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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汝信: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余汝信


  陈伯达是毛泽东时代中共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十年文革期间,陈是众所周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的中共第五号人物,陶铸倒台后,更排名第四,地位显赫。惟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被毛抛弃,毛以《我的一点意见》指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此言一出,举国谔然!既然从来没有配合过,何以能成为毛亲自钦点的第五号人物?

  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二子陈晓农,为其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出。近日,由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在香港出版(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正如该书封底的简介所言,陈晓农“自幼与其父一起生活在中南海。从陈伯达被准许保外就医到去世的八年间,一直与作者朝夕相处。由于此时陈伯达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心中的诸多冤屈和不平又无法与外人道,只有儿子可以无话不说。陈晓农又是一个有心人,往往将父子间的交谈引向对历史的回顾,且有意识地将陈伯达的谈话做了笔记。如今陈晓农参照这些笔记,仔细回忆了父亲的谈话,并搜集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作为佐证,编纂了这部书。由于是父子交谈,陈伯达没有想到将来会公诸之世,故不必象当今大多数历史著作、传记和回忆录那样需要故意回避许多事与人。因此,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这些话,应该说是中肯的。
 
 (一)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以下简称《陈》),大体上可分为陈氏早年经历至文革前夕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两大部分,两者在篇幅上的比例大致为六四开。前一部分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当为陈晓农对自己所经历的十五年中南海生活的描述,以及陈氏父子以其独到的视角对中共高层人物的一些观察。
 
1.对高饶事件有自己看法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中共建国之初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从五十年代初事发至今,中共对此事件的官方说词基本没有变化。而据陈晓农说,对于高饶事件,陈伯达晚年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陈伯达称:“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把高饶的问题作为敌我问题来处理,其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总之,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当时如果把高饶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就会比较妥当一些。”(《陈》页120-121)

  陈伯达又说:“高岗和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对革命是有功劳的。高岗过去打过仗,但他文化不高,实际上只是个草包,不值得把他的问题搞得那样严重。高岗倒了以后,西北的一些同志是有意见的”。(《陈》页120)

  说高饶事件将党内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历史效果不好,无疑是对的,但陈说高岗“实际上只是个草包”,则恐怕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高岗应该还是有能力的,只不过斗不过毛罢了。

2.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来关系不甚融洽。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陈》195-196)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实,有欠公平。

3.与杨尚昆一直合不来
 
  陈伯达忆及早年在苏联的岁月时,谈到与杨尚昆等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我在苏联时,一直是受王明一派打击的。回国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转变了态度。1931到32年,陈原道和殷鉴同我一起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两人对我很好,诚恳向我表示了歉意。1937年我到延安以后,张闻天也对我很好,对我很关照。但是,杨尚昆却与我一直合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解放时,我主持党校的工作。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我向他要办校的经费,他就不肯给,说没有钱。等到我离开党校,杨献珍主持党校,向他要钱时,就很容易要到了。还有,解放初毛主席要我搬到中南海住,当时中南海房子不好找,刘少奇同志说他就要搬到新盖的房子去,他现在的房子可以让给我住。我去跟杨尚昆说了少奇同志的意见,他却说:‘那个房子你不能住!’我只好另找别的地方。可后来,杨尚昆自己去住进了刘少奇原来的房子。总之,别人不能住,他自己却可以住。”(《陈》页20-21)

  大概是受了父亲对杨尚昆看法的影响,陈晓农笔下对杨也多有批评。如谈及中南海生活一段,陈晓农借中南海西楼厨师的口说“在这儿吃饭的几家,数杨尚昆家的饭不好做,他们老爱吃西餐大菜!”又称:“杨尚昆爱吃的西餐大菜,我们家从未吃过。杨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钊年轻在苏联居住多年。他们爱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钊的衣着也保持着苏联人的习惯样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袜子而不穿裤子,在中南海里显得很特殊”。(《陈》页231)

  陈晓农还有意识地提及杨受毛“严厉批评”的一件事:“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兴土木,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的管辖下,也曾准备大拆大盖。当时 ,陈伯达闻讯后很生气,曾在家里和刘叔宴商议,如果中南海大兴土木,就搬出中南海,并告诉我们兄妹准备搬家。不久,杨尚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擅自决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为中央军委的办公处)拆掉了。毛泽东回北京后,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发现居仁堂不见了,很是生气,严厉批评了杨尚昆,终于制止了杨尚昆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的计划”。(《陈》页221)
 
