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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7-31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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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巨变》目录
  
  出版说明
  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代序)
  我的生活道路
  我为什么八十岁愿意住在北京
  毛主席谈“纸老虎”追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红卫兵的长征
  造反派怎样在工厂夺权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毛泽东思想传播全世界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广东农村记事
  工人阶级领导学校
  中国的农村教育
  中国教育革命的方向
  我在八十四岁看到的国庆典礼
  中国二十年的巨大变化
  我所知道的斯特朗(路易.艾黎)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是美国女作家和名记者。
  
  本书收入的文章,内容分三部份,分别记叙了作者的生活道路、追记了毛主席关于“纸老虎”论断的谈话背景、报道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旧版本为三十二开本,现略加删改,并补入了新西兰名记者路易.艾黎的《我所知道的斯特朗》一文,用大三十二开本重排出版。
  

光辉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代序)

  
  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女儿,是中国人民的忠挚朋友。
  
  她一生追求进步,爱憎分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定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庄严事业,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巨大的工作。
  
  她早年就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一九一九年反对美国垄断资本的西雅图总同盟罢工。
  
  一九二一年,她第一次到了苏联。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她向美国和世界人民大量介绍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革命和建设。
  
  斯特朗曾六次访问中国,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无比的崇敬。在她的著作中,到处洋溢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心。
  
  一九二五年,她首次来到广州,报道和支持著名的香港大罢工。一九二七年,她深入湖南农村,目睹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湖南农民斗争的烈火,称赞它是“中国工农中兴起的崭新力量的威力”,歌颂“农民的行动是好的、合理的。”她满怀激情地预言:“正是这些农民和工人将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她两次访问中国,热情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壮丽史实,有力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猖狂反共、破坏抗战的罪行。
  
  一九四六年,她第五次访问中国。就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在革命圣地延安接见了她,并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称颂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
  
  一九五八年,她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克服重重阻难,毅然第六次来到中国;以高昂的热情和犀利的笔锋,向世界广大读者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她纵情讴歌我国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热烈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愤怒谴责美帝的侵略和苏修的叛卖,同时也时刻关怀美国人民以及其他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斯特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编者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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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7-31 09:15
我的生活道路

  
  在我过去的八十年岁月中,我认识了三种文明——美国的、俄国的和中国的文明,这三种文明一直在形成着我们的时代。我分别以社会工作者、展览专家、记者、编辑、讲演者和作家的身份,生活并工作在其中,开首是在我老家所在的西雅图,接着就是在我旅居了差不多三十年的莫斯科,而现在则是我八十岁在北京的时候。
  
  在西雅图,在我们认为是世界民主先驱的“上帝的国度”里,我们为争取较好形式的民主而斗争;我们赢得了好几场表面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却看到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有害的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并鼓舞了一切进步分子,我为这场远方的革命所吸引,便到了莫斯科去,以莫斯科为中心,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十年,度过了我成人工作生活的整个中年时期;我写的三十多本书,绝大多数就是关于苏联的。
  
  在莫斯科,我逐渐知道新的革命正在东方兴起,因而在我往返美国的旅程中,开始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划分了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一九二五年,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广州结成了联盟。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突破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长期包围,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并促进了全世界的反帝革命,即使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就决定到中国去定居了。
  
  现在,我的中国朋友出版我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作品选集(即英文本《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藉此庆祝我的八十岁生日。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期待。这不仅是因为,拥有世界总人口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中国,今天到处都有着热心而聪明的读者;而且特别是因为,作为本世纪的伟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挫折和胜利,都很好地给世界范围的反帝革命提供了为它们愿意学习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我要回顾一下我走过来的道路——在美国,在苏联,以及对中国的多次访问。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使得我现在以北京为家,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使我写成了现在正在重新出版的六本书。
  
  我一八八五年在美国出生,我个人的社会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了。一九〇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就回到西雅图家里去,西雅图的家,是我父亲在我母亲死后搬到这里来的。我同我父亲一起创办了“认识你的城市学院”,它把上课、讨论和参观访问结合在一起,藉此使得西雅图的市民(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新从东部来的人)熟悉城市的生活。后来,我应邀在西部的其他城市里组织同样性质的学院;这些学院的出名,导致我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大规模的儿童福利展览会,其后,一连好几年,我继续到每一个城市里去组织儿童福利展览会,因而成了这方面的主要组织人。举办儿童福利展览会的目的,是为了在学校、保健、运动场地和福利活动等方面,唤起人们对城市儿童的生活状况和需求的关心,从而通过公众的要求制定出新的法律和制度来。
  
  我感到,通过委员会的正确组织工作和展览技巧,促进了城市居民对儿童生活的关心,接着并建立起新的制度和制订了本地的法律,由于这样,我还以为我正在改善着我们美国的民主。这是我深信美国是世界民主的先驱的一个方面。很久以前,我们已经在《独立宣言》里表述了我门的立场;接着,各个国家和种族的人就到我们的海岸来寻求自由。依旧向自由移民开放的我国的西部地区,是“世界最后的边疆”。自然,我们常常被迫要同向我们施加控制的纽约财阀进行斗争。他们连对我主持的展览会也力图加以控制,可是我以为我还是独立自主的。
  
  我主持的第三个儿童福利展览会,是在堪萨斯城举行,这次展出结束后,必须辞掉展览会的工作人员,而这些人被解雇后,就业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这件事情使我感到困恼。我沉思默想,一夜不能成眠,我最后确认: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是没有办法去制止失业的,因比,这个制度本身是“完全错误”的。唯一适当的制度是把各种工作和企业置于公共所有制之下。我知道,这样一种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因此,我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我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当时,我正在为爱尔兰全国妇女保健协会主办一个儿童福利展览会,妇女保健协会的主席是爱尔兰总督的妻子阿伯丁夫人。作为她的宾客,我住在总督公馆里。后来,我乘了一艘实施灯火管制以防德国潜水艇侵袭的快船,回到美国去就任华盛顿新设置的美国儿童局“展览专家”的职位。那时候,我还未满三十岁,看来好像是要终生安身于联邦政府的公职了。
  
  不久,我就发现华盛顿的官僚政治真使人受不了,厕身其中,我几乎要窒息。因此,我为旧金山一九一五年的国际展览会组织了一次儿童福利展览会,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组织了另外一次展览会,并写了一本关于如何组织儿童福利展览会的手册,由联邦政府出版。之后,我就辞职不干了。我回到了西雅图去,这个滨海城市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吸引着我;不久,我以“进步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西雅图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该委员会第一个在任多年的妇女委员。
  
  那时候,西雅图是一个“进步城市”。在任何一次斗争剧烈的选举中,人民总是打败了纽约方面推出来的财阀。西雅图的电灯和动力系统是市民公有的,此外还有市营码头,到了后来,我们还把私营的市内电车线承买下来,归市民公有。我们把这看作是市民管理的扩大,甚至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发端。我们几乎没有觉察到,在每一次“人民所有制获胜”之后,私营大企业的利润是增长了。当“市电灯公司”承担了一项任务,给散布于几平方哩山头上的市民住宅输送电力的时候,这就给私营“通用电力公司”向工业集中的繁盛市区供电而获取更高的利润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虽然看到,这些“人民力量的胜利”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执着地相信“必然的进步”,这种“必然的进步”终有一天给人民带来他们所想望的任何东西。造就是我年青时期对美国民主的最深刻的信念了。
  
  一九一六年年底,我们发觉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我们确信,这是违反美国人民的意志的。因此,我协助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和平运动,旨在使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我们认为,我们以“他使我们远离战争”这样的口号使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了总统,我们的和平运动是成功了。我们走上街头,征集了几十万个签名(在全国范围内,签名的总人数达几百万人),这表明,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人民是反对参加战争的。我们几乎按日把征集签名的结果用电报通知华盛顿,藉此“给总统以支持”。类似的幻想,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约翰逊时代还存在着。
  接着,人民要和平而资本家则要战争的美国,就大踏步地参加了欧洲的战争了。在我的生命史上,没有别的事情使我的精神基础受到这么大的震动。“我们的美国”是失败了,是永远地失败了,军国主义者已经把美国强奸了。我不能够像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是一场“使世界安全地获得民主的战争”,藉此来欺骗自己。美国一宣战,我就看到民主是被破坏了。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并怎样来重建我的信念呢,我心中无数。
  
*  *  *

  
  对于我以及许多美国的进步分子来说,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破坏了我们对举世无双的美国的和平民主的信念,那末,我们是得到了补偿的;我们也都成了世界革命的共同继承人。当十月革命的响雷唤醒了全世界的时候,越过战火熊熊的欧洲,越过两大洋和两大洲,远在美国西北部的我们,也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讯号。
  
  世界各国的记者,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护照签证的话,他们都赶到战场上去采访,赶到凡尔赛和平会议席上去采访,赶到莫斯科去采访。我羡慕他们,因此,我在西雅图为他们安排了讲演会,但就是我没有机会去。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它开始于莫斯科,接着就在全世界发生了,并且会把我们席卷进去。我的战斗岗位是在西雅图。当美国宣战,我所从事的和平运动陷于解体,只有我那位和平主义者的父亲和工会的左翼依然大声疾呼以反对战争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义务为一家新成立的、规模还小的革命报纸撰稿了。这份《西雅图每日信号报》,由于负债,加以随后给暴徒破坏了印刷机,只生存了九个月。接着,一家资力更加雄厚、更加“有地位”的劳工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诞生了,它是美国中央劳工理事会主办的第一份日报。我成了这家报纸的编辑之一,并且是该报新闻作家工会出席中央劳工理事会的代表。在中央劳工理事会,我们的会议常常开到午夜时分,以听取访问莫斯科归来的人的发言,或者是听取有关世界各国的其他起义事件的报告。我们获悉,在德国,工厂被没收了;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兴起了;在敖德萨,法国舰只上的水手发起了兵变;在朝鲜,人们身披白色长袍,没有携带武器,在街上宣布独立。
  看来,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通过各种方法去掌握政权了。我们正当地认为,这种必然的进程也会在我们美国出现。我们丝毫也没有设想到夺取政权所牵涉到的问题。我们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心指望当选上台执政的英国工党、以及被枪杀倒在街头的徒手的朝鲜人,都是奔向同一个总的方向的。
  
  就在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西雅图的总罢工爆发了,资本家把这次总罢工称作“西雅图革命”,而自从那时候以来,有关的书籍也一直用“西雅图革命”的字眼来记载这次总罢工。这决不是一次革命的尝试,尽管后来有一位报童失望地说:“我还以为我们会把各种工业接收过来呢。”别的人也许也有与此相同的想法。实质上,这是一次同我们的船坞工人协同行动的罢工,也是对华盛顿暗中干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所作的一次抗议。这次总罢工是这样有效果,以致在三天罢工中,由十五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就管理起这座城市来了,罢工委员会“准许市长掌管‘市电灯公司’使之免受暴徒的破坏”,“仅仅是为了卫生的理由”,罢工委员会给垃圾车签发了许可证,让它们去收集“潮湿性的垃圾”,它并且通过匆促组织起来的义务供应站,给市民供应餐食以及给小孩供应牛奶。到了第四天中止罢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次胜利呢。
  
  接着,华盛顿方面通过取消合同的手段,使我们的船坞关了门。我们的工人外流到别的城市去寻找职业栖身。年青的工人走了,勇敢的工人走了,有革命性的工人走了;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有着家庭和债务羁身,却是不容易走开的。我们的强大的劳工运动,从内部虚弱下去了。我们的劳工理事会,成了木匠和铅管匠争夺职业控制权的场所。我们为主自豪的那份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随风转舵,迎合起广告户的口味来了。叛徒们以“同志”相称。我们的“工人政权”到哪里去了呢?
  
*  *  *

  
  这就是我到莫斯科去的理由:去看看俄国人究竟是怎样作的。我们失败了,但他们却获得成功。我到莫斯科去,开始是作为“美国之友服务队”的成员身份前往的,当时我向工作所在的《西雅图工会日志》请了准假;后来,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给我寄来了委任状,让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在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最后,我在莫斯科安了家,一住就将近三十年。我为资产阶级的报纸、并愈来愈多地为世界各地的工人报纸报道了俄国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也力图在其他方面给苏联帮帮忙。在我还属“美国之友社”的几个月中,我曾于一九二一年随同第一批外国救济粮食的运送,到了伏尔加饥荒区去;其后,我在伏尔加为无家可归的孤儿协助组织了农场。再往后,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许多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到俄国来参加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这时,为了适应这些美国人的需要,我组织了《莫斯科新闻》(斯特朗按:不是目前在苏联出版的那份《莫斯科新闻》,而是我担任编辑之一的那份更早就办起来的《莫斯科新闻》),这份报纸开始时是周刊,后来成了日报。差不多就在这时,我同一位俄国共产党员结了婚,他也是编辑和作家。他没有改变我的工作性质,而是予以鼓励和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乌拉尔去世,那时候我在美国。
  
  在莫斯科定居期间,我几乎每年都到美国去讲学。在这些往返旅程中,我访问了德国、墨西哥、西班牙和中国,了解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情况。在那些年月里,在多变的战时情况下我利用了一切可能的交通路线,作横断苏联全境的旅行,有时候越过芬兰、立陶宛、波兰、捷克回到苏联去,有时候坐船通过南部的黑海前往西部的列宁格勒,有时候则使用西伯利亚铁路或东部的更加使人吃惊的交通路线。就是这样,我有一次从苏联中亚乘飞机飞到重庆去,因为那时候希特勒已经封锁了苏联西部的全部通路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我乘搭的是根据“租借法案”开辟的美苏航线的运输飞机,有一次,飞越北极时,我看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苏联北极区的第一个停飞降落站,亲手播种了精选的蔬菜种子。而在此以前,当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失败后,我曾同鲍罗廷和其他撤离中国的俄国人一起,乘车走了三千公里路,越过中国的西北和蒙古的沙漠,从汉口回到莫斯科去。
  
*  *  *

  
  我于一九二五年年底第一次访问中国,那恰好是半生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四十岁。我一共访问过中国六次,访问的时间是选择在中国的革命变化显得重要、并且也有可能让我去访问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当时存在的是一个军阀统治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南方却显露了变化的迹象,那时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孙中山已在广州成立了革命新政府。两年后的一九二七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我从上海溯长江而上,访问了武汉的革命政府。我留在武汉,一直到了武汉政府不成其为革命政府并开始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时候;就在这时,我同鲍罗廷和其他撤离中国的俄国顾问一起,乘车横越中国的西北和蒙古沙漠回到莫斯科去。我在武汉逗留期间,我曾南下湖南访问,那里的革命曾经是“最红”的,并遭到了镇压。
  
  武汉的革命失败以后,我有十年的时间没有重访中国。我对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甚少兴趣,这个政权只是军阀中国的新版本罢了,它为一个又一个外国帝国主义所卵翼,然而却越来越多地接受美国的撑腰。那时候,中国的“苏维埃地区”正在江西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兴起,然而却没有可能让一个外国人去那里进行访问。接着,中国红军的长征开始了。开初,他们在南方省份中遇到了挫折,后来改由毛泽东领导后,红军的根据地向西北作了惊人的转移,并使共产党人走上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最前线。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被打败后,搬到了武汉去,这时,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政府组成了新的统一战线。
  
  一九三七年年底,我再次访问中国,我从意大利乘船到了香港,再从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去。在汉口,当时我暂时还能够乘坐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专用火车,到著名的八路军司令部去,在总司令朱德的领导下,那里的共产党人已经在制订今天称之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了。在晋南山区朱德的司令部里,我出席了他们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
  
  一九三八年一月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在三十个县城中重建了中国的政权机关,他们并且每天收到了二至三起有关华北各地对敌战斗的无线电报告。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有着中国农民的充分支持。中国的农民向来是憎恶军人的,可是,共产党人却让中国农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军队,这些军队从来不搞奸淫掳掠那一套,而是尊重农民,帮助他们收庄稼,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教育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教会他们进行斗争并赢得胜利的方法。
  
  当时,我报道了朱德说的这么一段话:“我们认为,拯救中国的希望系于华北的机动作战部队。那些旧力量是不能打败日本军队的;我们必须把新的力量解放出来。”这时,学生、教授和医生们冒着各种艰难险阻,奔向被日本军队包围的这些地区来。他们在八路军的保护下,教农民认字读书,给他们传授有关卫生、政治和国防的知识。我在开往战地去的那列专车上,就遇到并认识了一些奔向八路军控制区去的人。
  
  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合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共产党人在北方成功地组织农民抗日,名驰遐迩,国民党的将军们对此感到惧怕,因此他们在后方开始袭击起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来了。在北方,蒋介石的许多将领倒戈向日本人投降,并作了日本人的傀儡去攻打共产党人。重庆方面对此却予以宽容;他们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一九四〇年年底,我一心想从莫斯科出发到美国去,但却发觉希特勒已经封锁了穿越欧洲的全部通路了,因此,我改由中亚飞往蒋介石龟缩所在的战时首都重庆,再从重庆穿越日本军队的战线到了香港去。在重庆,我第一次访问了蒋介石。他一本正经地现着笑脸说:“是,是。”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也同周恩来谈了话。一九三八年在汉口时,我第一次同他短暂地会过面。周恩来当时是作为八路军的代表驻在重庆的。听人说,周恩来留在重庆,比其他留在重庆的共产党人来得稍微安全一些,为的是他曾经在“西安事变”中救了蒋介石一命。但是,他在重庆并不见得是完全安全的,他是深夜在重庆一处偏僻的地方接见我的。
  
  这时,我知道共产党在华北和华东已经拥有五十万军队。向北,他们已经同东北的抗日军取得了联系,他们切断了北京周围的铁路线,在北京市内的城墙上张贴标语;向东,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山东沿海。这种“难以遏制的扩张”,虽然是通过攻克日本军队所侵占的土地来实现的,但也使国民党的将领们感到烦恼,他们一直没有本事防守住自己的城市。从一九三九年起,在华北和华东,各种各样的国民党将领就不断地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起进攻,他们甚至用信号指示出共产党军队驻地之所在,好让日本飞机轰炸他们。就在这时,周恩来给了我一份关于这些袭击事件的长长的说明书,要求我接到了他的通知以后才予发表。
  
  周恩来说,“对于这些冲突事件,双方依然保持沉默。我们不希望增加磨擦,而蒋介石则不愿意让他的美国后台老板知道中国存在着不团结的情况。但是,如果这种武装冲突增多了,我们就希望立即在国外发表这种情况。”
  
  一九四一年一月,当我乘搭的轮船驶近旧金山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向新四军的后方部队和医院发起了臭名远扬的屠杀。在纽约,我接到了这样一个通知:“请把你所知道的公开发表出去。”随同通知一起,还附了另外一个文件,那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它指示新四军“对后方的亲日卖国贼保持戒备的同时”,继续抗日。
  
  我在纽约报纸上用大标题发表了这样一项报道: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不再是统一的了,他所统率的军队也不再是团结一致的了。这样,事实真相就为蒋介石的美国财东所知悉。后来,我还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就此作了更加详细的报道。我所作的揭露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无从知道。效果怕是不大的。同美国政府的关系更加好的人——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掌握美国对华援助大权的史迪威将军,他们这时也通知华盛顿,说蒋介石不是一个对抗日本的可靠的盟友。但是,美国政府却应蒋介石的要求,把史迪威召回美国去,而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后来也被麦卡锡撵走了。一九四五年初,即使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中,蒋介石也利用美国的装备去攻打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时驻中国的美国代表是知情的。二十年来,华盛顿明明知道蒋介石已丢掉了中国,还是继续出钱支撑他。
  
  日本被打败后,我于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五次访问中国。当时,我乘搭没设座位的美军的改装飞机,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这个时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马歇尔停战”时期。蒋介石公开地攻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功。马歇尔通过停战的方式,企图使共产党的军队步步退出他们从日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土地,华盛顿今天在越南施行的政策,也是这一类型政策。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的时候,在日本军队前越过湖南所作的最后一次推进中,蒋介石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这时,他们孤守西南一隅,因此,日本投降后,没有美国的援助,他们就没有可能到北方或沿海去。而共产党的解放区,其范围则是由长江向北而达到哈尔滨,由蒙古沙漠达到沿海,中间只为一些铁路线和设防城市所间断,这些城市分别由日本人和作了日本人傀儡的前国民党将领占领着。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马上就恢复了对这些投敌将领的宠信,并命令他们留守阵地,以对抗共产党军队;与此同时,美军方面也指令日本军队不得向“非正规”的中国军队投降,而是留守他们原来的阵地,让蒋介石或美国的军队前往接收。另一方面,美国空军则把蒋介石的军队和政府人员空运到北方各地的城市去,但它却向共产党的军队发出不要占领新的地方的命令,共产党是把这项命令顶回去了。
  
  “占领城市。占领铁路线。”这是朱德将军从延安用无线电向华北、华东解放区发出的命令。在过去,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基本战略;而在今天,它已经成了“人民战争”理论的一种要素了。
  
  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在华北,解放军所控制的县城,在数量上已经增加了一倍,华盛顿通过空运帮助蒋介石控制华北的企图失败了,接着就派马歇尔到中国来搞谈判。马歇尔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类似超政府的机构,叫做“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和共产党派出人数相等的代表参加这个“军事调处执行部”,而由美国人担任主席。在全部为数约四十个有争论的城市中,建立了“停火小组”,也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美国官员出任主席。这些停火小组分别通过美国的军用飞机,同设在北京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取得联络连系,这些军用飞机经常载运的是供应品、邮件和愿意去报道战地消息的记者。
  
  我当时略过了这种的事实,即:所有这些被想象成为是在各地安排停火的组织机构,实际上是不断地给蒋介石奉送土地。而美国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充分彻底地把华北和华东的地形全部拍摄下来。我当时只注意到。任何一个受委派的记者第一次可以到中国内战中全部有争议的地区去,甚至是免费的。
  
  于是我马上决定留下来,直到局势有个了结为止,并尽可能多访问几个解放区。
  
  根据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令”所列举的数字,当时解放区拥有八十三万五千平方哩土地,人口一亿四千万,解放区共分成八个,它们有着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邮政系统,就是同外界还没有来往。我乘坐飞机,在这些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我在延安住了几个月,而在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占领张家口以前,我也访问了张家口,看了刘伯承管理下的位于华北中心的四省地区,并访问了由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东北地区。
  
  解放区在政权建设、经济、战略以及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所实施的政策,是卓著成效的,这些政策是毛泽东天才地分析了中国农民的需要而概括出来的;土地改革,这项政策根据新的情况而在策略上有所变化,但最后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始终保持不变的;军事战略,退出城市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自给的政权组织,政府人员利用空闲时间生产了他们食用的大部份粮食,并且作出了其他的发明创造来。
  
  在历史上,哪里还有过一百万大军,它的兵员和武器的补充都是取诸敌人,并因之而在二十年中不断地壮大起来呢?毛泽东微笑着告诉我:“蒋介石的士兵是很好的士兵。他们欠缺的只是一些政治训练。”哪里有别的人,像毛泽东那样,注意到敌军中的农民士兵,并认为必须引以为朋友呢。今天,南越解放军也理解到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了。
  
  一九四七年年初,我乘搭美国最后那批飞机中的一架离开延安。当时,毛泽东提醒我说:“你务必马上离开这里了,否则就会断绝了退路。你是不能跟着我们走的。现在,你已经有了关于我们的全部资料,可以带回去发表了。当我们再次同世界取得联系时,你是可以回来的。”毛泽东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
  
*  *  *

  
  当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我认为,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愿意在其中安身立命、以终余生之所。这有许多理由,基本上是因为,在延安同别人交谈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头脑也在开展。我说过:俄国人现在专心于建设大俄罗斯,但俄国不是我的祖国。而中国人至今还是从世界革命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我是附着在其中的,因为世界是包括我的祖国在内并凌驾我的祖国的。
  
  我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就动身要再访中国了,当时认定这一次可能永久定居中国了。但抵达中国时却晚了十年的时间。
  
  首先,在莫斯科等待领取到中国东北去的苏联出境签证,就阻了我五个月的时间,其后,俄国人把我当作“间谍”逮捕了,并经波兰把我驱逐回国。在从那时起的六年时间中,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不愿和我说话。一九五五年,当莫斯科宣布我无罪,说对我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时候,我重新同中国取得了联系,并再次接到了中国的邀请,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却拒绝给我签发护照。就是为了取得离开美国的护照,也花了我三年时间去进行法律斗争。一九五八年八月,我终于抵达北京。
  
  我找到了我希望作的工作样式:那就是为我的美国同胞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特别是为那些美国人,他们掀起了日益高涨的新斗争,以及对今天威胁着全人类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事);此外并为世界上对中国革命感到兴趣的其他任何人作出报道,看来,这些人在数量上已大大增长了。因为我现在用六种文字印发的《中国通讯》,它销行所及的国家之多,那是我没法一一往访的,它销行所及的民族之众,也是我未之前闻的。我也发现到,这里的生活条件和旅行条件,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使我那怕是在八十之年也能找到材料进行写作。我找到了过去在延安使我受到激励的同样的友爱和明确的思想。
  
  除此以外,我还超出预期地发现到:我的作品读者之广大,是我前所没有的,他们其中一些人生活所在的国家的名字,我以前几乎没有听到过,在那里,进行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人们希望了解“中国的方法”。因为北京也是世界的中心。
  
  当我请求中国朋友让我留在北京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中国人民比谁都更加了解怎样去对待人。我需要学习和写作。”我现在依然是在学习和写作,并预期着这样继续下去。
  
  (向江天译自英文本《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序言)
  
  原载香港《大公报》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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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3 08:34
我为什么八十岁愿意住在北京

  
亲爱的一九〇五年级级友(注):
  
  如果擦一下阿拉丁的神灯,或者,打开一张神毡,就能够使我出现在你们中间,然后,又使我重回北京,那末,你们会立即与我相见。但美国国务院的愚蠢规章可能阻止我回来。既然我不能先后分住两地,我选择了北京。你们想知道这个道理吗?
  
