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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bing331 2013-05-10 12:39
全国舆论一致主张 停止内战恢复协商 章伯钧氏呼吁国人反对国际友人帮助独裁政府内战第1版()
【新华社延安二十九日电】莫斯科今日广播评论员马西努论中国舆论一致指出中国内战在继续扩大,并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用政治协商方法解决一切问题。上海联合日报北平记者传出政府军北平会议详情,据称白崇禧向军官们声明:应继续战斗至一兵一卒,并鼓励国民党员开展反共运动,以引起民众反共情绪。巴黎无线电台广播沈阳政界要人的意见说:政府军虽然进入长春,但共产党的力量仍然保留着。因此保证和平的唯一方法是谈判。美联社传出孙科的声明,他说:“要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中国报纸都指出内战毫无前途,继续内战,对居民及经济有很大影响。文汇报称:四平街一个月的战斗,是物价飞涨,财政危机激化的原因,国家已到破产地步,成千万人民陷于绝望。时事新报亦指出:继续内战,会使经济与财政完全破产。中国许多报纸,甚至连近似国民党机关报的中国报纸,都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大公报称:“我们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用这种方法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时事日报写道:东北内战再继续下去,中国内部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新华社延安二十九日电】重庆民主星期刊,第二十九期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氏“挽救危机的努力”一文,指出目前内战、政治、经济等各种危机,全系国民党当局“固执‘一党专政’”所造成。谈及内战危机时称:“由于东北九省问题,执政的国民党不肯采纳国内外人士政治解决的要求,硬要武力接收,于是军事冲突不仅早已发生,而且正在扩大着”,并“可能影响到其他地区”。章氏力称:“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坚决反对任何国际友人予中国‘一党专政’的个人军事独裁的政府以任何方式的援助”。章氏结论称:必须“平息东北军事冲突,实现民主改革,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然后全盘改组政府——从国民政府和行政院一直到地方政府。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已由各方协议的宪草 修改原则为根据的民主宪章。也只有这个时候,经济危机才能开始着手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整编统编方案,才能真正付诸实施。
1946-06-01

renbing331 2013-05-10 12:41
罗隆基等发表告国人书 号召人民制止内战 抨击国民党当局内战独裁暴行 警告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应知自处第1版()
【新华社延安十六日电】渝讯:各界名流罗隆基、沈体兰等八十九人,于五月末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号召人民坚决制止国民党当局扩大内战,厉行独裁的暴行。该件称:政协闭幕四个多月来,四项诺言三大 协定被破坏无遗。该件指出:中共部队已于本月(五月)退出长春,国军已于次日进入。政府负责人曾屡次宣称,国军进入长春后,即可重开谈判。乃既进长春以后,又复扬言必武力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安东等城,此实为一意孤行扩大内战之明证。……更有进者,目前政府将一切海陆空交通工具,停止民运,专以运输川、滇各区军械军火,以扩大加强内战力量,使流离失所之人民有乡不能回,有家不能归。又假运粮救荒之名,行运输军粮之实。对外战争早已结束,近又征集高中毕业生,施以强迫军事训练,奴化青年摧残教育。凡此种种均为积极进行内战之措施。救灾造灾,救荒造荒,窒碍交通,助长物介,断人民之生路,陷国家于绝境。我全国人民实一致坚决反对。
该件警告帝国主义反动派称:“东北非别国之殖民地。今者苏军既已完全撤出东北,其他友邦果尊重中国之自由,亦应知自处。第一,不牵涉于中国内战漩涡之内,立刻撤军,立刻停止为单方面运军运械。第二,不以军械军火,代中国人自相残杀之用,以助长中国之内战。”关于国民党当避厉行法西斯独裁,该件称:“政府行将实施警员警管区制度,此制实日本、普鲁士、帝俄等君主专制国家奴役人民之恶毒制度,亦为法西斯主义者,压迫统治人民之残酷设施。视人民如奴隶,变特务为警员,不特完全剥夺人民之自由,抑且剥夺人民之人格。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最后该件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共起,誓死力争,以恢复国家之和平,实现国家之民主。”签名者民盟常委罗隆基、名律师史良、前新蜀报主持人鲜英、著名教授邓初 民、周新民、吴晗等、田家半月刊主编张雪岩、自然科学家吴藻溪,燕京大学训导长沈体兰等八十九人。
1946-06-19

renbing331 2013-05-10 12:44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章伯钧的发言第3版()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听到刘副主席、周总理、陈副总理、郭副总理、沈院长、薄部长和聂代总参谋长,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教司法和军事各方面所做的重要报告以后,就使我们一致地感到异常的兴奋和愉快。我们对于各项报告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伟大的毛主席所领导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现在已经在各方面获得了胜利辉煌的成绩。
第一:自从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访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正如周总理所说:由于中苏两大国家的密切合作,使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完全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这证明了我们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巩固世界民主和平,和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将有重大的贡献。
第二:我们在军事战线上,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在极短时间内,除西藏以外,完全解放了大陆,尤其是海南岛的解放,打破了蒋匪帮隔海负隅的幻想,今后台湾和西藏的解放,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号召台湾的爱国人士和台湾被压迫的同胞一致奋起,共同推翻蒋匪的残余统治,我们更热烈地欢迎台湾的爱国军人迅速起义,向人民投降,完成解放全国领土的光荣任务,不再受美帝国主义的欺骗,充当反祖国、反人民的工具。
第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由于领导的正确,全国工作干部的努力,和爱国人民的合作,已 一般地完成全国财经的统一,物价的稳定,国家收支趋于平衡,在短短时期内,能有这样伟大的成就,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们应当对于一切为完成财经工作的任务而牺牲的干部,致崇高的敬意。
由于这些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发出了“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总方向。作为民主党派的我们,在追随共产党完成这个伟大任务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是继续努力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八个月来,有许许多多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执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是成功的。举例来说:各民主党派已经先后分别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担任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各党派的各级组织的经费和编制已经协商规定出来,一般党员学习和工作已基本上决定了办法和逐渐执行起来,又如经过全国许多省市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地方协商委员会,已经把各社会阶层和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团结起来,在许多工商政策和实际的行政方面表现了合作的精神和效果。
周总理在本会的报告中,一再提出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且号召在统一战线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指责了一些消极的倾向和作风,我们是热烈拥护的,因为这是一个必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如果能真正的做得好,就可以提高自己向前进步,更可以巩固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各民主党派为着能更好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响应毛主席最近所发出的整风的号召。
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工人阶级的党,有长期革命的优良经验,有马列主义的武装,尚且须要进行整风运动,我们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是不同于共产党的,更加有此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政治上的领导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整风工作,有直接帮助的责任。
第二是土地改革问题。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现在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繁荣农村经济,开辟中国工业建设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那就是在中国进行这样翻天覆地、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就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做领导,才能彻底完成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是没有妥协性的,它没有私有财产观念,所以它的品质是公正无私的。
过去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因为想依靠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去担任这个任务,所以无法实现。我们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二十二年前,创 党的时候,虽然提出耕地农有的土改政策,并且把土改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结合起来,当作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但是,因为没有采取依靠贫雇农的路线,不是站在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立场,所以只提出发行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的办法,结果,对于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实际的贡献,这不是偶然的。
由于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同时,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刘副主席土地改革问题报告里所指出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是完全正确不可移动的,我们绝不能够因为照顾富农,保存富农的经济,就强调了以富农为主的偏差思想。第二点,以正派的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为农民协会的中心,保持农民协会的纯洁性,不要让地主和富农参加领导机构,也是同样的有关键性的原则,因为要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实现,就必须以农村中最进步的、最有阶级觉悟的、而又勇于斗争的成份做领导的骨干。
最后,我们建议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这次大会通过土地改革法以后,就应该迅速地进行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学习和宣传,并且要实际的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我们认为民主党派参加土改,不仅对土改是有利的,即对于民主党派自身的改造提高,亦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全国人民的进步和团结,更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考验,我们应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我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土地改革成功万岁!
1950-06-25

renbing331 2013-05-10 12:47
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 章伯钧的讲话第2版()
主席、全体同志们: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节日:它是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中国人民都在欢呼庆祝这个节日。
我今天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参加这样伟大光荣的建党纪念庆祝大会,我们全盟的盟员都感到无上的兴奋、喜悦、和光荣的。我们要欢呼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向党和毛主席致衷心爱戴的崇高的敬礼!
中国人民,消灭了封建主义,赶走了一切帝国主义,消灭了顽强的反动国民党匪帮和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了土地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英勇战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英勇的中国人民担当起来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来领导,没有毛主席来领导,中国人民是不能够有今天的大翻身,不能够站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在十年来政治斗争中,如果没有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我们也决不能够保证坚持到底,克服政治危机,不 走错路的。反动的匪首蒋介石曾经用过一切卑劣毒辣的手段来破坏我们,来打击我们,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盟员因为能够获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能坚持下来,发扬进步,成为民主统一战线的构成 部份。我们今后更要加倍努力,保持民主运动的光荣传统,争取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追随中国工人阶级一同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道上去。因此我们今天要号召全盟盟员立下决心:忠诚地拥护中国工人阶级,学习他们的大公无私,和劳动观点;忠诚地拥护人民解放军,学习他们的英勇善战,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忠诚地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学习遵守纪律、自我批评、联系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忠诚地拥护毛主席,学习毛主席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951-07-01

renbing331 2013-05-10 12:47
关于交通工作的基本情况与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 (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章伯钧部长在政务院第一百九十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第2版()
四年来,新中国的交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各地人民政府积极支持,苏联专家无私的帮助和全体职工以及广大军工民工努力下,通过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接管、整理、改造等工作,基本上已完成了我国交通工作恢复阶段的任务,并有了局部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绩。
第一、国营运输生产方面:四年来海上运输是在美帝国主义、‘蒋匪’的封锁“禁运”扰乱破坏等困难情况下,逐步整顿恢复,组成了我们自己的海运力量,坚持了海上运输,并逐渐提高了运输效率。全国沿海一九五二年客货运输周转量中的百分之七十四是国营船舶所完成的。国营沿海的客货运周转量,如以一九五○年完成的数字为一百,则一九五二年客运周转量已提高四倍,货运周转量提高十一倍。沿海五大港已于今年五月结束了地方代管,海上运输中的船舶、港口、修船已由中央交通部统一经营管理,同时海运企业与港口装卸工人民主改革工作亦已结束。这些,对于组织统一的整体的海上运输,形成了必要的条件。此外,推行了船舶运行图表工作法,加强了船舶调度的计划性,港口工作创造了船舶码头仓库相互衔接的新作业法后,装卸效率有了不少改进。
我国内河大部终年不冻,对运输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目前通航里程九万余公里,其中可通轮船的约占三分之一。全国内河一九五二年完成的客货运输周转量有半数以上是国营轮驳 所完成的。一九五二年国营的客货运输周转量比一九五○年也有提高,以一九五○年为一百,则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一百七十七。历年来内河运输对城乡交流、煤粮供应、各种重大工程建设如治淮、荆江分洪以及其他运输任务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年上半年长江航运局完成了上半年计划百分之一百二十三,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对于川粮运输有了不少的贡献,目前尚在继续紧张的工作中。内河运输自推行苏联先进经验——拖驳运输法后,运输效率已有显著的提高,川江试航亦已成功,对于今后继续降低成本和减低运价创造了有利条件。长江自一九五○年至今已三次降低运价,一百余种货物运价经调整后,平均降低百分之三十以上。
汽车运输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废墟上收拾起来的,车辆破烂,厂牌复杂,解放后经过整理拼修,营业车辆均已恢复,现均分散在各省市经营。一九五二年底止,全国营运里程已达九万三千余公里,班车里程七万余公里,对于短程面的运输和在地方交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汽车运输企业,自一九五二年开始,各地都开展了“安全、四定、两千吨公里”运动,原订的‘燃润料’、轮胎、修理里程、修理工料等四项定额标准,有的已经突破,从而降低了成本和运价。以汽油车为例,一九五二年的客运运价比一九五一年已平均降低百分之二十,货运降低运价百分之二十三。车 吨 月产已大致接近标准,有的省区已达到每一车 吨每月两千吨公里的产量。一九五二年全国各省地方国营及国营的汽车完成客货运输周转量,货运比一九五○年 提高周转量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客运周转量提高百分之六十五。汽车运输上也有不少创造,如浙江省今年车辆修理里程比一九五○年平均提高四倍,最高的纪录是一辆汽车经过一次修理可行驶十一万七千公里,是目前全国最高的行驶里程。
第二、基本建设方面:我国原有公路大部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中,为满足其军事要求而修设的。‘蒋匪军’败退时,又将大部分公路加以破坏。解放后经军民历年的大力抢修与改建,已完成了恢复工程,并开始重点建设。至一九五二年底止,新建、改建公路九千七百余公里。全国公路的通车里程比较一九四九年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现为十三万余公里,约有半数已达到晴雨通车的要求,并提高了行车时速。各省经常养护里程也已由一九五○年的七万五千公里发展到一九五二年的九万七千多公里。如安徽省推行了养路负责制和民主管理,并通过计划生产、自我检查和红旗竞赛等措施,创造了不少新的操作方法,提高施工效率五倍。东北创造了赵永喜土方工作法,工效比去年最高纪录又提高了一倍。
这几年来的公路新建工程多在边疆地区,且大多是在气候十分恶劣,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了广大军工、民工的积极性,克服各种困难进行施工的。
航务建设在旧中国是为帝国主义所把持,缺乏建设基础,因此在解放后,无论是运输设备或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工作,均须从头做起。截至一九五二年底止,我们新添了船舶;修复了旧船;打捞了沉船;修建了码头;沿海与长江各大港口设备及助航设备已大体恢复;并完成了改建塘沽新港和扩建黄埔港的第一期工程。川江测量工作今年已全部完成,川江和长江中下游已进行了灯标建设及航标改革工作,保证了夜航安全,宜昌汉口间因已无须夜间停航,缩短了航行时间约三分之一,可提高船舶周转率百分之二十八。航务建设上今年又完成了另一项准备工作,是南北大运河一千七百多公里的查勘,使今后研究整治大运河计划有了一些技术资料和经济资料。
第三、私营运输业方面:四年来,各私营运输业在国营运输业领导下,对于完成国家运输任务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为了更好的发挥私营轮船运输潜力,完成国家运输任务,我们对沿海与长江的私营轮船业正在进行整顿改革工作,并在业主完全自愿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合营,使私营轮船业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现沿海私营中兴、海鹰两轮船公司已实行公私合营,长江上海已有三十四家私营公司正在进行公私合营的组织工作,重庆强华、合众两私营公司已于今年上半年公私合营,业务经营有了改进,并由亏损转为盈余。民生公司自实行公私合营后,经过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工作,船舶载重量已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增建和改建了船舶约一万五千吨,运输量比过去的最高纪录提高了一倍多,川江运输成本减低了百分之三十强,营业上已改变了过去亏损情况转到盈余,已初步表现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
第四、群众运输方面:木帆船和骡马大车以及民间各种运输工具分布全国,为数众多,是一支密切关联着广大人民生活的运输大军。目前全国内河和沿海木帆船约有四百万吨,已经组织起来的兽力车二十余万辆,可以组织的约有二百余万辆。这些运输工具在过去解放战争中,城乡物资交流中,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城市基建工料运输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今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其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内河木帆船担负了内河运输周转量的百分之四十六的运输任务。今年全国木帆船已完成了民主改革工作,通过民主改革运动,不仅了解和掌握了民船的基本情况,并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同时在航政管理与运输经营上亦随着有了若干改进,目前木帆船运粮亏斤 已大为减少,长沙、衡阳两地的运粮亏斤,已由过去的千分之十八降低为千分之一。各地在组织与管理个体民营的木帆船、兽力车运输方面,均取得了一些经验,并有力地配合了当地的生产建设工作。
今年一至八月份完成计划的情况,根据现有统计看,运输生产方面,一般是完成任务,个别 是超额完成任务的。海运系统除广州海运局目前尚缺完整统计外,上海海运局完成一至八月份客货运周转量计划的百分之一百点三;长江完成一至八月份货运周转量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主要是川粮运输;全国各省公路运输尚无完整统计,就京津运输局完成一至八月份客货运周转量说,只达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七。至于基本建设方面,由于计划过大,任务确定较晚,大多数施工工程准备工作做的不够,推迟了开工时间。根据修正计划数字来衡量实绩,一至八月份公路基本建设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八,航务基本建设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二。目前我们正抓紧督促检查,并布置了增产节约任务,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完成计划任务。
上述的交通工作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成就,为今后有计划的建设人民交通事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工作中还存在有一些问题与一些缺点和错误。
目前交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是:我们当前的交通事业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多种不同性质的运输工具,分散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区域和复杂的自然条件下,在对这些工具的组织和运用上,往往不尽恰当。加之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未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在交通运输工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未能很好掌握主要物资流向的规律性来组织合理运输,结果引起了运输作业上的被动忙乱。表现在:有时停航、停车待货,有时货物拥挤待运;水路运输月初停航、月终运力不足,汽车运输空驶 率很大;一方面是现有运力与设备的潜在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另方面是车船大多破旧,设备简陋,感到运力不足。再加上托运计划不及时或变动过多,使车船调度上感到很大的被动。就公路基本建设方面说,为了适应当前需要,过去大多采取组织军工、民工抢修通车的方式,很难预先做好测设,甚至往往无 测设 文件即行施工;也有部分线路是一面分段测设一面分段批准施工的,只有极少数是按先 测设 后施工的程序进行的。目前设计施工力量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但这些困难和问题,在进入今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加上我们主观努力和克服,是会逐渐减少和消失的。
目前交通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在轮船和汽车运输工作中,尚未建立起整体的和合理的计划运输。表现在水路运输上是:一方面装卸工人待时问题严重,一方面在港船只非生产性停泊时间很长;一方面修船厂生产任务不足,设备利用率极低,一方面又有大批待修船只积压,不能按时修好。在汽车运输方面,运力不足与空驶停歇的问题同时存在。其原因在于对运输生产的整体性、连续性认识不足,和未能抓住调度工作为中心环节,将各种作业计划联系起来,以及在主要环节上用各种工作联系制度使之密切结合。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集中突出的表现是:运输费用高、效率低、手续繁、事故多,费用高的原因是由于营运效率低,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还停留在很低水平,保守思想阻碍了进一步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在能力;另外则由于成本管理落后,许多企业用提高消耗定额和劳动量指标的方法使成本埋伏下很大的后备力量,行政费仍占很大的比例,燃物料消耗和修理费用仍有很大浪费。总之 许多企业经济核算思想尚未树立起来,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尚未彻底肃清。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缺乏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未能占有可靠的系统的资料,对统盘计划和整体设计考虑不足,忽视测设工作和技术指导,不顾各种具体条件,单凭主观热情办事,每每仓促施工,缺乏施工计划和责任制度,造成许多浪费和工程不符标准,如部分的公路工程产生了桥涵裂缝,路基坍塌和路面翻浆等,表现了贪大、贪多、贪快的盲目冒进倾向。此外,如对私营运输业缺乏领导与管理,忽视其在运输中的作用,公私关系不够正常;又如对地方交通工作缺乏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不够明确,致使地方交通事业未能很好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当地人民的需要等。
为了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国家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并从而确定今后交通工作的方针任务,克服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今年八月间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一九五三年全国交通会议,经过大家研究讨论,一致同意了中央交通部所提出的今后工作方针任务,和地方交通工作管理范围、领导关系问题的规定。认为:交通运输事业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加速,以及国防建设的需要,交通建设与运输任务必将日趋繁重。因此必须加强学习苏联经验,改进经营管理,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与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在能力,并逐步增建船舶、汽车近代运输工具,疏通航道和改善港口设备,修建国防与经济路线并提高现有公路质量,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与安全运输的基本要求。
(一)国营运输企业为降低运输成本,增加运输数量,提高运输质量,加速船舶、车辆周转,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运输计划,今后应大力贯彻生产改革,有步骤地实行计划管理和推行经济核算制,发展内河拖驳运输,坚持沿海与远洋运输。为此必须做好:加强经济调查,掌握生产设备的真实情况;实行计划管理,编制作业计划,健全调度机构和加强责任制;推行先进经验,有领导地发动生产竞赛和开展合理化建议的运动,大力推广海运船舶运行图表工作法、内河拖驳运输法、汽车运输推行循环调度法和继续推广“安全、四定、两千吨公里”运动;加强港湾工作,统一港务管理规章,提高装卸效率和质量;加强成本管理和财务监督,杜绝浪费,发掘潜在能力等工作。并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要求。
(二)基本建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以完成国防公路工程为首要任务。在运输方面,以内河航运建设为重点,发展浅水拖驳运输,完成内河干线的整修工作,并有重点地进行新建,逐渐增强海上与内河运输工具与设备,加强地方道路和工矿线路修建工程的技术指导。为此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掌握可靠的经济资料和地质资料,据以提出正确的计划任务和进行技术设计;继续充实设计机构和测设力量;加强技术领导,提高设计质量,公路建设上坚决推行公路标准设计,严重注意选线、定线工作,以保证工程质量符合坚固、经济和适用的原则;推行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度,克服各种混乱和浪费现象以及各种责任事故;公路修建除经特别批准采用临时抢修通车或分段测设分段批准施工的变通办法外,所有基建工程均须遵照基建程序办事。
(三)地方交通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应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根据需要与可能,对现有运输事业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整顿、改造与开辟;加强业务技术领导,改进企业经营与行政管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并重点地逐步地发展近代运输工具;对现有公路与航道加强管理养护,逐步改善公路质量和内河航道港口设备,重点疏浚内河航道,修建适合于当地运输工具通行的简易标准道路,和当地人民迫切需要的大路、桥渡等,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经济建设和广大人民生活的需要。为贯彻上述方针任务,必须加强地方交通工作的领导,明确规定地方交通工作管理范围和地方交通工作由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以及相应的适当的调整和充实地方交通组织机构。
今后地方交通部门,应注意加强对个体民营的木帆船和兽力车运输的领导和管理,应尽可能地帮助解决经营上的各种困难,并发挥其在运输中的作用。还应注意在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地区、少数民族区、老革命根据地和土特产区有计划的适当的修建道路和桥渡,以及依靠群众力量,就地取材,进行乡间“修桥补路”工作。
(四)加强对私营运输业首先是私营轮船和汽车运输业的领导与管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充分利用、改进和发挥其运输工具与设备的能力,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根据其船舶车辆性能,适当地调配营运线路和分配运输任务,积极协助其改进经营管理,加强船舶车辆的保养修理工作,并应逐步实行统一计划、统一货源和统一运价,以逐步实现对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有步骤有区别地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计划的轨道。
(五)坚决贯彻安全生产统一的方针。加强‘海务、港务监督和公路、汽车监理’工作。增添保安设备,改进技术措施,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改善基建工地特别是边疆地区的物资供应与医疗卫生设备。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尽最大努力保证安全和预防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故。
为了保证交通工作遵循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贯彻既定的交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还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政治思想的领导,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偏向;加强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钻研交通运输工作的业务;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充分认识并掌握当前交通事业和交通部门的特点;加强培养干部,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条原则,不断的提拔干部,把培养干部和提拔干部的工作,当作经常的重大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改进今后的交通工作,完成国家所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1953-10-29

renbing331 2013-05-10 12:49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的谈话第2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真诚友好和互相谅解的空气中,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各项联合宣言和各项联合公报,这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是国际间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各项联合宣言和各项联合公报,表达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它对于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和文化发展,对于促进两国间兄弟友谊的巩固和扩大,并从而对于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会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苏联盟友除将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设备和现有中苏合办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完全移交我国以外,还给予我国长期贷款五亿二千万卢布,帮助我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我对两国政府的联合宣言和公报,表示完全拥护,并对伟大的苏联政府和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苏两国是世界伟大的和平进步的堡垒。中苏两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中紧密地合作,是表现人类的正义行为无敌于天下。中苏两国这次会谈的伟大成就,真正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使帝国主义的一切谰言、诽谤,无所施其伎俩,而美国侵略集团组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对目标的东南亚军事集团,是无法达到其侵略目的的。它策划拼凑日本反动势力、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组织所谓“东北亚防御联盟”乃至阻挠我们解放台湾的一切企图,终将为中苏两国这次会谈成功所粉碎。同时,美国侵略集团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区域所组织的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军事侵略集团,亦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1954-10-14

renbing331 2013-05-10 12:50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的谈话第2版()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再一次表达了我国六亿人民坚决解放台湾,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全体党员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霸占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的侵略性的条约。而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竟称为防御性的条约,这完全是诡辩胡说。久经锻炼的我国人民,决不会容忍美国在谎言的防御名义下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澎湖。
美国政府决心与我国六亿人民为敌,竟和蒋贼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把武装侵占台湾的行为成为合法化,这是全世界人民一致反对的。蒋贼是中国人民的公敌,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它没有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的资格,‘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美国政府悍然这样作,丝毫不能动摇我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有增加全国人民的愤恨。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决不牺牲主权国土来乞求和平。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战争,但决不被战争威胁吓倒。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团结是坚固的。谁要敢来进攻,谁就要碰得头破血流。
人民公敌蒋介石,一贯卖国求荣。在他血腥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中间,荒淫、残忍、做尽了祸国殃民坏事,搜刮无数人民血汗,屠杀无数革命志士,是我们永远切齿痛恨不能忘记的。现在,他窃据国土台湾,甘心出卖主权领土,把台湾变为美国第四十九州,这是我们全国人民万万不能容忍的。蒋贼的杀人卖国罪行,决不能逃出人民的法网,人民革命的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我党全体党员应与全国人民一道,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雪恨,把解放台湾消灭蒋贼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新华社)
1954-12-12

