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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iao 2012-08-26 09:02

Source    Jiefangjun Bao (PLA Daily), June  03, 1966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在国内外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翦伯赞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的史学理论,公然向毛泽东思想挑战。他编写了一部《中国史纲要》。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完全和毛主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指示针锋相对,否认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自始至终的主要矛盾,丑化革命农民,抹煞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否定农民起义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作用,大肆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另一方面,狂热地美化地主阶级,讴歌帝王将相。他还肆意歪曲历史,大肆吹捧剥削阶级的“明智”与“让步”,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活命的奴才哲学。这部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们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发表了司马洪涛写的《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文。

文章说: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发动反华大合唱,国内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翦伯赞扛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的史学理论,公然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毛泽东思想挑战。为了贯彻他的反动史学理论,翦伯赞以司马光自命,邀请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谓“学者”,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现在,《中国史纲要》已陆续出版了第二、三、四册。

文章就《中国史纲要》第二、三册的内容,从三方面进行了剖析。

一、《纲要》诬蔑农民革命,宣扬阶级调和。

毛主席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毛主席的科学论断,是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而贯穿在《中国史纲要》中的指导思想,却完全和毛主席的指示针锋相对。这本书否认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自始至终的主要矛盾,丑化革命农民,抹煞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否定农民起义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作用。

《中国史纲要》认为,农民起义的原因不是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反倒是由于封建制度遭到了破坏。按照这称荒谬的论调,农民起义倒成了维护封建王法、维护封建剥削秩序的斗争!翦伯赞就是通过这种手法,来贯彻他的农民不“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的反动理论。

按照翦伯赞的“理论”,农民战争根本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作指导,农民战争不过是某一批人为了当皇帝、当地主而和另一批人进行的战争,是争权夺利的封建战争,根本不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战争。

存在决定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阶级,决定了农民起义的反封建的性质,不管他们是否明确认识到地主是一个阶级。他们对封建剥削制度虽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认识,但是在长期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实践和阶级斗争中,能够逐渐认识到地主、官吏、贵族和皇帝都是他们的敌人,认识到封建王法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

翦伯赞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在《中国史纲要》中不仅避而不谈农民战争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还把农民战争描写成社会生产的不可饶恕的破坏力量。

总之,翦伯赞在《纲要》中,使用了历代统治阶级最恶毒的语言,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无耻咒骂和诬蔑。农民战争被说成是破坏一切的“野蛮”的战争,起义农民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革命战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倒成了历史的阻力!

翦伯赞曾经说:“史学家的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与论断上,也表现在史料的选择上。马克思说:‘经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阻碍它’。历史的资料也是一样”(《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段话,恰恰打了他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看来,农民战争史的资料确实唤起了翦伯赞“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正好暴露了他完全附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诬蔑革命战争的反动论调。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翦伯赞和一切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却大肆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以此来腐蚀侵袭革命的人民,便于他们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中国史纲要》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观点,就是适应这样的需要炮制出来的。

二、《纲要》美化地主阶级,讴歌帝王将相。

翦伯赞是“保皇党”的一员大将。几年来,他到处奔走,为帝王将相争历史地位。《中国史纲要》一方面极力诋毁农民战争,否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另方面又把那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们,说成是使“中断”了的社会生产发展起来的历史“功臣”,把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们,打扮成使农民免于“饥饿之中”的“救世主”。

《纲要》大肆讴歌帝王将相,力图使人们相信,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都是农民的“救命恩人”,只有依靠地主阶级,农民才能够从事生产,才能活命;如果没有地主老爷的“恩典”,农民阶级就活不下去了。

翦伯赞在他的《纲要》中,这样狂热地美化地主阶级,讴歌帝王将相,决不是偶然的。

当翦伯赞醉心于编写《纲要》时,国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正在猖狂地搞复辟活动。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分子不甘心死亡,大搞续家谱,宣传他们的祖宗如何“善良”,如何“恩慈”,想借封建宗法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通过美化古人的手段,借封建之僵尸,还资本主义之魂。翦伯赞在这时通过编写历史,极力宣扬历史上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恩典”,不是正好为这些不甘心死亡的剥削阶级进行复辟活动,提供“历史依据”吗?

就在这个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旧日的阶级苦。翦伯赞却通过《纲要》,歪曲历史,让人们不要忘记剥削阶级的“功劳”,不要忘记剥削阶级给劳动人民的“恩典”。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三、《纲要》吹捧剥削阶级的“让步”政策,宣扬活命的奴才哲学。

翦伯赞和他主编的《纲要》,还肆意歪曲历史,大肆吹捧剥削阶级的“明智”与“让步”,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活命的奴才哲学。

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农民阶级起来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恢复封建秩序”,则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反革命的复辟。这是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统治阶级难道能变得“仁慈”一些吗?能够变得“明智”一些吗?断然不会。毛主席教导说:“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一切反动派对于人民总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在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在反革命势力复辟的时候,在革命已经淹没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的血泊中的时候,作为刽子手的统治阶级对于革命的农民阶级,根本没有什么“让步”,而只有反攻倒算;根本没有什么接受教训、幡然悔改,而只有得寸进尺、变本加厉。《纲要》丝毫不去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这种反攻倒算的残酷、卑劣的行为,反而任意歪曲历史,把反动的“让步论”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

翦伯赞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在极力鼓吹统治阶级“让步”的同时,还大肆宣扬阶级投降主义与活命的奴才哲学。这种反动的论调,大量充斥于《纲要》中。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存在两种逻辑:一切反动派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人民的逻辑则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页――一四九一页)。这两种逻辑,是对人类阶级斗争历史的科学概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指导当前伟大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思想武器。而翦伯赞却大唱反调,大肆吹捧统治者的“仁慈”,大肆宣扬活命的奴才哲学。他的这套反动观点是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相呼应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的。

文章最后着重指出,任何反革命的复辟,都要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枝毒箭,是他们推行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纲要》是大学的教材,它在那些没有或缺乏实际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中,已经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在史学界,这部书在传播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方面,也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我们必须对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这场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彻底摧毁翦伯赞的反动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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