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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 2015-07-29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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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江青同志

戚 本 禹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 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 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 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 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 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 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 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 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 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 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 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 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 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 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 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 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 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 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 “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 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 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 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 “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 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 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 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 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 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 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 ,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 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 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 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 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江青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 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 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主席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

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 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 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也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 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

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我给主席写了个检讨,我说,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写: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主席给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发下去的,可总理也没让印发。而且我看出,总理对这事并不起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 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 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 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 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人,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 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 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 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 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 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 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XX。 但是,我想她在那个 “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 “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 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 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 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 “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 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打倒杨余傅,军队倏然无声。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yangharrylg 2015-08-02 22:50
各位网友:
    昨天,红色中国网发表了署名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一文。该文发表后,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批评。现特向各位网友说明情况。
    据了解,该文首先由“中国红旗网”发表,本网的一位非值班编辑在阅读到这篇文章后,未经充分核实情况并且违反一般的操作程序,在本网头条显著位置转载并且推荐了该文。值班编辑、主编在发现这一情况后,也未充分及时了解情况,误以为该文是戚老直接推荐的,仍然继续对该文重点推荐。
    本网发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后,戚老通过微信与我们一位编辑联系,说明该文未经其审阅,他人不应擅自发表,对我们提出了严肃批评。
    这确实属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在此,我们特向戚老及各位网友表示诚挚的歉意。
    至于该文的原稿是怎样流传出来,又怎样最初在网上发表,这些情况,我们目前不了解,也不能负责任。

远航一号
http://www.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27251

renbing331 2015-08-03 06:19
回忆江青同志 戚 本 禹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

——百度百科 威海卫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军因威海卫地势险要、设防强固,决定避开从港口正面进攻,集结军舰25艘,陆军 2.5万余人,由荣成湾之龙须岛登陆,迂回侧后攻占南岸炮台,海陆夹攻威海港。
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威海失陷(见威海卫之战)。1898年被英国强行租占,1930年收回。抗日战争中,日军于1938年再次侵占威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中国收复。1945年设威海市,曾作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基地。

——戚本禹是不是在倭占区长大?

与戚本禹面对面
余汝信
一、从十六级干部到中办代理主任
余又问道:外间有传你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
戚答:否。本人仅为中学学历。历史,全凭自学。
戚随后爽快地谈及了早年的经历。称,1942年随父到上海(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属当今所谓"蓝领")。未几,就读于据称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十七岁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1950年5月4日--戚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分配到中南海,时年仅十九岁。
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戚着重说明,江的名字排在田前)。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戚本禹就是一个倭寇走狗家庭出身--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

辛勤执教五十年——访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
第3版()
专栏:献身四化的人
辛勤执教五十年
——访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
一个雨后的早晨,空气清新,我们来到了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有80年历史的南洋模范中学。走进教导处的办公室,只见一位头发稀疏、精神矍铄的老教师在和几位教师热烈地讨论教学问题。党支部书记朱家泽同志向我们介绍,他就是在南模中学执教53年的老校长、特级教师赵宪初。老校长态度和蔼,步履稳健,思路清晰,谈吐有致,谁能想到他已有75岁高龄呢。他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五十多年,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我们请赵老师谈谈当中学教师的甘苦。他笑着说,只要懂得中学教育的意义,就会热爱这个工作岗位。中学时期是一个人积累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基础的好坏对一个人今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学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赵老师是在南模中学的前身——交通大学附小念小学的,1928年,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南模中学任教。他教了几十年的数学,被同事誉为“三角赵”。他著有《高中三角》、《怎样列方程解应用题》、《一元二次方程》和数理化自学丛书之一《代数》(第一册)等书籍。他在教学上成绩显著,解放后几次有调进大学任教的机会,他都没有动心,安心留在南模中学。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六个子女中,有四个从事教育工作,真可谓是“教师之家”呢。
赵老师教学态度认真,讲课清晰严谨,深入浅出。他主张教学上要抓好基本知识、基本训练,让学生反复巩固所学的知识,所以他教过的很多学生数学基础很好。现任南模中学物理教师的张茂昌说:五十年代我在校读书时,赵老师教我们三角课,总要我们和他一起诵唱三角公式歌,一开始上课就唱个三五分钟,从不间断。开始时我们学生很不习惯,往往笑出声来,赵老师从不责难,津津有味地带领大家高声吟唱。日复一日,大家吟唱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记起公式来,不感到吃力。今天,时隔二十多年,那些三角公式我仍能琅琅上口。
一位姓郑的南模毕业生,现在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大学任教授,前几年回到母校探望,一见到赵老师,深深一鞠躬后,就背了一个三角公式。有一位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一次遇到赵老师,就亲切地说:“您以前教我的代数、三角公式,我至今还记得很牢呢!”十几个1949年毕业生,在毕业30周年于北京聚会,集体朗诵了赵老师教授的三角公式。广西大学数学系主任龙季和是南模中学1933年高中毕业生,现已年近70,白发苍苍了。去年他到上海来看望赵老师,回去后从广西寄来了一本当年赵老师教过的数学书,送给母校作纪念。每年从全国各地和国外都有校友回母校,他们看到赵老师还在校任教,倍感亲切;对赵老师辛勤劳动,为他们打好坚实的基础,表示深切的感谢。
赵老师爽朗地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看到一代代人才的崛起,体会到了辛勤耕耘后丰收的喜悦。人家都说中学教师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我是终年辛辛,不觉苦苦,昼夜忙忙,不甘碌碌。他翻开一本精美的照相本给我们看——这是他任教50周年时学校同事送给他的纪念品,里面贴满了赵老师和南模师生的合影以及祝贺的诗词。其中一首写道:“粉笔生涯半百秋,劲风催白少年头,冰霜砥砺著三角,桃李芬芳遍五洲。”另一首写道:“五十年心血,换来几多成就,门墙桃李遍布全球。严霜过去,时雨春风依旧,老当益壮。青山夕照,余辉尚稠。”
赵老师很注意培养青年教师。他很乐意和青年教师谈自己执教的体会,勉励他们安心于中学教育工作,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他用唐朝文学家韩愈的话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要求青年教师业精而行成。
去年天津市两位特级教师王福重、张庄容到上海来访问,赵老师和她们多次交谈,还冒雨挤公共汽车陪她们到格致中学听课。他知道张庄容要一本有关复习题的书,没等她回到天津,书已寄到,使张老师十分感动。副教导主任韩鸿逵老师告诉我们,赵老师对同行的要求,基本上有求必应,有信必答,还常常自己出钱买书送人。
在校党支部的办公室,朱家泽同志给我们看一份赵老师最近写的“南模1981年上半年工作补充意见”,其中第一条便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赵老师提出,任何一门课的教师,不仅要教课,还要教人,要负起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当前要着重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要让学生有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自豪感。我们请赵老师谈谈这方面的意见。赵老师说,中学不是培养某方面的专门人才,而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教师为人师表,要处处注重身教。解放前,南模中学的学生大多数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却有不少地下党员;解放初期,很多学生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这都是社会进步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那种条件下尚且可以培养优秀人才,现在更要有信心。赵老师解放前教过的学生不少在海外成名成家,对此,他既自豪,又不胜感慨。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实在是件憾事。旧中国大批学生往外走,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在海外的人,大多数都有爱国之心。赵老师对现在一些中学生存在的崇洋思想很为担忧,他感到有责任要求教师理直气壮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我们和赵老师告别时,赵老师一再说,我这一生平平淡淡,没什么可以报道的。可是,在这平淡的一生中,我们却看到了不平淡的业绩。
本报记者 柏生
新闻研究生 晓霞
(附图片)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在给学生讲课。
1981-03-24  

