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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bing331 2013-05-10 13:54
民盟整风会上罗隆基无耻狡赖 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 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第2版
本报讯 在7月3日夜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费孝通揭露了罗隆基的右派手法;还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各种卑劣行为的信。罗隆基仍然用敌对的态度抵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主持会议的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交代:一、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二、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三、小集团的情况;四、章罗联盟问题。但是,罗隆基并没有进行什么交代。罗隆基用琐碎的令人疲劳的狡辩来消磨大家的时间。他的交代从七点四十五分开始,九点半被制止,在将近两小时的发言中,他并没有交代出任何事实,甚至连大家已经揭发证实的材料,他也不肯承认。一开始,他说他要交代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他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曾收到一百七十封信,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谈平反委员会问题的。当他的秘书请示他这些信如何处理时,他指示秘书,对赞成平反委员会的信,要回信:“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实际上,这并不是罗隆基的交代,这个问题在上次座谈会上,史良就已经揭发了他。今天,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点事实,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谈他这样做的企图是什么,还有什么打算等等。
谈到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问题时,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带帽子。”关于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问题,储安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已经承认了他这次发言中的问题事先同罗隆基商量过。但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仍然百般狡辩,时而说在谈“老和尚小和尚”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而说储安平那天并没说要在统战部发言等等。当张曼筠、史良为他的狡辩激怒得不能忍耐,宣布了储安平在人代会小组会的发言,特别是史良指出,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看不看发言稿的问题,而是储安平同你商量受你影响的问题。以后,罗隆基仍然抵赖到底,说什么事实总是事实,我不辩了。
对于罗隆基反动宗派活动,大家已经揭发了许多事实。可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先讲他事先没有准备,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能交代。继而又说他指的是两三年以前的小集团,一口否认这两年的宗派活动。当会场上有人要他就上海新闻日报陆诒所揭露的材料进行交代时,他又狡猾地用一些不关紧要的事情来搪塞大家,或者是解释推托某些事实,或者是说某些问题记不清了。有人提出问题质问,他避而不答,反而反击别人说:就是上海陆诒说了,我也要他拿出证据。”而且一再说什么“如有小集团活动,可以杀我的头”。这时,会场上的人已为罗隆基拒不交代的敌对态度激怒得再也不能忍耐。史良责斥他说“你开口闭口说杀你的头,这是耍流氓态度。”闵刚侯说,你为自己辩护时,讲得那么清楚,要你交代小集团名单,你就说你忘了,现在我替你宣布。闵刚侯立即宣布说:罗隆基的小集团包括: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罗隆基的据点,在西南的是潘大逵,在太原的是王文光,在浙江的是姜震中,在上海的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的是杜迈之,在湖北的是马哲民。
座谈会的时间已经被罗隆基的狡辩占去了大半。胡愈之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制止了罗隆基的狡辩,开始让大家揭发。而这时罗隆基竟然反咬一口:“现在你们不让我交代,回头大家讲出来了,又要说我不交代。”会场上发出一片轻蔑的笑声,没有人理睬他的最后的狡赖。
浦熙修首先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1957-07-04

renbing331 2013-05-10 13:55
被拉入右派泥坑的人应该作揭发右派阴谋的见证人第2版()
费孝通在发言中承认,几年来他被罗隆基所利用。接着他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阴谋活动。他说:
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了:工、农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从此,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这是为了什么?素来谁都不服的罗隆基博士却甘心屈居老二,和章伯钧一鼻孔出气,这又是为了什么?他说,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件共同的大事要干,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关心”知识分子是要知识分子抗拒改造,是为了要为资产阶级保留一线生机。
他说:在盟内做工作的同志全都知道,章罗从来不过问盟怎样进行具体工作。他们忙着他们的事。但是两年前,我们文教委员会采用串联方法去发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们却插手进来了。他们亲自出马,邀请有问题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来座谈,这又是为什么呢?创议这个串联方法的人,就是我,我是有责任的。
他说,他们不是没有方针。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这是没有见诸文字的,但章罗的言行写出了这个方针。在他们看来,思想落后的,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才是正派人。他大力鼓吹要吸收落后分子入盟,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落后性,为他们安排工作和政治地位,代表他们向党和政府提出要求,以提高他在这些人中的地位。
他说,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党员,他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他曾多次打听楚图南是不是党员。他打击邓初民。他宣传进步分子的缺点,使中间分子离开进步力量,受他的影响。
接着,费孝通揭发了罗隆基进行阴谋的一些手法:
第一,利用好名词做坏事,利用党的政策来偷天换日。罗经常用主席怎样说,总理怎样说来唬人。比如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来否定改造,用通过业务进行改造来否定理论学习,用百家争鸣来大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用互相监督来搞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更进一步,利用传达的机会来歪曲党的指示,他附和章伯钧关于学校党委制的传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上的缺点,加以夸大来打击党的威信,离间党和非党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有个清华的校友,王士倬,据说是因为说了一句笑话,整了几年。这事罗隆基在我面前就讲了好几回,这种例子是会引起立场不稳的知识分子的同情的。他津津乐道,为的是什么?
第三,利用公开发言,进行挑拨和向党进攻。他强调党和非党关系问题,把主要责任放在党员一方面。他用个别留学生拉车的事来向外宣传。他对于文教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的调查很关心,而且专门挑选一些突出的事例来宣传,作为发言资料。
第四,利用别人来替他负责。他最善于利用别人的错误言论来作宣传。他用我在一次座谈会说了知识分子有两个盖子的话,(这话本身是极错误的)而加以引伸,绘形绘色,而说这是我的发明。又用我一次说“知识分子中也有诸葛亮”,又引伸到三顾茅庐,说是和我的意思相同。他做事也是这样。他把“争鸣月刊”说得和他毫无关系,而事实上,我曾参加过一次会,我们好几个人反对马上公开发行,而他说已经和邮局签订合同,不必讨论。他明明指示,“争鸣”的方针是“说人家不敢说的话”,而他却说他没有管过“争鸣”。他控制文汇报,但是却不自己出面,要通过浦熙修。
费孝通还说:他这两年来,对我拉拢得很厉害。他想利用我去联系知识分子,他原是一个出名的吝啬鬼,但是这两年为什么变了?他利用我住在郊外,吃饭和休息不方便,多次开会完了邀我去他家里便饭和休息。在这些时间,他就宣传他的意见,来影响我们,说进步分子的坏话。我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史良副主席的坏话。他不搞宗派,为什么要在背后毁谤同志呢?他最讨厌我和胡愈之来往。
他怕别人识破他搞秘密团体,至少在我们面前他很小心地分别联系,而且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说不再搞宗派了,而且为了免得别人说话,不再推荐任何人了,说张志和当政协委员并不是他搞的等等。事实上,他想把曾昭抡代替楚图南,后来又把我用来当文教部长,排挤楚图南。在过去二个月里,他还通过文汇报来几次发表关于我的消息,甚至造谣说我的一本书有十一国文字。这个消息是从文汇报来的。这两年我受他的毒害已经很深。我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还在打什么主意,简直是要把我搞到什么地方去?他专门发现别人的缺点,利用这些缺点,来为他服务,这套手法在今天是都拆穿了!
最后,费孝通说:我们这些已被他们拉入了右派泥坑的人,正是揭发他们阴谋的见证人。我们要控诉他们的罪恶,认识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翻悔过来,投向人民。想一想,如果不是共产党及时地把他们的阴谋揭破,我们这些人将做下多大的罪恶!
1957-07-04

renbing331 2013-05-10 13:57
人民代表继续进行分组讨论 章伯钧承认他是利用合法地位作非法事情 罗隆基说章罗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第2版()
新华社4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的分组讨论中,许多小组继续揭露章罗联盟的反动言行。有一些小组近日来就政府工作继续进行讨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章伯钧今天在安徽省代表小组再一次作了检讨。章伯钧谈到了解放以后他的两面派的政治生活。他说,他对共产党不忠实,对国家给他的工作,对他举手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原则,“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当面捧场,背后说坏话”。
章伯钧说,他对于交通部的工作未认真担负起来,从政治上看是消极怠工。在这个时期他对民盟、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也是消极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民主党派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满。
章伯钧说,为了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他有一套想法和作法。他的作法是,经常通过讲演、写文章、请客、同朋友谈话等,宣传他的“从西方民主政治,到中国的旧文化”的一套“见解”。
章伯钧说,他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是有实际行动的(他重复了一些别人揭发的材料)。他的反动活动“可以说是有组织的”。但他又说,“我的活动没有秘密组织,我同罗隆基的联盟也没有具体的组织”。而他是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内,“用合法的地位,作不合法的事情”。照他的说法,这就是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
在章伯钧检讨以后,代表们批评他一面承认章罗联盟,一面又不谈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这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要求他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民代表的批评。彻底向人民交代。章伯钧最后说他的“全部问题还未谈完”。
罗隆基今天在江西小组第一个要求发言,他说:“我承认我和章伯钧有思想联盟,因为我们两人都有反动的和落后的思想。”但是,罗隆基矢口否认他同章伯钧有政治联盟。他狡赖说他不知道这个联盟的反党阴谋和行动纲领。
江西小组的代表对罗隆基的这种狡赖态度十分不满。他们说,罗隆基想骗过江西小组代表是不可能的。
河南省代表小组近几天来集中批判了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今天小组会上,张云川 不仅和过去几天一样对章罗联盟的活动情况没有丝毫揭露,相反他却耍了一个花招,在河南代表们面前,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在昨天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向右派作斗争的“积极分子”。事实证明,在昨天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会议上,张云川并没有揭发章伯钧和其他右派分子攻守同盟的任何材料;相反他在会上发言时,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们还指着他批评说:“你就是右派分子”。今天,河南省代表要求张云川要采取老实态度,彻底交代章罗联盟的活动情况以及他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在今天和过去几天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就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天津、黑龙江等代表小组不少代表要求政府严厉惩办偷窃、凶杀、强奸、流氓等犯罪分子。有些代表举出具体事例说明有关部门过去对这些犯罪分子的处理过于宽大,许多犯罪分子经过处理后还是照样犯罪,扰乱社会秩序。黑龙江省有的代表要求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要严办。天津市代表、天津医学院教授俞霭峰建议有关部门对那些引导孩子犯罪的分子要加重处分。
新疆、四川、北京等代表小组不少代表对于克服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问题提出了意见。四川、新疆等代表小组有些代表都举出事例,说明过去在非生产性建筑方面,如戏院、电影院、住宅、办公楼等,标准过高,数量过多,耗费了较多的投资。他们认为今后应该改变这种情况,认真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四川省代表熊尚之说,我国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应该更合理地使用资金,把资金更多地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他说,我们应当学习苏联人民过去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吕剑人说,为了克服基本建设中的浪费现象,中央应当组织力量到各地检查和纠正,并且首先从北京开始树立起勤俭建国的风气。北京市代表、工业劳动模范刘德珍说,他参加西安第三发电厂的新建工程,原投资一千九百多万元,经广大职工讨论改用了保温设备的原材料等就节约二百多万元。这项节约措施如能在全国发电厂推行,将给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附图片)
江西省代表小组在7月4日举行小组会驳斥右派分子罗隆基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图为江西省代表兴国县筲箕乡农业社主任李友秀发言。右第三人是罗隆基。 
新华社记者 孟庆 彪 摄
1957-07-05

renbing331 2013-05-10 13:57
人民代表继续追击右派集团 罗隆基吞吞吐吐承认章罗联盟 广西浙江代表揭露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第1版()
据新华社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分组讨论。
广西、浙江、江西、湖南、江苏、上海、河北、河南、广东、华侨、福建、贵州等代表小组,在讨论中继续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罗隆基今天在江西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但是,他仍然狡赖说他同章伯钧“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从这一点出发,罗隆基首先谈到他同章伯钧的关系。
他说,一年来他同章伯钧合作是事实。他把章伯钧看成是一个“左派进步分子”,他们谈话“很投机”。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英美杂志上有许多反苏言论,他看了以后对共产主义发生了“怀疑”。在波匈事件以后,英美杂志宣扬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逃到西方,他觉得“共产主义制度有毛病”,他说这是同章伯钧思想共同的地方。于是他们找各学校的教授、知识分子反映意见,问他们有什么痛苦。他说,他们把意见搜集以后,民盟中委 开了一周会议,专门对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这一年在政协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他和章伯钧提出的。他说他建议在政协设立知识分子委员会。他同情知识分子,为他们的待遇呼吁。
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的合作,首先是在盟内。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章伯钧提议把“鸣”“放”作为民盟中心工作,他支持他。他们共同之点就是迎合知识分子,拉拢知识分子,发展组织,提高自己。
罗隆基说,民盟工作会议以后,在盟内搞了四个小组,章伯钧已经谈过,但章伯钧没有谈出组织四个小组的阴谋。他说他了解章伯钧的阴谋是,成立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小组,的确想达到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的目的。章对他说:“这事要大搞一下,派人到各地搜集意见,看趋势,党委制一定会消灭”。至于成立有职无权小组,是想发展力量同共产党“分庭抗礼”;成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小组,是想参加最高决策会议。他说,章伯钧成立四个小组不仅是在北京点火,还要派人到各地点火。
罗隆基说,所谓有组织,就是利用民盟。他说他和章伯钧是思想上的联盟,都对党不满,对共产主义怀疑,所以行动上也一致了。他狡赖说他对党的领导,有错误的看法,但不是想推翻共产党。
谈到他和储安平的关系时,罗隆基矢口否认他事先曾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不过他说曾同储安平谈过话。他对储安平的一套思想完全同意,并支持储安平写文章。
谈到他和文汇报的关系时,罗隆基承认,他通过浦熙修 带了许多不健康的右派思想给文汇报。他认为文汇报不要和人民日报一样,不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他也曾要徐铸成“不要相信报社党委,有事多到北京商量商量”。但罗隆基回避交代他操纵文汇报的真实企图。
江西代表们对罗隆基的不老实不彻底的“检讨”很不满意,指出他在章罗联盟的重要问题上没有谈具体事实,企图蒙混过去,代表们并提出了许多问题要他彻底交代。
广西省代表黄现璠揭露了黄绍竑支持和包庇反革命分子、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谢昕的反动行为,反革命分子谢昕在解放前和特务头子王 调 勋 有密切关系,解放后混入北京师范大学。在肃反中,她写反动标语,并买菜刀图谋杀害党员干部,当即被政府逮捕。1956年,政府根据宽大政策把她释放。她回校后仍不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如她到处造谣,煽动群众污蔑政府政策,暗自撕毁校方布告等。在这次整风中,她又乘机兴风作浪,恶意进行“控诉”和煽动活动。更严重的是她在帝国主义国家记者的面前,造谣污蔑新中国。黄现璠接着说,谢昕的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得到了黄绍竑的支持。黄绍竑在视察中没有认真调查案情,反说谢昕案件被政府弄错了。他并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中,以他自己认为错了的谢昕案件为根据,恶意地向共产党进攻。黄绍竑还多次把反革命分子谢昕找到他的家里秘密谈话,还常扬言要亲自到北京师范大学为谢昕“申冤”。黄现璠代表揭露黄绍竑的反动事实后,要黄绍竑交代他和谢昕搞什么勾当?许多代表们都质问黄绍竑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给以这么大的同情和支持?要彻底交代。
浙江省小组的代表今天揭露了黄绍竑在抗日战争以前两度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曾经遭到黄绍竑反动武装逮捕监禁的丘清华代表说,单平阳一县被黄绍竑残杀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一千五百多人,烧毁的房子达六百多座。黄绍竑在1942年还谋害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丘清华在发言中,还揭露了黄绍竑包庇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张韶舞。代表们说,黄绍竑的罪恶是极为深重的,如果他对现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再不认真交代,悔过认罪,他将得不到人民的饶恕。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黄琪翔,今天在广东省代表小组会上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再三表明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强调章伯钧的反对共产党的活动“没有”与他商量过,并且说农工民主党中央以他为首的检查小组“没有”包庇章伯钧过关的意图。在黄琪翔发言后,许多代表指出黄琪翔的态度不老实,要他详细交代。
今天,四川、贵州、福建等代表小组继续就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讨论。
1957-07-06

renbing331 2013-05-10 13:59
储安平在九三学社座谈会上进行交代 “党天下”的发言是先和罗隆基商谈过第2版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于昨天晚上继续举行整风座谈会,要求储安平老老实实地交代他同章、罗联盟的关系。储安平交代了一些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说他的“党天下”的发言内容是和罗隆基商量过的,是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提出的。他还说,他前几天还抱着这样的态度,“错误由自己负责,不愿推在别人身上”,现在表示要澄清这个问题。
储安平在交代中首先讲到他和罗隆基在历史上的关系,他说他和罗隆基认识得很早,但关系并不好。接着,他谈到他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的情况。他说,4月16日,我到“光明日报”工作。我觉得“光明日报”既为民主党派的报纸,所以,看过各民主党派一些负责宣传的同志。5月19日,我看过罗隆基一次,去时上午九时三刻,出来时上午十一时,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去看他。我去看他的主要目的是谈谈“光明日报”如何得到民主党派更大的帮助。储安平说,我和他谈到改革“光明日报”版面问题和调整新闻问题。他问我:是否有管理机构?我说:有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组成,它是最高权力机构,大政方针由它决定。不过,直至现在尚未召开。章伯钧原定5月5日召开,但又拖下去未开。另外,又说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问题,我说章伯钧讲过为“光明日报”组织“顾问团”这句话。罗隆基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他说:章伯钧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我说:我不够,要依靠民主党派宣传部,搞编辑的同志多写文章。他说:很好。
储安平又说,他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底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储安平说,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储安平说,我受他这话的影响。储安平又说,罗隆基告诉他,希望大家对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他讲到这个问题时,我立刻想到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问题。并问他是否可以提。他说:可以提。这对我发言也有影响。因为对毛主席不容易提出意见,所以就提了有关十二个副总理的意见。
储安平说,我又问他,此次“人大”内容如何?他说:估计“人大”会对政治制度进行讨论。并且认为可能要讨论一个时候。因为谈到“人大”,也老实暴露一下我的思想,就是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肃反”工作有些缺点。我想这个问题是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起来检查一下;同时被斗 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函请“人大”常委会检查。我还想在“人大”开会发言,发言则谈谈这个问题。我向罗隆基讲如果“人大”开会,我就谈这个问题。罗隆基说:可以谈。不过,他又说:宪法的前言也可以谈。他说:比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在制定宪法前是没有估计到的,这就说明宪法与目前情况不同了。我对人身自由问题有兴趣,而他对谈宪法前言有兴趣。他要谈宪法前言问题,是否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呢?
最后,我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报馆人力甚弱,而且人少。罗隆基即说:陈新桂 曾两次要求到“光明日报”工作。我问,陈新桂作过新闻工作否?他说:陈新桂 曾在四川同他办过“民主报”,在民盟干部中,他的理论是高的。
1957-07-08

renbing331 2013-05-10 13:59
罗隆基怎样控制文汇报? 浦熙修开始吐露内情第4版()
据新华社10日讯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开始作了一些交代。
为了抓大知识分子 罗隆基想当高教部长
浦熙修说: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去年8月在北戴河,他们首先是想篡夺盟内的领导权,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左派,争取中间,团结右派。他们对于史良副主席大肆攻击,他们认为沈钧儒主席应该退休,高崇民副主席无足轻重。罗隆基还曾和曾昭抡密议如何安排盟内人事,鼓励曾多搞盟务,少 兼外面的事。他们还协商过要通过民盟基层组织把各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抓到手里。在回到北京后,罗隆基、章伯钧都亲自到大学里去活动,罗去人民大学,章去铁道学院。罗隆基还搞了许多次知识分子串连座谈会,找的都是有问题、意见多的人。罗还自称要替这些人伸冤。浦熙修说:民盟四月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浦熙修说:罗隆基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相当司法部长,现在罗隆基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
浦熙修说:罗隆基的右派小集团在张东荪事件以后,变得更加隐蔽了。罗隆基和曾昭抡的关系最密切。罗隆基的公开发言,都要请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三人去协商。浦熙修说:罗隆基特别注意上海和西南两地的民盟组织。1950年我到上海时,他曾托我带信给彭文应、赵文璧,要我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争取选举胜利,以免渔人得利。1953、1954年我去上海时,罗隆基小集团的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陆诒都请我吃过饭,他们都希望我转告罗隆基他们都有一肚子牢骚,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安排不适当,陆诒还希望文汇报和新闻日报更好地合作。罗隆基常向我夸口把‘潘大逵’安排在四川和把我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是他最拿手的杰作。
把 浦熙修 安排在文汇报罗隆基认为是“得意杰作”
浦熙修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4月2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 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组织什么人写什么稿 罗隆基都要亲自指挥
浦熙修说:罗隆基对于文汇报办事处的组稿写稿方面也是加以控制的。例如科学体制问题,罗就在电话中告诉我,“争鸣”编辑部刚开过科学体制座谈会,你可以派人找钱伟长谈谈。又如关于学校党委问题,他就叫我们找费孝通;关于反动社会学问题,他就叫我们找李景汉等等。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我也和他谈起过。
许多人发言列举事实认为浦熙修的交代还不彻底
浦熙修交代后,新华社宣谛之、文汇报记者叶冈、光明日报徐亦安、新华社北京分社朱彬等相继发言,他们说 浦熙修 能够交代一部分情况是好的,但他们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浦熙修还交代得不彻底,希望她继续交代。
叶冈说:长期以来,浦熙修在文汇报办事处的言论就是罗隆基的言论,文汇报依靠的是民盟右派,宣传的是民盟右派的观点。文汇报复刊以来,浦熙修 曾经想把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编辑、记者全部吸收到民盟组织里去。叶冈接着举出浦熙修 指挥他采访中的一些具体事例,说明浦熙修在具体业务中宣传右派观点的情形。叶冈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从方针、组织到具体业务都处在民盟右派罗网中,但浦熙修的交代还在遮遮掩掩。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会上揭发了浦熙修 约楼邦彦、彭子冈和费孝通开会,讨论写文章反驳人民日报对储安平批评的情况,他说:像这一类事情,浦熙修都应该交代,但她没有交代。徐亦安还说楼邦彦曾经讲过,彭子冈在那天会上讲的话,完全是右派言论。
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朱彬揭露了浦熙修 向国家通讯社进攻的情况,她说:在5月中旬,浦熙修 曾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北京分社约稿。他们再三强调要能够“揭盖子”、能够挑起“鸣放”的稿子;并且说不拘什么形式,只要能起“揭盖子”的作用就行。他们又具体指出了一些单位,要我们为他们去“揭盖子”。
徐铸成今天在会上继续进行交代。他说他排斥党员和反对党的领导是一贯的,但在5月14日从苏联回上海后的短短二十天中,反党言行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说,回上海第三天参加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听到右派分子陆诒点名攻击新闻日报的共产党员,思想上起了共鸣。徐铸成说,他曾以“以党代政”为借口,在报社编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明确编委分工,企图削弱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在编辑部的领导作用。以后又好几次粗暴地干涉过钦本立的工作,甚至提出要钦本立专管二版。在文汇报党组成立时,徐铸成担心妨害他的独断专行。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发表后,徐连忙召开编委会,讨论报纸今后的做法,认为当时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还不够,还想把文汇报办成一张和党唱对台戏的所谓民间报纸。
徐铸成还揭发了一些浦熙修和罗隆基的关系。
在徐铸成发言后,新闻日报的邹凡扬、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朱友石、人民日报的高集等多人相继发言,对徐铸成提出了许多问题。
1957-07-11

renbing331 2013-05-10 14:00
物以类聚气味相投 罗隆基在视察中喜恶什么?第5版()
编辑同志:
罗隆基说他在解放以后,没有进行过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不是事实。这里就来揭露他一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事实。
罗隆基是江西安福县人。1955年6月初旬,他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来安福县视察。当时,为了便利介绍农村情况,经过领导上的介绍,并且经过罗隆基 本人同意,我们随同前去安福县,协助他进行视察工作。罗隆基在安福县视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天,但他不放弃他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
罗隆基利用当时某些地方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企图达到破坏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听到他的地主亲属说,没有米吃,立即同情地说:“提意见,不解决,以后写信到北京来找我。”但是,当他听到另外一些人反映粮食够吃时,就表示怀疑。和罗隆基同村的贫农 周?生告诉他“粮食不够吃,是个别的现象。”他却恶毒地讽刺说:“你是积极分子吧!”他到枫田乡副乡长家里了解粮食供应情况。副乡长说:“粮食一般够吃,不够吃的很少。”他就说,“你们不要打官腔。”枫田乡几位负责干部向他汇报粮食工作情况时,说:“政策是好的,上级党的领导也是正确的。现在工作中之所以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是一项新的工作,干部缺乏经验和对政策学习不够,所以有的地方的工作还做的不够好。”他就说:“政策好什么?搞得老百姓都吵起来了。”接着他信口开河地说:“毛主席亲自下乡摸了十七天,回到北京说:粮食在农村是90%的人没有问题,而我下来摸的情况是90%的人叫起来。”
罗隆基在乡下视察的时候,喜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例如地主、国民党员,和他的“好亲戚”“老朋友”等人。罗隆基和这些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罗隆基把我们赶到门外,不准我们入内。当时我们一方面对他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感到怀疑,另一方面又觉得罗隆基是一个全国人民代表,为了表示对于人民代表的尊敬,我们只好听从他摆布。现在看起来这里面是有很多问题的。罗隆基和这些人究竟说了些什么话,干了一些什么事?希望罗隆基 本人公开交代。
罗隆基在离开安福时,曾经对他的侄子罗谊高(中农)说:“你要工作,我那里有几十个警卫,还要增加人,你可以去,一月一百多分。‘奎五’来不行,他是共产党员。”
罗隆基在吉安地区视察工作期间,处处为自己扩大影响,彻头彻尾地露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本质。罗隆基与别人谈话时,都要吹嘘一番:“北京来电话,时间很短”;“回去要开民盟全国代表会”;“7月出国参加世界和大会议”;“回国后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带了三个警卫员”,等话,甚至还到处对别人说“这些人(指我们随行人员)都是我的佣人。”把随行的国家工作人员当作他的“佣人”看待。
罗隆基在安福视察期间的生活作风,非常特殊。例如,他嫌 机关伙食差,到饭馆去,大吃大喝。在干部和农民中的影响很坏。
江西省吉安专区 伍白水、吴丁亭
1957-07-13

