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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2011-05-02 18:41
1966年的春天——《骚乱的重庆》(1)

张光明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都在重庆市级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十年间,重庆党政机关像走马灯似改变着名称。先是市委、市人委,后来是革联会、革筹组、革委会,最后变回到市委、市人民政府。虽然名称改变,我却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因而见证了重庆发生的若干事件,亲历过许多事情。
  十年中,我被关过牛棚,挨过批斗,戴过高帽,有时整得喘不过气。既有处世的艰难,又有工作的乐趣;既有“解放”的喜悦,又有挨整的痛苦。那些争权夺利的权谋,那些勾心斗角的派斗,那些你死我活的较量,那些惊天动地的战役,那些尸横遍野的战场,那些死难者的坟堆,那些损毁了的大楼,那些被害死的领导,那些因武斗而肢体残缺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些怪事、趣事、鬼事、无聊事,至今历历在目。
  这里与朋友见面的50篇回忆,约20万字,仅限于自身的经历,只是重庆“文革”的冰山一角。
  事情得从“文革”前一年说起。1965年冬,我从北京《大公报》正式调到中共重庆市委财贸部,结束了多年的记者生活。不久,部长余跃泽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财经工作和农村多种经营。我是他们用干部从《大公报》交换来的秀才。他要求我随同一起调到市政府去,协助他处理业务,起草他所需要的文稿。于是,我便到了市人委办公厅“农财科”。当时市里机构,“部”与“委”设处,“厅”与“办”设科。“科”“处”名称不同,职级相当。“农财科”两个人,市长告诉我任科长,等待正式下文。副科长熊明勋,是已经任命了的。
  1966年初,机关传达、学习“文革”文件。接着,批判《燕山夜话》、《巴山漫话》和《二月提纲》。这些“文化革命”的前奏,对日常工作还没有多大影响。余市长是个精力充沛,大刀阔斧干事的领导。你运动归运动,他工作归工作。半年间,他领导结束了财贸系统的“四清”运动;慰问了在大巴山劳动的知识青年;组建了蔬菜办公室,制定了一套解决城郊蔬菜产供销协调的办法;扑灭了来势凶猛的生猪口蹄疫病毒。……一个接一个的工作胜利,他心头高兴,我干起事情来也爽快!
  正准备对全市多种经营开展系统调查时,波涛汹涌的“文化革命”深入了。余市长不得不丢下手头的事情,投入到运动中去。这是省委、市委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6月19日,余市长去市委开会。下午,他从会上打来电话,要我下班后即刻到他家去,有事情对我交待。我问带不带什么文件,他说什么都不用带,人去就是了。
  快下班时,我到办公厅大楼去办事,楼道里碰见副市长段大明。段是常务副市长,主持政府全面工作。机关里,大家非常敬重这位相当严肃的老革命。我新到机关,见到他时还不敢主动开口。今天碰见他,点个头就想走过。可他却主动叫我进办公室坐。我以为他有什么工作要对我交待,但他却问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他问我到办公厅多久了?我说快半年了。他问我业务是不是熟悉了?我说财贸工作方面的熟悉了,多种经营方面的还吃不很透。他又问办公厅这一套工作是不是熟悉了?我说,在财贸部时,公文的拟办、催办、检查、落实,我不直接经手。到办公厅后,这些工作一包在内,不知是不是有差错,希望市长指示。他说:“跃泽同志讲,你工作很能干,笔杆子硬,今后要多做些工作哩!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学会独立处理一些事务,真正起到市长的助手作用。”我不断地点头。听他的口气,还有什么别的话,但又不明白说出来。我正犹豫如何应对,他已经站起来示意送客了。我边走边想:段市长说“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是什么意思?
  下班后,我到食堂扒了一碗饭,便急匆匆去到余市长家。他住在饭堂附近,几分钟就到了。过了会儿他才急匆匆回来,一边叫家人给他弄点吃的,一边把我带到书房去。
  他说他刚从第一书记任白戈那里回来。省委、市委决定他到重庆大学去做工作组长,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时间大约一个月。因为昨天晚上学校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还有三四个领导“困”在那里。市委要他立即去把辛易之书记替换回来。救人如救火,马上就要出发。他找我来,是交待他离开政府这段时间的工作问题。他说他走之后,分管的工作无人接替。白戈同志跟大明同志说好了:该他批的文件,送给大明同志批,大明同志批了就去办。大明同志不愿意批的,三天一次送到重庆大学去,由他批。等不及送去又非办不可的,可以打电话问。下边请他作报告,一律推掉。下边电话请示工作,有把握的,直接答复,事后报告一声就行。总之,这段时间,要依靠段市长,自己多思考,大胆工作。他马上要走,就这些。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了段市长下午说话的意思。
  遵照余市长的交待,他离开后我寸步不离办公室,谨慎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但是,提请段副市长批示的文件,一个也批不下来。他一天到晚院内院外开会,也没有办法见到他。一天早晨,我老早就到他去办公室的必经之路等他。他见到我,问:“催文件吧?一会我叫人给你。”不一会儿,机要秘书把我提请他批的文件全拿来了。可是一件都没有批示。秘书转告我:段副市长讲,他真的没时间看这些文件,能请示余市长的就电话请示他。不过,恐怕他也没时间看这些文件了。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压下再说。
  我打电话到重庆大学,根本就找不到余市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时候,市委、市人委已经是“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那里还有时间批阅业务文件!
  正当工作无法进行的时候,司机王志福从重庆大学回来了。他说:“余市长叫我来接你,要你马上到工作组去起草一个文件。起草以后再把你送回来。”
  
  原载作者博客,有删节

林涛 2011-05-02 18:42
卷入副市长的救火队——《骚乱的重庆》(2)

张光明


  见到余市长,他说:“本不想把你拉来的。但是我要作一个报告,八九千人,你得给我弄个讲话稿子。弄完之后你就回去,办公室没有人不行。”
  余市长要给重庆大学师生作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再次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即“五一六”通知。目的是要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文件”上来。
  “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通知要求,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离他们的工作,撤销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对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他们不能是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我和工作组的秘书组长樊天铎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给余市长准备的讲话稿子里,把“五一六”通知中的内容,原原本本抄上。然后根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以及报刊上介绍的各地动态,进一步“解读”“通知”的精神。目的是让师生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目的、对象和做法。
  除了转述文件精神以外,还要加上师生反映出来的“活”思想。这是樊天铎事先就收集整理好了的。根据这些思想反映,有的放矢地作些解释、开导、澄清。洋洋三四十页,整整搞了一天一夜。稿子写好以后,嘱咐机要秘书天亮送给余市长审阅。之后我们就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按说我可以回机关了。但余市长没有开口我还不能走。何况,我还带来一些要他批示的文件呢!
  信步走到风雨操场,看他正在作报告。重庆大学的风雨操场是露天的。夏天的重庆,骄阳似火。在大太阳下,听众席地而坐。有的撑着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把外衣脱下顶在头上,一个个摇着扇子,挥着手绢,汗流浃背地听着。余市长把讲台移至露天,让自己晒在太阳下,也是大汗淋淋。
  本来,主席台上有一堵挡风遮雨的墙壁和一片顶棚,可以保证坐主席台的领导和做报告的首长不被太阳晒着。但是重庆大学的校长郑思群,在这里给师生员工作报告时,总是与群众同甘共苦,有太阳一起晒,有雨一起淋,从来不把讲台摆放在阴凉地方。余市长注重郑校长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作风,也这样做了,得到了师生的正面评价。
  中午吃饭时,我同余谈起批阅文件的事。我说,请你下午把几个最急迫的文件批了吧,我该回去了。他说,今天下午不行,晚上好了。要么你就多住两天,今天报告过后,看看群众有什么反映。简报要报市委、省委和西南局。樊天铎把稿子整理出来后,你帮他修改一下再走吧。
  几天下来,简报稿子还没有弄好,工作组便接到通知:学校党员干部和工作组党员干部,都要听林彪的录音讲话,我只好就地参加。
  林彪的录音讲话,湖南口音很重,录音的杂音又大,不是十分清晰。我只能听出个大意。有很大一部分讲“政变”问题。他引经据典,大谈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修正主义。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又特别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国际上搞政变,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风气。1960年以来,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政变就是改变政权。一种是人民起来革命,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以及我们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内部搞起来,上下结合,有的还和外国势力结合搞颠覆,甚至武装进攻……。从我们国家来看,从秦始皇开始,历经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还有五代十国,大抵都是开国以后,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就要发生一次政变。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我们共产党夺取政权16年了,我们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会不会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在这之前,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受北京大专院校斗争形势的影响,重庆大学有不少师生把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修正主义”的帽子随便扣,“炮轰”、“火烧”的大字报满天飞。校、系两级党组织无法领导运动。为了平息众怒,转移矛盾,按照各地的做法,省委、市委拿郑思群开刀,宣布批准他停职检查。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就由工作组全面领导了。
  重庆大学校园,这时已经是一团烈火。工作组成了救火队。为了领导这样一个大学的运动,工作组提高了级别,增加了人数。除了副市长余跃泽任工作组长外,增加了驻渝部队某集团军副政委钟池为工作组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工作组,由地方的处级干部和军队的团职干部挂帅。整个工作组成员达三百多人。其中,地方干部二百来人,军队干部一百来人。
  人员增加以后,工作组组建了办公室,作为综合办事机构。指定集团军政治部的赵处长为办公室主任,我和市供销社的殷青锋为副主任。下设政工组、秘书组、专案组、接待组。赵分管政工组和专案组,我分管秘书组并与市委联络,殷青锋分管行政和接待组。这样一来,我便卷入工作组这个救火队中,走不脱了。
  

林涛 2011-05-02 18:42
任白戈点名,副市长受累——《骚乱的重庆》(3)

张光明


  学校党政靠边站,工作组被赋予领导权,整个学校的责任便落到了自己头上。可是,工作组并无回天之力。前后接连不断发生的事情,使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思想和秩序都更加混乱。
  此前,国务院发出通知:“本年度高等学校招生推迟半年”。重庆市决定:“全市高中毕业生停止高考”。全国推迟招生,全市停止高考,重庆大学当然就推迟了应届生的毕业分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能毕业,不能分配,不能就业。这关系着他们的饭碗和前途,反响很大。
  学生“围攻”市委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发生“六一八”事件之后,学校已经无法上课。教师呆在家里,学生不进课堂。近万名师生员工乱哄哄,人们无所事事。
  这期间,时不时从北京传来的书信中,或者打来的电话中,散布着若干小道消息。群众根据这些消息,分析形势,窥测动向,凭着感觉,书写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矛头除指向系总支、校党委外,还直指工作组和重庆市委。北京来的小道消息真真假假,尽情煽动。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工作组看不惯,市委不允许。从中央到地方,向学校派工作组,就是想整治这种“乱”。就是要把学生的行动引导到“学术讨论”这个轨道上来,从而达到“治”的目的。以“治”制“乱”,成了工作组强调的大方向。郑思群为了治“乱”,跟学生顶牛,“阻碍运动”,被停职反省了。工作组治“乱”,也与学生“顶”上了(这个顶,是顶撞,顶牛,不同于现在的网络语言)。
  难以预料的是,混乱之中又雪上加霜。7月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红旗杂志》上批判周扬的一篇文章。文章是《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写的。穆欣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头不小。文章说周扬是“文化界的反动权威”,是“修正主义分子”。在文章的注释中,点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名。说什么任白戈30年代在上海“左联”时,投靠了“托派”。
  党中央的报纸、杂志,在不跟地方打招呼的情况下,对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的一把手点名,异乎寻常。这使得重庆、四川、乃至西南局领导都措手不及,陷于被动。为了避免受到冲击,省委把任白戈安排到外地去躲藏起来。这样一来,重庆市委机关为之震动。虽然还不是人心惶惶,但,“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了解上面的意图,《重庆日报》没有转载这篇文章。尽管此地报纸没有转载,但学生还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随即又看到了《人民日报》和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于是,大家对任白戈议论纷纷。有些学生推论:任白戈是重庆的党政一把手,一把手都被《人民日报》点了名,那么重庆市委肯定有问题。本来大字报就指向了市委,指向了任白戈。如此政治风浪推动,学校揭批任白戈的大字报与日俱增。
  点名之后第三天,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为了稳定重庆,特派省委书记廖志高到重庆来,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吹风”。说明任白戈在重庆十多年的工作是好的。余市长参加了这个“吹风”会。回校后,他认为应当给重庆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适当透露廖志高内部讲话的精神。让大家消除对任白戈的误解。只要把矛头从任白戈身上移开一下,即可减少市委的压力。他的意图得到了工作组其他领导的认同。
  工作组决定召开一次大会。由余市长讲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阐述对穆欣那篇文章的一些看法。这个意图确定之后,我们便给他准备讲话稿。因为大会是以总结前阶段运动,布置下一步工作的名义召开的。所以,在起草讲话稿时,大量的内容还是讲工作,讲学习,讲运动大方向。对任白戈问题,只作为陪衬捎带出来。我们认为这样讲,不去同学生硬碰,也不至于触动上面隐藏着的什么意图(当时认为:如果上面有什么意图的话)。于是在准备的稿子中大意是说,穆欣的文章是学术上的讨论,不一定理解为对某一个人的政治结论。穆欣说的是30年代的事情,是历史,是非曲直,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考证。任白戈同志是上级党委任命的第一书记,是人代会选举出来的重庆市长,而且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负责人之一。对他怎么看,相信上级党委和人民代表会做出处理。不管任白戈30年代有没有问题,他在重庆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学校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老是在穆欣文章的一条注释上争论,影响当前的大方向……等等。这个稿子的主观意图是,不要与学生正面顶牛,免得“烧香引出鬼来”。
  稿子弄好之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放在余市长的办公桌上,我们睡觉去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机要秘书说:余市长对稿子有修改,现在到团结广场看大字报去了。叫我把他审改的部分再斟酌一下。余市长这个人是比较讲民主的。在文稿上不耻下问,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要我斟酌,我自然从命。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我拿到稿子,见前面有余市长写的便条:大意是稿子看过了,基本可用,只是态度还不够鲜明。他自己加了几段话,叫我斟酌一下。
  我看了他加上的几段话,有些话对任白戈有“打包票”的感觉。大意是: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任白戈是中央决定的,是省委任命的,是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出来的,是值得信赖的。任白戈在重庆当了十多年的领导,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不是想抹煞就可以抹煞掉的。任白戈参加革命几十年,一心一意为革命,是坚强的革命派。谁要想打倒任白戈,那是痴心妄想!等等……。
  余市长增加的这些内容,的确比我们起草的稿子要鲜明得多。这些内容和观点也肯定是正确的。对于任白戈这位领导,我虽然不熟悉,但对他的名望向来敬仰。多次听过他的政治形势报告,佩服他的学识和口才。但是我仍然认为,此时此地,还是不要讲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为好。工作组已经跟学生“顶”上了,再这样针尖对麦芒,恐怕效果不大好。于是,我在这段话的旁边用铅笔写了“此段似可不讲”几个字。这是供余市长考虑的建议。
  早饭后,我处理完一些事务去到会场,余市长讲得兴高采烈,讲到对任白戈评价那一段时,他没考虑我的建议,把自己加进去的话都讲了。而且,态度更加明确,语气更加激愤。
  当天中午,余市长召集各个系的工作组长开会,布置观察师生听了报告后的反映。当天晚上收集反映时,发现不少的学生跑到图书馆去了。工作组中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学生到图书馆读书,正是工作组要求把运动引入学术讨论的大方向。
  但是,为什么学生们一下子喜欢起读书来了?有的同志还是纳闷。散会后,余市长布置各个系工作小组派员到图书馆去观察,看看他们查阅些啥子资料。去的人返回来汇报:学生们不是在查阅图书,全都在查阅报纸、杂志。他们分别借出解放以来,中央、四川、重庆的各种大报和小报,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内部办的报纸、杂志。按照年级、按照班组摊派任务,逐年逐月逐日翻阅、摘抄。图书馆内外,阅览室里,院坝里,路灯下都是查阅报纸的学生。有很多学生把报纸拿回教室、宿舍去查阅,态度非常认真。
  工作组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天,校园出现了大量揭批任白戈同志的大字报。学生从各个报刊上,摘抄出刊载任白戈的文章、讲话、报道,断章取义地挑剔出一些字句来,上纲上线,以此来反驳余市长对任白戈的肯定。
  第三天,学生们将校园贴过的大字报重抄出来,浩浩荡荡地送到市委去张贴,使市委大院铺天盖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有些大字报还派学生送到成都,贴到了省委机关和西南局机关。质问省委和西南局:为什么工作组要给任白戈打包票?指责工作组为任白戈辩护是对抗中央的行为。要求省委、西南局表态:“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
  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对准了任白戈,指向市委、省委和西南局。责任追到余市长头上,因此他受到了连累。
  

林涛 2011-05-03 18:56
鲁书记震怒,余市长检讨——《骚乱的重庆》(4)
  
张光明

  
  市委大院搭建了若干席棚,让学生贴“批判”大字报。学生为了“保护”这些大字报,占据了市委办公厅大楼的一些房间,在那里安营扎寨。一时间,来张贴大字报的,来看大字报,人群川流不息,市委机关不得安宁。市委领导进出大院时,人们拦车,要求答复“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在省委,在西南局机关,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省委、西南局要求迅速查明这股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市委分别找余市长、钟池、崔成礼谈话,找学校干部谈话,在学生中了解情况,才弄明白了,这是学生对余市长的讲话产生了“疑反”心里而引起的。
  
  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市委要求余市长做出书面检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在重庆的代表刘文珍、燕汉民,就地催促书面检讨。面对这样的形势,余市长不得不作违心检讨。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讲话的内容并没有错误,只是时间和场合的问题。因此在检讨中免不了要作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检讨送到市委,市委不满意,省委、西南局也通不过。
  
  据说,市委书记鲁大东问他:这种严肃的讲话,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所准备?有没有准备稿子?稿子是不是经过了集体讨论?余回答说有讲话稿子,但没有经过集体讨论。鲁大东问,是不是从《大公报》调来那个记者写的?把他给我叫来,我要问他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显然,鲁大东也迁怒于我了。
  
  那天午饭前,余市长从市委回来,抱着歉意的态度对我说:“这里的工作需要你,家里(指政府机关)的工作也需要你。今天下午你就回去吧!回去时,先去找王秘书长,可能大东同志要见你。”
  
  我到一号楼去见王若。王若说:“大东同志现在有事,你就在我这里坐一会儿。”王若问起我给余市长准备讲话稿的事。他说,对白戈同志评价的那些话,搞得跃泽同志非常被动,大东同志很生气。等会儿你见到大东同志时,他批评你,听着就是了,不必解释。话是跃泽同志讲出去的,责任在他,你记取教训就是了。
  
  听秘书长这话的意思,余市长捅的“篓子”是我引起的了。因此说他有责任,我要汲取教训。我认为,教训我当然应当汲取,但这么大的“黑锅”我那里背得起!事情还是说清楚为好。
  
  于是我说:稿子是我准备的,但是关于评价白戈同志的有些话,是我稿子里没有的。
  
  王若听了非常吃惊:“怎么?那些打包票的话不是你写的?”我回答了事情的经过。王若又问:“稿子呢?在你那里?”我说,他讲完以后,机要秘书就存档了。王若说,既然是这样,待会儿在大东同志面前,还是适当说明一下,免得误会。
  
  王若把我带到鲁大东办公室。鲁书记把我瞪了一眼,“辟头盖脑”训我:“你惹了多大祸!知道不知道?那些话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哪里抄来的?你给我说清楚!”
  
  鲁书记如此的严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我犹豫着不敢讲话,秘书长替我说话了。他说:刚才问过光明同志,有误会。那些话,是跃泽同志即兴发挥的,与光明同志起草的稿子没有关系。
  
  鲁大东听了一惊,面向着我:“是这样?你说说!”我把过程简单说了一遍。但是我没说曾经建议过,提请余市长最好不讲那段话的情节。我不是要向市委主要领导隐瞒,而是认为说穿了对余市长更为不利。但是王秘书长还是替我补充了。
  
  鲁大东态度缓和了下来,这才示意我坐下。说:如果是这样,你没有过错。你还提醒过他不要讲,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嘛!中,中!你把稿子拿来我看。
  
  我说,我打电话叫人送来吧,我不在工作组了,马上回机关工作。王若说:我现在要去建工学院,顺路去一趟重大,你就跟我一起去取稿子。然后他对鲁大东说:还是叫他与市委联络好了,他比较机警。鲁说:“中,中。”
  
  在去取稿子的路上王若说,因为误会,大东同志生气,说不让你做工作组与市委之间的联络员。一定是这个原因才叫你离开工作组的。现在误会消除了,刚才大东同志同意了,还是由你来向市委汇报情况。待会儿我给跃泽同志说,你还是留在工作组的好。
  
  到了工作组,王若上楼去找余市长谈事,我到去机要室去要稿子。我带着机要秘书把稿子送到王若手上。王若说要带回去交给鲁大东看,用完之后叫人送回来。然后对我说:跃泽同志不在办公室里,我不等他了。我已经把情况告诉了钟池同志,由他转告。你就不必回机关了。
  
  王若同志替我解了围,我心存感激。
  
  

林涛 2011-05-03 18:56
郑思群自杀与抢救经过——《骚乱的重庆》(5)
  
张光明

  
  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奉命留学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白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解放军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重庆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教育长。1952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并为此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以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重庆大学受其影响,开始揪“混进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矛头指向校、系两级领导。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教学秩序顿然混乱。郑思群身为校长,又是党委书记。职责所在,不愿坐视,不肯回避。为了引导正常教学,纠正学校混乱,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就顶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头,背离了“五一六”通知精神。既然赶不上政治潮流,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便由重庆市委提出,报经四川省委批准,宣布停职检查。
  
  公开揭发郑思群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没有什么“钢鞭”材料。“重要的”的是宣布他停职之后,投入检举箱中的材料,和个别人直接到工作组递交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知情者”,来自文书档案,自然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些人之所以要“揭发”自己的老领导,并非什么个人恩怨,主要是赶当时的政治潮流。也可以说是响应号召,出于政治冲动。
  
  郑思群的级别高、资格老,干部档案不在学校里。而要审查他的问题必须接触他的干部档案。要到上级组织部门查阅档案,不是一般工作队员所能胜任。工作组特地把机械系工作小组长张忠良抽出来(由副组长黄启璪接替)做专案组组长,专门汇总郑思群的材料。张忠良是重庆市商业局人事科长,审查干部有经验。
  
  郑思群的材料汇集起来以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但在亲属关系和与苏联专家交往方面有“辫子”被抓。突出的是两点:一是指派妻子去跟从美国来的哥哥见面一事,详情不明;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没有严格按照涉外规定办事,仍然与苏联专家通信、通电、馈赠,且委托其照料在苏联留学的孩子。揭发者中有人怀疑,与郑思群联系密切的苏联专家,可能是“克格勃”。
  
  7月29日,专案组告诉郑思群:经过市委批准,需要对他实行监护审查,必须搬到松林坡招待所去住。郑思群要求与妻子见面,学校把他的夫人从省党校接回家来。据接近他的人反映,夫妻长谈一夜,并说他不会自杀。次日,监护人员带领郑思群住进了松林坡招待所。监护他的人是其老部下,没有工作组的人。
  
  8月1日下午,工作组三个领导出面与郑思群集体谈话。谈话地点在工作组会议室。工作组办公室主任赵处长参加,专案组长张忠良做记录。谈话的意图是向郑思群“提示”材料。其目的是让他明白,省委、市委不是无缘无故将他监护审查,是因为他有“问题”要弄清楚。工作组掌握有他的“材料”。谈话中他虽然态度坦然,但对与苏联专家交往问题有些紧张。不过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与否定的解释。末了,他要求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被拒绝。
  
  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反帝反修高过一切,《九评》余波未尽,中苏剑拔弩张,而“里通外国”、“与克格勃”有瓜葛这样的帽子。即使是郑思群这样的老干部,无论你有没有问题,都是吓人的。
  
  次日凌晨(即8月2日),天还没有亮,值班员突然跑来叫醒我,说是郑思群自杀了。我大吃一惊!
  
  按照办公室主任分工,专案组的事情应由赵处长去处理。可他住的是后楼,黑灯瞎火的,不清楚他在那个床位。人命关天,救人要紧。既然找到了我,我这个副手只好僭越了。我叫人立即去后楼报告工作组领导。同时和秘书组长樊天铎,抓起衣服就同监护人员往松林坡狂奔。
  
  监护人员是学校的保卫干部。他边跑边给我介绍情况:他与另一位同志值夜班。半夜里,也就是一个钟头以前,郑思群起床在室外走动。他们劝他回房休息(有人说,在“劝”说中有出言不逊的情况,但无法查证)。过了一阵,听到郑思群房间发出声音。好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卡痰”,床铺也在响动。他们进入房间,看见蚊帐的一头染满了鲜血,地下也一大滩鲜血。他们明白是自杀了,呼喊也不见答应。为了保持现场,他们不敢搬动,所以留下一人照看现场,一人跑来报告。
  
  我们听了他的介绍,估计人还没有死。出于工作组的责任所在,救人要紧,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在工作组领导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我决定往距离最近的工人医院送。监护人说没有担架。我说,没有担架就放在棕板床上抬。要跑步前去,争分抢秒,时间最重要。
  
  樊天铎跟监护人去现场组织运送。我进入路边招待所打了四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汉渝路的工人医院,告诉他们,立即去叫医院领导,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人,因为出血过多,生命危险,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抢救,一刻也不能耽误。对方问我是那个单位的?我告诉他说,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问病人什么时候送到?我说半个钟头以内。对方答应马上去办。第二个电话通过市委总机(军线),打到西南医院值班室。告诉值班人员,马上向值班首长汇报:重庆大学有一个高级干部,因为刀伤大出血。请求野战医院立即派出最好的外科专家,赶到工人医院支援。我也同时告诉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答应马上行动。第三个电话打到市委值班室,请他们立即向王若秘书长或者任何一位值班领导汇报:郑思群自杀了,生命危险,正在送往就近的工人医院抢救,已经电话请求西南医院支援。同时也要求市委值班室给西南医院再打一个电话催促。第四个电话打到工作组,叫值班人员告诉余跃泽等领导,郑思群已经在送往工人医院途中,请他们直接到医院,不必去松林坡现场。
  
  打完电话从招待所办公室出来时,天已微明。樊天铎带着监护人员,已经将郑思群抬到路边来了。我看他眼睛没有睁开,脸上没有血色,身上盖着一张白被单。我喊监护组再去两个人,轮换抬着跑步奔向工人医院。我自己紧紧跟在后面奔跑。
  
  从我被叫醒至送进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天还没有大亮,医院已经做好准备,领导和医生们等在门口。我们扶着棕板床,径直冲进抢救室,一刻也没有耽误。我给医院领导说明:伤者是重庆大学校长,高级干部,市里十分重视。要求医院全力以赴,务必挽救病人生命。医院领导立即给医生耳语,医生连连点头。
  
  一刻功夫,轰鸣的军用救护车,载着西南医院的几位专家飞驰而来。车还没有停稳,军医们就跳下车,冲进抢救室。
  
  随即,余市长、钟政委、崔成礼跑步而来,气喘吁吁。
  
  抢救中,市委一把手鲁大东飞车赶到。随同鲁大东来的有王若、张海亭两位秘书长。鲁大东询问自杀情况和发现以后的处置经过。余市长说是我最先接触情况,叫我直接汇报。汇报中,有人提出应当直接送西南医院。我解释:当时天没有亮,没有担架,没有医生,没有救护车,甚至没有多的工作人员。事发突然,连喊司机调车都来不及。即使有车,也无法往轿车里放。为了争取时间,抢救生命,不能不先往最近的医院送。并且也考虑了西南医院的技术实力,故而电话向西南医院求援。事实上,郑思群送到这里后,西南医院的医生随即就到了。这比等着救护车来现场再送西南医院,更能赢得时间。我解释后,鲁大东等认为处置得当。
  
  医生们知道伤者的身份很高,用尽了一切办法,并大量输血。但因出血过多,没能挽救郑思群的生命。直到九点多钟,才不得不停止抢救,宣布郑思群死亡。
  
  郑思群遗体存放在医院太平间。我们在医院的全体人员返回工作组。鲁大东吩咐,通知工作组党委成员、重庆大学校党委成员,不是校党委成员的系总支书记,不是工作组党委成员的系工作组组长,专案组长,立即来开党委扩大会。趁着等人的间隙,大家草草吃了早餐。这时已快中午了。
  
  鲁大东亲自主持这次党委扩大会。主要内容是宣布郑思群自杀身亡。他指出,郑思群虽然被审查,但他还是共产党员。按照党的纪律,不管什么原因,自杀都属于叛党行为。因此,郑思群是自绝于人民。然后,对于郑思群自杀的善后工作进行了部署:第一,立即召开全校共产党员和有一定群众参加的大会,公布郑思群自杀。第二,天气太热,遗体必须当天火化。火化之前,通知其妻子与遗体见面,同时请省委党校协助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第三,从现在起,学校党委与工作组党委合并组成联合党委。合并后,指定余跃泽任书记,钟池、张叶枫任副书记。除原来两个党委的委员外,补充张光明为联合党委委员。第四,学校“文化革命”运动,不能因为郑思群的自杀而受到干扰。联合党委要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充分发动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第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派员勘察自杀现场,对自杀利器来源进行侦察,做出技术鉴定。第六,为争取时间,市委直接向省委、西南局书面报告自杀及抢救经过。工作组无须向市委写简报,集中力量做善后工作。
  
  当天晚上,专案组送来公安部门的勘查结论:郑思群本人用左手握住刮胡刀片,切割其右颈部的动脉血管,出血3000-3500毫升死亡。是自杀,排除他杀。刀片来源是他夹在书中带入松林坡的。刑侦专家指出:一般来说,用左手握住刀片切割右颈部的动脉,只有懂得生理常识而又决心自杀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切割皮肉产生疼痛时,痛的本能会自动松手而切割不深。人的右手灵活,松手较快,自杀容易失败。而左手笨拙,在慌乱中反而会切割得更深。郑思群使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割断了血管的大部,故而失血太多,尽管抢救及时,但抢救无效。
  
  

林涛 2011-05-03 18:57
工作组被否定后的大撤退——《骚乱的重庆》(6)
  
张光明

  
  工作组从重庆大学撤出,被学生形容为“屁滚尿流”。说实在的,“屁”虽然没滚,“尿”也还没有流,但紧张得十万火急,的确是事实。
  
  郑思群死亡的消息,没等到学校正式传达,不少人就知道了。说也奇怪,有的人在批判时,左一个“修正主义”,右一个“苏修走狗”。人死了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工作组逼死了老校长,好校长。不明真相的师生,找工作组算账来了。
  
  当天中午,就有人来工作组,要求公布校长郑思群自杀的真相。紧接着,工作组大院外面,墙上、地上、电线干上都是质问的大字报。工作组办公室有一个接待小组。组长孟凡均,才思敏捷,言词犀利,善于解答各种询问、质问、责问。可是学生说他像弹子球那样圆滑。曾经有人在接待室给他贴过一幅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又圆又滑”。学生不听他的,要求见余跃泽。不得已,分管接待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殷青锋出面支援。
  
  到了下午,工作组院外已经是人山人海。有的高呼“还我郑校长!”“工作组是杀死郑思群的刽子手!”“血债要用血来还!”“把郑思群专案组的人交出来!”
  
  第二天上午,不少学生抱着一捆捆大字报走出校门。大字报上街了,郑思群的死,捅到社会上去了。大约10点钟,市委来了电话,学生已经到市委大院贴大字报去了。
  
  余市长被通知到市委参加紧急会议。我们以为与郑思群之死有关,吩咐专案组准备汇报材料。不料他从会上打来电话,指示我立即去新盖的机械系教学大楼,实地查看水泥地板是否潮湿?自来水通不通?厕所通不通?能够住多少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立即联系学校行政处解决。他说,学校负责人张叶枫也在市委开会,已经给行政处打过电话了。我问房子将要做什么用?他说别问那么多,回来再说。
  
  我去看了以后,水泥地板是干的,自来水是通的,厕所可以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快下班时,余市长又来电话。要我通知各个系的工作小组组长,吃完午饭后,立即到会议室来等着,有重要事情要传达,一个也不能缺席。
  
  余市长回来了,传达的是市委撤出工作组的紧急决定。大意是,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甚为不满。因此中央做出决定,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学校派出的工作组,至迟必须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撤出。否则就是对抗毛主席。工作组撤出后,还不能马上离开学校,就地接受群众批评,清算错误,求得谅解。
  
  余市长说,开紧急会议时与张叶枫商议,工作组撤出来全部住进尚未启用的机械系教学大楼。队员离开时,除了自己的行李外,不准带走学校的任何东西。工作中产生的文件、资料,全部带走,不留片言只字。工作场地和住宿地必须打扫干净。六点以前进入大楼后,任何人不能踏出大楼半步,任何人不得接待亲友来访,任何人不得与学校的人接触。违犯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不是党团员的开除公职。军队干部违反了如何处理,请钟政委考虑。钟政委说:也和地方一样,开除。
  
  余市长说,现在大家回去,各个系立即召集工作组员传达。除了毛主席批评的话不可以传达外,其余都可以给大家讲。传达后各自分头准备。准备好了以后就地待命,等待市委来电话,各个大专院校同时行动。接到通知后,以各个系为单位,直接去新大楼。不准向学校师生透露任何情况,不准和他们告别。如果他们问,就说集中学习。
  
  四点多钟,市委打来电话,说是各个学校都已准备就绪,可以撤出了。我叫两个人分别给几个系打电话。办公室这一摊子,文件多,资料多,办公用品多,要销毁的废纸也多。到了五点,收拾妥当了,但是工作组大门被学生堵住了。他们见一些系的工作组员慌慌张张离开,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来问个究竟。来访群众堵了大门,张叶枫带一辆卡车来给我们拉东西,进不来。孟凡均、殷青锋被学生缠着,行李还没有收拾。眼看剩下的时间不多,我挤到殷青锋的旁边,向他耳语了几句。然后站在板凳上对大家说:“老师们,同学们!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立即搬到新机械大楼集中学习。六点钟以前必须报到。现在拉东西的车子要进来,我们的人要出去,请你们让开通道。有什么情况和问题,改个时间再谈。时间紧急,请大家支持。”
  
  看见我们打扫院子来不及了,张叶枫说:“你们各自走,没有时间了。院子由我安排人打扫,我在这里守着。如果有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我替你们保存着,有机会时交给你们。”多亏了张叶枫帮忙,我们最后一个人到达新大楼时,刚刚六点。再晚一分钟就违反纪律了。
  
  工作组进入大楼,稍事停留就分配住处。女同志住第四层,军队的同志住第三层,地方来的男同志住第二层。第一层不住人,省得被学生发现问这问那。
  
  除了三个领导同志外,全部都是打地铺。水泥地倒还干燥,但是满地都是厚厚的尘土。没有扫帚,只好将毯子往地上一铺了事。白天苍蝇乱飞,晚上蚊虫成群,只有靠扇子驱赶。更要命的是排污管道不通,大小便冲不出去。几百人拉屎拉尿,堆积在那里,大热天气,几层楼臭气熏天。个别同志病了,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也不能外出看病。除了三餐饭是由学校食堂送来外,就是每天送三四挑开水。
  
  大楼里,前两天还有自来水,后来也没有了。不知道是有人搞恶作剧,把进水管关闭了呢?还是自来水厂停水。向人打听,说外边没有停水。请担开水的工人告诉行政处找人检修一下。回答说,“基建部门还没有把大楼交付学校使用,行政处无法检修。学校混乱中,施工的人回原单位去了。”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呆着。
  
  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工作组员暗自产生了埋怨情绪。但是大家都明白:如果工作组不撤到这里来,就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出去上厕所,势必与师生接触,一接触就说明工作组还在活动,也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就此一拍屁股离开了,不检讨,不认错,不等到谅解,更是对抗毛主席。在那个年月,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乖乖忍着吧。
  
  

林涛 2011-05-04 20:09
工作组成立留守队——《骚乱的重庆》(7)

张光明


  几百人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实在不是办法。想给市委请示,没有电话。等了两三天,市委派联络员来了解情况。我们反映了住宿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联络员一一记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由他来联络和转达市委的指示。他是刚刚从附近某个工厂调去的,对沙坪坝一带路径熟悉。他从来没有到过学校,师生不认识他,便于进出。除了他来以外,工作组有紧急事情,也可以派一个学生不大熟悉的同志到市委去汇报。市委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就打电话给学校的张叶枫,由他来转告。他说,市委估计,如果十天八天对工作组没有冲击,队员们即可陆续撤离学校。要求我们再坚持看看情况。市委要求,在这几天内,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来。

  联络员走后,余市长召集大家开会,动员大家克服困难,再坚持三五天。好在工作组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地方干部中,县处级以上要占到一半,其他也多是基层单位的头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党员和团员。在军队干部中,营、团以上干部也是绝大多数,全都是党团员。这样一个队伍,都有相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再怎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第四天,我们叫送开水的工人转告张叶枫,要求他多送几挑开水来,供妇女使用。此后不仅增加了开水,还送来二十多个搪瓷盆。又过了两天,水龙头里有自来水了。校医室每天还派医生来巡诊。有水、有医、有药,积存的大便也冲走了,这对安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坚持了12天,到了8月15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排炮”、“轻骑”两个造反组织,与校内的其他造反组织进行辩论。要求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前去支援。重庆大学学生率领本校和重庆师范附中、重庆六中的学生4000多人前去声援。辩论中两派学生发生摩擦。学生到市委要求支持本派的“革命行动”。市委派辛易之书记前去做工作。学生对辛易之就事件的表态不满,围攻市委领导,直至深夜。重庆大学学生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把他们的造反组织定名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从此,“八一五”战斗团在市内进行大规模串连,进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遍及大学、中学、小学,进而到工厂、农村。再进一步串连到重庆周围的中小城市。使重庆及周围地区出现了若干个“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大学的学生走向社会,学校就没有那么热闹了。群众对我们工作组这只“死老虎”已不太在意。趁着这个机会,市委决定工作组陆续走人。

  大约是8月20日左右,军队的干部首先撤回部队。撤走时,他们列队走出大楼,通过团结广场,步行到学校大门外上车。钟池同志的轿车,直接开到大楼外,然后上车离去。钟池同志说,之所以要这样公开地让师生看着他们离开,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得明白,去得明白。不偷偷摸摸,不鬼鬼祟祟。钟池同志的意思,也是试探群众对工作组员离开,到底有多大反应。事实证明,群众对工作组已无多大兴趣,没有任何反响。

  军队干部走后,接着是地方干部中的女同志离开。女同志离开时没有像军队那样大张旗鼓,而是三三两两分散而去。女同志走后,观察了两天,没有群众过问。因为余市长和崔成礼进出学校目标大,则由我到市委去请示男同志离开学校的办法。我们的建议是:除余跃泽、崔成礼两个组长留下外,再选择几个群众意见不大的,和群众意见较大的同志留下。选择意见不大的留下便于今后工作;选择意见较大的留下,一旦学生要人,易于找到他们要批判的对象。留下的人组建留守工作队,指定正副队长,成立党团联合支部,直到取得群众谅解为止。其余的人,分期分批按系统回市委各个大口去报到,再由各个大口介绍回原单位。

  王若秘书长听取我的汇报后,认为余市长考虑得周到。他去向市委领导请示后表示:市委领导同意你们的安排,但有两点:一是,系一级工作组离开前,要走访十来个师生代表,明确说明要离开学校,看他们是否同意。同意就走,如果不同意再说。二是,给离开的工作组员交待纪律:回到单位后,不在群众中谈论工作组的事情,也不要回学校来看望留守下来的同事。

  按照市委指示,各个系的工作组长都走访了十来个师生,没有阻止工作组员离开的情况。当时,学校已经分成两大组织。一是“八一五”,大都“杀”到社会上去了。一是“赤卫军”,大都留在学校里。在征求意见时,多找的是“赤卫军”师生,他们不为难我们。

  留守工作队组建起来了,每个系留下两到三个人,计有30来人。除余市长、崔成礼外,有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潘锡荣、曾祥国、徐顺安、戴桂荣、韩恒建、徐恩超、王叶宏、杨昌晶,等等。张忠良被指定为队长,我为副队长;我被指定为党团支部书记,张忠良为副书记。经请示市委同意,与张叶枫商量,学校将松林坡的小别墅划出一栋给留守队使用。安排在教师食堂吃饭,在招待所取开水、热水。

  从新大楼搬到松林坡时,市委指示将工作组的所有文书档案和专案组整理的人头材料,全部交给张叶枫,由他指定专人保存。

  留守队名义上是留下来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实际上也是市委观察学生动向的情报点。我们到学校看大字报,收集学生活动的情况,三两天由我到市委去汇报一次。余、崔两人有时也回家去。轿车不便于停在留守队,就偷偷停在松林坡附近的塑料总厂里,没有被学生发现。

  

林涛 2011-05-04 20:10
陪副市长戴高帽子挨斗——《骚乱的重庆》(8)
  
张光明

  
  国庆节前,大致是9月中下旬吧,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来“勒令”余副市长,到他们那里去接受批斗,地点在解放碑。因为工作组是重庆大学的“战利品”,外人批斗要过“借”。
  
  批斗的前一天上午,十多个干部模样的人,戴着红袖套,有的腰间还扎根皮带。他们在重庆大学红卫兵的带领下,自称是重庆财贸“八一五”揪走资派战斗队。说,财贸系统各个造反组织实行了大联合。决定明天在解放碑,跟最大的几个“走资派”见面。“勒令”余跃泽上午九点前往参加,如不准时到会,“后果自负”。
  
  余市长说,我们正在这里接受批判。要我去接受本系统的群众批判,是应当的。但是没有学校革命群众同意,我们不能随便离开。学校来的红卫兵马上说:“今天我们带他们来通知你,就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明天你自己去自己回来,老老实实,不许回家,不许溜掉。上午出去,下午必须回来,谅你也不敢乱跑。”
  
  余市长说:“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大会结束后就按时回来,绝对不会乱跑。”
  
  造反派们走后,我们打电话向市委汇报。市委答复应当去,态度要好,不要与群众对立。又打电话跟财贸部长许德联系,许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勒令”。余跃泽已经受过几次批判了,总结了一些经验:饭要吃饱,水要少喝,衣服不宜穿的太多,说话尽量简洁,不能与群众对立……等等。他说,这几条不仅老崔要留意,张光明、张忠良、孟凡均你们三个也要留意。不定那天也揪到你们头上来的。
  
  第二天,余市长要我陪他去解放碑。车子开到重庆宾馆附近,在一个小巷子停下。我们步行前往,九点准时到达。许德已经在台上的石阶上坐着了。余大步走上台去,我也不自觉的跟着上了台。我见台上准备有三个牌子,分别写着余跃泽、许德、徐正身的名字。
  
  看架势要游街,便欲下台给张忠良打电话通报情况。一个造反群众挡住我的去路,说:“我们没有叫你上来,你自己却上来了,来了就莫走嘛。”旁边一人笑扯扯的说:“徐正身没有找到。我们准备的是三顶帽子,你顶个数,正好!”我心想,要我顶商业局长徐正身?我哪里够格!但造反派不让我下去,我能说“不”?
  