——解放前,南模中学的学生大多数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却有不少地下党员;

——这些地下党员,是不是反革命卧底?

——戚本禹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十七岁加入中共。

——李志绥,复兴社
——朱永嘉,玻璃进出口商

——戚本禹,倭寇时期、国民党时期海关人员!

——为什么这种人全部进入共产党的政权机构?

——为什么?

renbing331 2015-08-03 06:23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戚本禹: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戚本禹血口喷毛主席!

——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与八大的中央书记处是相同的工作职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只不过,七大的书记处是由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八大的中央书记处由邓屁子负责,变相地把毛主席踢出局!

——邓痞子是周恩来的接班人!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 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百度百科 师哲
1940年3月25日,师哲抵达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延安,师哲名义上是任弼时的秘书,实际上给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主要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和毛泽东接见苏联客人的翻译工作。亲历了中苏就有关皖南事变、整风运动、重庆谈判等重大事件往来电文的翻译工作。

——任弼时负责什么?
——中共电台!
——师哲为毛主席担任俄文翻译?
——师哲是中央的俄文翻译!

——师哲是一个苏联赵高党模式的腐化堕落分子!

——江青管事?
——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 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戚本禹摘抄了什么内容?

——戚本禹的任务与张玉风的任务是相同的—限制毛主席工作内容!

——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如何会送给毛主席?
——这难道不应该是周恩来负责的吗?

——戚本禹干什么?
——小事天天送!

renbing331 2015-08-03 06:28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 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 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百度百科 江青
1947年3月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
1949年春随中央机关到北平。
1951年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

历史宣判江青无罪
江青生平简介
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青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9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代表性成果为「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1964年)。2001年春节期间,中国京剧院在台湾上演《红灯记》,有评论家认为,“样板戏”是京剧现代化的很高成就。
1965年11月,受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组织编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此后,她一面组织力量改编《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一面发动对封资修文艺的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
江青是毛泽东晚年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1969年中共九大上,江青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戚本禹: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 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

——戚本禹在造谣!

——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虚职
——江青不是秘书处主任或者副主任,没有实权!

——江青担任过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吗?

renbing331 2015-08-03 06:30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 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毛主席选集的校对工作是由毛主席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1950年春毛泽东访苏归国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斯大林派来的顾问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

——戚本禹借江青的口诋毁毛主席:主席很容易发脾气!



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戚本禹又在造谣!
——毛主席在1938年,是负责军事工作
——毛主席怠慢军情?

——戚本禹在含沙射影一下: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
——戚本禹是什么思想?
——封建思想!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

——戚本禹与江青关系,简直成了姐弟关系!


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 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 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

——戚本禹是说江青在说谎吗?