renbing331 2013-05-10 14:01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揭发罗隆基爪牙的破坏活动第6版()
本报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全体同志,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连日来集会座谈,揭露该院的民盟小组长戴涯和盟员文燕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在罗隆基的直接指使下,利用党的整风,到处放火,对党进行诬蔑;为了扩大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实力,大力发展组织,想和党“分庭抗礼”,并企图恢复以“中国旅行剧团”为名,阴谋拆剧院的台。
据现在已揭露的情况:整风开始后,罗隆基曾两次找文燕面授指示。第一次,罗隆基以请文燕到他家吃饭为名,让文燕汇报剧院盟的工作,指示文燕:“要大发展,你回去把要发展的名单拟出来送我一份。”罗隆基出国前,二次接见文燕,文燕 送发展名单给罗审阅时,罗隆基看了名单后很为不满,说:“你们工作太保守了,应利用客观形势大力发展,曲艺界发展了许多,话剧界落后了。”又说:“以前我们发展中上层,今后要发展中间和落后的,你回去要传达这个精神。”罗隆基并具体提出“风雪夜归人”一戏里的四个演员“可以发展”,还叫文燕带话给戴涯,他要亲自接见戴涯。
按照罗隆基的指示,戴涯、文燕 计划把剧院主要的非党员导演、演员和部分主要行政干部全部网罗进去,以便在剧院造成实力,和党争领导权。他们用挑拨党群关系的办法,煽动某些人对党不满,争取他们入盟。据现在揭发的:他们物色的发展对象已有二十几人。戴涯早在1954年冬天,就用民盟小组的名义向剧院提出,民盟应该有代表参加剧院的院务会议和艺术会议。剧院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请戴涯列席了院务会议,参加了艺术会议,但他还不满足,他认为这些会议只不过是“征询一下意见而已”,至于“方针大计”都是党组“决定好了的”,所以他居然要求参加剧院的党组会。罗隆基大发展盟的指示,正中戴涯的下怀,他想马上拉一批人成立盟支部,作为夺取领导权的“资本”。戴涯特意去拉焦菊隐入盟,并拉梅阡(民主促进会会员)跨党入盟。他说:“我要把焦先生拉过来,那盟的地位和我的地位就不同了。”文燕一面煽动某些演员对领导不满,一面表示要他们入盟。她并用卑劣的手段,对他们要发展的人,施小恩小惠。
他们在大力发展组织的同时,又到处活动,准备以恢复“中国旅行剧团”为名,计划从剧院拉走一批人,企图彻底把剧院搞垮。抗战时期,戴涯曾在西安胡宗南的战干团剧团当副团长(胡宗南 兼团长),是上校衔,拿少将薪。他一方面对人说:“民革是搞军事的,民盟是搞文教的,我们要组织剧团,民盟给钱。”一方面,他散布:“剧院缺乏人和,党缺党性”,领导都是“飞扬跋扈、大权在握、顽固不化、心胸狭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民主。我过去领导过二十年剧团,过去的剧团也有矛盾,但可以用感情消除。现在各种长走马上任是官,是治人的,群众是民,都是挨治的。”他还装作被压抑的样子,以博取同情说:“我潦倒了,没落了,每遇到老朋友我不得不老泪横流,在人廊檐下,怎能不低头。”舒绣文 揭发,她刚到剧院,戴涯便对她说剧院领导如何、如何不好。她质问:“为什么要这样挑拨?”戴涯并给剧院党组的田冲写信,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文燕自来剧院后,便拿着薪金养了近两年的病,领导上对她多方照顾,病好后她演了不少戏,平时连她自己都说有“忙不过来的高兴”。但她在整风后,却说:“新社会不 如旧社会”,“党是婆婆,团是小姑子,盟是童养媳妇”。并诬蔑剧院的党是一团漆黑。
在座谈会上,大家非常愤怒地纷纷揭露戴涯、文燕的反动活动。前一时期曾被他们欺骗的人,也猛醒过来,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行。座谈会还在继续进行,大家正对右派分子进行追击。
1957-07-14

renbing331 2013-05-10 14:04
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叶笃义的发言第7版()
叶笃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我愿意在这里揭露罗隆基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和他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
谈 罗隆基
罗隆基目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非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首先,罗隆基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无所不为的人。
当一九三五年到三七年的时候,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适于此时在平津爆发。当时罗隆基参加了张君劢、张东荪的反动的国社党,主持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晨报。他的报纸对于爱国抗日运动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提出南方可以谈抗日,北方只能谈反蒋的奇怪论调。那个时候正是宋哲元的所谓“冀察政委会”统治平津,是个半汉奸性质的政权。罗隆基的所谓北方谈反蒋实质上就是与当时日本军阀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口号相呼应。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就在这个时候以国社党的关系拿了日本人的钱在天津办了一个所谓的研究所。拿了日本人的钱不替日本人说话,行吗?
能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自然也就能倒在其他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当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同司徒雷登签订了卖国的美蒋商约,全国爱国人士都一致声讨,罗隆基却到处为这个卖国条约辩护,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平等的条约。他既然拿过日本人的钱,也自然想要拿美国人的钱。他同司徒雷登、魏德迈和美国的上海总领事等时有往还。目的为的是什么呢?用罗隆基同司徒雷登讲的这几句话 来看吧:“美国已经买上了一匹输定了的马(指支援蒋介石)。假如你们能拿出几分之一的钱来支援中国的民主党派,作用会大得多。”罗隆基没有想到美国人比日本人更会打算盘,更现实主义,日本人可以拿出钱来支援他在天津办研究所,但美国人只肯支援他个人服用的一切药品。
解放以后,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一边倒的外交已经提出来了,罗隆基还同张东荪两个人在四九年秘密地会见了当时继续留住北京的美国总领事。据罗隆基说,谈话内容是请该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司徒托罗转达周总理,美国拟以几十亿美元经济援助为钓饵诱使我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罗不能转达。不转达,也就算了,何必专为此事会见美国总领事?很明显,除此而外,一定还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罗隆基是一个专门同反动势
力勾搭 搞阴谋活动的人。
一九四六年中共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整年的耐心的谈判。罗隆基以民盟的关系也参加了和谈。当时国民党对付民盟的办法是一打一拉,打击盟内进步力量救国会,拉拢盟内落后分子张君劢、罗隆基。代表国民党同罗隆基联系的具体人是雷震。能卖身投靠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罗隆基当然很容易地也就同雷震勾结起来。当时所谓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经常在南京交通银行开会。几乎每次开会的时候雷震都要跑到交通银行去,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找罗隆基出去询问开会情况,并通过罗来影响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决心撕毁旧政协决议,单独召开伪国大。论理凡是在旧政协决议上签了字的人都不应当参加片面召开的伪国大的。这个时候青年党串通罗隆基想用偷天换日的手法骗取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伪国大。他们以第三方面名义拟了一个给蒋介石的信件,要求继续和谈一个月,到时如仍无结果,蒋介石就可召开伪国大,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信是十一月十二日拟好的,并骗取大家签了字。当天上午周总理、董老、李维汉 部长到交通银行同大家交换意见,但是被瞒着不让知道,等他们三人一走,马上把信件交给莫德惠,准备当晚送交蒋介石。幸亏沈衡老 及时地发现了这是个阴谋,把信件追回来使那个阴谋终于未能得逞。不然的话,除了暴露原形的青年党和民社党而外,还不定有多少人被迫拖下伪国大的混水。
蒋记伪国大终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和谈完全破裂了。民盟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回到上海去居住,但罗隆基却继续留在南京同雷震勾勾搭搭。到了四七年底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国民党把罗隆基送到上海一家最阔绰的虹桥疗养院居住。每月多少两黄金的住院费都是由雷震代付的,雷震不时还由南京到上海去同罗隆基密谈。当然密谈的内容绝不会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再次,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和反抗 党的领导的。
他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组织过一个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小团体,名叫“大江会”,参加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台湾。回国以后,他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月”,专门写反共的文章。当时他们自称为“新月派”。
一九四八年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行动是非常自由的,可以随便出去。上海地下党几次找人邀他到香港或者到解放区,但他都拿行动不便为借口,拒绝不去。他不但自己不去,同时也影响了‘张表老’也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呢?原来他想的是整个另外的一套。四八年底吴晗同志路过上海到解放区,罗隆基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托吴晗带 交沈衡老转致中共,提出实行议会政治和协和外交的条件,并提出民盟在必要时退居在野党的威胁。
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罗隆基一到北京立即提出盟内共产党员“归队”,要他们退出民盟。结合他在最近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不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不要在民主党派中发展,可以看出他的反党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一脉相承下来的。
再次,罗隆基是专门搞小集团来满足个人欲望的阴谋野心家。
上面谈到的反动的“大江会”、“新月派”和国社党,罗隆基都是组织者或积极参加者。罗隆基就是靠搞这些反动的小集团起家的。解放以后民盟召开四中全会检查和纠正以罗隆基为代表的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在当时是非常适时的和需要的。但罗隆基却认为那是盟内对他的打击,因而故态复萌,在五○年又在盟内组织了一小 部分人在自己周围搞盟内派系。在北京参加进去的人有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刘王立明、周 鲸文,外地的有张志和、范朴斋、潘大逵、马哲民、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等人。我当时也是参加进去的一个。他经常对人说:“民盟的前身是政团同盟,各人有各人小圈子(主要指救国会同农工民主党),假如盟内无党派分子不组织起来,我们在盟内就会吃亏。”他又说:“统战部安排民盟的位置是照顾各方面的,统战部如何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指多少人)”。
罗隆基组织 这个小集团最初本来是为对付章伯钧的。章、罗二人都是无原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冲突,同时也当然可以为了达到他们的阴谋而互相结合。章伯钧在人大安徽小组的发言中说:“罗有一套人马在民盟中央,他的那一套人马我愿意接收过来”。章、罗二人谁利用了谁呢?还是引用章伯钧在安徽小组的发言吧,章伯钧说:“是他利用我,还是我利用他,还是互相利用,我看是相得益彰……是心心相印的勾结”。就在这种“心心相印的勾结”之下,于是乎章、罗联盟就组成了。
最后,罗隆基是有现实罪行的。
罗隆基在今年三月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公开地说:“今天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党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唆使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这与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不必学习,说法是相互呼应的。章乃器在对资产阶级放毒素,罗隆基在对知识分子放毒素。
自从他提出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反动主张后,他遭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愤怒指责,但却获得少数国内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喝彩。他一共收到一百几十封反动信件,赞同他的主张。他亲自批示回复“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统战部或政协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明显,是号召反对肃反,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这充分暴露出他的制造混乱,向党疯狂进攻的恶毒企图。这难道还能说他没有达到现实罪行吗!
对罗隆基这样一个没有民族气节,专门同反动势力勾搭,一贯反共和搞阴谋小集团的阴谋野心家,我揭露他的丑恶历史,我控诉他的现实罪行!
谈我自己
以下我还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对我所犯的错误面向全体代表做一个交代。
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的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使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错在什么地方
我的错误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系列的。这说明我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错误思想一有机会就强烈地表现出来。我谈到在制定全国的或地方的政策方针上,民主党派应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谈到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我又谈到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增加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还谈到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最后,我还建议把四个党派——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合并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
这些错误在那里呢?
首先,民主党派在制定方针政策上过去是发挥了作用的。周总理的报告内说得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政协就是专门进行这种协商的机关。当然,民主党派的工作过去未都做得尽善尽美,在自己统战分工的范围内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在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时未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今后应加强工作,以求发挥更好的作用。
其次,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这是极端荒谬的看法。我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只体现在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就够了。至于机关、学校等业务单位,它们本身不是决定政策的,而是贯彻政策完成任务的机构,因此不需要强调党在这些机构中的组织作用。事实上,党的总的方针政策是要具体地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假如党不在这些业务单位中具体地发挥组织作用,那就把党的方针政策驾在空中不能着地。周总理的报告讲得清楚:“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的领导。”
次之,所谓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想法。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今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态度的人们和抱着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在这一部分群众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矛盾的。作为党的助手,在机关、学校中的民主党派是帮助党来解决那些客观上本来存在着的矛盾的。
关于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这既不符合民主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他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最后,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实际的主观主义想法。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来解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合并。
错误从哪里来
检查一下产生以上一系列错误思想的原因,也应当说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思想根源的。
归根结底,基本上还是立场不稳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判断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六项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随时想到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违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是加强党的领导呢,还是削弱党的领导呢?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这是个基本立场,什么时候违背了它,就立刻发生原则性错误。
其次,主观上立场不稳了,自然随之而来的是外邪侵入。我和罗隆基虽然远在五二年在政治上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但政治上划清了界限并不等于在思想上划清楚界限。长期和他处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那套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譬如去年年初罗隆基鼓动的,并得到章伯钧支持的,通过民盟中常会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这自然是他们以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他们非法的目的。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办公会议和工作会议上也极力争取采纳这个建议。这说明我不但思想上作了罗隆基的俘虏,并且政治上也作了他的工具。
最后,自己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主观上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学习也就放松了。去年一年的几个重大的历史文件我都未好好地学习。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未好好学习,因此我对国际政治问题就掌握不了正确的方向。八大文件我也未好好学习,因此对如何贯彻党的领导问题也模糊不清。今年五月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清华大学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汇报会上,我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也夸夸其谈了一番,其实八大所规定的党委负责制究竟是什么内容我还搞不清楚呢。毛主席教育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近年来由于党的信任而使我骄傲起来,放松了学习,我落后了,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
立场不稳是先天不足,放松学习就缺乏营养,自然就抵抗不住经常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细菌,终于使我产生了上面所说到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和言论。
我决心加强学习,改造自己,一方面同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另方面同右派分子,主要是章罗阴谋集团,作坚决的斗争。通过对章伯钧罗隆基的实际斗争,反过来也有助于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我坚决地站在全体民盟同志的斗争行列中,誓把章罗联盟的全部阴谋和组织干净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957-07-15

renbing331 2013-05-10 14:0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讨论 章汉夫痛驳 杜勒斯颠倒是非 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首脑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第2版()
新华社1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并要求继续作彻底交代。章乃器也作了书面检讨,他承认了他的一些错误言论。
黄绍竑、陈铭枢等人也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
今天发言的共有二十五人。大会讨论到此结束,前后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四百零八人。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大会上就美国侵略集团敌视我国的政策发言。他说:“美国侵略集团最近对中国人民发出了许多狂妄的叫嚣,企图维持他们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亲自出马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并且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来犯了五次鼓动战争的‘罪行’”。
章汉夫举出无可辩驳的事实痛驳杜勒斯对我国的这些诬蔑。他说,“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自己。
章汉夫说,杜勒斯之所以恶毒地诬蔑中国人民,是因为他想用这种颠倒是非的办法来掩饰美国侵略集团在远东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建立军事基地和进行战争威胁的罪恶阴谋。
章汉夫指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制造紧张局势,破坏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独立;同时指出杜勒斯想寻找借口,以便美国对菲律宾和马来亚进行进一步的干涉。
章汉夫严正地指责美国在我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以及霸占台湾。
章汉夫指出,杜勒斯在6月28日那篇颠倒是非的演说中,对于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的鼓励和支持,把美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阴谋暴露无遗。
最后,章汉夫说:“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坚持敌视我国,侵占我国台湾,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最坚决的反对,并且要对这个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胡绳在发言中严正驳斥了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地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阴谋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而斗争。
胡绳指出,有些右派分子恶意地批评我们轻视社会科学,其目的实际上是要求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他们是在重视社会科学的叫嚣下面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名义提出来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主要的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主张。这是章罗同盟的全部反动纲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说,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就需要找 能够为他们摇旗呐喊的群众。他们企图从缺乏社会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中,找到他们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到处放毒、点火。但是事实怎样呢?跟着这批右派头子跑的也不过是极少数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败类。有一部分学生曾被蒙蔽,而极大多数学生始终站在党的一边。罗毅指出:中国青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一直就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谁妄想把中国青年跟共产党分裂开来,谁就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罗毅说,今天,在我国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对青年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我国青年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学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还必须经常虚心地向工农学习,牢固地和工农连结在一起。
章伯钧在以“向人民低头认罪”为题的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他说,从去年以来他就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鼓吹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滥调。他说,他在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最近一年多来,特别是在帮助党整风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章伯钧说,他在1956年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今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不折不扣地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结果必然走上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上去。
章伯钧承认他曾提出过民主党派要发展一、二百万人、民主党派组织可以发展到县一级的主张,也曾说过社会主义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该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提高一步。他说,他的这些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形成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章伯钧说,他们联盟是“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他向罗隆基妥协,是想通过罗隆基的关系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
章伯钧说,他与罗隆基在中共整风开始时在民盟组织四个小组座谈会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
章伯钧还检查了他在6月6日召集六教授开会的狂妄的反党阴谋,检查了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行为和他企图通过农工民主党取得政治资本的活动。他最后说,他今天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他将继续向有关单位彻底交代。
罗隆基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说,他是“一个有了罪过的人”,他表示向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首先,他说他5月22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是“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
其次,他谈到他的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的言论,他说,这“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
第三、他承认他“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因此,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不是偶然的”。
第四、他说,从1949年起,他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他承认,这个“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在右派的进攻中,“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第五、他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曾认为是和平阵营的“分裂”。他承认他“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
第六、关于他同文汇报的关系,他承认,他“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罗隆基另外还检讨了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错误,和骄傲自满、轻视进步分子的错误。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他作了一些辩解。他承认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使民盟走上错误的方向,企图“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章罗的联盟。
罗隆基最后要求人民代表让他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
章乃器在书面发言中,强调他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他谈了一大堆他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意气”、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等等。
章乃器否定了他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错误论点。他强调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错误”。
章乃器说,“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是他又说,他“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
章乃器不承认他在工商业者中作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鼓动。他说,“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黄绍竑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了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提的错误意见,以及视察工作和平时言论行动上的错误。他说,他“把历史的罪恶忘了”,“以致发生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但人情所不许,也为法理所不容。”他说,他一向怀疑肃反运动中的群众性的斗争方式,这就是他脱离人民立场为反革命分子留后路的思想表现。他说,他在政协座谈会反映的一些问题,“99%都是根据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他还交代了他同林希翎、谢昕的一些关系。他说,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后一贯的”,他希望继续得到批判和帮助。
陈铭枢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他发表的“撤销学校党委制”、“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等许多荒谬言论,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他说,尽管他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铭枢说,“有的代表批评我是一个野心家,有大领袖欲,从我的历史发展和我的思想本质来看,这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他说,他“一生的历史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解放后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
今天在会上检讨或作书面检讨的还有民革中常委谭惕吾,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马哲民,民盟中常委黄药眠,民盟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宋云彬和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今天作书面发言的代表还有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广州市市长朱光、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陈离、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足球运动员张俊秀、国家计量局局长李承干。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陈叔通、程潜、吴玉章、邓颖超、马寅初、赵毛臣、盛丕华、赵忠尧、陈望道、杨之华、刀京版。
1957-07-16