  不一会,拿了三顶高帽子上台来。分别写着“财贸系统第一号走资派余跃泽”,“财贸系统第二号走资派许德”,“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过了约半个小时,一个人上来给主持大会的说:“他妈的,龟儿徐正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主持人说:“不等了,开会。”
  
  他们先拉着余市长走到前台边,靠着写有他名字那块牌子站好了。再去拉许德。许德满自觉,自动走向他的位置。两人都站好了,造反派来拉我,不无讽刺地说:“徐大局长没有请到,你不请自来,凑个数,委屈你一下。”于是把我拉到余跃泽旁边站着。台下有人喊:“要得,要得,他是黑秀才,叫他龟儿亮个相!”
  
  看架势,反抗没有用,非得陪这个“杀场”不可了。我自我解嘲:“权当演活报剧,扮个角色吧”。但我申明,我不是徐局长,身前这块牌子应当拿走。他们还有点智慧,顺手把牌子翻过来,名字就没有了。接着是戴高帽子。他们两人是对着号的,我的帽子写的是徐正身。我又反对:“我不是徐正身,也没有当局长。”台下有人吼叫:“傻儿!他不是徐老头。给他换一顶!”有人又喊:“拿下去反过来写名字,快点嘛。”果然有人拿着笔墨上来,就在我面前,把“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几个字涂掉。反过来写上“财贸系统最大的黑秀才张光明”。我说:“把‘最大的’那三个字去掉吧,我怎么称得上‘最’?”,他们还算听话,举笔就把“最大的”三个字涂了黑。这样,我无可奈何地戴上了。那知涂上去的墨汁太多,帽子一戴上,墨汁就流到我额头上来,再不揩掉,就流到眼睛里了。我随手取下来准备揩墨汁。他们以为我要把高帽子摔掉,赶紧过来吼叫:“你敢!”我指了指墨汁。他把帽子抖了抖,多的墨汁抖掉了,再给我戴上。
  
  批斗大会没要余跃泽、许德做检查交待。造反头头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财贸系统的造反组织大联合了。定名为“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团”。各个公司的造反组织是“财贸‘八一五’××公司战斗团”。今天把财贸系统最大的走资派“勒令”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全社会亮相:我们财贸职工造反了!就是为了庆贺大联合的胜利!财贸“八一五”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革命造反组织的伟大胜利,是给余跃泽为首的大大小小走资派们敲响丧钟!
  
  讲了一通之后,一个人上台领着喊口号。呼喊政治口号时,余市长也跟着举手呼喊。只是喊“打倒余跃泽”时,他才不呼喊不举手。
  
  喊完了口号,就是质问了。造反者拿着话筒,与余跃泽一问一答: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不会反对毛主席!我几十年来的一切言行可以作证。”
  
  问:“你去重庆大学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怎么说没有反对毛主席!”
  
  答:“去重庆大学是执行党的任务。现在才知道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我检讨,我改正,但不是要反对毛主席。”
  
  问:“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中央文革。你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党中央。你干了哪些勾当?”
  
  答:“至少从主观上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我本人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反对党中央呢?我在财贸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愿意检查,愿意接受批判。但是,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更没有反对党中央!”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
  
  紧接着,造反者又向许德发出了大致相同的一些口号式的问题。然后拿着话筒走到我的面前。
  
  造反者:“你这个黑秀才,不请自来,得交待交待。说,你为什么要跟着走资派干坏事?”
  
  我答:“跟领导在一起工作,是服从组织安排。不是我要跟就跟得了的。至于坏事嘛?我干的都是正事,没有那一件是坏事。”
  
  造反者:“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来亮相?”
  
  我回答:“知道,又不知道。你刚才不是说了嘛,不请自来,我这误入歧途。你们要我站在这里,戴这顶帽子。我尊重你们。”
  
  我的答话带有抵触情绪,余在旁边给我使眼色,我意识到了。可能因为我不是什么官,他们还没什么计较。
  
  造反者:“你说你没干坏事,知不知道你写的是黑文章?”
  
  我认真地问:“你说的是颜色?”
  
  造反者:“不是颜色是什么?”
  
  于是我答:“这么多年了,我写了多少文章,记不得了。”
  
  造反派可能以为我接受了“黑”字,便自以为胜利了。问:“为什么要写黑文章?你除了给余跃泽写以外,还给那些走资派写过黑文章?”
  
  我回答:“写文章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职业。除了给领导写以外,当记者给报纸写……。”
  
  他继续问:“为什么要到处写黑文章?”
  
  我答:“没法子呀,不写不行嘛!给领导写是完成任务,给报纸写是我的职业……”
  
  我这样回答,台下有人发笑。我自己也想笑,但哪敢笑出来。
  
  造反者仍然扳起面孔:“你承认自己写的是黑文章?”
  
  我说:“写都写了,兰黑墨水嘛!你也问了,我怎么能不承认?”
  
  造反者没有理解到我的话中话:“干了坏事就得承认。”
  
  我说:“实事求是嘛。不过有时候也不见得都是黑的。”
  
  造反者大声问:“什么!”
  
  我答:“有时要用红笔修改。”
  
  这一解释,台下有人哄笑。有的喊造反派:“×××,你这个傻儿,黑秀才打你抹胡(戏弄)了!”
  
  主持批斗这人是个废品收购员,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台下这样“点”醒,他才明白了过来。随即从背后一脚给我踢来,踢得我好疼。骂道:“你给老子的,他妈耍我!”说罢又是一脚踢来。骂道:“你敢耍老子!看老子收拾你这黑秀才!”
  
  台下有人吼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另一个造反者过来,对我发火说:“张光明!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啥子问题。你的问题多哩。我问你:你讨地主做老婆,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不是问题?该不该批斗?……”
  
  我认识这个人。他是1955年和我一道,从长寿化工厂调到重庆来的。他们发火,还踢人,我耐不住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对不起,你弄错了。我没讨地主做老婆。我的老婆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转业军人!”
  
  踢我的那个造反派:“她在那里?”
  
  我说:“她是医生,在支援重工业建设。你们去抓好了。”
  
  我横了心,什么都不管了,顶牛了。
  
  台后一个高个子走上前来,接过造反者的话筒:“不问他这些了。他不过是条小爬虫,不要在他身上纠缠,影响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
  
  接着,他转过头去向余、许问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时天上的雨下大了,斗争会就此收场。
  
  造反派带我们到八一路的市百货公司,一人搞了一碗鸡蛋挂面。斗人的,挨斗的,官茅房的大便——人人有粪(份)。吃面时,那个给造反派下台阶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你是耍笔杆子的,墨水吃多了,敢耍弄造反派!你别得意,小心就是了。”威胁我这个人是谁?过去没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
  
  吃过了面条,造反派来对我们说:“你们自己回学校去向‘八一五’战斗团报到。我们财贸‘八一五’讲信誉,说“借”半天就“借”半天。”
  
  回重庆大学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讲话。司机王志福打破了沉默,对我说:“你把那个头头套起来‘医’,好耍。”余跃泽说:“不可取。不符合不跟造反派顶牛的精神。光明哪,你是文人,喜欢抠人家字眼,这要吃亏的。今后你就不要再跟我去这种场合了。”
  
  是的,以后我再没有陪他上过“法场”。

林涛 2011-05-04 20:10
一场“保”副市长的抗争——《骚乱的重庆》(9)
  
张光明

  
  8月15日以后,重庆大学出现了几十个战斗组织。九、十月间,就其名称而言,大致有三个派别。一是以“八一五”为主的一批师生。他们人数众多,斗争性强,影响特别大。一是以“赤卫军”为主的一部分师生。它们以高年级学生和党团员居多,斗争相对温和,社会影响不是很大。此外,还有一个叫“红岩公社”的组织。人数不多,能量不可低估。开初,大家都是闹革命,都是起来造反,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这个大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组织在对一些政策的看法,对领导干部批斗的方法,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态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八一五”认为“赤卫军”保守,说他们“与市委同一个鼻孔出气”。“赤卫军”为了要证明自己革命,敢于造市委的反,也冲到市委机关斗“走资派”。但是,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不大会去冲击机关,不随便抓人。通常的办法是静坐示威。有一次,“赤卫军”的几十个人在市委大院静坐,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中秋了,正是吃月饼的季节,接待人员给拿了一些饼子让他们充饥。他们接受了“吃饱肚子闹革命”的劝告,吃了饼子。因为饼子表面洒得有芝麻,攻击他们的人借此大做文章,羞辱他们是市委豢养的“麻子兵”。
  
  不知是什么原因,“赤卫军”慢慢消失了,“八一五”一些人杀回学校来了。“八一五”没有“赤卫军”那么温柔,冲击力较大。
  
  在“八一五”和“赤卫军”到处抓斗“走资派”,市里的主要领导,抓得到的抓了,没有抓着的也躲了。在找不到对象的情况下,工作组有个副市长,一个团市委书记,虽然是死老虎,也不失为揪斗目标。他们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那些走资派们,那些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们,到现在,住的还是小别墅,吃的还是小食堂,长得肥肥的,养得胖胖的,该好好触动他们的灵魂了。”
  
  他们看重了工作组,留守队便不得安宁了。如何应对学生揪斗,工作组研究有几种预案,基本策略是主要领导装病。余市长和崔成礼的说项是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事先咨询过市里的保健医生,对病情、症状都对了口径,备有说辞。留守队的基本策略是不让学生把两个领导抓走。
  
  国庆节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们刚刚吃过午饭。两个学生来到留守队驻地。说是“八一五”革命造反组织,要检查工作组的学习情况。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们是待审人员,敢不遵从!?他们叫留守队的人全部到底楼会议室来。
  
  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习了没有?”我们说学习了。
  
  又问:“有没有人请假?”我们说没有。
  
  又问:“余跃泽、崔成礼在不在?”我们说都在。
  
  再问:“人呢?”
  
  余市长和崔成礼正在楼上准备睡午觉。听到楼下呼叫,便答应着下楼:“来喽,来喽。”
  
  他们见到了余市长,一个学生跟他说话,好比摆家常,另一个学生转身便走了。情况有些反常,估计来者不善。我们有意提醒余,问他降压药吃了没有?余会意,忙说还没有,起身要到楼上取药。学生阻止:“你们去给他把药拿来不行?我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呢!”
  
  不到半个小时,一队红卫兵,大约二三十人,打着横幅,扛着红旗,呼喊着口号,朝松林坡跑来了。两个学生抱着一大卷纸,端着墨汁,拿着毛笔,气势汹汹走在前面。这是要搞什么行动的通常举动。果然,他们上了松林坡大道,转个弯,向我们驻地的小路走来。马上就有人领头呼喊“打倒余跃泽!”“打倒崔成礼!”的口号。他们沿路展开纸张,书写起大标语来。很明显,这是要揪斗工作组领导。我们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显然,刚才来的人是“刺探”人在不在。然后“稳”住对象,马上回去拉队伍。这说明,学生比过去“精道”了。
  
  红卫兵把留守队团团围住,一个也不准出去。可是,机警的崔成礼还是溜走了。那时有一个原则:领导干部被揪斗时,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尽量不要被抓住。
  
  一个头头模样的青年教师,举着事先写好的“勒令”向我们宣读。大意是:工作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你们忠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指令,忠实于黑市委,来到我们重庆大学,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你们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整死了忠实于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你们是地地道道的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在学校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八一五”揪工作组战斗队,来清算你们的罪行。现在,“勒令”余跃泽、崔成礼,到风雨操场去接受批判,老老实实交待罪行。
  
  念完后大声问:“余跃泽,你听清楚了没有?”余市长态度平和地回答:“听清楚了。”这人又向我们大家问:“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我们也说听清楚了。谁知那个不踩祸事的留守队员徐顺安,却“拖声懒气”重复回答了一句:“听——到——了!”学生中就有人喊:“那个大个子故意装怪,先把他拉出来斗!”也有学生说:“今天先批判余跃泽,暂时把他放下,以后找他算账!”
  
  两三个身强力壮的学生进来,架起余市长就要往外走。张忠良问:“你们要把余市长弄到那里去?”他们说:“刚才不是说了嘛,到风雨操场去交待罪行。”我说,他有病,刚才还在床上躺着。余市长尊重你们才下楼来。你们要批判,要他交待问题,就在这里好了。不要弄到风雨操场去,他受不了折腾。余市长也说:同学们,我的心脏病严重。我就在这里检查交代。我忍受不住时,好在凳子上坐一坐。张忠良一把将余市长按在椅子上。说:“坐下,坐下,你少说点话。话说多了受不了,医生是这样招呼的。”余会意,坐了下来。
  
  学生哪里肯听,认为余是“装病”,是对抗运动,非要把他弄走不可。另外两个大汉冲了进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俩一边一个架着余市长就往屋外拖。余两脚不离地,不让他们拖走,皮鞋都拖了下来。看样子,我们是阻挡不住了。我喊:“不要这样拖,你们这样搞法要出事的。”我叫杨昌晶把皮鞋捡起来追上去,以给他穿皮鞋的机会缓冲一下。余市长也说:“别拖了,同学们!我自己走。”杨昌晶追上去给他穿皮鞋时,余急中生智,顺势一倒,就梭下地去了。我们的同志赶紧过去把他扶到一颗大树下,让他背靠树干躺着。余市长嘴里不停的喘气。喘息了一会儿,学生去拉,他死活不起来。说:“今天完了,我活不出来了,就死在这里吧!”
  
  我趁人们在大树底下混乱时,急忙回屋给市委打电话汇报情况。张海亭接的电话。他同意我们的策略:拖时间,等医生来解救。我倒了半杯水,拿了两片药(维生素,平时说好的,说是心脏病药),走到他跟前,说:“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提醒你吃药。已经通知了保健医生,可能李医生马上就来。要你无论如何坚持住。”余当然明白我说的“家里”是指市委。这是告诉他,市委已经知道了,并且派医生来了。
  
  一个红卫兵一把把我掀过去:“谁叫你打电话的?”我说是我自己打的。他又说:“为什么去通风报信?”我说:“人都这样了,心脏病嘛,说不行就不行,难道不应当告诉家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负不起责任,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待会医生来,真的病了,就及时医治;装病,就揭穿阴谋,不好嘛?”他无话可说。
  
  吃了“药”,稍停了一会儿,学生又要把他拖走。余市长双手抱住大树不放手。我们都说,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医生来了再说。
  
  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市三人民医院二门诊部的李厚荣医生到了。医生还没看病,领头的学生就把她请到一边。说:余跃泽是工作组长,是走资派,“八一五”战斗团批判他,是革命行动,是当前的革命大方向,医生应当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李医生表示:道理我明白,革命行动会支持的。不过我要看了病人再说。
  
  李医生提出,先把病人抬进屋内,躺在床上检查。学生不同意,只好就地靠在大树下检查了。李医生要求其他的人退后一些,请两个同学陪着她检查。学生同意了。李医生听了心脏,说有严重的杂音,而且心跳加快,心率不齐。李医生问余市长感觉如何?余说,心里慌得很,胸部痛,肩膀也痛,背心也痛,一阵一阵的,有时痛得钻心。医生把听诊器举起问学生:“你们那个同学是医学专业的?也来听听看。”李医生明明知道重庆大学没有医学专业,当然没有人是医学专业的。学生都说不懂。一个女学生说,我用不来听诊器,但对于心脏病我懂一点点,我的爸爸就是心脏病去世的。
  
  李医生对陪她检查病情的两个同学说:“我们到旁边去谈好不好?”边说边走向较远的石栏干。两个学生跟了过来,那个自称父亲死于心脏病的女同学也自动过来了。我和张忠良也靠了过去。李医生并未急着开口,学生急切地问:“是不是装病?”李医生反问:“装病?哪个说的?你去给我装装看!”学生无言回答。李医生继续说:“我从医生这个角度,如实告诉你们,余市长心脏病相当严重,而且是很严重,必须卧床静养。他心跳很不正常,觉得心慌心闷。并且反射到肩部、背部,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心脏病人,说不行就不行,几分钟就会拿过去。”那个女同学说:“对头,对头,我爸爸就是那样,脑壳一偏就走了”。这个傻丫头,关键时候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学生问怎么办?李医生说,送医院。你们拿两个同学跟我一道,看学校有没有救护车,马上送医院。学生说送医院绝对不行,住进医院他就跑掉了。李医生说,至少把他抬到床上去。学生还是说不行,风雨操场等着哩。李医生说:“那好,送医院不行,让他卧床检查都不行,那就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了。现在我写病情记录。我要在记录中说明,是你们两个同学坚持不执行医嘱,坚持对他放弃抢救措施。你们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在我记录上签字,而且要你们的领导来签字。你们领导签了字,我的责任尽到了,我立马就走。我再次强调,我医生的责任尽到了,病人的后果,你们得担负全部责任。”李医生讲完后,对我说:“找个能写字的桌子吧,等一会儿,你也要签字证明。”李医生这一表态,那个女同学给她们的同伴说:“要不得,要出事的!”我也向学生表明:余跃泽不是别人,是重庆这个特大城市的副市长。对他的生命不能视为儿戏。一旦出了事情,不是签字不签字的简单事情,希望你们尊重医生的意见。你们要批判,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他过了这个危险期,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去。
  
  两个男学生嘀咕了几句后,大步走到他们的队伍面前:“战友们!刚才医生检查过了,余跃泽今天是病得不轻。我们只好改变时间,明天,至迟后天再来找他算账。”有人喊:“后天他又病了呢?”学生回答:“要是后天还是这样,我们抬死狗也要把他抬到风雨操场去斗!”另一个补充说:“我们要斗争活着的走资派才有意义。让他死了,就太便宜他了。战友们,我们回去吧!”
  
  学生们呼喊着“打倒余跃泽”的口号走了。当晚深夜,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护送余市长从小路溜出松林坡,让他上了隐蔽在塑料总厂的轿车。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工作组来。
  
  

林涛 2011-05-06 22:30
工作组留守队造反原委——《骚乱的重庆》(10)

张光明


  余市长逃过“劫难”之后,红卫兵又来“勒令”过多次。有时找不到余,就去找到孟凡均,用“又圆又滑”那副对联寻他的开心。孟凡均在接待工作中得罪的人多,对学生有抵触情绪。怕出事,我们就让他躲回家去了。此后遇到事情,大多由我同张忠良去应对。张忠良去应对的事,主要是交待郑思群的材料和死因。我去应对的,主要是交代郑思群抢救经过。我们研究做出过决定,任何人去向造反派检查交代,在郑思群自杀问题上,都要回避领导事前与之谈话的情节,不把矛头引导至余跃泽、钟池、崔成礼三个人身上。

  关于抢救经过,师生中有很大误会。有的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进行抢救,而是让其血液流尽死亡的。这不符合事实。我是参加抢救的第一线人员,有发言权。而且,谁发现自杀的?谁来报告的?谁命令立即送医院的?谁通知医院抢救的?哪些医生参与抢救的?谁邀请军医大学派专家来支援的?以及火化、勘查现场等等,我都能够说清楚。时间、地点、证明人、文书资料,应有尽有。而且,医院、公安局、火葬场,以及鲁大东召开联合党委会议,等等,有关单位都有原始记录和证明人。这些,他们都能查证明白。

  专案组所有的人头材料,工作组撤出后,决定交给学校,不对外透露,张忠良和我都坚持做到了这一点。学生不知情,没有人追问。至于文书档案,所有的卷宗,都是在张叶枫的见证下,封存于工作组原来的办公室。学生找我时,我请张叶枫一道,把文件柜指给他们查看属实。张叶枫也坦然承认钥匙保存在他手里。并且,张叶枫与学校各派造反组织已经有一个“君子协定”:“学校没有大联合以前,谁也不能启动这些档案”。这样一来,学生找我去交待的问题,我说清楚了,他们也查清楚了,没有什么大的麻烦。

  郑思群死亡之后,群情激愤。个别人认为闯了大祸,心里恐慌。便出来哭诉工作组罪恶,掩饰自己揭发了材料,或者出言不逊。然而,工作组全部承担责任,勇于接受批判,群众也没有追到他们头上,个别人就不再表演了。

  转瞬到了10月30日。重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首都红卫兵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八个群众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发动了13万多人参加。强令市委书记辛易之、廖苏华等前往接受批斗。社会动荡从此掀开。接着,《人民日报》刊登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2000里到达北京的消息。重庆红卫兵相继组织长征队,陆续实行步行串连。“重庆工人造反军”300人在小南海火车站堵截列车强行登车去北京。

  先例一开,红卫兵纷纷在菜园坝、九龙坡拦截火车。当月底,重庆铁路局运送串连红卫兵100多万人次。

  社会上的大串连,重庆大学的学生除留守在总部的外,几乎都跑光了。这时,揪斗我们的人免费旅游去了。校园出现的“空巢”现象,使得我们这些“落水狗”落得轻松。于是,我和张忠良决定让队员们轮流回家过周末,解决长期不能回家的问题。这样,虽然缓解了一下矛盾,但不能解决干部的根本问题。比如,中小学停课了,孩子无人照管;老人病了,无人侍奉汤药;预备党员期满了,不能回原单位申请转正;个别家里没有人,强盗破窗而入,粮票、油票、布票被偷了个精光……。更为恼火的是,社会上的造反浪潮,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各个学校工作组的留守队员。其他学校工作组留守队,据说有人开始议论造反了,休假的个别队员不再回来了,回来的人口袋里装着红袖套……。这一切都说明,留守队面临“后院起火”。

  我同张忠良商量,如何应对我们这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只有让队员们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才能防止后院起火,卸下我们的责任。张忠良说,现在学生不揪我们,市委不管我们,余跃泽不理我们,不如悄悄撤回去算了。我说这不行,学生是暂时不在,并不等于不揪我们;市委还在听我们汇报情况,并没有不管;余市长不管我们,但我们被指定负了责任。就这么溜之大吉,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张忠良说,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真的追究起来,首先是你的责任,我无所谓。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是市长身边的人,市委首先是找你。你是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学生抓不到工作组长,你办公室主任不去顶着?我嘛,要是那里“理抹”起来,一个小小科长,说得脱就走得脱。真的走不脱时,大不了去找王绍川!

  我知道,王绍川是财贸“八一五”总团的舵把子。曾经有人反映,看见张忠良跟他在一起过。难道他真的要造反?难道他已经跟“八一五”接上了关系?我思忖:果真这样的话,就糟了。

  我借故到少年宫去给女儿送粮票。实际是到市委去找秘书长请示办法。王若说,市委也在考虑几所大专院校留守人员撤出的难题,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想法是:走,要征得学校造反组织的同意。至少要打个招呼,取得谅解。因为工作组是毛主席否定的,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要掂量这个份量。只要造反派点头,采取什么办法都可取。王若说,根据这个意图,如何做,你们去研究,去试一试。成功了,其他学校也可以仿行。不过,在征得造反组织同意时,不要暴露这是市委的意图。工作队员内部,也要讲的策略一些。个别队员动摇,想造反,设法稳住,不要激化,好好做工作。别的留守队已经有人“造反”了,很被动。但是,造反是毛主席支持的,你敢反对!大势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领受指示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回到松林坡,就与张忠良商量,然后召集大家开会。我提出,我们主动去找造反组织,要求安排时间让我们作检查。检查以后,他们谅解,我们就走。如果不能全部走,谅解那个走那个,走一个算一个。大不了我和张忠良留在这里当人质。张忠良说:“人质?这个官你自己当吧,我不当。”大家哈哈一笑。

  我和张忠良一起去学校。先到张叶枫家,说明我们希望检讨,争取解脱,探听在校的造反组织谁当家?张叶枫说,三个组织都有人留守,建议你们只找“八一五”,不要三个组织都去找。如果都找,可能会有分歧,反而走不脱。如果造成一个让你们走,一个不让你们走的局面,争论起来,还会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大胆走进“八一五”总部。见到了管事的勤务员,说明来意。这位勤务员“训”了我们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们红卫兵小将,并没有把你们“软禁”起来。你们长期住在松林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走资派”要你们留守的,是“黑市委”要你们留守的。现在大家都出去闹革命去了,哪有人听你们检讨?除非是余跃泽来。我看你们还是自己解放自己吧!国际歌不是说了嘛?“要靠自己救自己”,“要为真理而斗争”。你们转变立场,自觉地站到革命造反派的立场上来。彻底揭发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揭发余跃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立场转变了,不就检讨了!通过大字报揭发,造工作组的反,让“黑市委”后院起火,自然就解放了。到那时,革命群众还能不谅解你们?我看你们驯服工具的毒素太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这一顿“训”,就是要我们“自绑请降”!心里当然不服,但也无言辩驳。张忠良问:具体要我们怎么作?你们要不要派人来领导?勤务员说,你这是“走资派”那一套。只要你们承认造反,就是转变立场。转变了立场,就是革命群众的战友,那个还去监督你们?还要那个去领导你们?不过,你们写的大字报我们是要去看的。看你们是否彻底揭发,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如果搞投机,蒙混过关,后果自己负责。张忠良说,我们回去同大家商量商量,改天再来汇报。勤务员又笑了:你们老是改不了“走资派”那一套,总是汇报汇报的。我们不是“走资派”,不听汇报,你们来说一声就是。

  走出总部大楼,这位勤务员又追上来,说:对于你们工作组的人,我们也清楚一点。比如你张光明吧,你是从北京来的,在“黑市委”的时间不长,“陷”得不深,你应当有条件获得解放。你张忠良呢,当个人事科长,也不是好大的官。那个人该当大官,那个人该当小官,你自己说了算数?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造反派怎样谅解你们,是你们有条件“解放”自己,就看你们是不是看清了形势!

  被这个嘴上无毛的学生三番两次教训,我心头不大高兴。出得门来,我说,看不出这个学生,还会居高临下训人!张忠良说,不要小看他们,都快毕业的学生了。想想我们当年做领导,不也是这个年龄吗!他老兄比我想得开,他说得也对。

  没有市里领导的同意,我们怎敢“造反”?于是,我们一同去了市委。那个年月,群众冲击市委厉害,市委大院各个大楼都被这样那样的革命组织占领了。市委领导深居一、二、三号楼办公,外人不易找到。我是联络员,知道怎么走法。

  我带着张忠良没有走中山四路市委大门,而从人民礼堂对面的小路(现在的人民支路上段)上田坝子,绕个弯,到市委小礼堂。穿过小礼堂后台的幕布,折转进入冰糕房。出冰糕房,穿菜地,到二号楼围墙,从后门进入原来宋美龄住的公馆。到公馆侧门,“嘭嘭嘭”敲击三下,停一停,再敲击三下。门开了,是秘书陈蔚生。进屋后,我说要向秘书长汇报。他说秘书长在开会,得等一会儿。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就在那里吃了送来的午饭。

  刚刚吃完饭,王若秘书长从一号楼开会回来。他边吃饭边听我们汇报。谈完之后,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应当说,学生的条件不算高,无非是戴个“红袖套”嘛!有的工作组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全国都在“造反”,全市都在“造反”,不光是学生,工人、农民,还有机关。市委的干部大都带了,还有几个人没有“造反”?毛主席说“造反有理”,这符合毛主席号召的精神。不过具体做法上,还是要有区别。你们是共产党员,不能与学生一道来冲击领导机关。如果学生要你们来市委,跟着喊口号可以,但是,揪斗冲击不要干。揭发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可以。中央都定性了,工作组阻碍压制了红卫兵运动,要承认这个。要揭发,不写大字报得行?不写就走不脱!但是,不宜公开的会议内容、文件、决定,还是不要公开出去。公开了,当然是领导的责任,你们自己也卷入其中,也会被动。揭发跃泽同志,写他的大字报,更是避免不了的。告诉你们他已经被学生抓走了,想保也保不住了。但是,揭发最好限于工作组的事情,限于已经公诸于众的事情,不节外生枝为好。

  王若同志谈完以后,我还想再“绑死”一句话。我说,答应他们的条件,戴“红袖套”,纯粹是为了走出松林坡,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同时也是防止发生内部变化。但是,戴上了“红笼笼”,做出“造反”的姿态,领导会不会对我们另眼看待?王若回答说: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还顾虑这么多?不过话得说清楚,一旦你们戴上了“红笼笼”,你就不要再到这里来汇报工作了。不是不相信你这个同志,是防止造反派抓你的辫子。

  王若这样表态,张忠良给我递了个眼色,说“明白了”。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张忠良悄声问我:“你对王若的表态怎么看?”我说:“大势如此,既是实际,更是策略。我们要紧紧记住他那几个‘但是’。”张忠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路上,我们还就王若讲的话,那些传达,那些不传达,具体交换了意见。有些话不告诉大家,目的是防止万一被人出卖。一旦有人抓我们“奉命造反”,“是打入造反队伍中的奸细”,我们两人都得“兜着走”。

  回到松林坡,大家见着了我们,才缓过一口气。他们还以为被学生扣留了。我们说了学生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意见。大家急切地问“市委同意不同意?”张忠良说,我们去了市委,没有找到领导,经办人员叫我们同大家商量着办。大家又问:“你们的意见呢?”张忠良说:“只要能够离开松林坡,不丧失气节,方法可以灵活运用。”还是有人不明确:“怎么灵活运用?”张忠良说:“戴上红笼笼造反。”我说:“我们‘造反’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自身解放,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我们写大字报,学生谅解了,才能背起包包开溜。”大家同意我们的意见。但还是有人要我去市委请示一下。张忠良拿话搪塞:“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管不得那么多了!”

  “造反”组织定为“重庆大学工作组‘八一五’造反团”。张忠良是留守队长,自任团长,我是书记,自任政委。为了支持工作组造反,学生送来一大批纸张、毛笔、墨汁,供我们使用。当天中午,重庆大学的广播喇叭响了,公布工作组宣布造反的消息。其说法是“黑市委”后院起火。

  

林涛 2011-05-06 22:31
才出“虎口”又陷“牢笼”——《骚乱的重庆》(11)
  
张光明

  
  工作组“造反”,在没有斗争对象,没有呼喊口号,没有召开大会,没有走出大门的情况下进行着。写的大字报贴满了驻地,也贴进了校园。为了增加大字报的数量,扩大影响,表示我们是在“真造反”,就把同一个内容重抄五六份。重复抄写的大字报,必须改动一些字句,特别是第一句话。标题也要完全不同,落款人也完全不同。并且要分别贴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就造成写了很多大字报的阵势,而且又没有重复的感觉。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些“死老虎”对付学生的“花招”。因为那时,人们的印象是大字报越多,揭发的问题就越多。揭发的问题多,就深刻,就彻底,就革命。
  
  大字报所有的内容,都是对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路线”的认识、批判。道理讲的多,具体事实少。对余市长和崔成礼两个领导,还要就他们“逃避斗争”的行为进行批判。我和张忠良是工作组的部门负责人,也写些解剖自己的大字报,对路线觉悟不高进行认识。
  
  搞了十来天,去请“八一五”总部来人检查。目的是让他们表态让我们走人。等了约一个时辰,一个勤务员带着四五个学生和青年教师来了。他们在我们住地内外走了一圈,只是看了声势,并未仔细看大字报内容。一个个都面带喜色,我心想:“有门”。
  
  果然,勤务员走进驻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错嘛!战友们辛苦了!”有人给他们倒开水。他说:“怎么,怎么?又是那一套礼节!不要倒水了,谁口渴谁自己倒。”然后问:“就这些人?”张忠良说就这些。又问:“哪几个人揭发的问题最多?”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有准备。张忠良说:我们是集体创作,共同回忆,互相启发,然后集体讨论,分头去写。勤务员说:好哇,你们虽然晚造反,但是不落后嘛。这就叫革命不分先后,我们一样欢迎。停了一会他又说,你们都是市里来的干部。你们还应当把大字报贴到“黑市委”去。让那些走资派亲自看看,亲自看看他们后院起了火。
  
  我试探着问:是不是把大字报重抄一份,回去的时候贴到机关里?勤务员说:你这个人,跟“走资派”时间久了,什么事情都带着请示的口气。你们自己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嘛。有什么“是不是”的。
  
  一个青年教师提出疑问:他们的人东南西北都有,一出校门就各自回家去,要是不去机关贴大字报呢?我们要派人去观察观察。勤务员说:你们准备两天,我们派卡车把你们送回去。先去机关贴大字报,然后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
  
  这些人走后,我们的人说,看见了吧,他拿车送你,拿人跟你,就是押着你。这不又失去了自由?我和张忠良都说,先离开松林坡这个鬼地方,走一步是一步。
  
  到了约定的时间,卡车真的来了。跟来的学生有四个人:两个是学校的,两个是北京的。首都的红卫兵说是搭顺路车进城。学校的两个才是来“帮助”我们贴大字报的。男的大致叫李红卫,女的好像叫刘伯清。不知是那一个系的。
  
  到了市委大院,院里院外一片乱哄哄,根本就找不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很多大字报都有“注意革命友情,请勿提前覆盖,至少保留三天”。有的大字报棚还有人看守。
  
  不想与这个兵团那个兵团惹事。但怎么办呢?刘伯清说:“到山那边去贴。”所谓的山那边,就是市人委大院。我们准备原车坐着过去,可是找遍各个角落都找不到送我们来的那辆卡车了。李红卫说,可能是司机以为我们不走了,把车开回学校了。车子开走不打紧,车上还有好几大捆大字报没有抱下来。有人说怎么办?李红卫没好气:“怎么办?凉拌!你们没长脑壳?有笔有墨有纸,不能再写?”我心想:“屋漏又遭连夜雨,倒霉!”
  
  一行人抱起随身携带的大字报,从三号门下到大溪别墅,绕过卫生局,顺着小路走到计委楼后边时,北京的学生一惊,指着一栋矮房子对李红卫说:“这是余跃泽住的房子。在抓余跃泽时,我们在这里守候了两个夜晚,可惜没把他抓到。”李红卫说:可能弄错地方了,哪有抓不到的。北京学生说,绝对没有搞错,是市人委机关的“战友”领着来的。
  
  到了人委大院,手头拿着的大字报很快贴出去了。我们贴大字报时,刘伯清和北京的学生,已到政府的“红卫兵串连接待处”弄来文具纸张。要我们继续写大字报,得找个有桌子的地方。学生带着我们走遍了楼上楼下,办公室、会议室,以及财办、文办、农办、外办,就连过道、走廊,都是被串连学生占领了的。刘伯清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学校,写好了再来。徐顺安机警,怕返回学校又陷在松林坡撤不出来,就喊我:你不就在这里头办公吗?把你的办公室打开不就成了!李红卫问我:你是这里头的?怎么不早说?走,带我们看看去。
  
  我的办公室在伪总统府后楼底层。我用钥匙捅了几次门也打不开,里边反锁着的。正欲转身找管大楼的工人,门从里边开了条缝。一个女学生伸了个脑袋出来,问我们干什么?李红卫解释说:这是他的办公室。我们准备在这里写大字报。不知道里面有人,对不起了。女学生把门打开了。大家一看,地下、办公桌上都睡着人。她们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李红卫问我,余跃泽的办公室呢?我说在楼上。还没有上楼,便看见余的办公室窗户有人头伸出来。显然,也住了学生。
  
  正在为难之际,刚才指认余跃泽住家的那个北京学生说:“走,我有办法了。”
  
  李红卫问:“到哪里去?”
  
  北京学生说:“到余跃泽家里去,勒令走资派让两间房子出来。”
  
  我们赶紧说那样不好,还是另外想办法。李红卫和刘伯清都支持北京学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借他两间房子写大字报,有啥子不好!”我们迟疑着,学生们喊:“走哇,怕啦?”
  
  四个学生打头阵,领着大家到了余市长 家门前。
  
  门是关着的,学生打门,门开了。开门的人我不认识。学生问:“余跃泽呢?”回答不在。学生又问:“到哪里去了?”回答被抓走了。学生再问:“你是他家什么人?”回答是看房子的。学生说:“我们是重庆大学的,腾两间房子给我们写大字报。”随着就闯进屋去,在底层客厅转了一圈,说:“赶紧把这几间房子腾出来,我们马上进驻这里。”看房子的说她作不了主。学生叫她把余跃泽的家人叫出来。看房子的人说,他家没有人了,抓的抓走了,扣的扣留了,孩子们串连去了。学生们毫不客气,冲进门去,除了沙发、桌子、凳子外,其余物品一股脑往楼上搬。我们财贸部门的人都没有闯进去,借故在街沿摆弄笔墨写大字报。工作组中不是财贸系统的人,也与学生一起动手。还好,大家没把东西损坏。
  
  房子问题解决以后,刘伯清到“接待处”去弄来好多餐券。这是专门为串连红卫兵供应的免费饭票。我们留守队的一二十个人和四个学生,吃饭住宿就挤在这里了。过了两天,又有两个北京的女学生来吃住。如果他们是来监督我们的话,四比一,一个红卫兵看押三四个小“走资派”。有人说,这是出了虎穴又入狼窝。有人纠正,这是别人的家,不是狼窝。我们是出了虎口,又陷牢笼。总之,大家都感觉不是个滋味。
  
  以前写的那些大字报底稿,离开松林坡时销毁了。重新撰写,哪里记得那么多?大字报写不出来,学生当然不允许。现在是北京学生反客为主了。他们咬定:住在余跃泽家里,由余跃泽手下的人揭发余跃泽,揭发不出“系统”材料来,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派。天,我们从那里去找余跃泽的“系统”材料呢?何况,王若秘书长说得很清楚,揭发余跃泽是有范围的。并且,我跟张忠良早已商定,大字报决不涉及余市长工作以外的其他内容。有人议论道听途说的事,我们都劝说、制止。
  
  一天深夜,张忠良把我叫到院坝里。他焦急地说:“如果再不设法让大家解脱,有家不能回,内部要爆发的。内部一旦爆发,给我们扣上假造反的帽子,我们两人就没有日子好过了。”是呀,在松林坡时,我们还可以偷偷放大家轮流回去住上一天两天,现在完全失去了自由,那个心里都不舒服。我说:我站在这里,白天就能看见我自己的家。真是“遥望蓝天家犹在,匹夫有脚不敢回”哟!老婆在大足,女儿由领导安排在朋友家寄养,好不惨然!说罢,潸然泪下。张忠良也很伤感。他说:“我有一个办法,找你出来商量。学生要我们系统揭发,不系统就不足以表示深刻。我们手头又没有‘钢鞭’,有也不能公诸于众。这是两难。……”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这等于白说。我何尝不知道这个形势!他说:莫慌,听我说完嘛。明天起,把大家支使出去,到市委大院、人委大院去看群众贴的大字报。凡是涉及到余跃泽的,把内容通通抄回来。另外叫财贸系统以外的同志到解放碑一带去。那里财贸单位集中,余跃泽的大字报肯定也集中。叫他们去抄写大字报,财贸部门的人不认识他们。甚至还可以到几个大的公司里边去抄。不出三天,我们就能拿到有关余跃泽的若干大字报内容。然后把抄回来的内容集中整理,社会上的材料就变成了我们的材料。都是余跃泽的,不就集中了!系统了!我高兴极了:这点子绝。别人说我的脑壳是“电脑”,你比我还要“电脑”!
  