renbing331 2013-05-10 12:51
章伯钧的发言第6版()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周恩来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我完全同意和拥护。
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从去年夏季开始,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大约再有三年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而且所使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几年来,在国际间,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进一步扩大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力量,鼓舞了亚、非、中近东被压迫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发展,孤立、削弱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争取了我们建设祖国所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保卫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目前并正在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为继续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而奋斗,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并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这一切,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全国人民只要跟着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勤恳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能力,努力作好岗位工作,就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伟大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有高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大国。为了这一切已取得的和一定将会取得的辉煌胜利,我们向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制定了用和平方法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规划,同时指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这次政协会议里,我们又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读了他在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于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作 出了对知识分子“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的指示。从这些指示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建国六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贡献和在思想改造上的进步都作了很高的评价,对今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可能有的不断的进步和对革命事业可能起的日益重大的作用,也作了足够的甚至是极高的估计,并号召全党今后要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充分的生活上的优待和工作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业务上给以帮助,使他们能够依照国家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提高自己,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出他们的全部劳动和智慧。这样深切而全面的关怀,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这对今日全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大的鼓舞。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般多是帮助“治人者”压制劳动人民的工具,但也有不少对国家人民是有过贡献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若干知识分子曾作 出过一些令人难忘的事业。天安门前行将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纪念的许多无名英雄中,知识分子就占有一定的数量。在悠长的历史和丰沃的国土教养哺育下,历代的某些知识分子向人民学习并总结人民劳动的经验,积累了中国的文化,使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仍能享有世界地位,就是在解放前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最黑暗日子里,在大批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外,仍有不少人不肯同流合污,并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在学术上作 出了一些成绩。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 有 惯作“治人者”的工具的一面,但也具有优良的光荣的历史传统。
全国解放之后,知识分子从历代只能是“治人者”的工具的地位和全国人民一道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思想上、工作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来的要求,他们,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时并不是都能够适应的。因而知识分子中就产生了先进、中间、落后和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的区别。几年来,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帮助下,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发扬了优良的历史传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举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金岳霖同志为例吧。他本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教授,这几年来,经过党的领导、盟的帮助,和自我不断的改造努力,他已经成为初步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批判杜威、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教授了。并且他仍在继续深入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预见到他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成就。在民盟组织中,类似的同志还有很多。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在党的领导下,已在发生根本变化,这是很显然的事。
尤其是,在最近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更有力地震动了富于敏感的知识分子。再看到这次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他们所作的深切而又全面的关怀的决定,以我们这次参加政协会议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例,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人就抱有这样的决心:为了适应当前的新形势,迎接将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文化建设高潮,要加紧把自己改造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坚决成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
的确,我们中国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极幸运地遇到了我们的先辈从无可能遇到的伟大时代!党领导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了我们以极宏阔的发展前途,党还极周到地在给我们以深切的关怀外,进一步地对我们加强领导,我们应欢欣鼓舞,但是同时,我们更应当作深刻反省,怎样在工作实践中努力,才能满足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在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之前,为了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民主同盟作了一系列的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我们知识分子还能不认真进行自我检查和批评吗?周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三段中,指出了知识分子有如下的各种错误:(1)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2)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3)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4)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5)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6)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7)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8)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9)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并且告诉我们9种错误一应俱全的人是很少数,但有一种或几种错误的就不是很少数。犯有胸怀狭窄,高傲自大 看问题从个人利益出发毛病的,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里面自然也有我和不少的同志在内,所以我想这一段话就是我们进行自我检查批评的一面最好的镜子,可以清晰地照出我们的毛病,帮助我们改造。
我们还应当认识,党和人民目前期望知识分子对急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不论是从数量或是质量来看,都是我们全国知识分子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满足的,因为我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数量少,质量弱,而面临的任务,又是这样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立即放下一切思想包袱,急起直追;同心合作,发掘一切潜力;同时还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才能做出来更多、更大、更好的建树。因此,我认为我们知识分子目前首先要考验自己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能在工作实践中证明我们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尽管我们现在已知道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才有我们无限广阔的前途,我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也在献身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实际斗争中,遇到困难时,我们身上残存着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甚至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等等非社会主义思想,是不是还要趁隙扩张?如果我们不能用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的与一切外在和内在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达成所树立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真正牢固地变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能真正牢固地巩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盟。就我个人亲身的体验来看,这就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是一个在旧社会中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走过不少弯曲的道路。我深切地体会到对人家提出要求很容易,对自己提出要求却不容易;提出主观的愿望并不难,要把主观愿望变成实际行动却很难。
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整个形势来看,知识分子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比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是会更容易的,但是我们如果不经过艰苦自我改造斗争过程,清除非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家人民的贡献,就要大打折扣。当然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作,也只能在积极的领导帮助下,和耐心地等待自觉下,逐步前进。我个人对自我改造要做的事有以下三点体会,谨提请大家指正:
(一)我们知识分子今后一定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全心全意接受党的领导。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不只在政治上,就是科学文化建设工作上,没有党的领导,就容易迷失方向,失掉推动力量。我们有什么意见,也应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和盘托出。一切倚靠党,才能取得胜利。
(二)我们知识分子今后一定要更系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展开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和批判。这样可以逐步地帮助我们确立工人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地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使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战线上,能够一天比一天有更大的贡献。
(三)我们知识分子今后一定要深入革命实际,经常到工厂、农村中向工人、农民学习,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样才易于收到提高自己和从实际中改进工作的成效,克服我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毛病。同时,如果经常地和工人、农民工作、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共同的语言、意识、感情,就会把历史上带给我们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士为四民之首”和“好为人师”的老毛病、旧意识逐渐清洗掉。
我知道,这三点都是老生常谈,是我们经常提到和听到的三件事,但我想它们却是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旧社会中生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起重大作用所必需的钥匙。我们诚恳地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把这三件事情当作今后努力的目标,‘互相检查、互相督励’!
党所订的改造知识分子计划是到1962年使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使落后分子降到5%左右。这个要求的数字指标是正确的,使我们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感到非常兴奋,非常艰巨。民主党派是党的助手,党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改造纲领正如周恩来主席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所说:“总起来说,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使落后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地变为进步分子,使进步分子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在目前阶段继续改造知识分子的斗争纲领”。因此,我们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今后就要依据这个正确的纲领去进行历史性的工作。”
郭沫若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认为民主党派和团体的集体教育比个人摸索的效果更多、更大、更快。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进一步地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我们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完全同意并愿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和其他兄弟民主党派一起作最大的努力。我们同时认为郭沫若副主席对知识分子中的进步、中间、落后三部分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进步、中间、落后也只是思想中的进步、落后因素比重上有些差别,都有进步的因素存在。推动进步,继续前进,鼓励中间、落后分子努力自我改造,使进步、中间、落后一齐前进,正是我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竭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
最后我要高呼:
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密切结合,在党的领导下为迅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56-02-04

renbing331 2013-05-10 12:54
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发言第2版()
交通运输部门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新成就: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183,000公里——航运事业的新生产能力逐年增长——交通运输业的经济成份发生根本改变
基本建设工作没有完全扭转被动局面——汽车运输力不足——对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太慢——今后应该注意开展远洋运输——尤其要依靠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建立水运和公路的科学研究机构——号召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尽快回国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从去年的国家决算来看,工业利润增加,农业税收超额,在保证经济建设投资和文化教育需要的前提下,财政收支平衡。这证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措施起了作用。今年的国家预算分配也是合理的,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积累已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支出预算看,52.22%用在经济建设,19.98%用于国防,12.74%用到文化教育方面,是符合我国人民和平建设愿望的。实现这个预算,是从财政上保障了我国人民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都应当为实现这个和平建设的预算做出应有的努力。
一年来,国家财政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不仅如此,更为满意的是国家为创造和平建设环境所采取的各项重要政治经济措施,已起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对外贸易正在扩大。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使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涨。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新高涨下,交通运输部门已掀起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广泛地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五年计划规定中央投资的公路修建任务10,154公里,可以提前一年多时间完成。其中新建公路除了康藏和青藏公路外,像四川省从成都到阿坝的公路、青海省从西宁到玉树的公路、云南省从佛海到西澜沧和个旧到那法的公路,以及西藏地区从江孜到亚东和江孜到日喀则的公路都已完成通车。到今年四月,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83,000公里。在今后两年内还要继续增加新建公路,从新疆到西藏的公路就要开工。至于地方道路建设,由于广大农村群众有力地支持,正在迅速发展。今年一至四月修建了2,762公里的干线公路,17,748公里的简易公路, 39,388公里的大车道,1,804公里驮运道。随着公路通车里程增长,汽车运输任务大为增加。去年汽车货运周转量比前年增长了35%,今年又比去年增长31%。
航运方面,去年江海运输超额完成计划,今年一至五月江海货运量完成计划104%。从目前情况看,五年计划规定的全国轮驳船运输指标可能提前完成。航运成本指标可能提前一年完成。它的可靠基础是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船舶使用效率提高了。去年沿海北洋航线和长江船舶效率比1952年提高40%—50%,长江拖轮效率提高244%。由于船舶使用效率提高以及燃料费用减低,促使了航运成本下降。国营江海运输成本比1952年降低40%多,因而又为降低运价提供了条件。今年年初我们已实行了新运价。这个新运价比1952年约降低三分之一。
航运事业的新生产能力已经逐年增长,五年计划规定的船舶建设和港口建设可超额完成。除了前两年已经完成的进度外,去年江海运输已有132艘新船投入生产;重点建设的港口,新增吞吐能力130万吨;去年七月间国务院决定建设的湛江商港工程已在当年开工兴建,今年内除油码头和油库外,即可完成第一期工程,并正式开港。
湛江商港建设是一项大工程,技术复杂。在中国历史上以自己的技术力量建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海港还是第一次。这个海港的第一期工程任务完成以后,按照设计任务,吞吐能力将达到160万吨;可使吃水8.9公尺的万吨远洋海轮进港;基本上用机械进行货物装卸作业。
大家知道,湛江商港是我国南部海岸的一个良好的深水港口,对于发展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发展东南亚各国贸易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估计到今后对外贸易将更加频繁,为了便利进出口物资的扩大,更多地发挥湛江商港的效用,我们计划在今后第二期和第三期施工中,按照年吞吐能力460万吨要求继续进行建设,以迎接即将扩大的对外贸易业务。
交通运输业的经济成份已经根本改变。到今年第一季度止,除私营轮船、汽车已全部纳入公私合营外,木帆船纳入合作化和定息合营的达81%,专业兽力车合作化达71%,人力车合作化达31%。
当然,这些成就只是工作情况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迄今仍然存在的许多缺点。
基本建设工作,迄今没有完全扭转测设 落后于施工、管理赶不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被动局面,以致窝工、返工很多,浪费很大,若干工程质量低。对于干线公路修建偏重沿海边疆,对华北平原缺乏注意。地方道路修建偏重数量忽视质量,某些地区使用民力缺乏计划,以致盲目修建。今后应加强基本建设的技术监督和技术设计力量;改进施工组织管理;注意干线公路合理分布;地方道路要更有计划地进行修建,注重道路质量,正确地贯彻民工建勤制度。
公路运输方面,全国普遍感到汽车运力不足。主要问题是我国汽车数量过少,新车增加不多。过去尚可进行地区性的平衡,现在已难调剂。这个问题,除了各地继续提高车辆利用率和充分组织运用民间运输工具外,国家应在储备物资中掌握一定数量的后备车辆。在目前时期应当用补充车辆的办法平衡汽车运力。
对于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过去进行太慢。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形势开展工作以后,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也有缺点,如在合营时,资产估价偏低,忽视非实职人员安排;合作社公积金留得过多等;有些地区贯彻政策不尽妥善。这一现象,现在已经扭转。主要是加强政策教育,深入检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
航运工作,由于船舶老旧,我们又忽视了技术管理;偏重数量指标,忽视了质量的提高;对航道航标以及船上安全设备和政治工作缺乏有机配合,以致运输质量差、事故多、运输不及时,航运运量增加,运力不足,川江客运、长江粮食运输和沿海土特产运输都有积压,客运设备也不完善。对于职工生活待遇改善注意不够。今后应加强运输组织工作,加强船舶技术管理和增加助航设备,改善航道航标,加强政治工作,从各方面保证航行安全,全力消灭重大的事故。注意重点物资运输,改善旅客运输设备,防止客货运输积压。同时应根据生产发展,逐步解决职工宿舍和必要的福利设施,改善职工生活待遇。
今后航运事业应当特别注意到开展远洋运输的必要性。根据目前我国工业、农业生产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缓和的情况看,对外贸易必将日益扩大,进一步开辟海外航线,发展远洋运输,已是必要的。我国不仅是大陆国家,而且是个海洋国家。全国海岸线长达12,000多公里,沿海港口自大连以南长年不冻,并且有许多深水港,适宜于 开展远洋航运。国家对外贸易正在逐年上升,今年进出口物资中有半数以上需要通过远洋运输。我们就有必要及早动手开展这一工作。根据我国的经济状况和沿海自然条件以及国际环境考虑,逐渐建设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海洋航运事业是完全可能,并且是符合于当前与今后事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还必须根据沿海和远洋运输发展的需要,考虑和着手规划港口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工作。
在今后十二年内,我国公路和内河运输都将有很大的发展。各种河川的疏浚,各种公路的建设,大运河的开辟,高级公路的建筑,水陆运输设备的大量增加,是一个巨大的远景计划。这个巨大计划的进行,固然有赖于国家力量的支持和领导,尤其要依靠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能使未来的远景很快地成为现实。中国各地经济状况互不一样。国家领导建设既应事权集中,又须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灵活性。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就是改进国家体制问题。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可以解决。为了改进国家体制,发挥上下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国务院已经召开体制会议,这是十分英明的措施,我完全拥护。交通运输事业具有复杂、多样、分散的特点,中央与地方、上层 与下层之间的分工问题也比较多。更应该很好的分级管理事业和企业,改进现行的计划、财务体制。使上面集中精力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下面也能根据既定的方针政策全力进行工作。
在我们事业发展的道路上,还要特别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交通部正在建立水运和公路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开展工作。首先研究今后水运和公路的技术改造问题,研究船型设计、研究公路技术标准,总结和推广各种先进经验,学习世界各国特别是兄弟国家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有计划地把这些新成就用到交通运输事业上来。除了自然科学以外,还要从理论上总结运输和基本建设的生产管理经验,开展部门经济科学的研究。目前问题在于加速培养人才,充分运用现有的技术力量。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妥善安排,合理使用。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才是很不够的,现有的力量十分宝贵。许多知识分子经过几年来党和国家的培养教育,政治觉悟和事业积极性大为提高,涌现了一批先进分子。国家对许多知识分子进行充分了解、信任、支持和合理安排工作,使他们的才干得到发挥,为国家做了许多工作,有的已经做出重大的贡献。目前问题在于进一步加强领导,给予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合理的生活待遇。并且要对一切知识分子都要加以充分了解,具体的安排他们的工作。
为了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国家已经号召海外的中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学生尽快地回国,号召流散在海外的人员回国,号召一切在台湾的人员归来。这一号召已在海外和台湾起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目前从海外回国的人员大为增加,从台湾归来的人员亦复不少。他们回来以后,受到祖国人民热情的欢迎和鼓励,国家对他们很快地安置了适当工作,使用了他们的专长。大家已在报纸上看到,许多知名之士归国以后都愉快地参加了工作,即如去年从台湾归来的蒋军“中海号”军舰航海官陈荣钧、302号军舰轮机官李 韦 以及蒋军联勤总部兵工署组员 周远宁等人,也都根据国家的需要和他们的志趣分派到交通部参加了工作。这一事例表明了祖国关怀在台湾的一切善良的人员。他们归来,都将成为国家建设有用的人才。他们应该响应中国人民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号召: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在台湾的一切人员以及一切交通人员,特别是航运人员,他们应该利用自己特有的交通条件,坚决地、勇敢地带同交通工具投向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同志们!一年来从各方面的工作情况表明,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都有成绩,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为高涨,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完全可能的。紧张地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则是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极为重要的关键。全国人民都要为此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为实现祖国伟大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而奋斗!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万岁!
领导我们向社会主义进军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万岁!
1956-06-20

renbing331 2013-05-10 12:55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章伯钧的讲话第2版()
同胞们:现在世界和平和文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遭到了局部的破坏。这就是亚非两大洲纽带地域英雄的埃及共和国受到了英法殖民帝国主义者同他们的伙伴以色列发起的海陆空军的侵略进攻。埃及和平无辜的人民,同 美丽的城市遭受了残酷的屠杀和轰炸。埃及国家领土遭受了敌人的占领,并且侵略正在继续扩张。英法殖民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霸占苏伊士运河,为了掠夺中近东石油资源,为了扩张殖民领土和压迫弱小民族国家,竟公然不顾及全世界人民(包括英法人民在内)的反对、抗议、谴责和呼吁,不顾及破坏联合国宪章、国际公法、国际条约,更不顾及一切爱好和平、主张公道国家的劝告和警告,采取了违背正义、违背人道、破坏和平、毁灭文明的野蛮的疯狂的侵略战争的政策。这一种罪恶滔天的罪行是一切爱好和平、文明、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的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一种杀人放火横行霸道掠夺抢劫的强盗行为,必然在英勇的埃及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共同反击之下遭到彻底的悲惨的失败。现在英雄的埃及人民为了人类的尊严,为了人类的正义,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国家领土完整、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幸福,已经像钢铁一般地团结起来,在他们英明领袖领导之下,进行了全国抗战,反抗侵略。今天,英雄的埃及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全民抗战,也就是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伸张正义而战。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援他们,同情他们,都是他们各式各样的后备军。我们全北京市四百万市民就是他们的后备军,全中国六亿人民也都是他们的后备军。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埃及人民,属于保卫和平主张正义的人民。我们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自从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以来,就一直站在埃及人民方面,发表了词 严 义正的声明和抗议,谴责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的企图。现在我们全国人民看到英法帝国主义公然进行侵略战争更加愤怒,更加激动起来,全国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我们政府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政策,声援埃及人民抗战,要求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一致起来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共同事业而奋斗。中国人民要更加团结起来,提高警惕,加强一切建设工作,增强援助埃及人民抗战的力量。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英法帝国主义!
扑灭破坏世界和平的战火!
埃及人民抗战胜利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1956-11-04

renbing331 2013-05-10 12:57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章伯钧的发言第2版()
这次全体会议开得很精彩,大家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发扬民主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国家事务、科学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大会上展开广泛的讨论并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一新型的民主方式,值得我们努力阐扬、积累经验,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日趋完善。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重大变化的时代,我们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都有亲切的体会,以我个人来说,我是生在十九世纪之末的人,单从政治生活这一纵断面来看,就经过三个专政:第一是晚清时代地主王朝的专政,第二是以资产阶级为主的专政,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第三就是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三个专政孰优孰劣,大家可自作比较,看那一个专政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孙中山先生是反对封建主义专政的人,今天在座的朋友中也有不少的人参加了反清运动。第二个专政表现了两个形式,其一是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所谓政党的活动,关于那些情景,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实堪痛恨;其二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而为人民所消灭了的。从1949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日起,我们就参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活动,在这次大会发言中,有很多同志对于新中国的成就,说出了很多确当的评价,证明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专政,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三大敌人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在这三个专政之外,我们这些人还亲身体验过三种类型的民主生活,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发展起来的,是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以后的高级政治生活方式。这种新型的民主方式,在我国历史上无例可援,在其他国家也无适当的先进经验可供吸取,只有由我们自己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化生活的传统和新的生产关系的需要,逐步创造新的经验,逐步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
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
一、根据以上的看法,来谈谈几个实际问题。
(一)民主党派长期共存问题:自从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全国各方面已有很多的讨论并有许多精确的见解,我现在要说三点:(1)我们要在心理认识上排除对长期共存的怀疑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自去年到今年,已经多次反复地指出长期共存的理由并且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使中共同志能了解能贯彻这重大的方针。今天的主要问题则是我们民主党派,究竟如何担负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责任。我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而长存。(2)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和基本干部应该了解自己的责任,了解自己有三个力量在监督我们:第一个力量是社会力量,也就是人民力量,他们要注视民主党派能否做有利于他们的工作,如果有利,他们自然拥护支援,如其不然,他们就要加以批评,就要发动社会舆论的压力。第二个力量就是共产党的监督力量,民主党派固然有使用监督权,共产党也很自然可以使用它的监督权,它在人民中的威信是最高的,假若它对某一党派有了批判,那个压力是一定来得很重的。第三个力量是党派内部的民主力量,今天参加民主党派的成员,一般是为要求进步要求提高而参加组织的,要求能做到有利于人民和国家又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并不是为抬高某些个人某些党派而来助长声势的,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假若党派工作犯了错误,自然招致内部民主力量的压力。(3)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须注意以下的事: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过去的保守关门主义是不对的,今天要加以改变,但是要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也是很危险的。在长期共存的前提下,民主党派的组织自然是日益扩大,那是毫无问题也是应当的。它们的成员有老年,有中年,也应当有青壮年,但是只贪发展,不顾巩固,摊子过度 大了,会有种种难以逆料的困难产生出来的。
(二)民主党派在组织工作方针方面,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依我看,还要保持适当的重点分工,互相支援,互相协商,依据成员的自愿,在有利于工作的需要上,可以适当的交叉,也可以进行调配,今天成千成万的农民可以成立高级合作社,可以组织工作队,难道“万派同源,百川归海”的民主党派,还不能进行互相合作吗?在民主党派之间绝不能存有 谁大谁小的思想,而只应有争先恐后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互相尊重的精神。
(三)民主党派的肃反问题。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肃反工作,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民主党派很多成员在机关、学校、团体和企业内完成了肃反工作,但是还有些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尚没有参加肃反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肃反原是国家的政策,民主党派如自外于国家政策,那是不妥当的。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因有特殊情况,只是推迟了社会改造和民主改革工作,而不是放弃了改造和改革。民主党派应当自己负责选择适当时间,选择适当方式,准备工作条件来把肃反工作做完做好。同时毛主席最近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示明年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运动,并号召民主党派人士也可自愿参加。我们也应作精神准备。
(四)今后民主党派的工作任务,比提出“长期共存”方针以前,是更有所加重的。发展组织工作固然加强了,但是政治工作、岗位工作和学习工作尤当加强。依我看来:第一,政治工作可分为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搞好各方面的政治关系,进行互相监督,和对国家政策方针及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并制定建设性的建议。第二,民主党派成员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须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并加以提高,做到人有一业,业有所长。第三,民主党派应当有计划地有领导地组织成员经常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通过实践的活动,逐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成为具有工人阶级思想马列主义世界观的脑力劳动者。密切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
二、其次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和其他问题。
(1)领导关系问题:民主党派一面有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地位平等,而另一面又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否有矛盾?照我看来,有矛盾,也没有矛盾。如果依照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来认识这一问题,把自由独立和平等用作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武器,即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抗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来使用,这诚然是一个矛盾问题。如果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认识这一个问题,把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理想放在无阶级对抗、无经济剥削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上面,那末,我们民主党派在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力量,以马列主义为思想理论武器,而又以建设社会主义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这个大前提之下,来进行自由独立平等的政治生活,那是没有矛盾的。民主党派依据宪法所予的民主权利对于日常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就应当自己负责。
(2)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党员共处的方式问题:解放以后,共产党员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互相合作和日常生活接触关系基本上是日趋融洽,日趋团结的。但问题依然不少,有待解决。我们对此事要作比较细致的分析,要有一定的耐心。在阶级思想意识方面,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方面,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方面,这在双方原有一定距离的。但是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逐步发展,接触面渐广渐深以后,再经过学习、运动和工作中更加相互了解,思想意识渐趋一致,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是逐渐缩小了,而最后会达到无距离的境地。问题是双方的,问题的解决是有一定过程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无论在工作上学习上和其他各方面,要首先确立主人翁的思想,不必自卑,也不必自高,一切尽其在我。所谓“百依百顺”固属非是,即有,也恐怕只是少数个别现象。所谓“阿谀奉迎”更不能概括一切。依几年来的情形看,共产党员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由生疏而逐渐进到相熟,由顾虑警惕照顾而逐渐进到尊重和信任,党中央、毛主席和统战部是经常重视团结合作的政策方针,并力求贯彻执行的。我们不能用个别的局部的或暂时的特殊现象,来概括全部或 团结的前途。
(3)互相监督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只想谈一个方面,就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进行监督问题。自从这个问题在去年提出以后,共产党特别是各级统战部进行了自我检查和邀请各方人士进行批评,他们的工作有了不少的改善,对于团结工作有所裨益。但是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请恕我把无党派人士也拉进来)却未曾向共产党朋友要求给以批评,我们自己也好像没有进行自我检查。我们不能以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他们的监督,又不能以为参加了各个运动就是共产党的监督。互相监督是一种人民内部日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方式。要做到双方互相信赖,做到有职有权,实行双方互相监督是必要的。因此我希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采取主动,要求共产党朋友,选择各种适当方式,进行批评,把过去的某些不恰当的工作方式改变一下。
(4)民主多了呢还是少了呢?自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一些人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将受到影响,马列主义将受到影响,恐怕民主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又将抬起头来;用心是善的。但是对问题的看法恐怕不正确,这个伟大的民主方针之提出,正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稳步地扩充民主范围,丰富民主生活内容,和加强民主制度,以便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士,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发扬马列主义真理,绝不是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开方便之门。特别有人忧虑到百家争鸣之风起,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会把马克思主义损伤了或曲解了,甚至有人说现在只有唯心主义者能争鸣,马列主义者不许争鸣,这是不符事实的。问题的中心在于成熟的马列主义者能领导 “百家”和“百花”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化艺术各方面发扬独立思考、自由辩论,达到推陈出新、去伪 求真的目的。一百年来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都在反对马列主义,批评马列主义,但是马列主义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我希望在百家开始争鸣的今日,大家要有宽容的心情,不要急于以“卫道者”自居,对那些求进步或勉强求进步的多数知识分子,开始发言的时候就给他们拦头一棒,以阻塞鸣路,这是不妥当的。旧的学术文化遗产中,有好的成份,让他们鸣,让他们放,对丰富马列主义是有益的。新的东西里面也有坏成份,让他们鸣,让他们放,教条主义或修正观点也就会显露出来。凡是用教条主义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人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好同志。其次,又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民主不足,认为既要发扬民主,又何必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何必强调集中?这个说法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说是受人欢迎的,但是我们已经不是走那条道路,而是走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最近几年来,民主化的政治生活正在日益丰富而不是日益枯缩。
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协的工作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政协问题:在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下,政协的任务和工作是将要日益加重起来的,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要日趋完善和充实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有两院制,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南斯拉夫也有联邦院与民族院,和联邦院与生产者院的两院形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必强同于人,也不能强同于人。中国政协从作用与发展来看,它正走向加强和扩大。我认为可以考虑到从第三届起给以更多的政治任务,如协商建议和监督三方面权力是可以加强起来的。从实践政治生活中,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这次政协会议以后,我们对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工作要进一步地加强起来,我希望要在今年适当时间召开一个全国政协工作会议,解决一些大会上所提出的工作问题。
同志们:我的话 谈完了,所提出的看法完全是个人的,粗糙的,因为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护社会主义,也爱护民主,所以不顾粗浅和错误,浪费了同志们 许多时间,请同志们批评和指正。
1957-03-19