4.陈伯达与陆定一:谁比谁更左

  以陈伯达在文革中表现而言,一般认为他是中共党内激进的极左派。但陈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党内比他左的人,所在多有,如陆定一。

  在谈及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曾说要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而后却无疾而终的具体原因时,陈伯达说:“那时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提的很好。开始毛主席也没有表示不赞成,但是中央有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他和周恩来争论的很厉害,僵持不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主管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放到一边去了”。(《陈》页225-226)

  陈晓农就陆定一此事写道:“胡乔木说过:‘历史是不能删改的’。陆定一率先反对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一件事关中共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历史事实。其后,毛泽东从犹豫不决转变为完全接受了陆定一的观点,并对陆定一的观点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共中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而陆定一本人,也因促成这一政策中的作用,于1964年为加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兼任文化部长,取代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茅盾同志。这种状况为期不长,1965年,发生了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骂林彪全家的事件,陆定一受此事株连,被中共中央决定立案调查,随后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陈》页228)

  不管陈晓农的论断是否正确,以上一段史实上却有一些时间上的误差。陆定一担任文化部长的准确时间是1965年1月,被立案审查是在1966年5月,两者时间上都比陈晓农所言向后推移一年。
 
5.陈伯达与薄一波:谁是叛徒
 
  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被指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在口述回忆中,陈伯达对这一连串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有关“叛徒”的罪名,陈晓农写道:“当代中国的政治要人薄一波在近年所写的回忆录说,他在出狱到达延安之后,曾经向刘少奇揭发了陈伯达‘叛变出狱’的问题,可刘少奇却回答说:‘他(指陈伯达)当个秘书还可以吧’。

 “按照薄一波的回忆录,刘少奇成了包庇陈伯达的包庇犯。因为刘少奇不仅不将陈伯达开除出党,反而认为他可以担当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人所共知,中央主席的秘书是一个直接接触党的核心机密的重要职务。中共对于叛徒一向有极严格的纪律处置。……刘少奇既然接到了薄一波的揭发,却不按照党的纪律规定开除陈伯达的党籍,还要安排他当毛泽东的秘书,而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对于陈伯达当选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随后递补为中央委员),也不采取组织措施加以阻拦,这岂不都是咄咄怪事?薄一波还说他在延安见到陈伯达以后,陈伯达很尴尬。可是据陈伯达本人生前所讲,薄一波当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听陈伯达讲课,对陈表现得格外亲热。建国初期,他们两人同往天津搞调查时,同住一所房子,彼此亲密无间。而且还有不只一人亲眼见过薄一波在1965年专程到陈伯达家中,与陈伯达亲切交谈。更何况薄一波曾与陈伯达同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朝为官’十余年,经常同堂议事,对这些情况,薄一波又该如何解释呢?”(《陈》页32-33)

  文革中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革后得以平反。以陈晓农的说法,事实上薄一波等当年是在中共中央同意“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的前提条件下,却发表了《反共启事》出狱的,陈晓农认为,当薄诬指陈伯达是叛徒时,实际上是为自己做过的事有点儿心虚。

  陈伯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他们平反是应该的。那件事责任不在他们。但是薄一波自己平反了,就说别人是叛徒,这就没有道理了。除了薄一波,其他人好像没有这样。七大时,薄一波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八大时,他的好朋友安子文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安子文又长期担任组织部长。我如果真有问题,他那时说一句话,我能当选吗?他现在有了权,就可以不讲道理了”。(《陈》页350-351)

  陈晓农写道:“笔者以为薄一波本不必为这个历史的环节感到心虚,毕竟那时环境复杂多变,难以不出纰漏。他已获平反,无人再议此事,可他偏偏放心不下,以为陈伯达接触情况多,是半个知情者,若不封住其口,心中总是不安。而封住其口的绝好办法,就是继续维持文革中给陈伯达戴上的‘叛徒’帽子。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把人定为叛徒,才能抹杀他的一切,他所做过的一切有益的工作,他所说的一切话,统统都被视为假的,无人再敢相信。当年薄一波对不服从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决定的刘格平那样耿耿于怀,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病”。(《陈》页355)
 
6.陈伯达眼中的毛刘、毛林关系
 
  本书似缺乏陈伯达对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人物的较为系统的单独评价。书中仅有数段谈及毛刘、毛林关系。

  有关毛刘关系,陈晓农曾问陈伯达:“毛主席认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如果刘少奇真的掌权,他也并不会搞资本主义吧?”

