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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eadmin 2005-08-15 18:43

法家代表人物介绍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74.06.19)

《人民日报》

  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姓嬴名政(公元前二五九年——前二一○年),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厚今薄古,勇于革新,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被后来的进步思想家赞为“千古一帝”。

  公元前二四六年,嬴政即位为秦王的时候,正值战国末期,我国自春秋开始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已基本上完成。但是还存在着封建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和大量的奴隶制残余势力,奴隶制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着新兴封建制度,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如何结束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实现中国的统一,进一步扫除奴隶制残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

  嬴政继王位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国,总揽大权。吕不韦扶植起来的宦官嫪毐(làoǎi音涝矮)很受太后的宠信,权势也很大。吕不韦纠集了以儒生为主的门客达三千余人,拥有奴隶万余人;嫪毐也有门客千余人,奴隶数千人。这两个大奴隶主又勾结了一伙反动官僚,形成一股疯狂的尊儒反法的复辟势力。

  公元前二三八年,秦王政二十二岁,按照秦国的制度该是他亲政的时候了,他便到祖庙所在地雍(今陕西凤翔)举行冠礼,准备亲掌政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嫪毐在太后和吕不韦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政变,进攻秦王政留宿的蕲年宫,妄图杀害他,篡夺王位。秦王政坚决镇压了这次政变,处决了嫪毐和参与叛乱的高级官僚,软禁了太后。第二年,又查办吕不韦,吕畏罪自杀。秦王政铲除了这股复辟势力之后,任命李斯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又重用魏人缭为国尉(最高军事长官),组成一个以法家为主体的新的领导核心。这场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法家路线在秦国的统治地位,为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二三○年,秦灭韩,秦王政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此后十年间,相继灭了魏、楚、赵、燕、齐等国。接着进兵南方和西南地区。又北击匈奴,修建了“万里长城”,以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保卫初步建成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

  秦王政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全国以后,即改称号为“始皇帝”,进一步实行政治、经济改革。

  首先,改革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世卿世禄”制(“世”就是世袭)和“分土封侯”制。在中央采用“三公九卿”制,由皇帝选择有才能有功劳的人做公、卿,分掌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事;在地方上采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直属中央政府。国家的军政大权和主要官吏的任免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对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文化都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进一步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公元前二一六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让百姓自报占田数量,按亩纳税,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废除六国旧货币和旧度量衡,以原秦制为基础,制定了新的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在全国修筑驰道(车马大道),统一车轨,密切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废除六国的文字,制定规范化文字,叫做小篆(又称为秦篆),推行于全国。这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巩固并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的每一项重大改革,都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公元前二一三年,儒生博士淳于越利用秦始皇大宴群臣的机会跳了出来,公开指责秦始皇,攻击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叫嚷要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度。秦始皇针对淳于越的反动言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击。丞相李斯揭露儒生们不学今而学古,以古非今,毁谤朝政,惑乱百姓,要求始皇严加制止。他还建议“焚书”,就是除秦国的史书以外,六国的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私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弃市(杀头示众),以古非今的灭族(杀全家),不烧医药、种树等书。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儒家鼓吹复辟的大量的所谓“经典”,在全国各地化为灰烬。第二年,又由于儒生们制造谣言,攻击秦始皇和秦王朝的制度,秦始皇下令坑杀了犯有严重罪行的四百六十个儒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复辟势力,对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 斯

  李斯(?——公元前二○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著名法家荀况的学生。他看到只有变法比较彻底的秦国,才能统一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便到了秦国。

  在李斯任秦的客卿时(客卿是当时各个封建割据国家授给外来人的高级职务),秦国以宗室大臣为代表的复辟势力搞了一个“逐客”的阴谋,企图把协助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的客卿全都赶走。李斯看穿了这个阴谋,向秦始皇上了一封著名的《谏逐客书》,列举秦国历史上商鞅等外来法家人物的巨大贡献,指出如果不加区别地赶走外来的人,让他们替别国去出力,那就等于“借兵给寇仇,送粮给盗贼”,帮助了敌人。秦始皇因此撤销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在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的时候,李斯提出了各个击破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赞赏。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刚统一中国,丞相王绾(wǎn音宛)就要求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为诸侯。李斯挺身而出,引用春秋战国的历史教训,指出“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否定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秦国早已实行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直属中央政府,从而巩固了刚刚实现的统一局面。