——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

——戚本禹诋毁江青、毛主席,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

——戚本禹回忆江青,不就是赵高党的伪党史: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renbing331 2015-08-03 06:32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 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和电报,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文化大革命动乱是谁挑起来的?
——周恩来!

——1938年,江青是军委秘书;1947年,江青是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
——怎么差距这么大?

——江青,政治协理员
——工作: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扯蛋!

——江青是照顾毛主席的日常生活!

renbing331 2015-08-03 06:33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 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 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 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1958年后,戚本禹与毛主席接触,觉得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
——戚本禹瞎扯!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是一位女英雄?
——戚本禹越活,思想越倒退?

——戚本禹与朱永嘉一样,是周恩来赵高党潜伏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反革命分子!

renbing331 2015-08-04 06:13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 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什么时候对戚本禹谈自己的私生活?
——文化大革命中?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没有任何人的授意,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 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戚本禹成为周恩来的一颗棋子,顺利地进入了毛主席的视线之中!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摄制的一部历史题材影片,编剧姚克,导演朱石麟,由舒适饰光绪皇帝,周璇饰珍妃,唐若青饰西太后,洪波饰李莲英。影片完成之后,便在香港上映。1950年3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戚本禹的文章,1967年4月
——为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胡乔木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
——又是胡扯淡!
——胡乔木是什么身份?

——江青让我去找康生,合作写文章?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这是什么?
——打刘少奇的前奏!

——周恩来考虑得有这么远吗?
——周恩来先埋地雷
——何时起爆
——周恩来决定!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戚本禹进入红旗
——周恩来在红旗插进了一只脚!

——红旗,党的理论刊物!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百度百科 闭合性气管及支气管破裂
闭合性气管及支气管破裂为心胸外科疾病,是胸外伤早期死亡原因之一,有人收集文献报道的200例闭合性气管、主支气管破裂中,死亡率达30%,其中半数以上死于伤后1小时,随着创伤的增多,这类损伤并不少见。

——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

renbing331 2015-08-05 06:29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戚本禹顶着不干
——怎么能为江青做宣传呢?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深入工农 便利观众 北京剧团、剧场工作作风大转变
第7版()
专栏:
深入工农 便利观众
北京剧团、剧场工作作风大转变
本报讯 双反运动在北京许多艺术表演团体和剧院、电影院中开花结果,“深入工农,便利观众”的新作风已经代替了过去的官风、暮气和娇气。
从近两个月北京许多国营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日程表上看,下乡下厂、送戏上门的时间占了很大比重。许多剧院(团)在春节前后都派巡回演出队到河北、山西的工矿农村去,同时又把戏送到北京市郊和市内的一些工厂、农业社、部队驻地和工人聚居区。这样,从前只能在大剧场演出的大型歌剧“槐荫记”就上了偏僻的高山;三轮车工人在他们常去的小剧场里看到了名角演出的“骆驼祥子”;著名的独唱家和演奏家也离开剧院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唱群众歌曲和奏轻音乐;许多反映当前生产建设和政治生活的新戏、时事剧陆续写出来,干部下放、修十三陵水库和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及时在舞台上同观众见了面。
对于过去常常抱住剧场不放的北京许多大型艺术表演团体来说,这两个月来的普及活动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几年来少见的“雪里送炭”的新局面,它已经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思想上、艺术上的丰收,并且大大鼓舞了工农兵观众的生产和工作热情。工农观众亲切地把巡回演出队称做“中央慰问团”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他们早在看戏以前就用双倍的劳动完成了因为看戏可能耽误的生产任务,在看戏以后又用惊人的生产成绩来答谢艺术家们,类似的无数动人事实都在激励着巡回演出队的每一个人。过去娇气、阔气俱全的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演员们这次到生活艰苦的阜平山区演出时,十五天走了二百五十里,翻过十一座大山,参加了体力劳动,还演出了十七场,而且自己装台、作饭,大家都情绪饱满,没有一个人叫苦。中国评剧院、中国杂技团、中央歌舞团下乡巡回演出的演员们第一次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为农民献艺,上万的观众披着棉被坐在地上连看五六小时,演员们渐渐也就忘记了冷。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大同同家梁矿区演出的第二天,劳动英雄们就以创造起石底十公尺的新纪录来向演员报喜,被激动了的演员们连夜把工人这种干劲编排成短剧,第二天早晨就演出了。
工农兵观众赠送的大批锦旗和感谢信,都在鼓舞着艺术家们编排更多更好的戏,并且用各种方式多为工农兵演出。目前北京许多艺术表演团体都制定了今年深入工厂农村巡回演出的计划,并且正在赶排新节目。中央实验歌剧院决定从5月份起派四个队到东北、西南、华东、西北等地巡回演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场次将直接给工农兵观众送上门去。
在剧场工作中使广大观众赞不绝口的是送票上门、基本上消灭买票排队现象和服务员服务态度的改善。目前,北京许多剧院、电影院除设立街头售票站和采用流动售票车、电话售票等办法送票上门以外,还派售票员深入饭店、澡堂、旅馆甚至到公共汽车上售票,来千方百计地便利观众。很多剧场、影院打破陋规,为观众办理退票手续,这些都使观众同剧场更加接近了,不少观众已经同售票员交成了好朋友。
“入场如同在家”,这是不少观众对剧场工作的评语。在“北京各剧场工作大跃进日刊”上,差不多每天都登载服务员热心为观众服务的动人事迹和观众的感谢信。这里只举一件“小事”作例子:一位母亲抱着孩子到大华电影院看电影,孩子突然闹起来,服务员就把孩子抱出去并且替她哄好,使这位母亲安心地看完了电影。绒线胡同小学的教师因为双反运动很忙,没有时间送低年级学生到影院看电影,中央电影院知道这个情况,就派人到学校带领低年级学生来院看了电影,并且安全护送回校。观众在表扬信中说,只有思想大跃进,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观众服务,才会出现这种事情。
1958-04-30  

