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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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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毛主席的诗“肉麻”?还是胡适反动!

2010年4月25日《苹果日报》副刊登了一篇董桥的文章:〈胡适的字〉—— 回忆胡适五十年代滞留美国时为朋友题字的情景,曾为香港美国新闻处、英国广播公司效命者于文末突然笔锋一转:

“骂他也好,捧他也好,胡适是胡适。没有他,中国新文化运动难免少了一份久远的光和久远的热。1956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对一批知识分子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那年,‘胡适的幽灵’还在大陆游荡,胡先生倒在美国讲学讲到翌年元月,12月9日还到傅汉思、张充和家里静静写字,一笔一画都不苟,都那样端正、那样干净、那样顽固,也那样体面:胡先生贪恋的是这份境界。”

毛主席眼中抗拒人民革命的贪恋顽固份子在他笔下成了别有境界者,如此拔高胡适,不由让人想起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的忠告:

“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当北平和南京的报纸上刊载着,我南飞抵京的消息,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们来替他们捧场的,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最近有一天,我去过你住的东厂胡同,房子里现在有别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谈天的时候,记忆清楚地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是怎样的陈设,旧主人是怎样的研究水经注,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从前一样,真不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昨天北平人民日报载你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一段说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说‘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恃’。你还在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桥梁,你还有如此奇特的谈论,这使我不禁惊异!难道你真以为借来的美援和那少数反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可以抵得过人民的武装吗?难道你真看不出中国的应走道路吗?”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论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国民党也好,是为个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总应该明白这是违反人民大众的意思,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我现在很诚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结果陈垣的大义相劝换来在政治报告上“只看蒋介石那一本”者的不识大体,次年1月9日胡适在其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二卷三期上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挟自由之名,对“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左一声挖苦,“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右一句揶揄,“一个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胡适其实该想想,自己不也三番两次敦促陈垣跟著国民党走吗?为什么老友对你苦口婆心就变成“可怜的”“不自由的”“思想罪犯”?

可嘆的是,当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胡适还在旧金山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政权桥梁的美梦时,就在两天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炮击了侵入长江的英国帝国主义“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由此中国共产党所展示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信,更在大范围鼓舞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对新中国的向心力。

例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提及:

“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一书就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傅鹰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一贯忧国忧民。1949年,他在美国听到解放军渡江作战炮击英舰紫石英号的消息,十分激动,便毅然抛弃大学系主任的职位,携同正怀孕的妻子回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起也自述:

“在旧社会国家受帝国主义欺侮,知识分子也没出路,当然也就难有作为。当得知解放军英勇炮击阻挠我大军渡江的英帝国主义军舰‘紫石英’,迫使它夹著尾巴逃出长江口外时,才使我长长地吐出了憋在心中多年的闷气。这一炮击大大地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使我扬眉吐气。”

《天津•香港一脉情》中陶行健先生则回忆:

“有一件特别引起我们这些青年海军人员关注的事,就是英国派出军舰闯入我内河长江,企图阻挠威胁解放军渡江,受到解放军炮击。……企图在长江中解救‘紫石英’的英舰之一重巡洋舰……回港后就停靠在我们近旁的码头上,舰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见。这个事件,使我们认识到共产党有骨气,敢于教训到我们中国内河来宣扬武力的洋人,也使我们感到扬眉吐气,长了威风。”

更能彰显时代意义的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当年对解放军发炮英舰的反响,2018年4月9日《解放军报》于“一生为国铸核盾”者百岁生日前作了牵动人心的报导:

“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苦难岁月,程开甲边流亡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在浙江大学就读的四年中,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搬了7个地方,被称为‘流亡中的大学’。

中华之大,竟然没有一个求知青年安放课桌的地方。多年以后回忆起往日的一幕幕,那份悲愤和苦楚,程开甲仍刻骨铭心。

1946年,程开甲来到英国求学,尝尽了被人瞧不起的滋味。有一次去海滩游泳,几个中国留学生刚下水,英国人就立即上岸,还指着他们说:‘有一群人把这里的水弄脏了。’

‘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出头之日,海外的华人心中都很闷、很苦。’他说。

1949年发生的一件事,让程开甲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即使已经过去60多年,程开甲仍然能够清晰记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4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苏格兰出差,看电影新闻片时,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看到中国人毅然向入侵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紫石英号事件,让程开甲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给家人、同学写信,询问国内情况。先他回国的同学胡济民告诉他:‘国家有希望了。’那一刻,程开甲决定回国。

1950年,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开启了报效祖国的人生之旅。”