renbing331 2013-05-10 14:09
我的初步交代 罗隆基的发言第5版()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最近有些言论和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今天,我站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是来向诸位代表低头认罪,是来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是优厚的。我担负的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相当高的而且相当重要的职位。站在这样的岗位上,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我的恶劣影响就更大,我的罪过就更严重了。
现在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后,感觉到了羞愧无以自容的地步,我今日幡然悔悟,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 昨日之我作斗争,来检举我自己的罪过。
第一、我五月二十二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 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五月二十二号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中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委员会,“鼓励有委曲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并且进行对“三反”、“五反”、“肃反”的平反工作。这个建议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来说,都是严重错误的。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侵犯了国家检察、监察、司法、公安各部门的职权。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不由原来领导“三反”、“五反”、“肃反”的党组来进行平反,而要在另外一个机构来进行平反,这就企图否定基层党组的领导,这次发言实际等于替“三反”、“五反”、“肃反”中被惩处或被斗争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呼冤,这就可能煽动他们再一次去进行作乱犯法的行为。这次发言以后,台湾和香港的报纸和广播,纷纷借此加以宣传,这就证明这次发言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在发言以后,我接到170多封支持荒谬言论的信,我不问来信的人目的是什么,竟指示秘书向他们复信,并要他们“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政协和统战部建议”。虽然复信只发出了五封,但指示回信的动机是恶劣的,是企图向反动分子的罪恶行为支腰点火。这是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行为。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点。
第二、我五月十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尽管我在发言中也说了:“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样的话,但整个发言的精神和逻辑的结论必定是希望领导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可以使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大发展。这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一向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并且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在民盟工作会议中说过这样错误的话:
“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
这句话就证明,我对知识分子问题只从知识分子知识的大小、多寡来看问题,没有从知识的性质,是马列主义的知识还是非马列主义知识看问题,更没有从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我没有懂得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是应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一年多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先后有一系列的错误发言,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把知识分子同党员隔膜的责任推在党员方面,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而强调党员的过失,这就加强了旧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念。在195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中,我甚至提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士是:“士为知己者死”是希望“三顾茅庐”,是希望“礼贤下士”的待遇等等,这就完全否定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错误是严重的。在反对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领导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我把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意义亦完全认识错了。我个人对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以及党的上级领袖们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我以为这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而不懂得党的领导是整个党的领导,是整个党在全国各阶层、各机关的领导。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就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我这一切言论就削弱了党的威信,实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点。
第三、我站在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止使民主同盟没有做党的好助手,并且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同盟走向了右的方向,这在这次右派分子猖狂 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中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民主同盟是个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它现在有了三万左右的盟员。盟员中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从1956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民盟过分地强调了接收中间和落后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新旧盟员中思想落后的右派分子亦日益增多了。一年来民盟并没有认真做好对盟员的教育、改造工作,这就使民主同盟中一些右派盟员不能站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年多来,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政策有了不正确的解释,使这两句口号,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百花齐放”本来是鼓励艺术推陈出新,自由竞争的政策。“百家争鸣”是科学上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政策。这都是今天中国文艺科学发展上的优良政策。由于章罗合作,利用了这两句作为政治上的工具,提倡所谓的无条件的“大鸣”“大放”,有时竟把“鸣”、“放”做成恶意地攻击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本是来鼓励各民主党派做好自己的阶级思想改造,本互相批评、互相规劝、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做领导党的忠实助手的政策。章罗合作,把这个政策歪曲地解释为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提高地位,以便与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策略。今年春季,各地盟的组织反映到‘盟中央’的材料已经发现了这种偏向,章、罗两人,不止不加以纠正,并且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中,章伯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心工作,我 加以有力支持。章、罗两人五月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我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就更助长了盟员中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气焰。
现在民盟有三万左右的盟员,散在各地的组织单位将近一百个据点。民盟在中上层的文教机关中几乎都有基层组织。民盟这个政治团体在全国文教工作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章、罗二人 是 盟的第一和第二副主席,是实际负责领导的人。这两个人对“鸣”“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了错误的言论,上行下效,影响是广泛的而且恶劣的。五月间,右派分子在文教机关中发动猖狂进攻,各地盟组织中的盟员中,有些右派分子参加了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不是偶然的。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三点。
第四、从1949年起,我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影响了民主同盟不能团结,并且妨碍了领导党贯彻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个无形组织的构成分子,基本上是受了英美教育毒害的人,并且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在盟中争夺权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这种目的是卑劣的,可耻的。这个无形组织到了1952年就停止活动了,表面上不存在了。但这一批人精神上的联系,思想上的呼应,是没有根本断绝的。这一批人是多年来的朋友,同学,或同事,他们在思想上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们中任何人有一错误的言论或行动,特别我自己有了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会引起彼此共鸣的。这次五月间 党的整风运动发动以后,就发现以往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无论在北京或在地方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尽管我没有发过任何秘密指示,或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进行任何联系,但由于这批人思想上的联系,就当然会有同声相应的恶劣结果。在今天反右派斗争中,这一批人几乎都犯了严重的罪过,都成了斗争的对象。我反躬自问,误己误人。这是我今天应低头认罪的第四点。
第五、我对国际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私人谈话中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影响了人民对和平力量的坚强信心。这些年来,我不断的看英美的书报杂志,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本来学得不够,我就无形中受了这些英美杂志的毒害。我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反斯大林事件,波匈事件,都缺乏正确的认识。波匈事件后,英美及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些所谓的进步人士的动摇,我便认为这是和平阵营中的分裂,而不是和平力量的加强团结。不晓得从人民和平力量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国际形势,不晓得从整个世界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和平力量,因此,我错误的认为国际形势更紧张了,不是和缓了。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在政协小组座谈周总理访问十一国的报告时,曾经说过,我对私人谈话中向浦熙修、潘大逵、王造时等人亦的确说过。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五点。
第六、我对某些社会事业不能无私的加以爱护和帮助,却使自己的落后思想影响到某种社会事业而受到损害。我同文汇报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 错误的认为在中
国还应该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 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 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时期,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 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对一个社会事业没有做到真诚爱护,并且通过我的恶劣影响,使一个解放以前有光荣历史的报纸今天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机关,我是有责任的。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六点。
第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不积极努力,对机关中工作同志不能真诚爱护,这亦是我严重的错误。这些年来,由于我对人民事业的热诚不够,只满足于自己的官职地位,就把自己造成一个最大的官僚主义者。就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以来,我就没有好好的钻研过这项业务,认真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内心常常自以为森林工业对我是用非所长,于是遇事就敷衍塞责。这就贻误了森工部的业务,同时亦间接地贻误了国家的建设事业。由于自己的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对机关中的工作同志,不能推诚相与,和蔼相处。自己性情急躁,脾气粗暴,对同事常常过分轻视,严厉斥责。具体的例子,对我的两位秘书,特别 机要秘书邵慈云就没有尽到爱护帮助的责任。由于她不肯遵循我的意旨,加入民盟,我就用冷酷打击的方法对付,甚至妨碍她争取进步和要求入党的愿望。这是我要扩大民盟组织,甚至阻碍知识分子入党的具体实例。我对公家的事业不能忠诚老实的进行工作,对工作同事不能推诚相与对待,损害了国家的建设事业,并且不利于党的领导,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七点。
第八、这些年来,我骄傲自满,甘心于思想落后,从不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我偶然涉猎过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的书本,就沾沾自满,自以为一隅三隅,不学自通。从马列主义书本中,偶然得到一知半解,就把它作为‘饰非辩过’的工具。我自以为是
“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的人,不肯虚心求教于盟员中的进步同志,并且每每轻视某些进步同志为教条主义者。这种自骄自满的态度,不仅贻误了自己,且影响了一批日常接近的朋友的进步,自甘落后害人害己,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八点。
我的错误和罪过当然不止上面这八点,我今天只检举我一年多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所犯的错误,先作初步交代。至于我在解放前的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和罪过就更多。我的政治历史是肮脏的。三十年前主编新月杂志写过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我加入过‘张君劢’的国社党,我发起民主同盟一贯走第三条路线,我一贯宣传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并且以往同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秘密往来等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今天我就不重复列数了。现在我来坦白地谈一谈我个人的思想。
我是一个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混合起来的人。从小五六岁直到进入清华学校,我就没有离开过父兄的家庭教育。这是旧社会里士大夫家庭的教育。从清华直到英美留学归来,一直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1949年解放胜利后,我同前民盟主席张澜来到北京。由于我是个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我的名位观念很重,因此在盟内闹宗派主义,同时我不否认当时我对党尚有抵触的情绪的。张东荪勾结美国特务事件发生后,盟员和社会上许多人都对我有了严重的怀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各党派负责解释,认为我同张东荪事件没有关系,并且提议把我选成政协常务委员。我认为党是有真是真非,不冤枉任何人的。我万分感谢党。我对党增加了信心。从此以后,我亦看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我虽然不是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虽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对共产主义的好处的确提高了一些认识。几年来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有了伟大的成绩,我自问,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有这样的成绩。这点我对来访的外宾都一再谈过的。几年来,我自己政治地位日渐提高,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安定,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但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苏共二十次党代表会议后,和波匈事件后,我对共产主义一度发生过怀疑,但我认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强调“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毕竟与‘波匈情况’不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这是我绝对认识的。从1955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我对旧知识分子表示同情,经常想代他们说些我错误想象中的公道话,取得他们的欢心,这是事实。这是我一二年来犯错误的根源思想。我没有站稳立场,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替旧知识分子说话。我没有懂得党的领导的真实意义,我低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因此,我就一贯想讨好知识分子,特别旧知识分子,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
那末你为什么又会发出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呢?今天我只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下意识所主使的。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就说透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心。我当然承认我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原封未动的人。几年来,政治地位相当高,就更加自高自大,得意忘形。有了这种思想,今天不露出来,迟早会露出来的。今天不犯错误,迟早要犯错误的。这就说明尽管我今天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居心,却在言论和行动上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过的原故,这更充分地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否则,许多像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绝路。
今天我对自己在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已经初步的交代出来,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牵涉到我。至于我同章伯钧共同合作的事件,亦应该清清楚楚的交代出来。
我这里必须说明我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章伯钧亦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尽管从去年在北戴河起,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单独的来往过,没有单独的密谈过,我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亦绝对没有事先交换过意见,但思想既然有了联系,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可以不约而同了。
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一年多来,我在民盟许多重要政策上,支持了章伯钧的主张,因此使民盟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举些具体事例来说:今年三月民盟举行工作会议,章伯钧建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民盟1957年的中心工作。我同意并且支持了他这个主张。章伯钧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到几百万人,他在工作会议中强调大发展,我认为民盟应对1956年的数目约二万余人,加倍发展,因此在工作会议中,我亦强调大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民盟五月间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即党委制委员会,科学体制委员会,有职有权委员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四个委员会。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宣委、学委、文教委员会来谈大鸣大放,我在电话中同意了。后来盟中央成立了这四个委员会,这件事的确没有请示过民盟沈主席,没有同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事先商量,更没有经过民盟常委会决定。今天这四个委员会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明显的。党委制委员会是企图取消大专学校中的党委制。科学体制委员会已经搞了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体制的建议。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企图扩大民盟的地位,加大民盟的职权,以达到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目的。这四个委员会成立以后,章伯钧又向我表示过要由民盟派人到各地去推动这类工作,收集材料向中央提出建议,并且配合他的农工民主党所派的人进行工作。对他这种意见,我表示同意。六月三号我出国了,以后的工作是他领导和布置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对这种利用合法机关,进行非法活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附和其事,这种责任,我是不能推卸的。
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代这些。他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 没有过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我亦从来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
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 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
诸位代表,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是来向诸位低头认罪的,不是来 作什么辩解的。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已经揭发了我许多言论和行动的事实,揭发了我历史上的罪恶,揭发了我现时期的阴谋,我今天都不辩解。今天的问题,不是那句话我说了没有,那件事我做了没有,那几个人我勾结利用了没有,那些右派集团我指挥煽动了没有,对这些事情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并且我还要请各位代表让我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有些关于民盟的问题,我还要到民盟去交代,哪些错误我应该老实承认的,我一定老老实实的承认,哪些不是事实,将来亦要弄个清楚明白。
诸位代表我的错误是重大的,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对不起民主同盟几万个同志,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国人民。
我今天只是低头认罪是不够的。今天我的问题是幡然悔悟,决心改过自新,还是坚持错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
我感谢领导党,感谢政府,“今天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开着的。”中国有句老话“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天我在诸位代表面前,万分诚恳的表示,我下定了决心,我一定勇敢的、坚决的向这高敞开的大门前进,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并且今后要忠诚老实的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1957-07-16

renbing331 2013-05-10 14:10
斥民盟败类章伯钧、罗隆基
鲜英的发言第12版()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两项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前几天在大会会场内,有几位老朋友向我说:“民主之家”出了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人,真是“败坏门风”啊!你怎么不说话呢?同志们,我不是不说话,我痛心得很,我愤怒得很,愤懑之极,正不知从何说起。在这几位老朋友启示之下,使我回想起从一九四○年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起,随后发展为民主同盟,直到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迁 回南京时为止,在这一段时间里的重庆“民主之家”的盛况。由于民主同盟故 主席张澜同志住在我家,所以民盟同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共同志,都经常在我家碰头,形成以中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集议场所,郭沫若副委员长当时给它起了个名叫“民主之家”。民主同盟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中共的鼓励、策动、扶持、领导之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民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有它的革命局限性。但由于始终没有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陶熔教育下,奠定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以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凯和其他很多烈士们的血和很多舍身忘家、艰苦奋斗的同志们的汗,曾为了这个目的在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想不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基本胜利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一年地按计划胜利完成的今天,竟会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出自民盟,出自“民主之家”。不错,章伯钧、罗隆基都是当时“民主之家”的成员,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在今天他们又都做了民盟的副主席,在政府中有很高的职位,只说他们受党的教育培养多而且深,应当如何力图为国报效才是,谁想他们竟会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更 甚至想把民盟引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呢?
现在大家都把他们的罪行揭发出来了。他们是政治野心家,不满于现有的政治地位,想趁 党 整风的机会捞一把,搞一个匈牙利事件,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企图。他们也不回想回想自己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政治地位怎么样,可以说丝毫说不上;生活怎么样,穷困、潦倒、无以为生,我曾经多次奔走张罗接济过他们。解放以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又是怎么样呢,这可不用我再说了。可是小人难养,欲壑难填。大家知道章伯钧在开国初期就做了交通部长,但他自始就对人民付托的光荣职务毫无责任感,消极怠工,自己却以搜集古董字画自娱,还恬不知耻地自以为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如此而已”。请看这是什么心情?罗隆基见章做了部长,自己不免相形见绌,就随时流露出对党的不满情绪。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 骂 章是马路政客,章 骂 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 使 故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直到民盟改为集体领导,章、罗都作了副主席,罗 亦作了森林工业部长,他们之间的矛盾才逐渐消失,随着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于是又结成了章、罗同盟,并力 向党进攻。试问像这样的人,究竟要党和人民对他们如之何而后可呢?
人们都看得十分清楚,真正帮助党整风,清除三害,譬如为果树除虫,是为了保证果树的繁荣,使它能够多结美好的果子,那有说是把果树连根拔掉,还说是在帮助它在除虫害的呢?章、罗两人在整风中就是这样干的。我们盟内还有不少是非不明,立场不稳的人,听他们的指挥,和他们秘密勾结,由中央以至各地区,在盟内散布章伯钧伪造的传达报告,在盟外上下串联,四处放火,企图造成紧张局势,以达到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要不是多数持正的同志及时揭发,广大人民群众予以迎头痛击,让他们的罪行继续发展下去,其为害还堪设想吗?
反动的右派分子们,你们估计错了。你们以为利用少数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就可以兴风作浪,为所欲为了吗?你们不想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对于社会主义有了坚定的信仰,对新社会产生了热爱。开国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有目共睹,比起反动统治时代,真是八年比一百年,霄壤迥别。人们丝毫也不会为你们的谰言所动摇的。你们以为群众无知,容易欺骗,可以用夸大个别缺点的手法来耸人听闻?你们不想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在斗争中翻身过来的,他们的嗅觉非常锐敏,他们的眼睛非常明亮,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看得最清楚,右派分子的一举一动,他们立即发现;他们珍惜自己的革命成果,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决不让敌人有机会来破坏。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是决不会得逞的。
民盟的败类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们企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想窃取广大人民的革命果实,真是败坏了“民主之家”的门风。作为曾是“民主之家”东道主的我,对此特别感到愤怒,特别痛心。今天我以一个民盟的成员作了人民代表在此发言:我要声讨他们,控诉他们,我要和全体热爱社会主义拥护正义的同志们一道和他们坚决斗争到底,不到全部胜利决不收兵!
1957-07-18

renbing331 2013-05-10 14:12
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并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 杨子恒的发言第10版()
杨子恒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我要在工作和学习中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和政治界限,我今天用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阴谋,并检查我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章、罗对我的影响,以及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作为我发言的内容。
我是一九四二年在重庆与章伯钧初次见面的。当时,章伯钧高唱所谓“第三条路线”,主张七分反蒋、三分反共,目的就是为自己抓一把力量,搞一个独立的事业。那时,我是一个失意的反动军官,他的这种高调正合我的胃口,因而就同他结合起来。不久,我加入了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以后又转入民主同盟。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们有深厚的中间路线和旧 民主的反动思想。一九四六年他们在旧政协签过字。罗隆基那时常同马歇尔交往,对美国颇有幻想。章、罗二人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不过为了争夺民盟的领导权,经常互相攻击、吵嚷不休。
想三分天下有其一
一九四七年我在香港,章伯钧估计解放战争要全面胜利时间还要很长,因此,他决定派我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军事活动,企图为自己搞一些势力。那时,章伯钧即提出中国要搞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他的这一套想法和作法,很受马歇尔的重视。
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伯钧曾同我商量究竟在中央参加工作好还是在地方工作好。我当时表示愿意回甘肃,他非常同意,并说你是地方人,人事熟悉,回去工作有作用。究竟有什么“作用”当时没有直说。今天看来,那就是要我给他当啦 啦队,对他起捧场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民盟召开七中全会,决定发展组织,他说民盟的盟章规定主要是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就要发展。一九五三年初,我把甘肃民盟组织大发展了一下。截至现在甘肃民盟盟员已达一千五百多人。章伯钧认为,在甘肃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不多的地区,民盟组织发展这样快是很好的,他对我一再夸奖。而我当时的想法是,多吸收 些知识分子,自己也可以多有些群众。这个思想完全是与章伯钧的思想符合的。
贩卖反动思想有术
以后,我每年总要来北京一次甚至几次,来北京就同他见面。他对外省来京的同志,每次来总是要请到他家去吃饭,吃饭前后,他便高谈阔论,谈国内外大事。他有一套谈话的本领,他能适应人的口味,对甲是一套,对乙 又是一套,真可谓因才施教。他谈的一些东西,我听了总觉得有些道理。其中也有些是好话,比如走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等等,他往往就是在许多好话的掩饰下,贩卖他的反动思想,散布他的有害的毒素。他曾经说,像我们这些人,就不要希望加入共产党了。甚至公然当面对我暗示说,你今天能在甘肃当一个厅长、人民委员、人民代表,这都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关系,不然你就弄不上。他还说,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协会前,研究代表的提名,共产党不同意提我,是由于他的坚决支持才把我提上。很明显,他的用意就是挑拨我同党的关系。有一次我来北京,在他家里(除我外还有好几人,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当场大发牢骚,说农工民主党有些人不服从他,讲他的怪话,其实,如果不是农工民主党、民盟,这些人就毫无出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要稍微不好就是劳改。劳改就是出路。无疑的,他的这种牢骚式的威胁,也就是一种诋毁共产党、提高他自己的一种手法。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乖乖的跟着我走,否则就是劳改。
不满意什么?满意什么?
一九五五年人民代表大会后,我到章伯钧家,在场的有三人,其中有江苏的邓昊明、浙江的李士豪。章对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在中央说话还可以公开,你们在地方搞工作的,就是要多听少说,如果说错了,小辫子被人抓住,好久也解不开。又说,在英国,不管谁都可以随便在马路上、公园里讲演,叫骂首相也无人干涉,也没有什么后患,充其量没人听就是了。他还说,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得很紧,对地方的民主党派管得更紧,地方上什么事都非党员决定不可。他对此非常不满,并当着我们的面挑剔一些党员的缺点,尖锐“批评”。他的这种 明“关怀”、暗挑拨、偷偷贩运资本主义货色的手法,完全暴露了章伯钧是一个两面派。
还有一次,章伯钧曾说,现在有一千多万共产党员,入党三年后都有了资格,地位都要升一升,这样党外人士就没地位了。另一次,在新侨饭店吃饭,在场的人很多,他说,现在大家都要成“家”,成“家”了还可以找个饭碗,其次是文人,可到地方当个文史馆员,有些同志的结果就很惨了。当场就有同志开玩笑说:杨子恒是“跳舞专家”,章伯钧是“马路政客家”。这个玩笑倒很现实,章伯钧的确是一个“马路政客”。
一九五六年七月,人大第三次会后,他请了二十多位农工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其中有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张云川、韩兆鹗、杨逸棠、王一帆、王寄一、徐彬如、杨清源、周谷城等,还有我,在他家吃饭。饭后他说,民主党派以后组织上可以独立,政治上可以自由,并说李维汉 部长说过,参加各民主党派作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今后都要退出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他说这话的用意,显然是企图打起合法的幌子,排斥在民主党派内部的共产党员。
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作报告,他公开表示对铁托 很有兴趣,而对苏联则大表不满。他还说:“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固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要民主”。这是他修正主义思想的露骨的表现。罗隆基在这次会则说,知识分子在肃反中伤了元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把知识分子的元气恢复起来。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的打算是由来已久了。民盟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保守,大力发展组织。
两个“大党”的“领袖”
民盟会后,农工民主党开三中全会,章伯钧提出让黄琪翔 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有人反对,但未反对掉。农工民主党的这次会议,也是大发展的会议。会后决定在各大城市建立组织。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钟岱当面给我说兰州也要建立,我当时也同意了,章伯钧当时决定陕西让韩兆鹗搞,甘肃让我搞,并派张云川到河南,王一帆到东北。但我说我自己没时间,我不能搞,最好要别人搞。我还说,兰州只有两个农工民主党党员,一是朱 镜堂,一是我。我提议让朱 镜堂搞,并恢复朱 原来的候补中央委员。后来因为没条件,没有搞起来。这里可以看出,他竭力扩大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又竭力支持黄琪翔 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在民盟内部又搞章、罗联盟,这就是说,这样一来,他就成为两个“大党”的领袖,两个大党都可由他一手操纵了。
今年五月,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光明日报派两位记者到了兰州,带有民盟中央给民盟甘肃组织的介绍信,信上主要说为了了解西北“鸣”“放”的材料,充实光明日报的内容。这两位记者在兰州同我谈了两次:一次是刚到时介绍来意;一次是让我帮助他们确定采访对象、解决交通工具。两次谈话民盟甘肃省委秘书长陈伯鸿同志都在场。关于采访对象我未提具体意见,我建议他自己去联系。最后,确定以“光明日报记者招待座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座谈,民盟甘肃省委给他印发了通知,在兰州饭店租了会场,并派一位总务同志负责招待。这次座谈 共十二人参加,民盟成员参加的有兰州大学的王景尊,西北师院的李化方、刘钟瑜,兽医学院的朱宣人,西北科学分院的周光。这次座谈,实际上就是点火,而民盟甘肃省委,可以说对这次点火作了大力支持,起了有力的组织作用。
今年五月三十日下午,章伯钧约了有我在内的十几人如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王一帆、王寄一、杨清源、王枕心、杨逸棠、徐彬如、丘哲等,在文化俱乐部吃饭。饭前,章伯钧首先对文字改革表示不满,他说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爱”字把心去了,没有心 拿什么爱呢?此外,他还说,中国六亿人口,共产党员可以发展到两千万,各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百万,民盟也可以发展个百二、八十万。由此可以看出,他处处反对党的措施,又时时显出了他的勃勃的野心。
章说的好话坏话我都能听进去,我想的说的也和章罗不约而同
现在,我来检查一下我个人的错误思想。
章伯钧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搞第三条路线起家的。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第三党,又同章伯钧在一起来往十来年,章的话,好的、坏的我都能听进去,这说明我思想上、言论上都接受了章伯钧的严重影响。也说明我也有反共的思想根源。我在甘肃的一些想法、说法,有时就同章、罗不约而同。比如我曾说,共产党只要把方针一定人人都会走,还曾说:党的领导好比是坐汽车的,坐汽车的不一定要开汽车,有些党员一定要开,结果撞了车。这些说法,实际上就是否认 党的领导,不相信党的领导。对于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虽然嘴里没有公开讲什么,但内心里曾经想,文件上说“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我总觉得有一些人是冤枉了。去年,高健君同志主持在省政协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我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个是说,封建时代,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当县长,青年有才者可以中状元,但不能当县长。提这个意见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县级干部都很年青,阅历浅,不了解群众生活。我还建议每一个县至少要有一个老练的干部。第二个意见是说,参事室有一些年富力强的人,闲摆下是个浪费,应当把他们分配下去当副县长或副专员。这在当时来说我自以为还是好意,但在群众中起了不好的影响,很可能使人感到杨子恒就看到的问题,党却看不见。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甘肃省委举行的民族统战座谈会上,我又说,有些党员常常强调说党员有党员的立场,这话不一定对,这岂不是一千二百万党员一个立场,五亿九千万人民又一个立场了吗?应当把一千二百万党员同五亿九千万人民作为一个立场。还曾说,我在地方工作共有六个上司,要受六个单位的指导,要过六道关。这许许多多言论,都是极其错误的。我的这些错误思想、错误言论,是与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一致的。章、罗等野心家正想找我这样的人。更其错误的是,今年六月底,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内整风问题,会上我还发言说,在运动中,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肃反,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整风。整风就不能一棍子打死。这话表面看来没什么,实际上是为章伯钧辩护。这个意见,甘肃代表组的同志们对我进行了批判,我才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必须界限分明,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野火烧身,归根到底是我的立场问题
我是一个国民党杂牌伪军官出身的人,作过反动战争,在蒋介石摧残下,逼上梁山。我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主党派,完全是为自己找出路,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思想。直到今天,我的思想可以说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油,因此,一遇资产阶级的火就燃烧起来。我痛切的感到,最近几年来我的思想反而更加落后了,具体表现在,当我听到有人批评共产党时,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我总是信以为真,并表示同意。我为什么不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呢?事业发展这样快,发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想的呢?归根到底是我的立场有问题。我与章伯钧、罗隆基等虽然没有什么约,他们也没给我指示,但是我的思想同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是很吻合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我的头脑清醒了,才知道野火要烧了我的身。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政治上的野心分子,身为国家的部长、人民的代表,又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们竟想点起野火,烧毁共产党,从而满足他们自己争权夺利的目的,把国事作儿戏。这种罪恶活动,我表示万分的痛恨。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坚决跟着劳动人民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要为扑灭右派分子点起的野火斗争到底。
我的发言如有错误或检讨不够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帮助。
1957-07-20

