和萨布罗夫在政府中的重要职务。
在经济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强化对工人阶级的压榨和剥削。
苏共二十大在国际上引起反共浪潮,西欧各国共产党内部和东欧各国形势动荡。4月,苏共等八个党发表公报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报局活动;9月,赫鲁晓夫以私人身分再次访问南斯拉夫;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和波兰党领导改组;10月底,苏联政府发表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基础的宣言》。此外,苏联还向美国提出了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同日本签订了结束战争状态并恢复邦交的联合宣言。

——赵家与苏修合拍不合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赵家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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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1953-1973年)
1973年
这一年,苏修统治集团内部经过长期的明争暗斗之后,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加强了他个人的集权。宣传上在保持“三驾马车”情况下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作用,吹捧他“个人的巨大贡献”,5月,授予他国际和平奖金。同时,苏修上层统治集团表面“团结”、“平静”的局面已开始打破,在4月全会上撤掉了政治局内同勃列日涅夫意见不合的谢列斯特和沃罗诺夫,把主管国防、外交、公安的格列奇科、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三人提升到政治局,还降了波利扬斯基,升了罗曼诺夫。随着在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在中下层干部中也加紧进行排除异己的清洗活动。
在经济方面,这一年开始大力推行联合公司,工业改行三级、二级管理体制,并试行推广核算利润和根据纯产值指标来制订计划等一系列措施,由于1972年农业大歉收,加剧了经济的比例失调,不得不调整计划,压低指标。同时,又大量乞讨西方贷款,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走访美国、西德和法国,大搞“经济外交”,企图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来整饰经济。从1964年到1973年底,苏联向西方借债七十一亿美元。
勃列日涅夫5-6月访美期间,苏美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7月,欧安会第一阶段会议开始举行。10月,中东再次爆发战争,战后美苏在中东的争夺进一步加剧。此外,年初越美签订了停战协定。

——苏修二十年

——试行推广核算利润和根据纯产值指标来制订计划等一系列措施

——大量乞讨西方贷款

——企图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来整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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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篡党夺权二十年呢?

我国全面建立劳动合同用人制度 全国城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占职工总数98.1%第1版(要闻)
专栏:
  我国全面建立劳动合同用人制度
  全国城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占职工总数98.1%
  本报讯 记者白天亮报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1月1日实施以来,5年间我国已全面建立起了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劳动合同用人制度。全国城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职工占到了职工总数的98.1%,私营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也有较大增长,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稳步推进,全国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的集体合同已达18万份。按照规划,到2000年末,适用劳动法的各类用人单位将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
  据介绍,劳动合同制是劳动法的核心之一。这一制度的建立,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已初步确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关系变成了两个主体之间的平等的契约关系。劳动者平等自愿地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活跃的因素;用人单位既要行使好用人自主权,把劳动者组织到生产中去,又要充分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通过调控劳动力市场和搞好劳动力市场的监督,保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达到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
随着劳动法的实施以及劳动合同制的建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进一步强化。出现劳动争议时,职工已能运用法律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和法律途径解决。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也依据劳动法建立起了监察机构,认真开展了监察执法工作。到现在我国已有各类劳动保障监察机构3247个,专兼职监察员3万余人,5年来共监察用人单位300余万户次,查处劳动保障违法案件70多万件,责令用人单位与2612万名劳动者补签了劳动合同,责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补发工资等待遇32亿元、补缴社会保险费24亿元。全国共建立了3191个劳动争议处理机构,5年来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6.7万件,其中集体劳动争议1.8万件,依法保护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基本劳动标准也得到了积极落实,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公布了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工时标准、女职工及未成年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劳动标准也得到了贯彻执行。
2000-01-03

——赵家全面实行雇佣制。

——洗净姘:特色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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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企图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来整饰经济。

——赵家直接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来发展经济

邓小平主张多吸收外资 会见王安时指出外国企业家在华投资最没有风险第1版()
专栏:
邓小平主张多吸收外资
会见王安时指出外国企业家在华投资最没有风险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虞家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王安电脑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安博士时说,他主张多吸收一些外资来加快国家的建设步伐。至于偿还能力,中国人不担心,外国投资者也不必担心。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最没有风险。
邓小平对王安说,“你在美国很出名、国际上也很出名。你现在是家大业大。这是你自己奋斗出来的。中国这个市场大得很,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来,希望你能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王安表示,他将尽力而为。他说,王安电脑中国有限公司和上海市电子计算机工业公司已经合资兴办了上海王安电脑发展公司。他将去上海参加定于10月11日举行的公司开业仪式。
王安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移居美国。由于他在计算机科学和事业上的成就,被列入世界名人录。他创办的王安电脑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华人企业,有雇员三万多人。
王安向邓小平谈到了他来中国后看到的一些变化。
邓小平建议王安博士到中国各地看看,以便有一个比较。他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我们讲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穷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一步一步富起来。
1986-10-09

——中国需要外资吗?