renbing331 2013-05-10 12:58
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罗隆基的发言第16版()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最近我负责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小组的座谈会,又听到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现在我根据这些材料来谈谈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一年来的成绩和缺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周恩来总理旧年1月先后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成绩。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解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如时间、助手、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问题,到今天尽管不能处处尽满人意,但在可能范围内,都得到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广泛的和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感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级知识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沉,现在兴奋起来了;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极,现在积极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肯定,并且必须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旧问题是不断地在解决;新问题是不断地在产生。各位委员从视察中和座谈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还是不少。在这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有人说:“代表委员们年年视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问题还是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就印发了一些有关单位答复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这就充分地证明上面这种悲观论调是错误的。
第二,国家正在一个发展很快的过渡时期中,对任何方面的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帮助党和政府,天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当前,在知识分子方面,还存在些什么问题呢?在安排和使用方面,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情况。学哲学的人在图书馆编书目,学法律的人在机关里做会计,学染料化学的人在中学教语文,学机械工程的人在中学教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学政法、财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学校挂名领薪,而没有开课的人还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英国留学生拉板车,美国留学生摆烟摊的情形。这当然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单位的事例。这次知识分子问题小组座谈会建议党和政府通令全国,普遍检查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的情况,我个人是同意这种建议的。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纠正的。国家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也正是国家的利益。
旧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问题政策的时候,重点放在高级知识分子方面,对一般普通知识分子问题,准备逐步地来解决。现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又起来呼吁了,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照顾,而对小知识分子,特别对小学教师的照顾不够。其实旧年工资调整,对小学教师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他们普遍表示兴奋。但是小学教师教书的工作量已经很重,而有些地区的干部还要驱使他们充当杂役,替 机关抄写,替书店推销,替 农村打井筑堤,替粮库晒谷守仓。小学教师疲于奔命,不听命令,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吁:“救救六千三百万小学儿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视和轻视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差。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
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员之间有隔膜,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经过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更纯洁了。各级党和政府努力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诸位委员,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愿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见。举些 反映中的具体的事例来说,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采用评级制,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 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检查,看在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是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事实果真不是如此,事实就会给埋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说服教育。旧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我曾说过:“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当时我以为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意识,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团结,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就所见,畅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 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 不敢放,家 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认为两个号召提出以后,今天社会已经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们就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以今之韩愈自任,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 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缩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顾后,栗 栗 危惧,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膜
隔膜是从双方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须双方面共同努力,倘此方认彼方为思想落后,而彼方认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见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视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见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视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彻底认识和了解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我们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经过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锻炼。革命老干部语言比较坦率,行为比较憨直,批评比较严厉,斗争比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必须了解认识的。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构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识分子不幸 而有的弱点。它们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们变本加厉了。彻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 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对不是的。
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 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切指示来处理问题。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愿就个人的见解 谈一点我们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就拿我们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几年来我们民盟全体盟员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自从领导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后,我们各民主党派的责任加重了。怎样进一步来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当前一个严重的课题。在这次视察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反映:民主党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这些反映是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下,我们今后应真正成为领导党的助手,我们应该真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坦率地对党提出批评。我们要认真地贯彻“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一般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都有了进步和提高。极大部分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是业有专精,学有专长的。我们应该殷勤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且竭诚帮助他们。我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问题。协助他们克服困难,鼓励他们贡献意见,团结他们互相学习,共同改造。这是我们民主党派每个成员的任务,我愿同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共同勉励!
(附图片)
1957-03-23

renbing331 2013-05-10 13:00
章伯钧部长谈整风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交通部应着重研究政策方针第1版()
本报特约新华社18日讯 新华社记者田林报道:记者最近访问了交通部章伯钧部长,请他就交通部中共党组织整风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章伯钧部长讲了下面几点意见:
一、交通部的政治思想领导和业务思想领导都不够强,领导常常陷于忙乱的事务。几年以来,交通部常常在搞机构,搞内部分工和人事安排等等,没有集中更多的力量研究重要的政策方针,所以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是很被动。如康藏公路的修建是近几年交通工作中的大事,但是,交通部在这方面并没有主动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二、交通部在领导工作上有近“承转”机关,觉得上面管得太多,帮助不够,作为部没有很好地养成当家作主的习惯,很少发挥独立思考作用,过去是中财委和三办打电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是‘六办’了,同时,在进行公路建设方面,工作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几年来交通工作方面的几件大事如康藏公路、塘沽新港、湛江港等的建设,交通部只做了承包工作。章伯钧部长说:国务院的“办”和“委”对部原给予不少的帮助,但可惜管得太多,在许多工作上交通部还可发挥更多的自主的积极性。章伯钧部长说,现在交通部的负责干部相当强,有的已经成为内行,有的虽然没有成为内行也成了半内行。他们懂业务,能做事,有信心。应该让部的权力更大些,能够独立来负责。他说,国务院对部的领导制度和方式,现在是应该考虑改变一下了,否则机构重叠,制约过多,不仅浪费人力,而且使部不能充分发挥主管作用。
三、交通部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几年来交通部争取到很多万吨轮船自海外归来。民主党派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对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以利于进一步争取的工作。
此外,章伯钧部长也谈到过去交通部在“肃反”和“三反”等运动中的经验,他说,希望这次中共整风好好搞,多跟群众商量,多争辩。他说,过去这方面做得太少了,最近交通部号召整风尚有许多人不敢说话,恐怕招到 不好的后果。
1957-05-20

renbing331 2013-05-10 13:00
听取机关干部意见改进实际工作 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李仲公 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第2版()
据新华社27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在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室、秘书厅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大家消除顾虑,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共三十多人,有许多参事刚从各地视察回来,他们在会上踊跃地发表了意见。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认为有些人谈话似乎还有顾虑,他说,应该大胆地发表意见,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李仲公不赞成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错案平反问题的看法。他说,对错案平反这件事,应该非常慎重地来对待。
李仲公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里,无论怎样有能力,除非上帝出现,怎么能够做到一点没有偏差呢?
他说,何况在群众斗争中有的时候党和政府也是很难掌握的,例如贫农斗争地主,虽有领导也难免不发生过火行动。
他说,单纯强调平反,大家都来翻案,地主富农也来喊冤,这怎么行呢?
接着李仲公对罗隆基关于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直接处理平反案件的意见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李仲公 强调说,这两个机关应该起监督作用,如果司法机关办的不好,它可以监督,如果照罗隆基的办法,只要你办的不好或者不相信你能办好,就都由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办理,这是否行呢?
李仲公还批评了王昆仑关于民主党派应该充分参加国家大事制定决议的说法。李仲公说,现在民主党派是参与了国家大事,而不是没有参与,各个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如果任何事情都把民主党派找来开会,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王昆仑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无原则的一般的民主思想。
他说,这多少还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李仲公还批评了龙云,他说龙云曾说过这样的话:“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李仲公说,共产党是整 什么人呢?共产党是整的敌人,坏人,怎么能不加分析地这样来提问题呢?
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有些思想问题不易解决。他说,他是民主建国会的成员,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由统战部管起来,但统战部门管不过来。他认为行政部门也应该把思想工作担负起来。
国务院参事章友江谈到在“放”的过程中如何打破顾虑的问题。他说,顾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怀疑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是“诱敌深入,集中歼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另一种是,怕提意见后影响到自己的评级、评奖、调动等。他说,存在这种顾虑的人虽然不对,但可以理解。他认为要解除这些顾虑 很重要的是边整风,边改进。这样就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章友江还谈到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他认为在机关、基层、边远地区、中小城市特别存在这个问题,因而使得党群关系不正常。他希望党要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章友江还谈到如何从制度上来研究改进参事室的工作问题。
国务院参事万保邦认为统战部接触高级民主人士多,接触中下层民主人士少。他希望统战部改进。万保邦还谈到如何处理解放前夕民革所领导的起义武装和人事安排上的一些遗留问题。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 联合指示的看法
在法制局工作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焦实斋在会上指出国务院和各办公室、各部发布各种法规、指示的时候有混乱现象,他说,有时下面在一件事情上收到几个方面的指示,这就增加了下级机关执行的困难。他要求国务院秘书长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到综合平衡、统筹兼顾。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 联合指示的看法,他认为对重要的问题发 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要太多太滥,多了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
焦实斋刚从山东视察回来,他根据视察所见批评了基层工作中“党政不分”的现象。他说,有些地方党政社不分,有些合作社也办理起婚姻登记和户口登记等工作了。有的中共地委可以否定 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中共区委可以否定县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焦实斋认为,党政不分的原因是会议制度不健全,下面干部喜欢用干部会、一揽子会来推动工作。他说,过去民政部门管政权建设工作,后来受到了批判,民政部门不管了,其他部门也不管。他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
万枚子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今天共产党采取大鸣大放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明辨是非,改进工作,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体现。接着,万枚子对人事制度提了意见。他说,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能够集中指挥,集体领导,但到县以下能否起这样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他说,有一个县,副县长多到十几人;有的县组织部只有一个干部,其余都是部长、副部长。
万枚子还谈到对社会人士的职业处理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虽不能一下子解决,但要逐步解决。
关于文字改革问题,万枚子说,他非常拥护简化汉字和报纸、杂志的横排。他认为这对未来文字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一面要实行文字改革;一面中学课本又大量选用古典文学,这就矛盾了。他说,要学生大量学习古典文学,是否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
徐行之批评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特殊化
国务院参事徐行之批评了某些高级干部特殊化的表现。他说,北京医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为天刚 冷 就干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这样也就使得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特殊化的思想。
徐行之说,应该趁着整风的机会取消这种特殊化的做法。他说,克服这种缺点并不困难,他希望国务院重视这个问题,立即采取措施。
王之相说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
法制局顾问王之相认为,有些人对于揭发矛盾、正确处理矛盾还有顾虑。他说,现在发表意见的多是中上层民主人士,而助教、讲师就没有,机关干部也谈得很少。他认为应该多让他们谈谈,他们是作实际工作的,谈透了才能改进工作。
关于法制问题,王之相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成,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他认为,在大变动时期,有了条文规定就好办事。他说,我们今天有条件用法律的思想来实行对国家的领导。例如评级、奖惩如果有个制度、有个标准就好办事。王之相强调法制局的工作很重要,他建议:(一)对旧法展开讨论,批判不好的部分,保留合理的好的部分;(二)把会英、日、法语的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安排他们,给他们适当的工作;(三)加强法制教育,让大家遵守法制,这样才能保证工作。
1957-05-28

renbing331 2013-05-10 13:02
大胆开展批评 热烈进行争论 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第1版()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休会 四天后,于21日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林汉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刚从浙江来北京开会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范尧峰,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 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 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 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 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 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 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邵力子、罗隆基、章伯钧一场争论
邵力子说:文字改革在全国政协讨论过两三次,也交给地方政协讨论过,不是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
邵力子说,我并不是想同章伯钧先生辩论。当然,在百家争鸣的时期,争辩也是可以的。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使今后的讨论少浪费时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曾举行过多次的座谈会。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并且也交地方政协讨论过。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说政协没有讨论,不好这样讲。在过去征求意见时,伯钧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是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政协开会讨论时,或者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没有发表意见。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说文字改革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是乱箭。
罗隆基接着说,我也是民盟的,我不是闹宗派 替 伯钧先生辩护,但我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许广平说:
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
许广平在发言中,首先批评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她说,民进是个小党派,又是分工 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两“小”加起来,就很自然的引不起领导党和社会上一般人士的重视。如有一次我们要开会,事先通知统战部,争取领导党的帮助,但得到的回答是:某大党要开会,没工夫照顾你们。这样,我们就只好延期。她要求共产党对大小党派一视同仁。
由于民进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地方上很不重视,甚至对民进究竟是搞什么的也发生了疑问。光明日报登民进的消息也最少。因此,使我们在工作上遭受到不少困难。如房子问题,在民进就更为突出。民进总部和北京分会挤在一起,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人员编制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干部忙不过来,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经费也是一减再减,其实我们在造 预算时已是窄 打 窄用,一再削减以后就使得我们连必需的经费也感到困难。
接着,她又说,有人认为民进是个小党,比较简单,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民进是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不能说没有问题。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创造性独立性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作。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作了。我以为像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作一些。
统 上 不统下的问题,许广平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基层单位对民主党派确实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我们民进武汉分会成立时,很希望报馆派记者去参加。报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开什么会?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再三联系无结果。最后经过我们的秘书长亲去报馆找负责人,才派了记者去参加。又如在北京某校开敬老会时,党、团、工会、行政、学生会、班代表都讲了话,最后才轮到民进。因此,民进成员有自卑感,也不舒服。会员并不是要争先后,但是也要适当安排。
许广平还说:几年来,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不少,但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则很差。不仅有职无权,还感到职位不恰当。中小学校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一般人士对中、小学教师尊重不够。北京某校不 守纪律的学生多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等到学生发生问题了,这些干部就责备教师,有个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到学校里抓住教师的衣领斥责,沈阳有一个教师甚至因此被带上手铐。很多青年不愿当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教员更重要的是要求多从政治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培养他们。当然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和生活上的保障,但不是一分一毫的算,什么都给钱。有些地方改卷子有改卷子费,观摩教学有观摩教学费,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许广平还谈到:高级知识分子要求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中学教师则无保证,也无具体方案。许多中小学教师任务过分繁重,女教师无暇管理家务,教育别人的人,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忙乱不堪,这不但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无暇顾及,以致有些学校发生偷窃现象。林汉达说:
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联合指示才行。
林汉达说,我刚视察回来,把下面的情绪反映一下。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得很热闹,但是中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却不敢鸣、放。主要是有顾虑。有人反映:我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我相信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但总会吃亏的。现在正当精简,谁知道会不会被精简出去。
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人说小学教师好像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有个扫盲教师不敢让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扫盲教师,害怕她要离婚。这次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厂,发现党团员也不重视业余教育,从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有人反映:“群众是优秀生,团员是补课生,党员是留级生。”为什么会如此,是不是业余学习同生产有矛盾?不是,主要是安排问题,领导上不重视,学习时间就没有保证。
统战部门偏重大党,对小党不重视。共产党内至今有些人不知道民进是作什么的。如果考一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我看民主党派会及格,共产党员未必能及格。
这次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开了二省一市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八天,而且开得很好。但是只有解放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没有登,人民日报我们根本不敢希望。民盟开了三天会,各报都去了。大党开会三天,大登特登,小党大鸣大放也不管。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1952年把祁建华一捧 捧到天上,好像仓颉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扫盲工作,1954—1955年做得比较好,1956年有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 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1956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1954—1955年的成绩,1956年的要到1958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 插了一句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接着林汉达谈到业余教育的课本和教材问题。他说,工农业余学习,每周要保证六小时、八小时,采用正规学校的课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教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办。这个决定事先我并不知道,但是检讨还得我作,因为我是业余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就得检讨官僚主义。课本、参考书都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命运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新华书店只供应中小学,而不供应业余学校,给那里多少就是多少,不给就是不给。如果不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而且有一个“华新书店”,那会好一些。
区里的文教助理,人家都说他们是文教不理,教育科是不务正业科,原因在于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地方上还有歧视和侮辱业余教师的现象。有人说:“有饭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上海市有人反映业余教师是三不管的工作人员。这是从中央、包括教育部到地方都不重视的结果。但是业余学校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单是上海就有八十九万业余学校的学生。我们不光替中小学教师呼吁,还要替业余教师呼吁。现在上海的报纸已经在替业余教师说话了,北京还没有。这种不重视业余教育的情况如果不转变,对社会主义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李德全说:
卫生工作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希望各方面帮助解决现存问题
李德全发言说,卫生工作同六亿人民甚至在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人都有关系,大家对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卫生部也有三个主义。在生活福利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宗派主义的缺点;公费医疗是主观主义的。它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没有量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考虑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爱惜国家财产,因此,过早实行这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损失,产生浪费现象。同时,这也是个 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据说,苏联的工作人员现在看病还要自己花钱买药。他说这个错误首先是卫生部门的错误。接着李德全批评了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苏联有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实用的,但也硬搬、硬学。官僚主义表现在:我们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不够,在工作中,没有更多地请教他们,常是从主观出发地决定问题。如医院的组织、制度,应该同办医院的人商量;办医学教育,就应该同医学教育的专家商讨,但是我们过去作的都不够。从我们部来看,下面有干部反映:部长和他们联系不够,从这里看,我认为党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适时的。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了,也有改进的愿望。但是能否都解决,还要看客观条件。
根据以上各点,她希望各方面帮助卫生部:一、解决公费医疗制度中的问题。二、医学院学习年限,可否改为六年制?也请大家考虑。三、在学习中医的问题上,怎样安排得适当?现在因为我们安排得不够合适。有的中医说,他们只是一朵好看的纸花。
最后她提出两个问题。她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受到教育而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我们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仍有问题。有人对于那些在革命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女干部,有那么一种想法:你们回家去吧。她希望给予这些女同志一个提高文化的机会,使她们好好工作。
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她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帮助过我们,这是我亲自看到的。解放以后,苏联的帮助就更多了。单从卫生工作方面来看,1947年,东北发生鼠疫,多少人患病!人们一提鼠疫,谈虎色变,六亲不认。解放初期,察、蒙地区发生鼠疫,怕传染开来,铁路交通断绝。当时苏联应我国政府之请,立刻派了专家工作队,在两个星期内就扑灭了鼠疫。这说明,苏联一直是帮助我们的,苏联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学习苏联是正确的。苏联显然也有些前进中的缺点,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搬用不当,而一下子把他脱出去。说到这里,李德全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对于学习苏联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向他学习,但是在学习时,要合乎我们的客观情况,不要把一条腿当成一棵树。范尧峰书面发言批评统战部:
“统上不统下,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
我从浙江来到北京开会,看到北京的政治空气,真是一片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景象。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高潮出现了。在下面工作了两年,一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太阳比下面温暖多了。因此我愿以一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身分,不揣固陋,主动地以书面参加座谈,以尽我的责任。提出三点建议:
一、中央统战部的眼睛要多多往下看。统战工作何等重要,尽人皆知。大家说过,统战部过去有“统上不统中”、“统上不统下”的缺点,我要补充三条,还有“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的毛病。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映。建议今后上中下老少新旧男女全面地统起来。因为中下面最广,潜力最大,中年壮年正是有为之年,旧 同志关系深,不统 不会见怪,统统 对工作大有好处,目前一般人确有这样的感觉:“相府门前七品官”、“侯门深似海”,要见领导同志真不容易,其原因我想有二:一是领导本身,一是下面的风气造成的围墙。如我到浙江二年,还没有正式见过省领导同志(仅是听报告开会的遥见),建议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多多到下面视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有个同志打比喻,说党员把非党员“当 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
二、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本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像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像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像把我们当作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
三、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的处理要依靠发动群众。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很多,而且很复杂。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作用很大。譬如章乃器同志提到民建会的内部矛盾,那就更复杂了。这次路过上海,听到几位中委同志说起,上海民建会整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蹋班”代表:(意思是一切落后于客观形势与要求)。上海是民建工作的重点,为什么会一切“蹋班”呢?我认为是内部矛盾还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会处理内部矛盾,这对民建会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毅对章乃器和黄绍竑的发言有意见
他说:墙是双方砌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
又说:强调成绩使人骄傲,但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
李毅反映许多人对开展批评顾虑重重
他认为应该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
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有人说:目前还只有四、五级风。为什么呢?他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李毅认为: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 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 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有人说: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李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
李毅还谈到: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他说: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根据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调查和最近各地高等学校非党人士提的意见,这个问题在许多学校里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政策路线问题,是高等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李毅说:有人说:某院长的领导思想是:老干部加苏联专家就可以办好高等学校。从最近的报纸上看,很多高等学校都存在着突出的青年路线,就是说:依靠青年党、团员、积极分子办好高等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任务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生产斗争为主,这种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主要是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主要是生产斗争的问题,如果再强调依靠青年,就是错误的,而且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李毅认为:在今天,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和较多的办学经验的专家学者们在办学中没有发言权,只看见少数小伙子指手划脚、调兵遣将的局面是不正常的。究竟应该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呢?李毅明确地说: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高等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就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尊重专家、学者的空气很稀薄。他建议:在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办好高等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修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李毅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说: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章先生认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我认为章先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党的方面来说,这样说很具体,也相当深刻;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墙”和“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前,墙更厚,沟更宽,可以说是铜墙铁壁,深沟高垒。几年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与非党的墙 不是更高更厚了,而是薄了,低了,沟不是更宽更深了,而是窄了,浅了。从局部看,由于在几次运动中的偏差,和部分党员特殊思想的发展,使一部分非党人士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党员的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造成墙和沟的重要因素。解放以来,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初期,我和一位党员共事,这位同志有点特殊感,不到半年,关系就弄得有点紧张,有“墙”和“沟”。以后,我和另外二位党员共事,这两位同志很虚心,彼此关系搞得很好,工作也愉快,就不感到有“墙”、“沟”存在。以后又和另一位同志共事,这位同志的特殊感更重,“墙”、“沟”又有了。但是,李毅认为: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非党人士学习、改造情况,和“墙”“沟”的存在与否也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七、八年来,起初,我同党员共事,意见很多。以后,领导上派我下乡调查,自己思想进步了,有了改变。回来后,双方关系就有了改善。再如北京某公私合营企业,原来一位姓倪的经理和工人之间关系很坏,工人叫他“赤佬”。后来他经过学习,工人就叫他“资本家”。后来,他主动争取合营,当了经理,更有进步,工人叫他“倪经理”。高潮以后,他又经过学习,放下架子,联系群众,积极搞好企业,工人感到他和公方代表区别不大,叫他“老倪”。从这个例子,李毅得出结论说:可以肯定: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思想的改造对于消除“墙”和“沟”很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目前“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党员和非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党和非党双方的思想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加以保障。
李毅还说: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对于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的问题,黄绍竑先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难免的,这已成为公式。我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夸大缺点,有一分成绩,就说一分成绩,有一分缺点,就说一分缺点。强调成绩,会使人自满,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造成是非不分,影响干部的团结,可以回忆一下,去年 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声明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1957-05-22

