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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瑜:勇敢的无产阶级的战士——韩丁

图片:
  韩丁﹙中立者﹚与妹妹寒春﹙左立者﹚及妹夫阳早﹙右立者﹚合影

   我们敬佩的韩丁﹙William Hinton﹚在今年五月十五日去世了。韩丁在2001年夏曾来台湾,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为他安排了几场演讲和参观。但是在韩丁到达台湾的第二天,他的心脏病突发,台大医院的心脏外科医生为他做了心导管手术,手术虽然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到美国后身体一直不能恢复,终于在一个月前离去了。

   韩丁一生为正义的事业勇敢的奋斗,从不畏惧。他虽然出生于一个生活富裕的家庭,但是他的阶级立场永远是站在工人和农民这一边。十几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学校友聚会,有一个退休的军官说:“我的一生都在避免惹麻烦。”韩丁说:“我一生都是在惹麻烦。”韩丁说得不错,因为他从不放过与恶势力斗争,因此招来许多麻烦。

   韩丁的母亲与他的青少年

   韩丁1919年出生,他幼年丧父。他的母亲韩卡米丽塔是个卓越的女性——独立、有智慧、勇敢、有魄力,最重要的是卡米丽塔是个有社会正义感的人。她一个人不但将韩丁和韩丁的姊妹三人扶养成人,并且教育了他们,影响了他们。卡米丽塔相信杜威的教育哲学,她认为人的学习应该是知识与实践互相结合。为了实现她在教育上的理想,她在美国东北的佛蒙特州创办了一所﹙小学到中学住宿的﹚学校﹙名为Putney﹚。这所学校建在一大片土地上,有自己的家畜农场和自己的菜园。所有的学生除了上课之外,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卡米丽塔的三个小孩都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

   韩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有一次告诉我说,她在小学二年级时,全年所学的就是由老师代领全班建造一个小城镇。从设计开始到全部建成为止,他们不但学会如何造房子﹙房子是小型的,适合孩子们的高矮﹚、做家具,也学会如何接电线。在接电线的过程中,他们学习了电的理论。这个小城镇有学校、邮局、商店还有城镇办公的地方等。寒春说:“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小学二年级时候学的东西?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

   韩丁说在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他的母亲要请一对夫妇来帮忙料理学校的事。卡米丽塔在报上登了一个小广告,有好多人来应征。在卡米丽塔已经雇用了一对夫妇之后,应征的人还是陆续不断的来。韩丁说他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有一对夫妇步行了好几十哩的路才来到这家学校。他说很多年后,他还是无法忘记这对夫妇离去时失望的神情,和他们开始漫长回程时的背影。

   我听过好多有关卡米丽塔有趣的故事。七十年代她去中国看望寒春时,走起来一跛一跛的,原来是她去华盛顿反越战游行时把腿跌伤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一节。过了两年她又来中国,这次走路不跛了,原来是滑雪又摔了一跤,这次把另外一条腿也摔短了一节。卡米丽塔年轻时是个滑雪健将,她到了七十多岁,还继续滑雪,她的三个孩子都深深受到她这样无所畏惧的精神的影响。韩丁中学时的一个暑假,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给几个到加拿大高山勘查地形的人背行李,这些地方没有人去过,所以没有地图,他们去就是为了画地图。在荒山僻野里,韩丁被一只大黑熊赶追,差一点没丧命。

   1936年韩丁中学毕业,他想要到世界各地走走,希望能对社会和人生多增长一些认识。他坚持不要拿他母亲给他的钱,也拒绝一个做船长叔叔的帮忙。韩丁在旧金山等船时,先做清洗砖头的工,他说工人不管多努力做,每天就是达不到老板规定的数额,因此就拿不到工资。后来他跟其他的工人联合起来,把他们洗好了的砖凑在一起,来领工资,然后大家再分。这是他第一次跟雇主斗争的经验。

   上了船,韩丁在厨房做洗碗工。船在日本东京停泊,韩丁在那边一家美国报纸找到了一个记者的工作,六个月后,他经韩国、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苏联、波兰、德国,回到美国。中国给韩丁留下深刻的印象。韩丁在哈佛大学读了两年,感觉到他所学的很不切实际,因此转学到康乃尔读农业机械。在康乃尔结识了阳早﹙Sid Engst,阳早后来跟寒春结婚﹚。阳早的父亲是一个纽约州养牛的佃农,学的是畜牧。多年后,这两个好朋友还在回忆他们当年在纽约州组织农会不成功的往事。

   中国革命与韩丁一家人

   韩丁的姊姊是个进步的知识份子,她介绍了斯诺写的《西行散记》﹙Red Star Over China﹚给韩丁和阳早读,这两个年轻人读后,对中国革命非常向往,一心想去中国。

   1945年大战结束,韩丁作为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的一名职员来到中国,次年阳早也来到中国,他直接去延安。国民党轰炸延安时,阳早负责赶着一群牛跟着部队后面撤退。寒春是原子物理学家,曾参与造原子炸弹。她喜爱科学,但深恨用科学来残杀百姓,1948年,韩春决心放弃原子物理的研究而来到中国。阳早和寒春在窑洞里结婚,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在生产上他们从事乳牛牛种改良和农业机械化,在政治斗争上他们坚持毛泽东路线,阳早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