——洗净姘:学习和继承刘少奇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

——向美帝暗示?

——赵家要安抚刘少奇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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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拖”又大上了第1版()
专栏:
“江拖”又大上了
编者按:江西拖拉机厂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今年有八个月没有生产。粉碎“四人帮”后,工人扬眉吐气,精神振奋,车间马达轰鸣,机器欢叫,今年最后两个月就生产了一千多台拖拉机。
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打倒“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我国国民经济会很快搞上去。这是全国大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
本报讯 请看江西拖拉机厂今年一月到十二月在“四人帮”干扰、破坏时和打倒“四人帮”后的生产情况:
一月份:四百台拖拉机。
二月上半月:五十台。
二月下半月至十月上半月:一台未生产。
十月下半月:五十台。
十一月份:四百台。
十二月份:已经生产六百○六台。
这是一笔政治帐。它说明“四人帮”的黑手插到哪里,哪里的革命和生产就遭受破坏。它说明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迸发出来,必然会出现大干快上的新局面。
去年下半年,这个厂的党组织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对全厂进行了初步整顿,造成了较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今年一月份生产了四百台拖拉机,创近年来一月份生产最高纪录。二月份,“四人帮”进行干扰、破坏,工人群众克服困难,还生产了五十台。“四人帮”的亲信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恶狠狠地说:“江拖是在全省最有影响的单位,要把它搞乱,搞得越乱越好。全厂瘫痪了,生产搞不好,路线错误的帽子就扣到他们头上了!”为达到这个罪恶目的,厂领导一开会研究生产,他们就骂:“‘还乡团’又在搞‘唯生产力论’”;领导干部一抓生产,他们就说“正在走的走资派”“以生产压革命”;工人上班被说成“为走资派卖命”,“为错误路线生产”。他们煽动停工停产,唆使一些人堵住大门,不准工人进车间,或把工人从车床边强行拖走,甚至拉掉电闸,关闭水管,破坏生产系统。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江西拖拉机厂三至九月完全停产,靠国家贷款过日子。两年多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厂一共少生产了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台拖拉机。老工人气愤地说:“只有国民党才会说他们的路线正确。”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厂干部和工人兴高采烈,决心大干快上,把落后面貌变过来,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广大工人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分工种,不分班组,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许多退休老工人主动回车间。原来预计要两三个月才能恢复生产,由于工人们鼓足干劲,一个星期就全面做好了恢复生产的准备工作,并且在十月份的最后几天生产了五十台拖拉机。全厂工人提出要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生产一千台拖拉机。真是说到做到,在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的那天,他们超额完成了这个任务,五十六天生产了一千○六台拖拉机。
1976-12-29

——赵家五毛胡鞍钢:我没用“经济崩溃”这个词

——这是四人帮破坏还是赵家在破坏?

——周恩来现代化是什么?

——年产5000辆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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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关于一九七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1979年6月27日
一九七八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国内外贸易都取得了新的成绩;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五千六百八十九亿八千万元,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点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国民收入在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八的基础上,一九七八年又增长了百分之十二。

——赵家为什么不公布1949年—1977年的统计报告呢?

——赵家五毛胡鞍钢:在我的《中国经济政治史论(1977-1991年》(即将出版)的第二章有一个详细的分析。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社会总产值增长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9%,[3]按GDP增长率看,下降了1.6%,是经济剧烈波动,并不等同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赵家狗杂碎:饿死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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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北京市公安局长 刘传新
1976.05.22
〔说明:关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首都体育馆作过一个题为《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当年十月,四人帮被捕,刘传新在年底自杀。这个报告,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有一定帮助。本文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市委统一部署指挥,依靠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紧密配合,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迅速粉碎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两项英明决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为了使大家了解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追查反革命,现在把有关情况分作五个问题,向同志们作个汇报。
第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疯狂表演的。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大表演。

——赵家五毛胡鞍钢:事实上,整个国民经济是因为两次政治运动(指“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外部冲击,引起经济剧烈波动。

——颠倒黑白的是谁?

——赵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中国人民: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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