renbing331 2013-05-10 13:04
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 吴晗表示应该批判 章伯钧等人的意见第2版()
本报讯 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在9日晚上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着重对如何帮助党整风和开展批评和反批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吴晗也出席了这个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
会议主持人吴景超教授说,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我们揭露了内部矛盾。现在大家对揭露出来的问题,都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我们就要帮助党来分析这些问题,以便把整风引导向正确的目标前进。
会上,许多教授都指出目前揭露的矛盾中,虽然许多意见都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及时提出反批评是肯定必要的,尤其是对那些反社会主义、反共的言论一定要争辩,要进行反批评。这样做决不是收,而是为了更好地放。许多教授还指出目前鸣放过程中,有那么一种不健康的空气,好像就只许对共产党批评,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却不许共产党反批评。教授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汪金丁副教授说,我认为在目前整风中,一方面必须大放大鸣,帮助党整掉三大主义,但一方面对在整风中出现的如葛佩琦、王德周等的反动思想和言论,也应提出反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我认为人民日报这几天发表许多读者对葛佩琦等人提出来的反批评是十分正确的。许征帆讲师说:在整风中,明辨是非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明辨是非决不是收,既然百家争鸣,就应让大家都讲。
对于学校党组织的整风问题,许多人提出了积极的意见。项冲副教授说,边整边改,是很必要的。但是有的改得不及时,还被动,应该转变这种情况。侯大乾讲师说,现在还要大放大鸣,在大放大鸣中,也可以改进工作。余肇池教授说,人民大学的整风运动不大健康,有些走到题外去了。他希望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去掉。
许多人认为民盟在帮助党整风中的作用还起得不够,今后应该进一步努力帮助党整风,并且要明辨是非,发挥应有的作用。
吴晗在最后就民盟应该怎样帮助党整风的问题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努力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民盟用什么态度来帮助党整风呢?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帮助党整风,不利于人民的言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要接受党的领导。宪法和盟章中都规定了这一点。我们帮助党整风,就是为了更好地来帮助党的领导。凡是不要党领导,拒绝党领导,都是错误的。他又说,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凡是违反这个方向,都是错误的。民盟的同志,要根据这些精神,来帮助党整风。
关于有些盟员在整风中发表的意见,是不是代表盟组织的意见?吴晗认为,他们的意见不能代表盟组织的意见,只能作为个人意见。对于过去盟员发表的某些意见,吴晗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对于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1957-06-10

renbing331 2013-05-10 13:05
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第2版()
  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叶笃义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论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在9日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谈到他不同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叶笃义等人的意见。昨天,吴晗接见记者,谈到他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意见的看法。
吴晗说,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政治方面就没有。他要求由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组成政治上的设计院。这话是很难理解的。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吴晗说:现在国家的重大措施,都是经过各民主党派讨论的。人大、政协每年开会,人大常委会每月开会,章伯钧参加了这些会议,他应该了解讨论的情况。现在他要搞一个什么政治设计院,这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些组织没有发生作用?是不是对共产党的核心作用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使人很难理解的。所以我不同意他的意见。章伯钧还说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大家表示意见。他认为这样的会是形式主义的。国务院开会的实际情况如何,卢郁文已经在发言里介绍过了,我不再多说。但开会确实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事先准备,征求意见,然后拿出一套比较成熟方案由大家讨论。另一种是英美议会式的。往往抓住一个问题长期辩论,了无结果。当然,英美议会的讨论也不是都没有准备,至于内阁的讨论更不能说是没有准备。总之,章伯钧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式不感兴趣、有所怀疑呢?所以我是不能同意他这个意见的。
吴晗说,罗隆基在发言中主张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五反”、“肃反”中的偏差,还要公开声明,鼓励大家申诉委屈。这个“平反”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领导机构分开,因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的。“平反”时除领导党外,还应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吴晗说: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罗隆基还谈过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问题。他说共产党过去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工农,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旧知识分子(事实上是知识分子)当中发展,现在共产党也要发展知识分子党员,民主党派就没事干了。吴晗说,照罗隆基的说法,知识分子都要参加民主党派,不要参加共产党,这是不符合中国目前进步知识分子的现状和要求的。民主党派多年的工作,原来规定的目的本来在于协助共产党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有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这应当使我们感到高兴。所以我的看法和罗隆基是不一致的。罗隆基还说现在参加各民主党派的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民主党派今后可能后继无人,这和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知识分子的年龄一般地要大一些,因为知识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年纪太小的人不可能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民主党派不发展青年,只发展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是不是就不能长期存在了呢?我认为民主党派能否长期存在,关键在于政治立场,并不在于发展对象的年龄。青年要发展到中年,还要发展到老年,从这一点来看,民主党派的发展前途不可能、也不应该和共产党的发展发生矛盾。

吴晗说:储安平 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现在全国人大、政协、各级人大、政协,不是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包括民盟盟员参加吗?在中央各部任部长、省、市任副省长、副市长的,不是有很多盟员么?这怎能说是“党天下”呢?储安平说“‘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极其反动的话。他把一切现象归罪于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要消灭的,他这话的含义岂不是要消灭宗派主义,就得消灭共产党,从而实际上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么?谁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我们都选举过,储安平也选举过。你现在这样说,不怕人民质问:“你是怎样当代表的呀?”有人钦佩储安平的“勇气”。我不禁要问:勇气是要来对付敌人,还是对付人民的呢?是要维护社会主义,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呢?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区别清楚。
吴晗说,叶笃义在发言中说,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应该改变,民盟组织在大学中的活动是给学校添矛盾。他又说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今后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和片面的。主张中共党委退出高等学校就是取消党的领导,这同各民主党派的章程、政协的章程和宪法都是抵触的。至于说民盟组织在大学里不起作用,给学校添矛盾,这要看民盟组织究竟是在进行什么活动。如果醉心于同共产党争领导权,那么,当然会增加一些不应有的矛盾。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民主党派是可以起良好作用的。要解决党群关系中的矛盾,关键在于党如何工作,而不在于党组织的存在。他认为各党派在机关、学校里可以发展成员,但是不要建立基层组织。这种话很难使人理解,一个党派没有它的基层组织,怎样来领导、教育它的成员呢?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党派。主张机关、学校里不要建立党派的基层组织,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论。
1957-06-11

renbing331 2013-05-10 13:06
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邓初 民、张毕来同陈新桂展开争辩 章伯钧、费孝通对各方言论表示态度第2版()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昨天晚上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这种错误言论的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在这次会上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而且据他臆测储安平可能是怕被人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而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接着,陈新桂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陈新桂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 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
中央常务委员邓初 民紧接着就批判了陈新桂的错误观点。邓初 民首先指出:说无产阶级专政有它的缺点我完全同意,但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我不能同意。邓初 民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决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相反,所以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结果。邓初 民说:如果共产党员要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不会产生不要别人的宗派主义,就不会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就不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整风,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无产阶级立场的教育运动。整风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共产党员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共产党员的阶级性和党性。邓初 民认为,共产党员的阶级性愈强,党性愈强,就愈 不会有宗派主义思想,就决不会有“党天下”的思想。接着邓初 民还批判了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的错误论调,他认为: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是不合乎事实的。他说,党天下之说,好像天下是共产党的,别人没有份,无论从理论上、事实上都说不通。他说:我们这些民主人士都参与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中央委员张毕来发言中也对陈新桂的观点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大翻身,使全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使得资产阶级得到了和平的改造,这是最大的好事,这是最广泛的民主。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呢?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也有缺点,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具有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力量,目前的整风就是明证。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呢?
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章伯钧也说: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章伯钧说:我的意见可能是大错误,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副主席章伯钧在他的发言中说:他感谢各方面在报纸上对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发言的批评。
他说,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保证都对,不对的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总以为是对的。经过大家的批评、提醒,自己可以检查一下,有那些不对,这对我是有帮助的,是好的。
章伯钧接着谈到了反批评是不是围剿问题。他说他不同意反批评是“围剿”的这种说法。他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 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共产党没有觉得这是“围剿”。现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不能说是“围剿”。否则,就是只许你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
章伯钧谈到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说,关于对我提的意见,我不想辩论,因为那就太小气了。我的意见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伤 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也谈到国务院的开会程序问题等,也许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适宜于提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最后,章伯钧对于‘张云川’所提出的公开民盟中的共产党员秘密身份问题,表示不同意。对于储安平的意见,他同意各方面对储安平的批评。
费孝通谈他内心里的两个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意见
中央常务委员费孝通以“言者无罪,有错必改”为题作了发言。首先,他说他最近内心里有两个矛盾。一个是既要解除顾虑,又要明辨是非的矛盾;一个是既要保证言论自由,又要防止有些错误的言论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的矛盾。接着他提出解决以上两个矛盾的几点意见:
第一,他认为应当继续解除顾虑,畅所欲言,这里我们必须完全信任党的保证,就是“言者无罪”。但是为了解决矛盾,提高认识,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的接受批评的准备,人人要有决心“有错必改”。
第二,他认为公开发表言论,必须有负责精神,如果预先考虑到社会影响是不是会不能畅所欲言呢?我想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要保证公开辩论。一个论点的正反两面都得有充分机会在社会上发表。同时还要承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正确的,如果别人指出了错误是帮助自己而不是打击自己,自己认识了错误,也应当有勇气公开地纠正。
第三,他认为这次党的整风,不但是党内的思想改造,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在紧张空气中,思想是不容易真的改造的。他赞成采取小小民主的方式,最好是四、五个人促膝谈心。因此,他觉得最近座谈会开得太多,而且都有记者参加,座谈内容过一晚就上了报,空气似乎有些紧张。
第四,他认为鸣和放 必须有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党的领导。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委员汪世铭。
陈新桂同意费孝通的发言,并指责报纸对错误言论的反批评是开帽庄
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曾经两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在第一次发言时,一开头就说:我上次在座谈会上讲了二十分钟的话,人民日报根本没有登我的发言,以后却满版登载对我的反批评,这不公平。(编者按:陈新桂所说的这次座谈会,民盟并没有通知本报参加。)他要求人民日报把他这次发言全部发表。他还说,现在正在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人民日报在这件事情上不 要犯宗派主义。
会议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表示完全同意费孝通的发言。他说目前一些紧张是事实,这样大家的顾虑就不能消除。他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他还激昂地说:“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
1957-06-11

renbing331 2013-05-10 13:07
复旦大学民盟盟员谴责章伯钧罗隆基等的错误言论 要民盟中央和上海市组织表明立场第1版()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民盟复旦大学支部大会上,很多发言的人要求民盟中央和上海市委员会表明在大鸣大放中的立场和态度。他们一致谴责民盟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陈新桂及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委员陈仁炳等人的错误言论。
化学系副教授吴浩青说,章伯钧、陈新桂、储安平等讲话的角度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个:不欢迎人民民主专政,看不惯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发言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政治立场。他说,民盟在解放前后一直与党并肩作战,对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维护民盟的光荣历史,他要求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召开全市代表大会,好好讨论他们的立场,分析他们的思想和动机。
数学家苏步青说,现在是需要盟员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还不纯洁,有错误就要改,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好。章伯钧、罗隆基要是不承认错误,经不起考验,下次就不承认他们对民盟的领导。
外文系教授杨岂深认为,对储安平 等人的错误言论,民主党派的中央应该有所表示。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百家争鸣,小的是非可以不论,但是大是大非,公是公非,不能不论。他说,以宗派反对宗派是不行的。他号召盟员对民盟中央和上海市委员会展开批评。
中文系副教授胡文淑说,民盟上海市委员会领导人中有右派思想,这会引我们走上什么道路上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希望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召开大会,对陈仁炳等人的言论表明态度。
哲学系教授全增嘏认为,民盟右派的言论是要推翻党的领导。他说,徐铸成是民盟上海市负责人之一,由他任社长的“文汇报”最近一个时期的倾向是不好的,应当检查纠正。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定要整掉上面这种歪风。
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在会上公开检讨了上次在会上阻止笪移今发言的错误,并对笪移今表示歉意。他还斥责了章伯钧等人的谬论。他说,他要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靠拢共产党。
1957-06-13

renbing331 2013-05-10 13:09
民盟中央昨晚的座谈会开得特别热烈 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 史良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态度 邓初 民建议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第2版()
  民盟中央昨晚的座谈会开得特别热烈
  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
  史良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态度
  邓初 民建议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座谈会昨天晚上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显然,某些民盟盟员,特别是某些民盟负责人最近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及民盟中央对这些错误言论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大盟员和盟的中央委员的异常的关切和极大的不满。因此,昨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盟中央的工作人员显得特别踊跃,人数差不多超过前一次会议的一倍。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一直在非常热烈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到会议宣布结束,还有一些报名发言的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罗涵先、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副主席史良、中央委员千家驹、候补中央委员陶大镛、中央委员罗子为、中央委员张毕来、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邓初 民、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都集中地对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民盟盟员 储安平 等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并且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言论明确地表示态度,要求民盟中央和民盟成员必须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邓初 民发言中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主持会议的中央常务委员郭则沉表示将建议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加以考虑。
会上还有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对自己发表的一些错误议论作了自我批评。发言的人对叶笃义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但对陈新桂所作的自我批评仍极不满意,认为他根本没有从思想上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对他今天的发言又作了批判。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委员鲜英。
罗涵先说:右派言论是向党、向国家、向社会主义进攻
罗涵先说,少数右翼分子的言论,无论就其性质、目的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来看,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挑战、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政权挑战,向共产党挑战、向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挑战的政治问题。有人认为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他主张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接着他批评了储安平 和陈新桂。他认为在这些荒谬的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中,这两个人是最突出的代表。
他说,认为共产党领导就是“党天下”和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少数右派分子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列举了很多作为宗派主义事例的事实,例如,通过党员实现党的政策、通过积极分子发挥助手作用、任用干部讲究政治条件、选拔留学生注意政治品质、工人阶级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是贯彻和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所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和我们所反对的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罗涵先发言中最后批评了章伯钧等人。他说,章伯钧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政治设计院和党的领导原则是有抵触的;这个设计院是介于 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因此是错误的。罗隆基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平反委员会,要与原来的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领导机构分开,表现了对于党的领导的怀疑;叶笃义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的意见实质上取消了党在学校中甚至一切国家机关中的领导。这些意见性质上都是严重的。
叶笃义进行检讨,说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发生有害影响感到惭愧
叶笃义在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对民盟本身的威信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接着,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他说: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叶笃义用他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因此我在我的机关整风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就是党组织太弱了,应该加强。这说明我自己业务上的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接着,他又批判了他提出的:“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的错误说法。他说,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在当前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论调,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乱发匿名恐吓信件的卑鄙的反动行为,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得相当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然,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外,应当说大多数都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叶笃义还批判了他提出的:民主党派可以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的错误论调,他说,这个想法既不符合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它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它们的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叶笃义认为: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旧的反动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思想随时都会冒出头来。我的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首要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务。我一方面要加紧自己的自我思想改造,另方面也热烈地要求盟组织给我帮助。
叶笃义最后对章伯钧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以及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
邓初 民认为必须根本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
邓初 民在发言中说:人民日报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为题的报道,和民盟上海复旦大学支部要求民盟中央对民盟成员最近不少的错误言论表示态度,都值得我们注意。邓初 民说,民盟成员的错误言论在各民主党派中占了多数,但这要发表错误言论的人自己负责,他们的错误言论不能代表民盟。否则,他认为其他民主党派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民盟就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了。因此,邓初 民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这些错误言论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民盟的问题。
邓初 民接着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还不久,可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暴露的却很多。社会主义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我看这些改造的问题都不大,就是知识分子改造还成问题。而民盟是对知识分子做工作的。因此,我建议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
邓初 民最后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一定会有敌人钻空子,这是绝大多数人民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问题,我们民盟必须加以注意。
千家驹说:储安平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
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以后,非但没有很好地改造思想,反而找来些教条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据。陈新桂的错误在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专政混为一谈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但决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如果是共产党专政,那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是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员对工人阶级中的非共产党员专政。马列主义从来没有把这二者等同起来,这是资产阶级诬蔑共产党的话。而陈新桂却居然拿起资产阶级的武器来反对我们。
千家驹 接着解释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还不多,有些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陈新桂的逻辑推论,反对三个主义,就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过去的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封建地主专政都是不会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我们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三个主义,没有哪个执政者敢于公开号召人民来揭露三个主义,共产党这样做,这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
陈新桂在今天会上的发言中说,他向来不作违心之论,千家驹 揭露他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中曾说现在大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邦无道则隐,过去还可以隐到田园去,现在不行了。全国人民的解放在陈新桂看来是“乱世”,是“无道”这两句话可作为他的思想本质。按照他的说法,变“乱世”为“治世”,变“无道”为“有道”,就只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了。而今天他却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不反对共产党,这不是违心之论是什么?接着千家驹 反问陈新桂:既然现在是乱世、无道,到底要怎么办呢?是否恢复地主、资本家、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的专政呢?千家驹说,陈新桂今天的发言完全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而这在他是一贯的。
最后,千家驹 又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千家驹说,长期共存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如果对这条道路三心二意,就共存不下去,更说不上长期共存了。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千家驹 还对叶笃义的检讨表示欢迎。
陶大镛说: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
陶大镛在发言中首先说:从报纸上最近发表的言论看,过去我们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昨天师大支部委员会开会,有人说:为什么盟中央小组尽发这样的言论?今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盟中央’表示态度的消息,我认为很值得重视,这对‘盟中央’是个考验。
陶大镛说:陈新桂刚才的发言,并没有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宗派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相关联的,要消灭宗派主义,只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中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最 中心的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的核心、基本问题和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毛主席也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基础,因此,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根本就谈不到社会主义。陈新桂已经经过几年学习,今天仍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竟然讲出如此荒谬的言论,实在不可原谅。尽管他主观上不是别有用心,但是很容易使人感到他是别有用心。我说得很激动,因为,在民盟中央的讲台上竟然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牵涉到我们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
陶大镛还说:现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在进行,这个斗争对我们知识分子是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工人阶级的想法和知识分子的想法就不同呢?为什么有些人口头上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又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归根到底,还是站不站在人民的立场的问题。
最后,陶大镛又一次谈到盟中央必须表示态度的问题,他建议盟中央要对民盟今后工作重新安排。他说:今天看起来,盟中央仍须对盟员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今天早上,有些盟员来找我,他们说:盟中央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所以,我和许多盟员一样,都热切盼望盟中央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赶快表示态度,划清是非。
罗子为认为章伯钧的某些言论符合反对党的领导的一些人的口味
罗子为发言中说,他欢迎叶笃义的检讨,但是他的思想在民盟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例如学校中有些盟员就要求取消党的领导。罗子为要求民盟中央警惕这一点,要求重视这个问题。
他说,他对章伯钧的言论怀疑两点:(1)国务院的会议上不该拿出成品;(2)章伯钧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好像国家大事还不能参与。
罗子为说,最近有人说机关党组提出问题的时候没同大家商量,因此企图否定党组的领导。他说,当然党组事先可以征求意见再把问题拿出来讨论,但事先没商量而拿出来同大家讨论研究,这怎么就能说不民主呢?难道党组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吗?他说,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的反党思想加以分析。
还有人借口个别党组领导人作风不好就想否定党组的领导。
从这许多方面来看,今天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隐晦的提法,企图否定党的领导,他说,我们要提高嗅觉。章伯钧不同意拿出成品来讨论,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章伯钧在这些方面的言论是符合一些反对党的领导的人的味口的。
罗子为又说,许多国家大事的讨论章伯钧是参加了,甚至中共召开“八大”以前,都邀请党外人士征求意见,那里还有这样民主的政党?章伯钧的意思好像国家大事未能闻问 不知是什么意思?
胡愈之从一封来信谈储安平罗隆基发言的危害性
胡愈之宣读了一封来信,信 面 是寄给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却注明是写给“储安平总编辑”、“罗隆基副主席”的,信上对罗隆基储安平表示十分感谢,称他们为“善良的人”,要求为他“伸诉冤枉”。而对共产党却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强盗行为”,说“共产党快到坟墓”等等。胡愈之认为:现在有些人利用整风,散布对党的不满,储安平、罗隆基二位的发言,其危害性从此可见。因此胡愈之同意史良副主席的意见,请发表错误言论的同志弄清是非,也同意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求民盟中央表明在大鸣大放的立场和态度。
陈新桂一面承认他最近发言是错了,但又继续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陈新桂发言中一方面承认他最近的发言是错了,但并没有说明错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还在继续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比如他强调说,他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也承认毛主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克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弱点等等。
陈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除表示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后根源而外,还认为储安平大概是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不敢指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陈新桂在昨天发言中却完全不顾与上次发言的尖锐矛盾,在为自己作 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我跟储安平的说法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党天下”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是在肯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之下,指出它有产生宗派主义之类的弱点。
1957-06-14

renbing331 2013-05-10 13:12
希望章伯钧罗隆基表明 立场 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第2版()
  希望章伯钧罗隆基表明立场
  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司法工作的缺点不容忽视
明知错了不肯承认错误
忽视法学人员随意闲置
为了帮助我们的领导党整风,我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已经提出过意见,现在再说一点。
关于司法工作,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一些较 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作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的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在司法改革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予机会,使能发挥其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 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櫈。有的即使安排了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的。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忱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现在再就目前整风运动发生的新情况和我们盟 应当采取的态度提一点意见。
  现在民主党派中有这样一种人:
  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
  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共产党党内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在共产党内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

现在 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另一面诬蔑共产党存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 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动,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加以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一些人。
必须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支持他的人应当站出来
上次座谈会上,邓初 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 转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作法。
章伯钧是认识模糊呢?
还是背后另有一套呢?
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发言的错误在那里?充其量,伯钧 只 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 对储安平发言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发言的本质呢?
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 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 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 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在那天晚上所讲的话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
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思想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 表明立场和态度。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题目和小题是编者加的)
1957-06-14

renbing331 2013-05-10 13:13
民盟上海市委会批判歪风怪论 大是大非非争不可 会上揭露章伯钧的企图: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上议院第2版()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12日晚举行座谈会,委员们对民盟内部的一些谬论提出反对意见并展开争论。
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委员陈望道说,最近出现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关系到大是大非,非争不可。民盟一方面帮助党整风,一方面自己也应有所提高。
陈望道还说:前些时,有一种歪风,好像发言越激烈越好,没有“墙”“沟”的地方也偏要说有,到处放火。譬如我对高教部提意见时,我认为应当加强校委会,光明日报记者却改为取消党委会,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了。这真是歪风。他说,从复旦盟员大会上、从今天的会上,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错误言行的,如有 只是极少数。但因为过去许多人袖手旁观,不大胆提正确意见,使歪风抬头。现在正气已一天天在抬头,歪风下降,原来思想正确的,也敢于讲话了。我个人认为:目前可以汇集一下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情况和言论,分析研究。
吴承禧说,民盟市委的认识必须一致。首先,民盟是党的助手,不是敌手。沈志远从北京回来传达章伯钧的话说,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什么上议院。这种说法是和下轿、下台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必须站稳立场,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盟内民主争论还要更好开展,特别对 盟的领导可以展开从下而上的批评。
副主任委员陈仁炳在会上发言对他过去对整风有惩办主义思想等问题作了简短的检讨,许多人接着起来对他提出批评并且揭露他的一些言论。
列席的民盟市委机关干部吴南说,陈仁炳在两天前的干部会议上,还说过很担心 党的整风,对人民日报不可盲目相信,工人座谈会有断章取义的地方,目前对储安平的批驳有不公道的地方。陈还说,不能因我是副主任委员就昧了良心说话。
1957-06-14