  公元前二一三年,儒生博士淳于越攻击郡县制度,鼓吹恢复分封制,妄图复辟奴隶制。李斯严厉地驳斥了他的谬论,说:“以前的各个朝代都各有自己的制度,这并不是它们故意要彼此不同,而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统治的方法也就应该有所不同。”他还建议严厉镇压以古非今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秦始皇根据李斯的建议颁行了焚书令,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复辟势力。

  李斯嫉妒、排挤韩非;对以宦官赵高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篡夺政权,没有进行坚决斗争,这些是李斯的污点。但是他在秦始皇当政的整个时期,一直处于主要的辅佐地位,对全国统一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巩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二五六年——前一九五年),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曾当过秦的乡村小吏。秦末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时,他起兵响应,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陈胜、吴广失败后,他继续领导农民军,推翻了秦二世的统治。秦朝灭亡后,出身于旧贵族的项羽大搞复辟倒退,自称“西楚霸王”,裂土分封了十八个王国,妄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旧局面。刘邦是一个大法家,他反对分裂,经过“楚汉战争”,战胜了以项羽为首的复辟势力,重新统一中国,继续实行由秦始皇开创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

  刘邦在用人方面,也坚持法家路线。他“不好儒”,说“为天下安用腐儒?”他主张凡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什么出身,都按功行赏,量才录用,“爵以功为先后,官以能为次序”。项羽用人“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讲究 "亲亲”原则,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路线。因此,许多有才能的人,如陈平等,在项羽手下得不到重用,转到刘邦方面,成为刘邦的谋士、将领。

  刘邦建立汉朝后,基本上采用了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所谓“汉承秦制”。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是在皇帝之下设置“三公九卿”,分掌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事;地方政府有郡守、县令等官吏,其职掌和组织与秦朝相同。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争取一些军事集团的支持,不得不以承认他们为诸侯王作为交换条件。在打败了项羽之后,为了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刘邦在七年中,相继粉碎了韩信、彭越等六个诸侯王的叛乱阴谋。刘邦消灭了六个异姓王后,虽另分封了刘氏子弟为王,希望利用亲属关系以加强统治,但同时又规定,王的太傅(高级顾问)和王国丞相必须由中央委派,没有中央的虎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用这些办法把王国的部分政权和军权集中到中央。

  为了继续打击复辟势力,扶植新兴地主阶级,刘邦下令把六国旧贵族和其他地方豪强共十多万人迁到长安附近,以加强控制。他又推行“以有功劳行田宅”的法令,把大量的田地和房屋奖给有功的将吏士卒,扩大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他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宣布凡因饥饿卖身为奴婢的人,一律解放为农民;对于商贾(大多数是商业奴隶主),规定不许他们穿丝织品、乘车骑马,不许携带兵器,不许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口税。这些都是发展封建经济、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的有效措施。

  刘邦反对儒家的“礼治”,崇尚法治。他叫丞相萧何整理秦朝的法律,加以增删,制定了《汉律》九章。《汉律》基本上保存了《秦律》的面貌,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法典之一。它对于镇压奴隶主残余势力,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和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

  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五七年在位),是刘邦的儿子,“本好刑名之言”,强调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说“法者,治之正”。他接受法家贾谊的建议,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农,天下之本”,鼓励勤耕勤织,发展封建经济;对于商人,坚守“不得为官”的禁令。

  西汉初期,诸侯王割据势力虽经刘邦加以限制,但权力仍然很大,同中央政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诸侯王在封国内不但有权自行征收赋税、摊派徭役,而且实际上掌握行政大权,严重威胁着汉朝中央政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就是在诸侯王国内多封王的子孙,使大的王国分成若干小国。每个王国势力就减弱了。文帝重视并接受了这个建议,把领地最大的齐国分成六个小国,又把淮南国分成三个小国,初步实行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

  汉初,还面临着北方匈奴奴隶主侵扰的问题。匈奴的骑兵经常到汉的西北一带大肆掠夺,甚至进攻到首都长安附近,使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断遭受巨大损失。但是汉初由于经济力量不足,诸侯王割据势力还很强,对匈奴只能派兵作适当的防御,而无力反攻。

  文帝在防御匈奴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他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实行了“募兵备边”政策,并且移民充实边境,屯田筑城,又奖励富人向边境输粟,增加粮食储备,大大加强了边防的力量。并多次派兵,抗击匈奴。他还大力提倡民间养马,准备训练众多而精强的军马,发展骑兵,更主动地打击匈奴的侵略。