renbing331 2013-05-10 14:14
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 浦熙修 徐铸成继续吐露罗隆基的阴谋活动第2版()
据新华社19日讯 新闻工作者座谈会18、19两日继续举行。
浦熙修在19日的会上继续交代了章罗联盟、罗隆基的反动言行和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情形。
浦熙修说:章罗联盟有着长期的酝酿,从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罗就不再骂章伯钧了。章伯钧在那次大会上作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工作报告,是在“为了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强调钻研业务,代替思想改造,罗表示完全支持。罗 并对浦说过:“章伯钧跨着两个党,我的力量不及章的四分之一。”“我是参谋人才,善于为人作嫁,章的气魄比我大。”因此他甘心屈居章伯钧之下。去年8月,章罗联盟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策划团结右派、争取中间、孤立左派,篡夺民盟领导权。今年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章罗提出大发展的方针,以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别有用意地提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来挑拨 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浦熙修说: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虽然今年才发表,实际上也是酝酿已久。今年2月曾昭抡就提出这个问题,在罗隆基指使下,争鸣月刊编辑部就邀请了许多科学家举行科学体制问题的座谈会,争鸣月刊5月号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记录。
罗隆基的小集团活动
关于罗隆基小集团的活动,浦熙修 继续交代了以下一些情形。罗隆基在解放初期除了和张东荪来往密切外,和曾昭抡的往来也很密切。曾昭抡的心腹事都要和罗隆基商量。曾昭抡 曾经在罗、浦 面前说:唯物辩证法好像枢纽的开关一样,共产党抓住这个开关,要开就开,要关就关,我们外人是摸不到底的。曾昭抡 曾认为党对他的工作安排得不妥当,并且对浦说:解放前你和子冈 都很活跃,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声息了。浦熙修说:罗隆基和张东荪的关系一开始就很诡秘。有一次总理办公室找罗隆基开会,到处找不到罗,以后浦 才发现罗和张东荪在刘王立明家里不知干什么。1952年罗隆基约张东荪在浦熙修 家里吃饭时,罗隆基策划张东荪 抓 燕大、潘光旦抓清华,张乔石、黄大能各在其所属基层组织中活动。并以清华为重点,罗准备亲自到清华活动。浦熙修说:张东荪事件后,罗隆基小集团的活动隐蔽了,分散了,罗的活动方向转向高级知识分子,这时在罗的周围又形成一个以曾昭抡为首、有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参加的小集团。罗隆基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潘光旦安插在民盟北京市委,又把吴景超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要吴景超 负责人民大学民盟支部主委。罗还拉吴景超 任争鸣月刊编辑部常委。因此吴对罗感恩不尽。今年全国政协开会后,罗隆基在全聚德 请王造时吃饭,饭后罗拉王造时、潘大逵到他家里密谈。
浦熙修还揭发了罗隆基和另一些人的暧昧关系:一、张东荪的事件暴露后,叶笃义在民盟七中全会上谈到张东荪的一些情况,罗隆基说叶笃义是投机,说张东荪勾结了一个美国三等特务真不值得。浦说:罗是否和张东荪暗中还有来往,值得追究。二、据罗隆基说,他床头上的一个小无线电收音机,是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送的,罗和这个特务的关系也值得研究。三、罗隆基和杨虎是拜把兄弟,解放后罗把杨虎 邀到北京后,时有往来。四、解放初期罗隆基介绍杨虎手下的特务头子阎锦文入盟未成,后来又把 阎安插在天津一家橡胶公司当管理员。解放初期他们往来密切。今年春天浦在罗 家里还听到阎打电话来要找罗。五、浦熙修说:余上沅被释后,余的妻弟的老婆曾打电话向罗隆基道谢。这是什么关系,罗也应交代。六、罗隆基曾一度和他的干女儿梁文茜(梁实秋的女儿)来往很密切。七、罗经常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找女演员跳舞,现在报纸上揭露罗曾亲自到北京人艺 借 便放火,是否就是这些关系。
浦熙修说: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罗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作是“党内的宗派主义”。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想往上爬的。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匈牙利事件后,罗 最突出的意见是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认为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去年埃及抗战时,罗曾对浦说过他对于纳赛尔是否能支持下去是怀疑的。罗还很欣赏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作法。罗说:这次美国做得漂亮,既得了人心,又攫取了利润。
浦熙修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关系时说,她在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是:(一)无条件地接受章罗联盟所把持的民盟中央的一切指示和歪曲传达,作为办事处的指导思想。罗隆基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来工作后,即使浦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光华也把民盟中央或罗隆基的意见带到了办事处。浦说她还随时随地把罗隆基对人对事的看法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散播。(二)今年2、3月间章罗联盟开始酝酿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后,浦 即把这个纲领中的意见贯彻到她的工作中去,安排记者访问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吴景超等人或向他们约稿,写出一系列有关反动的社会学、科学体制、人口问题等文章,浦还懊悔没有争取到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在文汇报发表。民盟科学规划小组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后,文汇报也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三)发出了刘光华写的北大民主 墙的稿件,以后又要刘光华写肯定大字报经验的稿子。(四)为了“摸文艺界党内宗派主义的底”,浦熙修 曾亲自和姚芸藻出去访问,并且提出:“党内的宗派主义是否阻碍了文艺界的鸣放?”等问题,浦还发出姚芸藻挑拨文艺界和党的关系的“文艺界窃窃私语”一文(文汇报未刊出)。(五)关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所发的一些在文艺界点火的文章,浦熙修说她作为办事处的负责人,总的责任应当由她负,但她和梅朵有分工,一般文艺界稿件由梅朵负责,她希望梅朵 交代。浦熙修还提出其他两个错误是组织楼邦彦写稿和叫刘光华去访问葛佩琦。但她说她曾经提出要楼注意“有些工程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党员运用于政府之中,还是在政府之上”,希望楼邦彦在“批判”储安平论点时参考。她又说,叫刘光华去访问葛佩琦的目的是为了对葛“作进一步的批驳”。
浦熙修交代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鲁西良等人发言说,浦熙修今天又交代和揭露了一些东西是好的,但他们对浦熙修今天在检讨中强调她在1952年以后同罗隆基小集团没多大关联一点,表示十分不满。他们说,浦熙修在1952年后和罗隆基的关系并未疏远,到底为罗隆基小集团做了些什么事,必须继续老实交代。
章罗联盟如何培植文汇报?
徐铸成在18日作了交代。徐铸成说:1948年5月我和罗隆基第一次见面,地点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我向他谈起准备到香港办文汇报,他竭力鼓励我办报要坚持“中立”立场,当时在座的还有右派分子彭文应。1949年6月,我在上海第二次见到他,他详细地对我谈了“脱险”经过,说全靠杨虎和陆大公
(杨虎的党羽)的帮助。我说我们准备请 浦熙修 参加文汇报,他说他一定鼓励浦熙修参加。1949年9月我在北京参加人民政协,曾宴请民主人士谈文汇报的问题,章伯钧、罗隆基都说了话,表示愿意支持文汇报。1950年我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罗隆基曾通过浦熙修请我吃饭,在座的有吴景超、潘光旦、钱端升、费孝通等,他们曾大说吴晗的坏话。徐铸成谈到他去年和罗隆基四次见面的情形。第一次是去年4月,罗隆基一见面就谈起文汇报没有发表他写的一篇关于宪法的文章和他为这篇文章写信给我的事,他说“你太迷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那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的。别的不讲,宪法我是内行,党中央也是知道的,起草宪法时,很多地方是根据我的意见修改的。”第四次是去年7月,我们已和中宣部张际春同志谈好了文汇报复刊计划,就是地点没有决定。浦熙修 坚决主张在北京,并说罗隆基也认为北京好。我们就又去找罗隆基,并且把准备向中宣部提出的编辑方针送给他看。他对我们说:“百家争鸣在报纸上也可以讨论具体工作问题,比如文字改革问题就可以首先提出来讨论,党内对这问题的意见也很不统一,很多人反对这样改革。”罗隆基还说“报纸有问题到北京来反映,我尽力帮你们的忙。”
徐铸成说:1950年我到北京,见到章伯钧,他曾对我说,他爱看人民日报,去年他又对我把人民日报批评得一钱不值,这说明他是在耍两面派手法。去年6月,章伯钧请我和储安平、萧乾吃饭时,他向我说党外报纸应该有独特的见解,应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本市新闻也不要和党报一样,并且要多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他还说各非党报在发行和纸张问题可采取一致的态度。他这次谈话给了我很深的影响。除他和罗隆基、章伯钧的关系之外,徐铸成还承认文汇报有民盟右派系统,他是想利用文汇报民盟的组织和党组织对抗的,但他没有谈具体活动。他也谈到了他在上海市民盟组织和陈仁炳等一同担任重要职位以及他领导上海新闻界民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的事情,但他又说他没有作什么具体的工作。
民盟盟员、光明日报的于友认为,徐铸成关于民盟上海市委右派的情况、民盟右派在上海新闻界的活动的交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被罗隆基安排在文汇报作记者的刘光华18日在会上作交代,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受罗隆基、浦熙修的指示,作了许多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事。刘光华说,他十三四岁就认得罗隆基。1950年刘在大学毕业不久,罗隆基就把刘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刘光华承认他是因为罗隆基的私人关系进文汇报的。刘光华说,他进文汇报后,浦熙修原说要他做体育记者,但不久后因罗隆基的关系就让他从经济、政治、社会科学一直跑到外交,并且一再当众称赞他,表扬他。浦熙修几次直接布置刘光华采访,要他向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采访“社会学”“人口问题”,要他作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浦 并说采写北大民主 墙 事她曾和罗隆基研究过。浦熙修到黑龙江去了后,刘光华曾借采访之名,把罗隆基的所谓对鸣放的意见带回文汇报办事处,罗隆基说,关于政策问题如土改、工资问题也可以鸣放,又要文汇报不要跟着人民日报走。他说罗隆基还曾要文汇报以“罗隆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自己对鸣放的意见。
受到刘光华煽动、在整风中猛烈攻击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林孟熹在会上发言说,刘光华在整风期间一再表示唯恐天下不乱的情绪。林孟熹说,刘光华经常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贩卖右派言论和谣言。林孟熹要刘光华交代这些言论中哪些是从罗隆基、浦熙修 那里来的。
座谈会还批判了新华社邹震的反动言行。邹震在会上承认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向新华社、党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所作的恶毒攻击是别有用心的,他说今天愿意向人民认罪。邹震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爬上过反动头子于斌办的南京益世报总编辑的位置,疯狂地反对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鸣”大“放”以来,他以为反党的机会到了,积极要求参加新闻界座谈会,想在新闻界放一把火。邹震说他那次发言是站在当年益世报总编辑那个立场上说话的。他所叫喊的要中宣部对报纸开放“绿灯”,实际上要报纸对党随便谩骂,自由攻击;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分子来占领;他把新华社的稿件描绘得一团糟,是想鼓励报纸不用新华社稿件,给新华社制造困难,以便他在社里放第二把火。邹震还交代了他在新华社内部的一些反动言行,并表示愿意悔改。
新华社田林、袁木对邹震的反动言行作了揭发和批判。田林说,邹震的所作所为有他的目的,邹震的最高纲领是想在“民主办报”、“民主办社”的幌子下,与其他右派分子篡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他的最低纲领是希望出现一些所谓民主党派和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以便与党领导的报纸和通讯社唱对台戏。
1957-07-20

renbing331 2013-05-10 14:17
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第7版()
本报讯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连日来举行集会,对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钱端升是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在整风前后,他和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语言和行动相一致,在政法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挑拨煽惑活动,阴谋篡夺党对政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领导权,改变法制工作和政法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走上资产阶级的老路。
早已怀有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鬼胎
北京政法学院的师生们揭露,钱端升早在整风以前就隐蔽地进行了反党活动。徐敦璋教授说,钱端升早已怀有鬼胎。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钱端升就与罗隆基共同具名邀请各大学的盟员在文化俱乐部吃饭和座谈老知识分子的安排问题。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在大家的批判和质问下,钱端升承认:“罗隆基以知识分子的大好老自居。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出来以后,他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小组,摸摸知识分子的情况,乘机成立知识分子政党,以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说他对政法界知识分子不熟悉,要我找一些有问题有情绪的人在一起谈谈,我就开了一个名单。”他说,这正是用的费孝通所建议的串连办法。
自此以后,钱端升也就在如何拉拢知识分子同党对抗上大做起文章来了。中共“八大”以后,他忽然对学校工作感到兴趣了,抛开学校党委准备好的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不顾,自己召开了一系列的教职员工座谈会,要大家只讲缺点,不讲成绩。曾被钱端升“拉拢和利用”过的周仁说:“钱端升召开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另搞一套,与党对抗;并通过鼓励大家对学校的缺点提意见来证明学校的工作是一团糟,也可借此对教员进行拉拢。”
钱端升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北京政法学院民盟区分部主委,平常对 盟的工作很不关心,这时也忽然积极起来了。民盟盟员刘裕中说:“今年2月,钱端升突然一股劲儿要开会,讨论为什么民盟这几年发展得这样慢,起的作用不大。他急急于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发展盟员。”民盟组织委员于振鹏揭露,他之所以这样积极,是想把民盟组织当作自己对抗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自称为钱端升“口袋中的人”的楼邦彦也说:钱端升早就想把政法学院的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同盟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大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对抗。
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
整风开始后,钱端升就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企图造成舆论,使天下大乱。
讲师杜汝楫在肃反中因有严重的错误思想受到了批判,钱端升以为有机可乘,就对他进行挑拨,杜汝楫表示不愿谈这个问题,钱端升便别有用心地说:“肃反是搞反革命,思想批判超过了范围。”杜汝楫问到评学衔的问题,他又借机挑拨说:“党的领导方面不给你评,后来我坚持才评了,不是我替你说话,你连书也教不成了。”
有个学生叫章文岳,经常在班中发表谬论,钱端升立即接上了火种。章问他党的错误是否可以批评,他立刻答道:“这算什么话,党中央错了,也要反对!”5月20日章 致 钱一封信,大有“草木篇”之味,把今天的社会说成一团黑,说正直的人会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排挤,甚至被迫至死,而阿谀奉承者却能得到信任。钱在5月22日复 章一信,对这种反动言论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叫他“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在学校散布谎言,说在分配毕业生时,党员都分配作审判员,非党员只能作书记员,这引起了部分学生的思想混乱。钱端升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来拨弄是非,企图鼓动学生闹事。他始而在座谈会上说: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校1954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工作。继而在电影晚会上向学生们说:政法学院毕业者应该当审判员,但是当年把书记员也可以,不过当书记员太长不合理。现在整个司法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工农干部压知识分子,老干部 压 新干部。你们这次如果不把“三害”反掉,将来可能当一辈子书记员。
在师生们的批判和质问之下,钱端升对自己制造的一些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他说杜汝楫是胡说八道。杜反问他:那你说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他答不上来。他说 复 章文岳的信是针对另一封信写的。章文岳说他只给钱端升写过一封信。钱端升忙又改口说他没看信的内容就写了回信。关于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有人对1954年分配到天津去的十六个人具体算了账:计到市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作政法工作的有十二人,非党团员占多数,只有四人因其它原因作了别的工作。这怎么能说“几乎全没有搞政法工作”呢?事实一点也不容抵赖了,钱端升才不得不承认他是“无耻地捏造事实,有意污蔑党的领导,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挑拨党群关系,硬把党员分成宗派
在政法学会座谈会的预备会上,钱端升与储安平的“党天下”遥相呼应,指责政法机关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变成清一色”,因而大声疾呼“现在要开放”,让旧法人员“上台”当“头儿”。在学校的座谈会上,钱端升说,政法学院不可能整掉三个主义,因为学校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教育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地除“三害”是很困难的。许多人在发言中驳斥他说,钱端升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就是要在政法部门打开一个缺口,让旧法人员“上台”,以篡夺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权。
在学校工会代表大会上,钱端升竟然声称:“高等学校中的工会如何接受党的领导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提法”。又说:“工会应关心群众的生活、思想,支持群众正确的意见。例如,我院有一个会员,自从来政法学院以来一直要求入党,但未得解决,这时工会应该起公断作用,客观公平地对党提意见。”师生们愤慨地责问他道:“作为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的钱端升,为什么要散播这种极端错误的言论呢?这是他有意识地想把工会拉出去,离开党的领导。所谓‘工会应起公断作用’,更是想把工会放在党之上,而不是要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钱端升为了排挤 党对学校的领导,一面在整风以前邀请人民代表来校视察,透露“党委制在学校行不通”的意思,在整风开始后又公开如此主张;一面硬把党员分成派系,破坏党的团结。他在教授座谈会发言中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在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以后又说:“来自革大的党员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核心,四个大学的党员,像余叔通等都受到排挤,群众更不用说了。”而且无中生有地加上一句:“市委有决心在整风中打散革大的核心。”戴克光教授揭露了他散布这些话的恶毒用意说:“他把我校党员分成三类,并说他们的矛盾很厉害,要知识分子党员吐苦水,其实就是要把知识分子党员从党内拉出来。”
许多人在发言中指出,钱端升对党向来是耍两面手法的:表面恭维,背地骂娘。他在政法学界座谈会的预备会上,主张 党要向旧法人员“开放”,对于党没有吸收他以及楼邦彦、于振鹏等入党愤愤不平,装出替老知识分子说话的悲天悯人的样子。而正是这个于振鹏,在政法学界的座谈会上,透了钱端升的底。于振鹏说,钱端升从来没谈过党和党员的好处,对缺点则谈的很多。政法学院的另一个盟员揭露,钱端升在盟支部会上,提出要盟员经常了解学校中党员负责干部的缺点,并把所搜集到的缺点直接报告盟市委和盟中央。有人主张应将了解的情况和院党委共同商量研究,他疾言厉色地说,我知道有些人想入党,不愿得罪院党委。
打算推翻原来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
在政法教育方面,钱端升自有一套方案计划。政法学院陈光中、北大教授芮沐、龚祥 瑞等揭露,钱端升对院系调整是十分不满意的,当时为了抗拒院系调整方针的贯彻,曾在清华大学和曾昭抡、钱伟长开会共商对策,又在楼邦彦家里召集一些教授密议如何抗拒。事后他主张打乱院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来个“院系再调整”,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课程改革,来个“二次彻底改革”。
钱端升在他的“检讨”里,矢口否认他有过这样的主张。但是,龚祥 瑞 教授在几次发言中证实说:我三次耳闻“院系再调整”的消息。龚祥 瑞在详细说明三次听到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后,又说:“可以说有三个方案:一个是将人大法律系归并到北大法律系,搞一个法学院;第二个是将人大、北大法律系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法学院;第三个是将人大、北大法律系加上中央政法干校,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为北大的大法学院,钱先生当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整个方案的实质就是推翻原来的院系改革,重搞一个院系改革。”
欺世盗名的学者——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钱端升自诩为“政法界的凤毛麟角”之士,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学者呢?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说:钱端升是靠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起家的,而这本书不过是“掠夺式”的作品吧了。钱端升对人夸耀他手下有“三大将”、“三剑客”——他的学生、北大教授龚祥 瑞,王铁崖,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自三反以来就认识了钱端升阴险面目的龚祥 瑞,在谈到钱端升的学问时说:“比较宪法”是王世杰著的,并不是钱端升著的。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钱的其它著作如“法国的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民国政制史”是他组织人写的。钱端升的学术高不高?他的门徒对外推崇他,但背后却骂他一文不值,如楼邦彦说钱端升是空疏的形式叙述,毫无己见;王铁崖说钱端升笨,食而不化。龚祥 瑞又说:钱端升不是学者,向来是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戴克光、龚祥瑞、芮沐等教授还指出,钱端升之所以站在右派反党立场上,从他的历史上和思想根源上看,是毫不奇怪的。
他们指出,钱端升1924年留美回国后,就参加了当时垄断政法教育的王世杰的学阀集团,把持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等校的政法院系,并在王世杰办的“现代评论”上散播反共反人民的言论,说什么“在中国只能有国民党能存在”,“共产党更是显而易见的敌人”。抗战前后,钱端升很想做官,王世杰便先后推荐他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和驻澳公使,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他又办了“今日评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叫“红军及其边区政府应取消其特殊组织”,以便“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他还打电报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联系筹办“新路”杂志,并要楼邦彦代他出任编辑,宣传反动的中间路线。解放前夕,钱端升由美国回到北京,党和人民不 念旧嫌,对他非常信任,但他并未认真改造自己,仍同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等勾勾搭搭,伺机进行反动活动。
钱端升自己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谈到他与罗隆基的联系时说:“罗隆基和我同是清华毕业,留美。在清华时认得他。在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时期我同他过往较频。到了解放,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据说罗考虑设一个机构,有他也有我。现在追想,显然是在拉拢我。”
谈到同章伯钧的关系时,钱端升说:“章经常说盟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应当连升三级,如钱端升就是。”由于受到章伯钧的青睐,钱端升果然在1952年加入民盟后,很快就升为中央常务委员。钱端升又说:“今年3月12日,章伯钧邀请我和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等人吃饭,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我对他很佩服,感到他抓住了形势。这次还谈了两院制的问题。”钱端升说:“我被他们抓住,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小集团的一个成员。”但钱端升又一再申辩他“在组织上未参加章罗联盟”,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的倾向”,“有野心也没章罗那么大”。
可是,国务院参事李祖荫在政法界座谈会上质问钱端升道:“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杨清源告诉我,章伯钧自己说他请钱端升吃饭时,同钱端升详细商量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你们是如何策划于密室的?”马哲民也在人大的小组会上说:“钱端升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据费孝通揭露,在6月2日,正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钱端升向费表示:“我反正跟着罗副主席走”。7月2日,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主委吴晗到北京政法学院作报告,也说钱端升是罗隆基的“无形小组”和“策划于密室”中的人物。
1957-07-20