  陈伯达说:“这个事不好说。少奇同志过去做过许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写得也很出色。他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在和王明路线做斗争时,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风以后,少奇同志的地位提高到党内第二位,这与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少奇同志的思想有时变化又很大,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他做事有时也是武断的,别人不容易和他商量问题。可以说,他和毛主席的脾气比较相似。没有在工作上和他接触的人觉得他很温和,实际上不然。

  “从他的思想来说,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岐大概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给续范亭的一封信。续范亭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当时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话,表示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和战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意见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1年对待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批语,毛主席有过批评意见。但那时的不一致,是党内同志之间的正常现象,毛主席并没有当成大的问题。从总的方面说,毛主席对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后高岗拿少奇的天津讲话攻击少奇,说少奇不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当时毛主席是反对高岗的,是保护少奇的。当然,高岗的话可能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后来毛主席继续与少奇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就把过去的分歧联系了起来。

  “刘少奇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不好说,历史不能假设。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继续中苏友好。

  “毛主席后来整少奇同志整得过分了,本来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却错误地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结果造成一个大悲剧”。(《陈》页251-252)

  陈伯达谈及毛林关系时说:“毛主席还谈到了红军初期的一件事。有一回,上海的党中央发来电报,要毛主席和朱德两人离开红军,担任其他工作。毛主席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准备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时林彪找到毛主席,劝毛主席不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毛主席接受了林彪的这个意见,没有离开红军。毛主席跟我谈到这件事,说明他那时对林彪印象很好。

  “抗战中期,林彪从苏联回国后,有一回大家在一起聚会,有人说,将来中国会和苏联一样好。林彪说,将来中国会比苏联更好。毛主席很惊奇说,是这样么?林彪说,中国肯定会超过苏联的。其实,林彪这话是我跟他谈论苏联情况时,我先说过的。记得林彪和叶群结婚摆酒席时,毛主席也去了。毛主席一般是不参加别人的婚礼的。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林彪住在苏州。有一次毛主席到上海,曾要我陪他一起到苏州看林彪。总之,过去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是很好的。”(《陈》页67-68)
 
(二)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文革部分,本应是《陈》一书的重头戏。遗憾的是,这部分仅占了全书约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且相当一部分叙述是整段整段地引用了别人的材料或陈晓农自己的评论,与该书文革前部分相比较,陈伯达本人的回忆,陈伯达自己的原话,就更显得份量少且单薄了些。惟本文标题中所谓的“小疵”,并非针对陈伯达回忆的份量多少或正确与否,主要者,是指陈晓农评述文革中陈伯达与“华北问题”关系时有关军队的这一部分。
 
1.38军与保定问题

  陈晓农说:“1966年,毛泽东为加强安全力量,调三十八军入关进驻保定。听石家庄的群众说,由于三十八军原不属于北京军区管辖,自恃有特殊背景,在军力上又是一个机械化加强军,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所以不把北京军区放在眼里,在文革中,它和北京军区原所辖各军的关系都不融洽,在保定更与河北省军区严重对立”。(《陈》页334)

  关于38军与保定问题,笔者在去年2月间曾发表过《文革旋涡中的38军》一文(首发于电子刊物《枫华园》)。人微言轻,似乎未能引起学界更多注意。为此笔者乐意就陈晓农上述说法的误区,重复一下拙文的一些主要观点。
 
  首先,38军移防到保定的时间,并不是陈晓农所说的1966年,而是1967年2月。

  38军以后编写的军史称:“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第38军于1967年2月18日开始由吉林省通化地区乘火车移防河北省保定地区。军的部分主要领导于2月15日乘飞机先期到达”。“2月15日4时许,第38军受领移防预先号令,16日零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北京军区‘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页616)

  陈晓农所说“在军力上又是一个机械化加强军,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也不对。38军1967年2月移防保定时,辖三个陆军师及军直炮兵团、高炮团各一,远无“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是在1969年,“遵照北京军区1969年3月3日司务字第9015号通知转中央军委1969年2月24日示: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将第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炮兵团、火箭炮团、高射炮团各一个。要求全部组编工作于1970年完成”(《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页621-622)。这已是移防两年后的事,保定问题亦基本平息。此外重要的是,“摩托化”并不等同于“机械化”,前者距后者还有相当距离。