  第二天,学生还在睡懒觉,张忠良和我分别给大家布置任务。为了求得“解放”,一个二个都十分积极,拿着两个馒头就走。
  
  学生们住的是余跃泽家的两间客房。他们睡罢了懒觉起来,看见我们的人大都不在。北京的学生问:“人呢?”我回答看大字报去了。一个学生态度有些凶,指责我:“你们自己不好好揭发,出去看大字报,是不是想跑?”我对北京学生反客为主早就耐不住了。我说:请别忘了,我们也是造反派,跑呀跑的!“八一五”总团的黄顺义也称呼我们是战友,怎么你老把我们看成走资派?要是这样怀疑我们,看不起我们,哪个干部还站出来造反?我这有点火气的回答,她怔住了。李红卫在一旁听见了,过来对我说:“误会了”。又对那个学生说:“别急别急,问清楚了再说。”
  
  张忠良怕搞僵了,赶紧过来说明情况:我们肚子里的材料确实都倒出来了。再这样下去,“张神像看李神像”,怎么能够深入揭发?我们叫大家出去看大字报,找启发,找灵感,可以引起一些回忆,说不定还会揭发出新东西来。
  
  这一席话,把北京学生堵住了,也给我解了围。
  
  一天下来,出去的每人都抄录了一叠材料回来。张忠良和我看了,觉得“路子”是对的。张忠良说,就这么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天继续出去抄大字报。
  
  三四天下来,抄回来了好几万字的材料。我和张忠良分别整理,主要是把问题归类。每个大类有大标题,每个内容有小标题。抄录回的内容,有许多是我们原先不知道的。比如余跃泽请任白戈吃狗肉之类。事情并不大,一个副市长请市委书记吃一顿狗肉算得了什么?但这件事情从交际处揭发出来,听起来新鲜,就有了煽动性。
  
  我俩在底楼一间小房子里关起门来整理了两天两夜,洋洋五六万言。这可能是余跃泽全市大字报的集成,真算得上“系统材料”。我们把这本材料交给李红卫、刘伯清。他们看了又给北京学生看。大家都认为了不起,要求马上抄写出来。但是又说,这么多往那里贴?不如拿去印。我们说,要印,我们没有办法。重庆大学不是有印刷厂吗?你们帮我们印吧。李红卫说:“别找学校了,多难跑?就在这里解决。”他去找到了市人委的秘书长林蒙。林蒙是负责给串连红卫兵批钱、批粮票的。他批了一些钱,把稿子交给嘉陵印刷厂的造反派,两三天就印出来了。
  
  “系统”材料印出来,已经开始夺权了。李红卫、刘伯清跟着大伙去夺钥匙、印章,北京的红卫兵更积极。张忠良和我决定:各人带着行李开溜。留守队奉命造反就此结束。

林涛 2011-05-06 22:32
押解回学校的一场虚惊——《骚乱的重庆》(12)
  
张光明

  
  回家好些天没敢出门,生怕被那伙北京学生看见。自由自在的日子真舒服,可是好景不长。
  
  一天上午,耳听得接连不断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位体态丰满,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我还没来得及说“请进”,她就一步跨了进来。趾高气扬地在我屋里巡视一圈,然后才说:“我叫龙天姿。你可能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然后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手板上,边写笔划边说:“龙,龙王老爷的龙;天姿,天姿国色。”我随口重复了一句:“龙王老爷,天姿国色。好名字,名如其人。”她见我夸她,显示出高兴的样子。
  
  坐下来后她说:“我是市委党校的。现在是‘革联会’秘书处的负责人。听说你们工作组造反了,说是你文章写得好,陷入‘黑市委’不深。有人推荐你到‘革联会’去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来请你。”
  
  “妈哟,又是写文章!”我在心里暗自骂自己。
  
  这些日子我虽然不上街,但从窗外过去过来的广播车上,听到的消息也不少。知道重庆各派造反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合造反机构,叫做“重庆市革命造反组织联合会”,自称行使向市委、市人委夺权以后的权力。报纸上说,这是重庆驻军公开支持的左派革命团体。我想,他们行使人委职权,我是人委干部,人家上门来请,你能不去?
  
  我问什么时间去报到?她说现在就走。
  
  “革联会”不是在市人委机关办公,而是在市委三号楼。即原市委书记李唐彬、监委书记廖苏华夫妇的住家。到了之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对我说:“现在,‘革联会’要出一个通告,向全市人民约法几章。这个通告就请你和这位李老师来写。具体内容他给你讲。我问什么时间要,他说明天上午讨论。
  
  姓李的是个中学教师。他在“革联会”的身份似乎不比龙天姿低。中学教师的文化程度当然不错。不过对《通告》这类政令性文章不是十分在行。可人家是老造反,哪里听得进我的意见。我们两人合作,光是文章结构就很难一致。一两千字的东西,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结果搞了大半天。最后还是他说了算,他是主笔,我是看客。
  
  姓李的老师拿着稿子去打印,我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听见隔壁吵架似的在争论这个稿子。李老师来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说,还没有打印,他们就要知道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就念给他们听了。不过现在不是正式开会,听听大家意见也好。
  
  参加讨论的人有学生、工人、农民、理发员,以及教师等等。人们一会进来,一会又出去。这个没有讲完,那个又来插话打断。谁的嗓门大,谁的声调高,谁就占上风。所有的言词,都是造反的豪言壮语,与文件修改根本不沾边。会议室烟雾缭绕,乌烟瘴气,口痰遍地,一塌糊涂。后来进来一个大个子,说:“算了,算了,不吵了,明天上午正式讨论。”
  
  李老师对我说:不修改了,打印出来再说。晚上回不了家,我们就在沙发上过夜。
  
  第二天吃过早饭,龙天姿带了一个学生来找我。龙说:“这个同学要和你谈点事。”学生说:“我们到外边去谈,院子外边还有人。”我随他走出院子。他带我到任白戈家门前那颗橡树下,另一个人过来,一伸手,就把我拽到摩托车后头位子坐下。领我出来的那个人跳上前座,喊了一声:“坐稳”,开起摩托就往大门外跑。后边那个学生骑着另一辆摩托追到我身旁,大声说:“委屈你到重庆大学去一趟。”
  
  车子开的飞快,过了红岩村,一股风把我的帽子吹翻,骨碌碌飘到嘉陵江岸下去了。我喊:“停一停,我的帽子!”学生哈哈大笑,打趣我:“帽子是有的,一会我们给你一顶更好的。”一听这话,我就想起上解放碑“陪杀场”,戴高帽子的情况,很敏感。心里想:“糟了,今天怕是去戴高帽子游街吧!”
  
  一想到戴高帽子我就发怵。不久前有人告诉我,说是看见我们留守队的一个人(无法征得本人同意,故隐去姓名),被学生抓去戴高帽子游街,搞得很惨。学生把他和余跃泽、崔成礼押在一辆大卡车上。余跃泽和崔成礼各站在卡车的一边,各人提着一面铜锣。这个队员弯腰站在中间。在学生的强迫下,余跃泽敲一声铜锣,他喊一声“我是余跃泽的哈巴狗!”然后崔成礼敲一声铜锣,他又必须喊一声“我是崔成礼的哈巴狗!”俩人交替敲,他必须交替喊,游了好几条街。我想,要是今天把我也弄去那样羞辱,我就跳车摔死算了。
  
  摩托车开到工作组原来办公的那个院子。满地堆着一摞一摞的卷宗,全是工作组的文书档案。一些学生在那里,张叶枫也在那里。张叶枫对我说,他们要找市委上报给省里批准郑思群停职检查的那个材料,还有郑思群自杀的材料。因为不是几个学生组织都有人到场,所以没有打开卷宗,也不知道是在那一卷中。因此有学生提议,干脆把你请回来,才清楚文件在那里。这下我明白了:不是拉我来戴帽子游斗的,悬起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我给大家解释:工作组进校后,没两天《重庆日报》就公布了省里批准郑思群停职检查的消息。这说明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的报批材料,早于工作组来到之前就逐级上报到省委、西南局去了。因此,工作组的文书档案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工作组进校以后,群众揭发他的材料是有的。基本上是分析批判的东西,或者是他爱发脾气之类的工作作风问题。这些材料,不足以构成他自杀的原因。而且也不在这里,在专案组。过去你们造反组织有君子协定,没有联合不能开启(张叶枫说:我掌握的钥匙,到时我会交出来的)。
  
  我继续解释:我个人认为,引起郑思群震动的材料,可能是那几分与苏联专家的往来信件和电报。这些东西,在抢救郑思群自杀的当天的联合党委会议上,在向鲁大东汇报工作时用过。因为市委要向省委、西南局直接写专题报告,须要使用这些材料,当场交给了市委秘书长。学校党委委员都看见的。我和张叶枫同志,都是指定的联合党委委员,当时也在场。交给秘书长的第二天,工作组就撤出,材料没有交回来。郑思群自杀后的抢救经过,工人医院有记载。自杀现场有公安机关刑侦勘查记录。所以,你们要找的材料不在这些卷宗里。
  
  他们在放还档案时,我说我还要回“革联会”去参加讨论一个文告。他们说,那就送你回去吧。仍然由拉我来的摩托车手把我送回市里。车子到了李子坝,摩托车手遇见他一个熟人,他们停下来吹牛。我等了好一阵,见他们兴犹未尽。就说:“你们摆谈吧,已经不远了,我走回去算了。”
  
  到了上清寺,忽地产生一个念头:回家。省得参加那种恼人的会议。于是我溜之乎也。
  
  

林涛 2011-05-07 20:32
我逍遥了,逍遥也知天下事——《骚乱的重庆》(13)
  
张光明

  
  十分幸运,溜掉以后,“革联会”没有再来找我。我终于摆脱了那种不自由的“革命”生活。后来得知,那个“革联会”虽然纠合了一些造反组织,但不是真正的全面联合,没有维持多久。
  
  “文化革命”到了年底,漫天遍野的造反组织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渐地向以学生为主体的“八一五”,和以工人为主体的“反到底”靠拢。他们的口号都是“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他们都声称“拥护军队支左”。他们的“革命大方向”都是夺权、揪“走资派”。但是,他们都自命为唯一的革命派,攻击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骂对方是“保皇狗”、“麻子兵”。他们起先用大字报、广播相互攻击,相互谩骂,到后来相互围攻,拳脚交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反的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店员、居民,以及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进行了大分裂、大组合。两个派别还是“八一五”、“反到底”,但两派内部都重新洗了牌,从新站了队。这一派的一些人到那一派去了,那一派的一些人又到这一派来了。各派中都有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原来是“八一五”观点的,可能变成了“反到底”观点。同样,原来是“反到底”观点的,可能变成了“八一五”观点。观点的转变,并不需要办什么组织手续,只是站堆堆的改变,操什么调门说话的改变。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群没有严格组织的群众。
  
  在这样的大洗牌、大变动中,分化出少数厌烦了如此“革命”的人。他们“看破红尘”,两边不靠,在一旁“冷眼向洋看世界”。这就是被造反派贬之为“企图拣胜利果实”的“逍遥派”。我本来就是奉命“造反”的,是批准戴的“红笼笼”的。如果要我去真正造反,我当然不干,也干不了。但再这样继续“假”下去,也腻烦了。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成了逍遥派中的一员。不过,我没想要拣那个的“胜利果实”。
  
  那年头当逍遥派,并没有躲进“世外桃源”,也不是“不知魏晋”。你不去游行,不去辩论,不去写大字报,不去揪斗官员,不去冲击机关,不去……。但是,漫天遍野的大字报,会映入你的眼帘,雷鳴般的喇叭声,会震荡你的耳鼓。你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没有“一心想读圣贤书”的环境。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1967年1月下旬,重庆有4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重新组成了“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正式夺取了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夺取了全市几十个部、委、办、局的权力。造反派收缴了所有机关、企业、学校、团体的钥匙,拿走了公章,控制了保险柜,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这个“筹备会”,有别于要我去起草《通告》的那个“革联会”。前一个夺权不彻底,后一个是全面夺权。前者夺得的权力也落在了后者手里。
  
  我在家里听见“彻底夺权”的消息为之一惊。我想:“党权”你夺了,我可以不过组织生活;“政权”你夺了,我可以不去上班;“文权”你夺了,跟我关系不大;可是“财权”你夺了,我们这“不革命”的人,还能领到工资吗?如果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的去他妈的蛋!”我的饭碗就“出脱”了。
  
  还好,我隔壁住着市委发工资的会计王春林。她说:说了,还是要给我们“黑市委”、“黑人委”的“黑干部”们照发工资。
  
  1月末,广播中传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全国实行军队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对重点企业实行军事管制,对大中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五项军事措施,后来简称为“三支两军”。随即,重庆驻军派出成建制的军人开赴钢铁、煤炭、基建、军工、港口、交通运输等企业实行军管,派出大批军人到学校对红卫兵进行军训。
  
  29日,几万造反派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从而揪斗了市委、市人委领导任白戈、鲁大东、廖苏华、余跃泽等。会后进行了全市大游行。
  
  我纳闷: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为什么要把任白戈、余跃泽等人抓来批斗呢?后来一想,可能是工业生产下降了:钢材、煤炭下降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其他产品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码头、港口、车站大量物资积压无法运出。在造反派眼里,这些都是“走资派”在捣乱,是他们的罪过。不找他们出气找谁出气?不批斗他们批斗谁?“只有批斗了走资派,才可能促进生产”。“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大抵如此吧!
  
  2月8日,有46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正式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党政财文”大权。公告号召各个地区,各级机构继续进行夺权,“把革命进行到底”。随即,由于某些造反组织对所夺权力的掌握、使用、分配不能满足本组织的欲望,因而产生严重分歧。“八一五”和“反到底”内部又一次分化。刚刚宣布的最高权力机构岌岌可危。
  
  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重庆各个部队发出《联合公告》,希望造反派进一步联合起来,不要分裂。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随意抓人,不要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19日,《革联会》为了显示“团结”,动员60万人在珊瑚坝批斗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后来有一段时间,李井泉、任白戈交由驻市委机关的解放军看守。关押在小礼堂前面附近的小平房(叫做小平房,实际是一楼一底)。他们一人关在一间小屋,三餐饭轮流被押着到会议餐厅去取。他们打饭时,常常被造反者打趣、作弄:给他们打饭时,勺子故意掉一片肉在饭碗外面的台子上。如果不把那一片肉捡到碗里,造反者就骂他们:“你他妈的,过去好生活过惯了。这么一大片肉都不可惜!”要是他们捡了呢,又骂:“你他妈真是小见,这么一点点肉都要捡起来吃。为必你们过去大鱼大肉还没有吃够!”李井泉、任白戈真的是大人有大量。任凭你捉弄、羞辱,都不表示出反抗情绪来。当然,也不敢表露出反抗情绪。这就应了那句古话:“龙游浅底遭虾戏,虎落平洋被犬欺”。
  
  “八一五”与“反到底”进一步分裂。“反到底”脱离“革联会”,到体育馆另立山头,成立“反到底工人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与“革联会”分庭抗礼。从此,夺权以后的最高权力机构分裂,各个学校,各个工厂,各个企业,各个机关,进而至于有些家庭,也闹起分裂来。父母不同派,儿女不同派,夫妻不同派,家庭也四分五裂。在单位,因为派别观点不同,往往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不同而吵闹起来。一个家庭,也往往对一个社会事件有不同看法而争吵起来。家人吃饭不能同桌,夫妻睡觉不能共枕,是事实,不是笑话,绝非捏造。有一个医院,医生护士对一件社会新闻争论不休。病人的腹腔打开了,争论继续而更加激烈。手术合作不下去,医生丢下手术刀走了。那个医院的造反组织是一个锅炉工当家。结果,锅炉工走上手术台去缝合了创口。这就是后来宣传的“天下无难事,只要敢造反,锅炉工也能操作手术刀”的故事。
  
  社会越来越混乱,群众的思想越来越脆弱:天上飘下根稻草来都会惊惶失措。西郊动物园有个人搞恶作剧,故意在人群中喊了一声“老虎来了!”人们信以为真,蜂拥奔出大门。大门为之堵塞,人们相互践踏,踩死九个游人,50多人受伤。
  
  人的生命不值钱。两个武斗人员在跳伞塔附近举枪瞄准路人开心。忽然看见远处的第三人民医院阳台上有人。一个武斗人员说:“你看我能不能把那个人射倒。”随即一勾扳机,阳台上的人应声而倒。被击中的人是该医院的内科主任,市里有名的专家。专家心脏碎裂,倒地而亡。这专家招谁惹谁了?没有。谁开的枪?外人不知道。这是后来武斗人员自己吹牛吹出来,人们才知道的真像。
  
  人们一心闹革命,半心搞工作,交通指挥混乱,生产调度不灵。致使长江轮船公司111号轮船,在朝天门港口与轮渡公司108轮相撞,134人落水死亡。
  
  军队承担“三支两军”任务,在“走资派”抓走之后,在职工跑光之后,不能不担当起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市场供应的任务。不得已,人民解放军出动两个运输连队,48辆军车,花10天时间,突击运输积压物资18万吨,去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急需。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再次组织以港口为重点的突击抢运,突击20天,使重庆港积压物资从4万多顿降到2万多顿。
  
  军队接手了重庆这个烂摊子,大包大办。但哪里包得了!从上一年的10月到这一年的6月,九个月来,工业生产逐月下降。前几个月,下降的比例在百分之五左右。到了五月份,下降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三。重庆是个工业城市,是个生产城市。生产逐月大幅下降,意味着什么?军队的首长们知道,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想来也会知道。
  
  

林涛 2011-05-07 20:35
武斗消息不断传来——《骚乱的重庆》(14)
  
张光明

  
  1967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共五条,群众称之为“红五条”。“红五条”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等三个职务。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组”)。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副政委蓝亦农任组长,副军长白斌任副组长。文件下达后,广播车反复在大街上流动宣传。造反派的大字报、小字报、传单我都看了。“八一五”、“反到底”都说中央的“红五条”是本派斗争的胜利。但我隐约地观察到,真正欢呼“红五条”的是“八一五”,“反到底”只是蜻蜓点水,应付形势而已。我自己认为,既然中央做出了决定,重庆的形势必然会从好的方面发展。
  
  “红五条”发布以后,大约是1967年6月初,驻军政治部的一个干事找到我家里来。将近一年以前,在重庆大学工作组期间,我们曾经短暂地共过事,所以认识。
  
  我以为他是顺道来看我的。寒暄之后他才说,他现在跟蓝亦农副政委到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筹组刚刚组建,工作任务很重。军队干部对地方业务不够熟悉,有些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原来在重庆大学工作组任政委的钟池推荐了我。说我业务熟悉,刚从北京调来不久,造反派意见也不大。可以让我出来工作,所以派他来通知我。
  
  既然军队领导认为我可以出去工作,我自然高兴。我逍遥在家,无所事事。轻闲倒是轻闲,但老是不做事情,不习惯。
  
  去市委一号楼,面见了蓝亦农政委。然后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见办事组的负责人。办事组长说,现在各行各业都瘫痪了。革筹组急需把工业、农业、军工、交通、财贸等几个大口的业务抓起来。军队干部的长处是打仗,对地方工作比较生疏。希望我能够与他们一起工作,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他交代:在处理业务时,要站在支左部队的立场,不搞派性。任务是两个:一个是汇集各个业务部门反映上来的问题,编写成简报,提出处理意见,供首长参阅;二是对各个业务部门送来的请示报告,提出“拟办意见”,供首长批示作参考。这两件事情,与之前我在副市长身边的工作内容差不多。
  
  当时有些人的印象是:军队倾偏向于“八一五”观点,被说成是“八一五”的后盾。我奉命造反后,曾经戴过“八一五”的袖章。因此便有人以为,军队叫我出来工作,是起用我,是“八一五”的关系。这时,市委、市人委机关中,中层以下干部全都造反了。每个部、委、办、局的人,都有“八一五”、“反到底”两种派别。我进入一号楼办公,机关“八一五”的某些人,认为本派有人进了新生红色政权,自认为将来会得到某些方便。“反到底”的某些人对此当然不服气,便对我进行攻击。说我是“黑市委”的联络员,是“余跃泽的御用文人”,是市长的“贴心豆瓣”,是混进造反队伍的“奸细”,在工作组假造反,等等。
  
  我成了有争议的人,再在一号楼上班,势必影响军队的公正形象。我不得不退出一号楼,军队也不得不放弃我协助处理业务的企图。
  
  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他还没有开口,我就说,我马上就走。他说:“我和首长不是要你走,而是要你换一个地方工作。”
  
  原来,军队在三号楼还有一批人马,专门收集整理各个支左部队报告来的社会情况。每天整理简报或专题报告送部队。他派我去与军队干部一起整理材料。从此,我基本上不回家,不与机关干部见面。
  
  从一号楼到三号楼有内部通道。我找到一个名叫张陵秋的干部。张陵秋是另一支部队的宣传科长,人很和气,比较谦逊。知识分子共事,大多是“文人相轻”,可我俩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那里工作的人,除我以外都是军人。他们主要是下到各军管单位去收集情况和核实情况。他们在三号楼进进出出,人数不定。拿回的材料交给张陵秋或者陈本华。陈本华是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的干事。他们两人将材料过目之后,可以直接送走的就派人送走。需要汇总整理的才交给我。我的任务是阅读材料,汇总整理材料。没有材料整理时也接听电话汇报。一般的情况听了汇报就算了,有内容的电话必须做好记录,以便汇总。楼上楼下四间办公室有八九台电话,大都是军队拉线安装的。两部是地方原来的。军机电话基本上是支左干部打来的。地方电话基本上是造反组织和人民群众打来的。社会上发生的武斗情况都往这里打。造反组织和人民群众只知道电话号码,不知道电话的位置,还以为是在军内。张陵秋告诉我,造反派打来的电话,不要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隐藏”在这与世隔绝的三号楼,社会上的情况,特别是武斗发生的情况,大体上都知晓。
  
  自从“八一五”和“反到底”在重庆石油学校使用钢钎、铁棒、匕首开了武斗先河之后,武斗就像瘟疫一样在各地蔓延。继之,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都动了家伙。主要武器是钢钎、铁棒、长矛、大刀、匕首。有的时候,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还要遭到毒打。造反组织毫无顾忌地向解放军下手,其说辞是军队支左有偏差:说你只支持“八一五”,不支持“反到底”。或者说你只支持“反到底”,不支持“八一五”。如此一来,支左军人有时会成为打斗对象。
  
  6月初,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全市两大派出动数千人去支援。至此,几千人、上万人的大规模械斗,就在重庆拉开序幕。其实,这已经不是通常的械斗,而是一种古代的冷兵器战争。而且是规模比较大的战争!
  
  为了制止这种不叫战争的战争,6月底,重庆市革筹组、重庆市警备区发出联合通告,颁布了制止武斗的八条禁令。因为收效甚微,7月初再次发出通告,号召两派大联合。第二次通告发出不到一个星期,北碚红岩柴油机厂的武斗升级,动用了真枪实弹,打死8人,俘虏200多人。
  
  为了掌握武器弹药,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与国防工厂的造反组织里应外合,抢夺国防工厂车间的成品和半成品。进而发展为抢夺国防工厂的成品仓库、军事单位的后勤仓库。甚至利用军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纪律,抢夺战士手中的武器。他们抢夺的武器包括手枪、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火箭筒、高射机枪、平射炮、高射炮、大炮、舰艇、坦克,以及各种弹药。国防工厂的造反者懂技术,将抢出来的半成品进行组装,建立战地工厂。再进一步,干脆占领国防工厂。重庆是军事工业基地,谁占领了一个常规武器工厂,缴获的成品、半成品,就可以武装一个师、一个军。由此,当时生产常规武器的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江陵机器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长江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和与武器有关的前卫仪表厂、红岩柴油机厂……都被造反派控制或者占领。
  
  造反派掌握了武器,武斗进一步升级,打死人的报告越来越多。
  
  8月3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打死三名解放军。紧接着,一些人抢劫了在长江行驶的客货轮船。劫得百货商品300多吨,各种食品500多吨,生猪2000多头,还有大批医药用品和香烟、罐头……供武斗人员使用。一时间,重庆至武汉间的客货轮船为之断航。
  
  望江机器厂造反组织声威为之大震,随即以本厂产品装配炮艇三艘,组成一支“舰队”。他们沿江炮轰东风造船厂、朝天门港口客运大楼、长江电工厂,打死20余人,打伤100多人,打沉船只3艘,打伤船只12艘。长江交通再次中断,朝天门码头花坛内埋葬满了武斗打死的人。
  
  建设机床厂为争夺步枪成品库,武斗中使用重型坦克碾压对方战壕,争夺对方阵地,冲击对方工事,打死20余人,打伤100多人。
  
  嘉陵机器厂武斗,双方五六百人上前线,数千人搞后勤。运送弹药,抢救伤员,供应食品。天空枪弹炮弹横飞,地上救护担架匍匐爬行。装甲车、坦克车随意扫射,见人就开枪,视生命为儿戏。造成几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潘家坪武斗,为毛泽东准备的一号平房也成了战场。双方战死上百人,撤退阵地时,来不及运走尸体,通通抛入两个池塘中。武斗平息后,抽干池塘的水,捞起白骨如山。
  
  武斗之危害,除了打死人以外,对城市建筑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解放碑的美术公司大楼、交电大楼,两路口的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杨家坪的弯弯大楼……等等,等等,都在战火中被摧毁。文革武斗之经济损失,始终没有见到过统计资料。
  
  这些武斗情况,通过下到基层去的军队干部,不断地汇集到我们这里来。经过归类、汇总、整理,然后以文字、电话,反映到有关领导那里去。
  
  

林涛 2011-05-07 20:35
惊心动魄的八月十五——《骚乱的重庆》(15)
  
张光明

  
  有一出戏曲唱词中,有“八月十五月光明”这一句。可是对我来说,1967年的8月15,却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日子。这一天,不,从这一天的前一个夜晚开始,我和我的同事,都是在极度恐怖中度过的。
  
  两大派形成后,重庆的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基本由“八一五”控制。“反到底”势力主要在嘉陵江对岸的江北区。但“反到底”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据点却在市中区的体育馆。为了减少磨擦,市“革筹组”和驻军,都曾建议“工总司”撤到江北去。“反到底”不仅不撤出,反而声称要跨过嘉陵江来与体育馆联成一片。
  
  “八一五”为了守住地盘,不让“反到底”得逞,以重兵防守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并且在嘉陵江南岸的朝天门至红岩嘴一线重兵布防。
  
  “反到底”早就立下誓言:八月十五打过嘉陵江,为“八一五”派“敲响丧钟”。“八一五”估计对方不是戏言,早就调兵遣将,在朝天门、千厮门、红岩洞、临江门、黄花园、大溪沟、曾家岩、嘉陵江南桥头、牛角沱、李子坝、红岩咀、羊角堡构筑工事。增强人力,集聚弹药,准备打一场守卫战。
  
  两军对峙,各不相让。眼看大战即将爆发,“革筹组”和军队忧心如焚。驻军某军和重庆军分区,都派了好多干部去做工作。造反派双方的头头都搞两面派,口头说不打不打,但就是不肯撤防。万般无奈,只有静观其变。
  
  8月14日,我们三号楼的军人,大都下基层了解情况去了。晚上也没见回来。他们打回来的电话众口一词:今天晚上可能要出大事!什么大事?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明白:要发生一场大的武斗。
  
  天黑尽了,“反到底”便从江北区的简家台、刘家台向对面江岸的大溪沟、曾家岩、黄花园打出排炮,大有进攻大溪沟之势。随后,又在香国寺、董家溪向对面江岸打出排炮,又像要进攻牛角沱。有人认为,“反到底”知道嘉陵江大桥有重兵防守,而且有解放军的守桥部队,不大可能直接进攻大桥。而有可能攻击江面较窄的大溪沟渡口和牛角沱渡口。“八一五”把武斗力量相对集中,加强防守这两个渡口。
  
  嘉陵江对岸向“八一五”开炮时,偶尔也有炮弹飞向市委大院。张陵秋叫来两个通信兵,把楼上的电话通通搬到楼下去。我们也都搬下楼去接听电话。他说,万一炮弹落在我们房子上,打穿房顶,还要打穿楼板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相对来说,底楼安全一些。
  
  陈本华当晚回部队有事,只有我和张陵秋守夜。
  
  夜里12点左右,情况陡生变化:茶园、陈家馆、三钢厂一带万炮齐鳴,接连不断向曾家岩一线发起地毯式轰击。枪弹直接打到了市委大院。曾家岩一线炮轰过后,又是一轮轰击桥头及紧挨桥头的嘉陵印刷厂、第二轻工业局、六中、人民小学,以及二轻局对面的守桥部队营房(守桥的解放军可能已经撤出)。据后来见到的资料,那一夜,江北那边“反到底”向市中区打来的炮弹,就有两万多发。
  
  我们在电话里接到报告:嘉陵印刷厂厂房着火,印刷厂里堆放的纸张着火燃烧,引燃了纸张仓库。一片熊熊大火,蔓延到了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染红了市中区和江北区的一片天。正在大家救火之际,第二轮排炮又地毯式地轰击过来。而且比第一轮炮弹更密,轰击的时间更长。这一轮炮击,死伤的人更多。
  
  下半夜,第三轮、第四轮再次排炮轰击。枪弹已经落到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国防工业政治部、办公厅、一二三号楼,以及饭堂、职工宿舍的房顶上和院落中。
  
  外边炮声越急,我们的电话也越急。阵阵电话铃声没有断过。都是报告武斗情况的。都是呼吁解放军前去制止武斗的。
  
  为了减少流弹风险,张陵秋把几张篾席铺在地板上,把电话机拉到席子上来,我俩趴在席子上接电话,避免流弹从窗口飞进来伤人。电话太多了,记录也顾不得做了。几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张陵秋就把听筒取下来摆在一堆,不住的重复吼着一句话:“知道了!知道了!”
  
  窗外不时有“嗖——嗖——”的流弹落地。张陵秋刚从越南战场回来。他参加过战争,有实战经验。他叫我把腿和身子伸进双人办公桌底下,把电话机也拉进去,匍匐着身子,趴在席子上接听电话。后来,他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通通抛出窗外,躲进另两张办公桌的洞穴里接听电话。他说,这样可以避免流弹击中玻璃伤人。
  
  双人办公桌下那个小洞,又矮、又小、又窄。我没有经过战争场面,精神特别紧张。天气热,摇扇子的功夫都没有,汗水把衣服、裤叉全都浸透了。蜷缩在里边实在不舒服,我把电话听筒撂在一边,爬出洞来透透气。我打算步出办公室,到后花园看看炮弹到底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张陵秋飞也似的扑过来,一把把我拽住。我一个趑趄,几乎被掀倒在地。他大声训斥:“找死呀?”这老兄本来是个非常温和的人,竟然如此大的脾气,我感到震惊。我乖乖爬回桌子洞以后,他才回到他那个洞里,伸出脑袋来告诉我:从声音判断,流弹就落在门窗外边。你到花园里去,保准会打在你头上,不信明天看弹头!第二天我俩到后花园一看,果然遍地都是高射机枪的弹头。工人扫了好几畚箕,端都端不动,真吓人。
  
  天蒙蒙亮,市委机关食堂打来电话说,他们在窗户里边看到:“反到底”的武装人员冲进了食堂二楼。赶走了住在楼上的六中学生,捣毁了他们设立的“32111”广播站。学生被赶出时,有个学生反抗,被枪毙在食堂洗碗池边,血流满地。武装人员见尸体颤抖,又补了一枪,脑浆迸裂。
  
  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值班人员打来电话:布防在他们院子后头的“八一五川煤兵团”,被冲进大院的“反到底”打垮了。“反到底”俘获一人,枪毙在国防工业政治部门口的喷水池边。
  
  市委办公厅大楼有群众打来电话:昨晚有上千居民到大楼底层躲避流弹。天亮时,大楼被冲进市委的“反到底”武装人员包围。躲避的群众出不了楼,回不了家。电话里还听得见小孩的哭声。
  
  往常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张陵秋打电话通知警卫连去处理。今天打电话去,警卫连说暂时无法去处理:一是情况不明,二是上级有命令,目前的任务是对一二三号楼布防,保卫“革筹组”的安全。
  
  昨晚回部队的陈本华回来了。他是绕道到学田湾,经市委三号门偷偷摸进来的。他说,大战之后,公共汽车全都停了。他是从大坪走路来的。虽然身着军装,还是有些胆怯。
  
  他描述了路上的见闻:“八一五”失去了嘉陵江大桥,大队武装人员正在向两路口、大溪沟方向溃退。散兵游勇、伤员担架混杂一起,沿途拥挤不堪。上清寺周围,中山四路一带,到处都是打死的人,真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反到底”已经占领市委大院大门、二门。办公厅大楼被困的群众已经允许回家,机关大门准出不准进。大院内,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巡逻人员。“反到底”的岗哨,已经布置到了“革筹组”的一二三号楼外。他们与警卫连布防战士面对面站着,彼此距离不到一米。四目相对,虎视眈眈,相互敌视。
  
  这时,一号楼里打来电话,要我们拔掉所有的电话线,带走所有的文件、资料、记录,以最快速度立即撤至冰糕房的警卫连。到了连队一看,除我之外还有几个地方干部。部队干部说:“你们不用怕,军队保护你们安全。”
  
  

林涛 2011-05-14 21:29
三号楼底夹层发现了炸药包——《骚乱的重庆》(16)
  
张光明

  
  在警卫连草草吃了早饭,心慌意乱地呆了大半个小时。一号楼首长来了通知,说“反到底”没有攻占“革筹组”的迹象。命令张陵秋立即带着我和陈本华回三号楼继续工作。
  
  反到底的说辞是:刚才之所以在一二三号楼前面布岗,是防止他们的武斗人员冲击“革筹组”办公地,是保卫“革筹组”。现在他们已经撤除了岗哨,武斗人员已经从大院内撤除到大院外面。张陵秋说,也许他们不愿背冲击红色政权的罪名吧。
  
  经过一二三号楼时,我发现警卫部队在每栋楼前都增加了岗哨。还在几个不同位置架起了机枪。除了原来的岗哨外,每个楼都有另外调来的军人,风尘仆仆。一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支部队,显然是刚刚赶到的。在沿着小礼堂、冰糕房、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任白戈原来的住地,这条几百米的弧形线上,一些战士抬的抬沙包,挖的挖战壕,加紧构筑工事。这显然是防止再来冲击。
  
  回到办公室,张陵秋、陈本华,快速把电话线接好。我把地上的席子拿起来放好。还没有开始工作,十来个“牛高马大”的人,扛着两挺重机枪,抱着几包炸药、提着手雷,背着满身的手榴弹,探头探脑地朝我们办公楼走来,还在向我们屋子里张望。我首先发现他们,心里一惊。但又马上转念:他们能够通过解放军的岗哨进来,肯定不是“反到底”的武斗人员。张陵秋也瞧见了,立马奔出去问,才知是“八一五”从火线上退下来的。之前,他们躲在任白戈院子后花园里,看见“反到底”的岗哨撤了之后才钻出来。他们想从三号楼的后围墙“借道”翻出去。围墙外边是“八一五”控制的地盘。我们也知道,“八一五”有很多武斗人员住在后面的卫生局、计委和市人委大院里。
  
  说明了意图,只能给以方便。陈本华告诉他们,不用翻围墙,有一道小门可以打开,让他们走出去就是了。张陵秋提醒他们,墙外情况不明,带着这些武器弹药不好。最好找地方“坚壁”起来,免得给我们惹事。对于武斗的事,军队同志很敏感,不可以过多说东道西。指给他们路径,指出了问题,我们就回办公室了。他们的武器弹药是不是“坚壁”了?“坚壁”在什么地方,谁也没去管它。
  
  第二天早晨,即8月16日。难得有大战之后的平静。我和张陵秋在三号楼院子里走了一个圈。这座三号楼,是市委书记李唐彬和监委书记廖苏华的住宅。他们夫妇在苏联生活多年,喜欢俄罗斯式建筑,是按照俄罗斯风格为他们建造的。一个特点是,为了防潮,大楼底座有大约一米架空。可能张陵秋好奇,他放眼往一个个空洞里瞧。左瞧右瞧,突然大惊。喊:“老张,有情况。你赶紧退到二号楼去。半个小时不准回来。如果听到爆炸声,赶紧去找领导。”我想问是什么“情况”,他一把就把我推开了。
  
  过了一二十分钟,张陵秋喊我了。我赶紧跑去看,妈也,两大包炸碉堡的炸药放在地上。他说这是从房子基座的空洞里取出来的。原先不知道有没有引爆装置,所以要我走开。他有经验,万一有引爆装置,能够排除。除了这两包炸药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从警卫连叫来人,花了半天时间,把一二三号楼和警卫连驻地彻底进行了探查。结果,在三号楼基座下和任白戈院子里,又搜出五六包炸药,花草丛中还找出了机枪、步枪及手雷等武器。估计是头天撤退那些人抛弃的。
  
  

林涛 2011-05-14 21:30
办公厅主任被叫来处理尸体——《骚乱的重庆》(17)
  
张光明

  
  “反到底”占领了嘉陵江大桥后,进而占领了工业展览馆、轻工业局大楼、机械局大楼和急救站对面的“留园”餐厅。他们在这些建筑物前面,临街构筑起一座座碉堡。碉堡里的机枪,从射击孔伸出来,正对着过往行人,做出随时都可开枪的架势。这样一来,“反到底”控制了两路口至江北观音桥一线。果真与“工总司”连成一片了。在这片控制区内,他们随时派出一队一队荷枪实弹的人,漫无目的地朝天空开枪。过路群众一听枪声,四散奔逃,街上便没了行人。这是在防区内“戒严”。在这样的“戒严”之中,老百姓在惊吓恐怖中过日子。
  
  “革筹组”面临着前后包围的形势。前面是“反到底”控制的地盘;后面是“八一五”控制的地盘。而且都有重兵布防。他们虽然没有冲击“革筹组”的行动,但是“革筹组”的生活供应成了问题。大院一度被“反到底”攻占时,市委食堂、市人委食堂、会议餐厅的炊事人员全都吓跑了。三个食堂不开伙,我们的吃饭成了问题,只能暂时在警卫连吃饭。警卫连粮食不多了,运粮的汽车要通过“反到底”的地盘,不敢贸然进出。没有粮食供应怎么办?办事组把我们五六个地方干部召集起来宣布“应变”。办法是,由解放军把我们护送回家。地方干部走后,由军人坚守岗位,在警卫连喝稀饭等待运来粮食。宣布后,其他地方干部都走了,我不愿意回家。因为我的住家就在“工总司”旁边,反不如这里安全。我宁愿与张陵秋共同战斗喝稀饭。
  
  8月16日下午,有人回来说,战场上的尸首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反到底”的战死者全都运回了江北。“八一五”撤退时丢下的尸体,“反到底”在打扫战场时也做了处理:全部埋在上清寺转盘的花园内和大桥头的花圃中(有些是‘八一五’撤退时自己掩埋的)。六中校园和人民小学校园,也掩埋了一些尸体。枪毙在饭堂的学生,夜里被同学偷偷搬走了。打死在办公厅大楼外和大院大门外的,“反到底”也搬走了。上清寺花园和花圃掩埋的尸体,坑浅,土薄。蛆虫乱爬,臭气熏人。老百姓胆子大的,自动铲土把坟包加厚。现在,唯一没有处理的尸体,就是市委(也是市革筹组)大院内喷水池边那个。也不知道是枪毙的还是流弹打死的,摆了两天了,三四十度的高温天气,尸体开始腐烂。蛆虫沿着流过的血迹爬满一地。人们掩鼻而过,不知道该谁来处理。
  
  大院里听人说,人委办公厅有个俞英,抗战时当过担架队长,与死人接触多,叫他来一定有办法。办事组长立即派人去找他。俞英是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属于造反派眼里的“走资派”。一听是支左部队叫他,从家里冒死赶来。给他一说,他毫不推辞。自己到工具房找了两把锄头,几根麻绳。又到招待所要来两床棉被,喊来两个花工。他们每人嘴上缠两张湿毛巾,便向喷水池走去。
  
  事后有人告诉我们,说老俞确实有一套经验。他与工人一道,先把一床棉被平铺在尸体的一侧,用锄头把卷曲的躯体钩伸展,再顺势一勾,尸体就滚在棉被上了。再一勾,再一滚,棉被便裹住了尸体。另外再铺上一床棉被,又再一勾,再一滚,就把尸体裹严实了。用绳子把棉被两头扎紧。尸体捆牢实,臭味就减少了。然后一人捉住棉被的一头,把尸体抬到三号门外,在小花园里埋掉,问题就解决了。
  
  俞英回来交差,受到张陵秋的大大表扬。俞英又到警卫连要了两担开水,去冲洗了那些血迹,乱爬的蛆虫便被开水烫死了。
  
  俞英的办事能力得到了支左部队的欣赏,不久就被调出来管理后勤,解决食堂开伙问题,当了办事组的行政小组副组长。

林涛 2011-05-14 21:30
无意中救了两个人的性命——《骚乱的重庆》(18)

  
  市委大院打死几个人,血流满地,怪吓人的。因此,住在大院里的家属全都跑了。市人委大院里没有打死人,家属出走的不多。走了的人不打紧,没有走的人要吃饭。不仅是家属要吃饭,“革筹组”上百个穿黄军装的也要吃饭。两个加强的警卫连,实际人数比一个营还多。近日又新增了一支部队,也是好几百人。连队固然有自己的伙食,但缺乏粮食。那时,人民支路还只是一条步行小道,不能行车。“革筹组”所在的中山四路,底端是死胡同。拉粮食的汽车必须通过上清寺进入中山四路。上清寺这一带被“反到底”占领着,路口筑有公事,架设着机枪。摸不准占领者会不会向军车开枪(此前在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曾经发生过武斗人员向军车开枪,打死打伤驻军两个处长事件),警卫连也不敢贸然出去运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为了“革筹组”自身的生活,也必须解决食堂开伙问题。
  
  办事组领导把俞英请来,认真称赞了他前两天处理尸体的功绩。说他不愧为老干部,是好干部。希望他继续帮助支左部队工作,把人委机关那个食堂恢复起来,解决家属吃饭问题,解决“革筹组”吃饭问题。同时,从人委机关食堂存储的粮油中,借出一些大米、面粉、食油,让警卫连队渡过缺粮难关。办事组领导甚至“搬”出了军副政委蓝亦农和副军长白斌的名义。在一片打倒“走资派”的声音中,军首长的夸赞,对俞英来说,显然是莫大的鼓舞。
  
  俞英表示:他愿意拼着老命,挨家挨户去动员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来上班。为驻军和“革筹组”做饭。他保证,只要能够动员三至五个人,食堂就可以开伙。如果人手不够,他也去当火头军。
  
  过了一天,俞英回来汇报:他挨门挨户去动员,跟炊事员们说明,恢复食堂开火,解决“革筹组”干部吃饭,解决军队干部吃饭,帮助警卫连克服粮食困难,不光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不是真的拥护解放军,是不是真正拥护新生红色政权,是不是真正的革命派,这就是考验。如果是,那就拿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跟我到食堂工作。经过他的说服,除了家住农村尚未找到的以外,除了对立派观点较强的以外,都愿意回来上班。特别是炊事班长周至成,还愿意把妻子带来尽义务。
  