——在北京的剧团都可以称作北京剧团

——百度百科 马连良
1948年冬,由沪赴香港演出,因患病滞留于香港。
1951年10月1日,马连良因渴望早日返回内地,谢绝了台湾的约请,秘密乘车至罗湖(香港)经深圳到达广州,随即转往武汉与张君秋组成中南联谊京剧团演出,然后北返。
1952年7月1日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毅然返回内地之举受到周恩来的赞扬。
同年8月建立“马连良京剧团”。先在青岛演出,演期未满即返京主动
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演出《四进士》等剧。次年,归国即参加鞍山三大工程建成典礼的庆祝演出。返京后,参加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出。
1955年,马连良京剧团与谭富英、裘盛戎之北京市京剧二团合成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任团长,次年底,张君秋领衔之北京市京剧三团并入。
此后,该团与中国京剧院合作排演《赤壁之战》,与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人合演《秦香莲》、《赵氏孤儿》、《青霞丹雪》、《官渡之战》、《海瑞罢官》、《状元媒》。
1961年赵燕侠领衔之燕鸣京剧团并入,他与赵燕侠合演《坐楼杀惜》。
1962年兼任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1963年赴港澳演出近三个月。
1964年他以64岁高龄参演现代戏《杜鹃山》。
次年排出《南方来信》,参加华北地区现代戏会演,又排出现代戏《年年有余》。
“文革”初,马连良因演出《海瑞罢官》遭受迫害,于1966年12月16日逝世。

——1955年,北京京剧团是公私合营


值得向他们学习——记北京京剧团的经营管理
第7版()
专栏:
值得向他们学习
——记北京京剧团的经营管理
孙世恺
“过去的戏班有句话:‘宁管千军,不领一班。’如今,民间职业剧团的经营管理却非昔比了。”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谈过这样的话以后,我很有兴趣地去了解他们剧团的编制,发现这个拥有一百八十八人的民间职业剧团,只有六个专职的行政人员,其他事务工作全由演员、音乐和舞台工作人员兼任。由于他们善于灵活调配角色,不仅保证每天都有演出,有时还要组成两个演出队。它和某些国营剧团却成了显明的对照。
这个北京最大的民间职业剧团(共和班式的)编制得如此精干,并非过去某些旧戏班子“家长制”的管理。它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剧团生活朝气勃勃。由公选的老演员、青年演员、音乐舞台工作人员等十九人组成团委会实行集体领导,每半月开一次会,研究和决定剧团兴革和演出计划等重大问题。如在14日的团委会会议上,讨论和决定了全年业务工作计划和进一步整理剧团的方案,要求演员取消旧戏班遗留下来的“捧角”作风,绝大部分演员(除四个正副团长外)都担负扮龙套、宫女义务。马连良和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任正副团长,分别领导艺术、学习和业务工作。早年从富连成三科培养出来的老演员、名丑马富禄领导艺术委员会,具体领导排练和审查新戏的活动。由演员兼任的文化教员利用业余时间开设了文化学习班,剧团内许多自幼入科学戏的文盲都参加了学习。
剧团办公室副主任谭世秀、郝友向我介绍情况时,谈到剧团组织机构的作用和人员配备,以及团员艺术修养等,如数家珍一般熟悉。原来他俩也不是专职行政人员,是“场子”上的司鼓和司锣。他们说:我们四个正副团长主要是集中精力考虑研究戏,处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办公室负责剧团日常具体事务工作,直接领导演员队、舞台工作队、音乐队、演出科和总务科。组织机构完全按照艺术生产单位的需要而设立,办事就非常简捷迅速。前几天,团委会根据上演剧目的发展需要,决定吸收几名青年武戏演员和旦角女学员。我在剧团里亲眼看到他们的办公室主持这项工作,果然十分简便。
人们有这样的怀疑:马连良等名演员都担负剧团的领导工作,是否影响他们的演出和提高艺术质量呢?事实表明,观众每月都欣赏到他们许多戏,并不比过去少或表演水平降低了。有一次,我遇见剧团副团长裘盛戎,又谈起人们所关切的这个问题,他回答得更干脆:“剧团虽是大家当家作主,我们担负领导工作不能说毫不影响业务,但是要安排得好完全能解决这个矛盾”。他还举例说明自己的看法。从剧团成立以来,他们四个正副团长每月都能很好地完成剧团所规定的十四场至十八场演出任务,去年还有时间排演了“三顾茅庐”和“望江亭”等新戏。今后只要把演出日期稍集中,可腾出更多的时间研究和排演新戏,又有功夫指导青年演员了。
我们许多国营剧团每年不是要政府补贴不少经费吗?这个民间职业剧团在经营管理上一贯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完全作到自给自足。有个演员介绍剧团经济情况时带着自豪的语气说:“我们剧团是自负盈亏,现在每月开支四万多元,既不需要政府的贷款,也不用补贴。”事实上,这个剧团每月收入除去开支还留有公积金、福利基金和服装道具折旧费等。
剧团为保证演员的工资收入,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六四”基薪分红制,较每天“分份制”和每月固定薪金制都优越,既保证全剧团人员一定的收入,又促进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月里,张君秋原定十八场戏,他觉得自己有精力和时间,主动要求增演一场戏,并表示今后再多增演几场。一般演员也愿意多登台通过实践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长期以来,有主要演员参加的演出平均上座率都达到95%,这样就保证剧团每月有一定的收入。这个剧团还有较好的劳保福利制度,团员的婚、丧、生育都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因公致伤由剧团全部负责医药费。
在剧团里,有北京市文化局派去一个辅导小组,长期在政治上和业务上进行辅导,帮助艺人们改善经营管理方法,丰富和扩大上演剧目。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也如同辅导北京市二十多个民间职业剧团一样,是支持这个剧团的一股可贵的力量,经常供给剧本和派导演帮助排新戏。辅导小组还帮助这个剧团建立起党、团组织,在艺人中有较好的政治生活,大家团结如坚石,有力地保证了剧团健康的发展。
1957-02-22  


