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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eadmin 2005-08-15 18:25

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74.01.26)

《人民日报》

  孔子是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他一生都在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他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办教育。

  历代反动统治者把孔子吹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林彪一伙甚至公然叫嚷:要“大书特书”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划时代的功绩”。

  孔子办教育的历史本来面目究竟怎样?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剖析。这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为奴隶主服务的“私学”

  过去,有的人因孔子办私学,吹捧他是我国历史上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把学问从贵族手里拿到平民手里的一位大师。从那时候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掌握到平民手里了”。把孔子说成好象是一个“进步的大教育家”。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为奴隶主贵族官僚子弟开设的官办教育——“官学”,妨碍了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和从事政治活动。同时,社会上主张变革的新思潮也波及“官学”内部,引起了奴隶主当权派的恐惧,有的人提出了“可以无学,无学不害”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八年),甚至有“毁乡校”的议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的不断冲击下,“官学”就再也难于维持下去了。

  随着“官学”的日趋衰落,私家收徒讲学日渐兴起。与孔子同时期办私学的,有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等。少正卯宣讲的是革新思想,吸引了大批学生,甚至孔子的弟子也离开孔子而“归少正卯”,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  这些史实说明,官学并非孔子“打破”,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有鲜明的阶级性。孔子办学和少正卯办学,虽同为私学,却属于不同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内容。因此,离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离开教育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用“官办”还是“私办”来评价办学是反动还是进步,这是十分荒唐的。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在腐朽的官学制度已经不能抵挡新思潮的进攻,私学兴起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以奴隶主阶级卫道士的姿态,也用办私学的方式,把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反动使命接了过来。他收罗门徒,培植势力,利用讲坛,制造舆论,妄图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统治,扶植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他办的私学,从招收学生的阶级路线到教育的政治思想内容,同过去的官学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这分明是拉着历史倒退,哪有什么进步意义?!

  如果认为,孔子办私学,改变了文化教育由少数贵族官僚子弟垄断的局面,使之“扩大”到了没落的贵族,也算是一个“进步”,而不问这种“扩大”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那岂不是等于说,孔子变奴隶主官学为奴隶主私学,从而为奴隶主阶级培植更多的反动“人才”,也是他的“进步”,是他的“划时代的功绩”?!这是在超阶级观点的幌子下,替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涂脂抹粉。可见,把屠杀革新派人士少正卯、镇压进步私学的反动学阀孔子,捧为中国“进步的大教育家”,这是对历史的颠倒!

以讲学为名的反动政治集团

   过去,有的人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脱离政治的教育家,说因为“天下无道”,“乱臣当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难道真是这么一个洁身自好,埋头讲学的“老教书匠”吗?这也完全歪曲了历史。

   孔子一生都念念不忘当官“为政”,搞复辟。他常把自己比作“美玉”,“求善价而沽”;又说自己不是一个葫芦瓜,岂能光是挂在那里,只摆样子不能吃?他只要三个月没有做官,就惶惶不安。即使在他当不成官,无可奈何,只好去办私学的时候,也决不是要摆脱政治,而是把教育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自己就曾不打自招地说:“我用孝悌教人,从而施加影响于当政者,也就是搞政治,何必亲自去当官?”(“《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办学的目的是“施于有政”,把办学与“为政”结合,用教育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活动。

   孔子经常向学生们讲授如何谋求官职禄位,鼓吹“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后来经由他的学生卜商(子夏)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否仅仅是宣扬个人名利观念,鼓励学生升官发财呢?显然不是。

  孔子有一个谬论,叫做“为政在人”。他认为政权的存亡兴衰,完全决定于有无几个“贤”人执政。“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他说:舜有贤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贤臣九人,而后取得天下(《论语·泰伯》)。所以“为政在人”,是说有了有“天才”的“贤人”,就能够“发扬光大”奴隶制之“道”,扭转他所谓的“世衰道微”的局面。子贡问他:“今之从政者何如?”他鄙屑地回答说:“唉!都是些卑微低贱的人,不足道!”(“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于是,他就妄想通过办私学,培养一批他所理想的“学而优”的“志士仁人”,去“为政”,来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挡历史前进,挽救奴隶制必然灭亡的命运。这完全是帝王将相决定历史命运的唯心史观,也是他鼓吹“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目的。