  俞英说,不过大家有三条要求,希望军队首长能够满足:第一,要求革筹组给每一个上班的炊事人员发一个文件,盖上大印,让他们随身携带着。文件要求写明,他们是为新生红色政权煮饭的炊事人员。两派革命组织都不要抓捕扣留他们。万一他们上班时,或者在上下班的路途中被冷枪打死了,要承认他们是烈士,保证他们的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如果是受伤,要送他们到没有派性的军队医院治疗。第二,他们上街采买粮食、蔬菜和副食品时,要有军队干部或者解放军战士一道。同时要共同搬运。这既解决人手不足,又显示他们是为新生红色政权煮饭。武斗人员便不易找麻烦。第三,在目前情况下,每天只供中午、晚上两餐,早餐不做饭。避免夜间来回路上发生危险。俞英说,要是这三条不能同意,炊事人员的思想阻力恐怕难以解决。
  
  办事组领导认为炊事员的顾虑是实情。在这种非常情况下,需要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同意这三条。并叫我马上起草、打印红头文件若干分,拿去叫盖上“革筹组”的大印,交给俞英带走了。
  
  第二天早晨,人委食堂的烟囱冒烟了。中午,俞英领着人抬了饭菜上二号楼来。警卫连也派人到食堂去抬饭菜供应他们的战士。我们这些忍受着“半饥半饱”,饿瘪了肚子的人,一个个吃得有滋有味。抬饭菜的炊事员到解放军站岗的地方,筑工事的地方去看了。认为自己的工作确实跟保卫新生红色政权联系起来了,感到自豪。
  
  送了几天饭,炊事人员很累。办事组领导决定,由人委机关食堂领着警卫连去买米买肉买菜。把三号楼的后围墙门打开,让战士从后门将食品扛到警卫连去。警卫连有了主副食品就自己开伙,免去食堂送饭的任务。革筹组的人员,无论是军队的或者地方的,除了值班的以外,都自行从后门到食堂去打饭。人们从后门进出,不经过接近“反到底”的武斗防区,安全顾虑不大。又过了一段时间,市委大院的家属陆续返回。在市委机关食堂没有恢复以前,也到人委食堂打饭。市委大院的三号门一打开,人们进出就更方便了。
  
  “革筹组”周围的武斗趋于平静,食堂的早饭也开始供应了。我们的生活渐渐正常起来。但是,在派性的支使下,“反到底”的某些人,总是爱把本机关某些有“八一五”观点的人看成是刺探情报的“奸细”。同样,“八一五”的某些人,也总是爱把本机关某些有“反到底”观点的人看成是刺探情报的“奸细”。可能也确实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在“刺探”对方的“情报”,因为双方都想掌握对方的动向。于是,双方都在市委大院和市人委大院,各自控制的接合部盘查“间谍”,抓捕“舌头”。在“革筹组”里工作的人,不愿意看到这种抓人的现象。遇着这种情况,能够排解的就排解。张陵秋和我都是这种看法。
  
  有一天早晨,我从三号门出去到食堂吃饭。一眼瞥见“八一五”的武斗人员把李定胜拦住盘查。李定胜是市人委机关的司机,给段大明、陈荒煤两个副市长开车,偶尔也给余跃泽副市长开过车。他是机关“反到底”的坚定分子。他并不住在机关大院,也不在人委食堂吃饭。平白无故到“八一五”防区来干什么?我也为之惊奇。“八一五”盘问他,他称自己不是“反到底”观点。幸好盘问他的人不是机关的,不能辨认他的真实身份。对他说:“你说你不是‘反到底’的奸细,我们一起去见×政委。”我知道,所谓的×政委,是人委机关“八一五”造反团的政委。要是见到了他,观点对立,怎么不指认他是“反到底”?那样的话,他就没命了。
  
  李定胜向来豪爽,也肯帮助别人,我对他有好的印象,应当替他解脱。于是我大步走上前去,对着李定胜说:“哎呀,找你半天,你还在这里吹牛。快去快去,张参谋找你出车。”我用手向三号门一指,示意他向里边走。李定胜会意,便大步流星进去了。只要进入三号门,就是“革筹组”的办公区域,他就安全了。两个武斗人员问我:“他是革筹组司机?”我反问:“他没告诉你们?”他们说:“我们还以为他是奸细呢!”我笑呵呵地说:“奸细?哪来那么多奸细!误会了。”
  
  解救了李定胜,又碰见了夏敬明。我吃过早饭出来,从大溪别墅小路往三号门往回走,看见了人委机关的司机夏敬明。他鬼鬼祟祟往市委三号门方向前进。前面转一个弯便是“八一五”捉拿“奸细”的盘查哨。我想,刚才李定胜逃脱了,你夏敬明又去,不抓你才怪呢!夏敬明也是个好司机,也给副市长余跃泽开过车,我们都很熟悉。他也是“反到底”的坚定分子。我大步赶到他后头,悄声说:“夏敬明,前面有盘查哨。再走你就要遭!”他把我望了望。可能他认为我在“革筹组”工作是“八一五”观点,不相信我。他继续前进了几步,我再次警告他:“三号门外在抓你们的人。刚才李定胜被盘查,我把他掩护过去了。你还不退回去!”这下他才疾步转入卫生局小巷溜了。
  
  解救这两个司机,使他们免遭危难,是做人的良心,是“革筹组”工作人员的本分。可终究还是被“八一五”的人知道了,从而认为我有“反到底”倾向,给我带来一系列的麻烦,甚至被关牛棚。这是后话,将在以后叙述。
  
  

林涛 2011-05-22 19:03
带贵州客人看武斗战场 ——《骚乱的重庆》(19)
  
张光明

  
  1968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重庆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蓝亦农任革委会主任,鲁大东、白斌、岳林、唐兴盛、黄廉、袁金梁、李木森、熊代富任副主任。还有若干常委。这是重庆市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才是正式的“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革委会”的9个正副主任中,军队领导干部是蓝亦农、白斌、唐兴盛,地方领导干部是鲁大东、岳林,其余4人是造反派领袖。造反派领袖中,属于“八一五”和“反到底”的各有两人。“八一五”的是工人袁金梁,学生熊代富。“反到底”的黄廉和李木森,都是基层干部或工人。若干个常委中,也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两派造反领袖。“革委会”这个班子,说起来是“军干群”、“老中青”的“三结合”,实际上是各种力量的大凑合,是一锅煮的大杂烩。因为是凑合起来的大杂烩,就很难体现整体观念,无法做到“一盘棋”。无论是军队领导或者地方领导,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把班子统率起来。到头来是地方干部拼命抓工作,造反领袖拼命搞派性,军队干部拼命和稀泥。因为涉及到造反派权力的分配,一些人没有达到目的,以至派性越来越重,武斗大大升级。
  
  两派的人在“革委会”开会,对于讨论大联合,对于研究制止武斗,对于抓革命促生产,同坐在一张会议桌上,嘴里讲的都是大道理,心里却打着小算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不是形容词语,而是写照事实。我们做秘书工作的人,经常都能看到这样阳奉阴违的情况:一个头头在会上高谈阔论制止武斗,另一个头头则溜到会外用暗语打电话布置武斗。
  
  有时决定问题,中央的文件读了,贯彻执行的道理讲了,但就是通不过。“八一五”同意的,“反到底”肯定反对。“反到底”同意的,“八一五”肯定反对。无论那一派“打翘牌”,都做不出决定来。特别是来自农村公社那个农民常委,在议决问题时,常常代表本派“投”反对票。他反对的事情,不讲任何理由,不做任何解释,任凭军队首长、地方领导说干了口水,磨破了唇舌,到头来他把脑袋往沙发上一靠,再左右摇晃一下,“拖声懒气”冒出一句话:“不得行喽!”
  
  “革委会”处理事情要集体决定。“文革”期间决定重大事情,不能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非常时期的普遍原则。人家是“常委”。“常委”的一句“不得行”,不占半斤也有四两,你首长又能怎样!
  
  后来发现,这个不讲道理,也讲不出道理的农民总是捣蛋,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本派实行的一种策略。因为,干部、学生有文化,你尽管是造反派,但你总得讲点道理。你不同意的事情,得说出理由来。会上通不过的事情,会后找你个别交谈,你不能一点油盐都不进。而这些,农民就不同了。
  
  武斗规模最大、危害最大、死人最多、逃亡人数最多的,是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春夏秋三季。那时候,重庆的百姓为了躲避武斗,不少人逃到成都、贵阳、西安、郑州、武汉当“难民”。有亲朋好友的投靠亲友,没有亲友投靠的就找当地革委会。当地革委会把“难民”们安排在一些寺庙、公园、学校里,还要拨款解决吃饭问题。各地承受不了,反映到了中央。中央要求各地组织专列、专船,给重庆把“难民”送回来。
  
  武汉派出几条专船,给重庆拉“难民”回来。管你接收不接收,船到朝天门码头就强制人们下船。人下完了,轮船调头就跑。有时专船进不了朝天门码头,就在唐家沱、木洞、寸滩等地港口驱赶“难民”上岸。
  
  西安组织几趟专列给重庆送“难民”。“难民”像插笋子一样挤在闷罐车里,一个也不准中途下车。列车能够拉到重庆就在重庆下人。在四川境内遇到武斗时,那里能停车就把“难民”甩在那里。反正人是你四川的,送过秦岭就作数。
  
  成都是拉一车人来拉一车人回去,彼此彼此。成都同时拉来属于涪陵、万县一带的“难民”,下车以后,他们愿意到那就到那。成都不交代,重庆不接人,大家都没有责任。
  
  贵阳还不错,每个星期来一趟专列,基本上是客车运送。或者一半客车,一半闷罐车。妇女、儿童、病人坐客车,男人蹲闷罐车。并且,每趟车都有革委会的干部护送。送到以后,要与重庆革委会办交接手续。这是“西南春雷”的负责精神。
  
  贵阳来的最后一次“难民”列车,由贵州省革委会一个常委护送。交接清楚之后,“市革委”一位常委请他们吃饭,我和筹建办公室的人参加。饭后,贵州常委要求看一看重庆武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像“难民”们所说的那么可怕。首长派我领贵州客人去市内刚刚结束武斗的现场参观。
  
  我和他们六七个人,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前往。为了防止被人打冷枪,车头、车尾都挂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市革委工作车”。左右两边也挂两块牌子,上面写着“贵州省革委客人参观车”。因为贵州省革委主任李再含,是中央文革支持的。我想打他的旗号“避邪”。
  
  我们先到人民路,看坦克在地上压的履带痕,和高炮打在门柱上的弹痕。他们相信真的是出动了坦克和动用了高炮。然后到解放碑,看烧毁了的交电大楼和美术公司大楼。到朝天门,看被炮弹打烂的港口大楼,看港口花园里掩埋的尸体。折转来到嘉陵江桥头,看烧毁了的嘉陵印刷厂、二轻局大楼,和桥头花圃、上清寺转盘花园里掩埋的一个个尸体。再到两路口,看弹痕累累的宽银幕电影院。告诉他们,这就是打死打伤驻军处长的地方。
  
  车到大坪,景况更不同了:所有的商店没有一家开门营业。很多人家的玻璃窗户都被枪弹打破。窗户都贴有“米”字形纸条。有的还用棉被挂在里边。再往杨家坪方向走,电车线被全部打坏,东一截西一截掉在地上。电线杆光秃秃立着,有些则东倒西歪摆在路边。沿途两边的房屋,断壁残垣,弹痕累累。没有垮下来的砖墙,弹洞犹如筛孔。大火烧过的废墟处处都是。街上看不见一个行人,能够见到的是街巷和花坛里掩埋的尸体。个别尸体的腿、手、鞋,还露在泥土外边。毛泽东在一首词中有“弹洞前村壁”,“装点此江山,今朝更好看”的句子。可我们现在看到的弹洞,不是更好看,而是凄惨!
  
  武斗特别严重的建设机床厂,在弯弯大楼里,可以看见窗口处趴着尚未处理的尸体,有的脑袋趴在窗口上,有的尸体,头、手还在机枪架上。街道两边,花木被全部拔除,泥土全部挖出来。种花木的深沟被辟为战壕。战壕上面堆起一排排的沙袋。我们下车走走,常常踏着腐臭的血迹。走近战壕探看,壕沟里的弹药,一箱一箱摆着。有的打开了,有的还没有打开过。一麻袋一麻袋的干粮,一桶一桶的饮水,一堆一堆的垃圾,一滩一滩的血液,一堆一堆的大便……,都撂在那里。在一条战壕的拐角处,有赤条条的几具女尸。有的平躺着,有的仰卧着,面部都呈惊恐状。有的身上还有弹孔,血从弹孔流出的痕迹还未干透。
  
  在建设机床厂大门口,在谢家湾餐厅前后,一个个的小坟包次第摆着。这些死者,显然是本派未能运走的尸体。撤退时间仓促,简单掩埋一下就草草了事。看得出来,他们就地铲开松土,浅浅刨一个坑,放进尸体,铲几铲土撂在身上就跑了。有的掩埋了一半土,有的根本就没有掩,有的流血都还没有干。在一颗小树下,一具女尸侧卧在那里,旁边一个小男孩的尸体。都是枪打死的。
  
  我们到了杨家坪转盘。诺大一个转盘花坛,全都掩埋了死人。贵州同志数了数,90多个坟包。有的坟包还不是一个人,因为有三条腿露出的坟包,显然是两个人了。从大坪至杨家坪,约有五公里,我们沿途看了大约两个小时。所到之处,没有见到过一个群众。上千家店铺,没有一家开门营业。方圆几公里的老百姓,基本上都逃跑避难去了。这是一个刚刚结束的战场,解放军安排今天晚上派战士来打扫战场。估计要两三天后才会有人回来。商店开门营业,居民恢复正常生活,估计得十天半月以后。
  
  看到这些情况,贵州的同志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残酷的武斗场面。即使是淮海战役、贵州剿匪,也没有这样恐怖,这样残酷,这样没有人性。他认为,在这样一种恐怖环境下,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老百姓当然要逃走。人是顾惜生命的,求生的欲望是自然的,重庆大量人员外逃,不是故意制造的假象。要控制人员外逃,“市革委”和驻军恐怕也无能为力。他表示,回贵阳要如实向李再含汇报。
  
  我立刻感觉到,他的话意味深长:他作为贵州的客人,看了重庆武斗情况,要回去向贵州省的领导汇报,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负有收集重庆武斗情况的特殊使命?因为李再含是中央文革看重的人物。李再含站出来掌权时,《人民日报》就发表过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也许他是中央文革收集重庆武斗情况的另一条渠道?
  
  我这样一想,干脆再带他去看几个地方。我叫车子开到附近的242部队,让他看军事院校发生武斗的情况;开到潘家坪,让他看准备给毛主席住的一号平房被破坏的情况;开到重庆医学院、石桥铺、沙坪坝、江北区等发生过武斗的地方都看了看,使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回到招待所,正好有人来报告:近日,隆昌县石燕桥发生武斗,武斗人员抢劫了重庆运往越南,支援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军用物资。周总理定为政治事件,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命令全部追回,否则将以反革命事件论处。我把这一情况也告诉了他们。
  
  原本还安排有请吃晚饭的节目。因为回来晚了,他们要上火车,我将就参观的卡车,把他们拉到菜园坝火车站。
  
  

林涛 2011-05-22 19:03
哭笑不得的三件痛心事——《骚乱的重庆》(20)
  
张光明

  
  有三件哭笑不得的痛心事,是我“文革”中亲身经历的。
  
  第一件是武斗人员给我家送回粮本,是发生在我家里的。第二件是抓小偷“背尸抵罚”,是我亲自遇到的。第三件是老父为儿子收尸,掩埋在垃圾堆里,是我亲眼见到的。三件事,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值得把它记录下来。
  
  1967年8月下旬,“反到底”攻过嘉陵江大桥,占领了上清寺至两路口一带不久。武斗稍有平息,社会局面渐渐稳定。行人可以在街上通行,车辆可以上主干道运送货物了。粮店、肉店、副食品店已经开始供应定量物品。百货商店、餐厅也慢慢营业了。武斗人员为了安定占领区的民心,做了一些“便民”、“保民”的事情。尽管方式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从实际效果来讲,的确对老百姓有好处。例如,社会混乱,小偷横行。武装人员便在晚上10点到次晨7点实行“宵禁”。“宵禁”开始,派几队武装上主干道,从两路口到嘉陵江南桥头,朝天放几阵排枪。驱散街上行人,再定时巡逻。小偷怕死,就不敢进这个区域作案了。访得家有孤寡老人、病人,武装人员还要与商店联手,为你把米、菜、煤送到家里来,再把钱和票送还商店去。肉店、米店、煤店门前有武装人员站岗,不许插轮子(北方叫加塞)。卖肉必须一视同仁,搭配合理。否则,武装人员要干预。走失了小孩,丢失了东西,武装人员拣到了,会给你送回……。
  
  我家住在“占领”区。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想回去看看。为了防备万一,军代表张陵秋护送我。我们通过了上清寺、轻工局、机械局几个筑有暗堡的武装阵地。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看着我上了楼,再转身回去。说实在的,当你通过黑咕隆咚的暗堡,面对指向你的枪口时,心里确实害怕。但只要不是畏首畏尾,探头探脑,暗堡里也不会对你开枪。那时有人传诵着这样的经验:“大大方方走路,保证不会惹祸。躲躲闪闪走路,枪子儿就难躲过。”
  
  回到家,家里告诉我一件奇事:前两天,武斗人员给我家送还粮本。当时以为是来抓我的,满院子都吓了一跳。
  
  粮本是每个家庭吃粮的户口。你家几口人,每个人该吃那一个等级,全家的定量总数。每个月领取粮票的记录,每一次买粮食的记载,都在这个本本上。这可是一家人生活的命根子!可是,我家里人去买粮时,不小心把丢了粮本还不知道。
  
  前天中午,两个背枪的武斗人员找到我们院子里来,在楼层大喊:“这里住的有没有个叫张光明的,人在不在?”没有人敢应声。武斗人员又喊:“张光明在不在,出来一下。”还是没有人敢应声。邻居没人敢吱声,我的家属更是不敢露面。
  
  我们这一层楼,住着市委、市人委的六家人。熟人熟识的,平时比较友好。可“文革”开始后,六家人中,有几家赞同“八一五”,有几家赞同“反到底”。我和部队的人在一起工作,一般认为军队支持“八一五”,因而大家把我看成“八一五”观点。武装人员在喊第三次时,持“反到底”观点的以为是来抓我,便有人伸出头来向我家方向噜嘴(这在当时叫做“点水”)。武装人员便走到我家门前,一句接一句的问:“你们家丢东西没有?”“家里有人没有?”“这个粮本是不是你们家的?”接连问了两次,我家里听说是丢了粮本,才战战兢兢站出来。接过来一看,可不,真的是我家的,马上点头说是。武装人员见找到了失主,训诫说:“今后要把东西捡好,不要弄丢了。这东西幸好是我们‘反到底’捡到,亲自给你们送回来。要是‘八一五’捡到,一下给你甩了,你们喝西北风去!”而后,面对着全楼的门户高声宣传:“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反到底’爱护人民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坚决保护本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
  
  说实在的,他们也确实能够做到“不拿一针一线”这一点。武斗严重时,我们那一个单元的人跑光了。他们为了控制住制高点,曾经侵占过我楼上临街的两套房。主人不在,只好破门而入。把机枪架在当街的阳台上。武斗撤出时,破坏的门主动修复了,住户的东西一件未丢。武斗人员还给住户写了条子,放了钱,表示歉意。这显然是学红军,学八路!
  
  有人说这是收买民心。可是我认为,不管他出自什么目的,不骚扰老百姓总是好事。
  
  小偷“背尸抵罚”的事是这样的:在“反到底”攻占嘉陵江大桥以后,不久,在上清寺向阳电影院附近被冷枪打死一个人。死者是过路的,身份不明,无人认领尸体。胆子大的群众把尸体拖到转盘花园内,抛在乱坟堆中摆起。8月间的天气,一两天后尸体就臭不可闻。当地百姓来到“革筹组”来反映,要求政府处理。那个年月,随时都有被冷枪打死的危险,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两天中,群众来反映几次了,中山四路一带的住户,上午下午都来。我想找打扫战场的部队派人去处理一下。没有得到同意。因为人不是在武斗战场上被打死的。如果冷枪打死的人都要派军队,不就成“收尸队”了?有人说叫俞英去处理,因为他处理喷水池那个尸体干净利落。可是,万一他被冷枪打了又怎么办?
  
  我把我们的难处如实告诉来反映的群众。有一个群众说,你们新生红色政权都这么难,我们就只好自己处理了。不过有言在先,只要能把尸体弄走,用什么办法你们就别管我们。如果同意,我们就再不来麻烦你们。我问:“你们打算用什么办法?总得告诉我们一声。只要不是煮了吃掉。我们可以不管你们。”他说:“这你就别问了。我们处理以后,还是要来告诉你们一声的。免得日后苦主寻来,政府也有个交待。”我说好吧。
  
  第二天上午,群众来汇报了。他们说,“反到底”防区“宵禁”后,“宵禁”范围以外的中山四路、人民路、学田湾、曾家岩一带小偷就多起来了。当天他们回去与群众串连了一下,大家夜里注意抓小偷。抓住小偷之后,不打不骂,只要他把尸体背走就放了他。
  
  果然,天不亮在田坝子附近抓住一个人。群众拿给他床单、席子,叫他去包裹死尸。怕小偷跑了,人们用绳索捆住小偷的腰杆,系根绳子在背后把他牵住,提两根棒子把他镇住。小偷把尸体包裹好了,命令他扛到嘉陵江大桥中间,把尸体抛到江中,然后就把小偷放了。
  
  这桩事既不合符政策,又不合符人道。不过是在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群众自发处置非常事件时发生的,你能够挑剔?
  
  父亲为儿子收尸的事比这要晚一些时间。我们住家的街对面,有个小小的合作商店。这种合作商店,属于集体管理,分散经营。商店就是这个经营户的住家。
  
  有一天早晨,上清寺方向发生武斗。枪声非常激烈。经营户的儿子不懂事,跑去看热闹,老板没有阻拦住。从杂货铺到现场不过一公里,一会儿就到了。没有多久,同他一道去看热闹的同伴回来报信:儿子被冷枪打死了!
  
  老板想找人去抬尸体,哪里找得到人?干着急。武斗停息以后,老板和他的老伴拉着自家的板车,去将儿子的尸体拉了回来。店铺太小,屋子里摆不下,用张单子把尸体一盖,将就板车摆放在沿街路边。老两口哭的死去活来。
  
  尸体怎么处置?弄到火葬场去吧,武斗期间,火葬场联系不上。石油路一带有武斗,运尸车也过不来。就地掩埋吧,房前屋后都是水泥地,刨不了坑。气温太高,尸体放久了会腐败。不得已,老两口就在附近的文化宫围墙外,寻到一座垃圾山。夜深人静时,悄悄把儿子弄到那里,裹着一床被子,掩藏在垃圾堆里了。
  
  过了几年,杂货铺撤除盖新房了。老两口不知去向了。但我注意到,那座掩藏尸体的垃圾山仍然存在。又过了一些年,垃圾山清除了,盖起了“养花溪”停车库,是副市长甘宇平题的匾额。不知道人们在清除垃圾山时,是否发现过尸骨。杂货铺老板肯定已经作古了。现在而今眼目下,只有我这个旁观者,还记得那桩辛酸事!
  
  

林涛 2011-05-22 19:03
红色政权机关也有派性——《骚乱的重庆》(21)

张光明


  作为红色政权的秘书班子,是领导机关的核心。军队首长和地方首长,都要求工作人员不搞派性。秘书人员们自己也大声疾呼:不能搞派性。可是,在那个事事充满不同看法的年代,人人都带着自己的观点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哪能没有派性!而且,这种隐蔽的派性,往往潜藏在所处理的工作当中。潜藏在工作当中的派性,不能不反应在起草文件和“拟办”意见的字里行间。这就容易“诱使”领导讲话和批示发生偏差。这好比拉领导下水,危害更大。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重庆也乱了三年。“革委会”成立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在这之前,“革筹组”已先后组建了抓生产的工业指挥部、农业指挥部、财贸指挥部。三个指挥部都是军人当家。虽然指定了地方领导干部,但刚刚出来的“走资派”,或者胆小怕事,或者有职无权。这就形成了当家的人不熟悉业务,熟悉业务的人当不了家。这种局面,不能有效推动工作。在首长周围,军队也派有参谋、干事,但不熟悉地方业务。几个指挥部与“革委会”领导,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不是十分通畅,难以推动工作。

  军队调一个叫韩风的副参谋长,来“革委会”当秘书长。这个首长很有见地,极力主张起用一批原来帮助书记、市长处理业务的秘书人员来,承担三个“指挥部”与蓝亦农、白斌、鲁大东几位首长之间的承上启下工作。已经调到办事组的有几个人了,但人手还嫌不够。我在三号楼的工作结束后,也归入了这个队伍。

  我一去上班,就叫我办理一个文件。文件是嘉陵印刷厂“八一五”造反团写给蓝亦农和白斌的报告。内容是说:嘉陵印刷厂是原市委的机关印刷厂,承担原市委和市人委的文件印刷任务。但在武斗中厂房被烧光,机器被烧坏,纸张被烧毁,其他原材料都化为灰烬。要求“革委会”拨款新建厂房、购买机器、购买纸张。抓革命,促生产,以期承担“革委会”的文件印刷任务。

  这个报告已经有秘书提出“拟办意见”,并送给了白斌副军长。白斌同意拨款,批示财贸指挥部执行。现在要我办的,是去落实拨款事宜。我认为报告和批示都值得商榷。第一是不能以“八一五”派的名义申请。这个工厂有两派组织。如果把钱批给“八一五”了,“反到底”也写个报告来你批不批?批或者不批,工厂两派都会扯皮。我的意见是,如果工厂两派联合了,就以工厂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写报告。如果还没有联合,就以嘉陵印刷厂的名义也可以。不能以那一派的名义申请要钱。第二,不应该拨款,但可以借款。因为嘉陵印刷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政府不好给集体所有制企业拨款。如果拨款,就意味着政府参与了股份。参股得办很多手续,而且得承担盈亏。鉴于该厂的困难情况,加之“革委会”要交给他们印刷文件的任务,可以借款帮助解决。借款之后,待将来有了积累时,分期分批归还市财政。这样处理,既合政策,又解决问题。

  主管秘书班子的是位老干事,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们是给首长办事,首长怎么批,我们就怎么执行,难道我们比首长还高明!我说,服从是对的。但是在执行中,发现首长的批示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应当提醒领导。机械地去执行了,会留下后遗症。领导被动,我们也是失职。这样,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干事了。

  这位老干事为人霸道,倾向性也很重。在三号楼时,他接替张陵秋同志领导过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和十足的倾向性,我领教过,顶撞过。他也认为我身上有“刺”。可能是我说了“不称职”、“干事”这样的词句,他火了:“你不去办就给我一边去!我叫别人办。”

  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心里本来就有气,今天一来上班就叫我“一边去”,不是喊我“滚蛋”吗!我也火了,说:“你叫我一边去,我立马就走。不过我要告诉你,把财政体制搞乱了,不是一件小事情。即使财贸指挥部同意拨款,财政局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说完我便准备离开。

  我们争论的声音较大,显然被办公室里面的秘书长听见了。韩风走出来,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时又叫来了办事组长。韩风要我再讲一遍理由。我重复讲述时,提到了关于所有制方面的若干政策依据。韩风听了以后说:我们军队的干部有一个优点,就是执行首长指示不打折扣,这要发扬。但是到了地方以后,情况变了,政策复杂了,我们不懂的事情多了。再无条件执行就不可取了。明知与政策有抵触的事情强制执行,就会犯错误。还会给首长带来麻烦。实际上,打仗也是如此。张光明同志对白军长批示提出的问题,反应了我们军队干部对地方政策知识的不足。不仅要虚心听取,还要好好学习。嘉陵印刷厂的事情就按他说的办。老干事问:“那首长的批示怎么办?”韩风说:我去说明情况。

  从韩风办公室出来,办事组长把我叫住,又重复谈了处理业务要实事求是的问题。当然,我没有负气离开办事组。事后,我亲自到嘉陵印刷厂,让他们改写了报告。首长批示后,再到财政局落实了借款。事情解决了,办事组长说,嘉陵印刷厂过去是市委办公厅秘书部门主管,现在就交给你把它管起来好了。

  10月15日,是一个星期天,地方干部大都回家去了。办事组长把我叫去说:“今天与你谈谈秘书小组的组建问题。经我们研究,并请示首长同意,办事组下面设立秘书小组、行政小组和政工小组(办事组相当于办公厅,小组相当于处)。行政小组由俞英、张英瑞负责,政工小组由刘世群、潘兆昇负责,秘书小组由你同老干事、陈本华负责。老干事挂帅,你和陈本华任副组长。”交代我尽快做出一个组建秘书小组的具体方案来。

  第二天上班,老干事与陈本华召集我们地方干部宣布:“经办事组长研究,报韩副参谋长批准,正式组建秘书小组。秘书小组的业务工作,首长决定由张光明负责,政治学习由陈本华负责,我本人进行上下联系(挂帅的谦逊用语)。过去没有明确组长,现在明确起来了,有事就分别找我们三个。”

  我接受任务后,几次与老干事、陈本华研究,拟出了几项措施。经过办事组长同意后,使秘书小组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主要措施是:第一,秘书小组不经管“革委会”的公章。“革委会”大印交给超脱于各个大组之外的首长秘书室掌握。并对使用公章的范围,批准盖章的手续,做出明确规定。第二,秘书小组内部按业务划成几个小小组,分别指定负责人。人员不够的从原市委、市人委办公厅人员中调用。工业、农业、财贸、筹建、文印、档案、收发、图书资料都指定了专人。第三,规范办理公文的程序。中央、省的来文,统一由收发室登记、编号,附上公文处理签,送首长秘书室,报首长批阅;下边报来的请示报告,收发室登记编号后按业务分工送给秘书小组的承办人,提出处理意见后送首长批示。所有文件办理之后必须及时归档。所有进出文件必须经过收发室,送交市邮局的机要局发送。所有打印的文件资料必须经过我们的文印室。所有盖公章的事必须经过首长秘书室。第四,建立会议汇报制度。秘书小组每周星期一上午碰头,汇报研究工作。例行工作在汇报会上谈,特殊工作才随时谈,不要见人就谈事,一谈就没完。

  如此一来,秘书小组工作正规化了,制度化了,层层都有人把关了。要在处理文件中夹带“私货”搞派性,蒙蔽领导,拉首长下水,就那么容易了。韩风、办事组长都满意,只有老干事不满意。因为他是个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办公的人。找他谈工作的人少了,便认为被架空了,心里有无穷的失落感。他的失落感,逐渐被搞派性的人钻空子,做我的文章。

  

林涛 2011-05-28 17:10
有了派性,办事岂能公正?——《骚乱的重庆》(22)

张光明


  在秘书小组的们每次会议上,办事组领导都义正词严地强调不能搞派性。他说,你们地方干部不要介入那一派。如果发现你们那个人陷进去了,你就不能在秘书小组工作。希望大家自觉、自重、自爱。他还指名道姓提到了一个人。他说:“听说你跟机关的造反派联系密切,希望你割断这种联系。”这个人满口答应:“一定一定”。

  本着不介入两派的原则,我处处小心。责任所在,我自己不能搞派性,我也要防止小组的人搞派性。可是,到后来我才看穿了,嘴上是那样说,全他妈“叶公好龙”。讲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说是不准搞派性,实质上是不准搞有利于“反到底”的那种派性,并不是两种派性都不能搞。只有我这个人傻,两种派性都不搞,真正站在了公正的立场上。可是,不搞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派性,就有人掐脖子,使绊子,抓辫子,告刁状,就难以立足。奶奶的,我上当了!

  秘书小组承担“革委会”接待群众来访的任务,几个地方干部组成了接待班子,分工由我管。接待人员中,有的人派性特别重。我加以纠正,老干事就不高兴。尽管他不高兴,我坚持原则,不为所动。

  新疆来的罗邦桢夫妇,祖籍长寿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业。“文革”中因派性原因,夫妇被赶了出来,到北京告状。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回长寿原籍老家暂住,等待新疆问题解决后再回兵团。他们拿着北京解决的路费回到长寿,却因观点不同,被掌权的农民“八一五”赶了出来。罗夫妇再去北京,中央接待站批了一个条子,叫他们来找重庆市“革委会”,就地为他们解决困难。两夫妇来过多次,我们的接待人员都刁难不予解决,使得他们在街头乞讨为生。接待人员刁难他们说:无法证实你们是被农民“八一五”赶出来的。你们得回长寿找农民“八一五”写个证明来。

  一天,中央接待站一个叫刘杰成的给“革委会”打来长途电话,领导喊我去接听。中央接待站要求重庆做好罗邦桢夫妇工作,不要让他们沿街乞讨,也不要让他们再去北京。我放下电话去接待室,正碰上罗夫妇在那里哀求。我立即批了300元钱,50斤粮票,让其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生存。并告诉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老干事知道了,很不高兴。说:“谁把他们赶出来的谁去处理,我们拿钱干什么?”我说:中央接待站叫解决,你能不听?你叫他们叫赶他出来的人开证明,不是虎口拔牙,自投罗网吗!”

  涪陵“红贸造反兵团”的一批人,被掌权的赶了出来。100多人乘船经重庆到省革委去告状。到达朝天门码头后,被追赶来的武斗人员抢劫并打伤。这些人治疗无处所,吃饭无钱粮,寒冬腊月在长江边过夜。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一个叫余积辅的打来电话,希望重庆临时为这些人安排食宿及治疗,并借给钱粮,让他们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们的接待人员说:“我们这里是秘书小组,不跟你们省里政工组对口,请你打电话到政工小组去。”但是不告诉对方政工小组的电话号码。当时都认为,“省革委会”的刘结挺、张西挺支持“反到底”,排斥“八一五”,所以他们故意刁难,不买对方的账。对方找不到政工组的电话号码,通过成都军区把电话打到驻军。驻军把电话转到一号楼首长秘书室。一号楼告诉对方,叫他们找我解决。余积辅根据一号楼告诉的名字和电话,直接找到了我。他们说,伤员和医药问题,已经由重庆跟他们同一个观点的群众组织解决了。现在要求重庆“市革委”帮助解决的,是100多人到成都的车费和吃饭问题。他们表明,涪陵不属于重庆,重庆借给他们的钱粮由“省革委”负责归还。我认为,这种要求符合中央关于“哪里有问题就由哪里的革命政权解决”的接待原则。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我批准借给3000块钱,500斤粮票。老干事一会儿说不该解决,一会儿说解决多了。每天都念念不忘这件事,说得我真的厌烦了。我说:“省里与市里,尽管对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共产党领导,这种隶属关系是改变不了的。省里要求借给涪陵上访群众一些钱粮,并为此担保归还。如果再不解决,就不是工作问题,而是组织原则问题了。”

  他反驳我:“你要给他们解决,也借不了那么多钱粮呐!”我解释:“不是我要给他们解决,是省里要求市里借钱借粮帮助解决。100多人,每人30块钱,5斤粮票,从重庆吃到成都,还要买火车票,不定一天两天就上得了车,怎么就多了?”他还是不服:“你怎么就相信他们有100多人?你去数过?”

  我实在耐不住了,说:“你是军人,而且是个比较老的军人,你应该懂得打仗。如果侦察人员向你报告,说有100个鬼子扑上来了,你是按100个鬼子进行兵力部署呢。还是亲自去点清了鬼子的人头才调兵遣将?现在事情多如牛毛,类似这样的事情,只能快刀斩乱麻。办事拖泥带水,还推动得了什么工作!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处理错了,我们到兰政委、白军长,或者到鲁书记那里论公道去!”我发了脾气,他一拍屁股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还真去首长那里告了我的状。

  全面夺权后,一部分单位是“八一五”掌权,一部分单位是“反到底”掌权。既然周恩来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两派大联合。作为“革委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对两派的掌权者就得一把椅子坐正,一碗水端平。无论是“八一五”掌权的单位,或者是“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发文件,通知开会都得一例对待,一视同仁。只有这样公正处理问题,才能彰显革委会的公正形相,才能获得两派群众的拥护,才能推动工作的正常开展。上级是这样说的,我们秘书部门就必须这样去做。可是我们的某些人,处理事情往往就不这样,弄出许多矛盾来。

  比如发文件,“八一五”掌权的单位就发,“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就不发。“反到底”掌权单位,如果机要秘书是“八一五的”,便把文件写上个人名字寄给机要秘书,红头文件成了私人信件。“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得不到中央、省、市的文件,不知道政策,不明白市里的工作部署,工作弄错了,另一派又来攻击。重庆税务局的掌权者就看不到或者看不完全上面的文件。而税务局的税收,关系着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民政局大多数人也看不到文件,而民政局的工作,关系到生老病死伤残,关系到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于是我强调:不管他那一派掌权,必须通过机要交通局这个正规渠道发文件,只发到单位,不寄给个人。另外,在秘书小组设立一个阅览室,摆出一套中央文件、省和市的文件和一套工作简报。提供给得不到文件单位的相关人员上门来阅读,防止因为派性封锁文件使政策与业务脱节。

  这两个措施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有人却不满意,不支持。经过某些人的鼓吹,办事组长嘴里不说,心里也不高兴。我想,一些人的本意就是要让看不到文件的“反到底”掌权者出事,好抓人家辫子。这是不利于重庆大局的捣乱行为。我憋不住了,直接去找办事组长解释。他说这件事上边知道,他也知道。“从道理上讲,你是对的,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什么?下面的话他就不讲了。于是我得出结论:派性倾向这玩艺,在“革委会”里,从上到下都有。下边的人公开搞,部门头头支持着搞,干部大的,只不过搞得含蓄些罢了,口是心非,叶公好龙。

  

林涛 2011-05-29 18:41
不钻造反派设的圈套——《骚乱的重庆》(23)
  
张光明

  
  一个星期六,我在秘书小组值班。晚上,市人委机关“八一五”的三个人来找我。显然,他们在找我之前,已经和秘书小组有所沟通。否则,时间为什么“掐”得这么准?怎么能通过岗哨进三号楼?
  
  来人盛气凌人地说:我们是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革命造反群众的名义来找你。
  
  我对这种居高临下的官腔很不了然,问:“是通缉,还是勒令?”
  
  来人继续说:虽然你在新生红色政权工作,虽然你在工作组造了反。但是,你并没有取得机关革命群众的认可。也没有足以证明你已经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表现。我说,那又怎么样?
  
  来人说:你必须明确两点。第一,你是走资派余跃泽带来的“红”人,属于黑线人物。你必须要同这条黑线划清界限。揭发出余跃泽的钢鞭材料。第二,你是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是市政府蔬菜办公室副主任,是办公厅农业财贸处等待任命的处长。因此你不是普通群众,你属于走资派之列。你必须要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才能正式解放。
  
  我说:“解放也罢,不解放也罢,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他们说:让你在这里工作,是革命群众对你的观察和考验。也可以说是戴罪立功。你在戴罪中,不揭发走资派,不斗争反革命派。你就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
  
  我反驳说:“我们已经揭发了工作组的材料……”他们立即打断我的话:我们革命群众做过专门调查。你们工作组造反的人告诉我们,那个所谓的系统材料,都是从街上抄来的。并且是张忠良、潘锡荣他们共同搞的。你没有资格据为己有。我继续反驳:“别卖关子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是不是要把我弄回去斗?看来,你们都和这里商量好了。要斗,走就是了。”
  
  我面对来人中的一个女人说:“如果要说我是走资派,那你也是。我是等待任命而还没有任命的处长,你是你们那个处里不是处长的实权处长。我们大致差不多。可是夺权以后,你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我却是你抓斗的走资派。可笑不可笑!”另一个马上抢过话头:你张光明怎么能够和她比?她是大家公认的,已经站到革命群众立场上来的革命干部,而你还不是。
  
  正当我们唇枪舌战之际,老干事又陪着机关一个更大的头面人物来了。看来,他们已经谈话多时。
  
  头面人物说:先不说你老张是不是走资派和解放不解放的事情。我们的目的,是要你老张写几篇文章。这几个月来,“工总司”写了好多文章批判“革委会”,批判解放军,也批判我们“八一五”革命造反派。我们调查过,那些“黒文章”,主要出自陈世朴、沈世鸣两人之手。这两个黑秀才,你老张认识,也知道他们肚儿有好多墨水。我们认为,由你来对付他们最合适。我们收集了他们写的一些文章,现在提供给你。你只要针锋相对地写几篇文章批驳他们。把它批倒批臭,你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了结。
  
  他们还说,已经商量好了:要给我专门写文章的时间,给我专门的办公室。但我认为不可以这样作。我说:批判这两个人的文章我不能写。他们是“工总司”的,我是“革委会”的。他们是造反派,我是新生政权工作人员。由我来写文章批判他们,我自己陷入派性不说,还会给别人攻击“革委会”授以把柄。于公于私都不可取。
  
  头面人物不高兴了,说: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你们领导都安排了,你写,也得写,你不写,也得写。非写不可,越快越好。
  
  老干事马上打圆场:你们不要急,老张会考虑的,我来做工作。我说:同志,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给“革委会”惹祸的事。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引火烧身。因此,这件事我是不能干的。他们坚持要我考虑,我总是不肯答应。
  
  头头立起身,丢下一句话:题目出给你了,任务交给你了,材料留在你这里。写与不写,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真的不肯写,自己去掂量后果。说罢,耀武扬威走了。
  
  我为什么不能写这样的批判文章呢?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而这个圈套有这里的人共谋,则更为可怕。圈套的阴谋之处,是借我自己的刀去杀我自己。
  
  陈世朴、沈世鸣是“工总司”的人。一旦我写了批判他们的文章,“八一五”肯定会张扬出去是我写的。造反派的事情,哪有什么保密。消息一传出去,“反到底”便会攻击“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搞派性,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一旦我成了“反到底”攻击的靶子,这里便会以影响“革委会”公正为理由,一脚把我踢开。这就达到赶我出局的目的。这是其一。
  
  其二,只要我离开“革委会”,谁都可以对我下手。我从“革委会”回家,要经过四五个“反到底”的岗哨。每个岗哨的碉堡里,都有枪口对准上、中、下三个角度的行人。我经过时,武斗人员可以射杀我。而且,我的家就在“工总司”旁边,“工总司”的流弹经常飞过我家房顶。我们院子里的六家人,有坚决的“反到底”。平时,因派性观点的不同,几个家庭互相指责、影射。都欲置对方于死地。一旦我成了“工总司”的死敌,随时都可能遭到“点水”。
  
  再说,陈世朴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在机关里,他经管文教卫生业务,人也蛮好,我为什么要去攻击他!至于沈世鸣,她是《重庆日报》记者。我做记者时与她也有一面之交,我凭什么要与她为敌?
  