——这是怎么回事?
——公私合营难道不应该是实行全民所有制体制吗?
——怎么实行私营体制?

——既然是私营体制,为什么要公私合营?
——这与今天赵高党混合所有制是一个样:马连良偷窃中国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是让封资修占领社会主义舞台还是让社会主义文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
——周恩来选择前一种
——让封资修占领社会主义舞台!

——彭真?
——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党的副主席!

——刘少奇?
——毛主席:封资修的东西占领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


——周恩来帮助过江青吗?

renbing331 2015-08-05 06:30
——百度百科 马连良
灭顶之灾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文章诬称1960年演出的《海瑞罢官》支持单干风、翻案风,然而批单干风、翻案风,那是1962年的事了。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场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
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
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2] 。

——这不就是周恩来赵高党狗崽子西纠、联动干的吗?

——戚本禹,是不是说一说马连良是怎么死的!

renbing331 2015-08-05 06:31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 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 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戚本禹: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 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
——够实事求是了吧?
——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

——戚本禹在干什么?
——搞破坏!

renbing331 2015-08-05 06:31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 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为什么不能开除赵燕侠?
——江青没这个权力

——有权力的不肯开除!

——百度百科 洪雪飞
洪雪飞,女。昆剧、京剧女演员。安徽省歙县人。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入北方昆曲剧院。学正旦。1966年入北京京剧团改唱京剧。1979年后任北方昆曲剧院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演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闻名。代表剧目有昆剧《牡丹亭》 、 《千里送京娘》 、 《长生殿》 ,现代戏 《江姐》 、 《红霞》 等。1985年获第二届全国戏剧梅花奖。1994年9月14日凌晨4时许,洪雪飞自京飞抵新疆乌鲁木齐市,再乘面包车开往300公里以外的克拉玛依油厂演出,路途翻车,过世时年仅53岁。

——洪雪飞不是唱出来了吗?

——江青: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戚本禹为什么不说江青是白专道路?

——样板戏,与京剧唱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所谓老人,用不用无所谓!

——只要不断学习,不断演出
——乌鸦也能变凤凰!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普通人瞎认关系没有问题
——江青,毛主席的妻子,在外面认弟弟
——有这种道理?

renbing331 2015-08-06 06:38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戚本禹连最简单的组织关系也不清楚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个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不是政治局常委!

——党的八大,江青不是中央委员
——何以有提名的权力?


——哪一个组织取代了中央书记处?
——中央碰头会议!

【1966年8月24日】 △参加中央碰头会〔注〕。
〔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此处“中央碰头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周恩来年谱

——戚本禹回忆还是传谣呢?

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中发[66]281号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翻印者未注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中央文革是中央文革
——中央碰头会是中央碰头会

——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单位!

——但是,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可以对中央文革小组发号施令!

renbing331 2015-08-06 06:39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 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戚本禹是什么时候知道王任重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

——戚本禹当时知道,为什么不反映?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在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既不可能判断这份材料的真假,又没法不同意湖北省委的意见。

——批判是批判,与“拿出定性的东西来”是两回事!

——李达的这笔帐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还是算在王任重的头上?

——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戚本禹反对过陶铸吗?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

——戚本禹,你是这样评价陶铸的吗?

——陶铸的理想是什么?
——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对付共产主义思想,走资反路线!

renbing331 2015-08-06 06:41
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

——烧一烧
——是谁的主张?
——周恩来!
——由此,文化大革命出现混乱!

——十六条:组织文化革命小组!

——周恩来为什么不执行?
——中国人民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这一天,就是周恩来赵高党覆灭的一天!

——所以,周恩来要混乱,不要安定!


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 “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

——毛主席也说, “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
——戚本禹,说出出自毛主席哪一次讲话!

renbing331 2015-08-06 06:42
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

——群众打倒一切?
——群众不不知道走资派是谁?