  孔子办的私学,实际上也是一个儒家反动政治集团。

  孔子的讲学活动,是他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率领弟子,游说诸侯,力图运用这个政治集团的声势,兜售他炮制的儒家思想,制造复古倒退的舆论。

《论语》这部孔子施教的言行录,实际上也是孔子施政的言行录,讲的内容大都是政治。直接回答国君、大夫、弟子们“问政”,以及议论如何“为政”、 "从政”、“事君”、“使民”的条目,就有一百多条。孔子以讲学为名大搞反革命政治活动的行径,曾被他的学生子禽一语道破。子禽说,“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

  孔子办私学,也是“聚徒成党”,培植反革命党羽。孔子鼓吹君子“群而不党”,这是说谎。孔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他还积极干预和指挥学生从事政治活动。

学生在当官之前或“从政”过程中,都得向他请示汇报如何“为政”。子路去当卫国蒲邑大夫,临行前孔子嘱咐他说:“蒲多壮士,又难治”,就教给他治人的权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当他发现新兴封建势力季氏违反周礼,私祭泰山,和季氏准备讨伐奴隶制小国颛臾时,他都立即要求在季氏那里做官的门徒设法加以阻止。他还多次亲自去巡视弟子们的“政绩”,凡是卖力执行他的反动路线的,孔子入其境就连声赞扬(《韩诗外传》卷六),若是背离了他的反动路线的,他就号召门徒“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

  有时,他还带领弟子一起去当官篡权。当他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他就趁机把他的门徒子路、冉耕、原宪、高柴、公西赤等人,分别安插在基层当官或出使外国,企图全面控制鲁国大政。他这种师徒结伙篡权的行径,引起了齐、楚等国统治者的警惕,以致后来孔子亡命楚国时,楚国大臣子西就劝阻楚王不用孔子,以防他带着一帮“贤弟子”在楚国“明周召之业”,搞夺权复辟的勾当(《史记·孔子世家》)。

  由此可见,孔子办私学,并非只是给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把它作为培植势力,攫取政治权力搞复辟的手段。孔子同学生的关系,也不是象他自称的:“你出十条干肉,我就教你读书”,只是买卖知识的关系,而是一个反动政治集团的首领同他的党徒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当资产阶级思想家章太炎还在反对孔学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金毓绂:《国学会听讲日记》)

培养奴隶主精神贵族的教育内容

  孔子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要做“君子儒”。什么是“君子儒”?就是死心塌地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孔子对“君子儒”的基本要求是:对自己,能用“礼”来修身养性;对奴隶主阶级,能充当一个“不辱君命”的帮凶;对奴隶和劳动人民,能有一套“使民服”的统治权术。可见,所谓“君子儒”,就是浸透了奴隶主阶级世界观,顽固地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专门“治人”的精神贵族。

  为了培养“君子儒”,据《论语》记载,孔子对学生进行“四教”,即“文、行、忠、信”的教育。这“四教”有一个总纲,就是“克己复礼”。

  所谓“文”教,是以西周以来的诗、书、礼、乐等典籍为教材,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其中“礼”是最基本的。孔子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也”。这是因为,“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全面地体现了奴隶制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因此,孔子就紧紧抓住“礼”的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反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中心环节。“文”教的其他内容,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学“诗”(《诗经》),可以“思无邪”,不致“僭礼逾矩”,以便更好地“事父”、“事君”。读“书”(《尚书》),是要从历史文籍中领悟“先王”的“圣德”“明治”,以资效法。习“乐”(音乐),是为了陶冶奴隶主贵族的情操,并且往往是和等级森严的礼仪相配合,以加强“礼”的教育。