  景帝刘启(公元前一五六年——前一四一年在位),是刘恒的儿子。他“不任儒”,强调法治的重要,主张以吏为师。他说“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又说“夫吏者,民之师也”。当时法家晁错继贾谊之后进一步建议削减诸侯王一部分封地,收归中央直接统治。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进行“削藩”,地方割据势力吴王刘濞(bì音必)便联合其他六个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七国之乱”,武装反抗中央,妄图夺取皇位。景帝派周亚夫率兵迅速平定了叛乱,随后即下令把诸侯王官吏任免权完全收归中央,又把诸侯王的官吏大加裁减,压低其职权,并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王国的行政由中央任命的官吏处理。经过这次改革,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中央集权走向巩固。

  景帝除集中力量打击割据势力外,在贯彻执行重农抑商政策,部署防御匈奴及准备反攻匈奴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成绩。

  贾 谊

  贾谊(公元前二○○年——前一六八年),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先后做过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等一类顾问官。他多次上书提出法家主张,受到汉文帝的重视。他的著作经后人整理成《新书》十卷。

  西汉初年诸侯王封地很大,力量很强。贾谊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指出,汉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就象一个人得了手足肿胀病一样,“一胫(小腿)之大几(差不多)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大腿)”,如不抓紧解决,“必为锢疾(难治的病)”。怎么解决呢?他建议,对这些顽固势力必须用中央政权的“权势法制”给以打击,缩小它们的封地,削减它们的权力。只有这样,诸侯王才不敢轻易叛乱,才能保证中央政权统治全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个建议后来为汉王朝所采纳,对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贾谊重视农业生产,注意贮粮备灾,主张统一币制,由国家铸钱,从经济上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

  当时,奴隶制的匈奴侵扰北方,贾谊主张抵抗侵略势力,他指出“匈奴嫚侮侵掠”,“为天下患”,提出了设置专门官职对付匈奴。在对外问题上,贾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贾谊年轻时写过一篇《过秦论》,总结秦统一六国又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在这篇文章中,贾谊继承了法家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肯定商鞅变法的进步性,认为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继承和发扬了商鞅变法后秦国六世基本执行法家路线形成的威力)统一了中国,是由于客观形势决定的,当时不但“天下之士,斐然向风”,新兴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十分拥护,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欢迎的。他指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秦始皇灭掉了六国,又南取百越之地,北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但是《过秦论》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例如他没有认识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场镇压复辟势力的严峻斗争,对此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但从贾谊整个思想和对内对外政治主张看,他是汉初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晁 错

  晁错(公元前二○○年——前一五四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汉初著名政治家。历任博士、御史大夫(副丞相)等职,很得汉景帝的信任,号称“智囊”。

。  汉景帝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地方割据势力即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晁错继承贾谊的思想,向景帝提出了“削藩策”,建议削减甚至取消他们的封地,特别要首先打击力量最强、野心最大、准备搞叛乱的吴王刘濞。这个建议被景帝采纳。晁错著书三十篇,谈削弱诸侯王割据势力和更改法令等事。诸侯王对“削藩”十分恐慌,对晁错进行恶毒攻击。晁错的父亲听到后,从家乡赶来,对他说:“你打击诸侯王,使皇帝和他的兄弟、亲属的关系都疏远了,你自己也遭到怨恨,甚至晁氏一家都要被你连累!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晁错回答说,“不如此,天子不尊”,意思是,不这么干,中央集权制度不能巩固。他的父亲说:“我不忍看到全家遭祸!”回家就自杀了。但晁错毫不动摇,表现了他坚定的法家立场。不久,吴王刘濞等七国割据势力果然起兵叛乱。他们打着杀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实际上是要篡夺帝位。这时,原吴王濞的丞相、后打入汉中央政权的内奸袁盎(áng音昂)挑拨离间,对晁错进行陷害,致使景帝刘启平叛的决心一度动摇,晁错被杀。但景帝不久就又下决心平叛,割据势力的叛乱仅三个月就被平定了,从此,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对于匈奴,晁错主张断绝和亲,坚决抗击。他建议一方面在边防地区大量积谷,招募人民安家落户,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修筑城堡,加强守备,抓紧军事训练,以便有效地抵御匈奴的侵扰。

  晁错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和对匈奴的政策,进一步发展了文帝时的法家路线。晁错死后,他的这些政策和主张继续得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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