  理由很多,而且适合于各种年龄;我可以用它们写出一本书来,但是你们不会看它。我不打算从中国的儿童说起,虽然他们是世界上最健康、最愉快和最有教养的。我只将理由限定于自己提出那些适合八十岁和八十岁以上的人——也就是我们级友。中国对于老年人有些什么特殊表示呢?
  
  一、中国给我们以特别的尊敬和权利。
  
  二、中国给予我们以展开新事业的机会。
  
  三、中国提供一种最好类型的“退休”。
  
  四、中国使我可以预期长寿。
  
  一、在美国的老年人只享受很少权利。我甚至不能指望在拥挤不堪的地下火车中获得一个座位。因为现代的武士们只向年青的姑娘献殷勤。但是在北京,我刚刚踏上无轨电车,就有人叫喊:“给这位老太太让个座位。”如果我提出反对意见,表示我不过是上来歇歇脚,下一站就下车,可是这种几百年相传的敬意不听我说的一套。我带着谢意坐在最好的座位上,到站之后,司机停着车,乘客们帮我下车。
  
  这些并不是外国人,而是老年人的权利。一位中国老太太来看我的朋友,路上正遇见大游行队伍,街上不许任何汽车或行人通过,她就坐在三轮车里,同交通警察讲清楚,交通警察就协助她过了马路,正如一位老人家去访友时,所需要的帮助一样。
  
  二、在美国,许多工厂工人在四十五岁时被解雇;脑力劳动者在六十五岁“被迫退休”。谁敢希望在五十岁以后展开新事业呢?我在洛杉矶寻找这样的社会中心,结果失败;我甚至曾经试图创建一个。我在北京找到了它。
  
  不论从旧从新来说,北京是世界上气象万千的首都。七八十个国家的外交家和代表团来来往往。各种形式的宴会,或是私人宴会,或是大会堂举行的五千人大宴会,都是时常举行的。
  
  我觉得,从七十二岁开始的事业,可算作是个事业了。
  
  三、在洛杉矶我知道我必须赶快找寻一个退休的地方。一等到我已不能再开汽车,或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的确需要这样。我知道,在美国,退休最好是住在由一些宗教或教育团体管理的供老年人住的一所屋子里,在这些地方,同样心境的人买一所房子来住,大家共用一个中心大楼,那里可以举行宴会、开演讲会、玩扑克牌。我自己曾经想到由史蒂夫.弗烈茨曼唯一神教会所经管的“日落厅”。那里只有一个缺点,住的都是老年人。这必可能是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都有同样的需要。但他们都已在向着死亡的路上走。
  
  中国的生活方式是几代人同住,这考虑到大家的需要。我们住的和平委员会的院落,住着五十个成年人,起码有五十个儿童,特别是在周末,当在幼稚园上学的儿童回来的时候。这些儿童叫我“奶奶”。其中四个常常到我这里玩,特别是我的秘书兼翻译的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七岁,常常到我的屋子来,在我客厅的地毡上翻筋斗,吃我的饼干。但他们绝不是不请自来的,假如我厌烦他们,他们的妈妈立刻就把他们带走。这是并非出于职责上的愉快的接触,但充满希望,让我接触到中国的在成长中的生命。我明白,为什么乡村的人民公社把敬老院设在幼稚园、托儿所的旁边,让没有儿子照顾的老年人,可以给村里的儿童讲故事,而年轻的生命也使他们感到开心。我以为这种几代同住的乡村,要比美国加州的退休住所好得多。
  
  我永远不会忘记玛妮雅.雷丝。她在一九五七年到了北京,几年之后患癌症去世。几十年前,她曾经是美国共产党的创立人,进行过许多次意识形态的斗争。后来,她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一九五七年,她已经觉察到赫鲁晓夫的政策不对,并且不同意这些政策,她选择了中国的看法。她因此到了北京,她担任修饰英文翻译的工作,不久她病了。在医院动了一次手术,住了许久之后,显然,癌已经散布到全身,她不能再活多久了。在临危的几个星期,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有一个护士照顾。她服一种能够大大减轻疼痛的药品,因此她可以作正常的社会接触。陈毅外长,还有周恩来总理,曾经分别到她的寓所探望她,就在这个时候,和她合作的同事,从附近的屋子进来,告诉她关于中、苏关系的最新的、以及还没有发表的情况。中国领袖们,用时间和关怀,使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在政治意识的洪流里自始至终如此。
  
  我们能想象,约翰逊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对于一些因忠于美国的意识形态而到华盛顿,并且担任了一两年修饰翻译的工作的外国人,能够这样费心事么?这样问就是嘲笑他们。玛妮雅的殡葬仪式很隆重,遗体安葬在烈士公墓,墓地就在史沫特莱女士旁边。只有在北京各报发表她的殡葬消息之后,美国共产党报纸才报道她的下落。
  
  四、最后我以为,由于住在中国,我对于长寿的希望增加了。我不大相信朋友们对我的溢美之词,他们告诉我:我越活越年青了,虽然我知道,一年前从美国来北京的另一位女士,现在外貌比以前年轻了。我知道,我到北京时还拄着拐杖,从那时起我不用拐杖了;我曾经担心过突起的静脉曲张,可是现在再也没有这种现象;我在六十至七十岁期间所患的严重关节炎已经不再复发,除了在天气恶劣的时候肌肉有些轻微的不自在。对我的朋友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改正了我的坏脾气。对付这种坏脾气,中国人不是同样地发脾气,而是用颇为令人惊异的接受,仿佛他们认为坏脾气是老年人的毛病。这种对付方法,比你们可能想象的还更有阻止的效果。
  
  这些在健康上、脾气上的改善,有多少是归因于中国,我没法知道。但一位医生告诉我:我对长寿的希望比几年前增加了。至少,一部分必须归因于中国的平和的生活方式,归因于和建立在信任与安详基础上的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与进步的社会生活的接触。
  
  五、我仍然希望,在我还没有太年老以致不能旅行之前,美国国务院和政府一般地能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让我可以回到美国,参加奥伯林学院的校友聚会,在洛杉矶唯一神教会教堂演讲。但在目前,趋向似乎是走向另一方。约翰逊对北越的愚蠢的轰炸在继续增加,并向北方推进,而且还可能推进到中国。
  
  不仅美国向中国挑衅的事件在不断发生,而且,约翰逊的谈话说,他个人已下令轰炸北越,直至炸到最后的一所“小房子”为止。但约翰逊不是万能的,任何政府,不论是疯狂的或者是独裁的,都不能在真空里活动。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的压力有重大作用。曾经发动轰轰烈烈的四月十七日大游行的“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会长,是保尔.波特,他是奥伯林学院最近一届毕业生,对此,我向奥伯林学院祝贺。假如那一位校友能写信给我,我极想知道在那次游行和目前正进行的类似事件中,奥伯林学院担负了什么任务。因为这些是从奥伯林的伟历院史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这是争取人类的伟大价值,甚至反对政府统治的历史。
  
  只有用目前在美国进行着的行动,才能迫使美国不会继续进行对外战争。但假如万一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中国,那末,正如我在第二十九号通讯里所写的,当轰炸到来的时候,我车可住在北京,而不愿住在美国。我以为这里的人民是比较不会神经过敏的。这有助于认识你们的事业是否正义。中国的领袖是比较安详的。因为,在人类和历史看来,罪过将是在华盛顿这一边。但愿这样的事件不会发生。
  
   注:这是斯特朗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写给美国奥柏林学院一九〇五年级级友会的一封信。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三十四期)
  
  (原载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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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3 08:34
毛主席谈“纸老虎”追记

  
  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是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对我讲的,现在,这一谈话既著名,又具有历史性。在这些年月里,它照亮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因此,追述一下这次谈话背景的详情细节,是有好处的。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到延安去的时候,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是它的一部份)结束刚满一年。
  
  在中国,在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之间,形式上停战的情况,当时继续保持着,但是,蒋介石频繁地破坏停战,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军队也持续不断地袭击共产党人。美国官员所持的态度是。中国要在蒋介石的支配下统一,而共产党人则应该放弃他们自己的军队,共产党作为一个少数党而存在。停战协定签了字,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马歇尔停战”,因为马歇尔也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在北京设立“执行部”,由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美国人担任主席。其目的据称是为了调处已经发生的武装冲突。为了这个目的,“停战小组”在华北和东北差不多四十个城市中建立起来,由美国军用飞机同设在北京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联系。
  
  华盛顿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同蒋介石缔结条约,取得它对整个中国的控制。他们利用停战,用船只和飞机把蒋介石的军队运送到华北和东北去,运送到能够最容易地进犯华北解放区的地方去。他们用飞机对四十个中国城市的联系,是不受任何中国管理当局的节制的;他们可以在飞机上拍摄全中国的地面照片,远达齐齐哈尔。美国反动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控制中国的资源,他们指望再开发五十年,藉此发财致富;而且正如魏德迈所透露的,他们要利用东北和新疆的军事基地来反对当时的苏联;此外,他们还预期着利用几百万中国军队,充当将来战争的炮灰。
  
  一九四六年年初,由于存在着停战的情况,“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飞机可供新闻记者使用。因此,我能够从旧金山飞赴上海,从上海飞赴北京,再从北京飞赴华北各地的解放区。当时,大部份华北解放区,还没有为外面的任何人访问过。
  
  我是在一九四六年深夏飞抵延安的。访问其他解放区完毕,我在十月间回到延安去,并在那里度过一九四六——四七年的冬天。在我访问延安期间,过去十多年间确立下来的一切活动,依然继续进行着。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毛主席和朱德以及中央委员会其他许多成员都住在这里。此外,它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它是一个文化中心,延安大学设在这里。这里还有一所纪念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国际和平医院。延安出版着《解放日报》,有一个广播电台和一个剧院,古典的和现代的奸京剧就在这个剧院上演。这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
  
  交通条件的简陋,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我同毛主席的第一次谈话,由于延河上流谷地大雨,引起河水上涨,因此谈话不得不延期举行。延河平时是一条小溪流,河水之浅,连小孩子也可以轻易地涉水走过去,但是,下了一场急雨,就会造成滔滔洪流,水流之深和猛,足可以翻掉一辆卡车。因为毛主席住在延河对岸,同时又没有可供汽车行驶的桥梁,因此我要等到第二天才去。第二天我是乘卡车到毛主席住处去的,卡车在延河里的飘砾转石上颠簸着前进,来到了杨家岭,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再往前行,卡车在挨近一条陡峭的山路的地方停了下来。于是我们在包米秆和番茄蔓之间攀越而上,来到一个宽阔的粘土台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陡峭的山边开着长长的一列窑洞。其中四个就是毛主席的家了。
  
  在平坦的粘土地坪上,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谈话,由午后一直谈到夕阳西下。谈话开始以后不久,我注意到,离毛主席居住的窑洞顶端大约二十公尺山上的草丛中,有人在活动。由于胡宗南的飞机曾经在毛主席早些时候居住的窑洞附近扔了一个小炸弹,因此,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派驻了哨兵来看守主席的住处。因之我问道:“是谁在那上边?”
  
  毛主席回答说:“是另外一户人家。他们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就是这样,我上了有关人类好奇心的相对性的一课。原来,山上的人注视着的正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毛主席是他们的邻人,他们同他在山上共种一个菜园哩。
  
  我很少看到有像毛主席那样极好地适应环境的人。看来他不要求与人隔离,他所需要的工作环境的清静,是由尊敬他的邻居给他提供的。山上的小孩子向下面凝视着,可是他们不喧哗吵闹。他的小女孩,虽则逗着爸爸爱抚自己,但她无意分散他同我谈话的注意。
  
  毛主席穿着通常那套深蓝色的棉布衣服,它只是比别人的整洁些罢了。毛主席举止安详,态度亲切。他说明事理,充满了形象,而当他微笑的时候,脸部发光,常常发而为生动的幽默,但他有着一对洞察幽微的眼睛。
  
  我们的谈话顺利地进行着。译员翻译得很好,而毛主席时谈吐又是那么富于表情,因之我感觉不到存在着什么语言障碍。他的思想一下子就掠过了整个世界,包括许多国家和时代。他首先问我关于美国的情况。对于在美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他的消息比我还要灵通。这是教人惊奇的事情啊,因为我早几个星期以前才离开了美国,而二十年来,毛主席同外界世界甚至连一次通信联系也没有。可是,他规划见闻知识的输入,一如规划战略那么周详。延安的广播中心收听世界的消息,并作了分类提要,供中央委员会使用。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提供飞机同北京维持短暂联系期间,延安利用它把许多国家的书报运进去。主席对世界事件的知识是很完整全面的。
  
  在我尽力回答了毛主席问的有关美国的问题以后,我才提出关于美苏战争威胁的问题来,从而开始我们的谈话,这篇谈话现在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主席说,目前的战事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反动派确实梦想消灭苏联。他们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接着必须把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下。美国反动派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的领土,通过英国、法国和中国,才能进攻苏联。因此美国反动派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他指出,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已经控制着十分广大的地区。
  
  毛主席给我们安排的餐食很简单,但很可口,许多菜是用成熟的番茄、洋葱、蚕豆和胡椒做的,这些大都是他们在山边菜园里种的。餐后食品是“八宝饭”,它有四种佐料:花生,胡桃,主席园子里种的梅子,以及朱德居住所在的延河上流枣园种的枣子。
  
  我们喝着清茶,继续谈话。毛主席的直截了当的话语,他的广泛的知识,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诗意的形象,使得他的谈话非常激动人心,而这是我过去同别人谈话所从未感受到过的。在谈到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的时候,他把这叫做“输血,美国把血输给蒋介石,蒋介石则把血输给我们。”……在谈到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他运用了许多比喻。……他曾经说:“它是历史上最强的,同时也是历史上最弱的。摩天大楼高是高了,但地基是动摇的。”在另一个时候,他又说:“美帝国主义变得茕茕孑立了;它的许多朋友非死即病。甚至是盘尼西林也救不了它们了。就在现在,许多反动派给致命之症弄得日益虚弱。”
  
  “纸老虎”的比喻,就在这次谈话中使用的。对于这,我印象特别深。这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比喻,而且还因为毛主席能够纠正这个词的翻译。当他最初说反动统治者都是纸老虎的时候,译员把“纸老虎”这个词翻译为英文“稻草人”。毛主席随即中止谈下去,要求我告诉他英文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那是形状像人的东西,农夫把它放在田野里,用来把乌鸦吓定,毛主席听了,马上对这个词的翻译表示不满意,并说这不是他要表示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用来吓乌鸦的死物。它是吓小孩子的。看起来,它像是一只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用纸做的,潮湿了,它就变软了,大雨一下,它就给冲走了。
  
  说完这段话后,毛主席用英文说出了“纸老虎”这个词,其他的就用中文讲出来。他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希特勒也是给历史的暴风雨吹走了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它们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遭遇都是这样。帝国主义者的力量何在呢?只是在于人民的不觉悟。人民的觉悟是一个根本问题。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共产党是真正有力量的,因为它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
  
  当毛主席陪着我下到山边停放卡车的地方的时候,差不多是午夜时分了。我们道了别。我乘坐的卡车顺着坡儿开,驶进延河,溅着水前进,这时,毛主席还站在坡道上目送。这时候,星光灿灿,照射着荒芜而黝黑的延安的群山。
  
  在我逗留延安期间,毛主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纸老虎”这个已经用了开来的譬喻。
  
  在延安,最阴沉的一天,是听到了马歇尔已经给了蒋介石估值二十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消息那一天。这戳破了美国说的希望避免中国内战的一切假面具;美国此举是直接怂恿蒋介石继续拼命进攻解放区。这个消息是毛主席亲口告诉我的。这一次他对我说:“我们终归是依靠蒋介石的军队。我们的一些士兵牺牲了,可是我们也俘虏了敌军,并且有一些敌军向我们投诚。这样我们前进了。”
  
  当时,我说了一些由联合国斡旋中国内战的糊涂话,但是毛主席摇着头说:“联合国是不可靠的,只有蒋介石的军队才可靠。”他微笑了一下,接着补充说:“蒋介石的军队是很好的军队。他们只需要一点政治教育……”毛主席的战略是有自信的,因为在来犯的敌军中,他看到了长期受到压迫的中国农民,这些人不可能永远是敌人,而是必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根据我的印象,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再度谈到了纸老虎,只是我不大确定。
  
  然而,对于在延安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谈话,我的印象却十分鲜明,在这最后一次谈话中,毛主席又提到了纸老虎。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当时延安的人差不多都撤退了。三个月来,胡宗南的军队一直袭击边区的前沿防线。那时候,延安的大部份活动都“分散”了,这是共产党人擅长的一项战术策略,并且常常使用。作家、音乐家和文协的其他成员,都到各地去组织冬训班和参加土地改革,配合农民获得前线消息后的撤退,延大的学生深入农村去。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半数人员都离开了延安,另外建立工作基点。银行也搬走了,甚至银行的窗子的大玻璃板也除了下来,埋在地下,以避免敌人的破坏,到将来有一天可以再挖出来用。同样,中央委员会食堂里的木桌面也掩埋在地下,以备以后需用。妇女和儿童疏散到北边的深山中去。
  
  到了后来,胡宗南的美制飞机飞到了延安的上空,窥伺着,飞得低低地。中央委员会已经拆掉了它用的窑洞,搬到大约十五公里外北面的陡峭的山里去。我知道,我很快就要乘搭最后一架美国飞机离开延安了。在我乘搭飞机离开的前一个晚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傍晚回到延安来(由于敌机骚扰,白天不能走路),观看一出关于土地改革的新戏剧,上演这个戏剧的剧院后来很快就被毁坏了。周恩来派人来叫了我去,就是这样,我最后一次到了这座剧院去,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完全忘了当时是演什么戏了。我只记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当时坐在前座第一排,由于剧院里没有暖气设备,天气又十分寒冷,他们都把手伸到烧炭火盆上去取暖。
  
  后来,别人领着我走进一个空荡荡的窑洞去。年青的勤务员搬来了橙子和一张桌子,并端来了茶、瓜子和蜜饯花生,用来开告别茶会。毛主席对我说,我一定要乘搭第二天早上的飞机离开延安了。因为如果我逗留更长一点的时间,那末,我就会长期同外界隔绝。我不能随着他们上山去。但是,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一切情况,掌握了解放军据以战胜蒋介石的战略情况。我一定要把这些消息带到世界上去。毛主席说:“当我们再和世界有来往时,你是可以回来的。”他认为,这大约需要两年时间。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时间还要短些。
  
  我把一封由纽约寄来的信交给毛主席看,这封信是我第二天离开延安时乘搭的那架飞机带来的。这封信充满了紧张和忧虑。我的朋友在信中写道:“进步分子影响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为使自己平安逃脱而斗争。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对美国政府可能作的事情不存幻想。”
  
  毛主席微笑了一下。他是不存什么幻想的。可是他认为,美国的进步分子是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反动派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民主的力量了。他说,这是美国进步分子的一个精神上的弱点。
  
  他继续说,美国反动派有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它一定要去支撑全世界的反动派。而如果它不去支撑它们,它们的房子就要倒塌。这是一所用独木柱支着的房子。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正是美国人民才是强大的,他们有着持久的力量。
  
  在午夜,态度亲切的勤务员把清茶和蜡烛带进窑洞来,在征程中,毛主席现在只在这个窑洞停留一个晚上。这时,我想到了纽约那位朋友,他住在有暖气装置的楼房里,尚无被投入监狱之虞,死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他对美国反动派的活动却感到担心。接着我想着毛主席及他的中央委员会,顶住了蒋介石四百万配备着美式新武器的军队的进攻,而共产党人甚至连高射炮也没有哩;现在,他们要离开延安,在冬夜里进入陕北的丛山中去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力量是那么具有信心,他们对于怎样去解放和组织人民的力量的分析是那么具有信心,因此,他们好整以暇地谈论着回到延安来的大概的日期,并给我居住在纽约的那位朋友传达了安慰的口信:不应该太害怕美国反动派。
  
  我凝视着毛主席的面容,当他议论着世界的前途的时候,他的面容显得舒泰而有信心。
  
  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雷激荡全世界,为的是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被压迫人民,相继站立了起来,而每一个站立起来的新国家,都是对其他国家的一种帮助;为的是不管五角大楼怎样有势力,它也没法同时向全世界人民动手。这并不是一场轻易而简单的斗争。帝国主义有着多面性;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一种政治形式的独立,然而,它们发现自己在经济上给套上了镣铐。如果人民依旧采取守势,为独立幻想所欺骗,或者希望别的国家会去解救他们,或者害怕帝国主义老虎,那末,他们就依旧要被镣铐拴住。但是,哪里的人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而他们的领导人又发展建立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的健全的战略,那末,他们将发现这只老虎真的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这是我们现时代的伟大真理,毛主席关于纸老虎的谈话,把这个伟大的真理表现得明明白白了。
  
  (向寥廓译自英文《中国建设》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
  (原载香港《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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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4 08:37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是我今年(一九六六年)夏天最后的一期通讯了。在写完这期通讯后,我就要开始度假,直到九月再写。
  
  目前,在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现在来写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太早一些的,因为这场革命要求人们在思想上所作的变化,需要一、两百年才能完成。那怕是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的直接改革,起码也需要六个月时间。与此同时,每天都出现非常重要的新发展。六月十三日就是一个例子,当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废除现行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并把今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便制订新的招生办法。
  
  因此,在历史上首先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的中国,已决定破坏这个制度,原因是这个制度今天已成为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一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障碍。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的参加者来说,很明显的是人的思想的改造和一个世界的创立。
  
  西方报纸说,这是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或者是“整肃知识分子”。初时,他们说毛泽东在病中没有参与其事,但是后来又恍然大悟地说,是毛泽东领导这场革命。六月十三日《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毛泽东指挥这场大整肃”;该报甚至一字不差地引述中国报纸的一些词句;这些词句按《纽约时报》的解释当然是不伦不类的。因为该报把它看成是暴力事件,而北京方面是完全从历史关系来看这个问题。《纽约时报》引用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历史空前没有过的”这句话。确实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能不能巩固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或者倒过来说,资产阶级残余能不能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对年青的一代的影响,最后使资本主义复辟。
  