renbing331 2013-05-10 14:17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 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第2版()
编者注 20日工人日报刊载一篇专文,揭露罗隆基和他的帮办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这篇文章是由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孙平毅和任伯卿、王岐、黄洁璇、杨喜莲、刘广运、阳勋桂、胡安、文晓征、王振南、冯树楹、马蕙芳等共十三人合写的。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
看了罗隆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初步交代”,我们认为他不是真正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是企图用自欺欺人的狡猾手法蒙混过关。他在“交代”中,没有谈到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作为森林工业部的干部,我们要向社会揭发罗隆基和他的大将赵文璧(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
赵文璧先放毒气后进攻 甚至妄想到党内来放火
整风开始以后,罗隆基就指使他的大将赵文璧大肆活动,到处点火,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赵文璧第一个阶段的行动是:利用党委召开的部内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借口帮助党整风,发出狂妄叫嚣,同罗隆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遥相呼应。他说:造成三害的原因,是由于“党无原则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党员文化低,知识缺乏,大多凭经验办事。而党员们又以斯大林所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论点为‘护身符’,处处‘特殊化’。”还说:共产党“庙修得过多,菩萨搬得勤。”他认为:“党无原则强调党性,缺乏人情味,某些党员六亲不认,反被认为立场坚定。”又说:现在“行行有党组,科科有党员”的结果,造成了“党政不分”。
紧跟着这些谬论,他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他召集部内民革、九三、农工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宣布:罗隆基部长谈,“各报馆来电话询问,说森林工业部鸣、放不起来,是不是有人压制批评,质问我部民主党派是不是睡着了。”并且得意洋洋地提出三点倡议,请大家讨论:第一:把本部民主党派的所有成员(有党员身份的除外)统一调配,分到各科室去点火;第二:建议党委开大会,让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党整风;第三:部内民主党派联合办墙报。他一方面说这些事罗部长叫大家商量商量,一方面立刻拿起电话来马上通知党委,叫 党委定期开全体党员大会。在部内第二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他以部内四个民主党派代表的身份,向党发出恶毒的攻击。他假称别人说:“五反是炮轰民建,肃反是火烧民盟”,所以共产党应该很好地检查。在民盟支部,赵文璧嫌民盟支部中有党籍的盟员碍手碍脚,因而排斥这些同志参加会议。
赵文璧还进一步 亲 下各科室点火。森林工业出版社社长(党员)有些缺点,他就夸大事实,借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并且亲自召集出版社干部开会,广泛动员群众向这位社长提意见。另外,他还主张向基层企业的林业工人报点火,向基层放毒,企图搞乱 党的整风步骤。此计未遂,他就利用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亲自出马,到各业务单位,到司机班、炊事员、公务员中去点火。有时一个下午竟连串两三个单位。
赵文璧竟猖狂到毫无顾忌地向党内放毒。有一次部长秘书小组学习时,赵文璧突然自动“莅临”,他一进门就以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派头,进行所谓“启发动员”说:“你们都是党员,你们党内有没有高级党员,大党员,小党员;有没有大党员压制小党员的事,小党员也应对大党员提意见呀!”因为这个小组除邵慈云同志外,其余的全是党员。
赵文璧对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言论大加宣扬说:“罗这个人有才华,发言独到,一鸣惊人,与众不同。”罗隆基收到不少人称赞他向党进攻的信,他自己沾沾自喜,赵文璧也替罗隆基向外宣扬,借以抬高罗隆基的“威望”。
在这一个阶段内,赵文璧还秉承罗隆基的意旨,在部外大肆活动。他以“寻亲探友”为名,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访问了三、四十位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是谁呢?其中有吴景超、陈新桂、顾执中、曾昭抡、潘光旦等右派分子。
6月2日,罗隆基出国的前一天,赵文璧一清早就登 罗府汇报请示。罗隆基给了他以下的安排和部署。罗隆基指示:“储安平发言出了点错,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在变,”等等。赵文璧从罗隆基处请示出来,在城内活动了一番以后,来到邵慈云的家内,颇有感慨地说:“鸣、放还是上海搞得好,北京不行,有顾虑。”又说:“党有三个东西碰不得。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社会主义,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整风是换汤不换药,领导权不会交出来的。”
阴谋败露后罗、赵 订立攻守同盟 赵文璧苦心孤诣保护罗隆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赵文璧开始采取观望态度。他说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做”,要“收了”,并且假装积极地向党员副部长说某某民主人士说:“这篇社论杀气腾腾。”同时还散布说:“来自可靠方面的消息,收的原因有三:一是鸣、放走了火;二是‘人大’要开会,怕一、两千代表也这么放,中共无法控制;三是党内反对,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反对。”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紧跟一篇发表以后,特别是6月14日报载民盟史良副主席质问章、罗的右派言论以后,赵文璧就到处解释,强调民盟中央这一措施是“派系斗争”,恶意地宣传 史良 同章伯钧、罗隆基不和的事例。说罗隆基是“书生面孔”,并且一再地说:“我真担心章伯钧倒向史良那边,把罗隆基出卖。”他还三番两次地指出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建议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加以引伸,与主席讲话精神没有“不符”之处。赵文璧对章伯钧所说罗隆基看过储安平发言稿一事特别敏感,他说章伯钧凶,想嫁祸于人。
形势的转变既然不利于右派,赵文璧也就紧张起来。6月16日(星期日)他想急忙进城,为他的主子罗隆基摸摸气候。恰恰在这一天北京日报报道了民盟北京市委金若年同志揭露罗隆基、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他一方面激动地说:“金若年是史良的人”,另一方面则慌慌张张地到高崇民副主席处摸民盟中央的气候,到范朴斋处研究章伯钧会不会把罗隆基出卖,最后跑到邵慈云家大发牢骚说:“史良反对罗隆基,自然金若年对我下不去。”“罗隆基有国际威望,动不得。”“民主党派这种搞法,闹大了,国务院要负责。”“光明日报有材料,证明罗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在大风浪中,罗应稳得住,不能慌。”“现在有三种人,一种是趋红压黑,一种是趋红不压黑,一种是雪中送炭。”结论是为人不可投井下石。这时赵文璧的紧张焦虑情绪是直线上升,到处钻空子为罗隆基辩解。北京日报揭发罗隆基的材料发表以后,他说:“帽子大,没内容,从罗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看,就说罗是右派,不公平,不能使人心服。”他散布恶毒的论调说:“党要利用你的话,怎么都行;党不想要你的话,可以组织会斗争你。”言下之意是党现在不想要罗隆基了,所以要整罗隆基。
罗隆基从国外归来的第三天,即6月25日下午,罗、赵两人终于在罗隆基家的客厅里,演出了一出精彩的双簧,他们当着第三者(罗隆基叫邵慈云在场旁听)的面,订立了攻守同盟。这出戏是怎么演的呢?请看他们两人的对话:
赵:努生(即罗隆基)先生,你这事怎么搞的,我太冤了。我说我和你思想不同,我是脱党(按:赵曾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叛党,并且两次发表叛党宣言)的,我是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与你可没有什么联系。
罗:你不要推拖和我没有联系,别人不会相信,为什么我不调别人要调你(指罗把赵从上海调来森林工业部),只看我们两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是问心无愧。
赵:(双手一摊,眼看邵慈云)是呀!哪有什么阴谋呢!
罗:不过你去高崇民 那里了解情况,声称与我思想不同是不对,你何必那样慌,让别人说连我最 亲信的人,都说与我思想不同,可见我这个人的问题严重。
赵:你看金若年说的那些,简直是乱讲。至于排斥党员之事,更是无稽之谈。
罗:这事我也不晓得。不过,有错也得承认,你不承认,将来还是写在我的账上,这对我们两人都不利。
赵:不过,你也得想想,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比如你对史公哉、邵慈云的确不对,是应当检讨的。
罗:你不要谈我生活、作风,我脾气不好,这都是小事,一百条都不要紧,现在主要的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赵:是呀!从报上看你的材料是帽子大,无内容,到底怎么回事?
罗:我也不摸底,这事罗涵先、叶笃义都不知道。高、沈(指高崇民、沈钧儒)可能知道,但不会告诉我,看来还是党在主持。
这出戏我们仅揭露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罗、赵两人的巧妙手法,当着第三者的面,运用诈术,订立攻守同盟。此后,赵文璧就依靠这种暗示,在部内进行狡赖。当民盟中央公布了邵慈云的揭发信的时候,赵文璧在7月4日一早跑去质问邵慈云说:“同志,你怎么搞的,你的信牵扯到我,这怎么办?你告诉罗,叫他交代。我受不了,我一定和他绝交。”但是,当他这一天和两位秘书一同到罗隆基家去后(罗隆基打电话叫去的),赵文璧却并不“绝交”,只谈自己的事如何办?过了两天,赵文璧主动去劝说罗隆基“交代”,在这个罗、赵第三次的会面中,赵文璧一言不发。罗隆基却显得痛心的样子说:“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的秘书邵慈云写信检举(事实上只作了一年秘书),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的驳斥我。”这些话,打动了赵文璧的心弦,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罗隆基的“哀鸣”,支持了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始终拒绝交代罗隆基阴谋的决心;赵文璧的拒绝交代,也助长了罗隆基的气焰,以致在向“人大”交代中,有意避免说到他和赵文璧在部中点火放毒的阴谋。
罗隆基妄图在森工部取消党的领导以此作为典型示范鼓励右派推广
现在,罗隆基说赵文璧的事我不知道;赵文璧呢,说自己的事同罗隆基无关。彼此一唱一和,像煞有介事。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肯定地说:绝非如此。赵文璧在部内整风运动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绝不是偶然的。他从进攻到观望,从观望到退却,以至订立攻守同盟,都是同罗隆基的策划分不开的,都是在罗隆基亲自指挥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罗隆基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远在赵文璧来部 以前就已开始。当他就任部长职务不久,就对过去林业部领导的森林工业工作的成绩采取了一切否定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森工部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必须好好整理”。这说明他对部的工作是打算“有所作为”的。罗隆基的又一个特点是只能谈缺点,不能谈成绩。去年8月,我部召开全国森工局局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罗隆基要作一个报告。因为他对业务外行,又因为急于去北戴河“避暑”(到北戴河与章伯钧策划阴谋),所以请副部长们写这份报告。报告写好以后,又经部领导一再研究修正,最后请他定稿。他看后大为不满,除了乱 批评一通以外,还着重地说:“你们说几年来有许多成绩,又说还存在着缺点,简直自相矛盾。什么报告都是这样,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我看这就是教条主义、官样文章”。因此,他叫把这份报告重新修改。这篇报告修改以后,未经部务会议讨论,也没有向国务院请示,罗隆基就匆匆地拿到大会宣读,从而引起下面的思想混乱。
罗隆基在很多方面都暴露了他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上面说的那份报告,他在会后才叫送给国务院,这已经是不合手续的了。但是当国务院准备约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其他单位进行研究,他又不满意。他竟限定国务院在三天内批下,否则就自行印发,并且说:
“由我罗部长负责,不管你给什么部研究。”他在部内的行为更是专横武断。他在部内的阴谋,是强调行政领导第一,凡给上级的重要请示报告,他都要用他个人名义发出。去年8月我部写给中共中央关于节约木材和提高木材利用率的报告,他要修改一下以罗隆基名义直接报告总理,可是他既不提出意见,也不修改,虽经秘书屡次催办,却一直压到现在还未发出。又我部派人去苏联和北欧的森林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在今年3月写成以后应当及时地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他也以报告“内容有缺点”为名硬压住至今未发。罗隆基蓄意取消党在政府工作的领导和有意强调部长负责高于一切是决非偶然的,赵文璧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赵文璧讲,罗隆基曾经说:“在政府系统里,一切单位都属于行政范围,应由行政来领导。部的一切工作应由部长决定。党组不能单独决定问题。”这是罗隆基企图把党组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的露骨表现。自然,这并不是他的最后目的,他的最后目的是想推翻党的领导。赵文璧说:
“罗要我来部是有准备的,他曾对我指示说:拟在森工部试行取消党的领导,作为示范。”请看,这是多么明显的野心和阴谋!罗隆基对部内的民盟支部也不放松。他一到部,就对部内有党籍的盟员同志领导民盟支部工作表示不满,认为这不能发挥盟的作用,责备盟在部内发展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指示盟支部要向中下层发展。由于民盟同志没有遵照他的意图行事,因此他一再埋怨民盟在部内不起作用,所以迫不及待地要把赵文璧从上海调来。本年3月,他的大将赵文璧在‘为先生分忧解劳’(赵给罗的信中语)的情况下正式到部。赵文璧到部后曾经就他到京的工作范围向罗隆基请示,问是不是要他在部 挂个名以便在外搞“盟务”。罗隆基说:“现在形势变了(指章、罗已经和好联盟),民盟中央你去不了,怕史良不容你;北京市呢?吴晗是个独立王国,潘光旦和浦熙修都是好不容易才安插到北京市委,现在安插你是有困难。你还是先在部内创造条件,好好帮我整顿这个部。”又说:“森工业务简单,你有文化水平,这儿党员文化低,业务差,我们知识分子正好大显身手。”并且暗示赵,将来“提拔”他当副部长,叫他先抓部内盟务。因此,在罗、赵阴谋活动下,部内民盟支部终于改组,把党员兼盟员主委弄走,赵文璧骗取到部内民盟支部的领导权。赵文璧做了民盟支部的主委以后,就根据罗隆基的指示,准备在部内大发展盟员,计划是达到每个处、科、室都有盟员。采取的步骤是先从部内党团力量薄弱的单位着手,如森工设计院和森工出版社等处。以后,罗、赵又策划把和平里区六个单位的民盟支部联合起来,企图建立“区委会”,以便同民盟北京市委对抗。要是这样做好了,赵文璧就可以利用在部的行政职位,影响他在盟的地位,从而夺取民盟北京市委的阵地。
罗隆基所以要安插一个亲信人物掌管办公厅,一方面是要实现他的阴谋,同时也是仿效章伯钧的手法,在部内放一个自己人,以便掌握部内的全部情况。因此,赵文璧一到部便以罗隆基的亲信自居,自称“罗隆基派”。罗隆基一再地指示他,叫他多管事,多了解情况。我部办公厅的编制有八个单位,赵文璧已经分到手四个单位,可是犹嫌不足。他还想抓计划司,抓福利,抓房子,抓托儿所,最后竟向人事工作插手了。正当我部整风开始,罗隆基居然亲自主持成立“七人小组”,从事部内的人员整编工作,赵文璧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要精简他们所谓“不称职的党团员”。罗隆基还以干部司司长“工作太忙”为借口,叫赵文璧多负“实际责任”。罗隆基为什么叫赵文璧干这些事呢?据赵文璧讲,其目的就是“争取群众、提高盟的声望,从而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另外,罗、赵两人还企图安置一个盟员到政策研究室工作。甚至于狂妄地主张政策研究室和机要室合并,置于部长领导之下。机要室除政府系统的机要工作外,还有党的机要工作。政策研究室呢?除部内的工作外,还要给党组做整理材料工作。罗、赵两人对这两个单位的性质不是不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计划把这两个单位合并,居心何在?罗隆基以一个非党部长身份,竟干预党的机要工作,想在森林工业部试行取消党组作为示范,这不是篡夺党的领导是什么?
根据以上种种事例,能说罗隆基对森林工业部毫无阴谋吗?能说罗隆基、赵文璧没有在森林工业部点火吗?
1957-07-22

renbing331 2013-05-10 14:19
潘大逵交代罗隆基在成都的一次阴谋活动 企图垄断知识分子与党对抗第2版()
本报讯 章罗联盟主将潘大逵一星期来在四川省民盟整风小组会上初步交代章罗阴谋。去冬罗隆基召集右派马哲民和刘王立明、范朴斋、潘大逵、张松涛等会师成都,在秘密会商时,罗向他们说:“盟要在知识分子方面和党比力量,盟要垄断知识分子,才能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讲价钱。”罗又说:“现在特别要注意发展高级知识分子,来扩大盟的队伍,人才多了,担任领导工作的也就多了,党就不能不重视盟的力量,然后通过这批人造成形势,党就不能不迁就。那时盟就可取得领导地位,实现专家治校,达到取消党委制的目的。”
关于阴谋取消党委制的具体步骤潘交代是:一、首先强调党与知识分子有矛盾,尽量散布 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造成对党委制不满的空气;二、强调反教条主义;三、利用鸣放,乱鸣乱放;四、最后造成乱子后由民盟来收拾局面。
罗在成都期间用茶会拜访形式到处串联个别谈话。如,罗曾两次拜访青年党四川省负责人魏时珍,想拉 魏 入盟,通过魏来拉拢他的党徒和知识分子。
座谈中,还暴露了罗企图篡夺国家外交领导权的阴谋,他说,现在要搞国际统一战线很困难,因为产党出面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愈来愈少了,今后要搞国际统一战线,要民主党派负责才行。
1957-08-06

renbing331 2013-05-10 14:20
罗隆基一贯亲美崇蒋仇共  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中发现了新材料第1版()
新华社南京7日电 罗隆基是怎样一贯地亲美崇蒋,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新发现的国民党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发现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部分情报原稿和内部通报。在注明1945年10月20日收到的一份墨笔写的报告上,国民党特务报告了罗隆基对当时时局的谈话说:
“国民党掌政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共产党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则各党派将更无立足之余地。故希望两党互相争持,不战不和,继续目前之局势(新华社编者按: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毛泽东主席为了谋求国内问题的和平解决还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民盟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紧急呼吁’主张民主和平,而国民党却依赖美帝国主义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解放区),各党派始有抬头之机会。”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据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国民党内部油印报告上写道:“民盟临时代表大会前,罗隆基、潘光旦等曾与龙云密商,拟拥龙为民盟首领,以云南为地盘,滇军为武力,成立特殊政权,扩大政治号召!”
在上述1945年10月20日的一份情报上,国民党特务还报告了罗隆基关于抗战胜利原因的看法说:“罗隆基对人表示:抗战胜利关键在二人,第一是蒋主席对远东问题想得通,第二是罗斯福对远东问题的看法与蒋氏相同,正如三国时周瑜与孔明在想用火攻以应付赤壁之战一样,如果没有罗斯福能看出蒋主席对此问题见解而予以全力帮助时,中国抗战,恐无此果。”罗隆基这里把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胜利以及苏联的援助等,一笔抹杀。
1957-08-09

renbing331 2013-05-10 14:22
揭露民盟右派头子罗隆基的丑恶面目第3版()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楚图南
民盟右派头子罗隆基常自诩为“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所以他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中的肮脏历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丑恶面目,一直蒙混和欺骗了大多数的人。因此他可以在各式各样的伪装和掩护下面,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但是,由于罗隆基利令智昏、得意忘形,他的阴谋活动和丑恶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他的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一贯亲美、反苏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是历史性的,因之也是更恶毒的。为了划清思想界限,和维护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全国人民有权从各方面来揭发他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也有权要求他向全国人民彻底交代和彻底坦白。
(一)从罗隆基的家庭出身、教育和社会关系说起
从罗隆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所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来说,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是有着很深的根子的。
罗隆基出身于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地主家庭,他的哥哥恶霸地主罗慕增,解放前靠收租谷、剥削农民吃饭,并且依仗罗隆基的势力,到处敲诈勒索。罗隆基在土改时一直企图维护不法地主家庭,对农民的正义行动怀恨在心。据枫田乡车田农业合作社社员们的揭发,罗隆基曾指使他的哥哥罗兆瑞从北京写信到乡政府威胁说:“你们划罗慕增为地主并没收他的财产,是根据什么条文,限赶快答复。”社员们又揭露说,前年夏天,罗隆基回家时根本不问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什么好处,和别人谈话时总是别有用心地问搞合作化有甚么不好,统购统销有甚么不好,并且喜欢和地主、国民党员和他的“好亲戚”“老朋友”之类谈话。罗隆基表示 对于合作化有意见,对于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意,原来是在替这些人说话。所以他的阴谋活动,不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间,并且也将触角一直伸展到农村中的坏分子中间,企图以此作为政治资本,讹诈撞骗,混淆是非和动摇人心。
从罗隆基历史上的社会关系也可以看出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他在美国留学时,把一些国家主义信仰者组织起来成立大江学会。归国后参加国社党,办“新月”,编益世报,并接受日本人的钱在天津办经济研究所。因此在1936年,他是不赞成全国团结抗日的。当时罗隆基曾发表文章宣布他的主张,亦即王克敏等卖国媚日的主张,即所谓华北特殊化的主张。他的理由是“日本既要求国民党撤出华北,何妨让我们各党各派干一下。”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德向英美宣战,亲美派的罗隆基,从这时候起才站到抗日方面来。这时,他进一步与美帝国主义者马歇尔、魏德迈、司徒雷登等人相勾结,希望美国扶植第三种势力,代替蒋介石,来奴役中国人民。所以和罗隆基有关系的主要是一些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右派反共分子和卖国反动分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混合起来的人。……从清华直到英美留学归来一直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这便是他自己所勾画出来的自己的粉脸。
至于罗隆基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现,如人所熟知的到处玩弄女性,贪婪自私,仇恨劳动人民,辱骂干部,讲求生活享受,坚持所谓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些也露骨地说明了罗隆基剥削阶级的本质和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
由于这种剥削阶级的本质和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罗隆基的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贯的亲美、反苏的罪恶阴谋,即使是在党和人民政府多年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帮助之下,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很巧妙地打掩护,待机而动。这次他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空子,趁着 党 整风的机会,与章伯钧结为联盟,猖狂放肆地向党进攻,终于在人民的面前露出了原形。
(二)罗隆基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章罗联盟的喉舌储安平向党进攻,发出了臭名昭彰的“党天下”的谬论。虽罗隆基一再狡辩,说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没有和他商量,他也事先没有看过,但罗隆基是老牌的“党天下”谬论的制造者,有赃有证,这是罗隆基所推脱不了的。远在1930年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就已经发表了与储安平反共性质相同的论调。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正是罗隆基的谬论的新版。即使不是袭取罗隆基的衣钵,至少亦是与罗隆基有了默契。要不然储安平怎么能做章罗联盟的喉舌呢,储安平怎么能改变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呢?所谓物以类聚,也就是罗隆基所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民盟的右派分子自然而然的都在章、罗联盟的旗帜下结成一伙,并肆无忌惮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了。
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历史性的。解放前不用说了,即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势所趋,罗隆基参加了人民政府,但是对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思想上仍然有抵触。这一年的年底,民盟召开四中全会,由于罗隆基与张东荪阴谋勾结,争夺盟的领导权,造成盟内纠纷,盟的问题经久才得到解决。四中全会以后罗隆基仍然一直在盟内组织小集团,笼络右派分子和包庇反革命。在三反、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罗没有做过检讨,应该交代的问题也从没有交代。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罗隆基更招兵买马,制造舆论,向党要挟并散布不满情绪。据邵慈云和浦熙修等人的揭发,罗隆基反对知识分子和民盟盟员靠拢党组织和加入共产党,不赞成学习马列主义和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又如在今春民盟的工作会议上,罗隆基借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而不赞成以思想改造作为盟 当前的中心工作。至于组织四个工作组,企图取消学校党委制和提出资产阶级的科学规划一系列的阴谋,以及通过民盟向政协建议设置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设立平反委员会等,更是处心积虑否认 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要使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人民又重新堕落到奴役和黑暗的地狱里去。
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一贯的,是有历史性的,这从他的阶级本质和他所受的阶级教育中已经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但还须在他的细针密线、精心缝制的文过饰非的外衣下面,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这是一场严肃而又复杂细致的斗争。我们必须在这一场斗争中接受锻炼,并以斗争过程中的具体而生动的事实,来教育盟员和旧知识分子,说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如何严重的危害性,也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即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何是必要的、迫切的!
(三)罗隆基一贯亲美反苏的罪恶活动
据马彦祥在人代大会上海小组会上揭发,原来“美国月亮比中国大”这句奴性的崇美、亲美的名言是1933年罗隆基主编‘益世报’时,对报社编辑人员宣布的。从罗隆基一贯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进行阴谋活动,并经常听“美国之音”,爱看美国杂志,赞美美国生活,接受美国的教育思想,政治上走美国的道路,同时自己就是美帝国主义者所赏识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一系列的事实来看,他说这句话是一点不奇怪的。
首先还是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明他的亲美的活动。他在民盟整风座谈会上交代说:“在旧政协时代,我和司徒雷登、马歇尔、魏德迈等往来很多。我要美国帮助第三势力。魏德迈还来中国调查时,我又以民盟名义,写了一封 信给他,要美国拿钱来帮助中国第三势力。我在上海时,美国领事馆请我吃过饭。司徒雷登曾送过药给我。香港美国领事来上海,也来看过我”。当然这话仍是极不老实,他仍在玩弄他的所谓“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的故技。他与美帝国主义的往来,做了甚么交易,他全没有说出来。据揭发出来的材料,罗隆基曾向司徒雷登说,美国已经买输定了的蒋介石这匹马,何如拿出几分之一的钱来支援民盟,作用会大得多。这买马卖马的交易,是如何谈的,代价如何,作用如何,双方意图如何,罗隆基虽然讳莫如深,没有丝毫的交代,但从他的前后一贯的亲美、反苏的阴谋活动看起来,说他是美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吹鼓手,是不会过分的。譬如1946年蒋介石和美国签订卖国丧权的中美商约,当时全国人民反对,罗却说这是平等条约。上海人民开会反对卖国条约时,罗在背后大发脾气,说民盟不该反对。1947年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作 出决议,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并响应中共号召实行土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罗隆基并没有接受这个决议,仍与美帝国主义者勾结,坚持中间路线并主张和谈,这实际上是为反动政权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打掩护。1949年反动政权垮台,中间路线破产,罗隆基又企图改变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来知道这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无计可施,但仍很隐蔽地作种种亲美、反苏的阴谋活动。如关于抗美援朝,罗隆基一直相信美国报刊颠倒事实的报导,认为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日内瓦会议以后,罗隆基也不相信国际形势有趋向和缓的可能。特别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波匈事件以后,罗隆基与章伯钧思想上取得一致,结为联盟,散布悲观空气,传播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团结而是分裂,国际形势不是和缓而是紧张,匈牙利事件是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等等谰言。
埃及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罗隆基的美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及作为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代言人的身份更明显了。他认为,英法侵略埃及,由于美国施加压力,致使英法 停止侵略,战争才没有大打起来。而不知道这正是由于埃及人民的坚决抗战和苏联表明反对侵略的决心和苏、中两国人民对于埃及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才使英法侵略者遭到彻底地失败。此外,罗隆基又为美国鼓吹,并认为美国有力量、且手法高明、国际舆论对美帝国主义评价越来越高,对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低。这说明了他的认贼作父的立场是很坚定的。他的亲美反苏的阴谋活动也是一贯的,是历史性的。
在过去的五大运动中,罗隆基都蒙混过关了,他的亲美、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罪行,未受到彻底地揭发和批判,这次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于作为民盟右派头子、作为章、罗联盟的组织者的罗隆基,我们绝不能不彻底追究,免使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再受到损失,也免使民主同盟遭受难以洗雪的污点。对右派分子的放松和麻痹,就是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怠工。这是明辨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斗争,也是维护真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斗争。任何人都必须投入这一斗争,接受教育和得到锻炼。因此,我们对于右派头子罗隆基,必须无情剥露,坚决反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957-08-10

renbing331 2013-05-10 14:24
梁思成说罗隆基和蒋介石一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卑鄙政客第2版()
梁思成发言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是一个同蒋介石一样“以不变应万变”的卑鄙政客。他的“不变”是什么?就是“贯彻始终”地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
罗隆基向往着“墨索里尼”在中国诞生
远在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曾发表了“我对党务(国民党)上的‘尽情批评’”和“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两篇文章。他狠毒地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党独裁,他说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尤其险恶的是他把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相提并论。
罗隆基对英美政治制度特别感到兴趣,他说:中国的政党若真效法英美式的政治,……可以“跻中国于自由平等之域,致人民于安居乐业之途”……尽管他在他的“初步交代”中说自己“一贯走第三条路线”,但是他认为:不幸,中国没有墨索里尼这样一个人,中国是一个“墨索里尼未生的国家”。因此才暂时走英美的路,以等待墨索里尼的诞生。罗隆基期待是那一个“未生”的墨索里尼呢?看来也许就是他自己吧!
罗隆基是“党天下”反动理论的创始人
右派分子的一个共性就是用资产阶级流氓律师的手腕,咬文嚼字地在事实面前矢口抵赖。在这里我要指出罗隆基在民盟整风座谈会上再三地狡辩,说他和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发言怎样、怎样无关,好像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无罪,其实“党天下”的创始人正是罗隆基。
远在1929年,罗隆基就诬蔑、歪曲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关键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把 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将消灭的理论叫做“以党废国”。他承认国家是工具,但说“国家何尝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想这样来模糊人们的阶级意识。在另一方面他又说:“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最后他还加上几句说:“这种批评,共产党不必顾虑。国的崩溃,本来是共产党的希望。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当然,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最后消灭国家是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但在三十年前,当中国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共产主义还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罗隆基却抓住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起来的民族意识,恶毒地用“国的崩溃”一类的词句,或者说什么“共产党当日加入国民党,……是有作用有计划的。……以达共产党,‘以党废国’的目的,”来向共产党肆意诬蔑,丑化共产党。
二十八年以前罗隆基就以“党天下”三个字来哗众取宠,现在他却矢口抵赖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他没有看过。这种技术性的狡辩是不相干的。问题在于本质。问题在今天的罗隆基和三十年前的罗隆基在本质上没什么分别,所以罗隆基三十年前的一句话到今天还能通过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储安平这样一个系统再度重播出来。其原因就是罗隆基的“不变”,一贯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1957-08-11

