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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eadmin 2006-03-10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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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第一章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1966(丙午)年,武昌东湖早春降临,气象更新,垂柳婆娑;湖面静静映照着绿荫簇拥的毛泽东居住的“白云黄鹤”地方,乳白色的平房隐现在水杉马尾松、棕榈广玉兰、桃梅竹丛中。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早就说如今名山“学占多”嘛。看丙午艳阳下的东湖,真也是“春和景明,波浪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难怪朱德诗称此处美丽静谧赛过西湖;实属人间一仙境。

  以陶铸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人们印象里是十分紧跟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突出政治思想的。1966年春,中南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频频发表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宏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当地干部、工人和学生眼中,抓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比较得力,是才华横溢的少壮书记;他曾多次到武汉大学和其他单位做政治形势报告,大学生眼观、传闻,仰慕十分。湖北省贯彻中共中央精神也很及时,195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早已度过,经济恢复,人气上升;据说关于农村社教四清的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的制订,湖北也都是中央的得力支柱和试验场地。

  一切似乎平和惬意。谁都没有料到在1966年,湖北省委与民众间会出现芥蒂乃至冲突。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文化革命烟云刚刚升起,毛泽东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就于1966年元月12日,对陶铸、王任重、张平化 谈到应该大力突出政治,批评不少人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生产津津有味,面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毛的批评自然连带湖北;“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毛泽东的印象,1月24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企业单位是奖金挂帅,其实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毛泽东读了这个讲话,十分赞同”。2月25日,毛写信给刘少奇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27日,刘将王任重讲话批转给其他中央领导;4月10日,中央又加批语转发了王的讲话。此外,毛泽东还在丙午立春前夕,将自己在1962年7千人大会的讲话稿,请王任重阅读并“请考虑加以修改”(毛对秘书田家英的整理很不满意);立春当日,王建议重印此讲话。2月6日,毛在王的建议信上加批语,请彭真与在京常委及康生等人修改后印发给县团级领导同志看,并说“王任重的修改是好的”。

  几天后,彭真与中央的秀才们到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文革提纲(即《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毛专门通知王任重参加听汇报,并参加彭真主持的讨论毛讲话稿修改的会议。2月12日,该重要讲话就批发到全党。回头来看,在毛泽东的关爱和提携下,当时王任重离文化革命权力核心的中央秀才群体仅仅一步之距。

  陶铸、王任重于3月17到20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个中央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做出估计,点名批评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问题。王任重后来在日记里谈及毛的讲话,“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 他对中央高层的斗争和毛的意图还是比较清楚的。

  4月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区学术研究座谈会”做重要讲话,阐述文化革命形势、任务。其中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挑选显要的批判对象,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就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湖北省委也按此精神推动本省的文革运动;4月18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应当强调的是: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研究角度严格看来,武大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理论组于5月17日向北大派出调查组,中共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于6月1日向北大派驻工作组)。

  也就在这段时间,王任重在阅读报刊批判吴晗文章同时,也把自己在1962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精神,王将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印刊于《湖北通讯》5月14日增刊之上,前冠之以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签发时间为4月19日,可能是临赴杭州前)。平心而言,大家读《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带头、提倡的,一些省区领导受其影响,欣然从之;湖北省委当时也是群贤毕至,秀才荟萃,除王书记外,其他多人也一时兴起研读史书热潮。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仍是“资治”之用。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王任重同志在文中的确有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愿望,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位文革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也真被大家和自己共同祭起的革命大旗吓了一跳;当时,对以往时局有过一些想法,对历史有过联想,写文章发过种种感慨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无不因为对北京“三家村”的批判,扪心自问:自己有无右倾情绪和错误言论?这是实话。后面谈及的陶铸同志在广州万人大会做自我批评,也是一例。

  4月19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倾听毛泽东在20、22、24、25日的系列讲话。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吴晗问题“朝里有人”,矛头直指中央。王任重在29日的日记明确地记录了毛严厉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会后王还对陈伯达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可见他对毛泽东当时斗争意向理解是不错的。几次杭州会议讲话,当时都仅仅在党政高层传达,后来运动搞开,造反红卫兵才将其传抄到全社会了。

  会毕,王随即回到武汉。4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会议,既然北京是从诸如“四条汉子”与历史学界的老革命文化人批判起,王任重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5月9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新闻、教育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批判。中旬,湖北省委在高等院校传达中南局宣传文教口关于文革运动的精神。

  王任重和陶铸参加了毛泽东的系列高层会议,王还参与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汇报活动,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也在日记里记载和回味了毛的关键思路,内心对毛泽东其人也是崇拜备至的;不过,中南局的文革左派领导们,却自然地将文革运动的矛头,直指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也是绝大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由是观之,毛泽东眼里紧盯的是中共党政的各级领导。