renbing331 2013-05-10 13:14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第3版()
  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座谈会上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
  王忱心张申府不同意大家对章伯钧的批评
  章伯钧希望对他的错误慢些作结论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扩大)昨天下午继续举行座谈会。会议由章伯钧主席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黄琪翔、杨清源、严信民、罗任一、李伯球、王忱心、张申府等七人。除黄琪翔的发言以外,其他发言都是同章伯钧过去发表的言论有关的。多数人对章伯钧过去的一些言论作了批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支持章伯钧的意见。会议结束前,章伯钧在会上表示了对于反批评的态度和意见,并宣读了张云川给李伯球的一封来信。
杨清源认为章伯钧从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领导,储安平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领导,错误同样严重。
在黄琪翔发言后,杨清源首先对章伯钧的错误言论提出了批评。他说,章伯钧的言论有修正主义的倾向。章伯钧参加过国家各项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却说共产党对一切重大措施未经过民主党派讨论,是不合事实的。他认为,章伯钧是从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与储安平是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严重。接着,他对章伯钧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章伯钧所谓“政治设计院”的提法,是否有排斥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是否有旧民主主义思想,应该自己检查一下。其次,章伯钧这种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不是从现在开始。今年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在言谈中就流露了认为共产党不民主的意见。他在3月间 党的会议上说: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这也充分表示他对党的不满。
严信民说:章伯钧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常常表现动摇。
接着发言的是严信民,他说:章伯钧在今天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要大家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服从党的领导并坚决对右派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言论的严重性重视不够。由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人士,他在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以至光明日报,都居于领导人的地位。尽管章伯钧说话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错误也是严重的。然后,严信民就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事情时先交出成品的问题以及文字改革未经大家讨论等问题,都列举事实,进行了批判。并说:任何政治意见上的错误,都不会是偶然的。农工民主党在章伯钧同志领导下从抗战期间一直到现在,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路线上没有犯过大的错误;但是,章伯钧个人,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却常常表现了动摇。如不久前他曾常谈到的改人大和政协为“两院制”,那是追求英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制度。严信民认为,这种动摇的根源,一方面是阶级根源,即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是历史根源,即农工民主党在历史上曾经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罗任一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怪论时,提出两点要大家注意。他说:第一,储安平的话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讲的;第二,有人讲,储安平的话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背后有人支持。章伯钧同志是“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对这应该特别小心。
李伯球说: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章伯钧 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李伯球在发言中,对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等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如果是从在共产党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提出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讨论的。可惜章伯钧的发言对这一点说得很模糊,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李伯球说:章伯钧过去领导我党同共产党合作,进而接受共产党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今后还要进一步引导我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对社会主义事业作 出更大的贡献。从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爱护我党的领导人出发,我们应该忠诚地对伯钧 同志提出批评。在我们党的工作中,伯钧 同志一向是朝社会主义走,但是,他从理论上钻研问题的时候少,他有“两院制”思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过于凭主观感情出发;在立场上、基本观点上也有二元论的成分,对革命群众的意见不够重视,对革命群众的主流常常估计不足;对右派估计过高,照顾、纵容太多,没有同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线,没有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办法,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王忱心说:章伯钧的发言没有一条是原则性的错误。
王忱心在发言中对会上某些人士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部 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四、有人说章伯钧说话太随便,我也不同意。同志间随便谈的话,不应该引为批评的根据。同志间谈话本来就不该摆出严肃面孔,使人莫测高深,就像有些人批评某些共产党员的那样子。章伯钧有缺点,这是事实。他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同志,树大招风,随便谈话是有些不好。但是,也不能把这缺点提得太高。五、罗任一说,有人说储安平背后有人支持,要章伯钧同志小心。我认为:人家可以那样说,我们可以不理。储安平 身兼数要职,又不是三岁小孩,说话还需要谁来支持他,那就太可笑太幼稚了。六、李伯球说章伯钧摇摆不定,我也不完全同意。章伯钧在小事上是有些随随便便,在大事上是从来不动摇的。他举出章伯钧在抗日时期曾拒绝蒋介石的引诱,作为例证。
他说,我个人看,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张申府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的发言
在座谈会结束前,章伯钧作了发言。他说:
“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农工民主党的座谈会。昨天我就考虑了各方面的朋友对我的批评,想作一次发言,作个检查。今天上午约黄琪翔到我家里问他开会的程序,问我可否发言。黄琪翔 让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9日我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座谈会上有个谈话,今天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代论,另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谈民盟动向究竟是什么。稿子已送光明日报,因写得不十分周到,又抽回来了。
“我的精神如此,欢迎所有爱护我的朋友,从思想上、作风上对我批评,让我知道错误到什么程度。我的地位不同,在党内服务很久,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今天所有的同志对我都有批评,非常感谢。我不是文过饰非,而是要学习民主,要有“动心忍性”的风度。
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是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 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加以说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还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请老师。今天会上只有黄琪翔没有涉及我的问题,美中不足。”
(这时黄琪翔插话说:“没想好。”)
章伯钧接着说,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还没有说出来。(这时黄琪翔又插句话:“所以我不能提意见。”)章伯钧接着又说:“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处。等大家谈完了,我思考成熟了,再谈或者写文章。”
章伯钧说完话,又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寄给李伯球的一封信,信上并指明要给章伯 老 看一看。张云川的来信大意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党整风,甚觉稀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
章伯钧说,“对于张云川的来信,我想解释一下:第一,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他也有回来说明的机会,有民主的平等权利,请秘书处写信告诉他:安心工作。第二,我们党内整风的问题,仍然按照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现在批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中发生的偏差。像打球,一次只能打一个球,如果同时又打一个球,就打乱了。谢谢大家发言,对我的指教。”
在这次座谈会上,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罗任一、张申府等还对如何帮助中共整风,并且对一些错误的言论进行了批判。黄琪翔说,对于葛佩琦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希望人民大学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吸取足够的教训。黄琪翔还说,储安平 和陈新桂的荒谬说法,是找不到市场的。他着重对陈新桂的谬论作了批判,并表示不同意张云川的错误言论。
李伯球、罗任一和张申府、严信民等对 储安平 和陈新桂的怪论也提出了批判。
1957-06-13

renbing331 2013-05-10 13:20
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讨论逐渐深入 反对章伯钧把农工民主党引上歧途第3版()
本报讯 “一定要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在6月15日举行的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许多人都作了这样的表示。在这次座谈会上,对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的错误思想错误言论的批判,比上一次(6月12日)座谈会深入了一步。有些人又揭发了章伯钧的其他错误言论,指出他有两面派作风和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打算在政治上另搞一套;有些人揭露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到现在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指出他最近写的两篇文章只不过是玩花样、打掩护,要求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对过去的一切错误言论作全面的深刻的检查,及早回头,不要把农工民主党引上危险的道路。有些人提出:农工民主党的党员都要从章伯钧的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向左走,坚决同右派作斗争,不只是口头上,而要在实际行动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要毫无顾虑地继续用正确的态度帮助共产党整风。
  黄琪翔在发言中分析
  章伯钧的思想主流是什么?
他是不是在想:“有一天该请我当总理了吧!”从他收到的匿名信就可看出是谁欢迎他的言论。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首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就是“和章伯钧同志划清思想界线”。他说:章伯钧是一个不容易说服的人,据我知道,他的思想一直到最近恐怕还是不十分通。这些天我经常考虑着这个问题,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的觉。伯钧参加多年的革命活动,口口声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 在政府中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究竟他的思想活动是怎样的呢?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我看,他一向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在一些事情上常常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他在我们党内喜欢自己出主意,作决定,以致党内长期是非不分,在某些场合支持了落后的错误的一面。我们党内 谁都怕他,他的作风、言论,谁也不敢批评,似乎“章伯老”什么都对。他的思想和作风对全党成员是有影响的。就以这次批判他的错误思想来看,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批评他,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同他是共鸣的,也有一部分人有个人崇拜思想,认为离开章伯钧不行(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就要离开他),跟着章伯钧不会吃亏。党内从来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全党的同志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黄琪翔接着对章伯钧的一些错误言论作了批判,指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等主张实质上是要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他在这一方面要作别的解释是很难自圆其说的。章伯钧反对国务院开会先拿出成品,希望拿出材料让大家认真讨论。其实,以伯钧来说,是否能有耐心看许多材料呢?我党有很多会议的许多材料,据我知道伯钧 就没有看过,也没有认真讨论过,而是他临时乱出主意,使会议开的不够好,那末 伯钧为什么要对国务院会议形式表示不满,是否特别认真呢?我看不是,主要的是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区别开来,思想上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从章伯钧的发言中综合地看起来,就不难看到他思想中的主流。他一直有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思想。他常说:民主党派党员要大发展,今年几万,明年几十万,后年几百万。是不是在想:“发展大了,有一天该请我当总理了吧!”至少他的思想是朝这方向走的,不会冤枉他。在他发表这些错误言论以后,就有人写信给他表示赞扬;在他开始承认错误的时候,又有人写信骂他,说他“没有骨气,没有廉耻”。由此可以看出,是哪些人欢迎他的言论?现在伯钧 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4日在报纸上发表了短文,表示了态度,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但是,由于伯钧 过去对思想问题一向都是“拖”,以至抱“不了了之”的态度,过去就曾经是这样看问题,现在是不是有所进步呢?表示接受批评,是不是看风头不对,挡 一下呢?已经走到 很危险的地步,最近发表重要言论还是不同大家商量。这位先生,真正是主观主义唯心论,始终不认识自己的错误。现在不是招架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思想深处,真正认识错误,才能真正改正。
  夏康农说:章伯钧不要文过饰非
夏康农说:农工民主党不幸,它的主席在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逆流中担任了右派分子期望的角色。这固然有他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得出,但我认为农工民主党的同志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迫切的要求,和这位主席严格地划清思想界限。所以,我不同意前一次座谈会上某些同志的意见。那些意见,减轻了章伯钧主席最近所犯的错误的实际分量。这徒然模糊了问题的关键,对人民事业和他本人,都没有好处。把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和工业部门的设计院相比拟,说成二者都是技术性的机构,这种说法就是显著的例子。因为政治是处理阶级关系的,而“政治设计”是什么意思?依我的理解能力,只能是指的阶级领导权问题。这不能和物质建设的设计等量齐观。巧用心思的字面掩盖不了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以至改变阶级领导权的企图的实质。这企图超过了前些年曾经在某些民主党派中批判过的“分庭抗礼”思想的程度,是企图引向资产阶级夺取国家领导权的方案。问题的严重性在此。这是违反宪法的言论,是今天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党派的成员和亿万人民所不能容许的。我看章伯钧主席不必再作文过饰非的解释,不必空等“几百年后定评为历史人物”;人们在注视你能否痛下功夫,老老实实地回头呢!庄严的概念不能亵渎,表面一套,里子一套,不可能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行得通的作法。
现在还看不出章伯钧主席认真回头的迹象,他前天一再说他接受批评是作的“动心忍性”的功夫,他还说这是由于他线装书读多了的缘故,才采用这样的字句来表述心情。自然,他是一向鄙弃自我思想改造要下脱胎换骨的功夫的,而“动心忍性”,按照“孟子”上说的,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大人物”的功夫。(这时会场上有一阵笑声)
最后,我建议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慎重处理你们正在进行发展组织的工作,不要吸收在帮助领导党整风中表现对共产党一味不满的右派分子,以免增加工作的混乱和困难。
  叶粤秀说: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只能设计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
  叶粤秀 发言说,章伯钧同志“政治设计院”的论调,是要从国家政权中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背离社会主义。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正好是为章伯钧摇旗呐喊的。我国由共产党领导,是在宪法上规定的。伯钧 要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设什么计呢?不管他的概念如何,如果从今天 章乃器之流和某些人所反映出来的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气味来看,所谓“政治设计院”,只能是设计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他平时所强调的“独立思考”就只能成为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思考了。他经常谈到的“两院制”,可以说明他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欣赏程度。由于伯钧 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贩卖,使农工民主党有不少的同志受到了影响。这就有必要在思想上进行斗争,一定要划清思想界限,不允许把农工民主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六亿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方荣欣说:章伯钧现在还把自己划在左派中,是不老实的
方荣欣发言说,我以为,章伯钧一直到现在并没有认清自己的错误,态度还不老实。他在民盟的会上发言说,他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了,这说明他虽然已经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首先还把自己划在左派以内。这当然是不老实的。事实上他的错误言论,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又有什么不同呢?
章伯钧主席对共产党一直有不满情绪。过去他在言谈中常常流露,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了,常以革命功臣自居。他的思想对农工民主党不能是没有影响的。他在三中全会上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开的这个会,迟了。
  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干部
  要求章伯钧挖掘思想根源
  王善继在农工民主党中委座谈会上报告
15日上午,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全体干部召开了一个会,讨论章伯钧的错误。会还没有开完,已发言的有十一个人,一致认为章伯钧的错误是严重的,有些言论是反动的。在15日下午农工民主党中委的座谈会上,王善继报告了上午开的这个会的情况。他说,大家反对这种说法,说章伯钧犯错误的根源不过是信口开河。这决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在于章伯钧的政治野心作怪。大家认为:他的反动思想 比 章乃器还严重,因为他的言论可以迷惑人。因此,他这种言论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章伯钧有这种反动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他有他的另一套想法。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就大唱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论调;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就主张大发展,认为各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展到八百万。他是想拿 发展党员作资本捞一把。他引导农工民主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大家认为章伯钧14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是不老实的,说自己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这是玩花样、打掩护,是骗不了人的。大家建议:一、章伯钧应作公开检讨,挖掘思想根源;二、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应认真帮助章伯钧进行检查,同时中央委员应从章伯钧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各自警惕;三、农工民主党中央应发个指示,号召农工民主党全体同志对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农工民主党的干部更要与他划清思想界限。最后,大家希望和章伯钧长时间相处共事的老同志,特别是黄琪翔、李伯球、李健生等要拿出具体事实来批判他。
王善继接着说:我参加并主持了这个座谈会,这些意见和建议我都同意。我还要补充一些意见:一、章伯钧对共产党是分庭抗礼,他在政治上有很大野心,要同共产党平分秋色。二、作风上是两面派,表面上接受共产党领导,而背后反对共产党领导。特别到去年,他一再强调民主党派要“当家作主”,说统战部过去管得多了,今后我们不必去多找他们管了。他曾经说过浙江、安徽的组织搞得这样糟,都是统战部搞的,要是问过他的话,不会搞到如此情况。这不是反对共产党是什么?三、他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共中央号召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章伯钧曾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有兴趣,不值一学。”四、他鄙视共产党的言论。他认为人民日报所载的完全是教条,毫无意义,一文不值。
何世琨说:这些年来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常常表现不满情绪
何世琨发言说:我首先从政治设计院说起。我认为这是第三条路线的残余反映,章伯钧应从他的思想深处找出他的思想根源。
其次是关于章伯钧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在解放前,他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口闭口谈马克思主义;但在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来了,他倒 几乎绝口不谈了。见面时,只是谈古书字画,偶尔涉及政治问题,言语之间,总是流露出来牢骚抑郁,心怀不满的情绪。
他提倡的两院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他提出大量发展组织的计划。这是不是为他的两院制找政治资本呢?不是通过工作发展组织,而是用“招兵”的办法,这是什么政治组织?这样发展下去,是个危机。
我觉得有许多地方,章伯钧为右派张目。在民主革命中的左派,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很好地改造自己,很容易变成右派。章伯钧的错误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从这些年来的言谈和表现上看,章伯钧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常常表现不满情绪。从他的思想上看来,他自有一套。在我看来,他这一套民主自由的论调,就是考茨基用以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说的“纯粹民主”。
何世琨表示希望章伯钧作深刻的检查,他最近写的文章,使人感觉到他只不过是“扔帽子”。
此外他对王忱心和张申府的发言,也提出了意见。何世琨说,他们的发言对章伯钧是没有好处的,不是帮助朋友之道,也不是爱护农工党领导之道。
李伯球说:自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后,章伯钧常说“此后可有作为了”
李伯球说:章伯钧的错误是严重的立场问题、原则问题。他显然同右派分子所走的道路是同一个方向。
伯钧的这种政治思想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常说:“以往我对于政治是消极的”,“对民主党派有‘守神牌’的观念”,此后“可有作为了”,“民主党派可以大发展。”
伯钧的错误思想根源是什么呢?他一面有爱国主义思想、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观愿望;另一面又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自以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创造中外合璧的政治,他常常赞美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和生产,英国的政治,也常常怀念我国古代开明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所以他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搬出资本主义的货色“两院制”来。
伯钧一面空叫民主,实际上他自己并不习惯于民主生活。他今天一个自以为是主张,明天又一个,从没有听听别人的意见。6月6日我特地找他谈不宜让储安平再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还不以为然,说:“你们看错了。”现在不知他如何解释这句话。
我希望伯钧 接受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切实检查政治思想活动的真实情况,老老实实地把同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关系交代清楚。扔掉英雄式的主观一套的包袱。然后端正立场,同右派分子割断政治思想上的联系。我们曾经同伯钧 长期一块进行政治活动的人,应该警觉到同他的思想有一条共同的根子,今天应该挖掉这根子,向左走,坚决向左走!
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钟惠澜、杨逸棠、秦伯未。钟惠澜根据他的亲身体验,认为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是尊重和信任党外人士的,储安平 和章伯钧的谬论是与事实不符的。杨逸棠说:章伯钧是在社会大变革中与时代脱了节。他的错误是根本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上向往另外的道路,对于现在的制度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秦伯未指出章伯钧在12日座谈会上还是一肚子不服气,14日报上就登出了他的检讨,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得那末快,他还是不够老实。
座谈会结束前,黄琪翔宣布: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14日开了会,会上决议,接受大家的意见和章伯钧个人提出的要求,全党要帮助章伯钧整思想,并且发出通知,要全党正视这件事情。
在这次座谈会上,章伯钧在最后几分钟才到会,没有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对他不到会听大家讲话表示很不满意。
1957-06-16

renbing331 2013-05-10 13:22
陕西盟员要求民盟中央检查 章伯钧是否支持了储安平?第2版()
据新华社西安15日电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和西安市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向盟中央发出电报,要求民盟中央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言论表明态度和立场,并且建议民盟中央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对这些言论进行深入分析,严加批判,并检查章伯钧、罗隆基对储安平有无支持情事。
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伯伦发言说,我们盟内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问题,盟员和群众议论纷纷,我们应该立即表明态度,是跟共产党走呢,还是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走?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会上对陕西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王尊一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盟员们的纷纷要求下,在西安的九位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今天上午召开了会议。民盟中央委员李子健说,章伯钧、罗隆基的谬论并不是偶然的。他说,记得过去在一次全盟的工作会议上,罗隆基就说过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作了打手……”。
1957-06-16

renbing331 2013-05-10 13:22
民盟天津市委季陶达要求盟中央答复 章伯钧罗隆基等是否代表盟中央?第2版()
据新华社天津15日电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在14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建议民盟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向全国人民严正表明态度。决议并号召全市盟员对一切反动言论给以彻底驳斥,坚决地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季陶达提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意见是否代表盟中央?如果代表盟中央,盟中央就应检查盟的政治路线。如果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盟中央也有责任考虑:一、如何帮助他们检查和认识自己的错误,加以改进;二、万一他们坚决不改或耍两面手段,是否适宜于继续做 盟的领导工作。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景星说,我们盟市委也收到过一些“五反”时的严重违法户和极端仇视共产党的人的来信,要求罗隆基等帮助他们“平反”。显然,罗隆基这些人已成为那些原来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公开出来进行反党叫嚣的号召者与支持者。
1957-06-16

renbing331 2013-05-10 13:23
沈钧儒就民盟政治方向发表谈话 他说:章伯钧还没有真正认识错误 罗隆基回国后也应彻底检查第1版()
新华社17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今天就章伯钧、罗隆基等发表错误言论的事情,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并号召全盟团结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沈钧儒说:“关于民盟的事,我近年来由于身体不好,过问得很少,但是我是有责任的。本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对盟务工作管得比较多,这件事我原以为是好的,谁知道他们别有用心。最近在报上看到章伯钧、罗隆基等的错误言论,非常愤慨。前天章伯钧忽然到城外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对他的批评很多,说他是野心家、反党、两面派、右派等等。他说这些批评我都接受,我学习不够,犯了错误,要求大家帮助。章是我多年老友,现在居然发表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由于他是民盟领导人,他的错误言论影响全国,我非常痛心。
记得毛主席在解放之初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教导我们应当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怀疑或反对,真是可恨。章伯钧说他已承认错误,要知道改过是要靠自己的,我看他现在还没有真正认识他的错误。罗隆基现还在国外,他回来后我也要他作彻底的检查。
我们就要召开民盟中常会扩大会议,明确民盟的政治立场,这就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还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我们要号召全盟同志团结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1957-06-18

renbing331 2013-05-10 13:24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由来已久第2版()
  胡一禾
我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已经几年了。几年来——特别最近一年多来,在中央执行局会议、中央委员座谈会及临时进行的谈心会上,所接触到的章伯钧同志的言论,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他在过去的那些言论,再看一看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政治设计院”等问题的发言,我以为他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正如杨清源同志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所说的,“由来已久”。
章伯钧认为中国革命成功,是因为当时美国过高估计了民盟的力量,放松了军事干涉
就在前不久章伯钧同志曾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党中央委员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末一文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经说过,中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照章伯钧 同志的这样看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决定于民主同盟在当时给了美国这样一个“错觉”,而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这种言论,我以为是极其错误的。
  “政治设计院”的来龙去脉
“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末一文不值”,这句话,在近年来章伯钧同志曾说过不止一次。去年,当他在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主席的“十大方针”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还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现在看到这段话(我说看到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还记在我的笔记本上),再想到章伯钧所一再谈到的要在中国搞“两院制”以及最近提出的“政治设计院”,说明了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同志曾几次说到“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这一类的话。
章伯钧的政治手法——一打一拉
史良同志认为章伯钧同志有两面作法,我认为这是打中了章伯钧同志的要害。记得他在中委座谈会上曾说:世界上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章伯钧同志是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自命的。但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还是以章伯钧同志自己的话来说明。去年7月,在农工党中央的一个座谈会上,他曾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大变化。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为什么先打后拉?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得这一点,连做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做毛泽东。蒋介石为什么不行?就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
这就是章伯钧同志对于“政治”的理解。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他就常常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农工民主党中央有些同志是深有所体会的。
关于章伯钧同志的这些错误言论,还可以谈得很多,(其实,我们农工民主党的中央负责同志们知道得更多。)现在他已正式提出要求大家对他的错误提意见,作为农工民主党的一个干部,我就先简略地提出这几点供章伯钧同志作为他自我检查的参考。
1957-06-16

renbing331 2013-05-10 13:26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来信说 章伯钧的谜底揭穿了第1版()
本报讯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凌柏权、颜昌柏、陈文忠、黄国照给本报来信说:读了民盟副主席史良的发言以后,章伯钧的谜底得到了解答。章伯钧对史良副主席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请问章伯钧:把坚持说公正的话,反对反动言论的卢郁文先生骂为小丑,而把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储安平称赞为历史人物,其用心何在?在民盟上海市委会座谈会上,吴承禧先生揭发章伯钧早已策划民主党派最好发展到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上议院。这又说明什么问题?我看,这说明了:第一、章伯钧表面上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却干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第二、章伯钧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早已有了准备的。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准备,而且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沈萍、赵生和、刘武林、张其泉来信说:报上登了章伯钧的三百多字的检讨,按理这个检讨应该是“由衷之言”了吧!但在检讨中,除了空洞的说了几个错误以外,没有接触到一点思想。更妙的是:与他的检讨同时登载的民盟中央小组13日座谈会上史良副主席的讲话中揭发章伯钧在背后的一些“由衷之言”,和民盟上海市委吴承禧揭发的沈志远转达的章伯钧的指示。把这两个“由衷之言”一对照,章伯钧先生的马脚就露出来了。章伯钧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好呢?还是坚持错误口是心非好呢?请章先生说几句老实话吧!
1957-06-17