  我越想越觉得秘书小组里面派性严重,而且有人对我秉公办事抱有偏见,总是编着法子对付我。我已无法在这里工作,应当求得解脱。第二天清晨,我四点钟起来,给办事组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讲述了机关造反派逼迫我写批判“工总司”文章的事。简单提出了秘书组也有人搞派性的情况。提出想离开秘书组回老家躲避武斗的请求。上班时,我步入一号楼,把信亲手交给办事组长,表示马上办理移交。
  
  办事组长说:“信,我马上看,并且我会转交给韩秘书长。但是你不能说走就走。至少让我有一点了解情况的时间。”我说:“好,我等你的通知。”
  
  就在这天晚上,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他说,他和韩风都赞成我不要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坚持不搞派性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今后工作还要大胆的做,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希望我顾全大局,各人管好分管的事情。
  
  对我劝解之后,他把老干事找来,共同研究可不可以打开市人民银行金库的问题。
  
  银行的造反派,早先有人把一些武器放在金库里。放进去时,管理金库密码的两个人是一派。放进去以后,两个人分裂成了两派。现在,有一派写来报告,意欲打开金库,取出这些枪支。首长不知道打开银行金库,政策上行不行。
  
  我说这绝对不行。我知道打开金库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发来指令;二是两个密码员同时到场,分别启动各自掌握的密码。现在没有指令,密码员又各是一派。强行打开国家金库会严重违反纪律。并且,金库特别坚固,也无法强行打开。除非你用炸药包。我介绍了情况,他们打消了念头。
  
  

林涛 2011-05-29 18:42
办事组长的面纱揭开了——《骚乱的重庆》(24)
  
张光明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说,“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这一论断绝对正确。是的,三支两军的伟大功绩,三支两军的巨大成就,三支两军的献身精神,三支两军不可代替的作用,永不磨灭,人所共见。就是千支笔万张纸,也写不尽书不完。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个别人曾经产生过的一点点“消极作用”。至于三支两军的积极成果,我将另写文章歌颂。
  
  我以为,支左队伍中的个别干部,在当时社会影响下,思想上,情绪上,态度上,会产生偏听、偏信、偏爱、偏袒的情况,这可能就是消极作用的一种表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表现,与社会上的派性产生共鸣之后,就会起着一种作用。尽管他们没有参加造反组织,没有带红袖套,但在处理事情时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来。这种倾向是极为有害的。
  
  我原来以为,来“革委会”的干部中,只有像老干事这样的下级人员才有这种倾向。殊不知并不是他一个人才存在。只不过干部大一些,职务高一些,表现得含蓄些,暴露得不明显罢了。在对待我是不是要写文章批判“工总司”的陈世朴、沈世鸣的问题上,办事组长的倾向最终还是暴露了出来。
  
  上次办事组长与我谈话后,我以为问题便解决了。所以,按照他的要求,我继续安心工作,力求搞好团结。可是我发现我们小组里,慢慢地,经管工业那一摊“拟办”的文件、起草的文稿不送给我过目、签字了。以后,管农业的,管政法的,管财贸的,管文教的也是这样。明摆着,这是经过布置的,是架空我。文稿不通过我,我就把精力转到群众接待工作上。未过多久,原来搞政工工作的三个军大教师,突然跑到接待组工作来了。
  
  接待工作一直是我管,有好几个地方干部办事。并没有人手不够的情况,忽地来了三个军校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叫我啥事都不管了吗?果然如此,三个军大教师对接待工作“全面专政”,把我撇开了。撇开就撇开吧,落得轻闲,我成天看报纸,电话都懒得接。
  
  我闲得无聊,发了几次火,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了。概括他谈的内容是:第一,指责我在处理市人委机关造反派的关系上,有失妥当。机关造反群众叫我写批判文章我顶牛,因此对我继续在革委会工作有意见。第二,在秘书小组工作中,处理问题旗帜不鲜明。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不够坚决。对另一派反而有所照顾。比如给税务局、民政局发文件。第三,秘书小组是“革委会”领导机关的左右手,是“革委会”的心脏,把我摆在这样一个位子上不合适。第四,现在秘书小组已经有了新的分工,有些事情我不用去管。
  
  我问:是不是我站出来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就与机关造反群众的关系妥当了?是不是我跟着大家整“反到底”就旗帜鲜明了?是不是重庆要划分真正的革命派和冒充的革命派?办事组长说:那也不是。我并没有说要你张光明去搞派性,我是说要你处理好两派关系。我当然知道,他这是回避实质。
  
  我又问:如果我对你的话没有理解错的话,在你们心目中“八一五”才是真正的革命派,而“反到底”不是。那么,周恩来总理在解决重庆问题时,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怎么理解?安排两派人员对等进入革命委员会,怎么理解?我为了体现“革委会”的公正,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为了解决老百姓生、老、病、死、伤、残不受影响,才解决税务局、民政局看文件的问题,才提出设立公众文件阅览室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对?何况,这都是经过你同意了的。他说: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嘛。
  
  我再问:把我摆在秘书小组副组长这个位子合适不合适,是你们决定的,不是我要求的。不合适拿掉就是了,找个派性十足的人接替就是了,何必搞那么多小动作?你们无非是要我走嘛,爽快一点,我现在就走。办事组长说:你又误会了,我们不是要你走,是调整工作。你现在无论如何还不能走。
  
  办事组长为了缓和气氛,起身给我续水。然后说:你这个同志呀,脾气不小哩!你有你的长处,我们要用你的长处,发挥你的作用。不过工作可能有些调整。
  
  总结办事组长前后的谈话,无非是两点:第一,你“八一五”的派性不够坚决,不能在“革委会”心脏部位工作;第二,还不能放你走,担心你泄露机密。我明白,把人“套”起来闲着不用,也是一种用人策略。
  
  大约两个星期吧,办事组长喊我去他那里。他说:老张呀,秘书组里的文件处理和文字工作,你还是管起来吧,在你那里把个关。现在,每个人办的文件和起草的文稿,原封不动往我这里送。我看都看不赢,业务上的有些政策我也吃不透。从现在起,该修改的文稿你来修改,该退回重写的你就退回,不要一股脑往我这里送。好不好?
  
  我说:这不是我造成的。不让我管事,是你们的布置。文稿不经过我,秘书们是奉命行事。我不管这些事情,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一会儿不让我管,一会儿又要我管,还有个准头没有?再说,现在我揽过来管,不是跟挂帅的唱对台戏吗?办事组长说:我来给他谈谈,要他开个会,重新明确分工。
  
  挂帅组长召开秘书小组全体会议,40多个人都参加了。他大讲一通最近办理的公文有问题,起草的文稿领导不满意,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来解决。他没有像办事组长说的那样,由我来把关,也没有要我发表什么意见,甚至没有让我发言的机会。末了他说:要提高办理公文的质量,要写好首长的讲话稿,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大家的力量,群策群力,才能解决问题。光靠那一个人是不行的。革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解决问题的原动力,而不是那一个人。
  
  自然,他说的也合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既然你挂帅的要发动群众来解决,我自然不能把手伸长了。我不搭界,退后一步自然宽,还不行么!
  
  过了一天,挂帅组长找我了。他说:办事组长的意思,叫你把处理公文和起草文稿方面的工作管起来。你提个头找大家研究一下,看看怎样落实。我说,你昨天不是布置群策群力来解决吗,怎么今天又要我来把关呢?
  
  他说:依靠群众是对的,但把关也是需要的。你提个头,根据昨天的精神,具体落实就是了。我说,你昨天的布置与今天的说法矛盾太大。这个头还得你来提,我参加就是了。
  
  他说:你总得给大家讲一讲文件和文稿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嘛!我顶他:这一段时间,你没有让我看文稿,我怎么知道存在什么问题?同时,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个人讲有什么用?
  
  这老兄耐不住了:有人说你这人自恃才高,惹反了不好办。果真如此!谈话不欢而散,我们谁都没有提这个头。工作依然故我。
  
  也许是有人给办事组长打了小报告。他再次找我:我叫你把秘书小组的业务管起来,你就是不听。下面反映,你对真正的革命派,旗帜就是不鲜明,你对另一派群众又关怀备至。看来你这个人真的是有些派性。
  
  他明确指责我有派性,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办事组长,你几次说我的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无非是说我没有站在“八一五”的立场来共同整治“反到底”嘛!我作为“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秉承兰政委、白军长的指示,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处理工作,有何不对?我这是给“革委会”求得公正,为支左工作求得公正,而却被你指责为派性。你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的”。实际上,谁说我有派性才是最大的派性。谁向你鼓吹我有派性谁就是最大的派性。你办事组长偏听偏信,并且来指责我,证明你心存不正,处事不公。你支持派性,打击不搞派性的人,是违背支左任务根本宗旨的。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你的倾向性,才选择具有派性的人来办事组办事。因为你的倾向性,才挑剔、排斥、打击不搞派性的人。你的目的是要使得手下工作人员观点一致,步调统一,达到进一步偏爱一派组织,支持一些人,压制另一些人。这对工作是最危险的,是可怕的!
  
  我发了一通,办事组长既不插话也不反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头:你呀你呀!唉,我把你莫办法!
  
  他是把我没办法。我一个地方干部,党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开除我的党籍?饭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扣发我的工资?你可以不用我,但你无权开除我公职!
  
  

林涛 2011-05-29 18:42
负气下乡接家属——《骚乱的重庆》(25)
  
张光明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把写好的一封短信放在挂帅组长办公桌上。信的内容是说:我家属到长寿躲武斗,已经一个多月了。音信不通,生死未卜。决计去一趟乡下,“有人见人,无人见尸”,故而请假。
  
  我要是真的有派性,或者要搞派性,我肯定要在这里斗下去。问题是我确实没有搞派性。三十六计走为上,下乡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合情合理。
  
  从“朝天门”码头去长寿,班船下午三点多钟靠岸。码头上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他连声说:“接到了,接到了!”我问他接谁?他说“接你呀!”我感到莫名其妙。问:“你怎么知道我到长寿来呢?”
  
  他说:“支左办公室接到市“革委会”的电话,说是你到长寿来接家属。他们知道长寿有武斗,要支左办公室安排你的住宿。帮助你把家属接回去,不要出什么意外。我明白,他们最担心是怕我投向“反到底”,或者被“反到底”抓住,暴露核心机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意外”,也是他们不放我走的实质。其实,他们多虑了。我不搞派性,投靠“反到底”干啥?即使被抓住了,多年的保密观念,也不至于泄漏机密。
  
  从码头到县城要走很长一段路,边走边谈。这才知道我这位朋友现在是在县支左办公室工作。他自告奋勇说认识我,揽了这桩差事。
  
  我给朋友讲,我这次为私事到长寿来,不想去麻烦支左办公室了。他说:“你总得给他们打个照面吧。不然,我怎么回去汇报。支左办公室又怎么给市里回话?”我把这次负气离开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理解我的处境。他说他的处境也有些类似。
  
  我们的处境,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苦楚。我就开门见山:“我真的不去支左办公室了。你就替我打个圆场,说没有接到我就是了。我现在就去葛兰场。”他不肯,说:“现在倒早不晚的,根本赶不到葛兰场。路上没有汽车,旅店也不开门,晚上哪里去住?要是路上遇见武斗怎么办?”他邀请我到家里去住,我不同意。我认为到他家里去,院子人多嘴杂,可能对他不利。
  
  他说:“这样好了,我原单位办公室还有一间屋子。床铺是现成的,今晚你就住在那里。那里没有人办公,我不跟支左办公室讲。”他是我十几年的朋友,就同意了他的安排。
  
  晚上他给我送饭来。说:“给市里回电话了,说是没有接到你。市里还是要求支左办公室继续注意你的安全。”我苦笑着说:“何须如此关照哦!”他离开时,叫我早些关灯。同时交给我一把钥匙。他说,接到家属返回时,仍然住在这里,自己住进来就是了。离长寿回重庆时,万一他不在,把钥匙带走或者丢掉都行。他另外还有钥匙。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就起床。不开灯,不洗脸,提起衣服就上路。走到桃花街,太阳还没有露脸。从县城到葛兰场,大约30公里,没有公共汽车,连拉货的卡车也没有。大战之后,行人稀少。到达“渡舟场”,以为可以解决肚子问题了。谁知这里家家闭门,户户关窗。根本无法买到东西吃。
  
  我继续前行,到了“三蒿枝”(又名山耗子,三好公社),路边有一家农户在冒烟。我跨过田埂走上前去。一个老者在门口抽烟。我打过招呼后说:“大爷,我是路过的,要去葛兰场。买不到东西吃,想在你家分一碗饭吃。钱和粮票照付。”老人递根小板凳叫我坐。问我从那里来,到葛兰场做什么?我用长寿土话与他交谈。说我从重庆来,到亲戚家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回重庆。并告诉老人:我也是长寿人,解放初期在这一带工作过。这里有个劳动模范叫向金全,工作上见过面。老者进屋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就在这儿喫(吃),我铺摆(安排)了。”
  
  不一会,一位嫂子端了一碗荷包蛋出来给我,并说:“白糖甘贵,放得不多,淡得点”。我知道,农村请吃荷包蛋是招待稀客了。我赶紧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称谢。这年月,在武斗地区,一瓢一勺足矣,何须如此盛情?我实在感动!大嫂说,饭要慢得点,米还没有下锅。我意识到他们要专门替我煮白米饭。忙对老者恳求:“大爷,我要赶路,你们有啥子,我就喫(吃)啥子,不要现做。”老人说要得。嫂子又端了碗红苕稀饭出来,稀饭上盖有香喷喷的干咸菜。
  
  肚子饱了,我起身告辞,给老人家饭钱。老人生死不受:“要啥子钱嘛,本乡本土的,红苕稀饭都招待不起嗦!”我看见堂屋有一只箩兜,被窝里坐着一个小孩。说:“大爷,难得遇见家乡人,就让我给这个小侄子买斤水果糖吧!”我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放在小孩面前快步离开。老人追着喊:“多喽,要不得!同志。多喽!”
  
  到了河石井,老远看见有带枪的武装人员。他们不象是站岗放哨,是在休息。我知道,此种情况绝对不能畏缩,否则要发生误会。我按正常速度继续往前走去。他们发现了我,我做出赶路的样子。既不回避,也不准备搭腔。走到跟前,看见他们一人一根叶子烟杆。烟杆嘴子里栽着烟卷,就是没有点火。一个人上前问我:“有洋火(火柴)没?讨个火!”我停下来说不会吸烟,没有带火。他有些遗憾。问:“同志你走得朗个急,啥子事情哟?”我心生一计:“堂客(老婆)病啦,赶回去看呐!”他说:“是朗个嗦,快去,快去!”我走了几步反过来问:“前面安全吗?”他说没有事。他们昨天到(云台镇)川东石油矿区去支援,走到“普子凹”接到通知,“砸派”跑了,才回来的,一路都清静。这一表白,我知道他们是农民“八一五”。
  
  家人平安,一颗心放下了。住了十来天回重庆。碰巧,返回县城的有货车通行了。在没有公共汽车的地方,货车通常可以带客。我们上了货车,到县城已近黄昏。我打开朋友的屋子,三个人有了落脚的地方,踏实多了。我不知道朋友会不会到这里来。吃了点干粮准备休息时,他来了。他说,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这里。为的是等我回来,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说,家属平安,一块石头落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明天清早我们就乘船回重庆。
  
  第二天我们起得特别早,人到长江边,天还没有亮,船还没有来。正愁买不到早饭时,老朋友风尘仆仆从城里赶到河边来了。手里提着一些馒头,还是热的。他说,我把馒头送到房间去,发现你们已经走了。这么早,码头是买不到早点的,所以又追到这里来。这个同志确实是个忠厚老诚的好同志,是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
  
  回重庆还算顺利。本来,长江因为武斗停航已经很久。年初中央下令对重庆港务局、重庆航道区、重庆长航分公司以及东风造船厂全部实行军管后才恢复航运的。每天班船往返,还算正常。
  
  回家后我没去上班,但还是惦念着工作上的事,提笔写了一个简报材料:《长寿武斗听闻》。内容包括川东北石油处两派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上战场的工人、农民几千人。打死40多人,打伤100多人。现在武斗虽然停止,但对峙尚未平息。当地农民知道中央文革有“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的讲话后,武斗找到了根据,因而进一步升级。现在,武斗的农民抢劫物资,囤积粮食,已经打开了七八个国家粮库。开仓分粮,除造反组织囤积粮食外,还给农民发放口粮,纠合民心。据说已经有几百万斤粮食落入武斗组织和农民手中。武斗组织大批积存粮食、物资,有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武斗的可能。
  
  我建议,应当特别关注长寿的武斗。因为长寿是化学工厂集中的地方,如果工厂区域发生武斗,可能造成有毒气体、液体泄漏,危害生命。如果流入长江,影响下游饮水安全。
  
  材料放了几天,忽然一下子想起来,“人家早就不信任你了,再说东道西,岂不是自作多情?”我划根火柴把材料烧了。
  
  果然不出所料定,不到一个月,长寿大规模武斗爆发。逐渐波及到重庆周围的涪陵县、垫江县、邻水县、江北县……。农民武斗人员中,转业军人多,打仗比学生内行,危害最大。从此,重庆水陆交通又一度中断。城市里缺媒、缺粮、缺盐,更谈不上吃肉吃菜了。最紧张时期,重庆只有七天的存粮。
  
  

林涛 2011-05-29 18:43
挥舞红宝书,小人告刁状——《骚乱的重庆》(26)
  
张光明

  
  逍遥了些日子,他们发现我还在领取工资,知道我已回家,便来劝我上班。来人告诉我:“老干事已经离开秘书小组。派他到新的驻地去了。”
  
  这时,正逢支左部队更替,一来一走都是大事。走的要组织欢送,来的要进行欢迎。既有相应的礼宾规格,又是相应的群众活动。为此,市“革委会”专门成立了迎送支左部队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常委马富华(原民政局局长)。我和行政小组的张英瑞专职办理迎送事宜,由办事组领导。我们名义上是迎送办主任,实际是干具体工作。
  
  我和张英瑞的分工是:我负责迎送礼仪和迎送群众的组织、调动、安排。并与支左部队衔接抵离的时间、地点、人数。张英瑞负责迎送接待室的布置、茶水、红旗、横幅,以及地方迎送领导的车辆。我这摊子事情基本是电话联络,我不要办事人员,省得些麻烦。张英瑞那一摊子事情琐碎,派给他两个帮手。
  
  迎送程式是公式化的。部队到达车站之前,我们根据规格组织迎送群众300到500人。打着红旗,举着横幅,列队在站台一侧等候。车站会议室里摆着茶水。列车开出之前或者到达以后,当批部队的首长们,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由我们引领到会议室坐一坐,简单叙谈几句。主人、客人都谈些感谢的话。地方感谢军队支左,道一声辛苦;军队感谢地方支持,道一声谢意。然后走出会议室,沿着站台并排走向车门。军队的首长走一边,地方的主人走一边。大家手中都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挥舞,把军队首长送上车。从会议室走向车门时,列队的群众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挥动旗帜。列车徐徐开动,战士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挥动,表示感谢。列车出站,仪式就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这样干活。
  
  为了避免迎送群众在现场对立,影响气氛,在动员迎送群众时,我的大量工作是要求两种观点的人,不要在迎送时呼喊影响军队情绪的口号。两种观点的群众并排站立月台上,不要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布置任务时提出要求,到达现场时再行动员。甚至要求两派带队的头头做出保证。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下,在支左部队面前,都还能够做到。但是,车一开走,便在军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进而开展辩论,有时还发生点肢体接触。这不关我的事,我懒得去管,也管不了。
  
  我是负责迎送礼仪的,我要把部队的首长导入会议室。我也要把他们送到车门口。茶叙时我也不能躲到一边去。张英瑞也是如此。在送部队首长到车门时,常委走在前面,我和张英瑞走在常委后面,随时听候常委指示,现场处理问题。那个年代,人人都随身携带“红宝书”。前面的军队首长和地方领导挥舞“红宝书”时,我们跟在后边的工作人员敢不拿出“红宝书”来挥舞?为了切合时宜,我和张英瑞当然要跟着前边的人挥舞“红宝书”了。
  
  可这一挥舞不打紧,却被搞派性的小人告了刁状。说:“迎送仪式是首长们的事,怎么他们也拿着语录挥舞去了?”这是秘书小组新来的军代表告诉我的。他接防老干事当组长,为人耿直,对人真诚,直截了当就跟我讲了。
  
  我给他解释。他说你不用解释,挥舞毛主席语录有什么错!你们要是不跟着挥舞,可能又是忠不忠的问题了。何况你俩也是迎送办公室主任,负责人嘛!他感叹: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你们这里的派性确实严重。领导机关里都人盯人,抓辫子,不可思议。
  
  此后我就不去挥舞红宝书了。马富华问:“怎么不跟着来呢?你们两个不来,我一个人多尴尬!”我不便解释,支支吾吾,可他一定要把我们拉上。马富华是迎送领导小组组长,是老红军,我们不好违拗他。但我发现,张英瑞虽然也跟着走,红宝书却不举过头。
  
  有一天工作结束了,我们从梨树湾车站回机关。我问张英瑞“红宝书”不举过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还蒙在鼓里哩,我们都被人家告了!说我们冒充首长参加迎送仪式。”我说我也听到一点口风,但不知风从何处刮起。他说:“你那摊子,就你一个人,我那摊子,就三个人,还能从哪里刮起?”我明白了,说:“我们四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么,只有另外两个人了。他们跟造反派一道找我的麻烦多了,这是针对我的!”他笑而不答。
  
  又过了几天,我和张英瑞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不清楚那两个人跟你有成见。今后,最好别和他们共事。”张英瑞又说:“其实,你今后与他们共事的机会不多。我才是他们的障碍。办事组长认为,他们能够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早就决定他们代替我的工作了。在办事组长面前,他们也讲了不利于你的一些话。”
  
  我和这俩人产生的过节,是“文革”前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我提了意见。话语较重,伤了他们面子。“文革”初期,他握有组织大权,对办公厅的人搞政治排队。因为我爱人出身地主家庭,就把我排为中间偏下,弄到右派边缘,属于不可信任之列。“文革”夺权后,他们与造反派纠合在一起,处处整治我,实属小人。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宁得罪君子,勿招惹小人!”是我招惹了他们,后悔莫及!

林涛 2011-05-30 19:06
糊里糊涂弄我去“清队”——《骚乱的重庆》(27)
  
张光明

  
  迎送工作期间,办事组长改成了周士奎。我们工作完毕,他就通知我与张英瑞,还有新任的秘书小组组长一起去一号楼。说:从现在起,你们三个人都到“清队”学习班去工作和学习。周士奎面向我:“你还得把迎送工作的总结写出来,晚两天去。”然后对张英瑞他们说:“你们俩明天就去,不能耽误。”
  
  我交总结给周士奎时,本想问一下去学习班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是,看起来他无心给我谈事,人又不熟悉,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清队”学习班有好几个大队。我们大队的总部在市党校。去到总部,我以为还是做秘书工作,便到秘书组去报到。那里是清一色的军人,见到的正好是办事组秘书小组来的那个组长。他说他在这里也是任秘书组长,张英瑞任行政组副组长。我问我来干什么工作?他吃惊地说:“你还不知道呀?你不是来工作的,你是来学习的。你要回原来的单位去,与群众一起参加‘清队’。”我听了有些吃惊。他继续告诉我:“你们原市委办公厅、市人委办公厅编在一中队。军代表姓周。但你不必去找他,找机关斗批改组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把我弄到这里来,是把我退回市人委办公厅,不让我继续工作。这下,造反派达到目的了。
  
  我从报纸的社论中知道,“清队”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以清理三种人为重点:一是“清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是“清查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三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自问:把我列为清查对象,我属于哪一类呢?我感到无比气愤!
  
  秘书组长见我闷着不说话,绕过办公桌来靠近我低声说:“我住在这层楼的×号房间,晚饭后你可以到我那里去坐一坐。在这里说话不是很方便。”
  
  退出他的办公室,下得楼来,正碰见张英瑞。他说,他到这里来了之后,才晓得我是被弄来学习而不是工作的。他听到军代表闲谈时表露,是市人委机关的造反派“坚决要求”的。张英瑞嘱咐我:“你不要发作,要沉得住气。观察观察情况再说,不然会吃亏!”
  
  张英瑞把我送出大楼,指给我一中队住的地方。再一次发出忠告:“只要自己是清白的,走到哪里都不怕。千万不要和造反派敌对!”
  
  到了一中队,在“斗批改组”报了到。给我指定了床位,买了饭票,就安顿下来了。一个造反头目来房门口看了看,打了声招呼:“老张,你还是来了哈!”我看了看他,笑了笑点点头。要不是张英瑞的忠告,我会有“好话”回敬他的。中午我躺在床上,老是默念着两句话:“心中无冷病,不怕鬼敲门!”
  
  天黑了我去大队部,找到愿意与我谈话的军代表秘书组长。他备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说要与我喝个痛快。我抱歉地说,确实滴酒不沾,不能陪他喝酒。他也不客气,一个人自己喝了起来。他调防来接替老干事时间不长。接任之后我又在搞迎送工作,我们接触不多。但是看得出来,他是和张陵秋一样的祥和、诚恳。他透露,原来的领导向他交接工作时,说我自恃才高,傲气十足,不能取得群众谅解。原单位非要把我弄去“清队”不可。周士奎考虑到,既然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是真是假,不与本人见面也搞不清楚。所以在秘书组调整人员时,就安排我来学习。他表示:“有什么问题,趁这个机会说清楚,做出结论,对今后的使用有好处。”
  
  他的话我听出了名堂:关键就在“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一句。我琢磨:大字报是公开的,与我有关的,没有哪一张我没有看过,都不涉及“清队”问题。小字报不公开,可以黑整人,被整的人总是蒙在鼓里。那么,我的问题就出在小字报了。
  
  谁给我搞了小字报呢?栽赃了些什么罪名呢?。我想问,不合时宜,人家也不会说。我只表示:自己绝对没有三种清查对象之类的问题。然后暗自伤神地离开了。
  
  出了他的房间,我不死心,打听到张英瑞的住处,叩开房门找到了他。我告诉他刚才军代表跟我谈话的情形,希望知道点内情。张英瑞说,他确实不知内情,因为他只搞行政工作,不接触干部审查方面的问题。不过他告诉我:不要到处去打听,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状况。要豁达些,大度些,不要抵触,静观其变。他说,整人的事,就好比脓包,成熟了,脓水流出来了,那就是水落石出的时候。别人安心整你,还怕他不抛材料?有啥罪名,材料一抛出来,不就暴露出来了嘛!如果你沉不住气,到处打听,必然吃亏。我紧紧记住张英瑞的话:静观其变!
  
  正式学习了,听了动员报告之后,就开展群众性的大揭发。有些大字报涉及到我,点了我的名。比如,说我是余跃泽带到办公厅去的黑线人物。说什么余跃泽去了重庆大学以后,我就大权在握,俨然代表市长发指示,干坏事。说我在蔬菜办公室一手遮天,是走资派的贴心豆瓣。说我是市委、市人委的十大黑秀才之一。开列的名单有:陶维全、周秉奇、叶世杰、张光明、王新章、陈世璞、赵维清、赵义、何良知、戴学铭。有不少大字报都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主阶级打入共产党内的黑手……。奇怪的是,绝大多数大字报都是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只有少数几个人落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批判我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居然还有一个地道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女士,令我哑然失笑!
  
  一天中午去食堂打饭。回来的路上,这位女士前来与我搭讪。
  
  我说:“你最好前面先走,走快些,离远点,不要与我靠近了。”
  
  她问:“为什么?”
  
  我说:“走在一起会影响到你。”
  
  她说:“打饭遇到的嘛,又不是约到一起走的。”
  
  我说:“约到一起走?咳!借我一百个胆子都不敢。”
  
  她又问:“为什么?”
  
  我说:“你是革命群众嘛,我是孝子贤孙嘛,阶级不同嘛!”
  
  她明白我是“洗刷”她:“对我有意见嗦?”
  
  我说:“羡慕还来不及呢,哪还敢有意见?”
  
  他说:“羡慕啥哟,我们这些出生不好的人!”
  
  我说:“不仅是羡慕,我甚至后悔十几年前不认识你。”
  
  她问:“干啥?”
  
  我说:“要是十多年前认识你,我一定会追求你。”
  
  她说:“说些啥子话哟,无凭别故的。”
  
  我说:“啥子话?人话。当年要是追上你,沾你点光,今天就不当孝子贤孙了!”
  
  她明白了,我这是挖苦话。大步离开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这个人。”
  
  大揭发一个星期,没有看到有我的“钢鞭”材料。可是星期六放假回家时,斗批改副组长宣布10个人不准回家,其中有我。
  
  

林涛 2011-05-30 19:07
我被关进了“牛棚”——重庆文革十年(28)
  
张光明

  
  接下来是“梳辫子”。不准回家的人,都是被“梳辫子”的对象。所谓“梳辫子”,就是把大字报、小字报、个人档案材料集中,汇总成重点人头材料。这次汇总材料的法,与过去的政治运动有些不同。过去是由专案组关起门来背靠背整理,这次是群众在批判会上,面对面进行“梳”理。不过,当着被整对象公开出来的,只是大字报的内容。小字报和个人档案里的材料并没有公开。通过“梳辫子”的形式,让大家对重点人头再进行一次集中揭发。
  
  “梳”到我名下时,听去听来没有新的内容。无非是“黑笔杆子”问题,受到市长重用问题,老婆出身不好问题,自己骄傲自大问题,等等。这些东西过去都听腻了。人们发言中,没有新的材料,全是分析批判。批判也没个水平,翻过去复过来都是那些套话、空话、屁话!不中听,但还得乖乖听着,记录着。花了半天和一个晚上,是人不是人都讲过了,就是不许本人解释申辩。
  
  “梳辫子”搞了一个星期,市人委办公厅“梳”出了地主、特务、叛徒、伪警察、走资派、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县大老爷小姐等十名重点嫌疑对象。其中九个人都有一顶政治帽子,唯独我没有。宣布时说明,这个重点对象名单,只是革命群众揭发的,是斗批改组暂定的,还不是最后结论。
  
  重点对象十个人,占办公厅干部总人数约百分之二十,其中县处级以上五人,占同级干部近一半。据后来我见到的资料,那个时期清理阶级队伍,全市在干部中“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就有41986人。打击面如此之大,不光是我们单位才如此。
  
  宣布重点人头之后,我问:“大家都有一个身份,可是我却没有,是不是宣布漏了。”斗批改组不吭声。我又问:“我是三种清查对象中的哪一种人?不给我明确,我怎么检查交待?”斗批改副组长很不高兴地说:“各人的问题各人明白。该戴那顶帽子,自己清楚。”我自己清楚个啥?我啥也不清楚。但是,我不再问了。
  
  10个重点人头被分别隔离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关牛棚。说是关牛棚,也不是把我们10个人集中关在一个棚子里,而是分散在十间卧室。因为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党校的学员宿舍,没有大的房间。造反派采取人盯人的办法,两三个人守一个没有定案的“准牛鬼蛇神”。
  
  看守我这个“准牛鬼蛇神”的是李定胜等三个司机。两个是“八一五”的,李定胜是“反到底”的。我这个房间四张床,我靠里边,他们的床铺堵着进门的两边,防备我逃跑、自杀。
  
  当了重点就不自由了,上厕所有人陪着,打开水有人陪着,去食堂打饭有人陪着,开大会有人陪着,睡觉时他们守着。一级警卫也不过如此吧,待遇可高哩!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想:“不定罪名,跟我打哑谜。要嘛问题很大,要嘛你拿不出我的罪名。”我自度不是前一种情况,就不怕了。反复考虑着张英瑞对我的告戒,于是我打定主意:牛棚让你关,可饭我照样吃,觉我照样睡,材料我不得写。其他的“重点”哭丧着脸,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我就不。
  
  革命群众轮流来收取交代材料,我一个字都没有。有天晚上,“斗批改组”的副组长和一个革命群众一起来,我还是没有写材料。那人说:“张光明,我们来了几次了,你一个字都不写,抱的啥子态度?等着瞧!”这家伙造反造的很“铁”,总是跟着头头屁颠屁颠的,我懒得理他。副组长狠狠看了我一眼,两人一起走了。看这架势,可能要让我触及灵魂了。我估计明天没有好日子过。又一转念:“高帽子我都戴过,还不是过来了。红卫兵面前我没装过软蛋,还害怕你几爷子!”破罐子破摔吧,我倒头一觉睡到天亮。去食堂打饭时,我忽然想到:今天可能要对我批斗,别喝稀饭,尿憋起来难受。我只啃了两个馒头。
  
  学习铃声一响,我赶紧报告上厕所,准备干干净净上“战场”。看守我的人喊我去参加大会。我想喝口开水再去,拿起杯子又一转念:不能喝水,谨防憋尿,只用舌头舔了舔茶水。
  
  到了会场,发现今天批斗的不是我,而是外事办公室主任杜万春。我非常纳闷:杜万春不是斗批改组成员吗?怎么会弄来斗争呢?
  
  杜万春的罪名是“现形反革命分子”,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人给我们宣布他的这项罪名,我是从挂的横幅上看到的。杜万春被押上台时,造反头头带领大家呼口号。我们这十个重点,是跟着呼喊呢,还是不呼喊,没有人打招呼。所以,有的人举了手,有的人没有举。有的人跟着喊了,有的人又没有喊。我既不跟着呼口号,也不跟着举手。因为我认为,在“革命群众”眼里,我们没这个资格。造反头头看见我们这些人七零八落的,可能影响了斗争气氛,跟“斗批改”副组长咬了一下耳根,便说:“你们各自回去写交待材料。”我们便被带回了房间。
  
  不让参加批斗会,求之不得!回到牛棚我便做起了“日课”:第一件,是向毛主席“早请示”。我们成了重点以后,就没有资格和群众一起进行这种仪式了。“早请示”、“晚汇报”自己进行。而且不叫“请示”,叫“请罪”。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自己选了一条语录读了。第二件,低声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第三件,学习报纸社论和时事政策方面的文章。第四件,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每天上午下午都是这样的干活。
  
  前面讲过,我救过李定胜的命。他值班时,我可以偶尔在床头上靠一靠。另一个人值班时我就不敢了。倒不是他不准许,而是我没有试过。因为我觉得他和造反头头是一丘之貉。
  
  “早请示”刚完,回头发现“斗批改”组长陈自忠站在房门前。他可能早就来了,没有打扰我对毛泽东“请罪”的虔诚。陈自忠文革前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刚刚才摘掉“走资派”帽子,被结合进“斗批改组”当组长。名义上他当组长,但没有实权。不知什么原因,他一进屋来,李定胜就出去了。老陈说:“老张,听说你不肯写材料,是不是有抵触情绪呀?”我回答:“抵触说不上,但情绪确实是有。我的罪名不明确,我是你们要清理的那一类人都不晓得,要写什么内容才对得上你们的胃口呢?你是‘斗批改’组长,提示一下呀!”
  
  陈自忠面有难色:“我是刚刚才站出来的走资派,你是知道的。这次‘梳辫子’,都是他们搞的材料。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确实不清楚。这里又没有别人,我不是知道情况不给你谈。”
  
  我说:“能够理解。”
  
  陈说:“要不,我跟军代表说,看他们能不能和你谈一次话。”
  
  当天晚饭后,中队军代表周政委找我去谈话。他问我有什么问题要交待。我说:“我没有隐瞒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现在,我只有把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同市长的关系,向周政委做一个汇报。”
  
  他说可以交换一下情况,不要说汇报不汇报的。
  
  于是,我把我的出身成分,家庭情况,解放前后的工作情况,“文化大革命”中,与余市长在重庆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红卫兵夺权以后,一直与军队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完整地谈了一遍。其中,着重谈了老婆是不是地主分子的问题,谈了余市长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市人委的问题,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领导写文稿的问题。我辩解说,我老婆十四五岁就参加解放军。转业后我才与她结的婚。我与她的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怎么能说我是孝子贤孙?我与余市长只是工作关系,并没有特殊关系,不存在黑线白线问题。我的职业就是写文章,给领导起草文稿是工作的需要。重庆大学的红卫兵批斗我时,说是从报刊上查出我发表过的文章有500多万字(这显然不实)。但他们并没有指出那篇文章有政治问题。既然我写的文章没有政治过错,也就不存在什么黑笔杆、黑秀才的问题。
  
  周政委说,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自己认为没有问题,我也觉得你谈的不是什么问题。爱人从小参军,你们都参加了革命才结婚,这叫什么问题?领导认为你工作能干,愿意拿两个处长把你交换到重庆来,你本人能算什么问题?领导工作变动,当副市长了,把你调到他的新单位去,你能不去?做秘书工作的人,给领导写了文章,有问题该领导负责,你有什么责任?但是,你们单位揪住你不放是什么原因?你能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吗?
  