  这场斗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中国人已经指出在过去,历次的革命成功后,就会出现篡夺者,夺去革命的果实。在英国,克伦威尔杀了查理士一世之后,似乎再没有什么忠君的情况存在了。但是二十年后,查理士二世竟然连一支对抗革命的军队都用不着便又登上王位。直到今天,英国还保留许多封建的架子。在法国,革命让位给拿破仑帝国,从此法国革命的道路就更困难曲折。在美国,独立宣言的美妙的词句不一会儿就被制宪议会所代替。制宪议会立即制定“对群众的治权建立起阻止和抵消”的宪法。后来,美国国内战争,解放了黑奴,甚至让他们参与政府,但是在不到十年,他们又遭受一种新形式奴役。
  
  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要巩固社会主义的革命就更困难了。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剥削阶级的改朝换代而已;把封建地主变成工业资本家并不怎样困难。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同了,它必须取消一切剥削,一个有贪得无厌的习性的人,如果不是在动机与习惯方面深切改变,是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
  
  凑看,中国人又看看苏联,他们认为他们也察觉那里已发生同样的背叛革命的情况;在列宁领导下取得的国家的权力,被新兴的官僚阶级夺去。苏联,在列宁领导下,使十月革命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这个国家通过一次宫廷式政变把权利奉送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有朱可夫和武装部队的支持,以七对四的多数票推倒了政治局——后来,赫鲁晓夫本人又在同样的诡计下被推翻。中国人对苏联并没有带着任何的敌对的想法。可是,眼看着曾经付出数百万人的生命,而又是数以亿计的人们所期望的革命,背离了革命的道路,并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官僚资本主义、讨好帝国主义,这是十分可怕的。而这是中国人相信他们所看到的的确是这种情况。
  
  因此他们问,我们的国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他们十分清醒地回答:“是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两年,列宁就说过,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后,它的反抗力量增加了十倍,它的力量比推翻它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更大,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钱、有知识和有掌权和行政的习惯,并与外国资本有着联系,同时,更因为人们思想中有一种习惯的力量,他说,这是十分可怕的力量。直至人民思想和习惯发生了变化,革命才能获得保证。
  
  中国人放眼国外,也发现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所指望的就是在中国的复辟。腊斯克曾公开说,他的指望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为了加速演变,腊斯克对中国采取一个新的口号:“遏制而不孤立”,而且开始列出记者、医生、学者等人的名单,说明可以发给他们前往中国的护照。这是一种对待被禁在牢狱里的人的作法,由看守他们的人派出入去访问他们,予他们以“遏制”,为的是改变犯人的观点。这也就是腊斯克要软化中国使中国接受的建议。他甚至说,对苏联既然可以行得通,对北京又有什么不可以。
  
  因此,中国是警惕了。中国人详细研究怎样应付。这就是他们说“文化革命”是“一个生死的问题”的理由。
  
  预料他们怎样做?目前只是行进的开始,但是有几点是明确的。
  
  一、他们以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中国人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毛泽东的著作在今天的中国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形式。
  
  二、他们要求七亿中国人成为每一种制度、每一种行动以及对过去每一种传统的批评家。
  
  三、他们对中国人民说:你们掌握国家的权力;要使用这种权力来保护你们的土地和你们的子孙的前途。不论你们在学校里,在小说中或者在电影上,或者在各级的党的本身,只要你们发现威胁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什么权威或势力,一律把它们扫除。
  
  四、这种扫除不是斯大林时代那种用杀来进行整肃的办法。甚至连监禁的办法也用不着。它是在大辩论中通过公众的批评进行的。大辩论是中国人所使用方法。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文化和教育机构以及与青年有关的政策机构。
  
  五、最后,这一次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来进行的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的。这是他对他所领导了四十年的革命的无上的贡献。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期》
  
  (原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香港《大公报》)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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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4 08:37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每个人都同意今年(一九六六年)的国庆活动“不寻常”。
  
  上午十时整,毛泽东和其他的领导人来到城楼上的观礼台,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红卫兵和少年先锋队员手中的成千个小红汽球腾空而起,千千万万只手挥动着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来自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的一千六百余名外国朋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门楼两侧的站台上观看着这样的情景。
  
  闭幕仪式和十个祝贺讲话紧凑地在一小时十五分钟内结束了,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游行队伍的先导走进了广场。
  
  我并没有试图每次站立超过几分钟,幸好天安门城楼上提供了很多休息的地方。我小心地把椅子放在柱子挡住的荫凉处,但是就在这里,受太阳光照到的地上反射出来的热度也高达华氏九十多度呢。我惊叹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热的阳光下,也赞叹他不断向游行群众挥手致意的精力。
  
  群众坚持要求毛主席在场,如果他离开观礼台中央仅是短短的一刻,游行者就会停下来,等着他重新出现。有时候,他离开了一会儿又回到观礼台上时,已经走过天安门的有些游行者还要往回跑约二百码。其他省份来的学生或红卫兵期望见到毛主席,他们从新疆或广西千里迢迢而来,绝不会为了维持游行队伍的秩序而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他们的要求使得毛主席不仅大部份时间站在观礼台的中央,并且还不停地挥动着高举的手向他们致意。
  
  不久,我清楚地看到他还有另一个吃力的任务。有四批人享有离开游行队伍的特权,来到天安门城楼上见毛主席。约一千三百名优秀的工、农、兵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其中有头戴铝盔的三二一一一钻井队的工人,毛主席在他们走过的时候赞扬了他们。另有外地来京的一千名红卫兵代表,其中很多人在走近毛主席或跟毛主席握手的时候高兴得跳了起来。毛主席在东台接见了一大批解放军的“积极分子”,又在西台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少数民族代表。这四大批代表得到了特有的注意,也有机会握手。同时,更大规模的游行仍在进行。
  
  还有更小的团体也受到了注意。至少有两次,外交部长陈毅把来访的外国朋友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带他们到大客厅里,简短地谈谈话,然后在强烈的弧光灯下一起照了像。经过四个多小时这样繁忙的活动后,毛主席还是在精力充沛地活动着,甚至于还走了额外的路。
  
  毛主席从东台走到西台的时候,我当时站在人群的后面一点,没想到他会走过来跟我握手。他用英文问候我的健康,我回答说很好,我问候他的身体健康,他也回答说很好。他走过去的时候,指着一张椅子说:“请”,要我坐下。然后,我看到毛主席几次走出他该走的道,与他在人群中看到的熟人握手致意。他认人的记忆力很好,他看远距离或看近距离都不需要用任何眼镜。在他往东台走去的道上,又与一位身穿军装的外国将军握了手,后来与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妇女打了招呼,她似乎和我一样也没有想到会受到毛主席的注意。
  
  毛主席并不是连续地站着的,有时,他与别人一样,走进大厅里休息片刻。他会找一张靠边的椅子坐下,脱掉了上衣,坐在椅子里,完全放松地休息最多五分钟。他的四周都是人,但还并没有打扰他的休息;他似乎已经锻炼自己在短时间里取得最大的休息。他起来的时候,手并不扶宽大椅子的扶手,很轻快地站了起来,很少人可以从软椅里那样站起来的。
  
  虽然我白天在天安门城楼的屋荫下站了好大半天,起先觉得很累,无意再回去看晚间的焰火了,但在休息了几小时,又喝了点咖啡之后,我还是决定去,因为那焰火是值得记忆一年的。
  
  我深以为毛主席晚上是不会来的,他在这又长又热的一天里一定很累了。当我看到周总理在广场上的群众中行进的时候,我说:“他可能是在告诉红卫兵今晚不要等着见毛主席了,毛主席累了,已经去休息了”。因为我的许多朋友比毛主席要年轻,都感到累而去休息了。话刚说完,我们却看到毛主席就在门楼下面,跨着稳健的步伐,走过金水桥,进入群众中去。后来,他在桥边席地而坐,周恩来坐在他一旁,放第二阵焰火的时候,他们正在和群众谈话并握手。其后,毛主席从中间那座桥上走回来,走上了靠西面的另一座桥,以便同广场中另一部份群众谈话。
  
  我忽然懂得了那些十几岁的年青人挥动小红本子,整天向他欢呼,对毛主席表现的热爱,并不是单方面的热爱,毛主席也热爱那些十几岁的年青人,喜欢同他们在一起。
  
  他在他们的年龄的时候也已是一个革命者,在他们身上,他看到自己革命的青年时代,现在这样的青年已经是以百万计了,他还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几年以前,他不是向中国学生这样说过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第二阵焰火停歇后,我就看不见毛主席了,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回到了门楼。我站起身,准备走了,因为通常只放两次焰火,时间已是九点半了。所以,当我们沿着前面的平台走向电梯的时候,赵风风突然说:“毛主席就在那里,在澳大利亚希尔同志那一桌上。”我感到很惊奇。他果然是在那里,他在离我几步以外台阶下面的平台同我刚才坐的一样的一张桌子旁,焰火过后黑蒙蒙的几乎看不见。
  
  我没敢走下去打扰,但我停立在一小段台阶上面,那台阶接连着平台的三层。由于毛主席看来似乎常常走动,他下一次很可能走到我站立的台阶上来。这一回我猜对了。还不到一分钟以后,他告别了希尔,走上了台阶。我正把我的红色的小“语录”本印有他的相片的一页打开,等着他。
  
  我问他:“你是不是愿意在你的照片上签个名?”毛主席拿了书,签了名。我在那时很惊奇地注意到,虽然周围有许多解放军,看来谁都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制止那些想走近毛主席的人。
  
  我还有时间在他签名的时候问他:“你一定很累了吧?”我真是这样想的,不仅因为我自己很累了,而且因为比我年轻得多、比毛主席也还年轻的人都很累了。
  
  他说:“不,我不累。”说完他就走开了。
  
  所以,我的答话没有跟他说,而是对着空气说的。我激动地说:“噢,他还可以再活五十年。”
  
  毛主席不仅是“七十二岁还很健康”,而是:“很健康,别无他言”。他身体力行了他给别人的忠告,进行锻炼,其中包括长距离游泳。他将能再活几十年,精力充沛地从事他尚待完成的一切工作,甚或直到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的长期对抗的结束。
  
  一年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开始在我的头脑中串联起来;美国从南方的侵略不断升级;中国共产党直截了当的声明,它将不再与以苏共领导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文化革命和红卫兵;在教育方面的新讨论中提出的理想,要造成亦农亦学、亦工亦军的人材。毛主席自己做到了这一切,中国人民也一定要做。
  
  我也认识到他们为什么要给予他各种称号以及为什么人人都读他的著作。我并不自以为知道毛主席将以什么形式进行领导;我记得他在一九五八年放弃了政府的工作,因为他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毛主席本人看来将规划和领导今后几十年的反帝斗争。我想他确实可能把这些都搞完,甚至包括一场核战争。
  
  我还认识到为什么今年的国庆有五个外国人讲话,其中没有一人是代表政府或任何执政党的,而是代表四大洲的革命运动;最后一名讲话人就是美国黑人革命家罗伯特.威廉。我还认识到,中国用世界上大多数种类的语言,出版了几千万册毛著作,为什么不是偶像崇拜或“个人迷信”。
  
  中国在其悠久的历史上曾对人类作出许多贡献,指南针、纸和印刷术、磁器、丝、火药。今天,中国有许多新的社会贡献,有工业或农业的发明。但是我们正面临着全世界的反帝革命,四十年来毛主席已经发展了这个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个革命就是我们现时代的革命。毛主席不但是中国的领袖,毛主席及其关于革命的著作是今天中国对人类的最好的贡献。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二期)
  
  (原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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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5 08:30
红卫兵的长征

  
  青少年们,不用父母照料,自己选择目的地,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旅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如此多的人一下子涌往北京旅行,而北京却处理得如此妥善,这也是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去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从那一天起的三个月期间,他接见了由中国各地前往北京的一千一百万名革命师生。到十一月底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一个市区人口只有约四百万人的城市,竟要接待超过三百万名的来宾的食宿。在北京的每个单位的机关都要腾出它们的办公室和房舍来接待外来的客人。尽管运输卡车和公共汽车是如此的挤迫,但事实上却是非常有秩序的。红卫兵们并没有携带武器,他们的原则就是用大胆批评和讲道理的方法去取得胜利。
  
  这种大好形势主要是由于本着鼓舞这些青少年的严肃目标所造成的。军队、党、政机关发动了十万名男女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去帮助这些青少年和北京联系,而并非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惯于对学生示威采取压制的手段。这十万名男女人员帮助去搞首都所提供的粮食分配和交通运输工作、医疗工作,和有时对来自南方的学生分发御寒衣服和鞋等,因为那些来自南方的学生可能是穿着凉鞋来到北京的。人民解放军代表与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同食同住和一起旅行,指导他们在检阅时列队行进。
  
  其他在金钱上富裕得多的国家,能够对一千一百万名一心一意去了解他们的国家,去见他们的领袖的学生,负起免费食宿的责任吗?其他国家的城市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地接待这样多的青少年客人吗?
  
  在十一月底宣布毛主席要到明春才再接见学生之后,这种免费乘车串连的措施才告结束,除了对那些返回原籍的学生仍然实行免费乘车外,其余的就全部取消了。因为现在需要火车来运输粮食和工业原料。不过,那些青少年是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来串连。
  
  红卫兵们已经开始了“长征”。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双手举着旗帜,背着背囊步行到全中国各地。他们通常是由几个同学联群结队,但有时许多学校是发动较大规模的长征队伍的。此外,在全国各地沿公路的地方,都由省和县组织设置了无数接待服务站,以供长征队伍住宿。
  
  究竟这种长征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引述了在各处都可遇见参加长征的青少年的答复。
  
  他们说,他们长征是为了“交流革命经验”。他们到远的地方长征,不怕艰苦不怕疲劳地去锻炼他们自己。他们不惜登山涉水去认识他们国家的地理。他们步行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革命圣地井冈山和延安去学习中国革命历史。他们和那里的人以及革命老人谈论中国过去的革命。他们许多事后写道:“我这次旅行一个月所学到的,比在学校全年所学的多得多”。
  
  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在长征的沿途都千方百计多做“好事”。他们在需要劳动力的公社留下来和以前的“贫农”共同生活一段时期,帮助农民们工作,和他们交换意见。其中一个最特出的例子发生在大寨。当红卫兵要去访问大寨的水平梯田时,每人都背一块大石上山。这样,他们一共背了四万块大石到一个山坡上,那里的农民已决定建一块名为“长征红卫兵山坡”的新的水平梯田。
  
  长征队伍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他们的特色。他们每人都携有一本小小的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来每天进行学习。他们还带着印有语录的传单、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来送给别人。在长征途中,很多人带了油印设备来印制传单。他们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表演,包括歌曲、和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活报剧等。毛主席很多语录已被谱成歌曲,红卫兵歌唱它们,并用来教给农民,发给他们歌纸作为将来之用。乡村里很多仅三、四岁的小孩子都已经会唱以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中国学生所说的话谱成的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在毛主席的原文中比英文更富节奏感,学习毛主席的文字风格本身便是文学上的一个课题。其他直接引自毛主席著作中的歌曲包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和《造反有理》等。
  
  当我十二月二十日离开北京,前往飞机场途中,我们经过几个红卫兵的队伍,看来他们是步行离开北京。他们是艰苦的。因为那时天气在零下十度,寒风凛冽。但他们坚决地高举着他们的红旗,“毛主席的红旗”,既是形容词,又是实际的旗帜。
  
  我们乘坐的飞机飞行了三个半钟头,便到达广州,中途没有停留。
  
  我当时获悉,去年秋季,广州曾经接待过一百八十万红卫兵,他们是乘火车到广州串连的。当免费乘火车的办法停止之后,到广州的红卫兵人数便显著减少。但是,步行串连仍继续。约十三万革命师生参加在广东省内的长征,他们是由国内许多地区前来的。他们的长征则由广州安排。广州市把标识着铁路沿线接待站的地图供应给他们,另外还供应他们小量的现款津贴,供医药及宣传品之用。
  
  到韶山或井冈山,需要几个星期,这要看步行速度,以及他们在路上停留时间多少来决定。有些长征的人,甚至步行到贵州遵义。在广东省内的短途而且多数人喜欢的步行,是到距广州不到二百公里的黄山洞,那里的人民公社,以在日常工作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而著名。
  
  在乘车前往从化温泉的近二小时途程中,我们遇到许多长征的队伍.他们列队行进着。他们比那天早上我在北京见到的红卫兵舒适得多了。天气暖了四十五度。这些队伍很少超过十二人的。其中一队全是十四岁的女孩子。十四岁的女孩子竟然在冬天到中国各地去长征,途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我对此表示惊奇。同行的和平委员会的一位妇女说,她有五个孩子,全是红卫兵,其中一个是十五岁的女孩子,最近已经和三个同学,一道出发去长征了。
  
  我问,一家人有五个红卫兵,这怎么可能呢?这位母亲答道,他们的年龄是从十二到十九岁,所以他们都是适龄的。他们都到全国各地串连,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徇应我的请求,她大概地谈了他们的活动,这些活动表现出各个成熟的阶段。
  
  最年轻的男孩子十二岁半,已经读完小学,升入中学,因而可以取得到北京的旅行证件。途中他曾到过郑州,在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在其中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后来和他十四岁的哥哥一道回家。哥哥是较早之时到北京的,在北京逗留了“二十天以上”。因此他自豪地说,他曾“三次见到毛主席”,比家里任何人见到毛主席的次数都多。这两兄弟于去年十二月下旬和一队同学到黄山洞去串连,“向农民学习。”
  
  十五岁的女孩子也可以自豪地说,她长征的途程,比家里任何人都要远。在最初乘火车免费之时,她曾经长征到北京、西安、延安、重庆和韶山,然后回到广州家里。十二月十三日,她不顾父母和大哥的劝告,和三个同学长征到井冈山。大哥是参加长征,于十二日回家的。他特别劝她不要带太多旅行用具。她是带着一条厚棉被,穿着棉军服的。他说,他只带一张毡,走了一天路,连一根针也觉得过重了。可是这个固执的女孩把她认为需要的衣服全都带去,不久她不得不把一些衣服寄回来。她写信告诉她父母说,当毛主席鼓励红卫兵长征时,他们应该给她更多的鼓励,她并说,到达井冈山之后,她还要到延安去,这一次要作真真正正的长征了。
  
  母亲对这一点的意见是:“她(指那个女孩)需要在经历中来教育自己。”她说,这个女孩子有“过‘左’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她打过一个被认为反动的教师。但到北京串连之后,她深信:“使用暴力只能使人抗拒,讲道理才能使人心服。”她从此便善于学习了。
  
  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任性的十五岁女孩子的母亲,能够让她仅仅和另外三个女孩去作这样的长征,而毫无焦虑。我说,如果那个女孩生病或者发生事故,她毫无疑问会在任何人民公社得到帮助的,这位母亲点点头。我没有提出任意干涉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使其他国家的母亲忧虑,而我的中国朋友对这一点是会感到惊奇的。一位母亲能让十多岁的孩子出外旅行,而只认为这是“自我教育”,看来这是中国的一件光荣的事。
  
  在秋天的时候,十七岁的哥哥曾长征廿五天抵达韶山,然后乘火车前往北京,他在那里接受了毛主席在十一月对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接见。他现在正和同志们商量关于去工厂劳动的事情,如果这事无法安排的话,他们便在省内进行另一次长征。他的妈妈说,长征的费用实在是毫不足道的,一天的饭钱只是四角五分(美金一角八分),她说,“这比在家中还便宜,农村地区的食物是比较便宜的。”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是十九岁的女孩子,一名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她也积极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去年秋天,她曾前往武汉、韶山、广州等地串连,后来一种责任感使她返回北京,因为对那里一名压制群众的党委书记的斗争工作需要她。
  
  这便是一个家庭中五名红卫兵的轮廓。
  
  ***
  
  就这样,中国的年青一代到全国各地串连,了解他们的祖国的情况,他们最初乘坐火车,后来步行。他们并没有军队式的编制,每个队根据它本身的设计选择它自己的方式,而用自己规定的纪律来实行这些方式。但他们有共同的目的。用暴风雨和高山来考验他们自己,在歇息的时候劳动,向农民学习,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长征,他们因此便用劳动,用歌曲,用毛泽东思想把广大的乡村联结在一起。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五期)
  
  (原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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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5 08:30
造反派怎样在工厂夺权

  
  我到北京城外光华木材厂参观,了解“造反派”如何夺权。他们带我走过几个大车间,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见到那些白色大圆木,在煮了二十个钟头后自然变软,经过机器压过,便成为浅色的薄板,再和其他同样的薄板纵横相夹就成为夹板。这种夹板可以制成门板,桌面,舱内的隔墙板,以及家具等物。
  
  很快地,他们就把我招呼到一张长桌边,在那里坐下,对面坐着几名“造反派”青年。他们满脸笑容向我表示,这个厂现在已在他们手里。他们之中多数是带有红臂章的。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过去寂寂无名,最近才成为有名人物。他是他们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而且是该会三十三名常务委员之一。这个三十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北京掌握“临时权力”,木材厂是属于北京市的。
  
  他们说,这个厂是从无到有,在解放前完全是一片荒地,现在有九个车间,占地三平方公里,共有工人二千二百四十人,四月份所产的出品,计值人民币二百零八万八千元。他们告诉我产量在不断的增加。
  
  他们说,以前的党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是以利润挂帅,不是以政治挂帅。有些产品是人民生活所需的,但是利小,有些产品利大,但并非必需。以前领导方面只着重于高利润而不注意为人民服务。
  
  过去他们并仿照苏联经营方式,每一个厂有一个头头,每一个车间也有一个头头。这些头头从来不和群众商量。他们安置人,只是论私情,不讲能力。他们镇压文化大革命,凡是对他们提出批评的都被说成“反党”,他们着重物质刺激,促进资本主义思想。
  
  我问他们,要求更多的工资是否不对?这个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他们回答说,为生活工资是必要的,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者却往往想收买你。“我们不是为工资而工作,我们是为国家利益和全人类而工作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人们的人生观。”
  
  在文化大革命未开始前,同前领导的斗争早已开始。我们张贴大字报,我们的上级就以“白色恐怖”回答我们。
  
  他们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他们使用肉体上的刑罚,而是用种种方法,使批评者在精神上受罪。他们派人到处跟踪你,在斗争会上骂你是反革命,并且围着你乱叫,使你得不到一点安静。有些人被迫自认为牛鬼蛇神,其实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时期,根本没有人敢于提批评意见。后来中央派来工作组,叫旧当权派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批评过于温和,因而工作组又受到群众批评。
  
  到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足以在一个车间里一个部门夺权。这个部门有工人三十名,以后他们更考虑在全厂夺权。当时,正是上海发生夺权(即“一月革命”)的时刻。在“毛主席批准上海宣言发表之后,我们便知道我们所走的路线是走对了,这就提高了我们的勇气。于是,在一月十七日,我们便在厂内实行夺权,把党委,行政,财政及文化大权统统夺了过来”。
  
  我问到夺权的详细经过时,他们回答说,到了这个时候,造反派已得到全厂百分之六十的工人的支持。“所以我们贴出布告,通知大家。旧的经营制度已经结束了,并通知大家某某人已调到工场去劳动。工厂的头头是不愿屈服的,他们打电话到市委要求援助,但是那时候市委已在造反派手中,而且支持我们”。
  
  造反派工人成立了最高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和各车间的“勤务组”,管理厂务。“革命生产委员会”由十七人组成,“勤务组”的组员则是三人到七人不等。所有参加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都叫做“勤务员”。每一个车间的“勤务组组长”也就是十七名委员之一。在十七名“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中,仅三名是脱产的,其余十四名均参加生产,不过任何决定都要由十七名委员共同作出。“勤务员”还是在他们以前的工作岗位,薪水也照旧。他们负责本车间和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的工作,是义务性质。正是由于“过去制度”太过庞大,因此脱产干部调到厂房工作的就有六十到七十人。
  
  我问:“现在只有三名脱产干部担任经营管理工作,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他们证实确是这样。不过他们说,如果加上记账员、会计员、仓库管理员、医药人员等等,那么,担任非直接生产的员工就有一百人以上。
  
  他们说,“新的制度”使管理人员接近群众,消除了官僚主义和腐化作风,并由于就地解决问题,不须经过“一连串的会议”,因而促进了生产。当我问到对于迟到或酒醉的工人如何处理时,他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群众掌握纪律。一个工人假如妨碍他人的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工友就会向他提出批评。”
  
