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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iao 2012-08-25 21:51

Source    Jiefangjun Bao (PLA Daily), November  11, 1964


作者:曾阿良 张式清

读了十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报《党团生活》栏里《致读者》和黄元孝、蔡宜文两同志的文章,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黄、蔡两同志的文章里,揭示了生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揭示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对这一点,我深有所感,因为我在这方面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和沉痛的教训。

生活的一课  我是一九六一年结婚的。结婚时,只知道岳父家成份是“市民”,解放后进厂当了“工人”。结婚以后,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他在解放前当过布店、米店老板。象我这样一个贫农家庭的子弟,和剥削阶级结下了姻缘,就不可避免地在我的家庭里,在我的生活中,展开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问题先是从生活上开始的。结婚不到半年,他们就向我提出:每月要给他们三十多元“生活费”(占我月薪的将近一半)。当时我想:爱人就住在他们家,不给说不过去,就满口答区了。由于我丧失了阶级警惕,当有的同志提醒我往岳父家寄这么多钱不好时,我还为自己辩护说:“抚养老人,这是应尽的社会义务。”“城市生活就是比农村高嘛。”可是,我尽的是什么“义务”呢?他们拿了这些钱(加上他们的收入)又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每天多则吃到五顿饭,少也是三顿饭外加一顿点心。其他方面生活也很奢侈。起初,我对他们的这种生活,也觉得是太铺张了。但是,每年休假一个月,我到他们家里过一个月的“舒舒服服”的生活,渐渐也就习惯了。他们对我说:“人生在世,不吃好点,岂不是枉然。”我想:对呀!跟着自己也就竭力追求起享受来。一九六三年休假,我路过上海,用一百多元给爱人买了一套料子服。岳母一看就不满意,说是人造呢,不好。这时,我不但没有觉察到这里面散发的臭气,反而感到非常抱歉。

他们看我这样“有求必应”,“百依百顺”,又进而怂恿我向组织上提意见,把我从北方调到南方。开始,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不应该为了个人利益而向组织上伸手。但是,他们对我说:“在北方,在南方,不都是一样为‘党’工作吗?”“调到这里来吧!这样既有利于‘国’,又有利于‘家’!”他们还说什么:“夫妻难得青年时,春去冬来有几载!”我感到他们对自己真是“关心”、“体贴”。在这种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之下,我就向组织上要求调到南方工作。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我不但没有接受,反而感到组织上“太不温暖”。我越是感到组织上、同志们“不温暖”,就越是感到他们对我“关心”、“体贴”。这样,我的工作一年不如一年了。结婚以前,我对工作是积级肯干的,受到很多奖励。结婚以后,工作热情越来越低了。不但如此,去年在工作中由于粗枝大叶,还损坏了价值几百元的贵重器材,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们对我不会放手的,我的思想也不会原地踏步的。要求调到南方,受到领导上的批评。岳父见一计不成,就再来一计。一九六三年我休假回家,他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由他以他的名义,捏造了一系列的“困难”和“理由”,向部队领导机关写信要求调动。后来,我又给父亲写信,要求父来借领导的地位(我父亲在家乡当过镇长),以公社党委的名义向领导上写信请求。父亲接到我的信非常生气,在回信中骂我忘了本,说我们革命家庭怎么能这么做,这不是欺骗党的行为吗!在信的末尾,还语重心长地写了一句:“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并且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

父亲语重心长的教诲,我还是没有觉悟。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也没有打动我的心。反而说:“这个戏太夸张了,哪有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青年,会堕落到这种程度。”

难忘的过去

今年七月,入校之前,我回了一趟家。这次回家,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

在旧社会,我们一家靠爷爷和父亲做短工和求乞过活,终年不得温饱。解放后,我们全家翻了身,过着幸福的生活。我的父亲土改时当农会主席,一九五○年入了党。以后一直在家乡当镇长。还先后被选为县和省的人民代表。我的哥哥也是共产党员,一九六一年抗洪抢险光荣牺牲。哥哥牺牲时,政府发给六百元抚恤金。父亲不要,政府还是发给了。组织上考虑到我父亲年老多病,要他退休。父亲说:“我还能为党工作。”不肯退休。组织上照顾他,要他负责敬老院的工作。敬老院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就附设了农牧场。哥哥的抚恤金,父亲就全部拿来作农牧场的资金。我回家时,公社党委书记把上面的情况告诉了我,并且说:“老镇长真是一片红心为革命!”