——群众的切身体会是上访时的接待人员、接触的公检法人员
——谁把群众的怒火转移?
——陶铸
——炮轰省委!

——打倒一切的是谁?
——陶铸!
——陶铸的后台是谁?
——周恩来!

——怀疑一切没有错
——但是打倒一切是错的!

——陶铸保的是谁?
——周恩来党徒!

——陶铸打倒的是谁?
——异己者!

renbing331 2015-08-06 06:43
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 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


陶铸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急先锋
革命造反兵团卫东战斗队
陶铸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野心家。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陶铸就与刘少奇、邓子恢,南北呼应,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抵制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妄图阻止五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三户贫农坚持办杜,毛主席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后,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可是,刘少奇公开地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竭尽诬蔑攻击之能事,说什么“几个合作社不能算合作化的萌芽,”“要搞合作化,条件不成熟”;恶意地攻击毛主席依靠合作社“实行农业集体化”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广大农村掀起了办合作社的热潮,刘、邓却被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吓昏了,高叫“办早了”,“办糟了”,必须“坚决收缩”,要我们党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企图把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压制下去。为了克服党内以刘、邓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彻底批判了刘、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1965年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为名写了一篇题为《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针》的臭文,假惺惺地大谈“毛泽东同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把毛主席这篇战胜当时党内以刘邓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纲领性文献降低为纯理论性的东西,更为恶毒者,陶铸在这篇臭文中有意地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脱,说什么“这些同志,有的是由于一时没有弄清楚事情,当他们把事情弄清楚之后,就拥护党的农业合作化方针”,把刘邓这条与毛主席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成仅仅是“错误观点”,把刘邓当时大砍已经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轻描淡写地描给为“重复了‘叶公好龙’的故事”。如此等等,竭力为刘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
1955年陶铸听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回广东后,到处搜集材料,在12月份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射出了一枝毒箭——“新区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和保征质量问题”,公然与主席的报告大唱反调。
毛主席在报告中一开始就批判了党内那种老埋怨别人走快了的“小脚女人”,指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因为这些人的立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方面,所以他们在行动上老是落在群众的后头,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评头品足,力图用各种方法拉它向后退。
陶铸是刘邓的应声虫。他不是按毛主席的反右倾指示办事,而是在广东省大反“左”倾,说什么广东省的入社户数“应当是到了限度了,在速度问题上不能再就是右倾了,再多了就会超过限度成为‘左’倾了”,“速度问题是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则是如何保证质量的问题”,提出“目前合作化运动是质量第一”的口号,明目张胆地大贩刘邓的黑货,与毛主席分庭抗礼。
以刘邓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因而合作社难以“发展”,难以“巩固”。毛主席在报告中用铁的事实严肃地批驳了这种站在革命群众运动对面来反对群众运动的机会主义论调,肯定合作社不仅能大规模发展,而且能够巩固,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高唱“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的人是只“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陶铸对主席的这些批评和警告充耳不同,对刘邓亦步亦趋,大谈在合作社发展上不顾质量的恶果,什么发展多了“不好巩固”,“生产难于搞好”,“工作不能处于主动地位”等等。不仅如此,陶铸还摆出一副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权威的面孔,教训别人,斥责那些按毛主席路线办事的同志,就他们头脑“不够清醒”,似乎“以为现在既反对右倾,就不应该对合作社的发展有什么控制;以为只要坚决反对右倾,什么都不成问题;工作基础,主观力量,客观条件都不应该再加以考虑,要发展多少就发展多少。”请看,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所训斥的与刘邓咒骂毛主席的“有些同志‘左’的可爱”不是一模一样吗?
陶铸抵制毛主席关于合作化指示的另一花招是在“新区”、“老区”上大作文章。说什么“广东省是全国解放最迟的一个省份,各项改革也进行得最迟。同解放较早的地区比较起来,是一个新区”,所以“广东群众觉悟不如老区高”,“工作基础差”,至于“干部合作化的经验,肯定地就是不如老区丰富”,一句话,“合作化速度应当放慢”。事实无情地揭穿了陶铸这种为刘邓,为自己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的拙劣伎俩。同年五月,即主席作报告的前两个月,广东省中山县一合作社的事实便有力地证明了新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运动,毛主席在为这个合作社主任谈话所写的按语中说:“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主席的这一批示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又是一个当头棒喝!
毛主席早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说明确指出:“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我们认为恰好相反,……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对照主席的指示,不难看出陶铸这个狡猾的家伙,屁股早就同资产阶级、富农坐到了一条板凳上,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充当了刘(少奇)邓(子恢)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销员和吹鼓手。过去如此,今天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陶铸这个两面三刀的人物再次扮演刘邓反动路线推销员的可耻角色,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革命造反兵团卫东战斗队 1967.3
原载首都红代会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外交学院革命师生员工《批判刘邓陶专辑》。
首都红代会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红卫战报》编辑部编。1967年3月


——戚本禹,这篇文章说的是不是事实?

——毛主席是认可?
——毛主席是无可奈何

——赵高党歪理无数!

renbing331 2015-08-06 06:43
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是什么时候?
——戚本禹想说江青知情不报吗?