renbing331 2013-05-10 13:28
光明日报社委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方向 章伯钧储安平使光明日报变质的企图 遭到各民主党派和报社同志严厉指责第3版()
本报讯 据光明日报消息: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15、16两日连续开会,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及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党天下”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初步明确了这些错误的政治责任,一致同意由社务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进行讨论。
出席这两天社务会议的有:严希纯(中国致公党,刘锦汉代),严信民(农工民主党,第二天由王善继代),储安平,王昆仑(民革)。杨东莼(民主促进会),李纯青(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章伯钧,章乃器(民主建国会),萨空了(民盟)。列席的有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和光明日报部分工作人员。
在15日的会议上,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首先发言,他对储安平的问题,作了声明,他说:对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
社务委员们对储安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储安平叙述了他来光明日报两个多月的情况。光明日报总编室正副主任
揭发储安平错误的办报方针
接着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张友,代表报社的工作人员发言,他们从储安平的一系列的实际做法和他的办报主张,证明了储安平在这两个月里,是把光明日报拉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之后,首先宣传了他的办报主张,例如储认为:今天主要 要学习解放前的旧报纸的工作经验;他不同意报纸有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储 认为报纸只是管 登新闻,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报纸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闻,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要登,在鸣和放的报道 工作中,他的主张是不断的揭露,并认为揭露是报纸的任务,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是报纸的责任。在具体工作中,储是这样做的,在九大城市组织了座谈会,发表了十几万字的座谈记录,都是所谓“揭露”的。
高天和张友又进一步汇报了储安平对报纸言论工作的看法。他认为在他来报社以前,光明日报的社论有两种:一种是歌功颂德的社论。这是指阐述成绩的社论而言;一种是四平八稳、教条主义的社论。因此,他主张,要写社论,就要写他所谓的“监督”的社论。
储安平在高天和张友发言之后,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他说:除了个别事例有出入外,汇报的是事实,他这样做是不对头的。
萨空了建议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转达自己的党派中央,讨论这个问题。
王昆仑说,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各民主党派中央要好好过问,要重视这个问题。他说,储 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认为现在要检查那段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究竟应由谁来负责。我要问,社长为什么不召集社委会讨论编辑方针?章伯钧是各党派推出来当社长的,有没有看报?你自己的方向如何?意见如何?
杨东莼、李毅等发言,同意王昆仑的意见。
最后章伯钧发言,他表示同意检查工作,他要负这段时间内发生的错误的政治责任。他并声明说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言论,事先没有看过。他最后对储安平说:“我要向储安平同志要求,应作很好的准备,向真理投降,承认错误,把责任担当起来。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章伯钧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他说原因是“感觉迟钝,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16日的会议开始时,章伯钧又作补充说明,他认为,社务委员的责备是对的。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开会讨论,是错误的。既然储安平发表了错误言论,报纸方向也发生了问题,仍然没有及时开会,这也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感觉迟钝,同时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成天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心情沉重的缘故。接着他又说,在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发表以后,他也感觉到光明日报在方针路线上有困难。他说,“我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杨东莼对这一点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认为章伯钧并不是“太不懂”。杨东莼在后来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和章伯钧同志是二十多年的朋友,共同工作过。他说感觉迟钝,我是不同意的。”杨东莼认为,章伯钧是不能以“迟钝”来说明的。事情发生以后,没有开会。章 说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心情沉重。但是照章过去政治风度来看,也不一定是这样。是不是思想上有什么问题?希望说明。
杨东莼谈到报上各方面对章伯钧的批评。他说,章伯钧受了很多的批评,也说了很多的话。几乎是批评一次,说一些;又批评一次,又说一些。杨东莼认为,这就无怪乎外界对于章伯钧要有两面派的印象。他特别不同意章伯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代论,认为它的内容并不符合章伯钧的实际。
李毅在发言中说,储安平有些主张,和章伯钧过去的有些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说,我们九三学社坚决主张,光明日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着重批判了“是事实就要发表”那种不问政治影响有闻必录的错误观点。
在王善继和章乃器发言后,章伯钧再次发言。他说,近来报上有四个新闻人物,在座的就有三个(指章乃器、储安平和他自己),罗隆基很快也就要回来了。今天这样的会,检查毛病,不但对光明日报有好处,对我们三人,也有好处。章伯钧笑着转向章乃器说,有人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击中了要害,这是指其严重性来说的。我看,你昨天说我是“投降将军”,倒也是击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章伯钧说,有人说我两面,我看我还不止两面,还多一面。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一面,也有社会主义愿望的一面。另外还有封建思想残余的一面。他说,古人说“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我在整风运动中有错误,我愿意承认错误,乘此机会改正。我和储安平思想上有共同性,但人事上 素没有联系。章伯钧说,乃器讲,你检讨太早啦!这是我的精神负担。乃器是一派,不发言;我是检讨不够,有人说是挤一下,说一下。章伯钧说,卢郁文的谈话发表以后,我接到一封恭维我的信,说我很好,拥护我,骂卢;但是6月9日我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发言,新闻发表后,我在11日又接到一封长篇来信,骂我“无耻”,信中说,我从来对你这人寄以希望,认为有骨气,看了你昨天的发言,知你“怕死”,“要做官”,“投降”。我这才了解事情的严重。章伯钧说,有人要利用我们右倾资产阶级思想的弱点,来反对共产党。第一种人拥护我,第二种人骂我,目的都一样。
章伯钧又说,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有根基的,有一贯性的,逢到政治形势改变,就会借尸还魂。因此我还是请安平同志,也包括我在内,要好好查一查这个思想。
李纯青问章伯钧:你说你被右派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章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
李纯青发言,谈到他对章伯钧储安平错误的认识。他认为,谈到光明日报政治方向和储安平发言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他说,今天提出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问题,是否承认这一点?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应严肃对待,不能“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按:章乃器在发言中曾提到,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来谈。)接着李纯青又问章伯钧:你说被右派利用了,那你自己是不是右派呢?章伯钧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
李纯青批评章伯钧关于光明日报的事不和各民主党派商量。他说,社长受各民主党派委托,负 最高责任。现在的错误应由谁负主要责任?我看,应唯社长是问。章伯钧说,我负政治责任。李纯青又问道:你对储安平的“只管揭露”的方针同意不同意?你办光明日报的政治路线是怎样的?总有些想法,这些想法怎样?编辑部同志认为,是要被办成反对派的报纸,你自己是怎样考虑?是否要办成反对派报纸?
李纯青接着问:储安平的发言发表后,你看后怎样想的?章伯钧说,我不同意。李纯青问,他是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既不同意为何不问,为何不声明?
最后李纯青建议,把这些情况带回各民主党派内部讨论,然后再回到社委会来讨论。萨空了、杨东莼、王昆仑等表示同意。
会上,李毅、李纯青等都对作为光明日报社长的章伯钧,就有关光明日报之事不同各民主党派商量,提出强烈批评。
章伯钧声明:(1)社长负首要责任,社长做检讨。(2)光明日报问题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开会讨论。(3)在未搞清楚前,暂不就此事发表社论。(4)在储安平请假未到职前,请 社委会同意由高天负责实际工作。有重大问题召开临时会议。
在两天的会上,章乃器都作了发言,但他声明不要发表。王昆仑告诉出席的各位委员,他刚接到民建主任委员黄任老(炎培)的电话,要了解会议情形,因为代表民建出席社委会的章乃器从来不把开会情况告诉他。
储安平承认关于“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时他说明这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署 用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是他的错误。
王昆仑最后要求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储安平错误言论的问题。
1957-06-18

renbing331 2013-05-10 13:29
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委员们舌战章乃器 章乃器为什么给章伯钧储安平撑腰打气?第3版()
据新华社17日讯 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的错误言论。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黄长水、王光英、毕鸣岐、巩天民、吴韫山、苗海南、向德、刘永业、卢燕南、汤蒂因、胡子婴、吴觉农十二人。章乃器下午出席了会议,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丝毫没有进行自我批评。
毕鸣岐从自己的思想检查谈到他对章乃器 错误言论的认识。他说:我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四次发言中有几点错误,如把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作了过高的估计,而把消极的一面又脱离实际地低估了。这是由于我认为把生产资料交出去是主要的,把思想改造看作是次要的,这等于叫工商界放松思想改造;再如我在发言中说:“绝大多数的民族资本家终于走上了今天这个历史新阶段,把私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了,在这一段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这些话和章乃器所说的“红色资产阶级”曲子虽然不同,而调子是相同的,这就等于说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毕鸣岐说,我还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这句话就像要和工人阶级分庭抗礼了。
毕鸣岐在分析和检查自己上述论点的思想根源后,接着谈到他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论的认识,他说:章乃器的思想言论,实质上是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章乃器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谈到了如何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问题,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他却说由于“三害”的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企业就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照章乃器 这样说法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反而资本主义倒有优越性。这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也是歪曲了现实。
毕鸣岐说,章乃器在若干论点中企图煽动和挑拨离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利用工商界的动摇性来使工商界不能平平稳稳地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常恶毒的。
苗海南、向德、刘永业、吴觉农、汤蒂因等人的发言,都对章乃器15日在这个会上的讲话作了驳斥。
苗海南说,章乃器那天发言中说目前工商界的混乱是由于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章乃器对党的恶毒攻击。章乃器远从去年民建二中全会以来就发表一些污蔑 党的言论。例如他过去强调工商业者的消极性是“五反”运动的副作用,这次又把由于他的谬论引起工商界思想混乱,说成是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十分可恶的。
苗海南说,章乃器 认为现在是从压服到说服的阶段,那就是说过去共产党对工商界都是压服的,那么,党对工商界的和平改造政策、工商界敲锣打鼓迎接合营高潮,是不是压服呢?
向德批判了章乃器的领导和被领导只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阶级本质和人的阶级特性有所不同的言论。
向德说,在发展过程中,衰老的东西一部分转化成为新生的,一部分被排斥或淘汰以至死亡消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就是要使资本主义死去,使社会主义成长,所以改造就是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这是质的变化,不是章乃器所说的先进与落后只是前进中的量的比较。因此资产阶级接受改造就要脱胎换骨,而不是在外表上擦去烙印而已。
向德说,章乃器 认为阶级本质和人的阶级特性不同,零散的资本家是不剥削的,在组成了资产阶级集体后就具备了剥削本质,零散的资本家在组织成集体的过程中起了质的变化。我认为正是由于每个资本家都具有剥削行为,才形成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零散的资本家的剥削能力不那么大,到资本家组成自己的团体,再进一步组成政权,组成国际性组织,剥削能力就一步一步扩大了,这是量的扩大,没有起质的变化。
向德还批判章乃器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说法。他说,章乃器硬要把工作中的缺点——官僚主义,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提并论,其用意何在呢?实际上就是要抓住这一点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向德最后说,章乃器的千言万语,其目的就是要抓住工商界消极的一面,号召工商业者接受他的错误理论。
卢燕南说,章乃器的从压服到说服的论点,是把过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工作都说成了压服,把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说成是压服而来的。这是否定了和平改造,否定了工商界进步的一面,否定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工作成绩。
卢燕南要求章乃器 清楚地说明他不同意李维汉在工商界座谈会上发言中的那些地方。
吴觉农就章乃器15日的发言提出了七点疑问。他在谈到章乃器认为“教条主义的官僚们”的过分行动造成了工商业者的自卑和畏缩情绪时,问道:工商业者的一切消极行动,都应该由所谓“教条主义的官僚们来承担这一责任吗?而所谓官僚们又是谁呢?除了公方代表和共产党员难道 指的是别人吗?这不是挑拨离间是什么呢?
汤蒂因从章乃器上星期六的讲话中,提出了十条加以驳斥。
汤蒂因还提出 问章乃器在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光明日报的社务委员会时,为什么为章伯钧、储安平的错误言论撑腰打气?
胡子婴说,章乃器的错误是利用资产阶级分子一些若隐若现的不服气的情绪,进行挑拨,企图将广大工商界在他的号召下跟着他跑,来打开人民团结的缺口,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她说,根据章乃器 最近的错误论点,已足够说明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她认为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在思想领域和政治上就没有斗争了。她建议民建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要向中国人民表示立场、明确态度,领导全国工商界向右派分子作斗争。
章乃器 继续拒绝批评,并污蔑各地工商界批判他是压服出来的
章乃器 今天的发言,不但没有自我批评,反而责问这个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第三段批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是违背了党的整风运动的指示。他说,他还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
关于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他今天又解释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定息对私方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对资产阶级来讲是剥削残余。他列举理由说明这个看法后,又在资产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两面性等问题上为自己的论点进行辩护。他不承认他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他也不承认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只有想要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才能说反动。他说,他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而别人对他的批判是“想入非非”。他的这些发言,引起到会的人的极端不满。
会上连续收到兰州、天津、北京三市的民建和工商联常务委员会来电或来信,要求对章乃器的反动言论进行深刻的批判。如果他坚持错误不肯改正,要求两个组织给予组织上的处分。
1957-06-18

renbing331 2013-05-10 13:30
民进讨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问题 要求向章伯钧彻底追究责任第2版()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昨天晚上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首先讨论了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事件的声明。声明中除说明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问题民进不能分担责任而外,向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先生提出下列五项问题:
(1)自从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各民主党派决定加强对光明日报的领导后,章伯钧社长为何一直不召开社务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2)中共中央5月1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章伯钧社长又为何不召集社务委员会会议,来讨论光明日报应采取的方针、步骤等问题?
(3)光明日报从4月1日总编辑储安平到职起,到6月8日为止,在这一个时期内发表了很多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和报道,连同报纸的版面和标题明显地变成资产阶级政治方向,对此,章伯钧社长从来未向社务委员会作过任何表示,究竟用意何在?
作为光明日报‘社务主持人’的章伯钧对光明日报的方针任务,究竟向总编辑储安平作过怎样的交代?
(4)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身份在中共统战部座谈会上,公然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伯钧社长既不召开社务委员会,又不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商处理;是否对总编辑储安平有意庇护?
(5)总编辑储安平发表反党的谬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章伯钧社长竟说储安平与胡风“倒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立场?
声明最后认为章伯钧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其历史上、思想上的根源,我们要求加以全面的追究和彻查。并要求章伯钧社长对以上各点提出明确的答复。
接着,会议对右派谬论作了批判。‘余子介’在发言中说:章伯钧的检讨是假检讨,是在蒙蔽群众,他说他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右派的头子。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三部曲,第一部是分庭抗礼;第二部是平分秋色;第三部是取而代之。余子介还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一起的,不要把他们分开来看,罗隆基的意见就是章伯钧的意见,储安平的话也就是章伯钧的话,谁能相信储的发言稿他没有看过。
梁纯夫也认为必须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联系起来看。章伯钧提出的“政治上的设计院”,是想搞资产阶级的立法机构;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是想搞资产阶级的司法机构;储安平 反对的所谓“党天下”,则是想搞资产阶级的行政机构。这是一整套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赵朴初对有些人认为目前报纸对右派谬论的批判是否妨碍“言路”的问题作了批判。他举一个佛经上的故事:兄弟二人,各有一棵无忧树。每棵树都开千朵花,结千个果。一天突然发现两棵树上都生了虫。弟弟就一面治虫,一面继续施肥,而哥哥却认为树既生了虫 要除掉虫,就得除掉树,于是把树砍了。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一棵无忧树,这棵树既高且大,花果又多且好,但也生着一些“虫”,这“虫”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发现了这些虫,大声疾呼要治病虫,并且要我们民主党派也帮着党治病虫。而一些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既看不到花,更看不到果,看到的尽是虫,而且他们认为既然虫是由树生出来的,要除“虫”,就得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大树砍掉。当然,右派分子要砍,人民绝不能同意,于是就要立即进行反批评,免得右派分子损害了社会主义大树,这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王绍鏊、车向忱、林汉达、冯宾符、张明养、金芝轩、葛志成、章廷谦、谢冰心、张纪元、董守义、梁明。严景耀 作了书面发言。
1957-06-18

renbing331 2013-05-10 13:32
农工民主党中委 继续举行座谈会 要求章伯钧政治上揭底、思想上挖根第2版()
本报讯 在17日下午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谈到了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农工民主党主席的章伯钧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农工民主党有什么影响?农工民主党今后应该怎么办?章伯钧犯错误的原因是不是就因为他“说话太随便,不顾影响”?在解放后人民给予章伯钧的政治地位并不算低,委托他的工作任务并不算轻,他为什么反而表现得很消极,甚至要取消农工民主党?以后,为什么忽然又一变而“积极”起来,要“有所作为”,要“大发展”?
章伯钧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据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球说:章伯钧说他要睡午觉,午觉后可以参加。在座谈会上,又有人要求请章伯钧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并且打了电话给他;可是,直到座谈会结束,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在这次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杨清源。他说:章伯钧有变天思想。他向史良所说的话,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思想。有人说他是想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野心。章伯钧有严重的“向上爬”思想,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王一帆分析了章伯钧的各种意见,指出章伯钧在表面上是要加大民主党派的权力,其实质都是“加大我章伯钧的权力”。
他说,章伯钧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地主家庭,受过欧洲资产阶级教育,满脑子西方民主。在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中,他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作了逃兵,投到邓演达的第三条路线。邓演达死后,第三党的重心放在章伯钧的身上,他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个人野心。胜利以后,他是高级民主人士,历次社会改革和思想改造与他无关,他在思想上没有很好改造,本质上还是旧东西,在对个人野心不利的时候他消极,有利的时候他又“积极”了。
潘维耀宣读了农工民主党交通部公路总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中表示:坚决与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同任何想把农工民主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的人坚决斗争到底。他说:章伯钧想把民主党派成员当作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他完全想错了!
黄慎之在发言中说:章伯钧所谓的政治设计院,实际上在他的脑子里一定有个底;他一面说“欢迎批评”,一面却不肯把“底”讲出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否定人们对他的批评。其实,人们联系他过去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实质。他想涂脂抹粉后再拿出来,人民也会替他把脂粉洗掉。
黄慎之同意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对章伯钧的评价:“在困难前是逃兵,在名位前是勇士。”他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并指出章伯钧不止一次夸耀自己做过“共产党的逃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钟岱发言说,章伯钧自认为自己是当代民主党派的开山老祖,认为民盟、民革都是他帮助搞起来的,把农工民主党说成是“我的小摊子”,看成是他的政治资本。因此,从解放以来,他自认为是不够“得意”的,时时表现不满,消极苦闷,说共产党不公平,自认为:“不如我的人,官和我一样大,如张奚若、傅作义;有的人地位比我还高,如陈叔通、黄炎培等。”因此,他寄情书画,摩挲古董,以消闲岁月。钟岱还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工作上,只追求数字,不依靠也不培养进步力量。去年我们提出区分成员“左中右”的时候,受到他很大的反对。他是想:我们党员落后分子越多越好。在党内人事安排上,也一向从他的私人关系、个人好恶出发,不问德才,能拥护他的就用。
王人旋也从章伯钧参加政治活动的历史分析了章伯钧的思想本质。他说:解放前,章伯钧的主张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求发展,希望国民党倒而不倒,他来“渔翁得利”。王人旋还说:章伯钧表示要虚心检查,应该欢迎;但章伯钧不是老实人,善于玩弄权术。必须知道他这个个性,好好帮助他。
王枕心检讨了他前次座谈会上支持章伯钧的错误,他说,这只是由于自己“政治水平太低”,“感情一时冲动”,“对他的错误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模糊”。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王寄一、罗任一、李士豪、庄明远、张含清、张云川、杨逸棠。杨子恒和嵇铨作了书面发言。
1957-06-18

renbing331 2013-05-10 13:33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号召全体成员 彻底批判章伯钧的错误思想第1版()
本报讯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17日上午举行会议,通过了给农工民主党各省(市)级组织和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的急电。电文说:
“章伯钧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已激起全国人民公愤。中央执行局一致认为他的错误十分严重,并有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与章伯钧严格划清界限,并彻底批判。
章伯钧的错误言论不能代表本党。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本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坚定不移的根本原则。我们号召全党同志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与章伯钧和一切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和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坚决斗争,同时继续帮助整风。”
1957-06-18

renbing331 2013-05-10 13:35
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发言 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 兼斥罗隆基陈仁炳的谬论第5版()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有不少人,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人,发表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乘 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别有用心地来阴谋夺取党的领导权。我感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工商业家还要复杂得多,甚至于危险得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几年来,我们盟 帮助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究竟收到多少效果?照这样的情况看来,我们盟对党不是起了助手的作用,而是从助手的作用起了对手的作用,甚至从对手的作用发展到敌手的作用,这真正是令人伤心的事。盟的领导人(指的是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截至目前为止,盟内有些人所发表的谬论,其严重程度是不同的,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加以批驳。现在仅就章伯钧、罗隆基(包括储安平)陈仁炳等人的谬论,根据我的认识说一说:首先,我来谈一谈章伯钧的谬论的本质。一句话,他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8年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第三党,这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退出来了,而且跟章伯钧也断绝了朋友关系,理由就因为他反共。后来,跟着时局的发展,章伯钧变成了中间路线派,于是他就时而偏左,时而偏右,赶 政治市场,搞政治讹诈。我从抗战时期,在北碚同他再见面以后,他想拿我作他的政治资本,又来跟我作朋友,我没有拒绝他。那时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要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我都参加了,周总理跟我说笑话,说我是六国封相,但我就是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在抗战时期一直到全中国大陆解放的前夕,我跟他在朋友的关系上是这样的:他在政治上好,我就跟他好,他在政治上坏,我就跟他坏。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把我看作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我说话常常击中他反共的要害(这并不是储安平先生“党天下”之说击中了共产党的要害),但是我还不知道他说过这样两句话,最近在报纸上才看到四川一位盟的同志赵一明揭露出来,章伯钧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这充分证明我说他的本质是反共,一点不错。他已不打成招了(注意,这两句话是他在解放后说的)。1949年,全中国大陆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兴,我以为他一定在彻底改正他的错误了,不料他又想乘党的整风的机会来反共,来煽动人心一致起来反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少数知识分子及其他不坚定的中间分子跟着他走,从最近各界人士,特别是他直接所领导的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所揭发出来的事实,他的这种反共的主张,他企图走中间路线的路来达到他反共目的的主张,并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不足为怪的。
有人说:章伯钧现在不是承认错误了吗?但已经有人指出来了,他仍然是用两面手法。对储安平的反共谬论未有认真处理,也不想认真负责,而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他的荒谬绝伦的所谓代论,我想,代 论是代社论的意思,他的代论,好像是代光明日报说话。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代光明日报说话等于代各民主党派说话,好像他的错误是要由各民主党派来代他负责的,试问他荒唐到了什么程度。他把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时期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对储安平的反党谬论加以支持,而且认为“党天下”之说是击中了党的要害。这统统应由他负完全责任。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在开始负责任了,因为他已承认错误了,我在这里说一个不大适当的比喻:有人犯了杀人罪,被人揭发了,他说:我错了,我再不杀人了。可不可以?我想是不可以的。最后我要声明一点,过去我同伯钧总算是朋友,我再三反省,我对他是尽了我朋友的责任的。所有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言论,以及我对他的希望,可以说,也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他不 唯 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还有我所一概不知道的最 错误最反动的言论,这恐怕他也懂得最反动的言论是不能同我讲的,我今天像这样沉痛的批评他,我也希望他自己反省反省,我在政治上是否帮助过他,而且像我这样帮助他的人还有没有第二个。关于章伯钧,我所要说的话,暂时到此为止。
其次,我来谈一谈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实质精神是什么。很明显,他的平反委员会是不要共产党参加的,似乎有共产党参加,平反工作就做不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没有平反委员会,共产党已经作了很多平反工作,许多党委和许多学校党的负责人对 斗 错了的知识分子赔情道歉,这恐怕是任何阶级专政都不可能想象的事。蒋介石集团暗杀了我盟同志李公朴、闻一多及其他许多同志,明 杀了杨伯凯、杜斌承、曾伟及其他许多同志,至于所有进步人士和青年被蒋介石集团冤杀了的更不止千千万万,谁来为他们平反过?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专门对反革命的,只要不是反革命,错了就认错,这就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是最彻底最 高度的民主。即使在肃反运动中,党也是宽大与惩戒相结合的,走群众路线,宣布一个人不杀,甚至就是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呢?这是不是根本上不信任共产党呢?而且在逻辑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反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就会搞不好,推论下去,就是任何国家机关,任何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都会搞不好,最后,就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得好。在今天敌我矛盾还存在的时候,肃反工作是纯洁党的内部、人民内部的最首要的工作。有些人专门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罗隆基也在内),其后果一定要走到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不要肃反了”,在政协已有人发出这种谬论),不肃反,那最好是让反革命分子公开活动。反革命分子遍天下,人民就只有死路一条。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组织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那就一定要助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使得执行肃反工作的人缩手缩脚,连在马路上大摇大摆的反革命分子都不敢去捉了,因为怕肃错,其结果必然是取消肃反工作。企图以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强调肃反的副作用来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试问居心何在?罗隆基就要从国外回来,必须作彻底的交代。
再其次,我来谈一谈陈仁炳的“算账”问题。已经有人指出了,他是要算新账,算 解放以后共产党的账,要提出几个共产党员来处理处理。新账倒是可以算的,也不怕算,我看就是旧账算不得,而且也算不清。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把心肝捧出来说几句良心话。除了少数人以外,我们在旧社会里,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好事,干了一些什么勾当。解放以后,共产党把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及一切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教书的仍旧请他教书,做官的仍旧请他做官,这种宽大政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今天反转来还要向共产党算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也希望陈仁炳交代清楚。
很惭愧,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发昏第十二章的各级领导人物是不少的。在北京、上海的不必说了,据说在湖北武汉也有,在山西太原的有王文光,山西盟内外展开了对他的批评(此外还有也不可知),这里不能一一详说。但我们中常委必需对这些错误反动言论表示态度,同他们划清思想上、政治上的界限。个人的错误反动言论都应该由个人负责,我们全体盟员誓死反对的。我盟沈钧儒主席已经向全盟表示态度,有所指示了。我建议我们中常委要郑重作 出决议,通知各省、市地方组织,进一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对右派野心分子反社会主义行动的反击,不是对人民群众批评的压制,不是对鸣、放的阻碍,更不是收,我们还必须明确认识,这是一场社会主义路线和反社会主义路线激烈的斗争。要求我们盟员同志,认真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遵循沈 主席一边倒向社会主义的指示,坚持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好好地帮助党内整风,严厉地批评和痛斥盟内外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此外我同意千家驹的建议,开始盟内整风,和暂时停止发展盟员。同时我还建议,章伯钧和储安平必须迅速地、严肃认真处理光明日报的错误问题。我盟中央对这一问题也要表示态度。
1957-06-19

renbing331 2013-05-10 13:36
民革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 谴责章伯钧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第5版()
新华社18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今天对光明日报被一度篡改政治方向事件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光明日报是我们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报纸。近两个月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把光明日报从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储安平更假借“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发表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对于章伯钧、储安平这种利用职权,有意篡夺光明日报的行为,不能容忍,极为愤慨,严加谴责,并声明如下:
(1)章伯钧两个多月来不与各民主党派商量,也不召开社务委员会,即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这个路线方针,完全违反我们民革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其所发生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由社长章伯钧负责。
(2)储安平在章伯钧支持下,在编辑方针上强调只报导共产党和政府的偏差和缺点,拒绝发表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社论;不加批驳地刊登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量刊登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闻,企图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并且不经各民主党派同意,用光明日报名义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企图在各地集中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应该完全由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负责。
(3)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对于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宣传,曾及时并屡次提出反对,但储安平加以压制,章伯钧不支持光明日报工作同志的正确意见而支持储安平。在这里,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光明日报坚持正确立场的工作同志,并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检查,揭发章伯钧、储安平的篡夺行为,消除他们在内部所散布的毒素。
(4)我们民革中央对于光明日报的问题,还将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提出意见。对于章伯钧在这一时期内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储安平假借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反动言论,我们决定要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
1957-06-19