  骤听起来这好像近乎乌托邦,但是在生产中这种制度经过考验了。在一月初斗争期中总产值下降了,但是迅速恢复了,而且恢复得如此之快,以至在一月底以前便将一月份的计划完成了。以后几个月的产量都逐月增产。
  
  以制门车间为例吧。以前这间车间每天平均生产装配好的门扇一百十五件。在“夺权”后的第二天就生产了二百十件,第三天生产二百五十三件,很快又增加到最高纪录(每天二百九十三件)。老刘说,“现在更高了,五月中我们每天生产三百多件,有一天,就是在一个八小时工作班中,便生产了四百件。”
  
  他们认为,生产热情的高涨主要原因是工厂“现在属于工人,工人们运用这个工厂来为国家服务”。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生产热情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得来的。他们说,在工作上,他们的关系是同志的关系,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勤务员”是选举出来的,而且随时可以罢免的。他们说,“我们所选的都是那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既是革命派,又是群众关系好的人。”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九期)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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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6 12:46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关于目前中国的动乱问题,我的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曾作出她的解释。她说,“这些动乱一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因为中央情报局曾颠覆了许多国家,目前又企图在中国搞政变。”这位太太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中央情报局特务人员固然有时渗进来,但是其他敌人的许多特务分子也会干这种事情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目前临时权力机关——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曾发表声明,警告要严防“美蒋分子,苏修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且特别指出其中的由一小撮邪恶的头头所操纵的反革命的“五.一六兵团”。这个声明忽然揭露出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夜间贴出大字报,而且被人怀疑是要渗入公共示威,要使示威转入暴动及破坏的路上去。在过去一年中,也有几个这样的组织在行动中暴露了他们自己。
  
  一般公认,目前的形势好极了。在北京有些美国朋友非常赞扬文化革命,认为这在西方甚至是无法理解的。有一位美国朋友向我说,“这简直是人类发明火以来的最大的革命”。又有一位说:“毛泽东在历史上将成为最伟大的提倡民主的人。”在西方看来是混乱的,在中国却是如此的被广泛认为不仅是中国的进步,而且是人类的进步。
  
  我们将如何拉近这种在理解上的距离?我们首先要指出的则是,今天全世界都是陷于动乱之中,在每一大洲均有战争、政变、革命。一位拉丁美洲朋友说,在最近几年内,南美发生八次军人政变。骚动是世界性的,即使美国亦不能免。今年(一九六七年)夏天,美国数十个城市内都有变乱;但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遭到像底特律那样的破坏。
  
  这里认为,这种世界性的动乱,均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分裂。这句话也是过于简单化,因为资本主义内仍混有封建主义,甚至部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来也不会只以一种形式出现。最初是自由企业,随后在世界许多地方发展而为垄断和帝国主义。新兴国家因为缺少私人资金,同时也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所以不能建立私人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建立把基本财富作为国家所有的制度,并称之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很易堕落成中国人所称的“官僚资本主义”。一般官僚营私舞弊窃取国家财产,将它变为欧洲银行的存款,这等事情,似乎已经在苏联及东欧出现,那些国家的一般官员已经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妥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正期望着中国最终将也会产生这种情况。腊斯克的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看来,比中央情报局任何阴谋的危险还要大。
  
  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要防止这一危险。毛主席同列宁一样,认为工人阶级争取了国家政权,随着将生产手段收为国有——苏联是经过十月革命两者都达成了,后来在其他许多国家也达成了——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或者甚至不足以保证将社会主义制度维持下去。毛主席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思想习惯存在一天,社会制度就会有倒退的可能。因此,必须彻底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不要围绕着个人利益,而是围绕着集体利益来盘算。“新型的人”的出现,在多少世纪以来只是一个梦想。各种宗教都这样宣扬;他们把“新型的人”这个名词作道德观念使用,意思是人应该无私,而无私这件事,就整个人类来说,是绝对未曾做到的。
  
  在中国,“新型的人”这个名词的意义可以用列宁的一句话表达得更透彻,列宁说:“每一个厨房姑娘都必须学习管理国家大事”。中国人所谓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鼓励个人追求私人财产、个人权力以及个人利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必须由“无产阶级世界观”取而代之。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不表示每一个无产阶级目前都已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人的世界观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认为个人利益有赖于集体利益,而且必须通过集体知识和活动才能有所进展,而且唯有如此,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发展和解放。
  
  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今天的技术发展和对今后互相依赖的世界来说是极其合理的,因此青年人很快地懂得了这个道理而且接受了这种世界观。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是非常之热衷,然而,这种世界观是和数千年来人的思想习惯有抵触的。这种世界观同国内的阶级敌人以及国外敌人、代理人也是有冲突的。就是夺取了政权的革命派,也有滑进特权阶级的旧思想习惯的危险,这一道理,中国人从苏联发生的事情看清楚了。要使人的思想永久改变,使他们适合于社会主义,适合于将社会主义推进到共产主义是很那么地不容易的,因此,毛主席早就说,这是需要进行不止一次的文化革命才能做到的。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不是进行的那末不好。看一看今天的形势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露出了原形并且被推翻了;在最后决定如何处理他们之前,他们仍有工资可领。那些数目比较大的滑到走上错误道路的干部们,在运动中遭到了大声喝止和批评,并且从而获救。一支革命造反派的强大队伍在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于全中国,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自觉的反修战士。他们是第一批通过民主辩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领导国家事务、经济和教育制度而锻炼出来的战士。
  
  今天中国有比世界任何国家人数更多的人参加了政治斗争,参加了执掌国家的政治。在美国,除了大选之外,热心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是不会超十万以上的。而在中国,今天约有二亿人民每天用四至六小时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工人和农民在他们一天的劳动之外参加政治,学生和机关干部把他们的大多数时间用到政治活动方面。这一种惊人的成就在海外的人士是难以注意到的。
  
  在我所住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机构里,行政人员、翻译员和工友、花匠们,每天用一半的时间来开会,讨论和平委员会所负的任务,和委会过去的成就,和委会的领导人员中有哪几个人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中工作得十分出色或者干得不好,以及和委会内部欠缺些什么以致造成了错误等问题。他们并且讨论他们同各级政府机构,不管是地方的、省的、中央的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检讨这些政府机关里面的人员是否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种情形如果应用到美国方面,那就会是在美国某一城市的特定地区,全部居民会花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他们在最近二十年内所选出的每一个议员曾经做过的政治行动。又好比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全部人员,包括职员餐厅里的厨师和侍应生,会得讨论和批判该公司的全部高级人员具有何等的能力和品德上的纯洁。
  
  在中国,上述的作法就叫作“广泛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主席发动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时间是这样长、数目是这样多的人民一道去参加政治活动。
  
  和一切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西方则认为这是一场个别首脑之间的私人斗争。直到现在为止,被攻击的首脑们还没有在中国的官方报纸上正式点名,只是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和传单上才随便地点到他们的名字。官方报纸只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做的意义是,这场斗争,重点在于反对这些人所采取的一些政策,而不是反对他们的个人。许多有耐性、坚决性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从大批资料里详细研究这些政策,并由有关机构的红卫兵,用署名的方式写在大字报上介绍给公众,通常是一个星期贴出两次。

  很少国家能够像这样研究首脑们的过去资料,甚至研究到十八年前解放以前的时期,说明某某人曾赞成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交给蒋介石,以换取追入“国民大会”,后来又在一九六二年建议增加农民的自留地,而事实上,那时,人民公社正在走向成功之路。
  
  因比,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职;当然,解职是可能出现的,除非他们能够使群众相信,已经确实改正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教育千千万万的群众,以便他们可以发现然后改正“修正主义”现象。自从掌握政权以后,有许多一度曾是好的革命者,堕落到寻求特权。显然,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今天夺了权的新“革命派”的身上。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依靠关心政治的掌握一切而又勇敢战斗的群众。

  任何夺权的斗争,都会引起意见不合。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应该通过辩论来解决。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著名的“十六条”规定了的。实际上,由辩论开始也许会由激烈的武斗而结束。有一些地方干部认为一经公众批评,就是丢了权,于是设法寻求私人支持,压制批评。通常都是被批评者发动武斗,但是红卫兵和革命派会在受到攻击时予以反击。
  
  西方听见了也许会认为惊异的是;唯一不许反击的是人民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所未见过的一支人民的军队。他们的命令是:“不还嘴,不还手,不向群众开枪。”由于这项纪律结果是他们所受到的伤亡比任何其他方面都大。西方的军警在镇压暴动时,伤亡者差不多都是在群众这一方面,今年夏天美国黑人骚乱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反正相反。两批贸易人员在北京的一个大菜市中起了冲突,后来,解放军排成了一条直线,拦在中间,结果挨了双方的打,受伤最多。后来据说,又有了一条新命令,解放军在极端需要自卫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
  
  解放军奉命支援革命力量。一个英国宾客对我说,他看到一群警察高唱“造反有理”歌,真是吃惊极了。但是,在两个敌对的力量之间,判断那一方最为革命,是不大容易的事,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教导,但在地方政策上存有不同意见。
  
  迄今为止,各项冲突的更大部份,是通过讨论解决的。有时,冲突是由较高一级的委员会进行调停解决的。中央委员会的文革小组以至周恩来总理本人,常常超时工作,分析各个地方造反派的分歧,进行调停,而且往往是调停成功。不过,由于每个市、省、工厂和团体正在经历“夺权”的过程,新的冲突又会发生。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违抗党中央的直接命令。大家都把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指示,当做最高权威,没有人政违抗。因此,说中国处于“混乱”状态是不确的。勃列日涅夫说毛泽东主席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也是不真实的。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党中央的命令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会得到结果的。
  
  不过,党中央极少进行干涉,因为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政策,应当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不应当由干部强迫群众接受。
  
  目前正在建立的形式,是“大联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当红卫兵在学校形成而“革命造反派”在工厂和其他团体组织时,每个团体很快就成立数以十计的这类革命组织。这些组织通常逐步实行联合,直到每个组织都剩下两大派,每派都希望夺权。造就是最近冲突的一个原因。
  
  最近,毛泽东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因此,九月十七日中国报刊发表《红旗》的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因此,目前在工厂、机关和人民公社里,亿万人民,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平委员会在内,都在忙于实现联合,以便在参加国庆日游行的时候,不是作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革命派参加,而是作为本单位各个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参加。这种新的团结一旦稳定下来,各个革命力量就可以和若干过去有经验的革命干部和若干解放军的代表进一步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三结合”,在一个工厂、一个团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份,建立一种新的领导机构。
  
  (译自《中国通讯》第五十一期)
  
  (原载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中国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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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6 12:47
毛泽东思想传播全世界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在历史上写出一页;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的时代。《人民日报》描写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传播于世界各地的规模时说:“从东南亚的丛林到南美的安第斯山脉,从南非洲的顶点迄北极圈的冰岛。”这一说法并不是诗意的夸张,而是确确实实的情况。流传所以如此之广,乃是由于有着活跃需要的缘故。
  
  在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著作在中国的印行达到了八亿册。这个数字超过任何国家在一年内出版的各种书籍册数的总和。这也显出今天中国人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个数字还得加上各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出的油印单页和各地方自印的毛泽东著作,其数字可能比上述的八亿册还多。
  
  为了便利外国读者,北京还出了二十四种外文的毛泽东主席著作版本。计有下列文字;阿尔巴尼亚文、阿拉伯文、缅甸文、荷兰文、英文、世界语、法文、德文、印度文、豪萨文(西非洲)、印尼文、日文、意大利文、朝鲜文、蒙古文、尼泊尔文、挪威文、波斯文、葡萄牙文、俄文、斯瓦希里文(东非洲)、泰文、乌都文和越南文。这些版本销售于世界的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据许多经销商报称,毛泽东著作一经运到、开箱,往往在几天内或者数小时内就卖光了。
  
  在外国各地,人们对毛泽东著作要求的殷切,简直超过了中国。根据不完全的报告,有五十五个国家曾经用六十五种言语出版关于毛泽东著作的八百四十五种书,包括业已出到四十三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二卷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美国有几家专出普及本的大书店,未经授权就出版了包括成千上万条毛主席语录的书。我最近看到了美国纳喜维尔的毕包迪师范学院出版的供学生选读的毛泽东著作读本,内有在纳喜维尔写的卷头语,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号。这在历史上应该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至于世界各国的地下革命党人自印的或油印的毛泽东著作的专文单页和小册,为数就无法计算了。
  
  中国自从全国解放以后的十多年中,出版事业多数掌握在“走资派”手中,这些人用各种借口阻挠毛泽东著作的传播,说什么“群众不懂得毛主席著作”,说什么广泛的印行会使得毛主席著作“庸俗化”。那时候,《毛泽东选集》不是用简体字印刷的,其借口是毛主席著作乃是经典;可是,新脱离文盲状态的群众学的乃是简体字。又,《毛主席诗词》用木板仿宋字体印刷,加上丝线装订,美其名曰“尊敬毛主席”,其实这样做,使得群众买不起《毛主席诗词》。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指出,许多贫下中农煞费周章才能够凑钱买到毛泽东著作,他们往往要走几十里路,爬山涉水去会见下乡卖书的书店人员;后者也是远道而去,一到目的地就受到了农民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欢迎。
  
  在一九六九年前,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伦敦印刷的,不过售出几千部。伦敦的出版商还在书中删去他们认为具有危险性的警句,例如毛泽东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普遍性真理。后来,北京印刷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了,形式上很为富丽,售价很高,说这样做是为了符合中国的声望。这种做法显出毛泽东著作是供文人学者读的,不是供普通的革命战士们学习的。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并不是足本,此外的外文版《毛泽东选集》就没有了。第一部用亚洲语文翻译的《毛泽东选集》是去年才出版的。
  
  毛泽东著作成为破天荒的畅销书,是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和目前全世界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结果。中国在去年(一九六七年)一年内印行的毛泽东著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十五年中印行总数,增加了六倍。《毛主席语录》在一开始是为供人民解放军学习而编纂的。语录迅速地在广大的读者层中流传开去,从而引起人们要求广泛地印行《毛泽东选集》。人们一开始学习毛泽东著作,就会发现毛泽东主席在书里用清楚而充满信心的字句,总结出中国革命历史的全部经验,并且照亮全世界人民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可以把整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造就是毛泽东著作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按照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需要以各种形式出现于全世界的原因。许多国家的人民需要在困苦的环境下学习它,在亚洲的多雨丛林中学习,战士们在营幕里学习,因之需要强韧的封面,能够抵抗潮湿的纸张,要装订得结实,否则会散页的。毛泽东思想在世界各地成为战士们的武器。
  
  毛泽东主席清楚地告诉各国战士:“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他向他们解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他分析无产阶级所要担任的角色,分析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性质,以及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他不但向他们分析走向胜利的道路,而且分析随同胜利一齐到来的危险和在取得胜利后可能危害革命的东西。毛泽东著作所用文字,引起了文人的赞赏,农民们则看了就懂。
  
  就是这团火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当权派企图将其埋葬在图书馆里,而文化大革命则把它交给今天从事于改造世界的革命人民的手里。
  
  (译自《中国通讯》第五十五期》
  
  (原载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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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7 09:23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廿一日成立,这是中国二十九个省市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十五个省份。这经过了一年的艰苦斗争,有时甚至发生过流血冲突。这一部份是由于它邻近香港,使它成为英国、美国的外国敌人以及蒋介石的特务的第一站。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前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影响。这便阻迟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时间。
  
  广东省是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许多省份是先建立起省革命委员会,然后在各专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广东省,它的主要城市广州市,以及八个专区中的七个专区,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或者和省级同时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百零七个县,大部份亦已成立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惠阳专区,由于在其属下每个县建立新形式的政权,有“红惠阳”之称。
  
  这些特点使我对“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首道的履历进行了解。王首道是一个老革命家。四十年前他曾跟毛主席学习过,当时毛主席曾到广东讲授农民问题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他参加了共产党。今天他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是他仍然精力旺盛。他是一个坚强的人,身上穿着一袭灰色干部装,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人,为人忠诚,敢于承认错误。
  
  举例来说,王首道曾对我说过,他虽然是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干部了,但是他自己初时“对文化大革命也并不完全了解”。由于他职位高,薪金优厚,于是他就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因此在“大民主”的初期,他曾经忽视了,甚至压制群众批评的意见。他后来认识到,他必须不仅是“革命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对象”,即是他也必须进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只有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广大的群众,使他们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我们不会复辟资本主义。”
  
  据王首道说,广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同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首先做好舆论准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尽管在广州十八间大专院校和全部中学都涌现了红卫兵,他们长途步行到北京串连,他们也经常受到了压制。即如,有一个廿四岁小学教员,她曾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批评过论“修养”一书,就被打为反革命,并把她开除了,今年(一九六八年)她却成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由于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它的邻近是战火纷飞的越南以及散发着帝国主义影响的香港和澳门,而且屡次受到美国飞机的入侵和挑衅,全中国都关怀着广东的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了“支左、支农和支工”的指示;在一九六七年一年中,这支军队致力于协助广东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这个行动同西方的所谓“戒严法”毫无共通之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份行动都没有动用过武器。他们过去一年的主要活动是帮助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支军队对于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我所亲眼看到的一个最突出吋情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州协助筹办一九六七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数十名穿着军装、愉快和正派的军人忙着卸下一大箱一大箱展品,准备在这个十层高的展览馆内展出。他们协助农业生产的情形在下一部份再谈。
  
  广东省的两个主要群众组织,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达成协议,成立革命的“大联合”。在这个基础上,党中央于十一月十四日批准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命委员会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廿一日成立的。
  
  我问王同志: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政权机构或一个党机构抑或是党和政的联合机构?他答道;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是省的党政、经济和文化的“最高临时权力机构”。这是以三个群众组织——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和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加上领导干部和解放军代表——为基础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有成员一百八十名,其中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农民占百分之二十,红卫兵占百分之十五,那么群众组织的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另有百分之十五是来自领导干部,百分之十五是来自解放军,其余的百分之十已保留给将来提名的诸如知识分子和爱国的华侨等有开人士。
  
  革命委员会显然是由占百分之六十份额的群众组织直接控制的一个权力机构。这些群众组织使之继续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等团体保持接触的。预料这些成员本身仍然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但也是干部。这些成员是比较上年青的,但和有长久经验的少数革命干部一起工作,他们也得到经验,并准备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武装部队的直接参加,提供了额外的实力去应变,包括发生任何可能的战争在内。
  
  王同志说:“目前本省的形势大好。”他的论断是以“深入地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群众都关心国家大事,对于任何走资派展开了更深入的和透彻的批评。第二个事例就是开办“遍地开花”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二月底止,广东省有六百多万人参加了这种学习班,可能有更大数量的家庭学习小组还未计算在内。特别着重学习的文章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以及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我问王同志:革命委员会是否代表全省所有人民的利益?我解释说,由于工人代表大会包含了“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农民代表大会包含了贫下中农,而所有大学及中学均由红卫兵代表大会所代表,而党领导班子亦是由革命的同志为代表的,这是否就表示:革命委员会比以前的任何掌权组织更能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王同志回答说,革命委员会是由有实践经验的革命战士所组成的,他们代表着广东省四千多万人民的基本利益。所有革命战士并不代表任何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分子,而只是代表一切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例如:在农民代表大会中,贫下中农代表着所有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地主或富农的利益。
  
  对于我所询问的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是否通过选举选出这个问题,王同志回答说,现在的人员是由协商而推选的,但迟些可能通过选举选出。革命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它将会有所发展和凭经验而变得更完善。这种新组织的成立,决不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我并询问,通过文化大革命是否主要是改变个人或意识形态或组织上的形式,抑或是包括这三者在内。王同志回答说,“这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组织的”。在政治上,将会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在意识形态上,就要进行破私立公的斗争。要改变世界观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工作。
  
  在经济上,这次文化大革命加速了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进度,这是牵涉到许多方面的变动的。例如,在薪金制度方面,原来就是仿效一些西方和一些苏联的做法,因此现在要决心斗、批、改了。苏联在五十年前夺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现在已出现了高薪制和新的资本家甚至百万富翁。中国却是反对高薪制和要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同时要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因此,薪金制度必须改革,虽然薪金会有些差别,但不应是过分悬殊的。此外,教育、艺术、文学和其他部份的上层建筑,如果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就必须进行斗、批、改。
  
  组织方面,其任务就是要使党组织的队伍更纯洁。在斗争中涌现的革命先进分子应列进党的队伍,同时,那些走资派的顽固分子应该清除。这种做法已经在继续进行中。那些群众组织亦必须纯洁他们的队伍。
  
  王同志列举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主要成就如下:(一)在权力机构中清除走资派。(二)广泛学习毛泽东思想。(三)在工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的基础上工人和农民精神面貌的革命化。(四)公安和国防愈加巩固;这对世界各地(如在南越)的解放斗争是有帮助的。
  
  新近成立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若干行动,显示了其成员们的态度。差不多在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之后,成员们便纷纷到黄埔做体力劳动,并在广州附近的人民公社做田间的工作。他们也一起进膳,他们也吃了在过去只有最穷的工人才吃的粗糙的粮食。王同志说:“我们必须牢记在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剥削下的旧社会过去的苦难。我们必须经常自我斗争,并改造我们自己的世界观。”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五十八——五十九期)
  
  (原载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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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7 09:24
广东农村记事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造就新人,这一代新人聪明才智的发挥,不是为了私,而是为了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也牵涉到建立新型家庭的问题。在旧社会,中国的家庭是实行家长制的,强烈地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是去增加家庭的财富,而不是去致力于公众的利益。
  
  这样的家庭,为许多迷信行为支撑着。这些古老的传统,为过去一个世纪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内战所动摇了。在近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行动中,产生了妇女平等的新标准,而这种新标准,在中国解放后,已经为新婚姻法所巩固下来,它体现了夫妇互相友爱、互相平等的理想,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的婚姻法,都要完美。
  
  然而,旧的思想习惯,还紧缠着人们,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更是如此。今天,由于农村各个家庭都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因此,这些旧习惯的残余,正在受到最后的清除了。
  
  路易.艾黎告诉我他在今年初访问广东西南部和东部地区人民公社的情况。
  
  农村地区的外部变化是,农舍墙壁上以前悬挂的神像,从灶神到观音,通通除了下来。人们都悬挂了毛主席像。路易.艾黎说,“每个家庭都悬挂了许多幅毛主席像。走进农村一户人家去,经常可以发现到屋子里张挂起一联串的毛主席画像。”早上出动以前,社员们都朗读一大段毛主席语录,常常朗读“老三篇”中的一篇。晚上,家里的人就聚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进行讨论,在讨论中,甚至是一位媳妇,由于她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也可以证明她是一位优胜者。
  
  路易.艾黎说:“在历次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访问中,这一趟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农民展示给人们看的不单是生产上的事实,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的内在的思想面貌——他们剖析了自己的灵魂。”
  
  广东西南部有一个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有十九个生产大队,其中的七个面向着南中国海和浩渺的太平洋。整个公社共有耕地一万英亩。解放前,这些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一,都为地主所占有。过去富有人家建筑起来保护他的财产的炮楼,现在都空着在那里,有些已经倒塌或是陷下去了。在适当的时间里,人们将拆掉这些炮楼,以利用它们的建筑材料及其所占的土地。“旧社会”将来甚至不是一种留在记忆中的东西,而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罢了。
  
  现在,这个人民公社由革命委员会负责进行管理,公社的革委会是按照三结合建立起来的。公社生产大队级的一百三十三名干部,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斗争。社员们正确地认识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批评并矫正错误,而不是存心搞垮干部。在这一百三十三名生产大队级的干部中,没有一位是被撤掉,只有一个是调动了工作,其他的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来。
  
  在一个生产大队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曾经互相合不来。群众起来批评的时候,这个大队长把这看作是打倒党支部书记的机会。然而,当他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对待干部的指示以后,他内心受到了感动。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他在一个大会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存心要把大队党支部书记搞掉,而这是错误的。结果,他们相互间现在变得更加亲切友好了。
  