父亲听说我回家了,专门从离家几十里远的农牧场赶回来。一现面就问我:“你去年想调到南方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当时我的思想根本没有转变,当然回答不了父亲的问题。父亲说:“你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认识!”当天晚上,我们一家:母亲、弟弟、妹妹围坐在一起。父亲特意讲了家史。讲到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讲得特别详细:

在我八岁的时候,因为活不下去,父亲以三升米的代价,忍痛把我送给一家米店老板当“奴才”(就是全无人身自由的“学徒”,解放前我们家乡叫“奴才”)。成天挨打受骂,吃的残羹剩饭。那年十一月,我去放鹅。因为我饿得没有了力气,不慎从木排上落到水里。回店以后,老板见我浑身湿透,不问青红皂白,举鞭就打,诬赖我不好好放鹅,贪玩才落下水去。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一边哭着一边跑回家夫。狠心的老板娘一直撵到我们家,要剥下我穿的衣裳。因为衣裳是他们的。母亲忍气含泪对我说:“孩子,咱们穷要穷得有志气呀,脱下给她!”就这样,我白白给米店老板当了八个月的奴才,最后落了个精光!

当父亲讲起我小时候这些情况,引起了我对童年苦难的回忆。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把头低了下去。我内心十分难过,惭愧。我感到自己有错误,我忘记了过去,对不起父亲!可是,我究竟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走错了路?还是不十分清楚。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我来到空军政治学校,投身到思想改造的大熔炉里。

在革命熔炉里

我来到政治学校以后,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下,我终于醒悟过来了。回想过去走的这一段弯路,不禁大吃一惊:我几乎“和平演变”了过去!这个教训,我是终身难忘啊!

父亲讲家史,引起了我对童年的苦难的回忆,对比自己走过的这一段弯路,给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解放前,我给米店老板当“奴才”,受尽米店老板的压迫、剥削和欺凌;解放后,我又给米店老板的岳父效劳。所不同的是:解放前是被迫的,解放后却是自愿的。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啊!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使我从迷途中找到了正确的航向,解开了疑团。最沉痛的教训,是我放松了思想改造。  放松思想改造,就意味着在阶级斗争中解除自己的精神武装。过去我认为自己出身好,经常受到表扬奖励,入了党,思想改造得差不多了。入了党还有个不断革命化的问题,不知道仅仅出身好,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还是不能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党教导我们: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阴险手段,达到资产阶级复辟的目的。而这,种说说笑笑的阶级斗争,他们特别是施加在缺乏阶级斗争锻练的年青一代身上。这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严重斗争。我的教训,正说明了党的这个教导是十分正确十分重要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当着米店老板用鞭子打我的时候,我有自发的阶级仇恨。可是,这毕竟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阶级斗争观点。所以,当米店老板换一副面孔,披着“工人阶级”的外衣,不是用鞭子而是用“甜言蜜语”,说说笑笑地向我进攻时,我就对他服服贴贴,以致把过去的仇人当成了今天的恩人。

放松思想改造,即使出身再好,也难免不沾染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灰尘。我由于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当他们的利己主义思想,通过说说笑笑,把“人生在世,不吃好点,岂不枉然”等等裹着糖衣的毒箭向我射来,我就失了防御能力。慢慢地把生活的目的局限在为了个人的吃穿和“温暖的小家庭”上面。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已经丢在脑后了。无数先烈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我的哥哥为了抢救人民的财产献出生命,我的父亲虽然年大体弱,仍然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他们为了什么?我又是为了什么?

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居的。对资产阶级亲密,对无产阶级就疏远。对资产阶极“感恩戴德”,对无产阶级就“离心离德”。说他们对自己“关心”、“体贴”,就必然感到党对自己“太不温暖”。只想个人利益,就会把党的人民的利益扔在一边。我结婚后思想逐渐变化,工作一年比一年差,甚至给党和人民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就是一个铁的证据。这是思想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啊!照这样下去,我究竟成了谁的接班人呢?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觉悟过来了。我坚决地与岳父母划清了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界限,经过一番斗争,使我的爱人脱离了她那个剥削阶级家庭,到我们家里来生活了。同时,我把自己思想改造的心得,写了三份,一份寄给我原来所在单位的党支部,请党支部继续帮助我加强思想改造;一份寄给我的父亲,请他继续教育我。一份寄给我的爱人,让她同家庭划清界限,认真进行自我思想改造。

现在,我把自己这段经历和教训写出来,希望曾经在生活领域里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一些同志引以为戒。

(张式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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