renbing331 2013-05-10 14:25
张澜生前秘书吕光光揭露 罗隆基胁迫陷害张澜的阴谋第2版()
吕光光发言说,解放后,我担任了张澜主席的秘书,张主席和我谈了不少解放前的事情。因此,我听了罗隆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肆意对于张主席进行诬蔑,感到无比愤慨!罗隆基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可以听任罗隆基的诬蔑,但是,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的我,有责任来揭穿罗隆基对张主席的诬蔑和造谣。
张主席告诉我,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政府宣布“非法组织”后,张主席随即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失去自由。这时罗隆基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接到上海著名的疗养院虹桥疗养院去“休养”,并且拨予特用的小汽车供他访朋友、逛马路、串商场,去他高兴去的任何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所谓同张主席在上海“共患难”是怎么回事了。
阻挠张澜汇款接济解放前在香港的民盟中央
1948年春,民盟中央在沈钧儒同志的领导下,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美帝援蒋侵华,拥护土地改革。陷身上海的张主席知道了这些正确的决定后,立刻写信给香港的周新民同志,表示他虽然不能去香港,但十分关怀民盟中央的工作,愿意按月汇寄五百元港币,作为香港民盟开展民主活动的经费。可是罗隆基知道张主席对香港民盟有所接济的时候,竟然警告张主席说:“他们跑都跑了,还管他们干什么!”张主席很不满意罗隆基的这种阻挠。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时,他还非常气忿地说:“罗隆基要反对三中全会,反对民盟跟着共产党走,竟干涉起我汇款到香港去接济的事了!”
勾结特务监视、阻止张澜去解放区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保护张主席的安全,曾经指示当时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不惜任何代价,竭力营救张主席出险。张主席也决计出走香港转赴东北解放区。但是,当张主席将这一机密事件告知罗隆基时,罗隆基却别有用心地对张主席说:“你是德高望重的人,国民党是奈何你不得的,像我这样抛头露面的人,危险性更大。我都不走,你又何必走呢?”甚至恐吓张主席说:“国民党特务监视得这么严密,你要走也是走不掉的”!
紧接着,罗隆基就利用张主席牙痛医牙的机会,索性把张主席拉进了虹桥疗养院,不让张主席出院。监视张主席的国民党特务,也就大大增多。张主席要求到疗养院附近的徐家汇田野里去散步,都有特务多人尾随着,甚至拒绝张主席外出散步。张主席曾经向我亲口说:当罗隆基知道他决计出走的机密后,为什么竟把他拉进疗养院而不让出院?为什么监视他的特务也就增多了,而且更加严密了?张主席对于这件事情,始终是想不通的。然而,在前次的座谈会上,罗隆基又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当年他要到解放区去,因为张主席在上海也就影响了他没有到解放区去。又是一个弥天大谎!罗隆基在当时是不是勾结了国民党特务,有意阻止张主席去解放区,罗隆基现在应该交代。
解放以后,张主席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罗隆基妄图利用张主席的崇高地位,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在这一段时期里,罗隆基胁迫陷害张主席的阴谋活动,我都是在场目见耳闻的,我现在愿意负责作证。
胁迫张澜,企图借张澜名义包庇国民党特务
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抢救张主席和罗隆基出险,策动当时负责监视张主席的特务阎锦文,将张主席和罗隆基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此罗隆基就把阎锦文尊为“恩人”。于是罗隆基坚持要介绍阎锦文加入民盟,要求张主席和他一道作介绍人,甚至对张主席说:“只有我和你了解阎锦文,应该是当然的介绍人”。后来民盟组织和张主席断然拒绝了。接着罗隆基要把阎锦文安插在天津大中华橡胶厂,进一步要挟张主席,联同罗隆基本人写信给当时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副主席,代阎锦文关说。罗隆基还写信给大中华橡胶厂资方负责人洪念祖,要求洪念祖向公方代表为阎锦文争取在该厂的地位,并要求张主席在信上签名。张主席拒绝签名后,罗隆基竟说:“你不签名,我这个政务委员(当时罗是政务院委员)还是发得了这封信的。”张主席愤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共产党救活的,不是特务救活的!”然而,罗隆基一直把曾经作过国民党特务的阎锦文当作救命恩人,始终不承认是中国共产党救了他。
拉张澜为张东荪奔走被拒后竟破口大骂
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张东荪的叛国罪行被揭开了。在此以前,罗隆基一直称病在颐和园休养,连 关系国家大计的政务院政务会议都不出席。但是,当张东荪的叛国案揭开,罗隆基竟为张东荪日夜奔走。罗隆基对张主席说:“揭开张东荪,是盟内搞宗派。他要求张主席出面,为张东荪说项。当张主席严正拒绝罗隆基的狂妄要求后,罗隆基竟当面诋毁张主席“不说公道话”,罗隆基要我替卖国贼说话真不知道他要把我陷于什么地位了!
1954年冬,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提名时,罗隆基要求张主席提出他的心腹彭文应作为民盟方面的政协委员,并对张主席说:“我提彭文应出来,大家都会反对的;你来提,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了。”张主席拒绝了罗隆基的这个要求后,据最近浦熙修的揭发,罗隆基竟因此在背后辱骂张主席是老奸巨滑。
事实就是这样的明显: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罗隆基不但干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还千方百计地要把张主席也拉到邪路上去。罗隆基以为张主席死了,敢于胆大妄为地诬蔑张主席。但是,张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誓与罗隆基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斗争到底!
1957-08-11

renbing331 2013-05-10 14:26
吴晗指出罗隆基所谓拥护中共是一派胡言第2版()
本报讯 在10日下午举行的民盟中央第六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吴晗、‘吕光光’、梁思成的发言对罗隆基一贯反动的政治本质作了有力的揭发。现在把他们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
吴晗指出罗隆基所谓拥护中共是一派胡言
吴晗发言说,罗隆基多次狡辩,说什么把他烧成灰,都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气味,说什么他是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真是无耻到极点。现在我们举几件铁一般事实,来说明罗隆基到底是亲共的还是反共的?
一九四八年罗隆基就提出一个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纲领,如果中共不接受,他就要民盟退出联合政府和中共对抗
早在二十多年前罗隆基就凶恶地叫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固为中国之祸,亦非日本之福”(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他不但反对共产党,还替中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献计,要他们和他一起来反对共产党。解放前后罗隆基的立场怎样呢?1948年,这就是在民盟三中全会决定和共产党合作之后,在民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决定参加联合政府之后,在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消灭蒋介石军队,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 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一九四九年罗隆基就不同意民主党派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的说法,向周总理表示要“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一部分人民。”
这封信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全是罗隆基一人起草的,当时曾经提到上海盟内同志讨论,史良、许广平、楚图南,还有其他同志都不同意。但是罗隆基仍然要我带到华北,要沈衡老向中共提出。我到了华北以后,才知道沈衡老和其他民盟同志是在东北解放区。罗隆基这次主张是十分荒谬的,当时我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出来。按照罗隆基的意思,要末中共接受罗隆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纲领,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末民盟就不参加政府,而以反对党的身份和中共对抗。
解放以后罗隆基究竟是怎样“坚决拥护共产党”呢?吴晗说: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周总理和罗隆基谈话时,周总理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表示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说他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这一段话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他要轮流做庄,轮流执政,而且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从这些话大家可以看出罗隆基所说的“坚决拥护共产党”是什么意思了。
1957-08-11

renbing331 2013-05-10 14:27
为罗隆基的反动言行作证 浦熙修揭发一些重大事实第2版()
本报讯 在12日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浦熙修揭发了罗隆基反动活动的一些重大事实。
浦熙修在发言中,证明上次吕光 光揭发罗隆基胁迫、陷害故张澜主席的阴谋,完全是事实。她并进一步揭发罗隆基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期间的反共阴谋。
浦熙修说:罗隆基挟持张澜主席不许去解放区的目的是想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来报效美国主子,张澜主席向外国记者发表的“污蔑毛主席”的谈话,完全是罗隆基策划的一个大骗局。污蔑毛主席的那些话,实际上就是罗隆基说的。
借反蒋之名策划反党阴谋;和大大小小特务勾搭
罗隆基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是司徒雷登 要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厉生来担保的。因此,罗隆基在给我的信中说过,他的安全绝无问题。他可以在上海随便外出,找朋友,逛马路,借反蒋之名策划反共阴谋。那时叶笃义在上海作为他与美帝国主义方面的串连人,韩 鸣 是串连外国记者来为罗隆基张目的。罗隆基自己又勾搭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他和南京蒋记特务不断地有着信函往来,国民党特务雷震、何浩若、刘崎等也常去看他,刘崎并要送他在庐山的别墅一栋,为他养病之用。他还和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以及周佛海的儿子、媳妇等有密切的来往。这些都是证据确凿,罗隆基是无法狡赖的,罗隆基对于这些关系都应该彻底交代。
罗隆基那时反共阴谋的棋子是下在李宗仁 身上的。在解放大军已经快过江的时候,他还写信告诉我说:“我对于北平和谈始终抱着乐观的希望。”后来李宗仁不接受和谈,罗隆基又感慨地说:“中共的八款二十四条在词句上太厉害了,使李宗仁面子上下不去,所以使和谈破裂。”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罗隆基还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惋惜。他自己说是拥护共产党的,实际上他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说话,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更加恶毒的是:上海解放前夕,罗还想把张澜主席拖到美国领事馆去,他在给我的信上说,“当年昆明美国领事馆就收容了六教授,现在的上海美国领事馆为什么不能吸收我和张澜?”后来,地下党为了营救张澜主席,也把他营救了出来。他却念念不忘特务的恩典,和特务拜把子,把特务阎锦文当作恩人要介绍入盟。
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浦熙修还说:为了揭露章罗联盟,我必须揭露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在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1955年或1956年初,叶笃义曾来看过我。叶笃义说:“章伯钧为了帮助罗隆基进步,想在盟内搞他一下思想,你赞成否?”我说:“章伯钧来搞不行,你应该先去请示统战部。”叶笃义从来不到我家来的,为什么忽然来我家呢?叶笃义临行还惊慌地对我说:“此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人。”这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呢?这就是叶笃义在章罗之间牵线的开始。后来罗隆基果然表示了他的力量只及章伯钧的四分之一。从此,不但不骂章伯钧,并且在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表示和章伯钧合作了。
张东荪事件被揭发以后,叶笃义有一个时期和罗隆基是比较疏远的,但章罗合作后,叶笃义又经常奔走于罗隆基的门下了。有一次我在罗 处 碰见叶,叶对罗说:“我现在可以大大方方,放心大胆地到你家了,不怕人家说我和你搞宗派了”。这就是章罗联盟已经酝酿成熟,叶笃义充当了章罗联盟的联络员。后来,罗隆基又提名叶笃义为政协副秘书长,叫叶笃义加倍为章罗联盟卖力讨好。去年我在北戴河一个星期,我确实没有看见章伯钧到罗隆基家来,而章罗联盟许多事都是通过叶笃义这个联络员进行的。那时叶笃义来看罗隆基的次数最多,罗隆基对于民盟提出的一百五十多条意见也是由叶笃义转达章伯钧的,罗隆基要策划阴谋,与人约谈,都是由叶笃义去约的。
叶笃义在统战部座谈会要成立一个知识分子政党的荒谬发言,也就是罗隆基的意见。罗隆基曾经对我说过,民主党派只要有民革、民建、民盟就够了,这三个民主党派对象明确。而民盟与民进、农工、九三的对象就夹杂不清,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为什么不合并在一起呢?叶笃义这个发言绝不是偶然的。
罗隆基说近三年没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可是去年还开过秘密会议
接着,浦熙修还揭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她说:孙大雨诬告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的案件是事先经过罗隆基策划、曾昭抡 同意的。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罗隆基曾约曾昭抡、孙大雨、彭文应在他家里密议。我那天到罗隆基家去,因为事先没有打电话就碰上了这个秘密会议。当时罗隆基正对孙大雨说,你的八万字的报告,(内容是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编者注),我费了一晚的工夫都看完了,我看现在提出来不妥当。罗隆基又向曾昭抡说,你看怎样?曾昭抡也说:“现在提出来是不妥当的。”于是曾对孙大雨说:“既然你目前在复旦搞不好,我设法叫你去杭州休假一年,你可以暂时在杭州研究莎士比亚,照样拿薪水,照样是教授的名义。”孙大雨当时表示接受罗、曾的意见。在大鸣大放期间,孙大雨认为时机到了,就积极地把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事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出来,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当时罗隆基又对彭文应说:“你的问题和孙大雨不同,我主张你仍留在上海。上海沈志远对你团结得很好,上海民盟副主任委员仍有你的份。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呢?”当时彭文应想调北京工作,要罗隆基设法调动,而罗隆基不肯放弃上海的据点。
罗隆基抵赖 近三年来和他的反党小集团没有什么联系,并且没有小集团的组织,只是精神上的联系。这一个秘密会议就是他的反党小集团仍然存在的铁证,罗隆基是无法狡辩的。
浦熙修 最后说,罗隆基一再否认他的反动小集团的成员之一周 鲸 文在去香港前曾和他密谈过的事实,但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周鲸文临去香港前,我找他来谈过。
1957-08-13

renbing331 2013-05-10 14:28
罗隆基在民盟整风会上的交代第2版()
本报讯 罗隆基在12日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对自己一贯的反动活动事实作了一些交代。现摘要报道如下:
彻头彻尾的反共反苏
罗隆基在检讨中承认了他从三十年前开始的一贯的罪恶活动。但是他的检讨偏重于解放以前的历史事实,而对解放后的反动言行则交代得很少。
罗隆基首先谈到他从1928年从国外回来到1932年离开上海,到天津做天津‘益世报’主笔的时期的活动。他说,在这个时期我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回到上海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就拉我加入了“新月”杂志,并且不久我还做了新月的主编人。我开始在这个杂志上写政治文章。那时候我的政治思想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是英国拉斯基教授的学生,他是反苏反共的反动的政治学者,他并且有一套反苏反共的理论。我就贩运了拉斯基一套腐朽的理论在新月广为推销。我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共产”的长文章,那是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它的荒谬的程度远在我其它反动文章之上的。我在二十八九年前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就散布了许多反共的毒素。
1927年是南昌起义解放军建军的伟大的纪念日期,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刚开始。蒋介石以武力进行所谓的“剿共”。我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认为武力解决不了共产主义,要在思想上进攻。我就贩卖了拉斯基一套,做中国思想上反共的先锋,配合‘蒋的武力’剿共,这是多么大的罪恶。
罗隆基又说,二十八年前,我不止思想上是反共,我的政治活动亦是反共的。我回国以后在上海就认识了国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张东荪,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我同这一批人当时气味相投,成了政治上的朋友。这两个党,大家都知道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我不久就加入了国社党。青年党同国社党是当时密切合作的两个所谓的在野党,实际上都与蒋介石政权有关系的,特别是青年党是公开参加蒋介石的反共战争的,在二万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经过四川,青年党的李璜就动员四川全部青年党员帮助“剿共”。在政治行动上我参加了‘张君劢’的国社党,在政治思想上我为胡适主编新月杂志,这是我回国初期的丑恶历史。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1932年到1937年这个时期他的活动。这个时期,他一直是益世报的主笔。罗隆基说,益世报为什么请我做主笔,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我不是天主教徒。主要原因是我有一套腐朽的反共理论。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罗隆基说他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仍是反共、反苏,但又说他在对日抗战这个问题上是主张“联共抗日的”。他说蒋介石当时还是要对日投降的,他的政策是:“安内而后攘外”,又说“攘外必先安内”。他说胡适是拥护这个政策的。而他则主张“枪口对外”,“攘外而后安内”。罗隆基接着说:当然,我必须特别声明,我的思想还是反共、反苏,只就“攘外而后安内”这句话就清楚了。“安内”是什么呢?还不是蒋介石安内的意义。我是劝他等到抗日胜利之后,再来进行反共。
罗隆基承认他在这个时期是一个两面派。他一方面同进步人士联系,另一方面又同反动力量国社党青年党勾结。
崇美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他在1937年到1949年解放时期的活动。他说这个时期是他坚持中间路线的时期。他说,抗日战争所以能够发动,坚持,并且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共产党的力量,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1941年,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的许多党派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是发起人之一。组织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外造成一个第三种力量,以贯彻第三条路线。我参加起草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以及起草几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很明显地表示要采用英美的民主,要走第三条路线。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军队国家化就是要红军停止武力革命。政治民主化就是英美的民主。罗隆基谈到他在民主政团同盟中的政治倾向时说,青年党、国社党是拥蒋的,左派和进步人士是拥护共产党的,我在1941年就脱离了国社党,我是始终坚持中间路线的。那时候,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这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缪云台是官僚资本家,是美国留学生,他同我的思想是一路的,他‘反苏反共’走美国路线,他现在还在美国。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实力。
这时候我同在云南的美国领事和在云南的美军高级军官是有勾结的。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会增加。我在外交路线上是亲美、崇美的,我这种半殖民的思想到今天想来是十分可耻的。罗隆基说他当时在西南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在表面上做得很左,内心却是中间路线。这还是在讨好知识青年,争取青年做我政治的资本。要抢青年同盟就是个例子,是准备第三条路线的实力。
罗隆基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到了重庆,我到重庆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同毛主席见面。我受到很深的感召。我同周总理董老等人亦在重庆经常见面了,这对我那个时期对民盟的工作曾 有了很大的影响,而没有陷入泥坑。1945年10月民主同盟举行第一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那时正酝酿着要举行旧政协。民主同盟到底站在国民党方面,还是站在共产党方面,这是民主同盟内部激烈斗争的一个问题。在当时我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以为旧政协以后,蒋介石会实行旧政协的协定,中国可能有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民主同盟可以左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并且中国可以实现亲美政策。我还想在议会中大显我这个个人主义的身手,可以多出风头。罗隆基又说:在重庆时,我同美国的马歇尔的确有了很多勾结。马歇尔并不赞成民盟过分的亲共,我在这点上作了解释工作。我告诉他今后中国是实行英美式的宪政,民主同盟是亲美路线的。
罗隆基说,1946年,南京的再度和谈破裂,蒋介石要召开伪国大。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 国大成了一个民盟内部的激烈斗争。国社党决定要参加。蒋介石知道救国会第三党不会参加的。蒋介石希望黄炎培、梁漱溟和我参加,这样仍然可以盗用民主同盟的名义来做欺骗的号召。这时候蒋介石派段浩徐、雷震向我私人接洽过,只要我参加,我可以在经济部长或交通部长两个原来预定给共产党的部长中挑选一个,并且可以在民盟内部 我的朋友中提三、四十个伪国大代表。罗隆基说他当时是“拒绝参加”伪国大的。他说,他之所以“拒绝参加,是因为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共产党不参加伪国大,国家不会和平,不可能有议会政治,而我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不能起 左右于国共之间的作用。他说,这时候,我的确还在做第三条路线、英美民主、买办外交的可耻的迷梦。后来蒋介石又发动内战,我的确看不出解放军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蒋介石会在这样快的时间内垮台。我住在南京的周总理的住宅,一方面为共产党照顾留下来的财产,一方面却经常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勾结。我以为内战还是“打打停停打打停”,还会恢复和谈的。我还在幻想扩大民盟组织准备将来第三个大政党的力量。1947年蒋介石威迫解散民盟总部,那时候沈衡老、章伯钧在上海秘密地逃到香港去了。我在南京被捕。蒋介石要把我送到‘牯岭’去。经过司徒雷登向蒋介石的交涉,才把我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时候国民党的雷震每个月总要到上海来看我一次,同时交医院费。美国大使馆和上海美国领事馆亦经常派人到医院来联系。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三中全会我是赞成的。但三中全会一边倒的政策我的确不同意。我托吴晗带到北京来给沈衡老的信,要保留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这个条件是有的。这件事今天可以顺便说明一句,这是张主席、黄任老几个人在我病房里商量好的,由我执笔写的。这一切事都说明我坚持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根本没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概念
罗隆基然后谈到他从1949年解放到现在的活动。他说,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同表老到了北京。在离开上海前,我在上海还同司徒雷登见过一次面。他向我提出,假使共产党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可以分期借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的建设,他要我向周总理转这个口信,这是事实。我当时是很同意美国这种意见的。我当时以为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没有经济外援是建设不起来的。要提外援,只有美国。这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要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要使中国半殖民的地位再往下走,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多么可耻的思想。我到了北京,看形势不对,我没有把消息转告周总理,并且在张东荪的儿子家里转告美国在北京的领事要他转电司徒雷登,说这个口信我不能转达。
罗隆基接着又简单地交代了几件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他说,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 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说:“你不要在盟内清党。”这件事是有的。这说明我到北京来后,思想中根本没有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概念。
罗隆基又说,政协开会后,我自己虽然做了政务委员,但我得到党的待遇比较起来是冷淡的。我本来是个往上爬的人,是个名利观念很重的人。我对党 就 亦有了不满情绪。李维汉部长、邢西萍副部长为了我的不满情绪曾到我住的地方谈过好几次。我当时并不完全怨党,我很埋怨章伯钧、史良做了挑拨离间的工作。因此张东荪同我就邀集了这一批民盟有情绪不满的人成立了当时所谓的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当时是经常碰头的。有时并且在张澜主席的地方碰头,在他面前发 许多怨言。到了四中全会,就完全成了一个派系斗争。四中全会开了两个月不能结束,就是这个缘故。罗隆基又说,为要争取政治上更好的地位,主要应该扩大民主同盟的实际力量,而我自己的无形组织应争取民盟的领导地位。我对无形组织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当时我要布置民盟中央和地方的力量,主要就是这个目的。这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放弃了第三条路线,而开始做分庭抗礼的梦了。我对无形组织始终是积极的。这是1949年到1952年这个时期的情况。后来三反运动发动了,张东荪勾结特务案件发觉了。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深怕牵涉在内。三反的时候,无形组织中像刘王立明、潘光旦都做了被斗争的对象。我的确胆战心惊。后来由于党的主持公道,张东荪案件没有牵涉到我,而三反时我又被保护过关,我对党是十分感谢的。
利用旧知识分子作资本同党分庭抗礼
罗隆基说他从那时以后,就不搞“无形组织”,不过,罗隆基又说:外地的朋友到北京来了,总要见面谈 谈的,但都是分别谈话,从没有约集在一块谈过,为的是避免宗派嫌疑。
罗隆基重申他的三点声明。他说:
第一、最近两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
第二、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与无形组织中写过信件指示或商讨有关政治或盟务的阴谋活动。
第三、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托 任何人带口信给无形组织中任何人指示政治或盟务的活动。他说他所以这样声明,为的是,他犯的罪过不应当牵涉到任何人,别人所犯的罪过亦绝对不应当牵涉到他。
罗隆基接着又否认章罗联盟,他说,他绝对没有什么事只是章伯钧同他秘密商谈后就执行的。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今年5月间成立的党委制等四个委员会是例外。罗隆基又说,当然,在民盟政策上,我支持了章伯钧某些主张因而使民盟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罗隆基拒绝交代章罗联盟的内幕,他说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件来交代。
罗隆基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是他犯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民主同盟应该代表落后知识分子所谓的合法利益,应由民主同盟这个合法机关来代为呼吁,于是民盟就采取了鼓励旧知识分子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来大放大鸣。于是民盟就在政策上走错了道路,走偏了方向。
罗隆基说,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目的是什么,还不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讨好,想抬高自己的声望,扩大盟的组织,拿这些旧知识分子来做我的政治资本,使民盟能够与领导党分庭抗礼。我5月间在统战部的几次发言更具体表明了我这种狂妄的可耻的野心。
1957-08-13