  在公社校舍里举行的大会上,许多人都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一位负责饲养牲畜的社员说,他曾经用了公社的饲料来喂养他自己养的牲畜,致使公社的两头牲畜由于缺喂饲料而死亡,他建议由他开垦半英亩荒地,为生产大队种植饲料来作补偿。有一位耳朵聋了的社员说,他以前过的生活,都是自私的,但是,在学习了“老三篇”以后,他的态度改变过来了。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处堤防快要溃破了,这时,他记起了白求恩大夫,于是毅然跳到水里去,及时地进行了修补,防止了损害。这使他的心情感到很轻快,从此,他对人采取了新的态度,时时寻思着怎样才能更好地去帮助别人。他结束发言时说:“我坚决同意,获得了解放的人民,应该为尚未解放的人民工作。”
  
  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受了“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的影响,在脱离劳动多年以后,现在却恢复劳动了。他为生产队收集肥料,而不要求给他工分;他并且向年青人讲述旧社会的罪恶。因为他从事着新的活动,他感到生活得更加幸福了。
  
  有一个盲人,过去靠算命为生,他受了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因此自动向人拆穿了算命这营生的把戏,并承认自己骗了别人许多年。村里的人对他关心起来,把他送到医院去接受眼部手术。

  有一位农妇则以五个鸡蛋的故事来说明她的崭新的思想面貌。有一天,别人,别人的母鸡在她家里的贮物室里生下了五个鸡蛋,最小的孩子把这些鸡蛋检了起来;他要把它们吃掉。做母亲的曾经同家里的人学习过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因此她告诉孩儿,说鸡蛋不是他们自己的,叫他去细心察看是哪只母鸡下的,然后就跟在那只母鸡后面走,看看这些鸡蛋应属哪户人家。后来,邻居把这项消息传了开来,村里的人都说:“毛泽东思想来到我们村里了。”
  
  有些家庭的全体成员,都熟记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并努力加以运用,这样的家庭就称做“全家红”。有一位妇女,过去经常认为自己太落后了,学习也学不好了。后来她晓得,在西方世界里,有人正指望着中国的下一代会回到资本主义去。她为此感到不安,因此,她下了学习的决心,以便能够把孩子教好。她一家大小曾经开了一个会,讨论怎样去斗私。他们作出了决定,把家里积的肥料,送到生产队的肥堆去,而不要求生产队给他们记工分,他们同时决定,把家里节省下来的余粮,按照固定的价格,尽量卖给国家。他们家中的那位老祖母说,以前,把家禽卖给国家的时候,总是把家禽喂得饱饱的,好让每只鸡额外地卖多一些钱。现在,在卖家禽的时候,就不喂饲料了,等过了秤以后,才喂它们一次。
  
  博罗县一个生产大队的故事,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年以前,这个生产队还是十分落后的,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它只完成了正常备耕工作的百分之八。尽管这个开头很糟糕,但是,一九六七年粮食的平均亩产量,达九百九十五斤,这比地主统治的年月里的亩产量,提高了三倍多。这个生产队过去之所以落后,而后来之所以获得了苏生,有着政治上的原因。
  
  这个生产队举行的批评干部的斗争会,曾经受了陶铸路线的影响。陶铸曾声称“大多数干部都是坏的”,他从北京向他过去在省里的代理人发出命令,要“把干部全部打倒”。因此,干部曾经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这助长了公开的阶级敌人——以前的地主和富农的气焰,他们公然提出了“杀死干部”的口号,其借口是说干部全都腐化堕落了。这一来,干部们都害怕起来,这是可以想见的。有些干部,过去是松了劲的,有少数甚至贪污,有一个开设了一个私人的食物小店子,而另外一个则把公社的谷子,同几个人分掉。然而,大多数干部却是工作勤谨的,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做了工作,却受不到了解,因此认为不但负领导工作还比较上算。
  
  因此,当时这个生产大队的八十名干部中,有三十名放下了自己岗位上的工作,躲回家里去,只顾照管个人的家庭事务。这时,那一伙地主就鬼鬼祟祟地进行破坏活动了,这伙地主凭着他们过去的社会关系,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这伙地主偷偷摸摸地把播种用的筛子,全部都收起来,藏到他们的屋顶上去。有一个地主,把开仓库的锁匙收起来,不让社员进去取花生种子。所有这些,都是造成这个生产队在一九六七年年初生产落后的原因。
  
  在这个关键时刻里,党中央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发表了一封信件,指示农村的所有干部要作好生产管理工作,同时并指示解放军予以协助。接着,地主分子就散播了反对解放军的恶毒谣言。然而,解放军下到农村去的时候,却是谦虚谨慎,他们帮人挑水,清扫村子里的道路,并且下地干活。他们宣传对待干部的正确政策。他们启发农民记忆在旧社会所遭受过的苦难。他们说:“由于当时人民没有权,因此要遭受这些苦难。现在大家都掌了权,那就必须好好地行使它。”
  
  公社党委书记追述了这个生产队过去频繁地遇到的水灾相旱灾。他说:“现在,由于有了良好的水利,天灾受到了防止。不把农活干好,那是没有理由的。”这些劝告,打起了干部的精神,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并且他们又回过头去激励社员。这样,对干部的批评成了对错误的有益矫正,而不是抛弃干部。结果,这个生产大队一九六七年的收成获得了空前高产。
  
  一九六八年二月,这个公社建立起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并举行了今昔对比大会。会上,人们追忆起在解放前的年月里,许多家庭里的人都活活饿死,有些家庭则卖儿卖女,卖屋卖地,到城市去流浪,行乞过活。
  
  一位身材矮小但却充满了活力的姓刘妇女,在会上谈到了自己在旧社会被出卖了十八次的经过,而每一个新主人都有权把她转卖,她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她说:“现在,当我知道阶级敌人要卷土重来,这使我气炸了,我要同他们拚。”
  
  一位二十六岁的姓陈积极分子说,生产队里的十一户地主,开初受到的对待,跟其他的社员一样,但是,他们却聚在一起,密谋反对集体。有一个地主对自己的孩子说村子里的大部份土地原来属他所有;他藏起了一张有关土地的单子,“时机一到”就拿出来。这位积极分子说,过去的一年,给了人们这样一个教训:除非群众保持警惕,否则旧社会就有可能复辟。
  
  一位五十六岁的姓李妇女说,她家里一共有六口人,有一天,解放军人员到她家里访问,问起他们有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她感到很窘,为的是孩子们都没有学习,而她自己则是一个文盲。解放军人员于是请她参加扫盲学习班。从此她在思想上有了转变,而她也力图使她自己的丈夫也有所转变。以前,她总是叫她的儿子不要当干部,保持沉默,只管捕些蛙和鱼到市场上去卖好了。她的丈夫只顾个人,在村子上是出了名的。当他终于挑了一些肥料到生产队的肥堆去,并说不要工分,只希望藉此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尽点力量的时候,人们都为之相顾错愕。
  
  有一位干部在会上说,他初当上干部的时候,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在旧社会,做官的人过的是奢侈的生活。他每月的工资只有七十元,但是当他出差到广州去的时候,他拿公家的钱,在旅店里租了一个十元一天的房间住,另外每天吃饭用十元,并拿了七十元来购置个人的衣服。在“四清”运动中,他受到了批评,想不当干部了。
  
  会上也有人谈到了迷信的问题。一位妇女说,有一天沿着河边定,见到一个小孩子掉到了河里去。开初,她感到迟疑,为的是据说救起一个溺水的人,救人者会倒霉。接着她记起了毛主席说的关于白求恩大夫的话,于是她跳进河里去把那个小孩子救了起来。当她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并且感到很累,她家里的人很生气,骂她“招来了倒霉”。
  
  一个大家庭里的一位媳妇,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深深地感到个人的自私自利是会把中国带回到旧社会去的。一天傍晚,她看到屋子里有一大篮石灰,于是她问家里的人是怎样弄来的。家里的人说那不是买来的,而是从货船上扫来的。原来这个生产队有自己的货船,为人装运货物收运费。收货人把石灰拿走了,就是没有清扫漏在船上的石灰。家里的人说:“没有把石灰扫到海里去,我们认为这是避免了浪费的。”这位媳妇坚持说石灰不是他们自己的。家里其他的人都激烈反对她的看法,认为他们这样“避免了浪费”,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她却说如果把石灰收起了自己用,这就不是好行为。结果她获得了胜利;第二天早上,他们把石灰送到生产队去。
  
  姓梁的生产队队长对路易.艾黎说,一年以前,这个生产队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甚而是落后的生产队。而现在,这个生产队的仓库里却有了余粮,社员家里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六七年,这个生产队的甘蔗和花生产量,都翻了一番。有十二个山头绿化了,种上了竹子和二十七种果树。生产队里有十二个饲猪场、八个鸡鸭饲养场和六个砖瓦窑,此外,还办起了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和四个农具修理厂。这位生产队长说:“当我们一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运用,我们就取得了迅速的进步。现在,哪怕是盲人、聋人和老人,在家里,在会上,在田间工休的时间里,都学习毛主席著作了。”
  
  当一个耳朵聋了的农民,在山区里谈论着通过斗私来建设新世界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社员,把家里的肥料挑到生产队的肥堆去而不要求给他工分,再或者是一位媳妇,说服了家里的人,把出于避免浪费而收起来的石灰送到生产队去——这在西方世界里,可能只会引起某些人轻蔑地一笑。然而,这却是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的因素。
  
  (译自《中国通讯》第五十八——五十九期)
  
  (原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香港《新晚报》)

  中国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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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7 17:26
工人阶级领导学校

  
  中国文化大革命最近的发展,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这个行动在八月份达到高潮,九月份继续进行,目的显然是为学年的开课作好准备。香港的中国局势观察者在九月三日宣称这是“压制红卫兵的一个大运动”,甚至暗示这是“原本由毛主席发动的难以控制的青年活动分子在中国破旧立新”的终止。关于这一点,香港的观察者往往是错误的。工人阶级要领导“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政策,是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则之一。
  
  让我们回顾一下最近的历史吧。两年前,革命师生显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开路先锋。是他们,在一九六六年起来批评党内当权派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并贴出反对走资派的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倾向。他们在许多名义下组织起来,但一般都称为“红卫兵”。起初,许多这些组织都是小规模的;北京大学起初约有七十个红卫兵组织。在八月间,毛主席在天安门参加一个群众大会时亲自佩上红卫兵的臂章。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红卫兵扩大到全国,逐渐合并为少数的但庞大的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以前,一般教育机构都有两个红卫兵的组织,两者都说拥护毛主席,两者被认为是革命的,但对于一些问题彼此发生了不同意见。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发生的上海“一月革命”中,夺权开始了。“一月革命在较早的几个月已经由学生展开,但最后由上海的产业工人贯彻实行。全国其他地区迅速地紧跟着进行,因而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群众的组织形成丁一种大联合,同时有党的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参加而成为三结合。最后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这种形式的政权,不仅各省和自治区,而且专区、工厂和机关都是采取的。最后两个自治区在一九六八年九月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农村和工厂,也逐渐推广。但在学校尤其是一些大学,对相当小的问题所发生意见的分歧发展成派性的武斗,因为每一方面均自称紧跟毛主席的路线。在这些学校中,毛主席在去年所号召的大联合,都没法成功地达成。
  
  在这种形势之下,工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驻教育机构。当毛主席发出下述指示的时候,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出现了。当时毛主席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为了说明具体的情况,我举出北京一间高等教育机构(有学生约三千名的)作为一个例子。派性的斗争进行了两年左右,学生和教员都没法解决。大联合和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实现。人民解放军战士四百名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三百名开进了这问学校。工人和战士开始同学生和教职员,分为六至十人的小组举行交谈。每一小组包括两派的成员以及工人和战士的代表。
  
  他们接着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出的指示。他们问每一个人:对于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他自己干了些什么?他的派别也干了什么?一会,他们使各个师生纷纷承认——有时流下眼泪——他(她)已经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除非指示对他(她)的派别是有利的。
  
  在每一部门,最后在整间大学实现大联合,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最后要实现的就是两派的两个总部的大联合。工人们要求每一方在各别的大厅开会,选出参加大联合的代表,其中多数派应选出八个成员,少数派七个成员。这样,这十五个成员后来实现了大联合,而从前争执的两派宣布解散了,因为从此以后这个唯一的组织就是校内总的群众组织。以后,在这个群众组织中将加入若干有经验的干部、若干工人代表和解放军的战士组成一个革命委员会——它以后将领导这间大学。
  
  报道这件事的教员告诉我:在三个星期内,整个气氛已有明显的改变。她说:“每个人充满了热情和乐观。现时每个人都承认派别争执的错误,我们确实需要在校内解决问题,并进行下一步骤的教育改革。在工人造驻以前,我们是无法进行的。”
  
  在另一家学校,工人们在这一天早上八点钟就来到学校,在同一天他们就组成了“大联合”。“大联合”不像听来那样拼凑起来的。在过去的两年来,学生们就对所有的领导人的过去历史和活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不过碍于派系的斗争,他们无法汇集调查的结果。一旦两派坐到一块儿,汇集他们调查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种做法是工人们一贯所坚持的。下面是一个令人感到兴趣但不是没有关系的事实:很多工人是建筑工人,他们一边同学生一起学习,一边帮忙修理在派系斗争中受到破坏的墙壁和家具。这样一来,就使到香港的所谓中国形势观察家对此感到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六十期》
  
  (原载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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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07 17:27
中国的农村教育

  
  中国学校的实际变革,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的学校,比城市里的普通学校或高等学校,是进行得更加快的。去年(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下中农受到了鼓舞,马上接办了许多学校。
  
  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什么叫做“贫下中农”。这是专指过去而言的。在广州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一个贫农组织的负责人曾经对我说,“贫农”这个词,指的是在解放前和土地改革以前是贫农,而现在依然保持着贫农的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人民公社中,贫农的劳动收入,其计算标准跟其他任何人并无二致。然而,保留这样一个名称,决不是多余的,以前的地主就不时对着农民自夸说:“你们把我们的田地拿走了,可是我们知书识墨,这种优势你们是没法夺了去的。”
  
  列宁曾经说过,即使是在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资产阶级势力不仅继续挣扎,而且在一个相当时期中,比推翻了它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还要强大。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国际联系,而主要的在于社会上的思想习惯依然未受到清除,按照这样一种思想习惯,上层阶级惯于发号施令,而农民则惯于唯唯听命。类似的情况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农村人口。两条路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依然是长期的基本斗争。
  
  一旦觉醒过来的贫苦农民,就是农村地区最革命的力量;毛主席一贯致力于提高贫苦农民的觉悟,并给他们付托各种任务。中国的贫下中农,约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七十;自从土地改革以来,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一定形式的组织。因此,毛主席一声号召,他们现在就纷纷接办学校了。贫下中农经常是得到绝大多数中农的支持的。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正在中国各地农村实行。其具体结果是:旧的学校管理制度,已为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所代替,即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革命师生管理学校。这起码意味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设置的五道关卡,已被废除了,这五道关卡是;分数关、学费关、考试关、留级关和年龄关。在一个人民公社的一所小学里,由于存在着重重关卡,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小孩子,竟被排除出学校门外,但是,现在他们都已恢复学业了。在许多地方,已经实现了小学普遍教育。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正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小学里开设初中班级,好让贫下中农的子女能够就在当地农村接受初级中学教育。过去由初小升高小,由小学升中学,都要经过考试,现在,这种制度已为小学—初中七年一贯制所代替。有一个县的农村小学,共开设了一百六十二个初中班级,共收学生七千九百多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过去该县全日制中学入学人数的九倍。
  
  在吉林省的一个人民公社里,有两所中学。其中一所是县第十七中学,一九六二年开办。这所中学,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它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设置了重重关卡,如年龄关、学费关、考试关等。由于农民对这样一所中学感到失望,乃于一九六四年十月着手开办自己的学校。没有校舍,他们就把生产小队的饲马场改为校舍,办起了一所新型的农业中学来。贫下中农的子女,只要愿意,就可入学,不收学费,不受年龄限制,不用考试。
  
  这所农业中学所授的课程,对农民都是有用的;它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它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数学课常常是在田头进行教学,在那里,学生忙着量地和估算种子、肥料的需要量。这所学校开辟了自己的试验田,学生协助进行选种,从而学到了耕作技术。这所学校成立了民兵组织,学生既接受军事训练,又学习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传统。学生的假期不是根据学年,而是按照三个农忙季节,即春播、夏种和秋收。
  
  学校邀请具有实际生活知识的人到校讲课,如生产队干部、民兵负责人、有经验的农民等。学校里的普通科目,如数学、语文等,则是由有文化知识的年青人讲授。老农常应邀到校讲述村史和解放前的生活。公社的农业技术员则负责讲耕作技术课。
  
  这所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学校,威信日增,在一年的时间中,它即由一个班扩大到六个班,为的是附近六个生产队的农民,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所农业中学来就读。
  
  在开办四年以来的时间中,这所学校的学生为学校兴建了十五座课室,并为二十多个生产小队干了十万个工作日的劳动。在一九六八年三十四名第一届毕业生中,有两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其他的都参加生产队的工作,作新型农民。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六十一——六十二期)
  
  (原载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香港《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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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10 07:37
中国教育革命的方向

  
  中国旧教育制度的缺点,以及今后教育应当采取的途径,已从上海的三个调查报告表示出来了。
  
  第一个报告是在上海机床厂做的。《人民日报》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以《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为题,发表了这个报告。该报并发表“编者按”,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还成为毛主席同一天发表的有关教育的最新指示的根据。
  
  上海机床厂拥有六百多工程技术人员。其中百分之五十五是大专院校毕业生(百分之五为解放前训练的,百分之五十是解放后培养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工人中涌现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在生产上取得许多成绩。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厂前所未见的。
  
  过去资产阶级工程师的权威,特别表现在个人占有技术和发明的基础上。他们把自己的技术资料当作秘密。现在,年青的技术人员,都把技术资料拿出来,甚至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这便加速了各种发明。他们并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过去,工人和技术人员严重脱节,是“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的那一套。今天,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而技术人员则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一些老年技术人员,也开始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而使生产在速度和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该厂的青年技术员(三十五岁以下),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约三百五十名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另一个方面是从工人中提拔的。一般说,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是该厂的骨干,他们的思想比较进步,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一九六八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这里可以拿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人员作对比。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当技术员。尽管他读了二十多年书,但是由于理论脱离实践,他长期以来没有在研究方面作出突出的成就。另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一家技术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当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大型平面磨床,不仅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而且促进了中国的工业技术。
  
  文化大革命以前,工厂的资产阶级管理人,总是阻止这些工人走上设计舞台。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当了技术员,但就是不让他们在设计部门工作。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他们的创造智慧。一九五八年,他们负责了全部新设计的约百分之六十,这个比例于一九五九年增至百分之七十,一九六〇年增至百分之八十。文化大革命以后,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的。
  
  《人民日报》提到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为什么成长较快和贡献较大的问题。该报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个人名利的思想,处处考虑国家的利益,加上他们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加小心和节约。有一个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承认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技术人员不可缺少的。
  
  以最近试制成功的、达到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就是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许多框框。结果,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调查报告最后说,所有教育应当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个技术人员永远也不应成为书虫,而应当是一切经过实践。应当邀请有经验的工人来上课,有些课甚至应当在车间进行。
  
  上海机床厂的工人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对头的。他们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当领导人。他们随后应当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世界观和技术能力的“合格证书”。至于那些已受“专家治厂”旧观点毒害的技术人员,应当接受批评,定期参加体力劳动,以便改造思想和改进技术。
  
  毛主席根据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发表了有关教育的一个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丰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九月间,中国报刊又发表了两个上海机械学院的调查报告。第一个发表于《红旗》杂志上,写的是一九五二年创立的上海机械学院。该院创建的目的是培养技术人才,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批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选拔的。这批学生经历过“三反”、“五反”的阶级斗争,即一九五二年反贪污和官僚主义的运动,并且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
  
  第一届的二千一百八十一名学生,因此都有生产劳动的实际经验,并且表现出如下的特点:
  
  一、他们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且组织互助组互相帮助。
  
  二、他们敢于蔑视“资产阶级权威”。举例说,有一个教师是德国留学生,并且取得电学博士街头。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这个教师只晓重复书本上所说的东西。当学生提出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时,他答不出来。最后他承认,他已有十多年没有看过技术杂志了,后来,学生把他轰下了讲台。
  
  三、他们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控制学校,并开始回击。在一次数学的期中考试中,他们采取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二千多学生有近半不及格。学生们很气愤,集体到教导处去抗议,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四、工农学生的目的是学以致用。他们一到工厂实习,便穿起工作服,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他们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他们帮助无锡某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的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接纳的就有三十多项。他们毕业后回到生产单位,继续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床厂负责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一位技术人员,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重大技术革新的另一位技术人员,也是该校毕业生。负责试制中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毕业生。
  
  上海工人非常兴奋地看到第一批工人阶级学生进入这家学校,他们敲锣打鼓地热烈欢迎,并给学生们戴上大红花。但是,资产阶级的学校当局,却认为这批工人阶级学生是负担。他们企图限制工农学生的人数,用艰难的入学试来排挤他们。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
  
  一九五四年,学校当局聘请外国专家来中国教授,他们一切抄袭苏联制度,从跳舞到体育训练均无例外。一九五五年他们仅收了一百七十三名工农学生,而且由于理论的要求使这一批学生感觉非常困难。例如有关技术的图纸,这对有实际经验的工人本来是很容易的,但学校方面却坚持要他们先学几何。这样在这一百七十三名工人阶级学生中,在一九五七年考试中便有四十余人不及格。有一名学生在工厂中本来是劳动英雄,可是他们只给他五十九分,差一分不及格,因此将他留级一年。在同级中,另有一名优秀工人留级一年,因为他的体育及外国语不及格。相反的有一名原属资产阶级的学生,尽管有五科不及格,依然升级。
  
  革命师生在一九五八年对此种方法发动猛烈攻击,同时并提出许多新的建议,如工人讲课及学校办工厂。可是在一九六〇年仅收了十七名工人阶级的学生,而且其中有十四人不久便被迫离校。因此,工农学生对此种教育制度,非常仇恨。同时机构也由两部增加到七部,雇员由三百人增加到八百人,配备上的费用也由一百万元激增到八百万元以上,而学生的数目并未增加。
  
  这个学校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从建校以来的经验,得出如下看法和设想:
  
  一、理工科大学还是需要的,但是要如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重要的是由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派进大学的工人阶级队伍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永远领导学校。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必须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必须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学研究单位。它们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
  
  三、教师队伍必须重新整顿和改造。因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他们可以是专职的,但大部份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是使学校和工厂以及科学研究部门组成一个有机体,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
  
类似上述情况的斗争,也贯串在上海半工半读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这个大学是前上海市长柯庆施按照毛主席从工人中训练技术员的宗旨创办的。柯庆施企图把这个大学办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九三七——四五)式学校。从它开办的第一天起,就受到资产阶级学院派教育专家的抨击,他们提出一连串的质问:由谁管理这个大学,它应该是什么型式的大学,它准备造就哪一种人。按照柯庆施的计划,这个大学的学生应该是至少具有五年工龄、在生产上曾经作出过技术发明的工人。可是这个主意遭到了抵制,它仍旧采用入学考试制度,把参加实际工作不满一年的人也吸收进去了。
  
  在刚开始时,这个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曾经动手修理教室,给黑板涂漆并且自装电灯。许多工人自携桌椅入学。许多退休工人也来义务劳动,充任杂工,因为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大学”啊。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在头四年中曾在所进工厂中作出二千件以上的技术发明。
  
  开办到第二年,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规定入学的学生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延长入学的年份,学生不限于原来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当权派把原来的三年肄业期增加一年,把全日制大学的全部课程都加了进去。在刘少奇去上海视察之后,上述的措施执行得更加严厉,评分制变和考试办法把工人出身的学生挤出了学校。在开办的第一年,该校的学生有百分之五十六为平均具有十一年工作经验的党员。到了一九六六年春天,学生中的党员人数减到仅占百分之十八,具有工作经验的年份平均不到五年。大约有半数的工人出身学生遭到了淘汰。
  
  现在,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正在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确定未来方向的根据。
  