   1947年联合国救济总署给中国一些农机,并招志工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后被派到东北工作,但是他不满国民党的恶行和腐败,自愿来到共产党所占领的河北解放区。在解放区中,物资供应虽然缺乏,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是因为干部与农民共甘苦,所以农民的士气很高。韩丁与当地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教年轻人如何使用和维修农机,韩丁佩服这些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认真的学习态度,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写的《铁牛》这本书就是记载这一段故事。

   1947年秋天,联合国结束了农机救援的工作,把志工解散送回美国。韩丁决定留在中国,但是农机没有燃料,无法使用,他只好离开农村的工作,来到山西长治附近的北方大学教英文。北方大学的教职工组成到张庄村的土改工作队,韩丁要求参加。

   《翻身》——从张庄土改的笔记到出版

   1948年韩丁跟着土改工作队的其他教职工一起来到张庄,他踏进的第一家就是后来成了韩丁的好朋友王金红的家,在寒冷的冬天,这间房子连一扇门也没有,他一眼望去床上没有被褥,只铺了干草。在此之后的六个月中,韩丁看到张庄的贫农和下中农生活困苦的状况,和他们对土地改革的支持。韩丁在他的一千页的笔记中仔细的记下这一场群众运动,他诚实的写下在土改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干部所犯的错误,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张庄的人如何解决了这些问题和纠正了错误,达到最后成功。在1947年的前后,同样的土改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中进行着,土地改革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从经济基础的根上拔了起来,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农民翻了身,这就是为什么韩丁将张庄土地改革的经验写成书出版后,在世界各国引起如此大的震撼和影响的原因。

   1953年韩丁回到美国时,正当麦卡锡主义反共的高潮,韩丁的笔记被没收了,韩丁没有笔记,没有办法写他的书,就决定到美国各地去演讲。韩丁在一年内走遍美国各地,做了三百次演讲。每到一站讲完后,大家给他凑够汽油钱,介绍给他去下一站。美国的FBI一路追赶,但是老是迟了一步,他们来时,韩丁已经走了。韩丁在周游美国的演讲时,他发现美国一般人很渴望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他在演讲中学会了如何与群众沟通,群众热烈的反应使他认识到他要写的这本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书的重要性,也因此下了决心要向恶势力斗争,拿回他的笔记。

   美国的海关没收了韩丁的笔记,海关隶属财政部,韩丁告美国财政部侵占私人财产,两年后韩丁胜诉,海关通知韩丁到华盛顿去取他的笔记。到了华盛顿,海关的人说笔记已经被参议员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委员会派人拿走了。韩丁只好再重新起诉告美国国会的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也叫Eastland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是麦卡锡主义为反共设立的,它专门对付美国的左派。

   在这期间,韩丁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要养家,还得付律师费,他在费城的码头找到了一份维修起吊机的工作。韩丁只会修农机,对起吊机一无所知,他只好自己摸索着,碰到困难就假借上厕所去偷看起吊机结构的书。在码头工作的几年中,韩丁又来惹麻烦,忙着组织码头工人。韩丁回到美国后一直支持美国的共产党,直到中苏论战开始,韩丁看见美国共产党不能独立思考,只知道跟在苏联后面,才放弃对它的支持。

   不久韩丁因为被列入黑名单被解雇了,也因为黑名单,所以他找不到其它工作。卡米丽塔在宾州有一块农地,韩丁决心作农人,靠种地过活。他为了要重新起诉,又要花很大一笔律师费用,韩丁和他的家人和朋友用开饺子晚会来募款,韩丁说他们包了好多个饺子。在韩丁从新上诉后,他被Eastland Committee传去国会作证。这时FBI收集的韩丁的档案已经有两万页。韩丁被传去作证的原因是,这个委员会认为是韩丁安排寒春去中国的,而且认为寒春把作原子弹的秘密给了中国。

   韩丁为了准备去国会,他收集了Eastland Committee中的几个参议员的资料,心里有了底。他每一次讲到去国会作证这一段经过都得意洋洋,1999年韩丁八十岁,朋友为他庆祝,办了一场研讨会:认识中国革命,庆祝韩丁一生的贡献。在大家要求下,他又讲一次这段得意的故事。﹙见每月评论,2003年10月﹚

   韩丁说Eastland committee的几个参议员做了很多犯法的事,韩丁在三家电视台,六架录影机耀眼的灯光下,充满了信心跟他们针锋相对。他们问他:“你的名字?”韩丁说:“假如你告诉我为什么招我来作证,我就告诉你我的名字。”。问:“我们关心美国的内部安全,我们认为你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韩丁答:“我也关心美国内部的安全,但是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对美国的安全的威胁要比我来得严重。”每一次一个参议员问韩丁一个问题,韩丁就从他的口袋拿出一张小纸条,纸条上有韩丁收集的有关这个议员所作的坏事,韩丁就一个个反问这些议员。没有人知道韩丁口袋里还有多少张小纸条。因此第二天,听证会就搬到一间比较小的房间,也不允许有电视录影。第三天搬到一间小阁楼,不许新闻记者参加。韩丁说他与这些人对抗的信心来自他在各地演讲时,群众对他的支持。