renbing331 2013-05-10 14:30
范朴斋是罗隆基的谋士第3版()
  刘 岱 张淦
根据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身为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委会副主委的范朴斋,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中,扮演了为罗隆基出谋划策,并直接指挥四川省民盟右派分子的重要角色。现在让我们来看他是怎样施展了一切阴险、毒辣的手段,向党进行恶毒的进攻。
罗隆基的谋士
范朴斋和罗隆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自己也承认和罗隆基有深厚的“私交”。罗隆基在民盟搞右派小集团,范朴斋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小集团,并得到罗隆基的赏识,是这个小集团的支柱之一。据范朴斋自己谈,近两年来,他曾一再向罗隆基献策,要罗隆基伪装进步,多接近左派,并且利用胡愈之同志以便“上楼”,以达到把持民盟的卑鄙目的。范朴斋曾和罗隆基等共同策划“争鸣”月刊的政治方向,主张登载人民日报不要的东西,最好是登 那些能够引起天下人一致指责的文章。罗隆基对范朴斋十分信任,无话不谈。反击右派开始时,罗隆基刚从国外回来,罗的亲信赵文璧曾到范朴斋家里密商对策。
范朴斋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早在解放之初,他就主张民盟不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1953年以前,他曾经对别人这样说:“称共产党为领导党,我实在开不了口”。整风运动开始后,范朴斋以为“时机”到了,摆出一副要党向他“请教”的面孔,十分嚣张地说:“如果统战部派同志和我个别谈,我可以谈一个月,如果写文字材料,我可以写五万字”。在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配合章罗向国务院进攻,恶毒地污蔑“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官僚主义的制造者”,与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的反动言论相呼应。
伙同费孝通、储安平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
范朴斋在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会外之音”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相配合,积极地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会外之音”的腹稿和费孝通、马哲民等右派分子早已事先商量过,而且是由储安平亲自审阅删改的。范朴斋在“会外之音”里肆无忌惮地攻击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说:“这些年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却魂魄不安的过日子。”并污蔑 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员同志是“以势凌人”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缺乏认识”,来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煽动他们向党进攻,他还说:“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番,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他还惟恐知识分子不向党进攻或者进攻不力,又说:“我们知道哑子打人格外手重,就因他平时一肚子闷气骂不出来。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毫不足怪,更不足惧。”
范朴斋和‘潘大逵’、马哲民等右派分子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去年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大会师时,范朴斋同马哲民一起恶意诽谤“党不是走群众路线”,“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是镇压关系”。范朴斋并且帮助潘大逵在四川联系“旧盟友”以扩充势力,对于马哲民、潘大逵到处点火也是积极支持的。反击右派开始后,潘大逵曾到范朴斋家里领教,范朴斋要潘大逵多多揭发章伯钧,借以显示“进步”来掩护罗隆基并保全自己。
打击积极分子,企图孤立共产党
范朴斋对于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极端敌视的,他恶毒地丑化积极分子是“百依百顺”“不带脑袋”只会“揣摩”“鼻子上抹粉”“专做小报告”,“由助手变成‘打手’见人都打”。他公开辱骂卢郁文是“小丑”。甚至在反击右派开始后,他还于6月17日、6月25日两次从北京去信指使四川的右派分子张松涛,借反右派斗争来打击辛志超、肖华清等人。范朴斋恶毒地攻击积极分子,妄图一棍子打死积极分子,以达到孤立共产党的目的。
去年冬,罗隆基在范朴斋家里,向范朴斋、马哲民、潘大逵等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罗隆基对于匈牙利事件幸灾乐祸的说:“匈牙利事件以后,苏联整的很被动”,但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却备加赞扬。对于国内形势,罗隆基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民盟应该放手发展组织,迎接这个大转变。自此以后,范朴斋更加活跃起来了,在成都曾约了他的小集团——韩文畦、‘刘堃南’、张松涛等到他家去,也给他们作了“时势分析”说:“今后,民盟要独立自主,就要多拉群众,争取选票”,又说:“民主党派过去显不出作用,就是因为党委不放手,今后不放手是不行了。”他并且鼓励他们“要和旧时的同志多联系”,“不要消极”。直到今年6月中、下旬他在北京还用信指使张松涛等人的反共活动。
历史上他干了些什么
范朴斋为什么这样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他的政治历史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范朴斋是一个政治掮客,曾历任四川潼南等县县长,甘肃平凉行政督察专员,甘肃省民政厅长、秘书长,重庆行营参议等伪职;一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生活腐化堕落。解放前,他还和国民党政学系头子张群,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勾勾搭搭,直到现在他对这些人们还念念不忘。
解放前后,范朴斋曾和张志和、潘大逵等在四川搜罗了一些土匪、特务、袍哥、扒手、暗娼、一贯道头子、大烟贩子等社会渣滓,他的企图是什么,那是很明显的了。后来民盟整顿时,清除了这些人,他还非常不满。
范朴斋必须彻底交代
范朴斋在交代问题的态度上是极为恶劣的,非但不肯老实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行,反而为右派分子作辩护。当全国人民一致痛斥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时,范朴斋竟公开在参事室为葛佩琦作辩护,要大家“不要以词害意,不要给他们以过分打击”。在章罗联盟被揭发之后,他又积极为罗隆基作辩护,竭力把罗隆基说成是“反蒋拥共”的。在大家揭发了他的反动言行以后,开始他一味抵赖,继而要尽了两面派的花招。他说:“我本意是爱护社会主义,爱护党的”,“我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渗透资产阶级民主,才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企图把对党的恶毒进攻,说成为“良心”,“正义”。最后在大量的检举材料面前,虽不得不承认“我是有罪的”,但仍然企图避重就轻,说:“我是自动起来利用整风的机会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自己凑上阵去的”,“与章罗联盟无关”,把参加章罗联盟,为罗隆基出谋划策,有组织有计划的向党进攻说成是“单干”,“自发”。
范朴斋的这种态度是极为恶劣的,必须警告范朴斋,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彻底交代和章罗联盟关系以及一切反动言行,必将自绝于人民。
1957-08-22

renbing331 2013-05-10 14:33
好险恶毒辣的阴谋 看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内幕 核心分子是张东荪、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曾昭抡 民盟第八次整风会上揭露出一些怵目惊心的材料第2版()
本报讯 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已经进一步暴露。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共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在1949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它的核心分子有叶笃义、周 鲸 文、潘光旦和曾昭抡等。
这是19日民盟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上被揭露出来的。
  只谈 远的不谈近的,只谈历史不谈现在,罗隆基企图蒙混过关
主持会议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在会上首先发言。她肯定了罗隆基上次交代了一些问题;并指出,罗隆基在交代中只谈 远的(当然,就是解放前他也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交代)不谈近的,谈历史问题而不谈解放以后反共阴谋活动。史良说罗隆基同张东荪等在1949年成立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具体行动的反共集团,并不如罗隆基所说的是什么“无形组织”和盟内“派系斗争”。她要求:罗隆基必须彻底交代这个反共集团的罪恶活动、尤其1952年以后这个反共集团的更隐蔽的秘密活动,以及这个反共集团怎样发展成 章罗联盟的全部事实。史良说,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个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直到今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活动,只是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而已。
罗隆基交代问题时,一方面承认1949年—1952年,他积极地搞过宗派,有过“无形组织”;另一方面又说他的“无形组织”在1952年以后不再存在了。但是罗隆基在这次交代中已不敢完全否认他的小集团在1952年以后还有活动。他说,在1952年后,“这个无形组织在精神上和友谊上并没有断绝”。1956年民盟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曾同“无形组织”中的有些人见过面谈过话,他曾约 孙大雨 谈过两次话,曾昭抡 和彭文应也在场。他承认他看过孙大雨向党猖狂进攻的八万言的“控告书”。此外,他说他同上海的彭文应、浙江的姜震中、昆明的李德家也分别谈过话。罗隆基还承认1956年他在四川视察时,曾召集了知识分子座谈会(马哲民也参加了),参加的都是有不满情绪和牢骚的人。他以后的发言就反映了这些人的意见。他说,这一期间他每天都同潘大逵见面,曾经批评潘不敢放手发展组织,鼓励潘积极搞盟务,放手发展组织。他说,在成都范朴斋请他吃过饭,在场的还有马哲民、潘大逵、张松涛等。罗隆基还同马哲民谈过湖北盟的工作,鼓励马“积极负责”,并且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民主党派大有前途,不应该消极”。罗隆基说他在1955年还曾劝湖北民盟副秘书长戴今生支持马哲民做湖北省盟的主任委员。罗隆基说,1955年路过上海时,韩 鸣曾请他在家吃过饭,应邀而来的全是上海小集团的人。罗隆基劝他们在沈志远 领导下好好做 盟的工作,叫他们拥护沈志远,说沈志远是领导上海盟的最适宜的人。罗隆基承认,他在人大,政协发言时,发言稿事先和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商议过,同时常同这些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大家都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同情落后知识分子。接着,罗隆基竟然向大家做起盟的工作的总结报告来。他俨然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大谈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民盟今天的恶劣局面应负的责任,东拉西扯地谈了一大套。至此,大家对罗隆基的这种恶劣态度再也容忍不下去了。主席史良根据大家要求制止了他的“交代”,让大家来揭发他的罪行。
  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密信
罗隆基在历次交代中总说他搞小集团的目的是在盟内争权夺利进行派系斗争,而不是反共反人民。这次会上,‘萨空了’宣读了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亲笔密信。这封密信证明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集团怎样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国发展他们的反共阴谋集团,怎样企图利用上次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这封信是罗隆基1950年8月2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两个月)写给赵文璧的。信尾说“此函只可与真能合作之好友阅看,切勿广为传观,并请诸友切勿在外宣扬,切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近与东荪、光旦、昭抡兄等多次详谈,均认为我辈应在全国范围内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开展,此固友党希望民盟今后之前途,同时亦为我辈在盟中站稳脚步之唯一办法。西南方面,我辈能合作之人亦已回去努力布置。解放初期,左倾幼稚者亦如过去华东执行部之作法,一手霸占。经此次在盟 中检讨,楚图南已承认彼 之错误,已将华南特派员取消,且已成立西南总支部,而前次被排挤之西南领导人,均为总支部委员。大势如此转变,固非彼辈 所料及也。在友党最近进行整风整党以前,弟 曾坦白向友党提过此项意见。当时弟之意见,编为下列四句话:放宽统战抓紧党,共同纲领量长短,马恩列斯毛泽东,耐心学习都搞通。主要用意即只能用共同纲领做统战标准,不能用思想问题来拆散统战,使一班政客幸进。同时党员太杂,必须加以整理,当 弟 提此意见时,盟 中又借题攻击。后来领导党表示如此作法,而盟 中 无聊之徒 始哑口无言了。我辈把握此形势则一切好做。最近我们商量,拟乘暑假之便,由东荪、光旦、昭抡三位来沪一行,与沪上诸友商量盟务发展计划,并就近商讨如何整顿沪、宁、苏等地盟务。惟不知沪上诸友认为此行有必要否?你们得此函后,请约集真正可合作之少数可靠朋友,秘密一谈。如认为有用,即请函复。”
 千家驹 和楚图南在发言中都揭露了罗隆基和张东荪在抗美援朝时,站在反动立场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情况,他们认为人民民主政权不稳定,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幻想‘美蒋’通过朝鲜战争反攻大陆,成为对峙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所作为,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他们觉得自己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只担任委员也好,因为这样子“与共产党关系不深,沾染多了以后,局势变了对自己不利。”
反共小集团的两种活动方式 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另一主要成员叶笃义也揭露了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叶笃义说他们这个“小圈子”(即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活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限于盟内的“小圈子”集会,一种是包括了盟外人士的聚餐会。约请的盟外人士以大学教授为主,名为“以文会友”,研究学问,真正的目的是,如果可能就把他们拉进 盟 来 作为小圈子里的人,即使拉不进盟,也可以扩大他们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影响。抗美援朝开始时,这个反共集团的一些人曾在刘王立明家里开会,研究时局,罗隆基从马歇尔辞 国务卿重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推测,美国有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周 鲸 文则推测美国有占领东北的可能,张东荪就说他要劝毛主席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据叶笃义揭露,解放之初罗隆基与张东荪经常共同策划人事安排。1949年政协会议以后,张东荪以民盟的关系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张东荪和罗隆基商量以后,未通过民盟组织的讨论,就擅自把政协委员让给曾昭抡。曾昭抡1951年就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事先也是由曾和张罗共同商定的。
关世雄在发言中揭发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和党争夺知识分子、争夺在教育界的领导权、反对院系调整、反对课程改革的一些事实。1950年5月,这个反共集团以民盟文教委员会名义召开了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反对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张东荪以民盟文教委员会主任身份主持座谈。参加座谈的有陈新民、潘光旦、钱端升、曾昭抡、陆志韦、钱伟长、费孝通、张伯驹等,大多都是右派骨干分子。张罗集团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同今年6月间章罗联盟主持的六教授会议具有同样的反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座谈会上费孝通叫嚣“在大学里搞专科像是在沙土上造高塔”。曾昭抡 说什么“旧社会大学毕业生没事做是社会条件不好,不是学生找到事做不了。解放后,大学生反而办不了事。”又说“共产党拿出一个方案要大家照办,不但行不通而且还约束大学教授的创造性”等。潘光旦则反对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专才。他们主张保留旧大学的院系,反对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调整全国大学院系。
罗隆基召集会议,司徒雷登列席指导
在这次会议上,叶笃义、浦熙修、钱端升、罗子为还进一步地揭露了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分子、李宗仁等的关系。据叶笃义揭露,1947年11月蒋介石已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叶笃义等到南京找罗隆基商量对付办法。罗隆基不但把他们的会见安排在美国大使馆内,还要司徒雷登数次“列席指导”他们的讨论。司徒雷登也就公然提出要民盟“光荣解散”,要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的狂妄主张。1948年,全国学生的反美运动爆发,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个极端狂妄无耻的声明,以“自食其果”来威胁中国学生,引起了全国学生的极大愤怒。罗隆基这位民主人士竟然给司徒雷登写信要叶笃义带到南京,以“为亲者所痛”的姿态为司徒“惋惜”,司徒对这种“友谊方式”——司徒的原话——表示非常感谢。浦熙修揭发,就在罗隆基托吴晗带信给沈钧儒,要保留民盟随时退出联合政府的条件的时候,罗隆基在写信祝贺李宗仁竞选胜利时,竟然说:民盟并没有说过不承认“伪国大”及“伪宪法”的话,只说“保留”而已!浦熙修说,这两个“保留”是有关系的。前一个是“保留”退出联合政府的权利,后一个是“保留”随时参加南京伪政府的权利。据 浦熙修揭露,1948年中共发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后,罗隆基曾派 叶笃义到南京积极探询司徒雷登的意见,要司徒雷登 支持李宗仁,罗隆基还同雷震商谈,想借易地养病之名,在南京、牯岭或台湾等地进行反共活动,幸经张澜制止而未实现。罗隆基当时对时局的估计认为起码还有五年。事实证明那时罗隆基和章伯钧就有联系。当时,章伯钧在香港要发动川、滇、黔的军事力量和共产党三分天下,而罗隆基也在给浦熙修 写的信上说:“你对于时局的过分乐观,以为国民党就要垮了,那是错误的。据港方估计时局还有五年,港方还在发动川、滇、黔三省的军事力量呢!”这所谓港方不是章伯钧又是谁呢!
在钱端升的交代中,谈到了这样几个问题:1934年春夏之交钱端升去南京看蒋介石,蒋介石知道罗在天津,就要钱转告罗:只要他安分,还可以去南京做官。罗隆基在昆明时的老婆王 右 佳是和军统有关的特务。钱端升还揭露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的得力走狗缪云台之间的勾结。当时钱端升在云南办“今日评论”,经费就是经过罗隆基向缪云台要的。罗子为揭露罗隆基曾经坚持把反革命分子罗自梅(已被判刑)安置在民盟中央他所主持的宣委会工作。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华罗庚,他揭发罗隆基怎样拉拢他利用他的一些无耻行为。
最后史良宣布,为了给罗隆基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下次会上仍然要罗隆基交代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小集团的阴谋活动,同时希望这个反共集团中的其他分子要彻底地详细地揭露这个反共集团的阴谋活动。
1957-08-28

renbing331 2013-05-10 14:35
解放以来的事实证明 罗隆基的反动活动并未停止第2版()
本报讯 8月30日下午、31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第九次整风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文宜、萨空了以及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成员赵文璧、曾昭抡等揭发出大量事实(包括罗隆基的大批密信),再次证明这个集团一贯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在1952年以后并没有停止,只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而已。
罗隆基承认他有扩展“无形组织”的计划,但不谈1952年以后的活动
罗隆基在这次会上交代了一点他的反动集团在1952年以前的活动情况。他承认他同张东荪结成了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目的是夺取民盟的领导权。罗隆基说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就有了 搞“无形组织”的动机,日本投降后就有所活动。解放后,周鲸文、叶笃义、潘光旦、曾昭抡、刘王立明、范朴斋、张志和、罗涵先等有的没有得到安插,有的自认为安排不当,经常有怨言。罗隆基就“打算团结这一批人在盟内成一个力量”。他同张东荪商量,张 同意了。这就开始了北京盟内的“无形组织”。罗隆基承认,他的小集团的人物曾经同各地盟内的进步力量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在上海支持彭文应同史良斗争;在北京支持曾昭抡排斥吴晗;在西南支持潘大逵等反对楚图南。罗隆基承认他有在全国扩展“无形组织”的计划。但是,罗隆基仍然不谈他的小集团在1952年以后的活动,只承认1953年后同小集团中的人物仍保持着密切往来,1955年后同这些人恢复个别的朋友往返。罗隆基还交代了他同李宗仁的关系。他承认他希望李宗仁当选为伪副总统,认为李宗仁上台后会搞英美民主走第三条路线。罗隆基还交代了在1934年,由胡适介绍,他曾到峨眉山同蒋介石见过面,在蒋处住了一个月,每天下午给蒋介石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美行政机构。但是罗隆基在交代中仍旧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甚至替自己抹粉。
罗隆基交代后,千家驹等对他提出了严厉的驳斥,千家驹 斥责罗隆基不但不交代重要的事实,反而把过去已经交代的东西都赖掉,甚至把自己装扮成抗日联共的“英雄”和“战士”。千家驹 列举许多事实包括罗隆基自己写的反动文章,彻底揭穿了罗隆基的这些无耻谎言。
罗隆基至今不承认他组织反动集团的目的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且一再声明1952年以后,连这个“无形组织”也不存在了。这次会议上,罗隆基反共小集团中的人以及被他利用过的人赵文璧、曾昭抡、黄大能、张乔啬等,都以参加者和被利用者的身份站出来为罗隆基反动集团的阴谋活动作证。
罗隆基曾亲自总结推广上海夺取民盟领导权经验
1951年,赵文璧曾经根据罗隆基的指示,总结了他们的小集团在上海夺取民盟领导权的“经验”,并且在北京罗隆基反动集团的会议上作了介绍。赵文璧在这次会议上详细地交代了这个问题。这个“经验”包括四大项二十几条,有理论基础、有策略、有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这个“经验”提出,要取得据点以建立基础,要培植干部组织核心;要善于制造问题借此笼络群众,暴露盟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个“经验”还提出,对内部要讲究“团结”、互助,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联系增加了解;对外则明打暗拉、巧取豪夺,先发制人等,还要善于争取“反对派”,化消极为积极,使反对者逐渐成为朋友。罗隆基小集团在上海的大将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控制了上海盟组织三分之二的区分部。罗隆基对这个“经验”极为满意,曾先后介绍四川的‘潘大逵’、云南的李德家、南京的樊光、浙江的姜震中等到上海去学习。当赵文璧在北京介绍“经验”时,罗隆基让罗涵先详细记录,以便在全国推广,并且决定首先在北京试行。事后,他还派他在民盟中央的喽啰罗自梅和黄俊民(这两人都是特务分子)到上海去学习“经验”。
为夺取民盟北京市委领导权,罗隆基亲自出马上阵
黄大能和张乔啬详细地揭发了罗隆基利用他们争夺北京市民盟组织领导权的无耻勾当。据黄大能揭发,1950和1951年,罗隆基曾多次用吃饭、座谈会的名义,纠集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叶笃义、陈新桂、浦熙修、罗涵先、张乔啬和黄大能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权。罗隆基要排挤吴晗,把小集团的核心人物曾昭抡提在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地位,把陈新桂、潘光旦、浦熙修、张乔啬和黄大能都提名为市委候选人。1951年7月,罗隆基夺取北京市委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了,他又把这一伙人找到一起,商讨“对策”。罗隆基和张东荪竭力主张向民盟总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告状,诬蔑北京盟市委操纵把持选举,他指着张乔啬和黄大能说:“有张表老(张澜)和黄任老(黄炎培)的儿子出面,他们就一定要买账”。他当面授意张、黄二人写一式两份控告信,一份要交张澜,另一份故意让交给罗隆基自己,写明委托他考虑是否交给统战部。信写好了,罗隆基认为太软弱无力,于是,他亲自动手代替张、黄二人起草“控告”信。起草后交张、黄抄写签名,他自己则把原信收回。张乔啬还揭露,罗隆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张乔啬在他父亲张澜面前为罗说项,要张澜念共患难之情,把罗当作心腹,支持他争夺权利地位。
1952年以来这个小集团密信往还活动频仍
曾昭抡也用他亲身参加的活动证明1952年以后,罗隆基的反共集团并没有停止活动。1952年民盟中央机构改组,曾昭抡 担任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罗隆基还一定要安排罗涵先去担任委员,企图通过这两个人控制民盟的组织工作。1953年4、5月间曾昭抡到华东去,曾受罗隆基的委托,给小集团中的人带了许多口信。在上海,曾昭抡转告赵文璧、彭文应、陈仁炳,罗隆基要他们加强团结;到南京找过陈敏之,告诉他将来建立江苏省的盟组织时,罗隆基愿支持他当主任委员;在福州见了陈碧笙,告诉他罗隆基要他努力搞盟务;同时罗隆基还要他到青岛支持陈仰之,在浙江支持姜震中。罗隆基的所谓这几年没有派过人、没有写过信或带过口信给他的反共小集团的谎言,至此已完全破产。
罗隆基总说,他搞“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对付章伯钧。李文宜就已经揭发出的大量事实和罗隆基集团之间的密信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战略目的是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利用民盟的合法地位,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野心服务。在解放前他把民盟作为实现“中间路线”(即反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资本;在解放后是要使民盟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也就是反对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区别仅只在于活动方式不同。李文宜揭露了罗隆基反共活动的两面派手法:不要信任共产党,但要骗取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他给他的党羽的密信中曾指出:“与友党(指中共)彻底联系取得谅解”,但是“不要盲目服从,更不要私自讨好,以自乱步骤,拆散团结”。又说:“……不是无条件驯服(指对统战部),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职。此点若不明白,我们全局输了。”罗隆基的两面手法还有:要利用任何人,但对任何人都要留一手。他的密信的传阅范围就有很多讲究,有的只给收信人自己看,有的只给少数骨干看;有的只能当面传阅,有的则可自由传阅。李文宜说罗隆基集团的阴谋活动方式,是隐蔽的、分散的。现在要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困难的。李文宜指出他们的活动方式有以下几种:写密信,派联络员传达意图;以文会友,约小集团和 盟外的对象,议论国内外大事,扩大反动影响;地方骨干分子来京汇报和请示;介绍和交流阴谋活动经验。
萨空了的发言引用了罗隆基和赵文璧、彭文应、潘大逵等之间来往的大量密信,无可辩驳地证明罗隆基的反共集团的矛头是指向党和人民。(发言见另文)
这个反动集团的人物,大都是老牌右派分子
胡愈之也就罗隆基反动集团问题作了发言。他从罗隆基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那些人和这个集团搞了些什么活动,彻底地揭露了这个集团的反动性。罗隆基交代说“参加他的所谓‘无形组织’的一批人到了今天差不多都成了右派分子,这是各人思想落后的缘故”。胡愈之说:这完全是狡辩。实际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老牌右派分子,也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长期地坚决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些人。其中有同美帝国主义有紧密联系的买办政客、有国民党反动政权中的军阀官僚残余、有英美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美蒋特务分子和政治上的蜕化分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仇视进步分子,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留恋剥削阶级生活,具有程度不同的反苏亲美情绪等。由这些反苏反共的老牌右派分子组成的阴谋集团,除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目的?他们的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活动无非是: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把右派分子和政治上可疑的落后分子打进机关学校;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反对思想改造,反对党对文教科学事业的领导;控制报刊和其他出版机关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和学术思想,散布亲美反苏谬论,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和平阵营的团结等,一直到“鸣放”期间对党的猖狂进攻。因此,胡愈之指出,罗隆基阴谋集团,是完全违反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所决不容许的,是与人民为敌的。
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对罗隆基这次回国以后的阴谋活动作了详尽的揭发。(发言见另文)
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章罗很早就勾搭上了
罗隆基和章伯钧尽管为争权夺利闹过宗派纠纷,但是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却早在这次章罗联盟之前,就勾勾搭搭。罗子为和罗涵先在联合发言中揭露章罗二人互相勾结反对民盟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民盟跟着共产党走的一边倒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在香港、罗隆基在上海。罗子为和罗涵先两人也分别留在香港和上海。罗子为和罗涵先之间的通信,就是在香港的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和在上海的罗隆基之间的联系方式之一。罗子为和罗涵先之间的通信从1948年3、4月间开始,一直继续到1949年初,所有的信件都交给罗隆基看过。在这些通信中,他们曾经向罗隆基报告香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动向,并且给罗隆基在国内的反动活动撑腰打气。他们告诉罗隆基说,三中全会以后盟内意见很不一致,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认为民盟仍然应该起“中间”作用。他们还鼓励罗隆基说,“民主运动”要依靠国内,香港一隅,民主人士浮在上层,作用不大。他们要罗隆基在国内积极努力,继续搞中间路线活动,要罗隆基抓紧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在罗子为和罗涵先从中为章罗二人联系的同时,章伯钧还曾派卢广声到南京、上海探听情况。卢广声 到上海时见过罗隆基,回港后向章伯钧汇报时说,罗隆基认为时局十分困难,但仍可努力打开局面,港沪两地可以分头努力。叶笃义也揭露,在1948年5、6月间,罗隆基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拉登在上海会过面。拉登到上海前曾在香港和章伯钧会过面。章伯钧向他表示他是反对三中全会决议的,并托拉登过上海时转告给罗隆基。以后,章伯钧的妻子李健生从香港到上海,也曾去找过张澜和罗隆基,转达了章伯钧反对三中全会的意见,并且证实章伯钧在港和拉登会过面。
罗隆基给浦熙修的信上说:“……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
浦熙修在这次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这封信讲的是他支持李宗仁竞选伪副总统的事,可是把这些话和这一次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他在知识分子中点起的一把野火等对照起来看,罗隆基想做王莽,罗隆基和章伯钧同样有着“收拾残局,舍我其谁”的“气概”就十分清楚了,他以为现在是“瓦解之势已成”,只要他们这些“乱者一呼”,就会“天下四应”,他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篡夺党的领导权了。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还有吴茂荪和徐伯昕。吴茂荪揭露罗隆基利用第一届政协的外交组和第二届政协的国际问题组为据点,竭力设法扩大这些组织的职权,企图篡夺国际活动领导权的事实。徐伯昕揭露罗隆基建议政协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阴谋。最后,主席指出,罗隆基的交代一次比一次倒退,上一次交代了的,下一次又推翻。要求罗隆基在一定期限内对自己的反共反人民罪行作 出全面的交代和检讨。
1957-09-03