  上海医学院刊物《中国医药》今年三月号,曾经刊登关于怎样进行新的革命医学教育的文章。这篇文章建议的缩短医学学生肄业期的主张是会使得西方人士吃惊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给七亿人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设备。替这样巨大数字的人口提供“第一流医生”,这笔费用并不是国家、人民公社所能担当得起的,更加用不着说由农民出钱了。那末,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
  
  上海医学院的文章指出,为了训练“第一流医生”,刘少奇多年以来推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规定学医的课程不但复杂并且时间十分长,结果只有训练出数目很少的医生,当然远不足以应付需要。这个方法规定学医需要花上六年甚至八年的时间,即使是这样,还没有学完真正应该知道的实用知识。这些医生必须依赖拥有实验室和现代化设备的大型医院,如果在农村地区,他们就不能工作了。由于一心想成名成家,他们把精力集中于“难症和稀有的疾病”上面去,对于一般性病症反而十分陌生。他们又不愿意去农村或山区执行医疗工作。
  
  假定一个医学院需要花六年到八年的时间培养出几百个第一流医生,那末,让中国的大约二万五千个人民公社各有一个这样的医生,时间上需要几十年才能办到,何况一个公社事实上需要的医生不止一个。试问,这项需要怎样才能满足。因此上海医学院认为,医生首先应该如同白求恩那样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化”的精神。他应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把医学知识用于替工农兵服务。医学教育必须强调为农村的卫生工作服务。它提出下列四点方针:
  
  一、防治和医疗相结合。西方医学教育把医疗和公共卫生分成两大部门,这是不符合中国的需要的。在从事于消弭传染病的斗争时,防治须同医疗结合起来。因此须搞群众运动,把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普遍地为人们所掌握。
  
  二、诊疗和护理相结合。资本主义国家把护理和诊疗严格地加以分离,这种办法不适宜于中国。在中国,未来的农村医生应该既能开方、动手术,还能替病人打针、安排吃药和进行护理。农村的护士应能诊断普通病症,并进行治疗。
  
  三、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中国的医药具有数千年的经验,发明了许多简单而有效的治疗方法,所用药草到处可得。医学院里的中医课程,不应当被视为“点缀品”。把中医学院和西医教育分开来办,也不是合理的方法。应该让医学院的学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学习中医。

  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以前的医学教育方法沿用欧西旧法,即医学院学生在学习几年医学理论后,才准其诊病。中国目前想让医学院的学生们在头两年中既学理论又参予实际医疗,接着,学生下农村去,去同具有经验的医生一道工作。学生在诊疗普通疾病外,还要在农村传播卫生知识,还要替大队训练“卫生员”,使得每一个大队都拥有若干人能够从事于急救,并且酌量情形决定是否应该把人送到公社的诊所或县里的医院去,进行高一级的治疗。农村里的旧式稳婆仍让其存在,但须加以训练和管理,让她们参加农村的公共卫生工作。
  
  上海医学院指出:“我们院里的一年级学生,已经具有治疗四十多种普通疾病的基本知识,并能利用一些熟知的药物正确地进行处方。他们知道怎样替受伤者敷药,替病人打针和作简单的针灸。他们并且知道怎样接生。他们已经掌握到的学识,如果在旧的医学教育体系,是花五年的时间也学不到的。”
  
  中国在普及卫生王作方面的进展可以从培养“赤脚医生”的运动中显示出来。“赤脚医生”是上海近郊农民对于卫生工作者所加的称号,这些工作人员用大部份时间从事田间劳动,还做医药的工作。这一运动开始于一九五八年,是读了毛泽东主席的《送瘟神》诗而激发出来的。上海的医学界人士曾经组织一万个医护人员去到农村,举办短的学习班,帮助公社的诊疗所训练卫生员。到了一九六〇年,一共在市郊的二千五百个大队里,训练出三干九百多名人员,他们在当地进行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防治疾病和进行简单的治疗。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些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人把上述的卫生工作人员削减到三百人。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保健网宣告重建,卫生员增加到二千三百名。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六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上海市郊的公社迅速地重新组织和训练卫生员,使“赤脚医生”一共达到四千五百名,几乎每一个大队有两个这样的医生。他们转过头来,替生产队训练了二万九千个卫生员。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六十一_六十二期)
  
  (原载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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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10 07:38
我在八十四岁看到的国庆典礼

  
  亲爱的朋友们;
  
  今年,一九六九年的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了。自然,整个中国的农村、城镇和大城市,都展开了庆祝活动。作为首都的北京,庆祝规模最大——也许上海的规模不相上下。我与在中国的大部份外国人(不管是常住的人、来宾还是旅行者)一样,在北京看到了庆祝情况。
  
  庆祝是从周总理的国庆前夕宴会开始的,宴会地点是可容五千人的宴会厅,世界最大的宴会厅之一。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我另文介绍这篇讲话。庆祝活动持续到十月一日的早晨,有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西方会称为巡行),几十万群众经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的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典礼在晚间举行了烟花晚会之后结束,烟花的发放地点在北京共分五处,以便人人可见。
  
  在我这接近八十四年的一生中,我在许多地方看见过巡行和群众游行,在美国,在苏联,在中国都见过。我认为中国人的游行可以说是最准时、最有纪律、最美丽、最有政治目的,而且最为参加者(包括游行者和观礼者)着想。以十月一日的群众大会为例,整整十时——你可以用表来校准,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与此同时,乐队后面的由十万人组成的五彩缤纷的方阵中的青年们,在一剎那间举起了红色和黄色纸花,组成了红底黄字“毛主席万岁,”的大字。然后,从扩音器传来的响遍天安门广场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开始。”
  
  跟着而来的是国歌和讲话,这是大会唯一的讲话,准时于十时五分开始,准时于十时二十分结束,是一次十五分钟的讲话。讲话之后,乐队奏乐,第一批队伍进入广场。
  
  天安门过去是皇宫的正门,皇帝由天安门颁发命令。这座建筑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古代传统的外观,色彩依旧,只是经过了修葺。在典礼中,天安门的城楼是由演讲者及贵宾使用它,能容纳一千多人。它包括一个楼阁,可供人休息。毛主席在检阅的间歇中,回到这座摆着可容一百多人小坐的沙发藤椅的楼合中,与重要贵宾谈话。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任何主席台有这种设备,莫斯科的红场就绝对没有。
  
  在楼阁前面有两条长长的走廊,中央夹着一个有台阶的石台,接连西东。这样,在西翼的人就可以走到东翼。这一石台和两条走廊,又可容纳两三百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可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广场,尤其是晚上的烟花,绝没有人能够遮住你抬头观看的视线。
  
  下面的广场,称为天安门广场,是中国革命的礼物,一九五九那年,扩展到四十万平方米之大。其他的广场也许有如此之大,也有一些广场也许有如此之美,但是我知道绝无一个广场有如此之庄严。天安门面南而立,过了护城河,就是广场,广场的东边矗立着巍峨的历史博物馆。它展览出来的有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古物,甚至有旧石器时代以前至“北京人”的时代的古物,“北京人”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之一。“北京人”的化石是在北京郊区发现的,据说其后被日本傀儡偷走,现在存在美国博物馆内。
  
  广场西边,面对着历史博物馆的,是人民大会堂,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会堂。它的最大会场可容一万人,用以举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大型会议,可供舞台演出,可供重要演讲使用。大会堂还有一个宴会厅,可容五千人,供国庆时国宴或全年其他大小宴会使用。几十个委员会室则由各省分别供给家具及装饰,作为小型会议之用。里面的漆器和手工艺品会引起收藏家的艳羡;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敢于在供给人民使用的地方冒险把这样的珍品摆设出来。这表现出,只有由于中国人的诚实,这种事情才会出现。
  
  这两座建筑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十个月期间,“大跃进”修建起来的,它们是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的两大建筑。成千成万的北京居民义务参加劳动;直到现在还引以为傲。他们知道,他们的成绩将永世相传。
  
  广场中央,在上述两座建筑之间,耸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这座细长的石碑,不仅纪念最近时期的革命烈士,也纪念着过去为了中国的解放而牺牲了的烈士。并不是所有的人名都镌刻上去,而是他们的事迹将永远流芳。为了象征这一点,在遇有纪念的时候,孙中山的像便被放在碑前。两翼则是世界解放的领导者的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博物馆前,列宁和斯大林则在人民大会堂前。这些照片,和孙中山的照片一样,都是只在节日时才摆出。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时举行游行的天安门广场的景象。游行队伍沿着北京最宽的马路——长安街而来,经过广场,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袖的检阅,然后走向西长安街。
  
  首先进入广场的是人民解放军,手持国旗和国徽。后面是海军、空军和北京民兵,第一支队伍在十时二十分整,在乐队高奏起乐曲时进入广场。我看着手表的时间,他们的步伐既不快,又不慢,整整用了八分钟通过广场。由此大约可以估计到广场有多宽。
  
  接着进入广场的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体育运动员。这些群众,有的手持武器,也有的用他们的整齐队形(一百多人一排)和步伐,表现出曾接受过军事训练。
  
  没有重型武器,如大炮和坦克等出现。毫无问题,中国是有的,但不拿出显示。这是为保密?不,我认为中国是为了显示人民战争和武装起来的人们是国家的保卫者,因为毛主席早就指出,决定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如果十月一日这一次检阅表现了什么讯息,它要表现的似乎是,“我们并不打算进攻别人,但是如果他们进攻我们,他们就要当心些。”我这句话,当然是由毛主席最出名的一条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演绎出来的。
  
  游行队伍的模型和表演,多得难以胜数,它不是表现一个成就,就是一个目标,或是一句口号。因此,里面有一个即将通车的北京地下火车的模型,有看来已经建成的炼油厂的模型。另外还有新建成的南京大桥模型……
  
  我对于展出的一件件事物虽然并不全部熟悉,但从整体来说,概念是明确的。整个的游行似乎在高呼:“二十年来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我们打算继续干下去。”
  
  最后一批队伍在十一时五十分离开广场。游行结束了。我站起身来想走。这时,我看到其他的人并不移动,于是我又转身张望广场,看是怎么回事。我适才想起来,乐队和组成口号字句的队伍也要游行。一声令下,乐队向前了,他们仍在吹奏,手持花束组字的群众跟在后面,一直走到天安门下面,最后我才想起,我应该记得,毛主席还要向群众挥手致意呢!
  
  毛主席先到天安门东端向广场上的人群挥手,然后缓缓走到另一端,沿路与人们握手,包括与我握手。他的握手是友好的,坚定的。他显然是非常健康。他走到西端,重新挥手。
  
  这时,播音器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结束。”
  
  这时是十二点二十分。这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回去吃中饭。我在前面就提到了,北京的庆祝是考虑到所有参加者的方便的,晚上有烟花。这是节日必有的节目。北京分五处举行,包括工人体育场,北京大学和天安门。我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欣赏的。
  
  我不打算加以形容。人们对于光辉,怎能加以形容呢?它们是五彩缤纷的光辉,有红,有绿,有银,有金。有的迅即改变花样,有的停留很久。我在天安门上看了十年的烟花,这一次是无以伦比的。
  
  我记得曾经接到一位住在开封的美国朋友的信,信中写道:“到了八十岁时,我希望让我看一次北京的烟花。我这一生只看过一次烟花,那是在美国。那是一个吵闹不堪的集会,醉鬼们你推我挤,在黑暗中占女人的便宜。在中国,烟花一定不同。”
  
  我自己知道有什么不同。我自一九五八年到达北京以后的十一年间,从来没见过一次醉汉。我知道妇女可以在任何时间单独在北京街道上行走,不会遭到污辱。这绝不是旧中国的情况。这是今天的中国的情况。
  
  我从天安门望下去,发现了远处有一行十一个中国大字,似乎是由红灯排列出来的。我在早晨没有看到,大概是早晨的太阳照花了我的眼睛。我问这是什么字,回答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在“九大”上的号召,现在由红灯组列出来。这种红色,不是深红,也不是橙红,而是鲜红,或称之为“中国红”。这是一个最谦虚的声明,也是一个真实的声明;它表现出巨大胜利,期待着更大的胜利。
  
  在灯光之中,我现在看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的孙中山像。我不知孙中山的妻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今天早晨站在天安门时,是否也曾看到这张像。在孙中山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了很大进展。其中的大部份进展是在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以后取得的。二十年前他说道,“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烟花于八时稍过开始,每隔十分钟发放一次,每次二十分钟,共为三次,一共是一小时二十分钟。我在十点钟时,已经回到家中上床安歇了。我入睡时,还始终想着那一排由红灯组成的十一个大字,我觉得,那是表现着这一次国庆的意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深信他们会争取到更大的胜利。
  
  (译自《中国通讯》第六十七——六十八期)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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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10 07:41
中国二十年的巨大变化

  
  二十年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二十年,对中国的国内发展,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我们首先谈谈对外关系吧。
  
  一、二十年前,中国是一个无力的国家,被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历时长达一个多世纪。今天中国是一个强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也不能使它屈服。
  
  中国人并不自称为巨大的强国,甚至不自称为大国。但他们西方的敌人把这个名称送给他们。波士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编约瑟夫.哈斯茨在评述中国二十周年的文章写道:“美国、苏联和中国,今天是世界上的三大强国。”他是具有这样看法的唯一的美国主编。
  
  二、二十年前,中国是负外、内债的债务国。今天中国不负任何债务。她已在一九六五年还清外债,她的国内公债的最后部分,亦已于一九六八年底还清。她也许是世界上不负债的唯一国家。
  
  三、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来看,最大的变化是这一点。二十年前,苏联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今天,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就像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样,由苏修叛徒集团领导的共产党不再推行革命。
  
  让我们再看看这二十年来的国内成就吧。
  
  一、二十年前,中国在领土和人民方面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中国今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她的内部一年比一年更加团结。这种团结在过去的战斗中已经表现了出来:在这些战斗中,中国人民起来迎接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从来不能够将中国统一起来,他已逃到台湾去。这些战役开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新中国建立之前五个月,而由最著名的渡江战役开始。三百万大军,在一条三百哩长的战线上,在黄昏分乘小木船,到黎明横渡了长江,开始在各乡村追击蒋军士兵。人民解放军到处受到当地人民欢迎。
  
  二、二十年前,中国人民在暴力革命中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了自己。他们当时还没有认识清楚前途。从那时起,中国继续进行革命。一九六六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了思想。他们认识清楚他们的目标,比以往更加团结起来。这种团结和认识清楚,是巩固革命成果和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最强有力保证。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曾进行过这样的革命。
  
  三、二十年前,中国是以水灾和饥馑著名的国家。今天洪水被控制住了,过多的水已经被用来灌溉农田,而且也没有人挨饿了。每个农户都有了余粮。这个成就的取得是不容易的。中国在一九五八年跃进期间开始大修水利,并且迅速地完成了大批的水利建设。接着,中国获得了谷物大丰收,最后甚至包括了西藏在内的全国各地都取得了大丰收。一九六九年全年谷物产量超过了农业丰收的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说:“中国继连续多年丰收之后,在一九六九年又取得了特大丰收。”
  
  四、二十年前,中国是一个疫病流行的国家。包括伤寒、霍乱、天花、黑死病和性病在内的各种疾病都在广泛地传播。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大多数的疾病都已经被根绝了,未有根绝的也已经受到了控制。已经被根绝的疾病有伤寒、霍乱、黑死病、天花和性病。其中最卓越的成就要算是根绝梅毒。其他如疟疾、麻风和血吸虫病也已经受到了控制。
  
  五、二十年前,中国又是一个以文盲著名的国家。那时中国人有百分之八十不能读,或不能写。今天这个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全部学龄儿童至少也得接受六年的小学教育。大多数成年人也都已经学会读书和写字,只有极少数的老年人,由于年纪老迈,才学不来。
  
  我以为,现在是告诉我的读者,这或许是我的最后一期《中国通讯》的时候了。理由有很多。主要是,我已经八十四岁,写作对我来说是更加吃力了。一年来我一直在生病,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而且,我已经答应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不能同时写通讯又写书。
  
  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这一期通讯的编号是六十九。但是,我一向是喜欢整数的。以第六十九号通讯来结束一九六九年,我并不完全感到可喜。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九七〇年。我希望:在一九七〇年的上半年,我能够写最后一期“通讯”。我希望用那一期通讯来报道我个人对新中国,以及对中国对可以说是我一生寻求的事业的影响的感想,那将是第七〇期通讯,同时也是我最后的一期通讯。
  
  (文力译自《中国通讯》第六十九期》
  
  (原载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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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10 07:41
附录:我所知道的斯特朗——她的生活、思想和著作

新西兰 路易.艾黎

  
  我还记得,在我最初居留中国的日子里,有一位在长江水道管理局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对我说起了在汉口发生才不久的大事件,这大事件震撼了当时的世界。他说:“有一位身体强壮而高大的美国妇女,在汉口进行新闻采访——看来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到。另外还有一位女记者,也是美国人,长着一头红头发。”那位身躯高大的妇女,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而那位长着一头红头发的则是雷纳.普罗梅。对于她们的活动,在文森特.希思三十年前写的《身经目击的历史》一书中,有着充分的记述。
  
  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又听到许多人对安娜.路易斯及其工作所作的品评,为的是甚至在那些日子里,在中国沿海地区,她就已经成了人们纷纷加以议论的人物了。我还记得有人这样说:“……美国国务院里的新政派人士喜欢阅读她的新闻报道。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进行探究,以便发现了新闻的线索,她就追寻不舍,通常都弄得一个水落石出。”实际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已经采取的社会主义立场,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推动力,促使她闯出去并阐释她所看到的兴起中的新世界。她所写的,是为了把促成变革的思想带进她自己的祖国去,而不是为美国政府的官员提供消息。但是,哪怕是她的敌人也不得不阅读她的新闻报道,以求得对情况的真正了解,这样说,对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决不是平平常常的赞语了。
  
  《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中国的革命经历着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可以追溯到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去。它展示了许许多多精彩的场面,一九二七年华中地区的沸腾场面,就是这许许多多最伟大的场面之一,在当时的华中地区,人们作了许多尝试,其中有许多尝试都抵于成。这个时期,现在被称为大革命时期。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所获得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帝国主义就时时愈益处于守势了。当时存在着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联盟,这种联盟建立在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当时收回了在汉口的外国“租界”,特别是收回了当时势力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的“租界”,之后就连续地发生了各种各样令人注目的事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汉口的时候,并不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一九二五年,为了观察在广州发生的事件,并加以报道,她就到过中国来了。但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这一次访问中国,适为中国的大革命的时期,因之就甚至更为重要了。对于把发生在中国的基本事实揭示出来,向全世界作出报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起了重大的作用,这起码使一部份人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她为记述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件而写的那部书,题名为《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一九二八年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她自己的国家里,影响尤大,因为在那时候的美国,许多人都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翔确的消息资料,从表面上看来,中国当时好像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一九六五年,《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在中国重印出版。在那些日子里,安娜.路易斯是一个典型的“钻新闻能手”。她像其他记者一样顽强,但她不像许多别的记者一样,一味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那时候,她已经有了良好的生会责任感,有了探求事情的基本真相的能力,她并且坚定地了解在反动势力和革命进步力量之盟进行着的斗争。由于早年生活环境的影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熏陶成为一个具有个人主义观点的人,然而,她所接触的事物,却改变了她原来抱有的许多观念。她开始认识到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能够办许多事情。她衷心相信新世界正在形成中。
  
  读了她就那些日子里的事件所写的第一部书,可以发现对事物所作的反应,同她那时候西方的中产阶层的反应相同……。那时候,她还不可能对中国革命场景的每一个方面作出正确的判断……。
  
  尽管如此,《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一书,依然是研究那些革命年月的一部好的书。它忠实地记述了那时候新成立的工会的工作,这些工会是处于初创的阶段。工会的建立,是中国人民进行斗争所获得的巨大胜利。安娜.路易斯抱着巨大的同情,描述了她所看到的工会的活动……。
  
  当时的中国妇女,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进行斗争,受到了工会的支持;对此,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热情地加以赞许和推动。她同一位短发姑娘去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位短发姑娘的发言,使旧制度震惊,她宣称妇女在一切方面都同男子平等。在那些日子里的中国,一个“束短发的姑娘”真的是十分不寻常的。这往往是意味着要被处死。当反动势力在爆发斗争的地区卷土重来的时候,一位女性单单是由于束短发,就可能被处死。安娜.路易斯在这部书里告诉人们,在工会成立以前,女工人由于微小的过失,就怎样受到工头的毒打,怎样无端被罚以及进行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安娜.路易斯还告诉人们,尽管女工人都是文盲,吃不饱肚子,但是她们有着巨大的勇气。初期的工会(在遭到国民党镇压以前)有着惊人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保证了在当时发展中的工业里劳动的妇女喘一口气的自由。从那时起,工人们就晓得,如果他们团结起自己的工会,他们情况就会好一些。他们最初的突进,保证了他们的权利,尽管后来工会受到了国民党的控制,受到工贼的渗透,以及后来全面镇压共产党事件的发生。在那些年月里,初期工会所取得的成就,对许多后起的工人来说是希望的灯塔。当时,安娜.路易斯所作的报道,证实了世界上报纸发表的消息是多么虚妄——她内心里怒不可遏,与此同时,她狠下决心,不管怎样,都要正确地、如实地报道事情的真相。
  
  妇女和工会
  
  然而,那时候,对于西方的旁观者来说,事情依然是十分不明朗的。当时国民党进行反对军阀的革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人全力以赴。接着,当受到中国和外国资本支持的国民党人转而同共产党和进步工会的领导闹分裂的时候,工人就不得不再次重新决定自己的方针了。事态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当将领们另结新的联盟的时候,军队也就迅速地追随着转向了。
  
  在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安娜.路易斯为在武汉所打听到的悲惨事件所激动。事情之恶劣,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这些悲惨的事件有;童工们被毒打,被关在一个木笼里过夜作为惩诫——关在这样的木笼里,他们是没法躺下来的;一个人要找活干,必须给工头和警察送钱;……安娜.路易斯在武汉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也会见了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恺是被反动派所杀害的。她们两人都是坚毅的战士,献身于妇女的进步运动。安娜.路易斯晚年定居北京的时候,再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何香凝见面,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她们两人依然是积极的政治人物。
  
  人们特别喜欢阅读安娜.路易斯关于女工和工会活动的那些片断描写,为的是经过了岁月的考验,人们能够看到这些描写是多么真实。她对工会在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所作的评述,也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接着就是她对从汉口到苏联去这段漫长的旅程的记述了。当时,她同鲍罗廷等从汉口出发,越过陕西而到达甘肃的兰州,再从甘肃经宁夏而进入外蒙古,最后到达苏联。在那个时期里,这是一个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因为在他们途经之地,存在着许多利益各不相同的势力。他们得到了冯玉祥部队的协助,终于安然通过了。
  
  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对良莠人物作出鉴别的时候,是毫不显得迟疑的,那时候,“革命”这个词儿,出诸目的大不相同和背景有别的人之口。在中国的事务上,她慎重地站到受到中国人民支持的那些人一边,而当她逗留中国期间,她不断地明确报道她所看到的事物,不怕受到别人的攻击。
  
  然而,安娜.路易斯革命的一生,其主要部份是在苏联度过的,在她定居苏联的年月里,她勤笔敏思,写了许多东西,她写的最著名的一本书,就是《我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当时最重要的进步通讯报道之一,它的通达人情和鞭辟入里的记述,真的改变了我们世界上许多人的思想。她在当时的苏联看到了许多重大的事情,并尽量清楚明确地表述其所含蕴的意义。那时候,她不时从苏联回到美国去作广泛的旅行并讲学。她能够一口气演讲三小时而始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使听众聆听她娓娓而谈她所相信的东西。因之,她对进步力量一方的影响是巨大的。
  
  重庆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安娜.路易斯第三次访问中国。我还清楚记得她在重庆记者俱乐部里昂首与国民党通讯社的官员斗争的情景,她要得到真实的消息。当安娜.路易斯同他们进行斗争的时候,可够镇定哩。老实说,国民党通讯社的官员是害怕她的。他们害怕她,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她有力地痛斥他们,使他们无法招架。而当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第四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她也同样进行了斗争。这一次,她同当时设在北京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的国民党官员和美国官员进行斗争,她要求准许她到延安去。这也是在她刚刚结束了对北朝鲜的访问,并报道了北朝鲜的情况以后。
  
  在安娜.路易斯的身上,体现着两个突出的特点,从莫利.皮切尔到哈里特.塔布曼这些美国进步妇女领袖,都共同具有的两个特点,那就是:忠于美国人民,富于美国先驱式的躬行精神。安娜.路易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的中国之行,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向全世界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证明,试图阻止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聪明的。她认为,争取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更多的了解,这是她所肩负的任务。她是在一个困难的时候里到中国来的,当时内战正在进行中,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奔波于广大的中国内地,对于一个来自不同的社会的六十岁妇女来说,这真的是一种考验。不管情况怎么样,她还是到中国来工作,而且也是做了工作。在这次逗留中国期间,她计划写作两本书。第一本写解放区,那时候,解放区的人口已比美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事实表明,旧中国的老百姓,虽然贫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他们是完全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军事上管理好这么一个广大的国家的。事实上,这是中国的真正复兴。她要通过这本书表明,像中国这么一个广大的国家,有着一个有力而又获得广泛支持的人民政府,是不容被忽视的,是没法被压倒的。第二本书预定为毛主席写传记,她希望写得尽量准确。她为她的第一本书收集了资料,但是关于第二本书,却因暂时撤出延安而没有写成。为了把她收集到的重要资料带出去,安娜.路易斯在延安撤退前离开了那里。她肯定不是由于收到了美国政府发给她的恫吓信而离开延安的。
  
  延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往解放区访问,曾经路过青岛。当她抵达延安的时候,记起了在青岛遇到的情况,抬起了头,大笑不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青岛的一个美国官方招待会上,有一个海军情报官员同安娜.路易斯交谈,说他们对取得共产党控制区的消息感到兴趣。安娜.路易斯后来说:“这些人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消息!他要的是什么消息?”
  