  我说,我同机关造反领袖无冤无仇,不存在过节。他们把我弄到学习班来,主要是派性作怪。他们搞派性,要我写文章批判另一派。我认为这样会影响新生政权的公正性,没有屈从。所以,就制造我有问题。到底给我栽赃的什么罪名,也不告诉我。
  
  我谈情况,谈观点,不回避问题实质的述说,周政委没有反感。他说:“今天晚上听你谈了情况,对你有了初步了解。我还要同‘斗批改组’谈一次,看看他们对你到底有那些意见。”他说,我们这个中队,总共三百来人,“梳辫子”“梳”出了七八十个重点。七八十个人的材料,我无法都要来看一遍。你在“梳辫子”中到底是些什么问题,我要听听“斗批改组”的说法。所以我无法对你下结论。当前,你自己不要背包袱,不要思想抵触,更不要与造反派对立。我们军队人手少,不可能经常和大家谈话。过几天有一批工人师傅来,与你们吃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多谈谈。他们是外单位的,看问题客观一些。
  
  与周政委谈话之后,我心情舒畅了许多。
  
  

林涛 2011-05-30 19:07
批斗杜万春,干部太寒心——《骚乱的重庆》(29)

张光明


  从周政委那里回来,已经夜里11点多。这是个星期六,学习班的人回家过周末去了,陈自忠在斗批改组值班。他到我房间来,问:“谈得怎么样?”我说:“周政委比较客观,而且能够听我把话讲完。不过,他说他对机关的情况不了解,没有具体表态。”陈自忠问:“你自己的感觉呢?”我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应当改为‘老张本无事,派性强加之’。我被搞派性的人缠住了,难以解脱。”
  陈告诉我,今晚值班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捉住一条蛇,到围墙外边烧蛇吃打“牙祭”去了。他说:“李定胜也不是外人,一个机关的同志。你可不可以和我吹一吹你的情况?你到办公厅以后,我们还没有认真摆谈过呢!”“斗批改”组长要我谈情况,我当然不能拒绝。当着老李的面,我把给周政委谈话的内容,扼要的给他谈了一次。李定胜也听见了。
  第三天“早请示”之后,通知开全体大会,关牛棚的十个人也参加。我带一根板凳,跟随看守我的人到会场。主席台上挂着《彻底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滔天罪行》。杜万春三个字用红笔画了叉。他这是第二次挨斗了。我们关牛棚的,被安排在主席台下一个角落里,通通坐的矮板凳,这体现我们政治上比大家要低一等。我阿Q精神来了,心里想:不是有句成语叫“狗眼看人低”吗?我们坐在矮板凳上,“看”我们的,不一定是人,而我们“被看”的?才是人。是真正的人!
  我们是弄来陪“杀场”的。我碰了一下旁边的熊明勋:“杀鸡给猴看哩!”狗熊警告我:“莫说话!”
  人到齐了。两个造反者把杜万春剪着双臂押到主席台上来。身前给他放着一条长凳。杜万春的棉衣都没有穿好,前面的扣子“打错了亲家”(扣错了位)。衬衣扎进去了一半,另一半还露在裤腰外头。他患了感冒,鼻涕长流,时不时把脑壳偏到上臂去擦鼻涕。面带病容,显得十分虚弱。
  造反头头主持大会。他领着群众集体朗读毛泽东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跑掉。”在读语录时,杜万春将头偏向膀子擦了流出的鼻涕。造反者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劈脸就是一拳。骂道:“你给老子装蒜,读毛主席语录,还东偏西倒的!”这一拳打的不轻,老杜鼻血、鼻涕、眼泪一齐往脸上流。他再也顾不得擦拭,任凭鲜血、鼻涕、眼泪挂在腮上。
  造反头头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揪出来示众!”押解的人把两个膀子一提,就让他在条凳上站着。然后有人把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牌子给他挂在脖子上。牌子是一块木板,恐怕有一米长,吊了块砖头。他身子本来单薄,而且又在病中。木板长,砖头重,他在条凳上站立不稳,栽了下来。押解的人就把他提起来跪在条凳上。这时他面对着群众。有人喊:“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他掉过头去向毛主席请罪!”于是,把他提起来换了方向,让他面向毛泽东画像。一会儿,台下又有人喊:“他这种反革命分子,没有资格面向毛主席,应当面向大家接受批判!”于是,又把他提了过来。在把他提过去提过来中,条凳较窄,几次跌倒。一跌倒便被踢一脚,鼻涕、眼泪,长长地挂在腮帮上,流到牌子上。
  人被这样折腾,真的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还有啥活头?可是,杜万春还是痛苦地忍受着,坚强地应付着。既不反抗,也没屈服。
  杜万春原来是重庆市人民银行副行长。两年前调到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当主任。他为人谦和,上下都有好的口碑。“文化革命”中,对他的冲击也不大。市人委机关成立“斗批改组”时,他是“斗批改”成员,是被结合进班子的领导干部之一。可是,为什么一夜之间便成了反对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呢?上次批斗过后,我私下问过李定胜。
  原来,杜万春有一个习惯,开会学习都爱做笔记。“文革”当中学习,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他也爱在本字上无意识的写写划划。可能是“条件反射”吧。前两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他没有带本子,就拿个香烟盒撕开来写画。他在香烟盒上写了无数个“毛主席万岁”。不知是那股神经发作,又在一个空隙的地方写了“杜万春”三个字。他写的这些字,并不是一行行对得非常整齐。旁边坐的一个人斜着一看,便把他写的“杜万春”三个字,与旁边的“万岁”两个字连接起来,认定他写的是“杜万春万岁”。
  这还了得!于是,便说他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自称万岁,岂不是现行反革命?。其实,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明白:他杜万春哪怕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称自己“万岁”嘛!他没有糊涂到在自己名字下加“万岁”,去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地步。
  “文化革命”中发生类似的问题不是个别。有的人外出开会、听广播,取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坐,成反革命了:因为报纸背面印得有毛泽东的照片,或者印得有毛泽东万岁的大字标题。呼喊口号时心里紧张,把祝辞喊颠倒了。该“万寿无疆”的,喊成“身体健康”。或者该“身体健康”的,喊成“万寿无疆”,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杜万春做出千般解释,万般说明,有口难辨。发难的人一口咬定他是有意的,他当然不能承认。前一次斗他,问他是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答“不是”。问他反对毛主席没有?他答“没有”。今天也是这样。斗,你尽管斗,整,你尽管整,打,你尽管打,踢,你尽管踢,他就是一个不承认。有人把他的棉裤卷起来,让皮肤直接接触条凳。天寒地冻,皮破了,流血了,他还是不承认。斗争中,与我们同一个中队的几个青年人冲入会场。他们力气大,心肠狠,把条凳倒在地上。将杜万春像小鸡一样,提起来重重地往条凳棱上一丢,再提起来又是一丢。反复几次,杜万春鲜血长流。可他还是不肯承认。这个纤弱的人,算得上一条汉子。
  折磨到十一点多钟,造反派们解气了,杜万春站不起来了。一个人抓住他的双手,另一个人抓住他的双脚,把他抬回了房间(他没有关牛棚)。当时流行这种“抬死狗”的方式。
  下午仍然不能停息。一中队各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继续斗争杜万春。市委、市人委两个办公厅,加上民政局、档案馆的人都参加了。地点改在球场坝,规模与声势都比上午大得多。可是斗争起来,市委办公厅的反客为主,把矛头转到了他们的两个科长。两个人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批斗结束后,又在党校大院游街示众一圈。
  末了,造反头头把我们10个重点留下训话:“都看清楚了!你们要是不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杜万春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特别是安了心要和我们作对的人(当然是指我了),你给老子小心就是了。滚吧!”我提着板凳回到房间(牛棚),心里很不平静。打开水时碰见俞英。他低声叹道:“寒心啦,寒心!”我心里不服,想:就任随你宰割?没那么容易!不知不觉默念起谁写的打油诗来。过后,我认为这首诗的兴味还不够,默默给他改了几句:
  闻道人该整,而今人整人。
  是人就遭整,坏人整好人。
  整就由他整,我还是我人。
  整人为快者,哪里还是人。
  但愿天有眼,劈了这帮人!
  

林涛 2011-06-02 22:21
钢铁工人救了我——《骚乱的重庆》(30)

张光明


  斗罢了杜万春和市委办公厅的两个科(处)长,楼上楼下平静了几天。据说,周政委和大队的古团长生了气。斗争会后,他们立即找四个单位的“斗批改组”开会,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允许在批斗重点对象时打人!再出现打人事件,将追究“斗批改组”责任!
  市里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政府机关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万多名产业工人,进驻到全市各个领域的“清队”学习班。我们中队来了10个,都是重庆钢铁公司的炼钢工人和轧钢工人。他们与军队干部一道,领导我们的“清队”运动。分派给市人委办公厅的是三个工人。一个比较年轻,是头,住在“斗批改组”组长陈自忠的房间。两个年纪大一些的,住在我的房间。此前监管我的两个“八一五”走了,房间空着两张床,他们正好住下。
  我是重点对象,“黑笔杆子”,“臭知识分子”,还丁点大的“走资派”,在这两个产业工人面前,我自惭形秽。除了独自“早请罪”、“晚请罪”、念语录时吱声外,一天到晚都没话说。也不是我故意不说话,而是无话可说。“重钢”工人没来以前,“八一五”的人不在时,有时还可与李定胜悄声吹几句。“重钢”工人来了以后,老李不敢了,我更不敢。因为互不摸底。
  星期六大家回去了,工人师傅主动开了口:“唉,你这个同志呀,怎么总是闷起不开腔呢?”我苦笑了一下。他又说:“我们是工人,只会轧钢。啥子宣传队哟,搞不懂,叫来就来了。你看,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屋,你话都不说一句,未必对我们有意见?”
  我赶紧申明:“师傅多心了。我是重点对象,不敢随便说话。你们三个师傅摆谈就是了。”他问:“你是啥子事情吗,包袱背得朗个重?”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便启齿。李定胜没头没脑冒出一句:“么事?屁球个事!日妈几爷子搞派性,把好人弄来整起好耍。”李定胜的话令我大为吃惊。他平时对我管得松一些,我很感激。殊不知他对我的问题看得如此透彻,出乎我的意料。
  跟“重钢”工人打破了僵局,李定胜的话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我就不那么防备了。我们四个人谈了一些家常。当“重钢”工人和李定胜知道我过去也当过工人,并且做过童工时,感情上似乎靠近了些。我还谈到在“重钢”搞过“四清”,向工人学习烧电焊,对贫苦工人做过家访。说到我们还提拔过几个干部,如运输部的王德义等。他们说,王德义我们晓得,这次遭整得惨。
  聊了一会,一个工人约李定胜:“李师父,我们出去烧烟吧!”他们出去了。剩下的工人与我继续摆谈。主要谈互相的家庭、孩子等闲杂事。李定胜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们两人就各自睡了。
  又一个晚上,“斗批改组”布置学习报纸。“重钢”工人给他们说,你们学习报纸,张光明又不可以参加,我们把他带出去谈一谈好吗?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来领导办公厅搞“清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要找我这个重点人头谈话,他“斗批改组”怎敢拒绝?
  于是,两个人便把我带到党校鱼塘边。我们各自选了块石头坐下来,他们说:“今天我们三个谈谈,你到底有啥子问题?肯不肯跟我们说说?”我就把我的全部经历通通给他们讲了个够。末了,他们问:“就这些?”我说我的一切都说完了。我本来就没有问题,瞒着你们干啥!
  他们问我:“你在北京工作,认不认得一个姓常的?”我说:“是常芝青吧?他是《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怎么会提到他呢?”他们不回答。又问:“在你认得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姓廖的人?”我想了想,回答:我认识的领导干部中有两个姓廖。一个是市监委书记廖苏华。她去北京开人代会,我给她写过发言稿。她发言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另一个是团市委书记廖伯康。我同他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在与徐特立、谢觉哉合影时一起照过像。他们又问:“你的亲戚和同乡呢?”我摇摇头。
  他们再问:“你有个领导姓曹吗?”我考虑了好久,说:只有重庆二商业局副局长曹凤岗,我们工作有接触,但他不是我的领导。日伪时期他在朝鲜做地下工作,与金日成都有关系。其他的,我就没有姓曹的领导和朋友了。
  他们说:“你莫多心,我们再问你一下,你真的当过工人?你家里那么有钱,怎么会叫你去当童工?”我有些糊涂了。回答说:“我确实当过童工,没有半点假话。我家里比较穷,没有钱,要是有钱,我可能会多读一点书,那会去当童工找饭吃呢?”
  问了这些后,他们似乎有些茫然。说:“今晚只是随便问问,我们回去吧。”回来后,我翻来覆去的想:“这绝对不是随便问问,是有的放矢。可是,是那一河水发了?我琢磨不透。
  “清队”运动分为动员学习、群众揭发、梳理辫子、擦嘴洗手、批判斗争、组织处理、吐故纳新几个阶段。目前进行的是“擦嘴洗手”。所谓“擦嘴洗手”,就是“梳理”出重点人头之后,还有些人不够重点,但却有点小小不严的问题。这种人,只需在小组会上做个口头交待,检讨检讨,就可“轻装上阵”。这属于群众内部解决问题,不要我们重点人头去参加。
  可是,一天上午大组会学习时,“重钢”工人把我带到学习室去了。我一进会场,好多人都以异样眼光瞧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
  工人师傅说:今天这个学习,本来张光明没有资格参加。可是我们把他带来了。为什么呢?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这么久了,也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态度有问题!今天让他来受一下教育,看看这些革命同志是怎么样“擦嘴”,怎么样“洗手”,怎么严格要求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丁点事情都认真检查,深刻反省。难道你张光明一个重点对象,还不应该好好检查反省吗?说罢,他面对“斗批改”的人:这是我们三个工人的想法,没有事前同你们商量。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我们今天就来领导一下,大胆决定了,行不行呀?张组长?陈组长?
  “斗批改”的陈自忠、张僧海都表态:“行,行!”
  其实“擦嘴洗手”干我屁事。但我还是静静听他们发言。
  工间操时,按规定要到球场坝活动30分钟,做广播操。我正在犹豫该不该去上厕所时,“重钢”工人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喊住,严厉地说:到哪去?老老实实给我坐下!看你这个样子,真的是没有受到教育。还想出去走动走动?哪也不准去,我把你带来,我就守到你。这一反常态的训斥,我真的懵了。
  全体学员走出了学习室,他又和颜悦色地喊我到他旁边去坐。然后把门掩上,再把他手头的一个卷宗放在我的身旁。他向我示意:“快点看,我去去就来。看了就放在这里,然后各自上厕所去,打铃子后才回来。”
  我迅速打开卷宗,最上面就是给我“梳辫子”的一叠材料。一些大字报抄件我不用细看,只看了小字报,也是唯一的一份小字报。我知道,这是我的“钢鞭”材料。
  小字报揭发我三个问题:第一,怀疑我隐瞒了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理由是,那么高的文化,那么会写文章,家庭不是地主也是资本家。不然,哪有钱供他读书?第二,说我是上海“最大走资派”曹荻秋的黑线人物。至今还替曹荻秋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档案材料。第三,说我给北京的黑帮分子常芝青、廖井丹关系密切。说廖井丹是长寿人,我的同乡,所以我给他们摸粉、贴金。说我曾经说过,毛主席接见过常芝青和廖井丹。他认为,毛主席日理万机,怎么会接见两个黑帮分子呢?这是张光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诬蔑。
  我十来分钟就把这份小字报看了两三遍。下面还有其他重点人头的材料,我顾不得看了。我赶紧把卷宗放还原来的位置。按照“重钢”工人的吩咐,一拍屁股就到厕所里蹲着。外面铃声响了三遍,估计人们都回到座位上了,我才回到学习室来。“重钢”工人又训我了:“一上厕所就半天,人都到齐了才慢吞吞回来,啥子态度!”一个马屁精马上接住话头:“你们工宣队亲自看到的哈,张光明就是这样不老实。”工人师傅没有睬她。
  这天晚饭后,工宣队三个人又把我带到鱼塘边。
  问:“都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
  我把小字报中捏造的三条“罪状”,一个一个作了解释。然后我说,怀疑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很好办。我是本地人,派两个干部,用三天时间,花50块钱路费,就可以调查清楚。怀疑我和常芝青的关系,也好办。打个长途电话到北京,常芝青现在还是《光明日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不是黑帮分子。至于廖井丹,他虽然是长寿人,但人家是老革命,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他现在好像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也不是黑帮。至于上海那个曹荻秋,他在重庆当市委书记和市长时,我还在长寿化工厂工作。那时,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一个基层小干部,哪有资格跟他见面,怎么能够成为他的黑线?至于说我保存他的档案,那是胡说八道,实际是一套《重庆工商杂志》,只不过里边刊登得有曹荻秋的文章而已,哪里是他的档案材料!
  末了我说:那个写小字报的人,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好同志。我在秘书小组时,他在我手下工作。他的老婆逃避斗争,跑了,我把他两个小孩带到家里来养起。给他假期,让他去寻找,当时他对我千恩万谢。按说他不会对我栽赃陷害。估计是有人强迫他揭发,经受不住压力,才这样无端怀疑的。
  三人听了我的话后都一再询问:“你讲的情况可是真的?经不经得起调查?”我回答说:今天,你们不是随便找我摆龙门阵。你们是来领导运动的,是代表组织。而我,是“清队”重点对象,是交代问题。你们上午用那种策略向我交底,我感激不尽,现在又用这种平和的方式跟我谈话,我怎么能够讲假话呢?如果我到现在还要讲假话,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表白之后,那个年轻一些的工人说:“张光明,老实告诉你,我们听说你为人正直,在红色政权中能够把一碗水端平,不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才以上午那种方法暗地帮助你。但愿你今天给我们讲的都是真话。否则,我们就无法再帮助你了。”
  我佩服工人师傅的智慧和胆量。他们暗中帮助我,做得天衣无缝。
  

林涛 2011-06-02 22:21
  “检查交待”出牛棚——《骚乱的重庆》(31)

张光明


  从鱼塘边回来,三个工人径直上了二楼。他们叫我回房间,不要随便讲话。如果“斗批改组”问,就说是工宣队找谈话去了。
  李定胜已经睡了,其他房间的人也睡了。值班室灯亮着,没有声音。我向工宣队吐了心里话,轻松了许多,没脱衣服便倒头睡在被盖上。
  在深深的睡意中,有人摇我的手臂。睁眼一看,是工人师傅。他拉起我就往二楼走。到了楼道尽头,进入周政委的房间。屋子里满是烟味,我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周政委和颜悦色地叫我坐下,说:这么晚找你,是想再和你谈一谈。这里都是工宣队和我们军队的,没有地方的人。你不用顾虑,也不要隐瞒真相。请你把刚才给工宣队谈的情况再向我们大家谈一次。我们大队的古团长也在这里。你必须讲真话,不许讲假话。只有讲真话才能救你自己,如果讲假话,你自己吃亏。
  我提起精神,把刚才在鱼塘边讲的情况,原原本本重复了一遍。某些细节,讲得更详细更具体。我认为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我觉得关于派性方面还应当补充些情况。于是又把他们如何逼迫我写批判(工总司)陈世朴、沈世鸣文章,我不写,违背了机关造反派的意愿,从而矛盾更加激化的过程也说了出来。
  周政委问他们几个人:“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都说是清楚了。周政委对我说:你现在下楼睡觉去吧。你把今天讲的内容在脑子里系统一下,可能还得谈一谈。什么时候谈,等我们通知。去吧,安心睡一觉。我离开周政委办公室时,时针已指向夜里三点半。
  第二天下午,市人委办公厅全体会议。我们重点人头也参加。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除中队的三个军代表和工宣队10个人全部到场外,大队学习组的军代表也有人来参加。差不多有七八个穿军装的。
  “斗批改组”的副组长照例说了个开场白。他说:今天这个会,我只是奉命通知。什么内容我不知道。现在人都到齐了,请周政委作指示。
  周政委站起来,劈头几句就不大客气:那来哪么多“指示”?“指示”什么?哪个能够真正听上级的指示!然后,他面向大家:今天这个会,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让张光明同志交待问题。不是说他非常顽固吗?一个字都不写交待材料吗!这几天,工宣队的同志找他谈了话。我们中队和大队的古团长也找他谈了两次。他对一些问题,给工宣队、给我们军代表,做了比较详细的交待。他是你们单位的人,也应当向你们大家做出交待。我们就是要抓这个典型,要攻破这个所谓的顽固堡垒,看看他是怎么个顽固法。是不是应当作为重点对象来审查?是不是应当对他继续批判?我们觉得,张光明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所以也把大队的领导和学习班的领导请来了。
  周政委这才问陈自忠:“陈主任,你是‘斗批改’组长,事前没有和你通气。你看这样行不行?”陈自忠答应“行!”。
  这时周政委喊我:张光明同志!现在该你向大家交待了。就像给工宣队谈话一样,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好吗?我点点头。
  我站起来准备说话,古团长做了个手势:坐下说,坐下说。不要人人都搞得一副挨斗的样子。于是我原地坐了下来。
  我先检查交待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重庆大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再将与余跃泽的工作关系作了交代,并批判自己路线觉悟不高,曾经保他逃避红卫兵批判的错误。同时说明市委财贸部用两个干部与《大公报》把我交换来的真像。澄清我是用“两个处长换来的”来龙去脉。
  然后我说:“我到市人委办公厅时间不长,同志们对我不够了解,可能有些误传,以下我着重澄清三个问题。”
  我说第一,关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问题。我的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我本人是学生成分。解放前,因为我父亲老年多病,母亲是小脚,我自己还没有成年,几亩薄田租给别人实行产量分成,土改时定为小土地出租,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可以作证。我本人解放前三年一年多读书,一年多当童工。但因做童工的时间没有延续三年,土改时按政策划定为学生成分。我家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我现在会写点文章,不是解放前读的书多,而是参加革命后组织的培养和刻苦自学。我是本地人,只要派两个人,用三天时间,花50块钱的路费,就可以到我老家查清楚。
  我又说第二,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与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解放初期,曹荻秋在重庆当市长,当市委书记时,我还在农村搞土改,在工厂当秘书,哪有条件攀得上这样大的干部?有人把我和曹荻秋捆绑在一起,怀疑我是他的黑线人物,恐怕是出于某种误会。事实是这样的:前年我在“革委会”秘书小组任副组长时,上海曹荻秋专案组来人,查阅曹荻秋在重庆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们重点要查的是当时出版的《重庆工商》杂志。《重庆工商》是由重庆工商联主办的,已停刊多年。我当记者时,保存有全套杂志作为资料。上海来人时,正值枇杷山地区武斗。来人在学田湾招待所住了很久,过不了枇杷山地区就去不了工商联。他们来向“革委会”借钱粮路费。我在批钱粮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就把我自己保存的杂志拿到办公室来供他们查阅。这是工作问题,不是我和曹荻秋有何个人关系。完全扯不到黑帮黑线问题。这是一套公开出版的杂志,并不是曹荻秋的什么档案。要弄清楚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第一,上海同志来查阅杂志时,王永熙同志帮助他们一起查阅过。王永熙就坐在这里,如果他良心没有泯灭,应当不会记错。第二,这套杂志摆在我办公桌上一两个月,看见的人不只一个两个。可以打电话给现在秘书小组的陈本华,他是军人,相信他不会讲假话。第三,这套杂志是统战部周永林处长送我的。他现在统战部学习,离这里只有一个球场坝,半个小时即可核对。第四,杂志还在我家中,可以派人去抱来看,是不是曹荻秋的档案。
  我再说第三。常芝青是《大公报》党组书记、总编辑。曾经是我的上级领导。廖井丹虽然是长寿人,但我们并不认识。抗战时期,他们是革命根据地《晋绥日报》的负责人。《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给他们两人为主的编辑记者谈的。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我要给他们涂脂抹粉。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起这一事情的呢?那是前年,高炮师宣传科长张陵秋在“革筹组”支左时,布置我们通读《毛选》,一人精读一部分文章,作为重点发言。我分配到第41-50篇,其中就有毛主席《给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这篇著作。我在中心发言时,谈到了常芝青、廖井丹的名字。这是作为学习这篇文章的背景来理解。既没有吹捧这两个人,更没有诬蔑毛主席。而且,常芝青、廖井丹现在并没有被打倒,都还在中央工作,都是不小的领导干部。用不着我来替他们涂脂抹粉。主持通读《毛选》学习的张陵秋就在本市,听我发言的蒋元春、李宁才、王永熙也在学习班,即刻就可以调查清楚。
  我的交待是说明事实真相,澄清“小字报”对我的栽赃陷害。中间没有人插话,也没有人起哄。讲完以后,周政委问大家有何意见和问题。没有一个人回答。又问陈自忠和“斗批改组”的其他人,回答都说没有问题。然后他再问两派的头头,也没人吭声。周政委说:“刚才张光明说在座的有人知情,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呀?如果有,站起来说,证明一下嘛!”没有人吱声。周政委对陈自忠:“听说有个王雨西是同张光明一起工作的,在不在呀?”陈自忠说:“是有一个王永熙,来了的。”随着喊道:“王永熙,周政委喊你哪!”王永熙站起来,但没说话。周政委问:“你是知情者。你说说看,张光明刚才讲的是不是事实?你大胆地说,但必须实事求是。”王永熙说:“他讲的是事实。”古团长插话:“哪你现在还有怀疑没有?你所怀疑的问题,张光明说清楚了没有?”王永熙低声说:“他说清楚了。”
  周政委反复询问大家之后做了结束讲话。他说:办这个“清队”学习班,目的是清查坏人,不是整好人。清查坏人也是治病救人,不是胡乱打人骂人。我们军队和工宣队的目的是促进团结,不是促使分裂。是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不是要把水搅浑。是要使工作逐步走上正规,不是揉成一团乱麻。可是,有的人还没有看清这个形势,以为还可以乱搞、胡来。趁此机会整人,发泄私愤,搞派性。你怀疑别人可以,但要出以公心。没有依据,凭空栽赃陷害,无端怀疑别人,这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为了防止继续有这种行为发生,从今天起,所有重点对象的材料都要跟本人见面,不准蒙在鼓里审查。至于张光明这个同志嘛,是继续作为重点呢还是让他出来工作?你们“斗批改组”研究,给中队一个答复。现在请大队领导古团长讲话。
  古团长说:我就一句话,哪个再用派性整人,用小字报暗地整人,背着别人栽赃陷害,我们就对他不客气,不信你试试。我们在云南是不怕派性捣乱的,到了你重庆也不怕用派性搅浑水。奶奶!
  

林涛 2011-06-02 22:22
在中队工作的日子——《骚乱的重庆》(32)

张光明


  我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从内心里敬佩工人的胆识和策略,他们暗中解救我而没有露馅。我也感激军队干部的魄力与公正,他们给了我一个澄清嫌疑的机会,压住了那股邪气。通过我这个被派性陷害的典型,使军队干部看清了机关里暗地整人的手段是多么狠毒。因而决定把重点人头的材料通通向本人公开。从而解救了一大批干部。事实上,能够在办公厅工作的干部,祖宗八代都是被审查过多次的。稍微有点问题的人早就踢出去了,哪里还有“三种人”留到现在来清理?
  我被“解放”之后,陈自忠代表“斗批改组”找我谈话,要求我丢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计较个人恩怨,搞好团结。同时表示立即联系我回“革委会”秘书小组去工作。我说,恩怨可以不计较,团结一定要搞好,但是我不愿意回秘书小组了。既然我离开了是非之地,何必又去陷入是非呢?陈自忠说,那就留在“斗批改组”整理重点人头材料吧,我也不干。因为我认为,“造反派”带着有色眼睛看干部,“洪同县里无好人”。重点人头的每一份材料都可能掺合着派性。我陷进去不会有好结果。
  叫我走我不走,留下工作我也不干。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学习。过了一天,陈自忠叫我到周政委那里去一趟。周政委说:“你不愿意回秘书组,不勉强你。但是你不愿意工作可不行。现在大队要你去工作。我跟古团长商量了,你去大队之前,先在中队工作一个短暂时间。等这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回大队。”我服从了安排。
  当天,张英瑞就来找我。说是大队叫他给我安排住处,叫我马上搬到前楼去。他还告诉我,周政委与古团长是老搭档,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其实都是大队的领导。因为两个办公厅和民政局的派性太重,所以亲自来兼任中队长,亲自抓这个重点。这样,我才明白了“一起回大队”的含义。
  自此,我住在大队,上班在中队。大队与中队一个在前楼,一个在后楼,都在党校院子里。
  上班后,周政委说:“中队现在没有地方干部工作。周炳林虽然算中队干部,但实际只抓市委办公厅。他刚刚解放不久,还不能大胆工作。本来想把陈自忠调上来,但放下市人委办公厅又不放心。中队的几个单位,两派对立情绪很大的是民政局,那里是一块坚冰。你就去联系民政局,多做些调和工作。”说罢,他把我带到民政局学习的地方。把我介绍给他们说:“张光明同志现在已经调到大队部,派到我们中队来,负责联络你们民政局。你们在学习中,有什么情况就向他反映,他带回来和我们研究。”
  从这天开始,我基本上就在民政局的圈子里活动。为了观察如何才能溶化这块坚冰,开会、学习我都和他们在一起。民政局的基本情况是:就人数来说,“反到底”观点的人多,但是没有掌握到实权。而“八一五”观点人数虽少,但掌握了印章、保险柜和钥匙。收发文件,领发工资,代表民政局出外参加会议,都是他们。局一级的三个领导干部,一个是“市革委会”常委,不来参加“清队”。一个在襄渝铁路民兵师工作,不在这里。只有一个王际法,受一些人拥戴,有一些人又不信任他。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要化解两派矛盾,关键在于做通少数人的工作。我劝说他们从长远出发,顾全大局,有文件大家看,发工资大家通气,处理事情一例对待。机要秘书是“斗批改组”成员。她经管公章、钥匙、保险柜,关键人物。我劝说她站在“斗批改组”的立场,公正对待全局同志。她是比较老的党员,能够顾全大局,把中央、省、市文件拿到会议上来宣读,把发工资的事情,交给两种观点的同志共同去做,不论那种观点,要开个证明,盖个公章什么的,都一视同仁。我也做另一些人的工作,要求他们凡事朝前看,不要清算过去的老帐。对于重点人头,一派观点的人头特别多,另一派观点的没有几个。一部分群众认为是对本派的压制。根据周政委指示“将‘梳辫子’材料与本人见面”的精神,由“斗批改组”与他们谈话,逐步澄清了事实,去除了怀疑,就把大多数人解放了出来。在整个形势都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对立情绪慢慢减少了,坚冰开始溶化。
  因为采取了材料跟重点人头见面的措施。一中队四个单位的怀疑对象所剩无几了。造反派没了斗争对象是过不了日子的。不知是那里决定,把两个办公厅的厅一级干部,和个别市一级领导又弄到这里来。市委办公厅的有秘书长王若,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市人委办公厅的有副市长段大明。这三个大人物一来,一中队又热闹了。
  有一天,周政委回部队去了,中队的事托付给周炳林。我给他反映,建议把王若与李止舟分开各住一个房间,并劝阻造反派不要搞恶作剧。周炳林说,不会出问题的。还是等军代表回来再调整吧。可是,就在当天夜里睡觉时,王若把携带的小剪刀插进落地插座里,触电自杀了。
  一个叫王天其的干部,星期六回家过周末。因为历史嫌疑,半夜深更还在思考问题,迟迟不睡觉。爱人不知道他心里有事,埋怨了两句。第二天一亮,没到归队时间就回到了学习班。我碰见他,问:“怎么这样早就回来了?”他气咻咻地说:“不想活喽!家里都容纳不下喽!”我预感到他也会出事,周炳林说:他那么点事就会出问题?开玩笑!”殊不知,王天其下午便跳了楼,脑浆迸裂,当场死亡。
  那个阶段,学习班自杀成了一股风,有好多悲惨的场面。统战部一个人自杀,夜晚溜出寝室,跑到养鱼塘边,拣了好多石块揣在裤兜里、衣兜里,再将一块石头系在自己颈子上,走进鱼塘扑在深水中,沉入塘底溺死了。党校一个木工,历史问题交代不清,受不了折磨。夜里溜到木工房,开动电门,把脑壳伸向圆盘锯。脑袋锯成了两半,血液和脑浆飞溅到几公尺外的墙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有人发现锯木机轰隆隆在响,才进去看到如此惨状!
  

林涛 2011-06-03 19:26
此部队非彼部队——《骚乱的重庆》(33)

张光明


  “解放”干部告一段落,周政委回大队,我跟随他到大队上班。大队的机构设置很简单:古团长任大队长,周政委任政委。下面设一个政工组,负责审查干部、解放干部和输送干部;一个学习组,负责学习安排、收集情况、编写简报。我被分配到学习组。政工组和学习组都是五个人,一个军队干部带领四个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中,原来赞同“八一五”观点的两人,赞同“反到底”观点的两人。人员配置上就体现了一碗水端平。
  从中队安排对我的“解放”,从周政委分派我做民政局的化解工作,以及学习班使用干部的一视同仁。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现在支左的干部,与原来支左的干部,在对待两派群众的态度,和化解矛盾的方法上都不同。当派性整我时,原先的老干事不仅不能主持公道,反而迎合派性,对我施加压力,直至把我排除。而现在的却主持公道,排除干扰,坚持对我“解放”。这就是鲜明的对比。原来使用的地方干部,基本是清一色的“八一五”观点。“反到底”观点的一个不用。像我这种不搞派性,主持公正的“八一五”都要排斥。这怎么能够体现一碗水端平呢?这又是鲜明的对比。原来那样,不仅难以促进两派联合,反而加剧了分裂。加剧了分裂,必然会加剧武斗的升级。
  我们学习组的军代表叫周汝安,是一个连指导员。他给我们说,古团长和周政委,都非常重视做我们八个地方干部的团结工作。他们认为,我们这八个地方干部的派性化解了,收集反映的情况才能客观公正,才能使军队干部做出的决策不出偏差。周汝安秉承团长、政委的旨意,做我们学习组四个人的团结工作,也是无微不至。我们四个人中,被认为属于“反到底”观点的,是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张弓和国防工业政治部的秘书晏振楷;被认为属于“八一五”观点的,是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周显伟和我。
  周汝安很善于做工作。他的工作不挂在口头上,而是融化于生活之中,完全看不出说教那一套。那时地方副食品供应紧张,他有时在星期天把我们带回部队去打牙祭。他很会钓鱼,他不用钓竿,用一颗大头针弯一下,一根麻线缠在大头针上,麻线系在手指上,挂上蚯蚓,就能把鱼钓上来,钓得很多。事不多时,他跑到潘家坪水塘钓鱼,星期六给我们一人分一些带回家去。夜间他到党校鱼塘钓鱼,尽是钓的大鱼。钓到鱼以后,用麻线穿在鱼的嘴唇上,捆一块石头,沿塘边把石头放下去,鱼就跑不了了。星期六,学员们回家了,没有人了,他将鱼从岸边提起来,让我们包在脏衣服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回家去。人是有感情的,通过这些看起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大队里,两个办公厅和民政局,派性化解之后,大批干部解放了。宣传部、组织部、农工部、国防部、监委的干部也陆续解放了。余下的是四中队的统战部难办。统战部这个中队,不光是统战部机关,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这一摊子里,派性之外,还引伸出“特勤、密干”问题。在牵连的人中,已经有人自杀了。周政委把我和张弓带到统战部去调查研究解决办法。
  所谓的“特勤”、“密干”,本来是统战部门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可是经过派性发酵,政治味道就变了。一些人被说成是“特务”,是“卧底”。统战部被说成是“特务机关”,主管这项工作的便成了“特务头子”。这个中队乱成一锅粥。被指责为走狗的,特务的,奸细的,经受着天大的冤屈。
  周政委带着我们到统战部后,首先是制止继续揭发“特勤”、“密干”为内容的材料,将已经揭发的材料集中到大队。其次是停止对所谓的“特务”、“奸细”进行批判。第三,给群众,特别是被整过材料的人员讲明道理:古今中外执掌政权的人,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安定社会,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政治社会情况。其手段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问题是,我们收集情况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安危,而不是用来活埋暗杀。因此,收集反映情况的人,是为了工作。被反映过情况的人也并没有遭受过暗害。第四,尽快安排一些人出去工作,使他们离开学习班,减轻压力。第五,派政工组的人下到各个学习小组去工作,把应该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在进行这些工作当中,随时随地都留意做好观点对立的人的工作,消除派性。这样一来,不到两个月,四中队的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林涛 2011-06-03 19:26
吐故纳新,得到贵人相助——《骚乱的重庆》(34)

张光明


  原先的计划,“清队”学习班要搞完运动的全过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市级机关吐故纳新(整党建党)这一阶段不集中了,改为回机关在“斗批改组”领导下进行。这是一件深得民心的举措。因为,一个近万人的“清队”学习班,集中在几个地方,要吃要住要管理,麻烦。近万人离开家庭来学习一年,家中也有实际困难。“清队”的主要目的是清查三种人。现在,该“揪”的“揪”出来了,该解放的干部解放了。机关的派性缓解了,两派能够合作共事了。这是学习班最大的收获。
  1969年底,重庆市级机关“清队”学习班宣告结束。干部返回机关整党建党学习。
  大队结束时,周政委叫我去“革委会”找周士奎。前面提到过,他是办事组组长。我以为又要回秘书小组那个漩涡。殊不知见到他时,他却叫我仍然到人委办公厅,接受吐故纳新教育。我想,这多半又是造反头头们捣鬼,心里不大愉快。周士奎说:你们地方干部,整党建党这一关,人人都是要过的。现在安排你工作,到时候还是要回去接受群众评议。倒不如经过评议以后再来安排。如果把你硬性留下,造成原机关群众与你对立,将来评议也不好过。所以,你还是评议之后再出来为好。
  我的问题本来已经在学习班解决了,换了一个地方,又冒了个“评议”问题出来,真是阴魂不散。
  市人委办公厅住地已经被工业指挥部和财贸指挥部全部占用了。“斗批改组”在饭堂外边的平房组织大家学习。从“革委会”出三号门就是学习的地方。我向陈自忠报到后,也不管让我到那个小组,随便进一个房间就坐下。我对“斗批改组”的某几个人一再整我心存不满,有说不出的气愤。所以,我至少有三四天时间不说一句话。他们看出我有情绪,也不来招惹我。
  一个星期天,陈自忠到我家来找我。他说他是顺便来看我的。我向他发牢骚:“他们(指派头头)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下边的一套是什么?是不是要赶我出机关?如果是就明说。何必用钝刀子割肉,搞得人倒死不活的。”陈自忠呷了口水,不紧不慢的说:你就看不清当前这个形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大干部都是顺着潮流游动,何况我们呢!你哪里知道,我这个“斗批改”组长,也受的是夹板气!我告诉你,同志,来硬的是不可取的。一个“群众通不过”就把你管住了,是不是?现在只能同流,但不合污。功到自然成嘛,慌什么呢?挺过这四个月再说。
  陈自忠劝说后,我情绪好了一些,大家选我当一个学习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工业处的许清,我俩合得来。
  有一天上午,小组正在讨论一个人的政治结论,隔壁小组的小杨把脑壳伸过门来喊:郑志福,有人找你。我也把头伸出去。这时,发现小杨身后的人正在向我张望。我与他四目相对,彼此都十分惊奇。
  他在外边问我:“你怎么在这里呢?”
  我说:“我在这里学习呀!”
  他又问:“没把你关起来?”
  我不解地答道:“朗个要把我关起来呢?”
  他还是不肯相信:“你真的不是坏人?”
  我几乎要发火了:“谁说我是坏人?你疯了!”
  他仍然老老实实地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就放心了!”
  他一转身,我看见还有一个人在与小杨说话。
  向我问话的人叫胡志全,与小杨说话的是陈有志。他们都是我乡下的儿时同学。我们快二十年没见面了。这两个农民兄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怎么会认识小杨和郑志福呢?我十分纳闷。
  快下学习了,郑志福来跟我说:“你那两个老乡要见你,在外边。
  出得门来,陈自忠跟胡志全、陈有志站在院坝里说话。陈自忠对我说:“来来来,老乡见见面。你今天得办个招待,我把客人交给你了。”我明白,陈自忠把我叫去办招待,是让我们有说话的机会。
  陈自忠走开了。胡志全他们反过身来,一人拉着我一只手,深情地说:“陈组长说你没有事,这下我们放心了!”我一边带他们进饭堂,一边心里盘算: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年头没有什么可招待的。我没法子请他们上馆子,只能带他们到食堂吃大锅饭。还好,那天有萝卜烧牛肉,再加上泡咸菜。吃饭时,陈有志问我家住得远不远?准不准许我回家去?我说不远,中午休息两小时,可以回家。胡志全说:“我们多年不见了,到你屋头摆摆龙门阵。”
  这时,陈自忠端起饭碗过来打趣我:“老乡来了,该你好好办个招待呀!”我夹起一块牛肉说:“只有这个啦,你这大主任又不给食堂多搞点肉!”小杨也过来同胡志全拉了几句话。我观察这些举动,明白了:郑志福和小杨肯定去过我的老家。他们可能通过胡志全、陈有志调查我的历史。不然,他们怎么会认识!
  果然不出所料。在去我家的路上,他们告诉我:前一个月,郑志福、小杨去到我家乡,调查我的出身成分。胡志全是大队支部书记,陈有志是大队会计,接待了他们。调查的原因,是怀疑我隐瞒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除了找大队干部外,还找了许多贫下中农了解。花了三四天时间,祖宗八代都查遍了,只是没有去挖祖坟。收集的全部材料,都证明我的出生、成分没有问题。郑志福给乡亲们摆谈时,说我是“清队”的重点对象。说我被关起来了,被戴过高帽子,被拉去解放碑斗争过。除了政治历史以外,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这些怀疑,在学习班早就解决了,怎么还要拿到我家乡去散布呢?这说明派性阴魂不散,也说明周士奎为什么要我来过“评议”这一关。
  好在我的家庭无“刺”可挑,好在我的历史无“懈”可击,好在我在家乡人心中还有一点口碑,乡亲们都讲了真话。不仅是讲了真话,事后还对我有一些担心。担心我到底是不是变成了坏人。因此,趁这次开办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之际,胡志全、陈有志抽时间跑到单位来探问个究竟。他们从陈自忠口中,从小杨口中,了解到我确实不是坏人,而且亲自见到了我,这才弄清了我并没有变坏。他们表示要回去替我澄清调查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送走了两位老同学,我去到陈自忠那里。我还没有开口,他就说:派人去你家乡调查,我不知道,也没有通过中队军代表。我是在郑志福回来汇报时才知道的。不过,我看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让他们把疑点彻底澄清,再也没有那个嚼舌头了,怕啥?相反,那么多家乡人说了你不少好话,比如,说你曾经帮助一个穷苦人化缘,埋葬他孤苦的老母亲,说你是土改干部,说你给贫下中农带回去几千个毛主席像章。这些,不是进一步印证了你好的思想行为嘛。更主要的是,今天我趁机请他们向“斗批改”的所有成员,包括造反派领袖,还有办事组的军代表,介绍你的家庭和历史。真像大白以后,“整人”的盖子揭开了,谁还敢再拿你的历史做文章?再做文章还有谁肯相信?所以我说,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陈自忠一席话,说服了我。
  

林涛 2011-06-05 17:49
  为干部结论求得公正而抗争——重庆文革十年(35)