  所谓“行”,是行其所知,即对于学来的“文”要身体力行。孔子提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上述“文”教,即属于“博文”,但这还只是从书本上接受了“礼”的教育,而它的实际作用则在于付诸实行。所以,还必须以“礼”作为行为的准则,即“约之以礼”,也就是以“礼”为标准去“克己”。具体地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四教”中的最后两项“忠”、“信”,是道德规范的教育,它同样是属于“礼”的范畴。所谓“忠”,就是“臣事君以忠”;所谓“信”,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奴隶们,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受奴役(“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

  以上分析说明,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列宁曾经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青年团的任务》)孔子的所谓“四教”,都浸透了奴隶主贵族精神,它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要背叛奴隶制(“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决定它的特点就是“颂古”、“学古”、“复古”。孔子曾经标榜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是对他的教育内容反动性的自供。

  其次,孔子的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与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当樊迟请教如何种田种菜时,孔子不但推开不理,而且大骂樊迟是“小人”。在孔子的眼里,剥削阶级是“高尚”的,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则是卑贱的。他鼓吹“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治人”之道,劳动是奴隶们的事。君子只要学会礼、义、信等一套统治权术,奴隶们就会来归顺你,自己根本不必去种庄稼。在孔老二看来,“君子”去种田,有失奴隶主阶级的尊严,是违背“礼”的行为。

  为了执行这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路线,孔子还竭力宣扬奴隶主阶级的寄生哲学。他说,种田会饿肚子,读书则可以坐享俸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用“馁”和“禄”施以威胁利诱,驱使门徒去“谋道不谋食”。在这种反动教育的熏陶下,孔门弟子也鼓吹生产技能是“小人”之道,“君子不为也”,否则,就会妨碍君子的“远大事业”(“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孔子的这种剥削有理、读书高尚、劳动卑贱的谬论,后来被孟子发展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也极力加以宣扬,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反动阶级偏见。

林彪和孔子是一条黑线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吹捧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都是出于巩固剥削阶级专政的需要。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反动教育制度,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则竭力利用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的影响,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传播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培养他们的接班人,以复辟资本主义。这些反动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刘少奇到林彪,集中代表了他们反革命复辟的要求,炮制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继承了自孔子以来二千多年的反动教育传统。从“有教无类”到“全民教育”,从“学而优则仕”到“读书做官论”,从轻视种田、种菜到“三脱离”的修正主义道路,一条黑线,前后贯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在学校学了几年以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学校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五·七”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教育领域里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必然引起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他们必然进行疯狂的反扑。林彪反党集团对于教育革命的污蔑和攻击,就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林彪一伙继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竭力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工农兵上大学,妄图继续把劳动人民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另方面却要把教育变成他们这些“高贵者”的特权。他们对其子女宣称:“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你们是当然的接班人”。这就暴露了他们想由垄断教育,进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狂妄野心。

  林彪一伙顽固坚持自孔子以来的反动教育传统,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是什么“变相失业”、“变相劳改”,这些完全是孔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的翻版。他们还提出“教师要老,教材要厚,理论要多,下乡要少”的反动口号,继续坚持“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推行“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继续采取旧学校里那种“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的办法,以培养“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青年团的任务》)。

  林彪之流不仅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在房间里高挂四书集句作为座右铭,而且还用孔孟之道去传宗接代。他们亲笔抄录孔孟的诸如“君子”“小人”之类的谬论奉为家训,向他们的子女传授剥削阶级的等级思想,要其子女“念念不忘”做一个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君子”。林彪一伙还利用孔孟“臣事君以忠”、“杀身以成仁”等反动道德观念去蒙蔽一部分青年,要他们对林家父子象对奴隶制的君主那样“宣誓效忠”,死心踏地地为林家父子卖命,“不成功便成仁”。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甚至公然要社会主义学校的学生必须熟读《孟子》,用以毒害青年学生。他们这一套反动教育思想,完全是从孔孟那里继承来的。

教育领域里几千年剥削阶级的传统偏见和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在坚持什么教育方向,培养什么人,走什么样的办学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激烈。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代表着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复辟愿望,多方诋毁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到处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极力鼓吹渊源于孔孟教育思想的“闭门读书”、“天才教育”等修正主义货色,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学校。因此,为了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批判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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