  当时中共中央516《通知》就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5月19日,陶铸按中央516《通知》精神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会讲话,部署运动;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万人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过,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地诚恳检讨了“(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陶铸一则响应了当时时兴的“保晚节”的提法,二则自己内心好像也在反省,是否自己也有过右倾偏向,这里事先做些自我批评。

  联想起王任重在一个月前的书面自我批评,不能不看出当年这些文化革命左派领导人,在新的政治风暴来临时,多多少少的忐忑不安和实实在在的自我革命愿望。

  5月23日,武汉市委根据“516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5月下旬,湖北省委通知,传达“516通知”等5个文件(传达到18级以上党员干部)和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会议的精神。5月30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18级以上党员干部听《516通知》等5个文件的传达。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因此,到5月底为止,中共中央精神原则,业已传达到武汉高校、文化、党政机关,以及工矿企业单位基层。湖北省委在传达文件精神时,对具体运动如何安排,目前尚无确切文字资料和有价值的回忆可资说明,不过广东省委的布置可做一个参考:5月31日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区梦觉书记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认为派工作组已成当务之急;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二要摸底查黑线抓出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三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

  毋庸置疑,湖北与广东一样,首先把排队划“左、中、右”,清理知识分子里的“小赫鲁晓夫”放在当务之急。因为参加5月上旬中南局文革会议回来的高校领导,立即在学校内部署了政治排队、整理材料,到6月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运动对象和迅速完善的文字材料。今天,人们在严正批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荒谬”时,恰恰遗忘或回避了中南地区在18级干部传达《通知》精神后,立即出现的在18级干部以下,乃至在普通知识分子、大中学生、工人群众里搜寻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的天大荒谬与悲剧的事实。

  到此为止,武汉学校的运动都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组织学生批判“三家村”,学校也未停课,不过文化学习的气氛日渐淡薄,书桌难以平静,学生革命热情迅猛高涨,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决心迅即坚定,多年来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积聚的能量即将迸发与释放。高等学校里,各班级在批判“三家村”会议的前后,总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多数学生也认为一场反右派斗争即将来临,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武汉的一些工厂企业,这时还处在几个月前统一部署的四清运动中,就结合四清运动批判“三家村”。武汉重型机床厂原有一个党团领导下的工人文学创作组,组员李向阳等人写了大字报批评工会和党总支,结果被打成“三家村”。

  李回忆说:“1966年春天的时候……我和朱鸿霞起草了一份大字报,内容就是说工会和党总支执行了错误的文艺路线和阶级路线,点了张志学的名字,说工会培养具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人,现在看来点这个人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大家的感情是比较一致的,文学组的人全部签了名,贴在食堂的黑板边上。这样就不得了,成了武重厂的一棵炸弹,遭到当权派的迅速反击。本来从四清运动之后,我就成为他们找茬的对象,这下子又刚好写了这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是感到机会来了,就抓紧出击。厂党委派工作组进驻文学创作组,从大字报开刀,把矛头指向我。每天下班都要到游艺室开会,把我写的东西,从前发表的小说和诗歌,都翻出来审查;还要我把日记本也都交出来供他们审查……当时给我上纲上得最高的也就是宣传小资产阶级恋爱观,因为我写了一些爱情诗和小说。在最高潮的时候,要求创作组的每个人都要发言批判。朱鸿霞和刘传福发言就说这样的批判不对头,也反对他们把批判上纲到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样就被当权派打成三家村,这个时候‘516通知’还没有出来。”

  武重这些大型工厂批判普通工人群众的文革运动,甚至比高等学校还早了一步展开。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毛泽东决定公开转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前后,受到重用的中南局领导,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6月1日,作为文革司令部的要将,陶铸奉调北京,负责中央文办工作,任中宣部部长;6月4日,康生、陈伯达看望刚刚到京的陶铸,交代工作,是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派出少量大学工作组。后来,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ziliao 2013-01-10 19:12
恢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自序

作者:徐海亮 |

1980年代以来,每与时值中年的相识或不相识者,谈及人生与自己,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讲到一个字眼——“当年”或“当时”。在今天50多岁到70来岁的中国人的口语里,涉及人生的“当年”,几乎是一个完全可以意会的,具有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词汇,就是“文革”(当年)。甚至,“当年”具体就指的1966年。我多年来发现,当时(1966年)的红卫兵一代人,不论当年他们是否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是否相识,他们会在开启心扉之时,自报当年是几年级的。这一代人,已知天命或年逾花甲,但处在一起,他们还说“几年级”的某某,谁谁应该是几年级的。他们似乎已经被永远定格在1966年自己的那个年级!
我的母校有位50岁的博士导师,早已是声蜚海内外的某学科大师了,一次在学问之外偶尔谈到学校,他突然也来了一句“唉,其实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我明白了,他依然指的1966年,但我们并未谈论文革呀。我不止一次在与美国、瑞典、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谈天时,他们居然也是那样一句:“你当年是大学生?在哪个大学”?!
邂遘于行旅、茶余,军人会自报“我是哪年的兵”,说当年自己是什么军区的什么级别军阶的,在哪里支左见过什么。老工人有工人的语言,申明当年是几级工,是什么厂干什么工种的。机关干部,可能会告诉你,当年自己还是二十、三十几岁,是党员或团员;领导干部,则谈到运动开始当时,自己正在某某地方带工作队搞四清……