张光明


  整党建党的评议阶段,办事组政工小组的军代表,天天都到我们小组来参加学习。据他讲,是陈自忠要求他来参加的。陈自忠已经正式任命为办事组副组长,办事组唯一的地方领导干部。陈自忠指派政工组的人来蹲我这个点,也许跟我的评议有关。
  对我进行评议的那天,陈自忠本人也来了。没有出现问题,评议顺利通过。敌视我的派头不在我们这个组,也叫来参加了,但是没有提反对意见。调查过我历史的郑志福,看见这个情况,还趁机说了我一些好话。我心想:见风使舵,马屁精!
  吐故纳新,没有把我从共产党“吐”出去,有赖于家乡的胡志全、陈有志两个贵人到来。假如他们不以贫下中农的身份,以基层干部的身份,如实说明我的家庭情况,不知道派头们还要做啥子文章。
  我的整党任务完结了,陈自忠代表“斗批改组”交给我三个临时任务:把何××、陈××、张××的审查结论写出来。
  何××是个老司机,不搀杂两派分歧。主要是材料太多,经办人抓不住要领,拖了好久没有做出结论。我拿到材料后,理出头绪,不几天就把结论写出来,并且通过了。何老头口服心服,宣布结论那天,要对“斗批改组”下跪。他还给我家拉来几麻袋木屑,做蜂窝煤的发火柴,以示感谢。东西不值钱,但盛情难却,只好收了。
  张××的结论也不复杂。我们去到川北调查以后,分清楚了不属于政治问题而是历史问题,也把结论做出来了。
  陈××就不一样了。他的问题搀杂着派性,且得罪了关键人物。派性加上成见,更为复杂。他从农村搞“四清”回来,对“文化大革命”不以为然。哪一派都不参加,两派的派头都被他骂过。他对“斗批改组”的个别人的作风,自来就看不起,结怨日深。有人借“清队”收拾他,当然是绝好机会。从“梳辫子”开始,他就成了特务嫌疑,和我同一个时期关牛棚。
  陈××原来是市公安局办公室的研究科长。公安局长段大明来市人委任副市长时,把他带到办公厅来做秘书。1957年“审干”,公安局政治部对他的政治历史做过结论:认定他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外围的进步活动。可是,“清队”学习时,有人要推翻公安局的结论,把他参加的进步活动说成是特务勾当。“斗批改组”派了几起人出去调查,要整他的人亲自出马搞外调。外调中获取的证明材料约一二十万字。经由三个人给他写过三次结论,他都不服。
  我看了调查材料,与写出的结论对照,没有大的问题,应当结论为“特务活动”。可是,陈××为什么坚决否认呢?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阅读调查材料。无意间发现有一份材料目录。我将目录与袋子里的材料加以对照,短少了很多原始材料。我以为“斗批改组”疏忽了,没有把材料全给我。
  我去问,他们说:“没有哇,不是全部材料都交给你了吗!我这里哪还有材料呀?”幸好,之前我从他手头接收材料时,数了页数,并在他的登记本上签字注明了。
  我不和他争论,径直去找搞目录的那个经办人。我问他目录中登记的材料对不对?他说没有错。我问他为什么袋子里材料不全。他说,“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取出来了嘛。我说把“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也给我看看。他说这些材料在“斗批改”手里。
  我明白了:把“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取出来,让档案里全都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这就导致了“问题”一边倒。用一边倒的材料来给被审查人做政治结论,是整人的一种通常的手段。在肃反中,在审干中,我就见到过这样整人。一旦上面把结论批下来,案子“做”定了,一辈子不得翻身。怪不得陈××要骂娘!
  我再次去找“斗批改”。我说:“经办人说还有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你们这里。”“斗批改”不认账。我说:以前有一个材料目录,全部编有页码。你们交我的材料页码不连贯。而缺的页码就是目录上缺的材料。这足以说明交给我的材料不完全。他见我抓得死死的,不再坚持“材料都给了”那句话,答应找找看。
  晚上学习以后,我约陈自忠一道回家。他知道我回家并不与他完全同路,问:“有事?”我点点头。他说:“你先走,在二门诊部对面农业局门口等我。”
  见面后,我给他汇报了材料的情况。我指出,隐去一部分材料是整人的通常手段,肃反中就发生过。他们抽掉的材料可能会说明另外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陈××不服的原因。陈自忠非常吃惊:“有这等事!”他说他来“理抹”这件事。
  第二天,搞材料目录的经办人告诉我,为目录的事,他被“斗批改”骂了一通。末了,陈自忠交给我一袋材料。
  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把全部材料看完。弄清楚了陈××的历史全貌:1948年秋,陈高中毕业后,没有上大学。在家乡(江津德感坝)开了一个茶馆,作为谋生手段。茶馆里设有棋牌室、阅览室、歌咏室。“德感坝”是一个水陆码头,交通便利。商业繁盛,经济发达,文化也发达。这种有别于传统茶馆的文化娱乐场所,各方面的人都来光顾。特别是那些失业失学的青年。他们在茶馆里喝茶、看书、打牌、下棋、唱歌。于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便通过陈××,将一些进步书籍放进他的阅览室。在歌咏室里教唱经过改编的歌曲。如《古怪歌》(讽刺当时社会现象)、《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呀好地方》改词)、《我们是失学青年》(《我们是民主青年》改词)、《你是灯台》(《你是灯塔》改词)……。地下党还通过陈××组织了青年读书会,歌咏队。陈的茶馆,对掩护地下党工作,团结当地青年,传播进步思想,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当地刚解放,地下党便推荐陈参加了革命,后来到重庆市公安局当了研究科长。
  “德感坝”那个地方鱼龙混杂。光顾茶馆的人也有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以及思想反动的青年。这些人也在那里喝茶、打牌、下棋。解放后,这些人中有的被打击,交代有在茶馆里活动的情况。“文化革命”再次审查这些人时,陈××便成了他们的证明人。外调人员找陈××写证明材料,自然要通过“斗批改”,或者造反派。有人便以此做文章,说陈的茶馆是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活动的黑窝,进而推论陈是特务分子。
  “斗批改”置公安局的审干结论于不顾,反复组织对陈的政治历史重新调查,反复找那些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写证明材料。基本情况是:当时的地下党成员和进步青年,都证明茶馆是进步人士秘密活动的处所,是地下党的外围据点。陈××本人支持并参与过进步活动。是没有加入地下党组织的进步青年。虽然也有不少反动分子到茶馆来活动,但是,陈本人与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瓜葛。
  尽管有这样具有说服力的证明,但“斗批改”不予采信。理由是:中央“文革”的江青讲过:“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整个川东地下党都被否定了,陈××也就被否定了。他们一心要把陈××打成特务,便把证明他是进步活动的材料抽出来,隐去不用,全部用了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写的猜测材料。再加上调查时搞逼供信,强逼一些人硬说陈××参与、支持了特务活动。
  在充分分析两种材料的基础上,我推翻了原来的结论。肯定陈××不是特务而是进步青年,恢复公安局原来的结论。“斗批改”多数人不同意我写的结论,陈自忠也没有办法。
  第二次讨论时,陈自忠不在。我写的结论不仅不能通过,有的人竟然对我公开攻击。我气愤以极,当晚给周士奎写了一封短信,同时把陈××的几大包调查材料拿到一号楼交给周士奎,请他主持公道。我“将”周士奎的军,在短信中提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你管辖的范围内,允许不允许把一个革命同志打成特务分子?如果允许,你可以不管。如果不允许,就请你亲自过问一下。”
  过了几天,办事组政工小组抱着陈××的调查材料来找我。他说,主要调查材料周政委亲自看过了。周政委交代,要支持我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干部做出正确结论。具体事情由政工小组协助我来做。
  没有多久,办事组政工小组通知,重新讨论陈××的政治结论。还说,如果周政委有时间,要亲自来参加。要求“斗批改组”通知两种结论的起草人都到场,并充分说明理由。
  会议我参加了。周政委没有来,政工小组的三个解放军都来了。陈自忠主持会议,首先讨论我起草的稿子。过去最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可能知道我“通了天”,不反对了。他不反对,其他的人也不吭声。结论就这么定了下来。
  陈××的特务帽子解脱了,恢复了革命干部的身份。
  

林涛 2011-06-05 17:50
干部贱了,精肉当成萝卜卖——《骚乱的重庆》(36)

张光明


  哲人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话对吗?哲人的理论,哪能不对!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斗臭了,批贱了,臭狗屎了,还“决定因素”个屁!
  待到我们机关“清队”搞完,整党结束,干部也就没地方安排了。原市人委机关几十个干部,上到厅(局)级,下至办事员,好些人都分配不出去。没得人要怎么办?打杂!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处于紧张状态,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重庆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原子弹的威胁是很大的。1970年5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迅速掀起上山下乡高潮的通知》。这里说的上山下乡,不是原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是另外的城市居民上山下乡。目的是人口疏散,防备原子弹战争。为了贯彻落实此项工作,“市革委会”成立了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各个区县成立了办公室。
  我们市人委办公厅的疏散工作属于市中区管。市中区按照居民住地分派给上清寺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统一安排,我们的疏散地点是万县专区(现重庆市万州区)的忠县。地点落实后,每个单位都要派人到所在公社去具体落实、勘测每家每户的住房。
  勘测落实居民住房,向来是行政人员的事,可是“斗批改组”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不会搞行政的人。叫搞来信来访工作的朱恩理去“协助”我。有人取笑我:“秀才落难了”,“小菜一碟啰!”
  去落实住房的,还有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团市委机关等。天不亮,我们就在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到达忠县天色已经黑尽了。我不知道原子弹的辐射半径有多大,也不知道冲击波的速度有多快。我在想:如果重庆距离忠县的半径在辐射范围内,如果冲击波的速度大于轮船的速度,携儿带女去逃难,还不轰死在江水中!
  忠县接待部门给我们安排了旅馆。我被分到一个小的单间。坐了一天船,倦意浓浓,我睡了个早觉。半夜里,被一阵凄苦悲凉的歌声惊醒。隐约听出是在诉说知识青年插队的悲哀。哀怨声声,楚楚动人。这让我想起了白天在船上看见的,那些从城市过完大年返回农村的青年们。一个个背包卦伞,三三两两挤坐在甲板上。中午以自带的馒头充饥,不理会船上供应的饭菜。我暗自庆幸,我家女儿因病才躲过了这种劫难,不然也会在这条船上哩。
  我不由自主下了床,推开窗户,向下一看。哟!灰暗的月光下,小街两边都是知识青年们。他们没住旅馆,都在店铺的屋檐下过夜。他们坐在冰冷的石头上,靠着自己的行李。有的男女紧挨着、依偎着,有的两个女孩相互用手搭在肩上耷拉着头,有的两个男孩肩并肩弯腰坐着。姿式各异,嘴里哼的都是同一首歌谣。什么歌词,听不很清楚,后来经过核对,歌词是:
  知青知青呵苦涟涟,
  只因老汉嘛没得权。
  有权的哥子噻招工去耶,
  无权的妹子嘛还种田。
  都说嘛农村天地宽,
  天大的地球噻溜溜圆。
  溜溜圆那么溜溜圆,
  该死的地球要修到那一年?
  要是这辈子累死了喂,
  莫伤心来嘛莫可怜。
  早投胎,当个官,
  儿子儿孙不种田!
  歌词显然是胡编的。曲子是流行的《诉苦会》而又夹杂着农村小调。我推开窗户时,声音惊动了窗下一对男女。他们只是张了一下,继续唱他们的哀歌。店铺屋檐不宽,幸好今夜没下雨,如果下雨,他们都会成为落汤鸡。
  我回到床上,在凄婉的歌声中睡去。天亮再看,小知识分子们早就登程了。
  忠县宣布了我们每个单位疏散的具体地点。市委办公厅在拔山区,最远。我们人委办公厅不远不近,在汝溪。汝溪区和石堡区在长江下游几十公里。县里派了一艘机动木船,把我们送到石宝寨。
  在石宝寨住下后,区革命领导小组带我们参观了这个名胜古迹。和尚被赶跑了,钥匙在革命领导小组手里。爬石宝寨的塔楼完好,庙宇也没损坏,菩萨还算齐整。上得寨去,居高远望,烟雾缭绕,江水茫茫,船帆点点。虽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里依然是一片秀色山水。好一幅中国画的长卷!
  第二天步行二三十里到了汝溪。区里把我们介绍到百安公社。公社预先有准备,派人带着我们一家一户去看房子。我们办公厅几十户人家,落实在好几个大队的农院中。整整跑了五六天,才把将要“出租”给我们的房子看完。每看一处房子,都要丈量面积,画张草图,标记间数,注明朝向,说明与房主的距离;各家有无厕所、灶台、家具;要不要加固修补?可不可以划出一点菜地?附近有没有学校?购买粮食有多远路程?等等。
  说实在的,农民分出来的房子都是质量最差的。极少是空余房屋,大多数是堆柴草的偏房,棚房,甚至是牛圈、羊圈、猪圈。他们把房子“租”出来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服从于公社摊派。
  如果办公厅的家属真的要疏散到这里来,所有的房子都必须认真维修才能入住。并且还必须解决若干具体问题。登记完后,我们回到公社,与领导磋商了粮油供应问题,煤炭供应问题,薪柴来源问题,划出菜地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与社员共用水井问题,维修房屋所需木料、砖瓦供应问题,……等等。有的问题公社表态可以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只能向上级反映,如建筑材料之类。总之,问题多多,不是一声令下就能够去到那里生活,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回到石宝寨,又住了一夜。出去买饭吃,发现那里的物价比重庆便宜一半。正逢赶场,花一块钱即可买到一只大公鸡,一块钱可以买到20只鸡蛋。我和团市委的同志,人人都买鸡子和鸡蛋。我们说,只有用物价去动员说服群众最为有力。因为,如果疏散到乡下来生活,等于工资涨了一倍。
  后来,重庆并没有疏散,我们搞的完全是无效劳动。
  

林涛 2011-06-05 17:50
一支级别特高的宣传队——《骚乱的重庆》(37)

张光明


  1970年7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市教育局复课闹革命规划。市里决定从部队和机关抽调人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到市区较大的中学,解决复课中的诸多问题。
  我们市人委办公厅机关,除了之前安排到“九锅青”农场,进行战备疏散的干部外,连我在内,一股脑去了市中区的25中学。
  这些年,因为停课闹革命,小学五年不招生。一喊复课,学龄儿童要入学,小学就要扩容。中学五年不招生,滞留的56万小学生要升入中学。中学“吃”不下,小学就扩不了“容”。为了解决这56万个升学孩童,教育局意见:除了现有中学扩大招生数额外,有的小学增设“戴帽”初中班。“戴帽”初中班的师资,一方面从小学教师中选用,另方面要从中学教师中调配。故而,中学师资成了关键的关键。如果现有的中学再不解决派性纠纷,教师“解放”不出来,就不能在秋季招生中扩大名额,也无法抽调教师去“戴帽”小学教初中。
  有鉴于中学复课的特殊意义,市“革委会”决定向中学派出以军队挂帅,地方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目的是使中学走上正轨。
  这下,我们这些分派不出去的“臭老九”派上用场了。市人委办公厅“斗批改组”包干市25中学。机关所有的干部,包括文教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等单位的人,全都去了这所学校,总共有五六十人。其中,还有已经任命但还没有上任的市“革委会”副秘书长崔笑中,办事组副组长陈自忠。其他有原办公厅副主任俞英,原外办主任杜万春。按级别,这支队伍中有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二十多个处级,其他的,基本上是科级干部。一个中学,使用这么多数量,这么高级别的干部,是工作需要吗?不,是遭贱人才!
  然而,这么高级别的干部,还不是这个宣传队的领导。因为是军队挂帅,要体现军队领导一切,市里确定的队长是一个副连长。副连长是队长,崔笑中和陈自忠两个厅级是副队长。其余无论那一级干部,包括厅级、处级、科级,通通都是队员。我当然是作秘书了。更可笑的是,这位副连长只是挂名,不到职。代为行使队长职权的是一个军龄不到两年的班长。几个月后,班长复员了,由一个新战士来代替他当队长。这就造成一个新战士领导四个厅级干部,二十多个处级干部,三十来个营级干部的天大笑话。地方干部之烂贱,可见一斑!
  见怪不怪,谁叫咱们是“臭老九”呢?
  宽厚容人且组织观念极强的崔笑中,要求我们地方干部认真体现“军队挂帅”的原则,不准我们有任何抵触情绪。他自己以身作则,事事请示小战士,处处把小战士摆在首要位置。他尊重小战士的举动,看不出有丁点做作。他该讲的话要讲,但在自己讲话之前要请小战士先说个开场白。他该做的决定会做,但在做决定之前要征得小战士的同意。向上写的报告、简报,坚持要我先送小战士签字,然后他才在小战士的名字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体现了对军队的尊重、服从。他说,小战士虽然不是干部,但是他代行队长职权。尊重他是尊重队长,是尊重军队。这是政治原则、组织原则,马虎不得。
  小班长和小战士都不懂事。有时候,事先就决定了要开一个校级干部会议,研究重大问题。学校的领导、我们去的领导都到齐了,可小战士临时带着学生操“一二一”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崔笑中绝对不会越俎代庖主持会议决定事情。一定要等到小战士下了操之后来主持会议。学校领导有时不耐烦,要求崔笑中主持会议,他不干。因为这是组织原则。
  有人认为老崔缺乏魄力,没有水平,他也不怄气。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魄力的领导。“文革”前,他在市政府当财贸办公事主任,“文革”中,他当市委副秘书长,工作都有不少建树,深得市委书记、市长的欣赏。可惜的是,他从25中回来后,糖尿病暴发。去世之前我去医院看他。我们谈到在学校工作的艰难时,我发了几句牢骚,他劝我顾全大局。
  在崔笑中等领导的耐心工作和团结教育下,校一级的干部解放了出来。派性的消除和政治嫌疑的澄清,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了。秋季招生非常顺利,调去小学教“戴帽”初中的教师也顺利调出。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体育教师傅传盛的历史结论不了。崔笑中建议暂时把问题挂起来,先行使用。
  傅传盛是东南亚华侨子弟。其父响应周总理号召,将他送回祖国读书,因而来到重庆。中学毕业后,分派到25中做体育教师。“文化大革命”中,无端怀疑他是打进祖国来的“特务”。有怀疑就得调查,可他的证明人都在国外,没有办法调查,只能挂起来。“文革”结束后,傅传盛到马来西亚经商去了。这是后话。
  

林涛 2011-06-05 17:52
慰问襄渝铁路民兵师——《骚乱的重庆》(38)
  
张光明

  
  1970年12月,结束了25中宣传队工作,崔笑中让大家回家休息一个星期。我回家还没有喘过气来,办事组政工小组的皮开清就到家来了。通知我到周士奎那里去有事。
  
  周士奎告诉我,中央要求元旦以前,对参战襄渝铁路的民兵进行慰问。慰问工作分段进行,重庆负责重庆至广安段,四川负责广安至宣汉段,陕西负责宣汉至安康段,安康至襄樊段由湖北省负责。重庆慰问团组成总团和分团。分团由相关区县组建,具体工作我们不管。总团由市“革委会”副主任鲁大东任团长,警备区政委李启唐任副团长。工作人员由办事组、政工组、财贸指挥部抽调。我暂时参加做秘书工作。周士奎两次重复“暂时”二字。我明白了,急急忙忙把我叫去,不仅是打杂,还是暂时的。
  
  交给我的具体任务有三项:第一,起草一封市“革委会”给参战民兵的慰问信。第二,替慰问首长起草一个讲话稿。讲话稿子总团、分团两级通用。第三,慰问期间,跟市里首长随行,办理首长交办的临时事项。
  
  周士奎交代:收集资料时,可以先去财贸指挥部,然后去北碚民兵师政治部了解情况。财贸指挥部设在原市人委办公厅,原财贸办公室主任辛元甫是负责人之一。他是我的老上级,见面谈了些几年不见面的情况。辛说,他兼任民兵师的后勤部长,但民兵师的后勤供应工作,实际由商业处长周天民负责。周现在不在,他将嘱咐周天明到二号楼来找我。
  
  见到了周天民,谈了一些物资供应方面的情况,材料还不充足,势必要去北碚一趟。周天民说,民兵师的领导正在市里开会,他可以告诉民兵师政委胡润吾来与我谈一谈。第二天,胡润吾找到二号楼来,介绍了一些情况。我感到材料还是不够具体,请示周士奎后,决定去北碚。“文革”前胡润吾是重庆市法院院长,人随和。听说我要去北碚,叫我搭他的便车。
  
  到了民兵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马益之(原民政局副局长)与我谈了一些情况后,叫政治部干事郭成忠(原组织部干部)、秦发荪(原团市委干部)具体介绍,提供简报资料,充实了我所要的内容。
  
  当天返回市里,周士奎关照我去秘书小组阅读两个文件,吃透上面的精神。并且在秘书组起草文稿。去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派性搞得最凶,给我使“绊子”最多的那位老兄,早就顶替我当上副组长了。
  
  此人文字平平,但处世善于变化。自然界的变色龙我没有见过,政治上的变色龙我见过的就数他了。“文革”初期,他批判市委书记鲁大东,说他犯了不热爱毛主席,不热爱毛主席著作的“罪行”。举出的例证,是看见鲁大东抱着《毛选》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他批判说:“好个你鲁大东,一学习《毛选》就打瞌睡,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可是,当中央批准鲁大东为“革委会”副主任后,鲁大东官复原职,他的说法就变了:“大东同志呀,对毛主席最亲,学习《毛著》最认真,哪怕是睡着了,手里都还捧着毛主席著作!”
  
  我看不惯这样的人,不想在办公室写稿。回家关起门来,用两天时间就把慰问信和讲话稿草拟完成。到办公室时,那人正在找我。他说,周政委没有见到你,担心稿子是否完得成,嘱咐他注意催促。我把草稿递给他,他看了没有开腔。我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讲出来嘛。”他说:“光明兄哇,不好说得。我哪能改你的大作呢!还是请周政委审查吧。”
  
  我直接去周士奎那里。我告诉他:“稿子已经给秘书小组看过。他说请周政委直接审查,所以送到你这里来了。”周政委没有细问究竟,放下工作便看稿子。他反复看了两遍,说:“我看可以嘛。等首长过目之后,看还要不要修改。”
  
  两天左右,稿子退到我手中,秘书长,副秘书长,市领导鲁大东、李启唐都有签名。稿子一次性通过,周政委笑着说:“都说你是快手,果真如此!”
  
  周政委交给我的三个任务,就剩下跟首长随行了。
  
  市一级的慰问大会在北碚举行。去北碚那天,临出发时,警卫员说首长在叫我。我去到他车前,他叫我上他的车。路上他问我:“学习班早就结束了,没见到过你?”
  
  我说:“先去搞战备疏散,以后去了25中军宣队。”
  
  他说:“跟崔笑中?”
  
  我说:“是。”
  
  停了一会他又问:“你在学习班做啥?”
  
  我说:“先在中队搞学习,后在大队搞学习。”
  
  前座警卫员插话:“他还被关过牛棚哩!”
  
  首长大为诧异:“把你关过?”
  
  我说:“时间不长。怀疑澄清就工作了。”
  
  他问:“啥事?”
  
  我说:“怀疑我是曹荻秋黑线人物。说是我保存着他的档案。”
  
  他问:“你跟曹熟?”
  
  我用最简单的话说明真相。
  
  他笑了:“有这等事,莫名其妙嘛!”
  
  当天十点在北碚大会堂开慰问大会。鲁大东讲完话就回市里了。李启唐留下继续慰问。我跟随他一道参观了北碚火车站和合川火车站后,也回来了。市一级的慰问就此结束,首长没有交办事项。我的三项任务完成了。写了总结报告,打杂结束,我又没事干了。
  
  

林涛 2011-06-07 22:34
我被踢到了民政局——《骚乱的重庆》(39)
  
张光明

  
  “文革”革到1971年,社会已经“乱”透了。“久乱思治”,上面和下面都在采取治乱的措施。头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打击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的坏头头抓起来了。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工农业生产也逐渐正常起来。如此一来,各个行业的管理急待加强,政府机构急待完善。于是,全市陆续恢复了主管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30多个主管局。关系着老百姓社会福利的民政局,也该走上正轨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原属政法系统的民政局成了弃儿。政法委被夺权,公检法军管会不归口领导民政局。工业指挥部、农业指挥部、财贸指挥部、筹建办公室等几个大口,与民政局又不搭界。虽然“革命”了,然而养老院、孤儿院、火葬场等工作不能停;春节、建军节的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必须进行。民政局没有归口的领导,有事便请示办事组这个综合部门。于是,办事组就成了民政局的归口管理部门了。
  
  办事组为了充实和加强民政局力量,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消除派性,决定从两个办公厅下放一批干部到民政局,把民政局的干部调换一批到外单位去。通过改变干部结构,从而达到进一步消除派性的目的。市人委办公厅已经去到民政局的有秘书科长何良知、人事科副科长张虹和段市长的秘书陈永杰。这三个人中,有两个在“清队”中被整成重点。在群众眼里,他们到民政局,与个人的政治历史有点关系。我也有此看法。
  
  慰问民兵师结束后,休闲了几天,陈自忠来找我谈话。叫我到民政局“协助”工作。我一听就反感。我问:“我应当服从分配。但是我希望弄明白,是因为我的那一条政治历史问题,或者是那一条现实表现,要将我踢到民政局?”
  
  他见我太激动,忙说:“别急别急。是让你到民政局去协助工作,不是把你下放到民政局。你去民政局与其他人去民政局不同。你只到那里工作,党的正式关系不转,人事供给关系不转。你仍然是办公厅的干部,以后仍然要回办事组。”
  
  我问下去多久?陈说:“现在的新生政权是党政合一。走上正轨以后,市委、政府必然要分开。那时候,办事组要分成两套班子。因此,对干部不能不有所储备。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这么一说开,我持办事组的介绍信去了民政局。
  
  可是,第一个月发薪,民政局喊我领工资。我问:“不是说好了我的供给关系不转吗?怎么会在这里领工资呢?”他们说是办事组政工小组转来的。我去找到搞人事工作的马天模,他说是他们组长张僧海叫他转的。我又去找到张僧海,他说搞错了,马上纠正。但是,一直没有谁来纠正。我认为,这是搞小动作。
  
  到局里上班,没有分派我去那个部门,只在办公室旁边指给我一间房子办公。没有人来领导我,我也不领导谁。除了看文件就是看报纸,这叫 “坐冷板凳”。过了两天,“斗批改”副组长王际法来看我。我问,让我干点什么呢?王际法说,乱了这些年,局机关是恢复了,但仍然不很正常。你来的任务、目的,我还不清楚。又过了两天,王际法带着机要秘书李荣华来了。李虽然是机要秘书,但是“斗批改组”的实权人物。他们说:民政局现在的工作,除了拥军优属有点头绪外,其他都是乱糟糟的。局里不了解下面情况,下面也不明白上面的部署。希望你到下面去跑一跑,了解一些情况,以备今后研究工作之用。
  
  我要求明确到那些单位去。他们说:“军代表已经到精神病医院调查研究去了。他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医务处长,对医院感兴趣,就让他抓那一摊。你可以到养老院、孤儿院、火葬场几个单位跑跑。”
  
  提到养老院和火葬场,我脑壳都大了。我作记者时去采访过养老院。那些老人们,每人床边摆放着一副棺材,看了就发怵。至于火葬场,天天推死人去烧。我去了解情况,难道离得开死人?我口头应承下来,但还没有马上行动。
  
  还好,还没有下去之前,王际法又来找我,说是机关里有个女干部陈朴,为住房争执而发生纠纷,要我去现场处理一下。王际法说,这件纠纷,不仅涉及到本局的两派关系,还涉及到军医大学两派关系,而今天,房管所又插手进来,弄得非常复杂。我要求王际法一起去,他生死不干。我心里骂道:“这个老滑头,把烫手的山芋捧给我!”
  
  我先找陈朴谈话,了解到的大致情况是这样:陈朴的丈夫是军医大学的军官。她们的家本来在沙坪坝区的高滩岩。“文化革命”前,不在民政局住家,天天往军医大学跑。武斗期间,没了公共汽车,沿途发生武斗。陈朴没有办法回家,掌握权力的本派就将机关附近的一套空房让她暂住。陈朴的丈夫也住到这里来了。
  
  然而,这套空房是原先分配给了另外一个同志的。这个同志的家属没调来重庆前,“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因此,他就没从单身宿舍搬进那套房子去。武斗期间他也不在重庆。现在发现房子被陈朴住了,两人派别不同,当然不依。这样一争,军医大学的两派也掺合进来。大溪沟房屋管理所听到这个消息,声言将房子收回,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前面说过,我在学习班与民政局两派都打交道,还算融洽。知道我来民政局工作,彼此还算买账。在我的劝阻下,摔在院坝的东西暂时放还了屋内,人员暂时散去。我动员陈朴的爱人回军校阻止来人声援,他也去了。我表示:如果一个星期不能调解好这桩事情,你们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
  
  下午我去房管所,碰见一个熟人。他叫欧超,是房管所被结合了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此人有相当的威信,两派群众都听他的意见。在重庆大学工作组工作时,我和老欧就认识。这次一见面,说得还投机。我把房子争论的事告诉了他,问他是不是可以不收回房子。他问我:“你打算把房子给谁?”我说都有实际困难,都应该给,我想把房子隔开来,各开一个门,一家住一间。他想了想说:“那样不好,那样会改变结构。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在附近再给你们调剂一套条件相当的房子,各住一套就不争了。”问题解决得如此轻松,我喜出望外。
  
  5月初,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选举某军政委何云峰为第一书记,原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为第二书记,某军军长顾永武为书记处书记,张英才、陈占楼、岳林、李启唐为副书记。另外还有丁国文、丁长河、许佳陆、刘学碧、杨聚珍、赵伟、赵桂海、薛振鲁为常委。这个班子虽然仍以军队干部为主,但有了较多的地方领导干部。
  
  这是1966年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一次党代会。是造反派夺了党政大权后的首次党代会。更是“砸烂黑市委”后重新建立的市委。这意味着六年来重庆市由造反派夺权,恢复了共产党组织的权力。
  
  因为这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各行各业都要认真传达贯彻。6月下旬,民政局开始贯彻党代会精神,王际法要我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会议文件。可是,这么多年散漫惯了,无论是不是党员,对学习都不很重视。天天念文件,有的人认真听,有的人不注意听,个别人还阴阳怪气的。我在民政局没有任何名义,既不好批评,更谈不上执行学习纪律。只央求大家“好好学习”。
  
  有一天,民政局的军代表吉振江来找我,他说:“这个学习很难搞。这个局的工作也难搞。市里要恢复外事办公室,调我去筹备。你跟我一起去吧。”我问:“要不要跟王际法说一声?”吉振江摆摆手:“你去说就麻烦了。他们向这个请示那个汇报的,说不定还不放你走呢!?
  
  说走就走,我们一口气就到了市委大院。
  
  

林涛 2011-06-07 22:34
打扫房子迎接客人——《骚乱的重庆》(40)
  
张光明

  
  恢复外事办公室,筹备工作归办事组领导。这时办事组长已经换了人。周士奎回去了,改由重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刘述明任组长。吉振江对刘述明说:“我今天把老张给你给带来了。周士奎让他去民政局协助工作,负一部分责任,但是不给下边说清楚,没有一个正式名义,工作很难进行,尽干些打杂的事。”
  
  刘述明说:“回来就回来吧,这里正差人呢!”刘述明叫行政小组给外办筹备组安排办公地点。我和吉振江在办公厅大楼底楼左侧一间大房间办公。
  
  筹备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安排全市各个局的负责人会议。每个局要求一把手到会,公安局、交际处扩大到有关处室。近郊几个区,扩大到办公室和公安分局。市里的几个大组和三个指挥部,扩大到秘书小组长,总共约120人。会议开两天:第一天,何云峰、鲁大东到会讲话。他们阐明毛主席提出“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的伟大意义。表明重庆恢复外事工作的决心。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响应毛主席号召,重视开展外事工作,不能出半点纰漏。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同时出席这个会议,并且都表了决心,体现了市委的重视。
  
  两个书记讲话后,接下来是刘述明主持传达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讲了一段关于加强外交工作,扩大对外影响,开放外宾接待,恢复地方外事工作等内容。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出了个姚登山,冲击外交部。各地的外事机构也乱了,无法正常工作了。现在要把外事机构恢复起来,把工作重新做起来,“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
  
  外事工作的恢复,包含了各行各业都必须走上正轨。特别是社会治安、交通秩序都得彻底整顿。这将是推动各方面工作走向正轨的契机。所以,各级领导既感到压力,也感到兴奋。
  
  筹备工作的第二项是建立健全外事机构,配备外事接待人员。8月,组建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任命吉振江为外办主任。从军队和地方调配了干部。随后,市委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外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市涉外工作。市委第二书记鲁大东任组长,市“革委会”副主任丁长河、市“革委会”副秘书长林蒙、市公安局局长牛星照、市外办主任吉振江为成员。在此前后,公安局、交际处、文化局、市中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北碚区都相继配备了专职或者兼职人员。
  
  筹备工作的第三项是,准备外宾的吃住行及参观游览项目。吃住行都是交际处的任务。一般外宾住的大礼堂(现人民宾馆),重要外宾住的潘家坪招待所(现渝州宾馆),都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分散了的厨师归了队,轿车进行了检修,新买了20辆《上海》牌轿车。供外宾游览的动物园、鹅岭公园、枇杷山公园、南温泉公园、北温泉公园等都进行了彻底维修与整顿。此外,还先后开放了红岩革命纪念馆、渣滓洞展览馆、重庆钢铁公司、东风机器厂、石油机械厂、玻璃器皿厂、花溪公社、红旗公社、广益中学、南开中学、巴蜀幼儿园等,供各类外宾参观。
  
  公安局的工作量非常大。除了外宾住地,外宾参观点,外宾抵离的机场、车站、码头,外宾乘坐的车辆、轮船,外宾经常的行车路线,外宾的随行警卫,等等需要进行安全布置外,还要对整个社会治安进行全面整顿。为了外宾的行车安全,除了在外宾车辆前后面设“开道车”和“压道车”外,还对外宾使用的车辆单独制作一种玫瑰色的特殊牌照。对不跟这种车牌让道,或者与这种车辆抢道的司机,强行开办学习班。不仅司机本人要来学习,司机的单位领导也要来陪着学习。
  
  为了保证外宾的食物安全,采购物品有警卫,运回的东西要化验,食堂有警卫监厨。到生产队买鸡,要求支部书记亲自到鸡笼去抓。到地里买菜,要支部书记亲自到地里去砍。
  
  外宾出去参观游览,有人提前半小时出发打前站。前站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通知接待单位外宾即将到达;二是排除道路障碍,喝令车辆注意让道;三是打扫路边观景点的清洁,以免外宾看见了垃圾,特别是大小便。那时打前站的人,都要在车里放几把扫帚。我和公安局的张祖祥经常打前站,被人戏称为“扫将”。这些做法,现在说起来真的是好笑,但是在那个时候,社会秩序不稳定,通信联络落后,工作只能这样做“笨”事。
  
  

林涛 2011-06-07 22:34
接待美前外交官谢伟思——《骚乱的重庆》(41)

张光明


  房子“打扫”了,准备工作做了。但社会上的混乱现象仍然存在,接待工作处在提心吊胆中。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接待西方人。这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影响有关。
  来重庆的第一批西方人士,是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那是1971年的深秋。
  谢伟思是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美国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呆了四年。先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二等秘书,后在美军司令部任秘书,也作过史迪威将军的秘书。在美军司令部期间,他被派往延安考察,从而对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有较为客观的认识。谢伟思的父亲谢安道,早年在成都传教,谢伟思就出生在成都。因此他能够讲一口道地的四川话。他不仅是中国通,还是四川通,重庆通。
  谢伟思在重庆期间,目睹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本来面目,认为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在延安考察之后,与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一道,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了“美国援华物资应当分出一部分直接交给八路军”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抗日战场不能寄希望于蒋介石”。他还认为:“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的观点无疑是远见卓识。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成了交战国家。美国的麦卡锡认为谢伟思老给中国共产党人说好话,对美国不忠,将他投入监狱。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才加以甄别。他在关押期间,写了一部关于如何认识新中国的书。这部书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因而出狱不久,中国外交学会便邀请他来中国参观访问。
  谢伟思夫妇从成都飞抵重庆百市驿机场。外办主任吉振江和我前去迎接。下飞机他就问:“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也有一个机场,现在还在不在?我曾经在那里乘过飞机。”我们告诉他,那里叫珊瑚坝,机场已经不用了。车过歌乐山山洞隧道,他说,这个隧道好像是叫山洞。过去蒋介石就住在这附近的官邸里。那是1944年6月的一天,我们的副总统华莱士去拜访蒋介石,我和华莱士一起去过。在场的有宋美龄、宋子文,还有翻译黄尽光。那时我认为应当与共产党的八路军领导人共同商谈抗日,蒋介石就是不同意。他接着说:“不过,经这次我们副总统谈话以后,蒋介石终于同意我们美军到延安去考察了。我是在1944年7月20日离开重庆去延安的。所以,华莱士对蒋介石那次谈话还是有意义的。”汽车到两路口,谢伟思望望车窗左边说:“那边应该是嘉陵新村。当年我们美军司令部住在求精中学。我们也常常到嘉陵新村去,那里有一个招待所。
  这说明,他对重庆的好多地方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征求他在重庆活动的安排意见。他说:“原来有个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曾家岩有个周公馆,不知道是不是保留着。我在那里参加过一些有益的活动,吃过几次很有意义的饭菜,会见过一些朋友。如果还保留着,想去看看。”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做了安排。
  当《红岩村》的解说员介绍到1945年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谈判时,话音刚落,谢伟思就插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8月28日。”他说,至今他家里还有一张当年毛泽东到重庆时在机场的照片。在看到这里陈列的这张照片时,谢伟思指着只现出一个鼻子的人说:“这个是王炳南先生,左边的是龚澎,右边的是乔冠华。”谢伟思对当年的人和事都记得非常清楚。参观结束时他在留言簿上用中文写道:“一位友好的解说员和引人入胜的展览,给我带回了温暖和激动的回忆。谢谢你们。约翰——谢伟思。”他在告别时又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展览。令人佩服的是你们把它保存得很好!”
  谢伟思也回忆起了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情景。他说:“那时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飞机上天迎敌。高射炮的射程很低,炮弹都是在日本飞机下边爆炸,所以日本人一点也不害怕。”谢伟思还说:“当年美军空军设在云南的基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日本飞机曾经在那里被打下来几架,就再也不敢来了。”谢伟思还谈起了美国的陈纳德。他说:“陈纳德一开始是一个上尉,以后被提升为将军,因为蒋介石对他器重。因为陈纳德积极主张同八路军作战,认为空军可以决定国共战争的胜利,蒋介石便提拔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物资中一部分运输机无代价的送给陈纳德。陈纳德便利用这些飞机作运输生意,成了富翁。”
  谢伟思提出,在曾家岩的求精中学附近,有他父亲和姐姐的坟墓,不知道现状如何。如果还存在的话,想去看看。
  他要求看父亲和姐姐的墓地,在北京就提出来了。我们接到外交学会通知后,进行了调查。那一片美国人的墓地叫磨盘山,早在1950年盖市委一号楼时就平毁了。我们反映到北京,周总理生气。但外交学会没有把坟墓已经平毁的情况告诉谢伟思,留到地方来做解释。来到重庆以后,我们也不好把平毁的情况告诉他,以“机关重地,不便于参观”加以搪塞。目的是不要影响他的情绪。这当然是撒谎,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全程陪同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比较好。
  我们答复说,北京通知我们以后,我们就查找过了,应当是在原“淑德女中”后边的磨盘山。他说:“对对对,那里有宋美龄的一栋房子。坟墓就在围墙的外边。当年日本人的飞机炸过那栋房子,把一些坟墓的墓碑都炸毁了。”我以为难的表情告诉他:“那一带现在已经建了不少楼房,是机关办公的地方了。”谢伟思很是知趣,忙说:“在机关里面,那就不好去看了,我们看点别的内容吧!”随后,到《周公馆》参观时,车子经过中四路市委机关大门。墓地的原址就在市委机关里边。谢伟思来回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那块大吊牌。想来他明白,这里确实是办公重地。
  后来我去外交部开会时,领事司向我了解平毁墓地的具体情况。谈到了周总理生气的事情。过了一个时期,国务院关于清查外国人坟墓的指示就下来了。不知这个指示与平毁谢伟思父亲的坟墓有没有因果关系。指示中规定:今后平毁重要外国人坟墓,必须报告国务院批准。
  要求看坟墓的事应付过去了,可他提出要到街上去吃饭的要求真让人为难。“文化大革命”中,街上乱哄哄,谁知道造反派见到外国人会怎么样。而且,餐厅里供应大锅饭菜,没有点菜供应的条件。社会秩序和物资供应都无法安排他到馆子去吃饭。但是,考虑到谢伟思看坟墓的要求没有满足,如果谢绝了上街吃饭这个要求,不仅对他情绪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产生其他猜疑。全程陪同的马家骏同志希望我们尽量安排。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财贸指挥部去解决。财贸指挥部副指挥长郑祥文亲自出马,二商业局长朱维新具体安排,地点定在解放碑《颐之时》餐厅。《颐之时》餐厅解放前就很有名。但是,现在无论如何都没有条件让外国人进餐。首先是门面脏,他们便把楼上旅馆部的一个几个大套间腾出来,安上餐桌,乔装为“雅座”。调了最好的厨师周海秋来主厨。在安排菜单时,周海秋推荐了他的拿手名菜《炸班脂》。他说,解放前,美国人都喜欢这道菜,估计客人会接受。
  “班指”,本来是用黄金或者黄色玉石制作的指环,是富贵者的饰品。《炸班脂》这道菜,取其形色意趣以博食客。实际上,它只是油炸的猪大肠头。因为带有“享乐”的色彩,解放后就失传了。
  谢伟思会不会吃猪大肠?马家骏提议我征求他本人的意见。谢伟思听说要请他吃《炸班脂》,无比高兴。他说,抗战时他在重庆吃过,好得很。但只是,不要让他夫人知道是什么原料做成的。
  上这道菜时,我们把老厨师周海秋请出来与谢伟思见面。告诉他们夫妇,这是曾经给蒋介石做过菜的名厨,是全国劳动模范。谢伟思大为感动。《炸班指》吃了一份,又加了一份。郑祥文和朱维新大感意外。第二天在车上,谢伟思问他的夫人《炸班指》那道菜好不好时,他的夫人说好极了。但他还是没有告诉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上发表,现在有修改)

林涛 2011-06-11 23:14
斯诺夫人在重庆——《骚乱的重庆》(42)