  至于38军与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关系紧张,责任不能全推到38军头上,仅指责38军,并不公允。事实上是38军受压在先,反弹在后,正如笔者在《文革旋涡中的38军》所言:“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已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陈晓农认为38军“自恃有特殊背景”,又说:“河北很多人都认为你(笔者:陈伯达)和林彪是对立的,因为三十八军和林彪关系很特殊,是林彪的嫡系”(《陈》页333)。笔者在《文革旋涡中的38军》中已论述过,38军虽曾是四野的部队,但算不上是什么林彪嫡系,笔者在文中还驳斥过那些所谓38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传说:“对38军,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自38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负责人,亦从未单独见过林彪。这也是‘九.一三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干系的重要原因”。

  38军对陈伯达有所不满,并不是因为与林彪的关系。原因如笔者在《文革旋涡中的38军》所述:“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38军当时有冤无处诉,因为有这样的前因,“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鸟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来龙去脉,不外如是。
 
2.27、28两军移防的原因

  陈晓农说:“1970年初,倒陈的步伐加快。中央以加强备战为由,在华北进行军事大调动。这次调动似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调动的关键之点是将郑维山曾任军长的六十三军从石家庄调到太原,另调原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北上进驻石家庄。原驻太原的六十九军调至大同。从纯军事角度讲,如果山西军力需要增强,可直接将二十七军调至大同。可节省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可是中央却舍易从难,实施几个野战军的连环大搬家,大换防。这显然含有政治原因,因为陈伯达同北京军区以及六十三军关系良好,而石家庄的军民观点又比较一致。毛泽东吸取了武汉“七.二O”事件的教训,要避免在倒陈时出现麻烦。另外,增调原叶飞所部二十八军至晋南,也非偶然。叶飞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是指责陈伯达为彭德怀同类的主要人物,倒陈一旦展开,二十八军与二十七军即可协同三十八军,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向北京军区掺沙子的重大步骤”。(《陈》页336)

  以上一段关于两军移防问题的评述,时间上有误,移防部署、意图的推断有误,将其与“倒陈”联系起来,更是大误特误。

  两军调往华北,缘于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6月20日至7月4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8月16日,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由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主持,会议传达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和全军作战会议精神,结合军区实际研究了设防、部署调整等问题。10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了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11月24日到29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由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主持。

  基于以上背景原因,1969年8月20日,军委电令,调陆军第27军(率第79、80师)进驻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协同其他部队“抗击敌人可能沿二连、张家口向北京发动的突然袭击” (该军第81师1969年11月由镇江移防河北邯郸)。至1970年3月,27军作为全军总预备队,方再移防石家庄、邢台地区。(《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1999,页423-424)。同年11月,陆军第28军列入全军总预备队。11月17日,奉命移防山西(《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1985,页267)。

  北京军区其他几个军,同时在1969年下半年移防。10月21日,军委令原驻河北唐山地区的陆军第24军移防承德地区;10月28日,军委令陆军第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11月,陆军第69军军部从山西太原移驻大同,原驻大同的该军第28师(已改称205师)从大同移防内蒙古集宁地区。

  为什么不将27军直接调往大同?陈晓农有所不知。在大同本来就有69军的28师,69军军部及28师再向北移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当时27军是作为战略预备队使用,与28军同在石家庄、临汾一线倒是合适的。再有就是陈晓农说28军是叶飞旧部如何如何,要知道那年头叶飞早被打倒,能将28军的移防与叶飞-陈伯达-1959年的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如此想象力,也过于丰富了。

  综上所述,27、28两军与北京军区其他三个军的移防(另38、65、66军原部署基本未动),确为军事调整部署,基本态势是防止北方外敌突袭,无涉国内“政治原因”。移防发生于1969年下半年,而不是“1970年初”,时间距1970年8-9月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足有大半年(如从27军移防算起更是整整一年)。移防工作是由郑维山参与主持的,并不主要针对63军,华北几个军都有移防。当时并无所谓“倒陈”的问题,毛泽东如何神通广大,也不可能预知到一年后发生的事而要去“避免在倒陈时出现麻烦”,况且,毛泽东真要对付陈伯达一介书生,调两个警卫班足矣,何至于要调动两个军?(2005年3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六)

  
  
  

 
 
顶端 Posted: 2005-08-11 14:31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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