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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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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三千万的责任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人说饿死三千万以上,有人说没有这么多或者没有饿死人,到底有没有饿死人或者到底饿死多少人,恐怕没有人能够统计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是有很多人饿死的。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耕种的方法原始,耕种的工具落后,再加上分配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饿死人是正常的,而不饿死人则是非常不正常的。比如解放后的1956年,广西饿死人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延续和反映。好在当地的领导人及时发现问题,并妥善解决了问题,受到了中央的表扬。所以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这个话虽然说的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蒋介石,慈禧太后可以这样说,历朝历代的官吏都可以这样说,而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绝对不能这样说 ,特别是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更加不能这样说,如果他真的这样说了,那就说明他是一个标准的不顾百姓死活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应该说,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当政的新中国,大规模饿死人是极其不应该的,也是极其不正常的。当时,虽然有很多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也有苏联逼债的情况,如果全国科学合理的统筹,这些问题对于这么大的中国来说,根本不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过于严重的影响。据我老家的老人说,58年59年都是大丰收,但是59年秋的粮食很多都烂在地里了,没有收回来。而且尽管粮食没有收回来,大队仓库里还有粮食。但是,在我老家,当时有很多人饿死。
       这说明饿死人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原因应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里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基层官员,而是有一定级别的高级官员祸害的结果,所以应该叫三分天灾,七分官祸更为确切。
       既然有人饿死,那就要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虽然当时的中央以及报纸,电台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到处刮五风,但是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全国22个省,3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饿死人最多的却是集中在五个省河南,四川,安徽,甘肃,山东等自然条件并不是最恶劣的地区。同样一个省,每个地区,每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也不一样。由此看来,在一线工作的各个省,地区的领导们首先要对饿死人负主要责任。比如著名的信阳事件,河南虽然其他地区也有人饿死,但是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特别突出,所以,信阳事件的直 接领导人,地委书记路宪文对于信阳地区饿死人应该负主要责任,至少60-70%以上的责任。河南省的领导人应该负20%左右的责任。
       其它几个饿死人的省,那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地方领导人应该负70-80%以上的责任。
     比如四川的李井泉,作为四川的省委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对于四川饿死人应该负80%以上的责任。毛泽东给干部的信,他扣押不让传达;四川饿死人后,他的职务没有变化,权力反而更大了。贵州省委书记周林被他撤职,毛给他说情,希望恢复周林的职务,他根本不听;毛让彭德怀参与三线建设,加强军工的生产和 开发,他处处限制彭德怀的行动。看看毛给李井泉的:井泉(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我在这里还有个要求,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如事先不知道是毛写给李井泉的信,肯定误以为是一个下级向上级祈求写信呢。李井泉为什么这么牛?显然是有人给他撑腰,那就是刘邓。
     认为省地区级领导应该负主要责任的,还有当时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刘邓等,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总结饿死人的经验教训的时候,刘邓的报告首先是要批分散主义的。所谓分散主主义,就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或者是过于民主,各地区的权力太大。
    但是,毛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说刘的报告他没有看完,发给各位代表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把这句话给去掉了。但是,现在看来,分散主义的造成饿死人的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样算下来,中央有20-30%的责任,那么中央的什么人应该负多少责任呢?
       首先是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周,邓,谭震林应该负20-30%的95%以上的责任。
       而刘作为最重要的主持一线工作领导人,应该负其中的最主要责任,就是中央的20-30%中的60%以上。自从1956年,刘就开始不公开地主持中央工作,党的8大以后,他基本上就是一线工作的一把手,59年又当选国家主席,他从形式上正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55年打掉了高饶集团,使党内没有了反对声音,57年反右,反掉了党外的反对声音。正是他当选国家主席之后,中国就马上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这是巧合吗?绝对不是,而是刘掌权后制定和执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不仅是大炼钢铁,刮五风,吃食堂倡导者,更是坚决执行者,比如最早的吃食堂就是在河北徐水县,1958年就开始吃食堂。而这个县是刘亲自抓的一个早期实现共产主义的典型,然后全国推广的。
      中央领导人中另外一个虚报产量,刮五风,吃食堂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是谭震林。由于大家在讨论饿死人这一问题的时候,有的是故意抹黑毛,有的是替毛辩护,把责任推给刘邓,而把饿死人的重要责任人谭震林给漏掉了,他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当然这个书记处是归邓管的。当时主要是农业出问题,农村饿死人,他首先应该负责。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很多口号,都是他发明的,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他提出来并到处推广的。亩产万斤也是他发明并推广的,有很多地区说达不到亩产万斤,他也一定强求他们报亩产万斤。河北的徐水,也是他鼓吹并且推荐给刘少奇的。另外,信阳事件已经发生并被发现饿死人,也是他反复多次不让监察部向上报告的。他至少应该对中央的20-30%的责任中的30%以上负责。所以从此以后,他被称为不负责任,到处乱吹牛放炮的谭大炮。