张光明


  送走了谢伟思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待斯诺夫人。
  埃德加——斯诺,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抗战期间,以采写延安和八路军领导人为内容的《西行漫记》闻名世界。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2年2月逝世于瑞士。
  斯诺先生逝世后,为了让他的夫人减少悲痛,周总理决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她来华散心。陪同她的,除对外友协负责人龚普生外,还有斯诺的生前友好——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夫妇。斯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斯诺夫人的妹妹卡欣同行。
  斯诺夫人在重庆的一个多星期中,郁郁寡欢,不大言语,很难见到一丝笑容。足见其内心的悲痛。在参观《红岩纪念馆》时,他对我国的抗战史料看得很认真。偶尔在本子上记录资料,但难得提出问题。在参观东风机器厂、重庆钢铁公司、歌乐山人民公社、北碚玻璃器皿厂时,也只是简单的说一声谢谢。幸好,陪同她来的路易·艾黎、马海德提问较多,否则场面会显得尴尬。市“革委会”主任鲁大东宴请她,只是礼节性的道声谢意。幸好有其他人插话、讲话,才使得宴会有一点友好气氛。
  斯诺夫人的妹妹卡欣,是个大姑娘了,却还像孩子那么活跃。她姐姐的悲痛,看不出对她有多少感染。在人民大礼堂,里里外外跑,到处都要看个够。到北温泉游览时,吃完午饭转身就不见了。那时,有的地方还有武斗,社会秩序不好,公园游客又多,随时都有出危险的可能。随行的警卫员怕出事,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有人说她爬山去了。警卫员追赶了几个土台,终于把卡欣追到了。发现她一个人脱了衣裙在草地上晒日光浴呢!一个大姑娘在那里,警卫员是男士,走近她不可以,退下来又担心出事,站在远处观望也觉得不妥当。正在进退为难,卡欣向她招手了,大概是喊他一块晒太阳吧。警卫员不会外语,只好用手势告诉卡欣,叫她不要走开。警卫员满头大汗跑回来,找了个女警卫员上山陪她,才解决了既尴尬又难办的事情。
  斯诺夫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也是个十分活跃的青年。每到一个参观点他都到处乱跑,眨眼就不见了。经常都要人去找他,否则,离开参观点时就开不了车。因为他对什么东西都稀奇,都要去看个究竟。在歌乐山公社金刚大队参观时,他到农家的猪圈去逗弄一头母猪。须知那头母猪是不能挑逗的,曾经咬伤过它主人。幸好,今天它对这位外国人士客气,不然会弄出事来。他还跑到茅屋上去抓鸡仔,敢去惹农民家的狗。这些都是容易出事故的。假如猪、狗咬伤了他,我们的警卫工作怎么交代!从歌乐山返回时,我与路易·艾黎、马海德夫妇同乘一辆车。因为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都是定居中国多年的老朋友。有的已经加入中国籍,有的还是中共党员,不必考虑“内”与“外”的界线了。于是,我谈了对克里斯托弗的担心。路易·艾黎说:“你们的担心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发现,你们的警卫人员采取人盯人战术也对付不了这小子。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修理他一下,让他以后老实点。不然的话,我会像他父亲那样揍他的!”马海德接着对我说:“你放心,路老头管得了他。”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调皮捣蛋的克里斯托弗“老实”多了。
  通常的做法,外宾去武汉,我们把客人送到码头就可以了。但是在“文革”期间,沿江有武斗,轮船上的供应服务无法正常安排,有时我们还得随船照应。这次,就是将斯诺夫人陪送到武汉。外办主任吉振江与我陪送,还有公安局的夏昌华、傅培珍负责警卫,交际处的朱新、李隆富负责生活。厨师也是从宾馆带到船上去的。
  在船上,斯诺夫人仍然闷闷不乐。龚普生决定采取措施:由我去与船长商量,请一位对沿江景物最为熟悉的船员进行解说。要求在解说中,尽量讲一些具有浓厚趣味的典故、传说,让斯诺夫人开心一点。船员选择了风景特别精彩的石宝寨、张飞庙、白帝城、秭归县、黄陵庙、神女峰、三斗坪(日本人入四川受阻地)等等,分别在上午、下午、黄昏时,由龚普生亲自到斯诺夫人房间,把她请出来看风景,听介绍。
  开初一两次去请,斯诺夫人来了,但有些勉强。由于船员讲解富有情趣,景色也确实迷人,斯诺夫人的兴趣也就慢慢上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她都主动到大厅去坐一坐。我连忙去请解说员,来给她指山、指水说故事。
  为了解除斯诺夫人的忧伤,大家尽心尽力,为的是实现周总理邀请她来散心的目的。(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此次有修改)
  

林涛 2011-06-11 23:14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骚乱的重庆》(43)

张光明


  上文讲了,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陪同斯诺夫人来的。在参观重庆东风机械厂时,路易·艾黎对工厂的口头介绍似听非听,不停地拨弄他的两台相机。我问他是否不感兴趣。他说,我更注重自己看,“眼见为实”嘛!参观车间,他就看得仔细了。问了不少问题,拍了不少照片。在参观材料仓库时,对井井有条的材料摆放,向保管员详细提问,仔细记录。并实地观看了保管员“蒙眼发货”的操作表演。艾黎说,我搞了40多年工业管理,知道管理工作的重要。中国的一些工厂办得不好,多数是管理工作不好。这些年,我参观过很多工厂,还没见到那个工厂有这套硬功夫。他还说,他平生不愿当面恭维人,今天是例外。
  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时,艾黎和马海德肃穆专注。看到那些历史照片和实物,便相互谈起了同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过的往事,表现出敬仰的心情。展室中有一幅照片,画面是一辆大卡车,前进着的车上,站着不少朝气蓬勃的青年。马海德的夫人苏菲说,这就是当年大批青年冲破白区,奔赴延安的情景,她也是在那时去延安的。有人开玩笑说,当时你不到延安,就不可能成为马海德夫人了,大家哈哈大笑。展室中还有一条手工编织的毛毯,艾黎认为,这与他当年在四川(乐山)搞中国工业合作社时织的毛毯差不多。他说,工艺虽然粗糙,但暖和,在抗日战场上很解决问题。于是,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40年代在成都、乐山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往事。为了办毛纺厂,他们穿草鞋、背夹背,翻山越岭去组织山民养羊,剪羊毛。收回羊毛,再办工厂(可能是五通桥毛纺厂前身),纺毛线,织毛毯,供给前线使用。他说,穿线耳子草鞋、喝凉水,吃“帽儿头”(盛得冒尖的饭),最好的菜就是活水豆花了,油辣子海椒,辣呼儿、辣呼儿的,安逸得很喽!……。一口四川话,很亲切。
  游览北温泉,我们对一般外宾都安排游泳。但斯诺夫人心情不好,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年事已高,天气较凉,便不希望他们下水,绝口不提游泳的事。可大家还在休息室喝茶,马老就偷偷溜出去了。回来时对艾黎说,这里有温泉游泳池,敢不敢下?艾黎说,你这不是新发现,既然是温泉,哪还没有游泳池!主人没安排游泳,分明是见我们老了嘛!我们偏不服老,走,下水去。
  这一来我们慌了。警卫人员赶紧先下到水里,以便适时护卫。可是,两位老人不习惯在别人保护下游泳,谢绝水中照顾,自行往深水区畅游去了。艾黎躺在水面上还端起相机为我们岸上的人照相,好不开心!游泳以后,马海德对我说,不担心了吧?我们是不服老的!
  去武汉,船在万县过夜。快到码头时,听说两个老头要上岸去看市容。抗战时期,艾黎在万县住过,欲旧地重游。但是我们知道,万县当时的社会情况不好。前不久还发生过武斗,码头有尸体。这次有意安排行船在夜间到达,也是为了避免客人上岸。因为没有安排客人上岸,也就没有通知当地外办。我们估计两个老人不会接受我们劝阻,便与船长商量,轮船不靠码头,不让他们有上岸的机会。船长决定:离岸500公尺在江中抛锚。用高频电话通知港口用驳船接送上下旅客,补充给养也用小船送来。两个老人对万县可望而不可及,问为什么不靠岸?船长来解释说,水位浅,靠不拢。没有办法的办法,只好欺骗他们了。
  艾黎带有打字机,一有空就进行写作。他用英文写了《重庆的红岩》、《重庆,1972年春天》、《四川之歌》等三首诗。我们看不懂英文,就让翻译口译给大家听。我用中文把诗记录了下来。
  满有地方风味的《四川之歌》,大意是:
  四川人喜欢的时候就说要得
  不喜欢的时候就说要不得
  曾经有一段时间,
  蒋介石夺取了政权,
  要不得!
  所以他就滚蛋了。
  然后,所有山川河流获得了解放,
  要得!要得!
  旧社会充满了混乱和悲哀,
  要不得!
  新社会有铁路、公路、工厂、公社、学校、医院,
  还有人与人之间新的了解,
  彝、苗、藏、羌都一起参与生活主流
  要得!
  打着红旗反红旗,
  要不得!
  共同努力,团结一致,创造一个新四川,
  要得,要得!
  听了译文后大家非常高兴。有人称赞他是四川通。他摇着头用四川话说:“你们说我是四川通,要不得。要说你们(指大家)是四川通,才要得。你们当面恭维我,要不得。应当实事求是,才要得。你们说我这个观点要得要不得?”
  大家乐呵呵齐声答应:“要得!”“要得!”
  (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林涛 2011-06-11 23:15
李约瑟博士不为难我们——《骚乱的重庆》(44)

张光明


  美国人走了,英国人来了。在紧张中又接待了李约瑟博士一行。但他好像懂得“文化革命”中接待工作的艰难,一点也不为难我们。
  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植物学家、汉学家、中国科学史专家,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吉斯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他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重庆外交界一位活跃的外交官。他自称是重庆的抗战市民,对重庆有着真挚的感情。他多年致力于英中友好工作,长期担任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在国际间一些重大问题上主持公道,支持中国立场。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是编写庞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次到中国来,是为写作收集资料。
  李约瑟来重庆的目的是为其著作的植物部分收集资料,我们便安排他在北碚活动两天,主要参观考察柑桔研究所和缙云山的珍稀树种。
  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李约瑟早早起来,在人民大礼堂内散步,兴致非常的好。刚吃过早饭,他就把他的夫人和助手催促到大厅里等待出发。他说,出门要早、收工要晚,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干活。
  上海牌轿车内空间较小,李约瑟身材高大,斜躺在副驾驶位子上才能勉强伸开腿。一路上,他用中文同我们交谈。路过的地方,如沙坪坝、双碑、井口、施家梁、小三峡等,他都依稀记得。见到嘉陵江上并排架着公路桥和铁路桥时他感到惊讶。他说这两座桥,解放前想都不敢想,是奇迹。
  轿车直抵柑桔研究所。研究所的领导刘保明、沈兆敏把李约瑟一行邀至会议室,边介绍情况边品尝夏橙。这是研究所在“文化革命”中第一次接待外宾,缺乏经验。在那里等待安排使用的副市长段大明,幕后给予了指导。柑桔研究所的同志们从柑桔的历史,原始品种的发现与移植,原始品种的改良与驯化,优良品种的培植,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砧木种植和嫁接方法,试验田的管理,以及如何指导果农获得高产等都详细作了介绍。李约瑟和他的助手鲁桂珍边听、边记、边问。有些搞不懂的,研究所出示图片和资料。问的人问得仔细,介绍的人也讲解得认真。中科院来的翻译,对技术名词困难,研究所的专家叶荫民就做了临时翻译,使得介绍顺利进行。
  情况介绍之后,参观陈列室。几大间屋子陈列的标本,使客人们大为惊奇。李约瑟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多的实物标本。在陈列室里,专家们指着实物向李约瑟介绍:那些是柑,那些是桔,那些是橙,那些是枳。那些是原始柑桔的果实,那些是培育之后的果实。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在征得主人同意后,还拍了不少照片。参观出来,李约瑟说,过去只看到市面上的柑桔,未看到过体大如球,和体小如豆的实物。过去只知道常见的一些品种,不知原始柑桔有几百种。这次参观,丰富了知识,增加了写书的内容,真是不虚此行。
  标本参观后,又由技术员作嫁接柑桔的示范表演。客人对砧木的培植,为什么砧木要用枳,以及怎样才能保证成活等也问得非常仔细,拍了不少照片。尤其感兴趣的,是用一个胚芽就能接活一棵果树,充分利用母枝。一再说,这种技术不了起。
  下午参观试验田,包括原始材料圃。除了介绍如何防止病虫害,采用生物治虫,防止落花,使之多结果实等技术外,还着重向客人讲解了柑桔的原始祖先在中国的事实。专家介绍说,中国的柑桔传播到国外,经过国外科学家的辛勤工作,虽然培育了新品种,但改变不了柑桔的祖宗在中国这个事实。这些年,有人违背事实,说柑桔的起源中心不在中国,中国只是次中心,这违背了历史。专家说:到底柑桔的祖宗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要用原始柑桔在那里来判断。他们告诉李约瑟,除了研究园里种植的几百种原始柑桔外,该所的老所长、柑桔专家曾勉,还在重庆找到一种新的原始柑桔“狗屎柑”。李约瑟为之折服。他说,通过这些参观、考察,柑桔的祖先是在中国确证无疑。谁要争这个“宗祖权”,谁就得拿出几百种原始柑桔来,否则就别在这上面打什么主意。
  第二天上缙云山,参观了稀有树种“猴欢喜”、“飞蛾树”、“相思树”、“南方红豆杉”等。李约瑟说,四十年代,他到过缙云山。缙云寺的长老请他喝过缙云甜茶。送他的《缙云山志》,至今还保存着。
  在研究所和缙云山活动了两天,李约瑟满载收获,可是我们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却紧张了两天两夜。因为,那时附近还潜藏着武斗呢!(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林涛 2011-06-18 00:12
在紧张中接待爱尔索普——《骚乱的重庆》(45)

张光明


  专栏作家艾尔索普,是美国政治记者,国际观察家。曾经发表过不少对中国不友好的文章,人们说他是右派。要我们接待一个美国右派记者采访,在《文革》中,可想是多么的紧张。
  1972年的12月底,他俩夫妇在外交部新闻司陪同下来重庆。参观重庆钢铁厂的平炉车间、高炉车间和轧钢车间后,要求采访一个比较落后的人民公社。他说,在昆明,好的公社、比较好的公社都看了。在重庆想看一个差的,对比起来才有意义。乖乖,这不是出难题吗!但是,别人提出来了,你能不满足?于是决定让他去采访歌乐山人民公社,重点是看金刚大队。
  那时讲阶级斗争,讲政治挂帅。重庆没有开放,农村没去过外国人。而且他骂过我们,何况还是个美国右派!干部不肯出面介绍情况,社员想把家门锁起来跑远点。这也难怪,“文化革命”搞得千疮百孔,城市接待尚且不易,何况农村呢!
  针对这种情况,沙坪坝区“革委会”连夜组织公社党委、大队支部进行动员,宣传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金刚大队召开了队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的讲话。学习外交部关于“以礼相待,多做工作,求同存异……”的接待方针。干部思想做通以后,深入到每家每户,做细致工作。反复给大家讲明白:美国人民是好的。通过美国的上层人士,可以作美国人民的工作。艾尔索普虽然骂过我们,但是近年来也讲了我们一些好话。只要他如实向美国人民报道我国农村情况,比我们自己直接宣传的作用更大。
  通过学习和宣传,干部群众才消除了顾虑。在此基础上,公社、大队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卫生,整修乡村道路,打扫院坝宿舍,整理猪圈牛圈。同时对社员、儿童进行礼貌教育。
  新闻司告诉我们,艾尔索普的采访特点是谈、看结合,以谈为主,用看的事实来印证谈的内容。我们告诉公社、大队的负责同志,认真准备本公社,本大队的基本情况和各种数据,准备提问。
  艾尔索普夫妇到了公社。党委书记张万才介绍了全公社的基本情况。艾氏夫妇问得十分详细。例如人口出生情况,土地面积,粮食产量,社员分配水平,副业生产,森林面积,水利建设,改良土壤,机械耕作,化肥使用,公路建设,社员住房,生猪奶牛发展,杂交良种,家庭副业,等等。包括每户养几只鸡,几只鸭,几只鹅,几只兔,都问到了,记录了。艾尔索普特别感兴趣的是:人口增长情况和计划生育效果;粮食生产水平和口粮、饲料供给状况;公社社员生活水平。这些问题都是基层干部熟悉的,回答得清楚。
  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艾尔索普歉然地对张万才说:“洋鬼子到中国来,什么都不懂,我又不客气,什么都要问。耽误了你几个钟头的时间,有些对不起。你给我介绍了很多情况,我得到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
  接下来是到大队、生产队实地考察了。他不要大队干部介绍情况,一头钻进社员家中。先到了雷开平家,走进堂屋指着一口大缸,问缸里装的是什么?回答是粮食。艾尔索普亲自揭开盖子来,确实是满缸的稻谷,相信了。又看了雷家的寝室、厨房,和猪圈。随后又以同样方式看了六七家社员。才说:“你们家家都有收音机,都是电灯、自来水,饭菜也很丰盛,说明中国农村的生活确实过好了。”当看到刘纪云家有一头300多斤的“约克猪”时,相信确实有杂交良种猪。接着看了大队改田改土,温床育苗,水库建设,小百货商店,蔬菜商店,大队医务室,奶牛饲养场,集体养猪场。感慨地说,:“你们大队就像一个商业社区,什么都有,人民方便。这个,你们办得到,我们洋鬼子办不到。”
  离开时,他在商店买了六斤水果糖,说是要送给大队的儿童。他亲自递了两块给一个小孩,小孩不肯接受。我怕他把糖果撒在地上让小孩去哄抢,拍照片。孩子们事先都是经过教育了的,肯定不会去哄抢。但是那样,他自己又下不了台,场面便会尴尬。我急忙上前对他说:“孩子们一般是不会接受陌生人东西的。先生的好意,可以交给生产队长转发给孩子们。”他顺势下楼,说:“好,好。”然后把糖果交到生产队长手里。
  对于我们外办来说,这次接待是非常紧张的。在艾尔索普面前,看起来比较轻松,但在外办内部,却紧张得要命,主要是怕在采访活动中遇上武斗。我们认为,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诸如武斗之类,假若让艾尔索普遇见了,看到了,报道出去,外办不好交代,市委领导也被动。为此,市委书记随时要求掌握第一线情况,而当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唯一的靠电话汇报。公社、大队虽然有电话,但艾尔索普在场,不便使用。附近只有一所林业学校有电话。我们就将接待进度、现场秩序、外宾态度、干部应对、社员情绪等等,每半小时一次,派人骑自行车跑到林业学校,电话传到外办值班室,及时送到书记那里。那天,负责汇报的这个同志骑车跑了十来次,真够辛苦。
  30年前,重庆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讲起来,有些事情近乎笑话,恐怕没人相信。(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林涛 2011-06-18 00:12
老布什来,我们绷紧了神经——《骚乱的重庆》(46)

张光明


  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访问重庆是1977年。那时“四人帮”刚垮台不久。人们眼中,布什不是普通游客,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头儿。对待这样一个美国人士,上下的都绷紧了神经。
  布什是中国外交学会邀请来的。当时他已经没有官职,属于私人访问。但是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担任过美国共和党主席,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有可能竞选美国得克萨司州州长,还谋求三年后竞选美国总统。正在为以后参加政治活动做准备。
  10月初的一个早晨,布什一行从成都乘九次特别快车抵达。除了他们夫妇外,还有前美国商业部副部长贝克第三,前美国白宫总统顾问伯奇,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利利,以及著名美国广播记者托马斯,《华盛顿邮报》副主编布罗德,《休斯敦记事报》记者昂特迈耶。这些人都带得有夫人。他们计划在重庆参观游览后乘船东下,游览长江三峡。
  市里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了。虽然说不上如临大敌,但确实是内紧外松。所谓紧,是紧在三个问题上:一是怕他们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不好回答,二是怕社会上暴露了阴暗面,三是怕随行那位82岁的托马斯病倒了要抢救。据外交学会介绍:托马斯执意要随布什来华,是给布什签了“生死合同”的,“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虽然如此,一旦在重庆病倒了,医院的条件哪里能够接纳外国人住院?尤其是托马斯到了西藏之后,身体更加虚弱,成都来电话说,随时都可能躺下。
  针对三个问题我们作了三项准备:以外办为主,在第一线应付客人提问。外办副主任赵贵濂陪同布什,应付布什;我从事过新闻工作,陪同记者,应付记者。以公安局为主,维护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同时,加强随行医护人员力量,随时准备救护。如果病倒了,力争在宾馆抢救,尽量不住进医院的病房。果不其然,托马斯在北温泉午饭后心力衰竭。幸好医护人员得力,现场抢救后立即护送回人民宾馆休息观察。还好,睡了一觉,托马斯还出席了晚上的欢迎宴会。
  其实,布什并没有提什么“刁钻”问题。也没有旁敲侧击打探什么机密。实际上,他们行事相当谨慎,态度也较友好。他们尊重我们的安排,细心听取介绍。在参观重庆钢铁公司时,除了记者关注生产数字外,只问了是否生产高质合金钢和是否生产输油管道的问题。布什本人,布什问的都是工人生活方面的事情。如工厂的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级差,平均工资水平,职工住房分配,有无住房补贴,子女就业是否困难,有没有失业现象,是否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后如何处理,工厂对工人是否负责到底,等等。这些并非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工厂负责人都一一回答。
  布什对于打倒“四人帮”感兴趣,但提的问题并不刁钻。比如,他希望谈一谈“四人帮”对重庆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情况。还问:“‘四人帮’干扰严重时,是不是由军队来维持秩序?”“‘走资派’这个词是不是由‘四人帮’提出来的?”“假使‘四人帮’掌了权会是谁来当主席?”“打倒‘四人帮’的那一刹间,人民群众的表现如何?”他对陪同人员回答“打倒邓小平人头落地,打倒‘四人帮’欢天喜地”的说法非常感兴趣,并做出鼓掌的动作。
  布什说,他之所以一再提问“四人帮”的问题,是他和他的朋友原来都认为打倒“四人帮”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是一种权力争夺。来中国实地了解以后才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权力争夺,而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如果不是亲身来体会一次,这些问题从报纸上是弄不明白的。
  布什谈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说,虽然我现在没有公职,但我还是要参加政治活动。尽管现任美国总统深得人心,但我还是要参加1980年的总统竞选。如果1980年竞选失败,还要参加1984的总统大选。他开玩笑说:“假如我当上了美国总统,我将邀请你们到白宫去做客。到我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做客。”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他当了总统之后,何曾实现他在重庆的诺言?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那一个不开空头支票!
  《华盛顿邮报》副主编、政治记者布罗德夫妇,对我国的婚姻制度,婚礼方式,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感兴趣,询问了一些问题。《休斯敦记事报》记者昂特迈耶问路边的防空洞,是不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是不是敌人的飞机来了人们就躲在这些洞子里边。这些防空洞现在还有没有用处。他们都表示:重庆有山有水,风景秀丽,为什么不多让一些外国人来旅游,好让更多的人认识重庆,了解重庆。
  在朝天门码头送走了布什一行,我们这些接待人员才轻松下来。回过头来一想,情报头子也罢,卸任外交官也罢,美国记者也罢,其实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不过那时重庆没有开放,重庆这个被搞乱了的摊子还没有收拾好,自己心头紧张罢了。(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林涛 2011-06-18 00:12
林彪外逃摔死我先知道——《骚乱的重庆》(47)

张光明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我是在接待外宾中先知道的。那是1971年的9月下旬或者十月初。东南亚某国共产党中央秘书从南方来重庆。此人曾在重庆学习和生活过,语言无障碍,无须翻译,外办安排我去接待。
  我在菜园坝火车站首次见到他时,一双解放鞋,一顶蓝布帽,一身毛制服,独自乘火车从南方来到重庆,压根就没有人看出他是个外国人。
  秘书这次来重庆,没有参观游览要求,也不明白他有什么事体。我甚至不知道他来重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只带他到几个公园走了走。因为是秘密外宾,上级不交代,外宾不透露,我们也不能够去打听。他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房间里。我只在吃饭时去陪他进餐。
  一天傍晚,饭前我俩在宾馆房间小坐。房间有苏制大收音机,可以接收中短波(当时民用收音机不能接收中短波,宾馆是外宾使用,中短波功能没有去掉)。他听着英语广播,突然紧张起来。越听越紧张,越紧张越专注。听完后,他瞪大眼睛问我:“听清楚了吗?”我摇摇头,说我不懂英语。他又问:“你真的不懂英语!”我说真的。他说,外电报道说,你们党中央出了大事件,你知不知道?你们传达了吗?我忙问,什么大事这么紧张,我没有听到什么传达。
  因为是兄弟党的同志,他也不转弯了:“你们的副主席林彪跑了,乘飞机往北方跑了,可能是逃往苏联,在蒙古摔得机毁人亡。”
  这个突入如其来的消息,使我非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党中央的副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跑了呢?我冷静了一下说:“这个不可能,一定是外国电台造谣!”我解释说:“你也知道,外国电台惯用造谣中伤的手法制造混乱,不是也有造你们党的谣言吗?这样的消息不可信。”他说:“但愿如此”。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把这事情牢牢记在心里,准备晚上向领导汇报。尽管这是听来的,但它是外事活动中的一件大事。
  吃晚饭时,他又说,你注意一下,看看你们党内有什么传达,如果有,最好向我通报一下。我无法表态,只好点了点头。饭后他又说,外国电台要造这么大的谣言,造得这么具体,似乎不大可能。你们不是常说“无风不起浪”嘛。我们边走边说,又回到了他的房间。我准备再坐一会就离开。
  停了一会,他又打开了收音机,仍然在听外语广播。这次他听得更认真。听完之后又说,这是另一个国家的电台,法语的,还是报导这件事,这次听清楚了,飞机摔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他用茶水在桌子上写了“温都尔汗”这几个字。他说这是译音,不一定准确。
  我坐不住了。我立即向他告辞,一口气跑到办公室,找到外办主任吉振江,向他汇报了情况。吉振江也敢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按“外事无小事”原则,他立即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刘述明作了汇报,然后,一层一层,口头汇报到市里最高领导。
  第二天上班,吉振江向我传达了市委第二书记鲁大东的指示,大意是:(一)外宾反映的外电报道,市里无任何人知道,也不能向省里和中央去询问证实,只有按组织原则层层汇报上去。(二)不管是真是假,这一消息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已经知道的人以外,不准任何人向外泄露。要求我以党性保证。(三)让我以个人名义,委婉地告诉外宾,请他在中国境内,不要向任何人流露没有证实外电报道,以免造成混乱,希望他理解。(四)由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原原本本整理成书面记录,以绝密文件上报到四川省外办。并交待我:上报材料必须由我亲手抄写,亲自封发,不准打印,不准留底,不准第三人接触。如有泄露,将受严厉处分。
  我根据这些指示,小跑到人民宾馆与外宾交谈,请其不要外传。然后小跑回到办公室,写好材料交领导审阅,当着他的面装进信封,封好封口。再到机要交通站,将信件交给值班人员,守着他写好外封套,当面进行铅封,告诉他必须当天送到成都。机要交通员立即改着军装,带上武器,乘专用军车牌照出发。
  回到办公室,我给省外办主任挂长途,告诉他有重要文件,军车专人送达,请他本人亲自签收,不可以让秘书人员处理。并告诉:这是市委第二书记交代的。省外办主任是一个姓司的政委。他已领会到事关重大,没有问文件内容。当晚,司政委亲自来电话说,文件收到,已立即原件送达省委主要领导。
  第二天,我在送走这位外宾时,再向他婉言提出不要外传的希望。他说,我以后又听了几家外电的报道,似乎可以证实。这对你们党和国家的关系太大了,我不会随便告诉任何人的,包括下一站接待我的领导人。总之,出境之前不再谈这件事,除非得到贵党的正式通报。他还表示,在没有正式得到中共方面的通报之前,即使回到国内,也会注重中国同志的忠告,不传播,不张扬。他还开玩笑地说:我估计,你提出的忠告,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意思。我默认了他的猜测。
  事过之后,我天天注意中央“两报一刊”的宣传动向,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捕捉“珠丝马迹”,以求证实林彪出逃的消息是否真实。我发现,中央报纸上,对于林彪的消息看不到了,有些提法也没有了,颂扬他的词句在报刊上消失了。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听到了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
  后来知道,这位才华出众,精通几国语言的友党秘书,在战场上牺牲了。(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林涛 2011-06-21 19:50
上书毛泽东,烧香引出鬼来——《骚乱的重庆》(48)

张光明


  在社会混乱、思想混乱、工作混乱的年代,外事工作极其难做,地方外交官极其难当。扣帽子,胡整人,家常便饭,做工作总是提心吊胆。尽管我处处小心,在“四人帮”垮台前后,还几乎成了牺牲品。
  事情得从头说起。1974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批准,国家投资在重庆市的长寿县兴建四川维尼纶厂。既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又聘请外国人安装调试。外办从选址开始,就介入了这个涉外项目的工作。
  四川维尼纶厂的机器设备从法国和日本引进。供货公司从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奥地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聘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安装、调试。这些人在现场达三年之久。
  一般来说,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作风方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某些西方技术人员就不同了。在“文革”混乱期间,有的人调戏良家妇女,勾搭不良女子,嫖“暗娼”,弄出一些社会问题来。
  还有人猥亵女青年,侮辱女职工。比如乘电梯时,借故看毛主席像章,模女青年乳房;女服务员为其打扫房间时,强行拉住亲咀;上下班乘车时,掀开女司机后背衣服解胸罩扣;有妇女从宾馆外过路时,故意站立窗口对着妇女撒尿……。这些下流动作,引起了职工的严重不满。
  更有甚者,有的人到市里休假,住了房间,吃了酒饭赖帐。他们在付款前,要求先看看发票,发票到手便扬长而去。服务员追上请他付钱,竟然倒打“钉扒”说:“我付了钱啦!如果我没有付钱,你怎么会把发票交给我?”
  这些表现,反映到我们外事部门。外办主管的副主任,害怕影响工程进度,害怕得罪外国人,不敢管理,也拿不出办法来。市里主管的有关领导老于世故,不予表态。北京进口这个项目的公司鞭长莫及。
  出于民族自尊心的驱使,我多次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不能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取悦于这么几个捣蛋的外国人。我认为,你越是不敢管理,他便越是捣乱寻开心。只要我们态度鲜明,指出问题,加以忠告,他们是不敢为所欲为的。然而,没有那位领导敢表态。
  进口项目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审批的,作为公民,我有权向上反映。于是我按照《党章》规定,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指出问题,提出加强管理的建议。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达党中央手头,也不知道毛主席病情严重,我只希望引起中央注意。
  过了两个月的样子,领导通知我到人民宾馆去见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崔群。到达后,发现还有四川省外办副主任武克亭。他们告诉我,我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经过华国锋批给中央政治局传阅了,并指示外贸部和四川省联合调查。他们代表外贸部、四川省来重庆主持调查。已经到维尼纶厂去过了,并且有了处理意见。现在找我谈话,是对我反映问题的答复。
  他们扳起一付面孔,气氛相当严肃。核实的结果是什么,不给我谈。如何处理那些问题,不给我谈。实际上,只是给我打个招呼。
  我摸不着头脑,回头去找市里主管外事工作的两位主要领导。因为我写给毛主席的信在寄出之前,分别给他们看过。当时他们表态说,这是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利,应当这样做。可是现在,一个主要领导推诿,一个主要领导竟然否认,说:“你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怎么会给我看呢?你记错了!”领导赖帐,我哭笑不得。
  按说,两位领导这样不光明磊落,我应为尊者“讳”,不把它讲出来。可是我还是在这里讲出来了。我这不是揭底,而是想要说明:高级干部演《官场现形记》,昧着良心保纱帽,也是“文化大革命”逼的,是出于无奈。
  过了半月光景,中央转发调查报告的红头文件下来了。调查报告是精心制作的:对于我反映的问题,全都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说我反映问题是出于好意,是履行共产党员的权利,对改进外国人管理工作有推动作用。但就是不肯承认我讲的是不是事实。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一竿子打在邓小平头上。大意是说,涉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造成的(邓小平复出后这时又被打倒了)。显然,这是一个欺上瞒下的应付文章。
  文章尽管如此,但在维尼纶厂现场,对外国人的不良行为,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大多是我在信中提到的建议。我的建议成了他们的办法。这样,外国人放荡不羁的行为收敛了,恶作剧不搞了,流氓动作没有了。这说明,那几个捣乱的外国工人也是欺软怕硬的,你对他敲打一下,他便不敢了。你放任不管,他就捣蛋。
  维尼纶厂的问题解决了,可我的问题却来了。“四人帮”倒台后,机关开展“整党整风”。有人抓住我的信在中央政治局传阅时,王洪文批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情况如此,真是丧权辱国”。抓辫子的人说,王洪文批的话是对我的支持。我这就投靠了“四人帮”。要把我打成“上了贼船”的什么分子。维尼纶厂领导人在报纸上写批判“四人帮”文章时,对我影射,进行攻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机关有人对我发难,外办领导便集体找我谈话,说我这封信是严重政治问题。随即,发动群众对我进行围剿。我白天工作,晚上写检查,星期天也在办公室写交待材料。
  一个星期天,不久前才来重庆任第一书记的钱敏,饭后散步来到我们办公的二号楼。他见我星期天中午都没回家,问我是不是有重要外宾要来。我把逼迫我写检查的事说了。他的秘书胡培荣一旁给我抱不平,道冤屈。钱敏说:“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在政治局传阅的人民来信中批一句话,这是工作关系嘛!你的信是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又不是写给王洪文的。这跟‘四人帮’怎么联系得上?!”他问我有没有讲假话?我说我的信和他们的调查报告,市委有正式文件,可以调出来查对。钱书记叫我别背包袱,先回家休息,他来过问这件事。
  多亏第一书记主持公道。钱书记过问之后,找我集体谈话的领导,执意要整我的人,马上态度大转弯,于是,我才解脱了。
  

林涛 2011-06-21 19:50
处理积案,为“文革”擦屁股——《骚乱的重庆》(49)

张光明


  逮捕“四人帮”的消息,我是听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传达的。当时我在成都,等候副省长审批两个文件。
  “四人帮”垮台皆大欢喜,但留下一堆涉外积案要收拾。为朝侨尹明珠做善后工作,就是我遇到第一件擦屁股的事。
  清理阶级队伍时,重庆进行大逮捕。打击坏人的同时,也搞了冤案。个别外侨也未能幸免。
  尹明珠是有名的牙科医生,日本占领朝鲜时就来到了中国。解放前,他在一个陆军医院工作,孔祥熙、宋霭龄、孔令仪都找他治牙镶牙。重庆解放时,他没有随军医院去台湾,留在重庆开了个《平壤镶牙所》。他对他的祖国忠诚,对他的领袖拥护,对中国人民友好。是个合法侨民。
  可是在“文化革命”中,却出了一条关于他的大新闻。社会上传说,《平壤镶牙所》是特务活动据点。说他将一个婴儿尸体的肚子掏空,将大批情报资料装进肚子运走,在火车上被抓获。谣言自然是编造的,但他确实被投进了监狱,关到“文化大革命”末期。
  一天,一个高高大大的老人走进外事办公室。问:“请问这里是不是重庆市外办?”我抬头一看,认出他是尹明珠。一坐下,他就爆炸了火药桶:“你们中国政府到底讲不讲侨民政策?你们过去口口声声说的中朝友谊,现在还作不作数?”语调充满敌意。
  我给他泡了茶,请他慢慢谈。他一口气谈了五个问题:第一,几年前说他是特务,把他抓了。现在才不明不白地放出来。抓的罪名是特务,放的原因是什么?糊里糊涂抓进去,不明不白放出来,这不行,应当做出结论。如果不做出结论,他无法向朝侨交代。第二,要求归还领袖照片、书籍,不仅是归还,要赔礼道歉。否则,他将请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三,要求归还个人财产。被捕以后,他的诊所被查封,房屋被侵占,存款被扣押。要求归还房屋,归还存款,惩处违法人员。第四,要求恢复开业,继续合法行医。第五,要求回国探亲,寻求外交渠道解决问题。
  我想,如果尹明珠反映的问题属实,他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他提出以“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严重。
  我告诉他,我国的侨民政策没有变,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世世代代都要友好下去。所反映的问题,将以最快的速度,负责的精神,向首长反映,通过有关部门调查以后,尽快答复。
  送走了尹明珠,我坐下来考虑如何处理这个棘手案件时,他又返回来了。他说:“走得匆忙,忘记了向你说谢谢。”然后一鞠躬。我有些诧异:进来时气势汹汹,现在又彬彬有礼了。我还没有发问,他自己说了:“我看你们外事部门与别的官员不相同。你们能够耐心听我把申诉讲完,这就不简单。”我把他送出大门外,告诉他:尽管有这样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仍然应当以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
  尹明珠反映的问题太严重,需要认真核实后才能向市委汇报。当天我就去市公检法军管会,找到相关的一位处长。处长立即布置一位科长进行调查。
  三天后,这位科长来到外办,简报了尹明珠被捕的情况:前几年,我国东北出了一桩多人企图出逃事件。居住东北的个别朝族人介入其中。案发前,有人来动员尹明珠。尹明珠认定反华没有好结果,拒绝参与活动。但来人在他家住了几天。后来,当地案情暴露,在其家中住过的人,供出了尹明珠,故而涉嫌遭到逮捕。现在查清他与此案无关,释放出狱。
  公检法军管会称,尹明珠释放出狱后,善后工作已经抓紧进行。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书即将送达本人。留存的照片、书籍立即送还,并将进行道歉。房屋、存款立即交还给本人,并将对私自占领其财产的违纪人员进行处分。行医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即将归还……。
  我们将尹明珠提出的要求,连同公检法善后工作进展情况,一并向市委汇报。市委决定由外办与尹明珠谈一次话。
  正准备通知他时,他主动到外办来了。这次他是来致谢意的。他说,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书已经送到他手中,违纪人员已经上门道歉。照片和书籍已经送回,房屋和款项已经归还。他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我说:“你上次提出的五点要求中,只有两点没有落实了:一是诊所恢复开业问题,二是回国探亲问题。现在我明确告诉你:你的行医许可证仍然有效,工商执照没有吊销,随时可以恢复营业。至于探亲问题,你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不愉快事件,心情需要调整,身体还需调养,诸多事情须要料理。久不开业,病员也一定不少……。尹明珠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立即插话:“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必要回国寻找外交途径了。”
  

林涛 2011-06-21 19:51
啼笑皆非的“文革”奇案——《骚乱的重庆》(50)

张光明


  归侨青年×××,六十年代初回国求学。从初中到高中,都在重庆一所中学读书。“文革”初期,他的同班同学弄来一套西服,叫他拿到委托行帮忙寄卖。委托行有协助查获赃物的义务,发现西服口袋里边写的名字与他的学生证不符。问他是谁穿的?他不明问话的用意,也不懂委托行的职能,随口答应是自己穿的。委托行叫他过几天去拿钱,随即向公安局报告了。正好,此前有一桩盗窃案,被盗物品中有西服等物,且姓名、商标与所卖西服相符。于是,他被派出所收容。
  没有几天,公检法机关被砸,派出所被夺权,办案人员“靠边站”。收容的这个嫌疑人,既没有人讯问,更没有人结案。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被收容,他本人不明白,夺权的造反派也不明白。托他去卖赃物的同学见他出了事,躲了。就这样,这个归侨青年便从派出所移送到区看守所,区看守所又移送到市看守所。
  关了六年,看守所清理积案中发现他不是盗贼,要求家属去领人,可他没有家属。通知学校接人,学校没有复课,不予理会。看守所把他放了出来,告诉他“爱到那儿去那儿”。
  关押在看守所时,吃的、穿的、盖的、用的都是牢房提供。出了牢门,囚服收回了,盖的不能带走,身上只有一件背心和一条裤衩,冷得发抖。他跑回学校寝室,原有的钱财衣物在大串联中,早被外来人员洗劫一空。学校里找不到老师,也找不着同学。万般无奈,只好到一个归侨同学那里求助。同学是女单身,扔给他一条床单,让他在屋角对付了一夜。
  那年是严冬,难得见到下雪的重庆却雨雪霏霏。我们办公室里升起炭火都有寒意。突然,一个穿着背心、内裤的青年闯进办公室来。他皮肤发紫,牙齿打颤,瑟瑟发抖。门口还站着一个衣服单薄的女青年。我连忙把他们叫在火盆边坐下。倒了两杯开水递过去。
  女青年先开口。她说这个人是昨天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在国外时她们是邻居,回国后是同学。但她自己单身一人在重庆,没有衣服提供给他。国内没有亲人,国外亲人联系不上,只好来找政府,希望得到帮助。我顺手拿了两块开大会拉横幅的红布,折叠起来拿给青年裹上。
  我知道,归侨青年回国读书是周总理号召的,弄得不好会造成不良影响。当前最主要是解决他的吃饭、住宿和穿衣问题。
  事情与公检法军管会有关,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要了一辆车,把他们拉到公检法军管会附近的“川江旅馆”。给他要了一个单间,让他盖着棉被睡在床上,告诉他别出街。我吩咐旅馆服务员,三餐饭送到房间,一切费用由市里结算。
  安顿之后去找公检法军管会,商请军管会拿钱给他买棉衣裤、绒衣裤、单衣裤,垫的盖的,并结算住旅馆的费用。然后去到市委统战部。
  统战部的吴志平说,他们正在清理在渝归侨青年的下落,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现在冒出来了,真是求之不得。为了解决他的吃住问题,他答应暂时把他安排到“老君洞”的棕绳麻绳生产自救小组。这是由和尚、尼姑创办的集体事业单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国家不征税,政府不补贴。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倒也没有嫌弃他不懂技术吃闲饭。
  生产自救人员有饭吃,有住处,但没有工资,业务好的时候偶尔发点津贴。一个公子哥儿哪里过得了这种清苦生活?
  他试探着给国外的父母亲写信。谎称:这些年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与家里通信。现在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一家工厂,已经参加了国家建设。如今年龄大了,谈恋爱了。女朋友提出结婚,希望父母给以帮助。父母得信后,见儿子学业有成,已经成了祖国建设人才,而且又要结婚,好不高兴!陆续给他寄来了金钱和物资。从此,他白天在破庙里上班,晚上在破庙里住宿,星期天进城上馆子,又过起了少爷生活。
  重庆对外开放了,他的大哥从法国顺道看望这个“已经成为建设人才”的弟弟,和“即将过门的弟媳”。大哥好不容易在破庙里寻到弟弟时,他正在跟和尚、尼姑一起搓麻绳。十分尴尬的哥哥见他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建设事业”,问他怎么回事?他才不得不老实告诉写信是为了骗取金钱。大哥问他为什么会搞得如此狼狈?他说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好多年,才放出来。问他为什么蹲监狱,他耻于谈(替人)销赃的事。大哥误认为弟弟不是好人,气愤之极,掴了他几个耳光,骂了句:“我家出了你这个败类!”忿忿走了。从此家里与他断绝了的联系。
  当我们和统战部知道这一情况后,利用外侨子女招工指标,把他安排在一家塑料厂做了正式职工。动员他向父母写信讲明原委,家里谅解了他。随后他去了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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