renbing331 2013-05-10 14:39
邵慈云继续揭露罗隆基 一副阴险毒辣的面孔 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第2版()
本报讯 在8月30、31日民盟举行的第九次整风座谈会上,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对罗隆基这次回国后的阴谋活动,作了详尽的揭发。这里是邵慈云的发言摘要。
邵慈云说:罗隆基一回 国就表示自己问题不大,不过是个“陪客”,主角是章乃器他们。所以他没有打算交代自己的问题,更没有打算揭发其他右派分子,特别对章伯钧有意照顾,他对我说:“叶笃义叫我揭发章伯钧,我揭他干什么?我知道的也不多。”又说:“我弟弟(罗兆林)告诉我,不要把人牵扯太多,这话也对,我牵扯别人,别人倒过来揭发我更多”。7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指出了资产阶级右派中许多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话后,他就别有用心地曲解了这段话的含义。强调自己是“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进一步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抵赖与狡辩。
由于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确凿,而又不肯老实交代,因此,总想到处摸底、窥测别人的态度。6月25日,罗隆基向民盟中央作第一次交代时,恰恰与国务院会议时间冲突。他对我说:“今晚国务院会我想去看总理是什么态度,可是民盟整风会又不能不参加。你给国务院打个电话,说民盟会散之后我一定赶到国务院,请他们务必报告总理。”他在李维汉 部长处也非常注意窥测别人的态度。7月上旬,他从中央统战部回来后,曾说:“我觉得党不一定有什么材料,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张东荪事件可不是这样呀!”
邵慈云说:7月3日,民盟中央在整风会上宣读了我为揭发罗隆基写给沈钧儒主席的信后,他一方面质问我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以便由他自己去交代。另一方面又威胁我说:“你的信如同我那平反建议一样,是起了放火作用……。”接着,又用缓和的口气向我说:“不要写信了,要写信先告诉我一声,我好作 准备。”罗隆基很关心赵文璧的情况,当我告诉他赵文璧已经开始交代时,他连忙问:“他交代什么?应该让我知道呀!”罗隆基为什么听到赵文璧交代就这么着急呢?这大家会知道的。
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罗隆基的确有些“悲哀”,怕 大会对他作 出什么决定。人大闭幕下午,他得知大会不对他们作任何决定,他的气焰又高了,立即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人大交代后不久,罗隆基又提出了洋洋二万言的所谓补充材料,在那个“补充材料”中,他不仅将在人大所已经交代的全部推翻,对别人揭发他的罪行逐条加以辩驳,尤其恶毒的是:除了浦熙修和赵文璧外,他对其余揭发了他的阴谋的人,几乎普遍进行了人身攻击。
罗隆基为了阻止我对他的揭发,从没有放松对我拉拢的机会。他往往是伪装得很和善,很关心地问我:“你在部里好不好处呀!他们是不是怀疑你呀!”“孙平毅(党员)是不是不和你讲什么了”,“搞政治可不是好玩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敢’鸣放不”,“共产党只讲是非,不讲温情,像咱们小资产阶级是讲点温情的”,另一方面则表示极为欢迎的样子说:“你很好还到我这来,别人都不敢来了……”于是在他回国之后,我在他面前的地位,似乎“突然增高”,这与他出国前对我那种冷眼蔑视,不睬不理的态度,何啻天渊。
这里我再揭发两件他企图通过我给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
罗隆基的行动证明,“党天下”谬论的内容他是事先知道的。
一、罗隆基回国以后,曾绝口否认他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但他没料到潘大逵在人大四川小组会上又给他抖了出来。6月27日,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关于储安平发言稿问题,有人已经相信我没有看过,事情本来已经平静了。但糟糕的是潘大逵偏偏在四川小组会上说我亲口对他讲我看过,谁不知道潘与我的关系,这事真伤脑筋。”我反问他一句:“就是看了发言稿,交代不就行了吗”。他连忙说:“那还了得,没看稿子只不过是右派,看了就是有组织有行动,岂不成了反革命了。上面正是怀疑我与章、储有组织,我怎么能承认……。”这还不算,他甚至异想天开地妄想利用我去帮他与潘大逵订立攻守同盟,他对我说:“这事必须潘在四川小组会上更正,我又不能和潘谈。我想你去找潘一趟,叫他更正。潘住新侨饭店,爱人也来了,他不是你的老师吗?你同他谈很方便的。”继而又笑笑说:“你和他爱人熟不熟,先和他爱人谈更好……。”
罗隆基在他的补充交代中说是:“6月2日浦熙修首先告诉我储安平发言太胆大了……。”这是罗隆基企图说明他在浦熙修 告诉他以前,是不知道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的。但真相并不是如此。罗隆基的行动证明他是事先知道“党天下”谬论的内容的。
第一,6月2日上午八点多钟,赵文璧去罗隆基处汇报请示时,他就对赵文璧说了储安平给毛主席与周总理提了意见的话。这说明6月2日一早他已知道储的发言。同时,6月2日一早浦熙修 并不在他家。
第二,那么罗隆基6月1日是否和浦 见了面呢?我说不会。根据我为他作的工作日记,这一天他的工作排得极满,上午他参加政协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的招待会至下午二点;下午三点多到部指示工作直到下班。晚 出席和大等单位为支持科伦坡和平会议召开的群众大会直到夜深,因此,可以肯定他这天不会找 浦 闲谈,当然他自己也没有说是6月1日和浦 见了面。那么从何处得来消息,在6月2日一大早即可向赵文璧谈到储的“党天下”的谬论呢。
第三,或者罗隆基说是看到报纸的,储是6月1日发言,2日必然见报,但问题是6月2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去罗家听到赵文璧向我转述“党天下”发言后,才到罗的传达室找到报纸,那时报纸刚来,但罗已经向赵文璧谈过了储安平发言,并且罗已经到民盟去了。可见罗隆基又决非自报上得来材料。
因此,从以上这些事实中,我肯定认为罗隆基事先知道储安平“党天下”发言的内容,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不会向赵文璧谈及。
亲手批示给反革命分子复信叫“造成舆论”
二、“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是罗隆基向党进攻的具体行动之一。罗隆基回国后,以为别人不知道他曾给反革命分子复信,要他们“造成舆论”,进行“平反”。直到民盟史良副主席在会上正式揭出,他才惊慌失措,一方面企图卸责,强调打印复信是秘书办的,另方面则向我提出严厉质问。7月1日一早,他一连串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问我:“我的批件怎么会到史良手里去了”,我告诉他批件在部内,由孙秘书保管着。他说:“这是你管的事,凭什么要交给孙平毅?这构成了我的罪证,这要置我于死地的。”又说:“是孙平毅搞的还是你搞的,你要想想。”这里有必要声明一下,关于罗隆基指示给反革命分子复信要他们“造成舆论”的亲笔批示,所以交给孙平毅,因为是他反党的铁的罪证。至于史良副主席对罗隆基的质问,我可以声明,正是我反映给他的。
之后,他赶忙跑到部里,当他看到自己的亲笔批示后,无话可讲了。但他究竟是老奸巨猾的政治骗子,马上就转移目标,不说他批示的动机,反而一再强调我不该打印。最可恶的是他在7月2日居然以强硬态度对我恐吓和斥责,说:“我怕什么,我没有叫你打印呀,你要负责,你要声明是你打印的。”好像问题的严重是打印了复信稿,而不是他批示的阴险动机。事实上,就是打印复信也是他的亲信赵文璧批准的。为此,我在这一天和罗隆基这一个右派头子展开了一场尖锐的争论。为了揭发他的丑恶面目,在这里引用部分我与他的对话:
我:打印是我打的,但这是执行你的指示,你批示叫回信,信太多不能件件都写。我看问题不在于打印,而是你批示“由各界造成舆论”的动机,这样批示准备达到什么目的?
罗:动机在脑子里谁看得见,可是打印就成了行动,要是用手写情况还好一点,而打印就是准备大批放火,这我受得了吗?你应该“交代”!(?)
我:到那去“交代”呀?
罗:到民盟大会去“交代”。你说是你自己打印,不是罗部长叫你打印的,你应该声明罗部长虽然5月29日批示回信叫 造成舆论,但6月2日又指示“不要”复了,是你体会错了部长的意图。
我:我是奉 部长批示办理,你6月2日分明指示我说:“每信必复,”我不能歪曲事实。
罗:那不行,你这样“交代”我就完了,你应该负责。你承担只不过是错误,我承担则是行动。
我:这说得上“陷害”你吗?这是事实,你怎么不挖掘你批示时的思想根源,我可以声明打印是我办的。
罗:不是“可以”声明,是“必须”声明,你决不能说是奉 部长批示办理。
我:你叫我怎么说呢?
罗:这又不对了,你问我怎么说,好,将来你又说是罗隆基叫你这么说的,你自己讲你该怎么说。
我:我说打印是我请示赵主任(即赵文璧),因信太多。回信则是根据部长指示。
罗:(发火了)这行吗?就这么简单,你要说罗批示只是一封信,而在6月2日(出国前一日)又指示叫不要答复了。
我:你6月2日没说不要答复,你是说所有来信都要回信。
罗:(火了,手拍着沙发)不行!这不是陷害我吗?‘潘大逵’、章伯钧等说我看过储安平发言稿,将来对证起来他们要负责任(用意是我“陷害”他也要负责任),你应该实事求是的“交代”。
我:我那点不实事求是,我要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也要对你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何只强调枝节,不从根本动机检查,我觉得这种态度有点本末倒置。
罗:(更火了)你说对党负责,我不反对你,但不能给我加重罪过。
叫嚣成立“平反委员会”是为了什么?
罗隆基提出平反委员会,叫反动分子造成舆论,那么究竟他手中掌握了多少待平反的所谓“冤屈”案件呢?我必须揭出,只有五件,这就是他叫嚣肃反搞错了,要成立平反委员会的物质基础。
也许罗隆基自己也感到材料太少,还不能危言耸听。于是安心捏造事实,想在知识分子座谈总结上加以夸大。于是在总结提纲上写着他就有二十多件材料。我看到后,骇了一跳,这比实际所收到的来信多了四、五倍,未免离题太远,于是给他指出,他不得已才修改了他的提纲。
就算上述几个案件有问题,但党早已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作了严肃的处理。例如‘陈堃’问题,罗隆基在3月份提出,公安部立即进行调查,4月11日即送来一份四川工学院肃反情况检查报告,证明陈堃是个坏分子,肃反被斗 并不冤枉。无锡孙翔凤一案,人大常委会于5月9日转来中央统战部信,信中说,公安部早于去年12月(罗隆基等反映前),即对孙案进行研究,已于3月18日宽大释放。
最后,邵慈云说:现在我要正告罗隆基。你不是要我“交代”吗?我正是尊重你的意见到民盟来了,可是我不是交代,而是向大会对你作新的揭发。奉劝罗隆基把对我使用的“交代”这两个字收回去,需要交代的正是你自己。
1957-09-03

renbing331 2013-05-10 14:40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向人大的工作报告 根据周总理提案决定撤销章乃器 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第1版()
新华社3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在31日下午举行。
会议讨论了常务委员会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建议的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人选等问题。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在2月1日正式开幕。
会议听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说明,讨论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决定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右派分子罗隆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新华社31日讯 国务院在29日下午举行了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
会议在听了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说明后,讨论通过了1958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听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的说明后,讨论通过了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这两个草案都将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
会议在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说明后,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国务院的组成人员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整风期间,暴露了他们一系列右派的言论和活动,背叛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在政治上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这三个右派分子已经不能再继续担任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组成人员——部长的职务。为此,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撤销章乃器现任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现任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现任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并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任免程序问题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议案。会议还通过了任免事项。
1958-02-01

renbing331 2013-05-10 14:41
参观学习对加速自我改造有很大帮助 罗隆基委员的发言第19版()
主席、各位委员:
首先,我向党表示衷诚的感激。我感激党对我这样一个犯过严重罪过的人,几年来继续不断地给予我在自我改造上各种学习的机会,特别在最近一年来,给予我到北京以外许多地方去进行实际参观学习,例如1959年7月到东北三省各城市参观重工业建设事业,1959年12月到河南的安阳参观“由土到洋,土洋并举”的大炼钢铁事业,今年3月到湖北省武汉市参观新兴的轻重工业和到丹江口参观大型的水利工程事业。这一系列的实地参观学习,对我的改造有了很大的和很好的帮助。
通过参观,我亲眼看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许许多多惊人的奇迹,它们就无可争辩地证实了总路线是绝对英明正确的;大跃进是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成果,并且今后必定持续地跃进;人民公社愈益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它的发展已经从乡村迅速地扩展到了许多重要的城市,它必定有光辉灿烂的前途。这一切辉煌巨大的成绩,就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在最近两三年来,所以能够取得这般飞跃的进展,原因就是真正地实现了政治挂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贯彻了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上面所举各端,今天已经是全中国人民异口同声歌颂的事实,用不着我再来重复地加以说明和赞扬。今天在这里我只愿结合我的思想情况,特别结合我对自我改造的殷切愿望,来谈谈我在最近几次参观学习中所得到的启发和教育。
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第一,从参观学习中,我进一步地了解了“政治挂帅,加强领导”这两句话的真实意义,并且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以往的严重罪过。过去我错误地以为党的领导只是政治思想的领导,在贯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方面,又只是国家政策和方针的领导,只是总计划和总方案的领导,因此,我就认为这些只是党的高级领袖们的领导。过去我自以为我是肯听党的高级领袖们的话的,并且自以为我已经接受了党的领导,因而狂妄无知地轻视党的中下层的领导。反省以后,我才知道像我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的人,改造以前,是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接受党的领导的。从这次参观学习中,我又认识到党的思想,政策和方针等等必须通过党的基层的领导,见诸实施。基层的干部就是真实地理解了并且掌握了党的思想、政策和方针的领导人。因此,不接受党的中下级组织的领导,实际就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拒绝政治挂帅。我亲眼看到党的基层领导人真是躬行实践的负责人。他们领导的方法不是指手划足,而是胼手胝足。他们真 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传统的高贵品质和高尚风格。他们在工作中总是冲锋陷阵的先锋,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抢 归自己。例如在湖北省丹江口水利工程围堰和合龙的时候,工程的总指挥,他已是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身份,却亲身上阵,赤足下水,挥汗指挥。这不是亲自带头的领导吗?这不值得我的敬佩吗?他在对我们参观团讲话的时候就说:“我们做共产党干部的人,不会忘本”,而他所指的“本”是游击战争中饿肚皮,住茅棚,打赤足的“本”,是两万里长征中过雪山,走草原的“本”。因此,他又说“生活要向后看,生产要向前看”。这对我真是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教训。我所举的不是个别的例子。通过参观,我发现工厂和公社中党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具有这样的品质和风格。他们都有真诚纯朴的态度,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对事业是认真负责的人,真是“先厂社之忧而忧,后厂社之乐而乐”。对这样的领导不应该尊重吗?中国谚语有“吃尽苦中苦,方做人上人”。我在参观学习中又体会到,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是“吃尽苦中苦,不 做人上人”。由于他们“不做人上人”,他们才真正贯彻了毛主席指示的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毛主席在实践中曾经指示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主要是指工作上的决策定计说的。我对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又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是“出身实从群众中来,干活总到群众中去”。我在参观中所接触到的厂社中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从工农群众中凭自己的工作成绩选拔出来的,而工作却仍然是工农群众中的一员。那末,这样的领导干部,在理论知识和工艺技术上是“外行领导内行”吗?事实又彻底地驳斥了我这个思想落后 人以往荒谬的阶级成见。他们是从实践中来的人,他们的宇宙观才真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根源,而他们的实践经验,才真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动力。
我在参观学习中看到的这许多具体的事实,真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训。当我回忆到当年我不虚心接受党的领导的罪过,我就汗流浃背,‘愧惭’无地。我的确认识到,我改造的对症药方是: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进行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绝对英明的
第二,从参观学习中,我进一步地认识到,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中,继续进行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绝对英明的。中国到了1956年,经济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党和毛主席又及时地提出了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两个伟大的号召。毛主席把“向自然界开战”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了。这就保证了中国建设事业的胜利。有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就有了1958年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有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右反倾,鼓干劲”的运动,就又有了1959年国家建设事业的继续全面大跃进。这是具体的例子。这次我在湖北参观的时候,看到在许多建设事业中,每因右倾落后思想作祟而使生产率稍有迟缓的现象,经过一次阶级斗争,生产率就马上有了飞跃的上升,而生产量也就马上大大的提高了。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中,这样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例如武汉锅炉厂,在1959年经过“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后,若以7月的产品做基数为一百;8月产品就提高到一百二十四;9月为四百九十五;11月为五百九十五。工厂1959年11月的产品为同年7月的五倍以上。当我问到工厂领导人,为什么生产率会这样突然地飞跃提高的时候,他们前后一致的答复是:经过思想斗争,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这种事例,就充分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扫清残余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障碍,必须随时进行阶级斗争,以保证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在1957年春季的时候,毛主席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在同一篇讲话中又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我这个思想落后的人,就断章取义地来了解这段话,就特别注意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一句话,并且无知地认为“向自然界开战”同“阶级斗争”是不相关联的两回事,是不可能同时进行的。我就荒谬地认为资产阶级思想或可偷安苟活,苟延残喘。这就放松了我自己的学习和改造,终于自陷于严重的罪过。经过最近几次的实地参观,才认识到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必定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加以彻底的消灭,才能保证“向自然界开战”的胜利。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后来接着又提出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两个号召,正用事实证明了不断革命论这条真理。从参观学习中得到这一点体会,这对我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和加强自我改造的决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绝不会容许,也不可能容忍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偷安苟活的。像我这样犯过严重罪过的人,唯一 适存之道,只有加速改造自己,追到时代前进的车轮,赶上车去!
新人物的高贵品质和高尚风格,使我受到了教育,加强了改造信心
第三,通过参观,看到新社会中新人的高贵品质和高尚风格以及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幸福的贡献,推动我更加强了自我改造的决心和信心。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不同,社会中就真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是不怕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人;另一种是为困难所吓倒,见困难就缩头的人。前者是思想改造了和解放了的人,是新社会中的新人;后者是社会中具有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这种对照的事实,我在参观中看到了许多,而最使我受到深刻感动的是我听到的丹江口水利工程最初上马与不上马的一场思想争论和斗争。
丹江口的水利工程是目前规模巨大的工程之一,建成以后,它将永远消灭汉水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它将可能起引汉济淮和引汉济黄的南水北调作用,使几千年来黄河和汉水的水患变为水利。这真是“向自然界开战”的一场艰巨激烈的大战。
丹江口这样一项宏伟巨大的工程,在1958年9月将要开工的时候,工程工作上的筹备是怎样呢?工具设备和生活设备的条件是很缺乏的,缺少工作机械,缺少运输工具,没有电力,没有燃料。缺少工人的居住房屋,工人的日用粮食,工人疾病的医药等等。这一切都要一边上马,同时一边来筹集。工程的上马或不上马成了当日极为尖锐的争论。然而在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中新的劳动群众却坚决地战胜了这场斗争,把怯懦的,畏缩的,为困难所吓倒的少数思想落后的人战败了。反对上马的人,认为准备的条件不够,而党的领导人则认为“最好的准备是思想准备,最好的条件是政治觉悟的条件”。这真是发人深省的壮 语。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在党的领导下,用“土洋并举,以土为主,先土后洋”的实事求是的办法上马了。鄂豫两省的人民公社,就共同抽调了十万劳动农民,最初每人主要只凭着一根扁担,两只箩筐,勇敢地向自然界开战了。他们的战歌是:“掘开汉江底,捣毁龙王宫,天寒地寒心不寒,冻手冻脚不冻心。”这真是惊天动地,震撼人世的歌声。这就是新社会中新人的品质,风格和气概!当我到了丹江口工地参观的时候,真是睹物生情,万感交集。我就设身处地的追想,倘使1958年9月我是一个在丹江口工作的干部之一,我敢赞成上马吗?我相信以我当日的落后思想,一定为困难所吓倒,一定是一个反对上马的头目。我又回想起前面提到的四句雄壮的战歌,我不禁惭愧得偷偷地落下泪来。我独自沉凝深思地站在围堰里的工地上,静默默地,两眼望着那千人成队,万人成群的劳动队伍,看他们肩担泥筐,脚踏泥途,满身精力,满面笑容,正在往来不停,循环不息地同水和山作战斗。我这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袖手旁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有自惭形秽之感。此际,才真令人体会到“剥削”两字的意义。我对那些不怕困难,吓倒困难,并且勇于征服困难的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衷心致以崇高的敬佩。他们真是气吞山河,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他们的品质,精神和风格给予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以痛入骨髓的讽刺和 鞭挞。这些英雄的劳动者正是我改造和学习的师傅,他们是我应该勉励学习的对象。这是我在参观中得到的又一点体会和觉悟。
总结起来说,通过参观学习,我对“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对党和毛主席提出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法宝,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每多参观一次,就使我对自己以往的罪过多增加了愧悔,对今天新社会的新人新事,就受到了无限的感动和感化。
在参观丹江口水利工程的时候,我还觉悟到这样一点:今天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力量,在向自然界作战争的场合中,真是无攻不克,无战不胜。几千年为害中国人民的黄河,汉水,和丹江,人民可以使它们听命驯服,不许泛滥乱流,可以使它们灌田,发电,养鱼,甚至南水北调,化为害为有利,难道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六亿以上的人民,以这样伟大无比的力量,还不能扫荡资产阶级的残余,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吗?今天党和毛主席执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政策,对自然界的战争,是要变有害为有利,在思想革命中,又一再指示过,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对犯过罪过的人,是要化消极为积极。这正是使一切穷途末路的人,通过改造,走上光明幸福的大道。体会到这些,就更加强了我改造的决心和信心。
今天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中,真是越来越发挥冲天干劲和创造精神,越来越发扬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他们万众一心,鼓足干劲,正在向自然界战争,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种全国普遍的蓬蓬勃勃的新兴气象,实令我这个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参观的时候,到处自觉渺小和愧悔。当我在丹江口工地上面对着千千万万辛勤工作的劳动者的时候,我就记起了毛主席三年前在“红旗”第一号的文章里的这几句话:“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我就觉悟到毛主席这几句话有无限的威力,是绝对的真理。在丹江口的时候,我真感到自己是陷在劳动群众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人,我再一次地受到“不想变也得变”的鞭策了!
存在决定意识。外因推动内因。今天国家的景象是这样的光辉灿烂。今天全国人民的前途是这样的光明幸福。人非木石,我能不 深受感动,心为感化吗?党和政府对我这个犯过罪过的人,过去予以这样宽大的惩处,而几年来又复 给予我改造和学习的种种良好的机会。我真诚地感激党。我要一心一意地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走!
古语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动的变的。都在动在变,这是客观的规律。何况今天国家客观的环境,使任何犯过错误的人,有改变的必要,更有改变的可能。人是可以改造的。我要改造。我会改造。我有改造的决心和信心。我立愿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必定努力加速自我改造,变消极为积极,变有害为有利,变无用为有用,以求报答党、国家和人民于万一!
这次,我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到了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我决心好好地学习这些宝贵的文件,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帮助自己的改造!
1960-04-09

renbing331 2013-05-10 14:42
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第5版(参政议政)
孙起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务院是当时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政务会议则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由于新中国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权机关,政务会议又成为推进多党合作,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的最 高层活动场所之一。我作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之一,理须参与政务会议的各项工作,并列席会议。政务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几乎每次都有一项人事任免的议程,我当时兼任人事局局长,因此对会议多一项更直接的职责。根据我手头的残存资料,我打算将周总理在政务会议上的重要论述分别整理介绍。在这里先谈一谈政务会议在非共产党员的政务委员中的影响和印象。
政务委员之一罗隆基,号努生,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罗隆基同我谈过他对政务会议的看法,我以为这在非共产党员的政务委员中很有代表性。我同罗隆基40年代在昆明就相识,可以随便交谈。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讲了一段话——
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罗隆基上述这些话是真诚的,证明了周总理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的确收到最佳的政策效应。周总理说过:“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宪法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兼听的过程中,还得“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周总理把这看作对共产党员的“锻炼、教育和学习”。政策的要求到这里还没有打住。按周总理的分析,至少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同盟者接受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同盟者也可以对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实行民主监督。二是经过民主协商,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同盟者取得共识之后,通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232页),共同努力,把国家的事情办好。这样,这部分同盟者就成为建设国家的动力。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199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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