renbing331 2013-05-10 13:38
民盟确定盟内整风的主要内容 整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和行动 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继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第2版()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民盟中央小组在18日晚上和19日晚上连续举行座谈会。从大家的发言来看,民盟反右派斗争正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号召和影响之下进一步发展。发言中对章伯钧、罗隆基等的错误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盟内立即开始以反右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问题,对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改造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绝大多数人的发言对右派的言行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有人并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错误言行有新的揭发,还有一部分发言人作了自我批评。
参加这两次座谈会的人数都大大超过过去四次座谈会的人数。沈钧儒主席年逾八十,身体本来不好,也参加了这两次座谈。章伯钧两次都请了假,没有参加。有人发言中曾经质问他为什么不参加。
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在19日晚座谈会开始之前,主持会议的民盟副主席高崇民着重说明了两点:
第一、民盟整风的内容和中共整风的内容有所不同,中共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而民盟整风的主要内容则是整 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和行动。
第二、民盟整风的方法当然也应该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言行,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驳斥,决不能把“和风细雨”作为姑息和容忍这类极端错误言行的借口。
  张 纪 域 说:章伯钧、罗隆基企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自今日始,而是从民盟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
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的发言中说,章伯钧、罗隆基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从今天开始,也不是从解放以后开始,而是从民盟成立那天就开始了。1948年,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时,章伯钧在会议中就进行反对这个会议的活动,罗隆基当时却在上海没有参加,但在会后也写信来反对三中全会的决议,因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和共产党携手,走共同的道路,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1948年五一节,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当时民盟总部起草和讨论新政协纲领,其中有两条:一条是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一条是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讨论来、讨论去不能决定,为什么呢?因为遭到香港的章伯钧和上海的罗隆基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势所趋,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的脑子里实际上是在分庭抗礼,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更是原形毕露了。
  丘克辉揭露章伯钧曾经说过:让他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是不甘心的
丘克辉在发言中说:章伯钧在解放后,一直还存在着反对党的领导的情绪。今年4月他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曾说:解放前我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是平居的,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我是不甘心的,是很消极的。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章伯钧是对抗党的领导的。他在交通部还经常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说:共产党员并不是靠本领吃饭,而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的。
  黄药眠 分析章伯钧有无限的政治野心
黄药眠 谈到章伯钧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他说:章伯钧不能算是左派。他一向主张中间路线。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他就是反对共产党而走中间路线的。1948年在香港举行民盟三中全会时,民盟坚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章伯钧是从心里反对的。解放后来到北京,看见形势不同,表面上就装着左派的姿态,去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他假借 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企图否认 党的领导,和党分庭抗礼。他的思想不但有历史根源,同时又和世界修正主义思潮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黄药眠接着说,章伯钧虽不学无术,但对政治却有无限野心。他对人一抬一打喜怒无常、朝三暮四,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利于他的就是他的朋友,有害于他的就是他的敌人,黄药眠 认为章伯钧就其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分子。
  高天揭露章伯钧储安平 等企图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事实
候补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发言中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使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采取了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错误言行。除本报18日以“光明日报社委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方向”为题的报道中已经揭露的外,高天还揭露了一些其他材料。
首先,储安平是不承认党对报纸宣传的领导,也不顾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人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他说,我们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在发了基层“鸣放”的一次消息之后,群众非常不满,有人请他考虑这样报道对社会主义、对国家人民有利没有利的问题,他说:“这我不管,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党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这一方针,他大加歪曲。他说:“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他所谓的“暗礁”“风险”之类,就是指的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向他提出的不同意见。
他在国际宣传上,主张直接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评论,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消息,少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消息。
储安平对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说法特别感到兴趣,甚至消息登错了也不承认,反而要制止新华社广播指出这个错误的新闻。
储安平还常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前面了”,高天说现在看得很清楚,那时光明日报究竟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高天还揭露说:储安平这种方针和做法,是得到社长章伯钧的同意的。储安平说他和罗隆基也谈过光明日报的问题,其中谈到怎样“监督”、肃反问题和十二个副总理的问题。高天认为储安平的办报方针和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和罗隆基要负 严重责任,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当有的同志质问储安平要把光明日报带到那里去?要求讨论光明日报的方针问题时,储安平显然是胸有成竹地说:方针是领导决定的,不要大家讨论。高天认为决定这个方针的就是社长章伯钧。高天还揭露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材料,就是罗隆基还向储安平推荐 让陈新桂 到光明日报主持评论工作,说陈新桂在民盟“理论”是最高的。高天说陈新桂的所谓理论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理论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企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
最后,高天要求民盟中央彻底检查,追究促使光明日报一度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
沈兹九在发言中,揭发了罗隆基反对党的领导的事实。他说:罗隆基在民盟工作会议期间说过:今天高级知识分子的矛盾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在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而民盟既要教育那些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也要教育大知识分子。
冯素陶说:盟中央的工作不好是和章伯钧罗隆基把持领导分不开的
冯素陶在发言中说:几年来,民盟中央的领导落后于地方,落后于广大盟员群众,这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分不开的,他们把持了盟中央领导以后,是凡不利于他们肮脏目的的,就到处散布消极情绪。他还说:民盟中央许多负责人有职无权,秘书长胡愈之同志要出差,想带一个高职干部,这件事身为秘书长的胡愈之自己完全有权决定,但他却不得不请示罗隆基,而罗隆基也竟然不批准。许多有能力、有觉悟、能够坚持正确立场的同志受到打击、排挤。
陈望道说:应该得出一条经验,只要正直的人敢于讲话,正气就上升,邪气就下降了
陈望道说,很多同志揭露了章伯钧等的反动言行。有些人是过去就晓得的,可是过去对他有没有帮助、批评?如果知道而不批评,那就不对。他说希望以后大家要爱人以德,特别是对那些对社会主义有异心的人,不能因朋友关系而姑息。
陈望道在发言中说上海市在这次“鸣”“放”中有很大的歪风。只许说坏话不许说好话,有好多认识不清的人都不敢讲话。可是,从上周起,情况就变了,很多会上大家都对右派进行反击。空气一转 变,右派有的不见了,有的认错了。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了,原来右派并没有那么多,只是少数人在那里造空气,控制别人的发言,恐吓人。陈望道说,这是一条经验,正直的人要站起来讲话,要反击,不要害怕。只要大家站起来讲话,正气就上升了,邪气就下降了。
曾庶凡在发言中说,罗隆基在解放前对我说,他只懂欧美式民主政治那一套,言下有得意自豪的气味。常称君劢先生、漱溟先生,他对 张梁的表现很亲切。
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就一贯反共,他的已故胞弟章伯涛二十六年前就对我说过:“我们老大没出息,总想反对共产党”。
陈新桂在会上初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理论上没有搞通而随便乱说,而是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感到不满意、不舒服、不习惯,是政治立场问题。
张云川也检查了他的错误,他认为他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个性偏执、性情急躁、好感情用事,自觉内心无他,因而便乱发议论,不管影响。
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
陶大镛、车向忱、王毅斋、费孝通、张志和、钱伟长、乔传钰、韩兆鹗、陆士嘉、吴景超、莫乃群、王统照、潘大逵、刘开渠、吴作人、刘王立明、王德滋、吴春选。还有汪世铭、辛志超、聂国青、陈荫南、喻德渊、罗子为、张毕来、陈鼎文
作了书面发言。
1957-06-20

renbing331 2013-05-10 13:40
撕破章伯钧的假面具—李伯球等初步揭发章伯钧反共活动的种种言行第2版()
本报讯 昨天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许多人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初步揭发了章伯钧反共的两面派言行。
李伯球说:章伯钧“心中的事”究竟是什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章伯钧在农工党中央和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在另一次的谈话会上,谈到评级评薪时,他表示很不满意,他说:“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局长、司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作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样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这与储安平等所说的话,没有丝毫不同。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他常常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但他的所谓“有搞头”、“责任重”,并不是指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责任的增大而言,而是别有用心。他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割裂开来看。认为“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中国要在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上赶上美国”。他念念不忘第三条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
章伯钧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中央干部会和在北京市党员和群众集会上,常常大发“议论”,夸大美国的原子力量,强调原子弹时代几分钟就可以毁灭世界。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他说:“日本和西德的生产提高几倍。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资本主义还有活力的。”
章伯钧对干部的任用,表面说要有制度,实际上只想用他自己夹袋里的人,他对干部说过:“农工民主党有两套干部,一套是统战部的,一套是我的。”在农工民主党六届三中全会开会时,他说“季方、李伯球和我闹翻过的。“当时李士豪、郭翘然、曾伟、申葆文都是一致反对我的。”在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特找我谈:“中央的事你可以少管,我自己来管了。”
解放战争紧张阶段,当蒋介石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强迫解散民盟的时候,他躲起来,打算逃到香港去。临行前留下一封信要转交给张澜先生。信里说:“民盟解散的同时,农工民主党也解散。”经留在上海的一位中委转到曾伟手里(曾伟是当时农工党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主任委员,解放前夕在上海牺牲),曾伟认为章无权发这一封信,征得‘丘哲’同意之后,把信烧掉了。章到香港后,表面不能不适应民盟南方总支部继续坚持民主斗争的情势。但是在民盟三中全会上,没有满足他个人的权位,曾拍案大骂。以后在香港则搞他自己的一套活动。曾公开发表中国要实行“联邦制”的主张。同时企图联络各方搞军事活动,向干部鼓吹农工党可以在几个月发展十万、八万党员。同时当曾伟同志的爱人要由香港秘密往上海时,章当我的面嘱咐她转告曾伟,不要吸收共产党员(事实上广东和上海的农工党地下组织同中共地下党员有交叉关系)。那时候很多同志都反对他的主张和做法,大家推定一些同志综合整理提到会议上对他批评,他即拍案大骂。与此同时,香港的民主阵线也展开了对他的右派活动的批判,他大为气愤。为了缓和情况,我曾和王深林同志去见他,我说,一切活动对中共可以坦然,不必有秘密。他说:“我腰包里有一千元美金,要到瑞士去,农工民主党的事你们去搞吧。”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对自己的一套组织和军事活动很热心。如布置张觉初负责“直属中心小组”。农工党和民盟同志发现张觉初用农工民主党直属中心小组名义发出的侮蔑在解放了的哈尔滨举行的劳动大会的文件。农工民主党中央给张觉初停职处分时,张说是“章伯钧离港以前同意的”。(此人已被开除了,现仍在香港进行反动活动,印有“往事”一册,其中还谈到此事。)
1948年在章伯钧北上前,正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我党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但他仍然违反这个决议,作军事上的布置,企图在长江以南抓一把,作为政治资本。临行前一天找我到半岛酒店谈了半天,他说“我已经和各友方商约,编几十万军队。计划闽赣由第三党搞,鄂湘桂 由某友方搞,广东为共同的基地,……他并预料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可能仍保有江浙。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和中共组织联合政府了。此次北行就是与某友方代表去和中共谈判。他这种三分天下的军事投机,害得我党不少同志在解放后仍有敌我不分的错误。他在北上途中船上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知道此行的目的达不到了(他自己追述的)。到了哈尔滨后,他却写信给留港部分中委,大意说:“我到哈后,深悔此行,此间无事可为,我很怀念香港,仍想设法回到香港来。”1949年3月,我来到北京时,他又对我说,“我的主张没有错,所差的只是没有上山,如果上了山的话,那我们也有了总司令。”
罗任一说:章伯钧的两面派作法,从抗战开始就是如此。在重庆时,我和他住在一起,亲眼看到他一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又‘鬼头祟脑’反共,并经常同右派分子有来往。他究竟包藏的有什么阴谋,大家应该搜寻一下。
张云川说:在解放前,当民盟被迫解散时,在上海我和章伯钧坐三轮车到张澜家里去,路上我向他说:看今天报上消息,解放军在山东有一仗打的吃亏了。章伯钧怎么说?他说:吃点亏也好,这样可以使和谈更快一点。从他当时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他希望和谈成功,好到南京做官。
在日本投降后,他以党派关系在上海弄到一所房子。后来,当时他看到国民党的一时胜利,就对革命丧失了信心,跑到香港作寓公。他在上海把房子出顶,顶了十八、九根金条;除还一部分帐,请律师用了五两。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有两百多人,他只给留了五两。有的同志气得哭。后来我也到了香港,听说他托云南银行的一位经理从上海把十三根金条兑到香港。可是,王欣荣住在亭子间没饭吃,他也不理。
王寄一说:章伯钧曾说:“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政治不民主,经济民主。”言外之意,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
何世琨说:章伯钧曾在我党三中全会上号召大家对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他说:“拿舌头与牙齿比,牙齿总是先落。”
他在政协和本党工作会议上虽都号召要肃反,可是在另一个会议上,对某些同志提到农工民主党必须肃反时,他就拍案大骂起来了:“让你们去肃反!组织肃反委员会,某某人当主任,某人当副主任,某人是共产党员当委员。”这样前后矛盾,其用意何在呢?
在农工民主党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后,他分别请地方干部吃饭时,章说,“今后我可以委你们官了”,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
1957-06-20

renbing331 2013-05-10 13:41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扩大会议 要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 决定开始整风并成立专案小组检查章伯钧的错误第2版()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昨天举行了扩大的第二十九次会议,讨论并在原则上通过了执行局向各地农工民主党党组织发出的题为“坚持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指示;决议召开扩大的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声明”;决定全党进行整风而且在整风期间暂行停止发展组织;还讨论了“怎样帮助章伯钧认识错误、深刻检讨、认真交代”的问题。
会议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他说:章伯钧问题,是思想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十分严重。因此,要求各方面继续揭发并要章伯钧进行深刻检查。我们也应该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章伯钧过去是一个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政客。解放以后,自恃有功,骄傲自大,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冒头。最后,竟发展成为居心叵测的恶毒的野心家,妄图自搞一套,这是我党的耻辱,令人切齿痛心。历年来,他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欺骗我党同志,也欺骗共产党;实际上他在有计划地勾结右派分子,造成个人势力,威胁共产党,篡夺领导权。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和活动,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给予我党的损失也是严重的。中央执行局必须采取各项必要的措施来弥补这些损失。因此,召开这次会议。
王一帆在会上先后宣读了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会、广州市委会、江苏省委会和南京市委会、江西省委会和南昌市委会给中央执行局的电报;杨逸棠宣读了农工民主党交通部总支部的六条决议。这些电报和决议中,都表示要严格地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坚决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一致要求章伯钧深刻检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作 出交代;同意执行局17日发出的急电的精神,发动基层组织全党同志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作斗争。为了便于章伯钧进行思想检查,广州市委会还建议立即停止章伯钧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黄琪翔在会上说明:我作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看到章伯钧问题的严重性,十分不安。17日早晨,到党部来,和部分负责同志商议后,认为必须把握时间,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全党同志彻底批判章伯钧,并在政治立场上和思想上和章伯钧彻底划清界限。当即决定以中央执行局名义向各地组织发出通知(急电),并且已经在18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他说:希望这件事没有做错,并请求执行局予以追认。——会上,大家鼓掌通过了追认这个通知。
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在会上宣读了“坚持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指示草案,并作了说明。他说:农工民主党最后一个时期的动向究竟怎样?发展方针怎样,宣传方针怎样?是社会主义方向,还是非社会主义方向?值得怀疑,需要认真检查一下。我们全党同志要深切思考一下,要从头脑中清除章伯钧思想的毒害,从一切党务活动中检查、批判章伯钧政治阴谋的影响,将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坚决地踏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一目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决定向全党发出指示。希望大家提出意见。
在讨论这个指示草案的时候发言的有李伯球、何世琨、王寄一、王人旋、张云川、杨逸棠、杨清源、王一帆、李士豪、徐彬如等。绝大多数人在发言中都认为这个指示应该更加强调指出进一步揭发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和政治阴谋的必要性,号召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大量揭露这一方面的具体事实;一些人并在会上揭露了章伯钧发表过的反动言论和不利于团结的行为。王一帆还指出:章伯钧的阴谋,已经被广大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一切有觉悟的人初步击碎,现在要严防章伯钧的另一个诡计——金蝉脱壳;必须在全党干净地清除他的影响,彻底肃清有长远历史的“第三条路线”的影响。张云川认为:在这个指示中不应该不说明中央执行局对章伯钧的错误应负一定的责任。他说:章伯钧这些错误言论,早就在党内发表过,我们政治水平低,未能辨别;不但没有与之斗争,有些人还觉得这些言论很好呢!党内同章伯钧接触较多的同志听到的“私房话”恐怕会比章伯钧向史良 讲的更多,他们有责任把这些话都揭露出来。会上,还有些人建议把章伯钧过去公开、半公开和个人接触中讲过的错误言论搜集在一起,印出来,发给全党各地的成员讨论。李伯球等提出在这个指示中应该提出要立即在农工民主党内整风,并暂停发展组织。有人认为有必要整风,但不必写入这个文件,可以另发指示。最后大家认为整风和暂停发展组织都很重要,一方面要另发指示,一方面也要在这个指示中写上。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指示,决定吸取大家的意见改写以后,在第二天作为正式文件发出。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扩大)的议案。召开这次全会的目的,主要是讨论章伯钧的严重错误,和农工民主党整风及发展组织等问题。开会的具体日期和扩大的范围另定。
接着,经过讨论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声明。
然后,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农工民主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在整风运动期间暂停发展组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说:农工民主党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坚决的和右派思想划清界限,揭发和批判章伯钧等的错误言论,事实上,已在进行党的整风。兹为明确目前首要工作,决定全党进行整风,先从中央作起,逐步推广。整风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内容,由中央执行局制定,另行通告。在整风期间全国各地暂行停止发展组织。
会议最后讨论了“怎样帮助章伯钧认识错误、深刻检讨、认真交代”的问题。杨子恒提出,可以组织几个小组,一组一组去找章伯钧谈心,用中共提出的整风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式来帮助他。许多人都不同意杨子恒的这个意见。杨清源说:要确定采取什么方法,先要对章伯钧的错误的性质有一致的认识。他认为,章伯钧的错路已经走到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边缘了,不是用一般的小组帮助、和风细雨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李士豪说:章伯钧的问题已经是政治问题了,同他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斗争是他们右派分子挑起的,是他们先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大民主”的方式;因此,对他斗争也要有很大的群众压力,首先要尽量在群众中揭发他,要他坦白地交代、检讨;单靠中央几个人的力量,我看不行。李伯球说:章伯钧是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攻中的一员大将。对他,主要的办法不应该是谈心,他不会听你的。当前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的荒唐言论揭发出来,在群众面前把他的假面具撕下来。要使他感到已经孤立,不再幻想会有人为他解围;不然他是不会转而向人民靠拢的。罗任一、王善继、何世琨、夏康农、王一帆等也同意杨清源等的意见,认为对走反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能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至于对右派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现在还不要急于作结论;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尽量揭发具体材料。
昨天上午和下午,章伯钧都没有出席会议。开会之前,他打电话请假说,前一天晚上睡得很迟,今天需要休息一下,只要精神好一些,就一定来参加会议。在散会前不久,黄琪翔收到了章伯钧的这样一封来信,“今日执行局扩大会议,我上午因有约会,下午又因身体欠佳,均不能参加,十分抱歉,请大家原谅。我对各位同志所作批评十分感谢。我希望成立一个小组对我进行帮助,进行检查。此议如蒙同意,即希见告。不胜感激之至。”
黄琪翔向大会宣读了这封来信后,引起了大家的极大不满。有人提出,章伯钧表面上说希望大家帮助他检查,他却以各种借口,不同大家照面,是不老实的。也有人指出,章伯钧的“成立小组”的建议本身,就是一种圈套,按照他的意见对他进行“帮助”,只能使农工民主党中央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立即成立对执行局直接负责的检查小组,对章伯钧的错误向各有关人士和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同时责成章伯钧把自己的错误言行,向这个小组作 出详细的交代。会议还决定,以中央执行局的名义,把这项决议告诉章伯钧,作为对他这次来信的答复。许多人特别指出,这小组不是对章伯钧负责的“帮助小组”,也不能到他家里去谈问题;而是对执行局 集体负责的“检查小组”,要叫章伯钧到党部来谈;需要开扩大会的时候,还要由检查小组建议执行局召开。
黄慎之还在会上提出:不要忘掉李健生。几次开会,她只来了一回,一会儿又走了。她和章伯钧多年相处,什么都知道,却回避这次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不对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周太玄,武堉干作了书面发言。
1957-06-20

renbing331 2013-05-10 13:42
杜斌丞烈士的堂弟杜礼程写信给民盟中央 要求纠正章伯钧等的错误路线第2版()
本报特约新华社西安20日电 民盟盟员、原民盟西北总支委员会负责人和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烈士的堂弟杜礼程,今天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一封给民盟中央的信,要求彻底纠正章伯钧、罗隆基的错误路线,建议民盟中央立即召开扩大会议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职务。
杜礼程信中说,民盟在建立之初,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料盟的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竟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盟章,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别有用心地企图惑乱人心,动摇人民民主专政以危及国本。这样的人配做我们盟的领导吗?他要求盟中央彻底纠正章伯钧、罗隆基的错误路线,并建议盟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职务。
杜斌丞烈士和张学良、杨虎城烈士于1936年参加了“双十二”义举。杜斌丞曾先后担任过民盟西北总支委员会负责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对盟务贡献巨大,积极反蒋,1947年3月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同年10月慷慨就义于西安。
1957-06-24

renbing331 2013-05-10 13:43
章伯钧是怎样的一个人?第2版()
  陈其瑗
我和章伯钧相识十年(从1947年——1957年),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专玩弄两面手法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搞党”人物,对于中国共产党处处流露出恶毒的仇视态度,他的历史是“靠反共起家”。下面我回忆起几件事情,用事实来说明章伯钧是怎样的一个人。
1948年4月,我在香港彭泽民家见到了章伯钧,谈起延安光复,东北、山东许多重要城市解放的新闻,彭老和我很高兴,认为‘蒋政权’坍台在即,全中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章伯钧答:“嗯,我看始终是和局。如果毛泽东聪明一些,还是和好!”章伯钧不愿看见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靠所谓“和局”去混水摸鱼的心情不觉暴露了出来。
有一次,章伯钧好似诚心诚意地问我:“你对农工民主党的看法如何?”我说:我不是你 党的人,不便批评,既承下问,不得不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你 党叫农工民主党,好像 你 党是农民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其界限如何?究竟代表多少农民?章伯钧大不以为然,反问我:“中国有几亿农民,共产党要得了吗?”可见,章伯钧早已立下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争取农民领导权”的纲领。
章伯钧在香港为了扩大政治资本,滥收党员,甚至有些托派,共产党叛徒,特务分子(仅在达德学院就发现有‘张觉初’、周伯刚等)和可疑分子都混进了农工民主党。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滥?章伯钧答:“在这样大潮流里,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章伯钧到处拉党员,原来是为他抬轿,他爬上去之后,就叫人“自生自灭”。老子道德经 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章伯钧是党魁不仁,以党员为刍狗。他对于自己所组织的政治集团成员,公然采取了多么卑污下流和忍心害理的手段。
1947年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章伯钧在香港“华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表示反对。
章伯钧醉心美国的两院制,经常宣扬“上议院”的资产阶级谬论。说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是由脱离生产的专搞政治的人物来担任,这也就是说,他看不起来自工农中间的代表,认为工农不懂政治,他才懂政治。
有人怀疑,章伯钧只在座谈会上说了一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话,是不是打得太重了?我以为站在什么立场来看,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来看,当然以为重,但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来看,不是太重而是太轻了。章伯钧长期以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有一套“理论”、政纲和行动。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深入地揭露章伯钧、储安平……之流的底细,才能使人明白这些野心家整天的所作所为,是对人民有利还是对人民有害?他是怎样当面说“拥护共产党”“深为惭悔”的好话,而背后和心里又怎样仇视共产党,仇视人民。这是民主人士对章伯钧之流的右派划清界限的时候。
1957-06-25

renbing331 2013-05-10 13:43
罗隆基的“建议”用心何在?第7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邰爽秋
在全国整风声中出现了一些荒谬言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在这些言论中,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建议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罗隆基说,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被斗争的人都向这个委员会“申诉”。罗隆基的用意显然是要他们出来“控告”共产党,以便由罗隆基所设计的这个委员会为他们“伸诉冤枉”。这个委员会仿佛是一个特殊的法庭,受审的则是共产党,而罗隆基却要被歌颂成为替那些被斗争的人“报仇”的“包大人”。罗隆基的这种荒谬建议的主要作用,除了引起被斗争的人仇恨共产党的情绪之外,我看不出有其他的意义。
罗隆基说,“过去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运动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我认为,罗隆基的这番话不符合事实,就我所知道的,党对纠错工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以北京师范大学而论,对于在肃反中被斗 错了的人,党委书记一再在全校性的大会上代表党公开道歉,并且在各系中召集过原来参加斗争的人向被斗 错的人道歉,替他们摘去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他们的名誉。党对于某些被斗 错或是在思想检查中受了伤害的人虽说还没有来得及公开道歉或是给以恰当的处理,但是,党始终是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的,对于尚未做到或是做得不够的地方,不是不可弥补的。师大如此,别的单位想来也是这样,罗隆基不应该不知道的。罗隆基如果不赞成把纠错的工作交给有关单位领导运动的组织去处理,那末他何以不提议把这工作交给领导运动组织的上一级组织去处理而偏偏要另外搞一套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机构来处理呢?
罗隆基强调说:“成立这个委员会可以将平反和三反、五反及肃反的机构划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有利于做平反工作。”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如果由共产党领导来做平反工作,就会于平反不利。这种说法是根本不信任共产党领导,也就是否认或至少是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罗隆基身为民盟副主席之一,竟发出这种否认 党在平反纠错工作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的胡言,有这种不信任共产党领导从而削弱共产党领导的企图,这种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威信并为自己在群众中建立威信的诡计,已经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以愤慨的心情,以盟员身份,宣布同罗隆基划清思想界限,并建议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对罗隆基等人的荒谬思想和言论展开批判。
1957-06-25