      毛的责任可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从当时的情况看,饿死人还真真正正不应该由毛负主要责任。毛的责任是失察和把权力过于放心地交给刘周邓谭,应该负中央的15-20%的责任1-5%的责任。
      剩余的,应该是周,邓的责任。邓除了一张站在稻子上的照片,还没有看到他其它的关于大炼钢铁,刮五风,吃食堂的言行,因为都被邓屏蔽掉了。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书记处总书记,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要说他没有责任,根本不可能。
       关于周的言行也不多,不过他一直作为副手,负责具体工作,配合一把手工作,责任应该会小一些。。
      在这里,赵紫阳也应该担负1-2%的责任,虽然当时他当领导的广东没有饿死人,但是,他的一个反瞒产的报告,经中央批准,推向全国,对于饿死人事件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恶性作用,使全国多饿死了很多人。比如我老家在反瞒产运动中,除了饿死人,还有很多人被打死。
       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个是河北徐水县的典型,另外一个是信阳事件。
       本来在解放前,徐水是非常穷苦的。解放后,由于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不仅生产得到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全国应该是走到了比较前列的。谭震林发现了这一典型后,报告了刘少奇,刘看了材料之后,觉得很好,就作为自己的一个共产主义典型来试点。刘不仅在毛去徐水的8月份之后于9月份去过徐水,还在毛去之前的5月份和王光美一起去过徐水,并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亲自组织一大批人在里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毛在去过徐水之后,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派人去调查,果然发现徐水确实有很多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毛去之后的一个多月左右的10月份,毛就要求不要再宣传徐水典型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徐水搞法,中国肯定会象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那样,所有人都很有可能会进那种共产主义集中营。
        再以河南信阳事件为例,60年2月份就发现饿死人的问题,中央监察部要上报中央,可是谭震林不让报。到了4月份,饿死人越来越多,就又派人去调查,结果的确是饿死人的问题更加严重。报告在6月份,7月份分别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手里,他们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一下,饿死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吴之圃还继续当他的省委书记,在10月18号还给陈云吹牛说河南仍然可以调很多粮食给中央。10月24日,李富春不知道为什么把信阳事件的报告送到了毛的办公室。毛看完之后,马上批示:“刘周上午即看,下午讨论一下解决办法”。要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的日程是至少一周前就已经安排好了,毛打破惯例安排,让刘周当天就要讨论解决办法。这充分说明,毛对普通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把普通百姓死活当作天大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在毛的心里,什么军国大事,都没有老百姓的性命重要。而刘
周邓谭明显不是这样想的。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是第一次知道信阳事件的情况。但刘周邓早就知道,谭应该更加清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办法来认真解决农村百姓饿死人的问题。他们甚至象李井泉那样,对老百姓的死活是无动于衷,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
      自从毛看到信阳事件的报告后,毛才真正认识到刘邓谭等人给老百姓祸害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所以毛不得不亲自,直接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在毛的坚决要求下,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很多根本性的改变来纠正过去的错误。毛并且派出了大量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警卫下到农村去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并把1961年作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从而使饿死人的事情彻底不再发生。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应该是一个关于饿死人事件的总结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与毛、周,谭等领导人的主动检讨不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做检讨。他不仅不做自我批评,还鼓动彭真,邓小平等把责任往毛的头上推,他自己也暗示代表们批毛,以达到他们篡位夺权的目的。结果,这种阴谋刚刚一开始,就遭到周,陈伯达等人的激烈的,针锋相对的反对和批驳而不得不停止。特别是林彪当时的讲话,使他们的野心才彻底缩了回去。林彪的讲话,应该是对饿死人事件比较准确的总结发言,特别是说道:“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经过40年的所谓改开检验,这些话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经典说法和关键所在。
        网上还有很多网友对那一个时期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比较,认为毛几乎从来没有鼓动过刮五风,并且一直是批评刮五风的。另外,河南的吴之圃,四川的李井泉后来被邓平反,邓还亲自给他们给吴之圃开追悼会,还给李井泉人大副委员长。这就说明他们是一条线上 的人,说的不好听一点,他们就是一丘之貉。
      杨继蝇的书罗列了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很难能可贵。不过,可惜的是,他预设立场,先定结论,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毛一个人头上,所以他的推理过程也是错误的。这就如同做研究,他有实验结果,但是,因为他预设的结论是错误的,推理过程当然是错误的,所以他的那本书没有太大的价值。
     所以,饿死人的责任,如果排除自然因素(自然灾害大概占30-40%),饿死人的省,地区(市)级领导负70-80%的责任,刘10-20%,谭5-10%,毛1-2%,周邓1-5%,赵紫阳1-2%。当然饿死人持续发生于1959冬天到1960年年底,时间跨度很长,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能象1+1等于2那么简单,这里只能大致量化。
[ 此帖被maostudent在2018-12-21 02:56重新编辑 ]
  
  
  

 
 
顶端 Posted: 2018-12-21 00:2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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