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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eadmin 2005-08-15 18:00

评晋剧《三上桃峰》

初澜 (1974.02.28)

《人民日报》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同各条战线一样,一派大好,欣欣向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兴起,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越来越多,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和欢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取得的新胜利。但是,文艺战线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敏锐地反映着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在大好形势下,冒出个把毒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某公社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此事,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

  该剧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声称:“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嘛!”“《三上桃峰》就是要通过小题材表现大主题”。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三上桃峰》的“大主题”究竟是什么?一

  《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妄图用桃园对抗大寨,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但是,刘少奇一伙贼心不死,负隅顽抗。王光美不得不从桃园撤退以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死守桃园这块阵地。他们不仅在桃园附近立起了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亲自跑到旧文联礼堂作报告,策动文艺界运用文艺形式来为她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就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 “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及其同伙,倾巢而出,喧嚣一时。在当时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文艺界,以《一匹马》的故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连环画、纪录影片和各种样式的戏剧、曲艺,纷纷出笼。旧中宣部的一个副部长,指令在北京的某一话剧院赶排同一题材的《春风杨柳》,叫嚷“要搞出样板,起示范作用”。旧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计划亲自带领一个文化工作队去抚宁县,把王光美蹲点的这个地方搞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样板”。

  紧步周扬之流的后尘,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请同志们注意:通讯中的真实地名是“桑园”,剧本却偏偏改为“桃园”。一字之易,点在题上,更为醒目。剧中大唱什么“社社队队全一样,唯有桃园不大同”,用反动的“桃园精神”,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他们唯恐观众看不清楚这个戏的政治意图,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原通讯中没有的人物——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让她从幕后走到前台,颐指气使,招摇过市,用她之口点破这个剧本的主题在于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这是在文艺舞台上为刘少奇、王光美树起的又一块“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到了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说明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故事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太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二、从《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从《三上桃峰》所表现的政治内容看,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为刘少奇、林彪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

  第一,《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竭力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三上桃峰》却千方百计地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二而一”。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杏岭的贫下中农和党员不反击,不斗争。剧中还将老六美化为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杏岭大队的大队长李永光,不仅不去表现党员、群众对他的斗争,反而为他开脱罪责,把他的错误性质说成是什么“本位主义思想”,还为他评功摆好,故意回避这场尖锐激烈的路线斗争。

  在这个戏里,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真是个人人“忠恕”、个个“礼让”的“君子国”呵!当年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报纸上不是有人通过讲述小说《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号召人们在创作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国”吗?《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果然把一个“君子国”搬上了舞台。这个 “君子国”不是别的,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已经建立过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劳动人民重新受压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

  第二,《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所贩卖的“孔孟之道”,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冒充为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思想。

  风格是观念形态,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风格是有阶级性的。《三上桃峰》所宣扬的这种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互相“礼让”的“风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前,反动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之流鼓噪什么“忠恕”、“克己”,什么“礼之用,和为贵”,目的是“复礼”。刘少奇、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也大讲什么“以德报怨”、“忍辱负重”,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目的是复辟。《三上桃峰》所宣扬的“风格”,就是这种主张倒退、反对革命的孔孟之道,是束缚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枷锁。剧中的“风格”体现者、主要人物青兰,就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典型人物。她在全剧中的行动,就是往来奔波于杏岭、桃峰之间,忙于补过失、堵窟窿。这是个只抓小事不抓大事、只顾“马情”不顾敌情的政治庸人。炮制者把这样一个依照黑《修养》的规格铸造出来的人物,冒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赋予她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字,就是要人们学习青兰,做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以便推行他们“复礼”、复辟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第三,《三上桃峰》的炮制者,采用含沙射影的卑劣手法,使用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语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诋毁和谩骂。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 “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的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采:“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做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通过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晋剧《三上桃峰》大肆兜售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叫嚷这出戏要表现的“大主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刘少奇、林彪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有人还叫嚷这出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敌、与革命样板戏为敌的反动面目。《三上桃峰》正是顽固地坚持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人性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之大成的大毒草。

三、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从《一匹马》、《三下桑园赎马记》,到《三下桃园》,再到《三上桃峰》:桑园改桃园,桃园变桃峰;一匹病马上台又下台,下台又上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管革命的阶级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的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它说明了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就是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现象,就是政治上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在文艺上的表现;这也是和国际上阶级敌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反动逆流相呼应的。它还说明了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击中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他们必然要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

  因此,我们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批判,不是一般的文艺论争,不是什么创作问题,而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密切注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反击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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