  那年冬天,一当安娜.路易斯抵达长期以来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陕西省的小镇延安的时候,就马上投入行动,她的全部“人员”包括一个狮子鼻式的小煤炉、一具手提打字机,以及一个翻译。那时候安娜.路易斯六十岁了,但她有一对健步的脚,有一双眼光独到的眼睛,从所到之处的普通人民的普通生活中探寻事实真相。她出席土地改革的集会,同农民们交谈,倾听他们述说在分了田以后,准备怎样把地主改造成为有用的人。她到农村去参观,在那里,当时的农村人民正在把他们的谷物和贵重的东西埋起来,准备以游击战争来迎击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的窜犯;她同一位岁数很大的满清秀才谈了话,他以旧式的谈吐,向安娜.路易斯讲了他对美国政府的看法,他弄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竟然激烈而无理地采取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采取反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爱国运动的立场,在此以前,这位秀才一心以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此外,她同一位区党委书记谈了话,他是湖北人,他谈了他和区里的农民,怎样找到了学习先进革命经验的方法,从而以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加以运用,而不是机械地、教条地运用。她还同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延安来的人谈了话,其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他们是从张家口到延安来的。在整个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上,要通过已经为内战的战火封闭了的农村地区,但是,他们凭着人民政府发的一张小纸条,一路上就能够得到食物、掩蔽、输送工具和热情的照顾。安娜.路易斯说,这显示出共产党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里,由于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建立起了完全的威信。她还参观了地方上的选举,感动地看到自豪的农民把黑豆和绿豆投到票箱里去,以选举出他们自己村子里的行政干部来,某一种豆代表某一个候选人。她还同各色各样的人一起扭秧歌和跳其他的土风舞,一句话,她在解放区是到处跑的。
  
  那时候,对于在苏联已经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只要安娜.路易斯有所觉察并遇到,她就坚定地对它展开斗争,这样做自然给她树了许多敌人。
  
  有一次,当美制蒋机轰炸延安的时候,同行的两位朋友竭力要把安娜.路易斯推到掩体里去隐蔽。但她坚拒。她大声说:“你们真没头脑。难道你们不晓得,‘在中国北部,一个美国妇女为美国飞机所投下的美国炸弹炸死’,如果这样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就会成为头条新闻,”
  
  安娜.路易斯访问了延安回到苏联去并在东欧国家中停留时,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热心歌颂人。与此同时,对于苏联的某些事物,她则采取了批评的态度,那时候的苏联,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显得那么对劲了。然而,尽管后来她在苏联遭到逮捕并被驱逐,但是,一直到她生命结束之日,她从没有为自己遭到逮捕并被驱逐而向苏联提出过批评。
  
  新闻通讯:《今日》
  
  当安娜.路易斯回到美国去以后,她始终如一地继续为她所相信的事物而进行战斗。有时候,有些为人民工作的人,得到的报答是误解、辛酸和心痛,而安娜.路易斯是备尝这一切的。然而这种痛苦的遭际并没有弄花了她的眼睛,从而使她看不到苏联曾经发生的变化的广泛性质。那时候,它曾使千千万万一度被否定了一切的人创设了许多可能性。她坚定不移地继续出版由她命名为《今日》的新闻通讯,发表她对重大事件所作的评论,并把它寄发到在她认为会被人阅读和重视的任何地方去。这份新闻通讯由发行数量很小发展到行销三千多份的巨大数字。安娜.路易斯有着一种对重大事件进行概括并予表述的天才,而这是任何一种新闻通讯所引为弥足珍贵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是为中国人民所重视的一个名字,因为在一九二五和一九二七年那些年月里,在美国或者是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中,愿意到正在进行斗争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当中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生活一个短暂的时期,这样的人是并不多的。那时候,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被叛卖、被剥削,并受到了打击。那时候,一心要为美国人民真实地报道人民斗争的消息,这样的新闻记者是并不多的。
  
  艰苦的人生途程
  
  对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说,她走过来的生活道路肯定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因为她出身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阶级的人们惯于过舒适的生活并享有社会的赞许和推重。她的兄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员,在远东很出名。她的近亲害怕接受难以接受的思想。……在她年青时作记者的日子里,虽然在美国不存在如同后来那样的政治迫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就越来越感受到政治迫害的压力了。在她的祖国里,实施了许多限制,那是麦卡锡时期的产物。这些限制的实施,使得她和美国的进步分子不能到他们想望的地方去旅行,不能干他们想望干的工作——启发教育美国人民,促进真正的国际了解。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推重的一位朋友,同史沫特莱一样,安娜.路易斯作为一位妇女,同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作为一位美国妇女,她敢于说她相信中国人民,相信中国人民的优秀本质,认为他们闹革命闹得及时。她认为,让美国人民清楚知道中国人民斗争的每一个前进步伐,是她所应肩负的责任。通过通达人情的详细描述,她说明了中国人民为什么要进行斗争,并怎样进行斗争。
  
  像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并不是一种来也快去也快的东西。中国革命有如一个大而长的卷轴,从开端部份卷下来,已卷了很大的长度,但依然没有把这画卷的全部美景展示出来。安娜.路易斯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作品,色彩鲜明,以其纵横肆恣二引人注目。抗日战争结束后,她看到美制飞机向中国人民扔美制炸弹,她愤怒莫名,她的义愤充溢于那时候所写的文章中。什么也比不上身临其境,以便能够有所感受,从而加以报道。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个重要时刻,以及这个时期以前和以后,没有别的外国记者像安娜.路易斯那样作出那么好的报道,为了收集材料,她努力工作。
  
  像许许多多投身战斗的人一样,安娜.路易斯在斗争中也是受了苦痛的,这是一种最难忍受的苦痛。然而,在中国,她看到并认识了许多人也受到这种苦痛,但是他们依然想方设法,更加勤奋地工作,以争取美好日子的到来。安娜.路易斯认为,美国是不能脱离其他千千万万进行着斗争的人类而存在和生活的,因为美国的命运同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北京和西藏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安娜.路易斯回到北京,接着她就马上投入工作,写了刚刚成立的人民公社。她写的关于人民公社的书出版了,接着,世界上的人民注意到在中国的西藏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因此,安娜.路易斯又专心致志于同到北京来的少数民族人民会见,写成了第二部书,题名为《西藏人民访问记》,在这本书里,她记录下了同西藏少数民族人民谈话的内容。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她就到了北戴河去避暑。但是,她去了才一两天就回到北京的住所来了,我知道她参加一个记者采访团正要到拉萨去——她的拉萨之行,使她写成了一部关于西藏地区情况的优秀的书,题名为《西藏农奴站起来了》,于一九六〇年在北京出版。对于像安娜.路易斯那样年纪的人,哪怕是一位新闻记者,到了海拔那么高的地方去是不简单的,但她去了又回来,并在她写的书里作了新鲜有趣的叙述。然而,三部书的写成,还不是她在两年时中所取得的全部成绩。在这两年里,纽约的《国民前卫报》和美国的《新世界》杂志,刊载了许多论述当时中国情况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安娜.路易斯的手笔。此外,她还担任拉丁美洲通讯社的特派记者。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当安娜.路易斯七十五岁寿辰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她的住所祝贺。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一位著名的红军将领都讲了话。人们尊敬这位美国妇女,她了解中国,中国人民也了解她。
  
  早年的生活
  
  在我日常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接触交谈中,她不时零零星星地讲了她早年的生活情况。她说:“我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弗伦德城,我父亲是在那里担任牧师的职务。有一次,我的母亲带我逛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里,我母亲的旧同学、一位黑人妇女看见我们,于是走了过来,我母亲和她热情地互相问好。这时,对于我母亲如此公开地对一位黑人妇人表示友好,我感到羞耻,并从神态上把我的羞耻感显露出来。我之所以有着这种羞耻感,那是因为那时候受了生活环境的制约。后来,我母亲就把我拉到一边去,告诉我那位黑人妇女是一个很好的人,比我母亲自己还要好,因为一位黑人要把中学念完,是要进行奋斗来克服许多困难的。”
  
  那时候安娜.路易斯这个小女孩,看着她母亲的眼睛,是怎样地切望想个方法来表示赔罪啊。
  
  在日常的接触交谈中,我请求安娜.路易斯概括地谈谈在她的记者生涯中所作过的事情。单是留意听她讲,也差不多要使人感到晕眩。是的,做那样的事情,一个人必须具有献身于工作的精神。对于为什么目的而工作,必须有着一个明确的观念。自然,对于她的家庭生活,对于同亲人的关系,有许多是隐而不讲的;安娜.路易斯有过生活孤寂的时期,并且常常为了求得生计而进行基本的斗争,为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左翼作家是不到“有利的”报刊那里去讨饭吃的。但是,一个这样的人不是白活了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自己的笔来阐释事物,从而在并不有了解的人们当中沟通了解。一本书写出来了,它的影响是很广的,并且长期有用。
  
  在北京的一个恬静的星期日的早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给我讲了她的记者生涯。我现在就不加隐饰地把她说的写在下面。我写下来的,是安娜.路易斯自己用的简洁语言,可以首先写下个大要,然后再作详述。她说道:“从一九一七年以来,我就专门报道社会主义革命了。一九二一年,我随同第一批外国救济粮的运送,到了苏联伏尔加饥荒区去。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期间,我是唯一获准到广州去的外国人。后来在一九二七年,我是随同苏联顾问横越中国到了乌兰巴托的唯一西方记者,也是唯一访问了湖南并报道了那里的人民政权的西方记者。我是唯一看到波罗的海国家投票加盟苏联的外国记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是第一个从阿拉木图坐飞机到重庆去的西方国家记者,也是唯一从北极的费尔班克斯坐飞机到莫斯科去的外国记者,而在北朝鲜第一次解放和朝鲜战争期间,是唯一访问过北朝鲜的西方国家记者,肯定说,我也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美国妇女。回顾所有这些,我仿佛感到有着更多的奇险经历,因此可以看得出来,这可能就是俄国人逮捕我的原因之所在了。一个人涉足于所有这些地方,任何有着安全感的官员都会对这个人起疑的。我忘记说了,我也访问过苏联一边的帕米尔高原,那是在一九二八年,独自骑着马走路,途中遇到了一队探险队,于是我也参加进去。一个外人同一队探险队同行,我想这也是唯一的事例。在这次探险的路途上,我许多次逃过了被吉尔吉斯男人所谋杀,因为他们激烈反对妇女解放,把我看作是妇女组织者。现在,我指望着利用我的时间来从事关于中国的写作,等到美国政府改变它的护照政策的时候,我就到美国去。如果我在现在回到美国去,由于我在中国居住,我的护照就会被没收。当自由地访问美国变得有可能的时候,我是愿意前往美国访问的,并且在那里演讲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
  
  这是个大要,下面是详述。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诞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伦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西部平原最先被发现的一个州,但是那时候依然是一个难以安居的地方。安娜.路易斯的父亲西德尼.斯特朗是公理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对社会改良有着强烈的兴趣;安娜.路易斯的母亲鲁思.特雷西是那个时期少数获得了大学教育的妇女之一。在双亲的影响下,安娜.路易斯先后在三所大学念过书,而于一九〇七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此她是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最年青的一个学生。直到一九一五年为止,她交替地从事写作、编辑工作以及儿童社会服务工作,从而成了知名的儿童福利展览会专家。她曾应各个地方委员会的要求,在许多城市里主办儿童福利展览会。一九一四年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安娜.路易斯正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当时她为爱尔兰全国妇女保健协会主办一个儿童福利展览会,并作为爱尔兰总督的妻子阿伯丁夫人的客人而住在总督公馆里。后来,她回到美国去就任华盛顿美国儿童局展览专家的职位,因此,她在一九一五年为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会组织了儿童福利展览会。接着,她就辞去政府的职务,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去同她父亲在一起,投身于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
  
  西雅图总同盟罢工
  
  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二年,安娜.路易斯在西雅图协助组织了各种和平团体,当选为西雅图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后来由于她进行反战宣传而被从教育委员会中除名。当美国终于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她通过一份拥护社会主义的报纸进行反战宣传,后来,她又为一家规模更大的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撰稿。作为这家报纸的特写编辑,安娜.路易斯收集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资料,并予发表。因此,西雅图的《西雅图工会日志》,是美国第一家起而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纸,对此,她是后来到了莫斯科才晓得的。这时候,安娜.路易斯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她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在这方面,她是受了当时西雅图强大的工会运动和西雅图总同盟罢工的影响的,她参加了西雅图总同盟罢工。
  
  在西雅图的时候,以及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期间,安娜.路易斯用诗行的形式,为《西雅图工会日志》写每日评论。她写的这些诗行式的评论,在许多国家中被广泛复印,因此正如她听说,这可能是她后来被邀请访问苏联的主要原因。那时候的美国“赤色分子”,在西海岸主要是“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会员,在东海岸主要是“德布斯——社会主义党”的成员,而在农业带则主要是“无党派联盟”的成员。一九五一年,安娜.路易斯从苏联回到美国以后,重新翻查她为《西雅图工会日志》写的六百篇诗行式的评论文字,并重印了认为写得最好的三十首。
  
  在苏联
  
  一九二一年,安娜.路易斯得到一个机会,到战后的欧洲去为“美国之友服务队”作宣传工作。她的目的是要到当时正在进行斗争的苏联去,因为她已被邀请访问苏联了。她在波兰工作了几个月后,乃于一九二一年的秋天到达苏联,当时伏尔加地区正发生饥荒。她随同第一批外国救济粮的运送,到达了伏尔加饥荒区;这些外国救济粮,是载满两列火车的牛奶、可可、食糖、鱼肝油和药品。在当时伏尔加饥荒区的中心萨马拉,即现在的古比雪夫,安娜.路易斯染上了斑疹伤寒,经过了长时期的卧病,她被送到伦敦去疗养。与此同时,她同莫斯科保持着联络。一九二二年初,她乃回到莫斯科去。
  
  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安娜.路易斯都是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不过在这期间,她曾几次到过别的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去。她在莫斯科安了家,同一位苏联共产党员结了婚。一九三〇年,她发起并组织了《莫斯科新闻》,后来有过一个时期改名为《莫斯科每日新闻》。它并不是目前在苏联出版的那份同名报纸。这第一份的《莫斯科新闻》于一九五〇年停刊……。在莫斯科定居的这些年月里,安娜.路易斯习惯于在每一年的一月至三月,到美国去讲学并同出版社联系。回程时则经过欧洲,有时候取道中国回莫斯科。
  
  在这个时期里,她写了十五本至二十本书,其中大多数是关于苏联的,关于中国的有四本,关于西班牙和波兰的各有一本,有一本则是写罗斯福实施新政时期的美国情况。她的记者阅历是丰富的,下面且写下一些主要的阅历——
  
  记者阅历
  
  一九二五年,她从莫斯科到了中国,并访问了南方的广州,那时香港大罢工正在发展中,广州方面是不让外国人从香港进入广州的。但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却破例接待了安娜.路易斯,罢工委员会安排了一艘汽艇,把她从一艘英国轮船上接上岸,使她得以报道罢工的情况。就是这样,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初期发展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的大革命在长江流域爆发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他的政权,一个革命政府依然在武汉暂时存在。正是在这个时候,安娜.路易斯从旧金山到了中国,她当时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经过了中国的战区而抵达革命的武汉,并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她采访了武汉政府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此外,在镇压农民革命的“白色恐怖”时期,她曾深入湖南访问。她是那时候到湖南去并报道了那里的农民革命和“人民政权”的唯一外国作家。后来,当武汉政府变成反革命的时候,安娜.路易斯就同当时在中国苏联顾问一起,经过陕西、宁夏,越过戈壁沙漠和乌兰巴托而回到苏联去。在二十年时间当中,她是访问过乌兰巴托的第一位外国人(苏联人或中国人除外)……。
  
  在这个时期中,她写了两本书,分别用俄文、英文和德文出版。在纽约,这两本书出版时合并成一本,题名为《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在莫斯科,则分为两本出版,一本为《华中的群众起义》,另一本为《从汉口到莫斯科》。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安娜.路易斯访问了苏联一边的帕米尔高原,行踪远达高原南部红军的军事前哨,这是其他外国记者所从来没有到过的。她带了一封介绍信,在一个农民市集里买了一匹马,独个儿登程,途中同俄罗斯人或吉尔吉斯人组成的旅行探险队会合。她写了《到灰色的帕米尔高原去之路》,记叙此行的经过……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安娜.路易斯报道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她在各地农村参观访问了许多个月,写了许多小册子,在莫斯科大量印行。
  
  她写了第一本通俗解说拖拉机站的小册子,题名为《拖拉机站的意义》,由苏联农业部出版,在农民中发行。此外,她还为美国读者写了一本报道苏联的书,题名为《苏联人征服了小麦》。其后她乘坐记者特别列车,前往哈萨克斯坦中部参观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典礼。
  
  一九三〇年,安娜.路易斯发起并组织了《莫斯科新闻》,那是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到苏联去工作的许多美国人而创办的。她参加这份报纸的工作,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为止,因为当时她到西班牙去。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安娜.路易斯第三次访问中国,她从意大利乘船到了香港,再从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去,当时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后来她从武汉北上,到了山西临汾附近山区的八路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她第一次会见了朱德、刘伯承等,当时他们正在召开敌后根据地军事会议。……关于这个时期,她写了一本书,题名为《五分之一的人类》。……
  
  一九三九年,安娜.路易斯感到,她必须对自己的祖国作一番研究。她弄了一辆福特牌汽车,自己驾驶,从洛杉矶出发,北行到了西雅图,再由西雅图东行到达衣阿华州,越过密执安湖而抵弗林特和底特律,接着向南走,远达弗罗里达州,然后再北上进入新英格兰。她研究了各地实施新政的各个方面后,写了《我的祖国》一书。
  
  一九四〇年,安娜.路易斯回到莫斯科,当时她穿越欧洲的战区,取道意大利、德国而进入立陶宛。当时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正在加盟苏联。她是身经目击并报道了这一过程的唯一外国记者。她从立陶宛到莫斯科去时,与前往苏联商谈加盟的立陶宛代表团同乘一列火车。那时候,她写了一本题名为《立陶宛的新道路》的小册子。
  
  一封信
  
  一九四〇年年底至一九四一年,安娜.路易斯第四次访问中国,她从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乘飞机到达重庆,是获准循这条路线旅行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在重庆,她会见了周恩来。他告诉安娜.路易斯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武装冲突的情况,这种冲突已持续了两年,只是没有报道。对于这种武装冲突情况,她当时被要求暂勿发表。后来,她从重庆穿越日本军队的战线到了香港,再由香港回到美国去。不久,蒋介石的将领就袭击并屠杀皖南的新四军人员,这时,安娜.路易斯在纽约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写道:“你现在可以把你知道的情况公开发表了。”于是她报道了武装冲突的始末,指出国民党从背后袭击进行抗战的共产党武装力量。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希特勒进攻苏联。这时,安娜.路易斯在美国,由于战争的关系,不能回到苏联去。到一九四四年为止,她写了几本关于苏联的书,并作了很多次演讲。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她筹划了一部反映苏联生活的影片。一九四四年夏天,她获准乘坐执行租借法案的飞机,从费尔班克斯飞越北极回到莫斯科去。她是获准使用这一条航线的唯一的一位记者。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安娜.路易斯以莫斯科为她的定居地,在这期间,她同卢布林新政府的成员一起到波兰去,访问了华沙——布拉哈,当时,德国人占领了华沙的大部份,而华沙——布拉哈是波兰的前线了。在这里,她出现在维斯拉河沿岸的战壕里,出现在指挥炮兵作战的屋顶上……。在维斯拉河对岸的德军进行炮轰和机关枪扫射时,她也在场……。后来,她到了罗兹,那时候,苏联的军队已越过波兰挺进,她乃报道了这些事件。再到后来,当人民欢庆攻下柏林的胜利时,安娜.路易斯已回到了莫斯科来。一九四五年年底,她从黑海乘搭一艘苏联货轮回到了美国。
  
  纸老虎
  
  一九四六年年中,安娜.路易斯第五次访问中国。她从旧金山乘飞机到达上海,再从上海飞到北京去。在北京,她发现有可能乘坐“军事调处执行部”停火小组的飞机到解放区去访问。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她居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先是飞往延安,再到张家口和邯郸附近的武安地区,当时刘伯承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后来,她还到了东北的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接着就回到延安,并在那里逗留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初暂时撤出延安以前。对于此行,安娜.路易斯写了一本书,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在印度、法国和美国出版。据她说,在那一时期中,她是访问过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唯一的一位外国记者。在延安,毛主席同安娜.路易斯谈了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第一次作了关于“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一九四七年夏天,安娜.路易斯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飞机到北朝鲜去访问。因此,在朝鲜被日本人占领后至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时期,安娜.路易斯是访问北朝鲜的唯一美国记者。……她写了一部关于朝鲜的小册子,于一九四九年年初在美国出版。
  
  在一九四七年秋天期间,安娜.路易斯访问了东欧的各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在东欧,她安排了《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的出版。一九四七年除夕在巴黎,有三位中国朋友设宴招待安娜.路易斯。他们告诉她,中国的事件发展得很快,她差不多即时可以再回到中国去。因此,安娜.路易斯在一九四八年就准备着回中国,她打算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去。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一九四八年秋天她抵达莫斯科后,就遭到扣留,直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之后就遭逮捕,被控进行间谍活动,最后遭驱逐出境。这中止了她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的一切旅行,直到一九五八年为止。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年,安娜.路易斯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同进步运动的接触大部份都断绝了。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年,她重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使之与当时的中国联系起来;这本书于一九五〇年出版。一九五〇年,美国对北朝鲜发动了战争。这时,安娜.路易斯利用她过去访问北朝鲜所得到的材料,写成文章,并尽她之所能广为发行。由于这样,一种新的接触产生了。因此不久她就出版了一种新闻通讯,名为《今日》,是油印出版的。由于莫斯科对她的谴责,她没有办法同进步运动建立任何有机的联系。尽管这样,新闻通讯《今日》的发行额还是日益增加,到后来达到了三千份,销行范围包括了美国每一个州和世界上二十个国家,里面所刊登的东西,经常为其他许多报刊所转载。这时,安娜.路易斯专心于分析世界大事,因而在那些年月里,她自己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这使得她的写作,跟以前所作的直接新闻报道有所不同,而在此以前的年月里,她是专心于作直接的新闻报道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她经过墨西哥到达危地马拉,观察了阿本斯政府为反对美国的垄断资本所作的斗争。
  