renbing331 2013-05-10 13:45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认为:章伯钧是争权夺利的野心家第2版()
本报讯 昨天晚上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继续揭发了章伯钧的一些反动言论。
黄琪翔 首先发言,他说:章伯钧是一个恶毒无情的野心家。卢郁文批评了章伯钧的发言以后,章伯钧怀疑卢郁文是共产党员,怀疑共产党是要通过卢郁文来打击他。有人告诉他卢郁文不是共产党员,他强作苦笑,表示不同意。这就是他对共产党的认识。黄琪翔接着说:6月9日(星期日)下午,章伯钧约李伯球、杨逸棠等到我家里闲谈。他一到就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浦熙修也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通知文汇报。章还说:“昨天(8日)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王寄一说:他有一次在交通部干部大会报告中说:“周总理要我当交通部长,我表示我是搞政治的,交通部不过是修桥补路、卖卖船票的事情,我是搞不来的。”他说他在交通部有职无权,实际上是经常不上班、去逛晓市、买古董,部里的同志找章部长找不到,这就是说他自己放弃职权,不负责任,不是有职无权。他对公私合营偏重拥护资产阶级利益,并认为民生公司能够合营是他的力量,不是党的力量。
王一帆说:章伯钧想把全国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收罗到农工民主党里来,甚至还想把开除出共产党的黄逸峰也拉进来。(这时 李伯 球 插了一句话:章伯钧曾表示不要钟惠澜加入农工民主党,说钟是靠近共产党的人,可见他要的“代表性”是落后的代表性。)他还想把所有现在失意的、犯过错误的、有困难的老第三党成员通通都找来,做农工民主党的骨干。
1949年,全国解放了,大家都很高兴,章伯钧却对我说:“革命成功了,但是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言下对共产党有不服气的情绪。这些都说明章伯钧的政治野心。
杨逸棠在发言中揭露章伯钧对他说过,他从事党派活动的目的是“有团结而后有力量,有力量而后取得权力”。
他还说,要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光给他吃好的住好的,那样好比把他放在西郊公园,不让他自由,是不行的。如对费孝通就是一个例子,他到现在还不 心服。
还有在中共八大以后,章伯钧把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比作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党对资本家的改造是假慈悲。
李世鉴带病出席了会议,他最后发言说:李健生是章伯钧的最亲密朋友和爱人,也是农工民主党的一个负责人,她对章伯钧的问题如何看法?到现在没听到她的一句声音,我们忠诚劝告她表明态度和立场。
王 深林、李士豪、王枕心也在这次座谈会上发了言。
李伯球、王人旋和嵇铨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1957-06-26

renbing331 2013-05-10 13:46
恶毒的“指示” 重庆民盟揭露舒军、李康推销章伯钧、罗隆基的私货第2版()
据新华社重庆24日电 在20日到22日举行的民盟重庆市委扩大会议和基层干部会议上,许多盟员揭发了民盟重庆市委的当权实力人物——组织部长舒军和宣传部长李康(他们都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积极支持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的许多事实。
参加会议的人在发言中指出,舒军和李康借着传达民盟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的机会,偷偷贩卖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大批私货。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主任李隆术揭露了舒军、李康传达的对付争鸣方针的十点值得注意的“指示”。这十点“指示”中最恶毒的有以下几点:⒈“盟员要大胆的鸣,带头的争,要到处点火,以过去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精神,决心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人,要有仁人志士的精神”;⒉民盟组织要做摘帽子的工作,看见有人被戴了一顶不合头寸的帽子,要帮助他摘下来;⒊“民盟组织要作解围工作,看见有人被包围了,出不来,要发救兵”;⒋“民盟组织要作政治保险工作,只要这人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要保护他”。在作这十点“指示”以前,舒军、李康还对“目前情况”作了“估计”。李隆术引用舒军传达时的话说:“目前中共的问题是:有权威思想的怕垮台,教条主义者没有本领,只能打三板斧,不能打持久战,机会主义者站不住脚,好心肠的卫道者怕天下大乱,懒汉不肯作思想工作,他们都有顾虑。”这些话的意思是说,目前是民盟的绝好时机。
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若水的发言证实了李隆术所揭发的事实。他说,这次舒、李二人参加会议回来时什么文件谁也没有看见。传达的提纲是两人在船上就商量好了的,甚至连民盟市委主任委员也没有看过;所谓十点“指示”不少内容十分恶毒,是后来所看到的全国工作会议决议上所没有的。他问:舒军、李康是否把章伯钧、罗隆基的私货挟带进来了?盟中央这次会议究竟决定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让我们完全知道。
重庆大学总务长林诚毅提出质问说:十点“指示”究竟是那里来的?是谁的纲领?舒军曾说,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找不到方向,听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发言后就摸到了脉搏,这下有搞头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舒军在传达时说还有很多东西不能传达,要开小型会议来讲,又说这次还带回不少内幕新闻,为什么不交代出来。
西南师范学院教务长方敬、讲师李麟征等说,舒军、李康在鸣放中煽动到处点火,并到处为右派分子“保险”、“解围”。鸣放一开始,李康、舒军曾提出要作到彻底放火,放出了问题有民盟组织撑腰,这在盟员中造成一种错觉,感觉这次是同共产党对立,搞一个斗争。民盟重庆市委副主委、重庆大学教务长金锡如说:有一次,舒军逼着我们三位主委要向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副市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等放,我们说,没有多少东西可放,舒军却不高兴地说我们三位是“左”派领导人。金锡如说,舒军到重大来和他激烈争论学校不要党委的问题,舒说:各个学校的党委都搞得很“糟”,把学校弄得不像样;党委应退出学校。当金锡如说重庆大学的党委就很好时,舒军就说 重大是“唯一的例外”。西南师范学院副教授耿振华说,当他向李康汇报右派分子的猖狂活动,提出要反驳时,李康反而说:“这算什么,这是必然现象”,表示对反驳不感兴趣。胡若水说,当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时,李康对他说:“我一看这一布局,就知道情况不佳了。”李麟征说:在6月21日舒军还向黎涤玄说,现在打右派分子,不要一棍子打死,而要一棍子打活,并说这话不要告诉别人。重大青年讲师雷亨顺说:当重大开始鸣放时,舒军是积极为我们“撑腰”的,但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舒军急忙到我家来告诉我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不要强出头,结果吃亏的还是自己。
1957-06-28

renbing331 2013-05-10 13:49
民盟四川盟员揭露 章伯钧政治野心由来已久 罗隆基肯定胡风是搞错了第7版()
新华社成都29日电 在25日到27日民盟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联合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张松涛和赵一明发言揭露了章伯钧、罗隆基、潘大逵的反动言行。
民盟成都市委秘书主任张松涛说,1948年5月民盟中央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后,他从香港回四川,章伯钧曾托他带一张秘密布条给当时在重庆的梁漱溟和范朴斋,内容是鼓吹走第三条路线。张松涛说,章伯钧在民盟三中全会上就不赞成一面倒,章在会上还说:“没有政治资本,在联合政府也说不起话。”可见章伯钧的政治野心由来已久。张松涛还揭露今年罗隆基来成都时,在范朴斋请罗隆基吃饭的时候,罗隆基在言谈中肯定胡风是搞错了,范朴斋也随声附和。
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发言揭露潘大逵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1948年淮海战役以后,潘大逵还说将来的形势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潘大逵的哥哥是开县的恶霸,1951年经政府逮捕后,潘大逵曾经表示不满。
赵一明揭露说,潘大逵虽然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职务,但他并不满意,去年增选副省长时,潘大逵曾向他表示省政协副主席不如副省长,这显然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政治野心。赵一明还揭发了潘大逵在整风运动以来挑拨离间的一些谬论,潘大逵曾说,整风以来,盟内以章伯钧、罗隆基提的意见为好,特别是罗隆基提的意见最好;史良这次表现得最不好。‘潘大逵’还在民盟省、市委高教工作会议上说,几年来大专学校的党委制已经为工作造成了损失,应当加以改变。
赵一明还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反动言行。章伯钧在会上恶毒地说过去几年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完全是共产党决定的。‘赵一明’说,由于章伯钧的这些思想影响,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都遭到了有形无形的反对,例如黄药眠原有的中心发言上提出不要因为互相监督就产生平起平坐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这种提法完全是值得注意的,但当时却在多数人反对下取消了。又如在大会总结发言的初稿上,曾经提到不要利用互相监督来提出“别有用心”的意见,今天看来这个提法也是恰当的,但也因为遭到反对而取消了。赵一明还指出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章伯钧、罗隆基在会上都说今后民主党派工作要大干一番,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共产党的领导。
1957-06-30

renbing331 2013-05-10 13:50
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第7版()
  曹伯韩
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罗隆基在他们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中,歪曲事实,对文字改革工作、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意的中伤。为了弄清是非,我们认为有加以驳斥的必要。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当邵力子先生据理驳斥之后,罗隆基就替章伯钧辩护,说:
“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章伯钧又接着说:“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以上引文均见5月22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罗隆基竭力使人对文字改革工作获得这样的错误印象:
(一)政府或者政协已经通过决定,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章伯钧对此虽然怀疑,但是因为大家赞成,他不好反对;(二)文字改革工作,事先没有经过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三)就算经过讨论,也只是拿出“拼音文字方案”和简化字来讨论,没有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和“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让我们来看看,章伯钧、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这些指责到底有些什么事实根据呢?
第一,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的修正案现在还在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中,也还没有经政府批准公布。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并在语文书刊上进行有关拼音文字的各项问题的研究,并非现在就用来代替汉字,这一点我们曾经历次说明。至于中国将来是否采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了六十多年,现在还在讨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但是无论政府或者政协都从未作过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任何决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罗隆基所说的“拼音文字方案”。
第二,关于文字改革是否在事先进行广泛讨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即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以马叙伦先生为主任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3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分组座谈,参加讨论者有政协委员等一百二十八人。4月间又在政协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同时,在全国各省、市组织了语文教师、文字学家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文教界人士进行讨论,先后参加讨论的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并审查了全国各地送来的书面意见五千多件。讨论结果提交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并经1955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修正通过。最后于1956年1月28日提交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国务院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仍然只 推行简化第一表的二百三十个简化字;第二表、第三表的简化字,于1956年上半年由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邀集本省市政协委员会委员征求意见。现在正在参考这些意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最近时期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审订修改,尚未作最后决定。对于已推行的第一表的简化字,最近经各界人士提出意见,认为不妥的,我们也准备向国务院建议修改。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草案和关于方针原则的说明,提请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讨论,同时在报纸刊物发表,征求各方意见。3月初,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并举行分组座谈。参加的有在京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文教科学方面人士共一百六十二人。从3月至4月,全国各地政协中组织了讨论的有二十二个省,三个市,二个自治区,二十六个省辖市,四个县和一个自治州。参加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各地政协在讨论的时候,除当地政协委员外,还邀请了在当地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地文教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和对语言文字有研究的人参加。邮电、铁道、海军、盲哑教育等同拼音字母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都组织了不同规模的专门讨论。此外,从1956年2月至9月为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书面意见四千三百余件。
关于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讨论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第三,关于汉字简化的方向、方针、原则有没有提出来讨论过的问题。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除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报纸刊物发表以外,曾印成单行本三十万册,分发全国各地参加讨论的各方面人士。单行本的最后一页是张征询意见的表格,其中印着四个问题,开头两个是:“〔问题1〕中国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你是不是同意?”“〔问题2〕你对于本方案草案所建议的汉字简化的方针和办法是不是同意?”1955年和1956年全国各地举行的讨论文字改革的大会和小会上,都曾就文字改革的拼音方向、汉字简化的方针、原则、步骤广泛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些问题,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讨论。把它说成根本没有讨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根据以上列举的事实,人们可以看出,章伯钧和罗隆基说的和事实完全不符。他们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有的说成没有,信口开河,瞎说一气。章伯钧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罗隆基是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委员,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干吗要捏造、歪曲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呢?章伯钧、罗隆基的一唱一和,固然是要混淆社会舆论的视听,给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造成困难,而更重要的,还是要借题发挥,恶意地破坏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政治信誉。
章伯钧是十分狡猾的。在他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和批判以后,他一再作了“检讨”,在这些“检讨”中,他竭力使人相信:好像因为他批评了文字改革工作,因此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好像共产党是如此专横,对于像文字改革这样关系广大人民日用的文化性质的问题,不但事前就决定了方针和方案,不容社会各方讨论,而且事后也不容许别人批评,一批 评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章伯钧使用了这种毒辣的手法,一方面是企图避重就轻,以此来转移人们对于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注意,一方面企图以此博得社会上一部分怀疑乃至反对文字改革的人士的同情,使这一部分人士对党发生误解和不满。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其实文字究竟是否改革或者如何改革是无所谓的,他们的主要意图不在于此。如果有人真正这样相信,那未免太天真了,未免太小看他们了。他们仅仅是利用批评文字改革这一个形式,来向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进攻。对于他们这种阴险的手段,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几年来的文字改革工作是有许多缺点的,我们向各方面的专家和群众征求意见不够广泛,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深不透。对于 各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十分欢迎。对于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我们也愿意本百家争鸣的方针共同讨论。但是对于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造谣诬蔑,我们不能不坚决地给以驳斥和反击。
1957-06-30

renbing331 2013-05-10 13:51
人民代表继续批判右派分子 罗隆基的谬论是放火、离间、为反革命撑腰 代表们强调中苏友谊痛斥龙云的反苏言论第1版()
新华社29日讯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代表们,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小组会上,许多小组继续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许多代表在驳斥龙云的反苏谰言时,一致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中苏的伟大友谊。
江西省代表小组连日来对罗隆基的错误和他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在27日和今天上午的小组会上,罗隆基作了两次发言。代表们认为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离开本题、离开具体事实的夸夸其谈的“答复”,因此对他非常不满。
代表们指出,罗隆基硬说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的字样,而且说各报发表他的发言都不一样,报纸发表之前他“马马虎虎,没有仔细看过记者的稿件”。代表们说,罗隆基企图玩弄字句为他的错误辩解,其实他的错误是带有纲领性的东西,是抵赖不了的。据记者证实,罗隆基的发言稿事先不仅经过他本人看过,并且亲笔作了很多修改。
代表陈奇涵批评罗隆基狡辩。陈奇涵指出,罗隆基到现在还不想站在人民立场上来揭发自己的问题。他的反动言论实际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就是“放火的作用、离间的作用、给反革命分子撑腰的作用”。
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在会上提出具体材料,说明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反动言论所起的恶劣影响。姚依林说,从商业部的机关来看,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主张是有一部分市场的。他说,商业部有少数几个人拥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他们贴大字报响应罗隆基,他们反对肃反运动,要求“平反委员会”不要党组织和搞肃反运动的人参加,他们攻击积极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不满,对人民的政权仇恨,气焰非常嚣张。姚依林说,在这些人中为首的一个就是在镇反运动中被判过刑的历史上干过两次特务的人。姚依林说,罗隆基的言论得到了台湾的响应,得到反革命分子和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人的响应。他在假借整风之名,行其反共之实。罗隆基必须彻底检查,彻底脱裤子。
章伯钧今天第一次参加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他敷敷衍衍地作了空洞的“自我批判”,没有接触思想实质和他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代表们批评他这种态度,要他彻底向人民交代。
在今天和昨天的讨论中,陕西、辽宁、山西、上海、山东等代表小组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强调加强中苏友谊的重要性,驳斥了龙云的反苏言论。代表们举出苏联在工业、农业、科学等方面对我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的事例,说明没有苏联的援助,我国建设事业不可能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山西省有的代表指出,右派分子企图破坏中苏友谊,就是为了破坏我国的建设事业。陕西省有的代表说,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团结和友谊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
  广西代表诉说解放前所受的苦难
斥责黄绍竑忘记了广西人民对他的宽恕
广西小组的代表们批评黄绍竑忘记了广西人民对他的宽恕。他们说,黄绍竑几年来一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他在广西视察过司法、农业和教育工作,认为都是糟得很。他对桂林的教育部门提出了七大缺点,说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还不如。少数民族代表黎明、蓝昌法、陈基义等都以少数民族解放前受到的苦难,批驳黄绍竑的荒谬言论。他们说,黄绍竑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解放前他在广西杀害了许多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优秀儿女。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政府,表示要虔诚悔过为人民服务,广西人民宽恕了他,并且选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是,他违反了人民的意愿,坚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动立场,这是不能容忍的。
  许多代表说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
右派分子的阴谋是想剥夺劳动人民的权利
北京、辽宁、华侨、陕西等代表小组今天有许多代表用具体事实驳斥右派分子所谓“选举不民主”的谬论。
北京市代表小组老舍、乐松生和张友渔等代表指出,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主要体现在选举时都经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又在选民中充分酝酿,保证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当选。他们说,不然,像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人是很难当选为人民代表的。现在,这些右派分子要搞两院制,硬说我们的选举不民主,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制度,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曾经在英美两国亲眼见到资产阶级议会种种事实的老舍说,英美等国家的议员都有资本家支持,要竞选需先交大批押金,当选后 唯 资本家的利益是从,穷人那能当代表。辽宁代表、劳动模范施玉海、李锡奎等介绍他们在旧社会遭受剥削、压迫的事实,他们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才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真正享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施玉海说,右派分子说我们国家不民主,如果不民主,我们这些劳动人民能在这里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吗?华侨代表吴恒兴说,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是广大人民的真正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实际上是假民主。他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亲眼看到,大资本家可以用钱买选票,劳动人民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
1957-06-30

renbing331 2013-05-10 13:52
毛主席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后 罗隆基说: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处处是错 新闻日报编辑部透露王造时和罗隆基两次会见经过第2版()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新闻日报编辑部获悉:右派分子王造时在今年3月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回上海后,曾向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传达了在北京同罗隆基两次会见的经过。
王造时告诉陆诒说:“努生(罗隆基)这几年在中央也苦闷得很,当上森林工业部部长,实际上这个部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他倒有志于搞外交活动。”在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以后,罗隆基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罗隆基和王造时交换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认为“局势还是很紧张的”,“看起来国际局势未必就像周总理说的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他们认为“和平解放台湾,那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对国内局势也交换了意见,罗隆基和王造时看到国内有些地方有人闹事,就认为说中国不会闹成匈牙利第二“很可怀疑”。罗隆基还告诉王造时说:“越是在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越要起来担当责任。”他劝王造时也出来多讲些话。罗隆基说:“最近我为知识分子利益说话,知识分子就拥护我了。争取群众,就靠写文章和讲话。”罗隆基告诉王造时,他和沈钧儒、史良矛盾很大,和章伯钧倒是很接近。罗隆基还赞扬文汇报“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要王造时多给文汇报写文章。
王造时回到上海后,还把罗隆基的指示向上海的右派分子彭文应、孙大雨等作了传达。在陆诒向孙大雨传达顾执中要孙大雨说话“策略一点”的时候,孙大雨笑着说:“现在不是提出要帮助共产党整掉三个主义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起来说话?”陆诒也就承认这确实是向党进攻的时机了。
1957-07-01

renbing331 2013-05-10 13:52
储安平承认他的发言曾和罗隆基商量过但仍然竭力避开他跟 章罗同盟的关系第1版
储安平今天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说,他跟罗隆基谈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曾经提起“老和尚”与“小和尚”一事,问罗隆基:“关于十二个副总理问题,是否可以谈谈?”罗隆基回答:“可以谈。” 罗隆基还对储安平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后,对于政治制度可能引起讨论。”据储安平说,罗隆基还跟他谈了肃反等问题。
储安平今天还说,章伯钧曾经跟他谈过两次话。章伯钧要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章伯钧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在报纸上也只看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大的国家,把事情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怎么办得好!”
储安平今天竭力避开他跟 章罗同盟的关系,他只说“我们的思想和立场有共同的基础”。有些代表要他检查“党天下”发言的错误,质问他为什么要派人到九大城市点火,为什么要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储安平避而不答。代表们对储安平的这种态度表示愤慨。
今天罗隆基没有出席小组会,章伯钧在安徽省小组会上没有发言。
1957-07-02

renbing331 2013-05-10 13:53
罗隆基痛恨知识分子入党第2版()
最后,千家驹 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给沈钧儒和民盟中央的信,信中说:关于三反、肃反问题,罗隆基的不满由来已久,想为那些反革命分子“平反”的蓄谋也不是自统战部座谈开始。早在去年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后,就收到不少三反、肃反中的所谓“冤屈者”的来信。去四川视察的时候,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并曾接见成都工学院肃反被斗者陈堃,将陈的信带回。今春在他主持下的政协知识分子小组座谈会上,也是强调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夸大知识分子的顾虑重重是由于“肃反的作用”。知识分子座谈会后,他将所有要求所谓“申冤”的来信十四件集中送交人大常委会处理。罗隆基对这些人的来信是很重视的,他要我学习黄绍竑处理“申冤”者来信的办法处理,把所有的来信都摘要整理给他。
信中说: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罗隆基的不满情绪,同样不仅表现在言论上,并已见诸了行动,他对待我争取入党问题所采取的打击态度,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去年我来森工部工作后,他希望我入盟,并对我入党愿望一直给以压抑,他曾以盟员少入盟容易获得高位等对我诱惑,又以不入盟即是政治思想落后对我讽刺。也讲过入盟不妨碍入党的话,由于他劝我入盟的动机不纯,使我起反感,因此,入盟问题,便无形拖下来,而罗隆基呢?由于他的部长威严不能征服一个秘书而恼羞成怒,于是渐渐对我不满。本年3月2日,罗隆基为一点小事,在办公室里大发我的脾气,他骂我,我 加以解释,他即大怒,说:“你狡辩,你还不服,你是不是想做这个工作?”甚至发展到拍桌子,摔皮包,大叫“到机要室去拿邵慈云的档案来查”。后来,他就吹毛求疵的找我的错处,往往是我打电话不接,请示工作则说我成了他的上司,他没有义务向我汇报,指示工作时也吹胡子瞪眼睛,当工作找不到岔子,就转向生活方面挑剔。我因牙病去医院,需开刀,我打电话给孙秘书,请代向部长给我请假,不准,并在日历牌上大书:“邵不上班,亦未请假”,等我开完刀上班后,又受到痛斥。二、三个月来,我几乎受着非人的待遇,假使不是同事们对我的同情以及组织上的了解,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我存在?但问题并未就此而止,5月初,当他从赵文璧汇报中,知道我在听党课并有了入党愿望后,竟气势汹汹地问赵文璧、“邵听党课一定是孙平毅搞的,我一定叫他入不了党”,随即在5月6日一上 班,未宣布任何理由,即向孙平毅秘书查阅我的档案,并关上房门向孙平毅了解我听党课的情况,同日下午并声色俱厉地骂我:“你不参加民盟,你的政治思想落后,你还想入党,这是投机行为,你重党轻盟,我叫你在部入不了党。”这证明他说入盟不妨碍入党是假话。
紧接着查我历史档案后,罗隆基一方面断然制止组织上给我弟弟解决工作问题(系他同意后,我才向人事司请求的),叫他的护士告诉我,他要开除我,叫赵文璧主任(盟员、我部办公厅副主任)告诉我即使我请求入盟他也不要我。另外还在办公室中经常关起房门来与赵文璧等人谈话,把我防得像个“小特务”一样。情况发展到他不和我讲话,倒要赵文璧作传达,甚至指示工作时叫服务员告诉我,我真不知道我在作秘书,还是在当“囚犯”。
罗隆基对我为什么由关心变为痛恨呢,经过赵文璧的分析,才使我恍然大悟。赵文璧说:
一、罗隆基认为我们是他的人,应该靠拢他,听他的话,你必须了解,对他百依百顺,而你不靠拢他,反向党组织靠拢。
二、你对入盟不积极,又想入党,罗 不满意。怕 党收买你,怕你入党后,向党反映情况,而他自己有毛病,不能不有所顾虑。
三、盟与党间矛盾很多,这是政治斗争,你年青,太天真,容易轻信别人的话,不懂官场上 事情的复杂。
赵文璧告诫我做这种秘书工作不能随便传话。
此后,罗隆基对我的态度更为恶劣,他以泰山当顶的压力对我进行露骨的威胁,他甚至说:“你别以为我不敢开除你,我不敢撤你的职,我作部长不能开除你,我这部长算白当了”。直到去锡兰前夕还留给我一句指示是:“你的问题,我回来再说!”
信中说:罗隆基的反动言行不是偶然的,虽然他是受到党和人民的最大信任和最高待遇,但他还对党有二心的,这在他平日的言行中早有流露,早在就任森工部长前,他对自己不得志即发过牢骚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陈设品,外交部门工作,我当然能做,但他们不会放心叫我做的,我只不过是送往迎来,名字上上报……”去年12月到四川视察森林工作时,他由于地方物质生活较简陋,而大发感慨,他对我说:“一个人在共产党国家作 官,到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最理想”。据赵文璧对我讲罗的思想中,对任森工部长是不满意的,他曾对赵文璧讲:“政府给我森工部,我也不懂业务,其实不如叫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他对张东荪事件的看法上,也显露出他的不满。他说张东荪当年把国家预算交给美国是错误,因当时预算未公开,而现在呢?预算是在报纸上公布,言下之意,颇有为张东荪抱屈,好像张东荪要是在今天这样做,就不要紧了。
195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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