   韩丁终于胜诉拿回了他的笔记,他一边种地一边写书,《翻身》在1966年出版,第一版就卖了二十万本。其后《翻身》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在德、日、法、义大利、西班牙和印度﹙孟加拉﹚和中国出版,也被英国剧作家大卫?哈利﹙David Hare﹚改写成剧本,在世界各地上演。《翻身》成了美国各大学中国历史课中必读得教科书,在世界许多国家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韩丁和他的家人来中国,后来卡米丽塔带领了一对年轻人去中国各地参观学习。

   《深翻》——记载张庄集体化的经验

   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张庄,村民见了他欢迎着说,“老韩你回来了。”,“你好老啊。”,“头发都白了。”韩丁也发现在这二十多年中,张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深翻》记载了张庄在土地改革后集体化的经验,跟《翻身》一样,韩丁诚实的写下张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历史。韩丁记下了在集体化的每一个阶段中所碰到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又在集体化进一步提高后得到解决。张庄的人信任他,跟他讲实话。韩丁写到张庄农民参予有关集体化事宜讨论开会的过程,有时为了决定一件事,花好多时间开会讨论,显得很没有效率。但是我倒是觉得农民集体开会讨论跟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是很了不得的发展,那时每到秋收之后,干部都要向农民作检讨,为他们做的事负责,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也是今天中国农村再也看不到的事。今天中国农村的干部在没有农民的监督下胡作非为,他们有些恶行甚至超过解放前农村里的恶霸。

   《深翻》在1983年出版,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过三中全会,全面的农村改革即将开始,韩丁在《深翻》里虽然认为毛泽东在土地改革后,积极推行合作化的做法是对的,韩丁说:“土地改革给贫农和雇农一股冲力,因此有可能在农村中普遍建立起互助组和合作化这样集体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完成了这场运动。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失去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机会,农村的两极分化和分裂的现象就注定会再一次猖獗起来。”﹙165﹚

   但是在写《深翻》时,韩丁没有看清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路线,他说他知道毛和刘在政治上立场不同,但是他认为不能判断刘的路线到底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还是真的要搞资本主义。他说他虽然看到毛和刘在政治上的分歧,但是不知道这样的分歧只是因为在实行社会主义该采取什么步骤而产生的意见上的分歧,还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而得出不同的路线。八十年代初时,有很多人对邓小平改革的真相不了解,对改革还抱有很多幻想,因此韩丁这样的模糊的论点无助于厘清当时中国改革的方向。

   但是韩丁做事永远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他认清邓小平改革的真相后,韩丁勇敢的承认了他以前判断的错误,并且纠正了他的论点。在他为深翻中文版写的序里,他说他当初不能了解毛所指的阻碍社会主义的对抗性矛盾的意思,他说张庄的领导人,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了解,但是他说他自己没有领悟到毛的意思是不可原谅的。他这样说:“在美国长大,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我极少会有错的判断或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但是一直到了改革之后,我亲眼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被毁掉了,我才明白毛所指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和“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从来不认为这样的改变是可能的。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让我醒悟到,我开始明白改革并不是要探索一条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尝试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相反的,改革正是在执行一套经过熟思的完整的计画,这套计画逐步除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而这套计画是有意识的在贯彻推行的。”

   韩丁在序言的最后这样说:“我如果有现在的认识再重写《深翻》的话,我就会对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的论点提出批判。同时我也不会像我以前写《深翻》时错误的认为是封建主义在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会正确的指出是党内走资派真正的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也会对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对批评他的人提出反驳给以更正面的评价。毛抓住了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全面发展图片,因此他知道嚣张的批评来自何处,和这批评背后的阶级立场。总的来说,我会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更正面的评价,对毛一生的贡献,特别是毛晚年的贡献做出更正面的评价,因为他晚年的贡献是最有创造性的,最有远见的,也是对于人和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探索的更深的。”

   《深翻》的中文译版没有出版,因此韩丁在序文里的话也没有公开,但是韩丁的这些看法在1990年出版的《大回潮》﹙The Great Reversal—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中说得很清楚。

   在《大回潮》的最后一章中——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韩丁严厉的批评了中共政权。

   1966年韩丁在《翻身》的序中说到,《翻身》虽然拖延了十八年才出版,但是它并没有过时。韩丁过世后,在一篇在印度每月评论中纪念韩丁的文章里,作者这样写着:“韩丁写的《翻身》出版已经有三十八年了,但是这本书到今天还是及时的。印度倒退的农业仍然笼罩了印度的社会和经济,印度的人民到今天还没有翻身。”

   (钟瀚枢/邱伊翎译20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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