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主题: 邓小平传世佳作——我的自述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maostudent
级别: 论坛版主


精华: 0
发帖: 79
威望: 78 点
红花: 783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75(小时)
注册时间:2005-08-13
最后登录:2017-05-12

 邓小平传世佳作——我的自述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顶端 Posted: 2007-09-01 11:55 | [楼 主]
vonche
级别: 精灵王


精华: 2
发帖: 1744
威望: 1749 点
红花: 174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314(小时)
注册时间:2007-06-15
最后登录:2018-09-21

 

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录)

邓小平

1968.06.20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现将他检查其重要错误的部分和叙述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整他的简单过程,摘录如下。〗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零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会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的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个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性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业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消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零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所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问过,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叛徒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果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容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顶端 Posted: 2018-07-04 18:26 | 1 楼
帖子浏览记录 版块浏览记录
中国文革研究网 » 文革文献
 
 

Total 0.009976(s) query 4, Time now is:09-25 13:37, Gzip enabled
Powered by PHPWind v6.3.2 Certificate © http://wengewang.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