——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
——这不就是毛主席1964年说的吸工人阶级血的官僚吗?

——是谁论资排辈?
——周恩来!
——周恩来建立了等级制度!

——延安道路呢?
——周恩来:现在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有新民主主义的特点!

——陶铸是不是一个叛徒,还有待查证,但嫌疑是跑不掉的!

——陶铸是周恩来的嫡系:黄埔军官学校。

renbing331 2015-08-06 06:44
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陶铸
1966.12.13
(一)文化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从五月中旬全国开始动员以来,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六月一号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好得很!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了评论的,以后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蓬蓬勃勃的运动压下去了。一直到毛主席回来,开了十一中全会,批判了。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运动又开展起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局面改变了。在这以后,运动由学校向社会发展了。
七个月的特点是有反复,但在毛主席领导下,运动是不断发展的。运动是以学校为中心,以学生为先锋,通过革命大串联,向全国发展的。毛主席三个月接见一千一百万师生,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林副主席帮助下,得到了很大发展。资产阶级和保守的都目瞪可呆。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条新闻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这是自己起来闹革命,向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冲击,把他们打倒消灭。但是运动有局限性,因为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得不够。工厂、农村,各方面受到限制。现在,群众起来以后突破了这个界限,运动进入了工厂、农村、企业、科研等所有单位,更广阔的,以席卷全国之势,向各方面伸展,好的很!过去,消灭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夺取了政权,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上改变了所有制,接管了工厂、农村,由地主私有制经过土改变为农民所有制,然后又变为集体所有,58年公社化,集体所有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了。但是,在思想领域内,要着重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所有制的剥削阶级的东西,这就是文化革命。……(此处有几句没有记清)既然如此,学校里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工厂、农村、机关里都有,所有部门都存在的呀!不是不存在的呀!既然存在又是反动的、又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为什么不把它消灭?为什么不把它打倒?不在各方面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这些东西搞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空话。有阶级存在,有三大差别存在,怎么建设共产主义?它存在还会发展的,会叫我们国家变颜色的。

——让人想起了什么?
——周恩来的跃进、跃进再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renbing331 2015-08-06 06:44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 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
——与江青无关

——江青不是中央委员,江青被陈伯达利用了1

——这是刘少奇的反扑:干掉周恩来在台前的干将!

renbing331 2015-08-06 06:45
6 月20 日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后来,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八月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刘少奇年谱 1966年

——陶铸当然要执行:北京各大专院校一片混乱!

——周恩来利用红卫兵,乘势打击刘少奇帮派—档案问题!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穆欣是个什么货色?
——刘少奇帮派!


——百度百科 穆欣
穆欣同志1920年7月11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下坡村,1937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考入河南省立百泉乡师范学校学习。1937年1月,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奔赴山西太原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太原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训练班学员、山西太谷军七一团政治部政治干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四总队一大队政治指导员、山西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教育科长。1940年9月开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先后任晋绥日报社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新华社豫陕鄂野战分社社长、解放军第四兵团分社社长、云南分社社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分社社长。1953年5月至1957年10月,先后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1957年11月调光明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不公正待遇,受迫害含冤度过八年牢狱生活,身体、精神遭受严重摧残。1979年12月调任外文局副局长,1980年7月兼任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1984年4月离休。

——这个受迫害含冤度过八年牢狱生活,身体、精神遭受严重摧残的反革命分子活到了2010年!

——90岁才完蛋!

——文革小组也有刘少奇帮派与周恩来赵高党的斗争!

——戚本禹,是不是?

renbing331 2015-08-06 06:46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是与哪些走资派走在一起?
——刘邓?

——邓痞子是走资派
——戚本禹
——支持洗净嫔是怎么回事?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江青,1966年毫无政治经验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张春桥,初出茅庐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姚文元,背着历史包袱!

——左右文革小组?

——戚本禹,事实是什么?

renbing331 2015-08-06 06:46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 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王力是周恩来赵高党党徒!

王力略介
王力(1922-1996)江苏淮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8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免去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
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17岁时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改名王力。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是康生,同在渤海区委工作的还有关锋、刘格平、鲁瑛、王效禹等人。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那篇“文化大革命”导火索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王力也不知道内情,他的时运,是随着批判《二月提纲》而起的。


——百度百科 古牧
改革开放后
粉碎“四人帮”后,谷牧同志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1978年,他率团赴西欧考察访问,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进行了阐述,推动了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制定。1979年8月,他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投资,引进国外贷款,争取世界银行对我国资金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外贸体制改革,对新时期对外开放的起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9月后,谷牧同志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他支持并领导了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他较早提出了住宅逐步商品化的设想,并支持在西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进行建房出售给职工的试点,得到中央的肯定,为后来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谷牧同志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发展道路,进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为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指示,谷牧同志会同广东、福建两省领导同志研究实施方案。他带领工作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推动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他为我国特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呕心沥血,积极推进特区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完善。1980年2月至1985年9月,谷牧同志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后,谷牧同志按照中央指示,积极推动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使我国对外开放呈现出崭新局面。在组织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他还努力推动建立健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改善投资环境,并坚决打击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走私等违法行为。1987年,他负责筹备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努力推动海南的经济发展,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谷牧同志分管旅游和民航工作。他积极推动旅游和民航体制改革,促进了旅游产业和民航事业的蓬勃发展。

——运十飞机下马
——与古牧有多大的关系?