  一九五五年,苏联作出宣布,说对安娜.路易斯所作的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安娜.路易斯立即定出计划,以便恢复世界性的新闻采访工作。然而,美国国务院这一次却不发护照给她。经过了三年的法律斗争,她才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取得了护照,那是美国最高法庭对罗克韦尔.肯特案所作的判决的结果,同样的判决使其他许多人都获得了自己的美国护照。一九五八年六月,她从加利福尼亚乘飞机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正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其后,她到了莫斯科,而在当年的九月,她终于抵达中国定居。在定居中国以后的两年时间中,她写了三本书,它们是:《中国人民公社的诞生》、《西藏人民访问记》、《西藏农奴站起来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九月,她同分属于十二个国家的十九位记者访问了西藏……这使她成了曾经到过拉萨的唯一一位美国妇女。
  
  安娜.路易斯从西藏回来后,跟我谈起了在西藏的丰富见闻,她如数家珍地说过以后大笑道:“在所有这些中,我说了许多‘我’。但是在另一方面说来,我是习惯于西方的新闻学的,而你过去也要这个。如今,中国的革命给了我继续前进的最大决心。中国的革命,帮助我解放了自己的潜力,使我最好地为我的同胞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服务而进行斗争,”像我们每一个居住在中国的人一样,安娜.路易斯在自己的斗争中,在中国人民的英勇豪迈的行动面前,她是很谦逊的,中国人民走过来的道路是艰苦的,他们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在安娜.路易斯的许多著作中,《我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是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作为一个记者,她透彻地观察事物并把它写得容易阅读的能力,使得她有可能出色地去展示两个世界的不同,这两个世界之间对照的强烈,吸引了许多国家的人们的注意力。在讲英语的国家里,许许多多的进步分子最初所得到的政治启发,都得力于她写的这本书。
  
  安娜.路易斯激发起了美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她相信蕴藏于美国人民当中的革命精神依然是生气勃勃的,她认识到,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那末,她就是最好地为美国人民服务了。这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她全心全意相信建立在正当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全心全意相信和平的、创造性的世界的到来。尽管她已年老,但她依然置身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进行斗争的战士的前列。她无限崇敬毛主席,因此在她后来的写作中,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一九五八年安娜.路易斯在莫斯科停留的时候,她在莫斯科体育馆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讲了话。她说她希望以其余年来促进西方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了解。那时候,她同她的老朋友埃米莉.皮尔逊博士在一起,接着一齐离开莫斯科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安娜.路易斯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回忆在斯德哥尔摩的和平大会上,我看到年老疲乏的她坐在那里,而起身时要借助手杖才能走路,而现在,她却变成了一个惯于旅行的人了。她到了拉萨,写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西藏地区的书,接着她就南下到了越南和老挝边境地区,并写了一本关于老挝问题的书。此外,在这个时期里,她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人民公社的书。
  
  我记得有一次,安娜.路易斯从海南岛回来,她高兴地说:“我将到越南去,那里现在有许多事情正在做着,”作为记者的安娜.路易斯,又再次踏上征途了,此行的结果,写出了《老挝的金钱和暴力》一书。接着的作品是一本小册子,题名为《中国为粮食而战》,一九六三年出版。
  
  一九六二年,具有历史性的第八届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东京举行过后,安娜.路易斯在北京的一个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她告诉人们,在暂时撤出延安以前的困难日子里,毛主席怎样向她发表了著名的谈话,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是属于人民,最终不是原子弹毁灭人民,而是人民毁灭原子弹。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安娜.路易斯在北戴河的时候,作了一个讲话录音,后来在北京的一个群众集会上播放,这个集会是为了拥护毛主席支持美国人民斗争的声明而举行的。
  
  人们请安娜.路易斯多多休息——但是对她来说,最好的一种休息是从事迫切的新工作,以及从事有意义的新闻采访,从而使得消息传遍全世界。一九六二年,她从北戴河回来,其原因纯粹是厌于在那里枯坐。她热切地要做更多的工作,她曾经希望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以便同在那里的美国朋友会面。但是,即使安娜.路易斯被美国许多群众组织指定为参加大会的代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却不给她办理旅行签证——任凭她一再用电话催促并亲自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交涉,也不得要领。而在莫斯科,苏联当局曾向美国代表团作出了保证,说已就安娜.路易斯的旅行作了安排,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办。安娜.路易斯认识到,苏联当局禁止她参加大会,在政策上有着广泛得多的含意,因而她对此也就不那么在意了。当一位既出席过莫斯科大会也参加了一九六二年在东京举行的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说起东京的大会是真正为和平而斗争的大会,而莫斯科的大会则更加像一个茶话会时,安娜.路易斯也有同感。因此,她后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支持东京大会宣言的群众大会,她在这个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喜欢看到她,人们晓得她同他们的信念是同一的。
  
  她的丈夫
  
  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一天,在早餐席上,安娜.路易斯跟我谈起了她的丈夫。她说:“我们之结为夫妇,大抵是由于我们两人都感到非常寂寞的缘故。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他原是苏联驻日本的外交人员,但是他后来请求调职,参加农民联盟在农业战线上的工作。他每次回家,在住所外就脱去上衣,接着才进入住所洗澡,以清除因工作关系而带回来的虱子,我是事先为他准备好了洗澡的用水的。他变得消瘦了,可是他非常热爱在农业战线上的工作。我们在一起生活是非常愉快的。当我现在想起美国来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在那里生活,那该有多么孤单寂寞啊。而现在在北京,朋友常常来看我,孩子们叫我‘奶奶’,我有工作可做,因此我不感到孤单寂寞。当我还是年青人的时候,我的确渴望过有着一种稳定的婚姻生活,因为那时候别人教我说,这样一种婚姻生活是理想的。可是在俄国革命中,作为一个美国妇女,对于大多数从事革命工作的苏联人来说,我显得太外来了。我的不快乐归因于一种神经紧张,它常常使我陷于发怒状态。我现在是晓得那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了,然而,可能正是这种孤独感,伴随着我的政治信念的发展而发展,而我的政治信念的发展,则推动着我奋力工作。”
  
  一九六三年,安娜.路易斯开始写作她的著名的《中国通讯》。这份通讯销行世界许多地方,读者纷纷给她寄来了大量的信件,这使得她那位得力的秘书赵风风忙不过来。安娜.路易斯的敏锐眼光,她的深入问题本质进行阐释的特殊能力,以及她简单平易、直截了当地表述事物的能力,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一致赞扬。第一期至第十期的《中国通讯》,在一九六三年装钉成书,接着就印成了小册子。在第十期《中国通讯》里,安娜.路易斯简明地讲了她为什么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来到中国,接着就叙述她在七十八岁时对事情的看法。她说:“我在一九四六年第一次来到延安的时候,刚满六十岁。在此以前,我就经历过两大社会制度。我的前三十年是在美国西部度过的,我们在那里为争取较好形式的民主政治、妇女选举权、劳工参政以及通过公用事业公有化以及反对‘华尔街章鱼’而斗争。
  
  “一九一二年,我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十年。当时我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进行建设而极为兴奋,为此,写了几百篇文章,大约十五本书。我几乎每年都到美国去讲学并与出版社联系;在这些往返旅程中,也顺便在另外一些国家逗留。这样,我就写了《战斗中的西班牙(一九三七年)》。我也看到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正在革命中的中国,后来又看到正同日本作战的中国。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在回莫斯科的家的归途中第五次路过中国,由于我的丈夫已在战时死去,当时我并不急于回去,就到了延安。”
  
  一九四六年在延安
  
  安娜.路易斯继续写道:“我在延安过了冬,住在一个‘窑洞’里,那是在山坡上开出的长二十呎、宽十二呎的一间屋子,刷白的拱形士墙,石板铺地,前面是纸糊的窗棂。我能解释当时我为什么愿意永远留下来吗?那里没有讲究的设备,很少物质享受。那里有的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我感到自己的头脑也在开展。后来我写道:‘我从来没有像在与世隔绝、被围困的延安时那样感到同创造世界的人的威力那么接近。’”
  
  安娜.路易斯写道:“我记得至今仍有意义的两次长谈。第一次是同毛泽东在他居住和接待来访农民的一排窑洞前的硬泥地平台上的那个下午.我们谈到了世界大事。当时美国垄断着原子弹,并利用它来压迫斯大林接受它的‘巴鲁克计划’,那个计划是要通过所谓‘联合国监督’,使华盛顿得以控制苏联的矿产资源和工业体系。那时人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只有向华盛顿屈服才能避免。毛告诉我,美帝国主义利用‘反共’口号作烟幕,以便夺取它的盟国的殖民地和领土。进攻苏联是最终目标,但是‘不容易’,要一直推延到美国取得许多较小的胜利以后。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第一次发挥了‘纸老虎’这个比喻,这是用诗意的方式来阐述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资本主义必然瓦解。他说,所有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来可怕,但正在历史的风暴中消失。他列举了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希特勒、蒋介石,甚至原子弹。……这些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是持久的。从根本上说,一切力量都属于人民。‘最终,不是炸弹毁灭人民;而是人民毁灭炸弹’。我为这话深深感动,后来我就把它用在圣诞节的贺片上。
  
  “他说,‘帝国主义者的力量何在呢?只是在于人民的不觉悟。人民的觉悟是根本问题。不是炸药、武器,或是原子弹,而是使用它的人。人还需要受到教育。’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将被用来作战。可能‘原子弹在广岛的大爆炸本身就毁灭了它。因为这使得全世界人民反对它’。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必须离开延安。他们正从他们最后的都城撤退,准备上山,那里我是不能去的。毛告诉我说,‘当我们再和世界有来往时’,我或许可以回来。他认为大约要两年时间。他估计得比较宽。不到一年我在巴黎遇到了中国人,他们就告诉我说,我回中国的时间快到了。‘事态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国邀请我去中国东北并且随着未来事态的发展向南移,我在莫斯科等待着去中国。五个月来,我不断申请苏联的出境签证。后来,就在可能安排我的旅行的中国朋友刚刚到达的时候,俄国人把我当作‘间谍’逮捕了,并取道波兰把我驱逐出境。我在监狱里五天,我一直在想,不知道自己作了什么错事。我始终没有知道。
  
  “我在美国住了六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不愿和我说话。后来,莫斯科‘恢复’了我的名誉,宣布对我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当时中国再次提出了邀请。这一次我进行了三年的法律斗争才取得我的美国护照。一九五八年春季我拿到了护照,已经晚了十年。”
  
  一九五六年,安娜.路易斯出版了一本卓越的书。从她在苏联遭遇到的一切及随之而来的辛酸看来,这本书尤其显得卓越。它就是《斯大林时代》,在这本书里,她对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她这部书的前言是这样开始的:“我认为,当人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将把它称作‘斯大林时代’。千千万万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他(译按:指斯大林)是指导者。他最早提出这样的思想。在俄国的农民土地上,是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从那时候以来,在一切方面都打上了他的标记,在一切的成就和一切的弊病上。”
  
  好了,还是回到安娜.路易斯所告诉人们的生平行迹上来吧。
  
  北京
  
  “那时我七十二岁,住在洛杉矶,我在那里的朋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我在城里有一所住宅,在山上有一幢避暑的住所,在沙漠地带有一幢避寒的住所,还有我自己出外用的一辆汽车和驾驶执照。我有能维持终生生活的收入。我是否应该去中国呢?
  
  “我首先到了莫斯科——我住过将近三十年的第二故乡。我丈夫的亲友要求我留下。‘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我很受感动。我更为感动的是,作家协会邀请我作他们的客人,并把我送到疗养院休养一个月,同时又替我弄回了我在被驱逐时期所损失的卢布,让我在莫斯科得到一套房间。‘你要不要现在就选定房子呢?’我非常诚恳地向他们致谢,但是我说:‘最好还是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说。’
  
  “北京会有延安所具有的魅力吗?七十二岁的我能适应中国的生活吗?两个月以后,我告诉我的中国朋友说:‘这不是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批评,既不是对美国,也不是对苏联。但我认为中国人比谁都更了解怎样对待人。我需要学习和写作。’他们在和平委员会的庭院里给我找了一套房间。
  
  “在北京,我找到了过去吸引我去延安的素质,但是范围更广阔,敏锐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现在正在为一个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国家进行工作。仍然是这种信念,就是普通的人要比自然的力量或人类造出来的机器伟大,而且最终会控制它们。这种信念现在正在发挥作用,它为世界四分之一的人而使江河俯首听命,把荒芜的土地变成良田。仍然是这种世界全局的眼界。人们从世界各国来到北京,他们被看作是人类进步斗争中的平等伙伴加以接待。中国人仍然认为胜利不取决于武器的威力而取决于人类的觉醒。”
  
  随着安娜.路易斯的《中国通讯》得到巨大的成功,世界上竟有人展开了一个诽谤她的运动,千方百计要阻遏《中国通讯》所产生的影响,并污蔑她所说的一切。没有什么比这种中伤诽谤更坚定了她揭示真理的决心,但是,赫鲁晓夫的背叛以及加诸苏联人民的错误领导,也的确是一桩使人气短的事情,她曾经同苏联人民一道长期而英勇地进行了工作。然而,事情也有其乐观的一面。在一九六四年五月第十七期的《中国通讯》里,安娜.路易斯说:“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越南劳动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就提议停止公开论战。中国表示同意,可是苏联不同意。因此,公开论战继续了一年半,直至一九六三年七月,两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到处寄发一封攻击中国的长长的公开信,接着就煽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从七月十三日至十月底,苏联报刊发表了将近二千篇反华文章,此外,受苏联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攻击中国。
  
  “现在你们(译按:指苏修)说:‘论战危害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错,那是造成了危害的。那是你们造成的危害。可是现在论战开始产生好处了。中国回答了你们所作的攻击,在全世界形成了广泛的讨论.人们到处讨论着马克思主义;这种讨论成了一所世界范围的学校。
  
  坏事正在变成好事;它教育着全世界人民。现在不是停止论战的时候;现在必须继续讨论,直至所有的论点都为全世界人民所知悉。……”
  
  因此,在她的《中国通讯》里,安娜.路易斯毅然地站在革命路线的一边来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并尽力帮助人们去了解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
  
  接着,安娜.路易斯第二次前往越南,出席与越南团结争取世界和平大会,这个大会是在一九六四年年底举行的。她受到胡志明主席的特别接待。她会见了其他的越南领导人以及从越南南方来到河内的年青女战士,并在与越南团结争取世界和平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她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前往越南,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那是为了出席在河内举行的支持越南工会代表大会。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安娜.路易斯在上海作毛主席的客人,庆祝她的八十岁生日。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节日。毛主席设午餐招待她,而在晚上,周总理则设晚餐招待她,出席餐会的有中国、美国和日本客人,餐会上切了一个很大的生日饼。餐会主人向安娜.路易斯送赠了她自己的作品选集的第一卷,即新版本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她感到非常高兴。后来,她在这本书上写了题献送给我,她写的题献是:“献给路易.艾黎,纪念共同登临月亮的背面,这部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版的。”对于她为之写作的许多读者来说,中国确实有如“月亮的背面”,而她已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为她的读者照亮了“月亮的背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春云初展的时候,安娜.路易斯通过写作有力地表示拥护。那年夏天,我们一起在北戴河,我拍摄了她徜徉绿波的一幅照片,在一九六六年九月第四十一期的《中国通讯》中刊出。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安娜.路易斯在北戴河再次下水游泳,只是一九六六年那一次,是她不需要别人多大帮助而能游很久的最后一次。也是在一九六六年,她最后一次深入中国内地旅行,访问了大庆油田,并于那年十二月的《中国通讯》上作出报道。其后两年的冬天,安娜.路易斯还可以乘飞机到广州去,在从化温泉避寒。从化温泉是次于海南岛海滨而为她所最喜爱的地方,她以前曾在海南岛海滨度过了许多个冬天的时间。
  
  从化
  
  在冬天里,从化是繁花盛开的。这里有红色的山茶花和芬香四溢的桂花。许多时候,安娜.路易斯下午都坐在室外,欣赏这些花朵,有时候,别人把她的坐椅搬到流溪河畔一处为她所最喜爱的地方去,让她坐在那里游目骋怀,观赏群山、绿林和水流。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她依然可以步行到附近著名的瀑布下面的平地上去,尽管在其后两年的冬天里,她就没有到那个地方去了。电台每天作的新闻报告,她都切望听到并跟别人谈论,她常常为美国继续侵略越南的罪恶行径而感到愤慨,她切望尽力之所能及,做些工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并帮助他们。她时时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作出捐赠,就像她为时系心头的美国人民的事业作出捐赠一样,这包括黑豹党在内,她认为,黑豹党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体现着当代美国最美好的东西。
  
  当她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安娜.路易斯不时朗诵起她在年青时代写的诗篇来。她的第一本诗集,是在她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的时候出版的。她较后阶段写的诗篇,有一些是为她愿意与之结成爱侣的一位男子而写的,但后来他们并没有结成夫妇。当她想起了这些久远的记忆的时候,她总是大笑,不过她是熟记这些诗篇的,并且记得很清楚。当安娜.路易斯年纪日增以后,她的诗歌和其他的作品就越来越多触及社会问题了,她逐步认识到这是真正要紧的事情。
  
  向作家致词
  
  在北京,由于她的写作活动,安娜.路易斯的住处有如一所学校,许多到新中国访问的人,特别是文学界人士,都去拜访她。她出席讲话的最后一个会议,是亚非作家讨论会,一九六七年六月举行。那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而召开的。会上,安娜.路易斯讲了离开延安前夕收到的一封信,那是她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写给她的,写信人为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而感到沮丧,他不晓得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魔。安娜.路易斯还讲了毛主席获悉这桩事情后所作的回答。她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图谋,毛主席是不存幻想的。可是毛主席认为,美国的进步分子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反动派的力量,从而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美国人民的力量。接着,安娜.路易斯在讲话中讲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力量存在于人民方面,因此进步分子应该依靠人民而不必忧虑。另一个观点是,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那是由于人民还没有觉醒的缘故,因此唤起人民的觉醒就成了我们的任务。
  
  当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这对安娜.路易斯是一个新的打击,因为她深深地尊敬胡志明主席。她提议她和我共同致送一个花圈,由我送到越南驻北京大使馆去,因为那时候她已经不能出门了。她关心地倾听一切有关悼念胡志明主席的详细情形,包括先后有十万人到越南大使馆去吊唁的消息。在接着出版的一期《中国通讯》里,刊出了她的纪念文字。她提到胡志明主席的时候,说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共产党人……最伟大的反帝战士之一……法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其后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缔造者,那时候包括了越南北方和南方、老挝以及柬埔寨在内。”此外,她还把胡志明主席的遗嘱刊印在那一期的《中国通讯》里,并且重新刊登了她以前同胡志明主席的三次谈话。其中的一次谈话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她生日的那一天,知名的美国黑人罗伯特.威廉及其夫人也在座。她赞成胡志明主席的主张,认为整个越南问题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美国撤出越南。”这是简单不过的事情。连同美国的欺骗、飞行堡垒、疯狂的炸弹、胶质汽油弹、毒剂、“特种部队”、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的一大批“盟国”,都撤出去。就是“撤出去”。
  
  最后一期的《中国通讯》
  
  一九六九年,安娜.路易斯已经患病,身体虚弱,因此夏天不能到北戴河去,冬天不能到从化去。尽管如此,她还是设法继续工作,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出版了一期《中国通讯》,主要是论述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所发生的事件。一开首,她就开门见山地写道:“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渔民和农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那一地区里……当今的苏联领导却继续推行沙皇的远东政策。”在接着两期的《中国通讯》里,她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九年的国庆节,通讯收录了周总理讲话的摘要和九大政治报告的全文。后来,安娜.路易斯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那一期的《中国通讯》里写道:三十年前,中国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今天,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来看,最大的变化是这一点。二十年前,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袖……而今天,中国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已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力量。”这一期(译按:指第六十九期)的《中国通讯》是安娜.路易斯一九六三年六十九岁以来所写的最后一期《中国通讯》了。在继后的几个月里,她欣然说要把《中国通讯》写到第七十期。一九七〇年二月的一天,我离开北京到农村去访问“五.七”干校,她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说:“我一定读那篇文章。我要写的就是‘五.七’干校。我要写入的变化,人的改造。”
  
  《中国通讯》的读者,几乎没有谁晓得安娜.路易斯为了奋力写作最后几期的《中国通讯》,是费了多少气力的。那时候,她的记忆力已开始消退了,并且不容易做到长时间集中精神工作。但她还是坚持继续干,与此同时,还写作她的自传,她已经完成了自传的大部份。在她的秘书赵风风尽力协助下,她得以坚持工作直到一九七〇年的春天。在她定居中国的整个过程中,安娜.路易斯也得了马海德医生的许多鼓励,他在夏天和冬天,都陪同安娜.路易斯去避暑和避寒,他是安娜.路易斯的朋友和顾问,在北京,他定期去探望安娜.路易斯,每星期两次,此外,在安娜.路易斯有事要同他商量的时候,他都到她那里去。其他在北京的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在安娜.路易斯奋力工作和患病期间,都尽了最大的力量去关怀她。安娜.路易斯生前最后一次会见毛主席,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国庆节的焰火晚会上,她自然为这次会见所感动。一九六九年,她也再次会见了周总理,以及她的老朋友宋庆龄和何香凝,在很早的日子里,宋庆龄和何香凝就认识了安娜.路易斯了。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上,安娜.路易斯的工作和服务是如此丰富,这并不是许多人都有这种幸运的。从七十三岁到八十四岁,安娜.路易斯认识宽广,在政治上表现积极,写了许多作品。信她强烈地认为,她之所以有这种可能,那是中国给她提供的,她对此无限感谢。我的住所是在她住所的楼上,除非有客人来探访她,我们日常都一起进餐,地点就在她住所的餐厅里。这是一幢舒适的房子,我们是在一九五九年搬进去居住的,它虽然是旧式的,但光线充足,地方宽敞,空气流通。她很喜爱这幢房子。她也很喜欢那位能干的女管家任其美(译音),这十多年来,她一直同安娜.路易斯在一起。她的丈夫当干部,她似乎本能地晓得安娜.路易斯的意图,因此干起事情来迅速而有条理,而这正是这位“老奶奶”(在这座楼房里个个都这样称呼她)所喜欢的。安娜.路易斯喜爱和暖的天气,因此一遇上这样的好天气,她就在游廊里进早餐,并听当天的新闻广播。有时候,有人到了北京,并要探访她,她就以早餐招待客人。
  
  从一九七〇年三月起,安娜.路易斯的身体衰弱就变得更为迅速和显著了,由于她丧失了集中精神工作的原有能力,因此,人们就不复听到她的打字机发出来的卡嗒卡嗒声响了,也不再能够听到她进行口授写作时的坚定声音了。这是她的八十五岁之年了。她依然为有意思的玩笑而纵声大笑,她欣赏别人送来的一盆春花而从中取得很多的欢乐。听到关于美国在老挝问题上口是心非的新闻,听到关于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撒谎的报道,她依然感到愤慨,可是她的健康情况就是不能再让她写作了。她的好朋友马海德医生害了一场病,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没法去看望她。这时,她没有忘记常常问起马海德医生的病况,并祝愿他很快康复。当安娜.路易斯生命终结的日子日益临近的时候,她就差不多不能提起任何人了,她愈益丧失了对人和事的关心,而对人和事的关心,一直到最近还是安娜.路易斯的特性。当她在北京反帝医院快要接近生命终结的日子——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时候,她受到了一切的关怀,周恩来总理曾前往看望她。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前往看望她,而在这时,马海德医生也从他自己的医院病床上起来,到反帝医院去陪着安娜.路易斯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三天。
  
  安娜.路易斯定居北京十二年,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象征,那是她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生动证明。她一贯相信美国人民的潜能,她是美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安娜.路易斯真是现代新闻事业上的巨人,随着她的政治认识的增长,她的形象就显得更为高大,的确,在她的一生中,她的政治认识是与时俱增的。
  
  (江山晖节译自英文《东方》月刊一九七〇年第二期、第三期)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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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2009-08-10 07:42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的巨变》连载完毕。

钝刀 2014-12-14 07:42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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