现今于网路视频仍可见一幅动人的画面———当这位“中国核司令”90高龄回忆起往事,仍然控制不住内心激动,他以拳头猛击桌面说:“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真是高兴啊!” 、“我就知道,我们有这一天能够这样子的!”话一停,他掩面而泣,久久不能自己……

程开甲、杨起、傅鹰等乃至稍后回归祖国的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诸人的献身精神对比出胡适之流所贪恋的境界不过一自绝国人的买办知识分子罢了。

回想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十一日在九一八周年前夕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反思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屡遭失败的原因,他点出:

“病根太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但是我们还有一层很重大的困难,使一切疗治的工作都无从下手。这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就像一个身体没有一个神经中枢,医头医脚好像都搔不着真正的痛痒。”

“这六七十年追求一个社会政治重心而终不可得的一段历史,我认为最值得我们的严重考虑。我以为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并举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做对照:

“试看日本的维新所以能在六十年中收绝大的功效,其中关键就在日本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失掉他的重心:这个重心先在幕府,其后幕府崩溃,重心散在各强藩,几乎成一个溃散的局面;然而幕府归政于天皇之后(一八六七),天皇成为全国的重心,一切政治的革新都有所寄托,有所依附。”

“日本与中国的维新事业的成败不同,只是因为日本不曾失掉重心,故六七十年的工作是相继续的,相积累的,一点一滴的努力都积聚在一个有重心的政治组织之上。而我们始终没有重心,无论什么工作,做到了一点成绩,政局完全变了,机关改组了或取消了,领袖换了人了,一切都被推翻,都得从头做起;没有一项事业有长期计划的可能,没有一个计划有继续推行的把握,没有一件工作有长期持续的机会,没有一种制度有依据过去经验积渐改善的幸运。”

最后发出语重心长的期许:

“我们要御外侮,要救国,要复兴中华民族,这都不是在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上所能做到的事业。我们的敌人公开的讥笑我们是一个没有现代组织的国家,我们听了一定很生气;但是生气有什么用处?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所以缺乏现代国家的组织,是不是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曾建立起我们的社会重心?如果这个解释是不错的,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方才可以早日建立这么一个重心?这个重心应该向那里去寻求呢?为什么六七十年的历史演变不曾变出一个社会重心来呢?”

所以他主张:

“用人功创造一个出来。这个可以用人功建立的社会重心,依我看来,必须具有这些条件:

第一,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结。
第二,必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
第三,必须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
第四,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的感情与意志的大目标:他的目标必须是全国的福利。
第五,必须有事功上的成绩使人民信任。
第六,必须有制度化的组织使他可以有持续性。”

这样切中要害的分析是可行的。他曾如此哀嘆:

“革命领袖之中,孙中山先生最后死,奋斗的日子最久,资望也最深,所以民十三以后,他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不幸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六七十年的历史演变,仅仅得这一个可以勉强作社会重心的大结合,而终于不能保持其已得的重心资格,这是我们从历史上观察的人所最惋惜的。”

但诚如前揭陈垣所言:

“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

既然早在一九三二年胡适就已经看出国民党:

“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为何没去注意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在井冈山已然奋战近五年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往后的岁月里何以未关注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意义?又为什麼视而不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大批青年男女奔赴延安的救国热潮?试问此时已站在历史浪潮前端的中国共产党不就具备他所期盼:“一个大的团结” 、“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 、“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 、“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的感情与意志” 、“有事功上的成绩使人民信任” 、“有制度化的组织” 等足以“用人功建立社会重心” 的条件了吗?没错,百年来在内忧外患中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已代胡适做出坚定的答覆,然而他在流亡中依旧顽固地紧抓孤偏不放:“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这真应了他于前揭文所警示:

“三十多年的民族自救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前进的新势力和反动势力同时出现。”

口口声声“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者可曾知道支持蒋介石必然沦为站在道义的反面去造孽的反动势力?

当1959年3月11日已回台湾投效蒋介石的胡适读到毛泽东诗词时,在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这样吹毛求疵,完全无视于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伏虎过程中,牺牲了六位亲人的情操与伤痛。骄杨虽失,终究埋葬了骑在人民头上的的国民党蒋记政权;忠魂泪飞,人间毕竟迎来了正义的胜利。

胡适读毛诗而觉“肉麻”、“没有一句通”,恰恰映照出读不懂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者,“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 、“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的顽固反动本质。
[ 此帖被古明浩在2019-01-01 16:37重新编辑 ]
  
  
  

 
 
顶端 Posted: 2018-12-26 13:39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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