总之,当年,成为一代人的文化专利和专用名词。1966年,被之后的话语确认为当年、当时了。不论你处江湖之远或居庙堂之高,是拥护或反对,还是一言难尽、不置可否,不论你是早已淡忘还是主张淡忘,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革命,都被定格在我们一代人的生命历史里了。这是一代人政治初恋的历史。
当年,我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读书,是当时四年级的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把英吉利比作经济的民族,把法兰西比作政治的民族,把德意志比作思想的民族。这仅仅算一种比喻。我较认同这比喻,而且想过,我们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不仅历史悠久绵延,且最善于在谋算现实时计较一下过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以古而鉴今。我们常常指责别人“数典忘祖”。既然一代人把1966年定格在心底里(不管是“彻底”否定还是五味具全),我总是不会“数典忘史”吧。
老实说,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本身,在我的心目中自然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过程或文化现象。这总不是为逝去的时代和阴灵“招魂”吧?一切发生与存在,总是有其必然性的,既是必然就有其规律性乃至合理性。读遍第四纪地质历史,才能顿悟几十年上百年自然振荡,读过世界全史,方知几十年尺度社会搏动的必然。缩至百年尺度,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和国际共运历史的必然。在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主义与事业几乎重新成为幽灵时,过来人和学人,总该做些“超度”的事,所谓“超度”就是科学地研究文革,探讨社会与民族的发展。不论对要诅咒的文革或是要发掘文革真谛,还是要加强执政力量,都是必须的。
我在文化革命的热潮或狂潮早已消退之后,在学习探讨中国史、自然和科技史、西方历史的时候,自忖退休以后,把自己见闻的文革片段,认真记录下来,才对得起大家曾经付出了热情和热泪的历史,才有助于后人了解这十分特殊的、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真实的民族历史。
编辑这本《东湖风云录》的尝试,就基于此。
人们在谈论文化革命时,兴趣多集中在策源地的北京。其实,九衢交点的武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革的另一策源地。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他策动、领导文革的许多岁月,武汉的文革,有许多具有自身特征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全国的文革过程里发挥作用。比如1967年的“七二零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影响着文革的重大转折的历史事件。人们在研讨和书写文革历史时,兴趣往往在于上层政治斗争,可能忽视了真正使文革成为群众运动的物质力量——亿万群众,忽视了参加运动的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心理,他们的精神与作为,他们的话语。其实,在一个经历过1920年代大革命工农运动,在工商业较为发达、市民社会较为成熟的这个大城市,文革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表现、工人市民群众的真诚参与,都与中央的北京,不尽相同,颇具地方色彩。在大家都可以年复一年地强调领袖左右了一切、谴责暴烈的群众动乱弄糟了一切时,重申这点是必要的。
武汉东湖是长江畔著名的风景区。湖的南岸、东岸,是高校的文化区,文革里最不安定的地方;湖西是行政区,湖北省直机关、武汉军区所在地,文革运动不少冲突在群众与领导之间展开,集会与活动,就在这儿发生。湖的北岸,是绿树成荫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从1965年到1974年,多次长时间住在这里,是他运筹帷幄,决心与刘少奇——后来是林彪,分道扬镳的地方。湖的周回,有武钢、重型机床厂、锅炉厂、造船厂等等积极参与武汉文革变动的国营大企业。武汉文革的一些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视历史实际,本实录直接命为《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199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的“主义”争论,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辨析与化解途径的歧义,都驱使中国人重新热衷和关注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文革的失败开始的改革越往前走,越回避不了文革历史所映射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他披露和遗留下的文化的沉重的包袱。这些都赋予文革研究以新的意义。
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反思与批判文革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我们民族的文化悲喜剧,依在重演。一些人认为不彻底抛弃文革政治文化,中国就前进不了;另些人认为恰恰是彻底抛弃了文革的理念,才使改革举步为艰,屡屡入迷,社会对立激化,社会价值颠倒。看来,这个研究与反思还有从更深层次发掘和剖析的必要(不是简单地用文革思维定式去做价值判断,也不是仅仅限于高层政治,而无视社会民间)。各种群体的群众与领导(包括倡导文革与抵制文革)的实际意向和行为互动,对研究历史的动因和过程有特别的意义;群众性的推动与抵制,对历史转折与变化和真正知晓文革为什么会成为文革,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学的意义。这样,当然应该留下群体的记忆。普通人在文革运动里的遭遇,比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遭遇,往往更能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历史,更能打动平凡的多数民众。
我从小最讨厌的是影院里小孩和大人喋喋不休的问答“好人还是坏人”,讨厌脸谱分明的模式文化。我记录和探访的史实,很难作简单的是非断语。对于文革这一场我们都不由自主的运动,很难简单地指出革命或反革命,正确或错误,去爱憎分明。我现在仅仅可以说的是,我心里的群众,绝大多数是真诚、热情地投身这场后来被诟骂的政治运动,我心里的领导干部(上至党中央、毛泽东,下至单位领导),都还是196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们的酸甜苦辣也未必广为人知,他们也都是常人。所以,我只有尽力平白无华,“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把白描和素材留给后人去研究评说吧。我希望这仅仅是一个历史资料的整理。
1970年代,读到英国进步历史学家乔治·鲁德(Rode)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我十分喜欢这本书,他从巴黎平民的生活、造反与犯罪记录(来自街区派出所),从民众的语言,从他们的行为、逸闻,记载了大动荡的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之一是心态史学的兴起;心态史学的一个研究途径,就是口述历史的应用。1952年,著名的L·费弗尔指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我主张从口述史角度,从参与者的文化心理、从心态史学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来整理历史资料,来补充和研讨历史,要给后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历史”。

口述历史非新的史学分支。孔夫子的论著,就是先圣口述记录。《红旗飘飘》与《星火燎原》就是从平民到将军的集体口述,他们启迪了我们一代人,投身争取中国共产党永葆革命党的文革。我与他们的编者和《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说,不要简单嘲笑当年自己的作品吧,也是他们把一代青年,送上文化革命的!

有悠久历史研究传统的中国,历史变成为政治历史、国家历史,研究视角对准权力中央,对准精英群体。迄今为止,多数的历史研究,是精英的文史研究,对文革的研讨,也多是精英文革的表述。研究似乎只是机要档案的解密,铅印文字是根本的研究依据,芸芸众生的民众语言和行为,难登大雅之堂,更难成根据。

本实录要记载的,主要是这些在宫廷政治和历史文献里难以呈现的民间真实言论与行为,以及政治与精英言行,在民众心里的某种记忆与真实折射。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人文得以延存,记也。人若不能记,何以成人文?
不少的人不同意再来回忆和记载这段历史,主张彻底忘怀与埋葬这“该死的”历史。文革的确已经死了,可是又活着。套用伟大作家雨果的文字:“皇帝死了,皇帝万岁”;我想说“文革死了。文革万岁”!他死了,因为当年这一代人理想化的文革,早已经失败,被否定。其各派的群众活跃分子,或入囹圄,或下溷厕;世风巨变,他们早已经不入流。但是,文革又引发国人的普遍关注,形成永恒的话题,人们在进军明天时,不得不回顾前天,惊悸昨日,历史不是还活着吗?
《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了生动翔实的口述史料,对共运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学家L·麦考利的著作《英格兰史(1848—1855)》是当时最畅销的书。在《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保罗·布尔(Paul Buhle)介绍与他合作的口述者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分、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体自传”写成的、“包括了我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历史”。

我从未企望自己对历史研究有何大作为。但要整理这本历史实录,必须得到众多的文革亲历者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提供给我许多细微的文字和个人回忆,与我讨论、反复证实一些史实,让我从涓涓溪流,试图走到长江;有的人给我提供技术性的帮助。没有他们,也许我自己也已将记忆抹去。与其说这是我来署名的文字记录,不如说这是数万人活动与数百人文字、回忆记载的结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想在此具名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但我深信他们知道我永远记着他们,就象我永远铭记当年这个历史一样。本记录仅是武汉文革的一隅,集中于一,再反复浏览,我才明白当年我并不了解武汉文革,特别是并不真正了解文革参加者的个人心灵深处。我清楚至少还有十倍以上的亲历者需要访问,还有更令人震撼的心灵活动和实际遭遇需要披露,特别是当年同样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又悲剧地成为文革反对派的所谓“保守派”的工人、学生和干部,他们似乎并不如悲壮的造反派那样直率地述说历史。尽管文革已经被否定。而且,我们的群众当然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这20万字远不是武汉的全部。
我能做的,仅是把真实、属于民众的实践与记忆,还归民众,还归历史。
我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
埋葬文化愚昧,历史属于人民。

             2005年五一节 

zhangweiman0 2013-02-07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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