——王关戚
——戚本禹是头!

renbing331 2015-08-06 06:47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百度百科 快报 (文革)
《快报》是从属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采集消息的机构——中央文革记者站编辑的刊物。
它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创办的一种“绝密”等级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情况,仅供当时被称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领导阅批。
当时编排的《快报》篇幅小(多是一事一报)、速度快、频率高,有时一个钟头出版多期。快报组的成员由中央文革记者站管理;主要由解放军报的记者组成。
开始由宋琼负责主持,他调“中央文革”办事组后,则由肖力(李讷)、谷岩、栾保俊等5人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负责。

——周恩来领导!

【1967年1月19日】△要中央文革办事组派记者去了解夺北京市委权的各派情况和农林口各单位的夺权情况。
【1967年4月23日】 △就成都铁路局军管会报告红卫兵组织五六百人住进铁路局,影响铁路局正常工作事批示: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去一电话,看能否劝走。如无效,再考虑正式发电报。
【1967年8月21日】△得悉厦门群众组织要抢夺驻军某部炮舰武器,致使炮舰不敢靠岸,立即告中央文革办事组:“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1967年8月22日】△审阅为制止重庆武斗给重庆警备司令部并各群众组织的电报稿,批:请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名义发出。
——周恩来年谱

——是不是周恩来领导?

——戚本禹在干什么?
——隐瞒历史,把一切推给江青!

renbing331 2015-08-07 06:30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 “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
——这是刘少奇向周恩来开火:掀翻周恩来爪牙

——刘少奇与彭真有矛盾
——戚本禹,是不是应该说清楚?

——派工作组,是党内一贯的做法

——北京大学的混乱是谁造成的?

——赵高党黑崽子也有争斗!

renbing331 2015-08-07 06:31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 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刘少奇要将斗争的方向转移到地富反坏右

——周恩来扩大化--打砸抢!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周恩来控制简报
——简报没有
——江青等人摸不清情况!

——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

——是不是周恩来支持的?

——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
——周恩来是不是混乱的制造者?


首都革命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文物倡议书
《红色宣传兵》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第一期
本报讯: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于一月二十七日召开了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有关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传达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关于立即着手抓古旧书刊、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戚本禹同志听取了到会同志对破四旧中书刊文物损失和当前缺乏保护情况的汇报之后,他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烧些古旧书刊是革命行动。我们办事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是,少部分人还要看这些东西,要批判它,要化毒草为肥料。一把火烧了,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触及灵魂。他要求到会的革命造反派搞出管理和保护图书文物的倡议书。他强调要立即行动,进行图书甄别和文物保护,今后不要再烧了。
首都有关单位革命造反派根据戚本禹同志的指示精神,已向全国发出了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和文物的两个倡议书。
《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向全国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提出紧急倡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的流毒;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书刊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图书馆、文化馆及机关、团体、学校所藏古旧书,系国家财产,必须妥善保管;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要立即封存,进行甄别处理;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等亦不得随意销毁。
《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肩负起保护革命遗址和革命建筑物的责任,防止破坏,使之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阶级教育的阵地。重要的石窟寺、古建筑、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都应进行保护。扫四旧中没收的文物(如铜器、陶瓷、书画、碑帖、砚石及其他工艺品),应一律充公,收集保管,暂时封存,以待运动后期处理。
根据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在造纸厂、铸铜厂及扫四旧没收的实物库中,抢救和清理出不少珍贵的古旧书刊和文物。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谭厚兰是破坏孔庙的凶手
——谭厚兰是造反派?
——谭厚兰是反革命造反派!

renbing331 2015-08-07 06:31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

——戚本禹是周恩来吗?
——到大专院校看大字报!

——戚本禹每天去工厂看大字报
——哪一家工厂?
——戚本禹又在说谎!

——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有大专院校老红卫兵,没有工厂工人!



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

——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
——这不就是一个局吗?

——赵高党现在不是还在用这个手法吗?
——偶遇!


——戚本禹在干什么?
——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

——戚本禹无组织、无纪律!

——说戚本禹不对?
——戚本禹:我这是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如何界定?
——戚本禹煽动无政府主义!

renbing331 2015-08-07 06:32
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

——刘少奇被斗倒的日子来了!

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

——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斗倒一个常委

——戚本禹是文革小组成员斗倒一个常委!
——戚本禹厉害!

renbing331 2015-08-07 06:33
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 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叫戚本禹看大字报?
——戚本禹,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1966年7月24日】 △晨四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周恩来年谱

——戚本禹,你是什么去看大字报的呢?

——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


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江青 陈伯达
1966.07.23
〖时间:晚10∶00左右,地点:大饭厅〗
江青同志: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和他一起来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和同学们一快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快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麽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现在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多,提不出什麽具体的意见。但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可,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快。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也在辩论,本来是想来听一听你们的辩论的,可是一来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好,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
陈伯达同志: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就是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还想继续来这里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我想,你们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前进。我讲点个人意见:对于“六•一八”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这是我个人给大家讲这么一点。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斗争中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他怎麽分析阶级,分析情况,把我们中国的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导到胜利的道路。在文化革命中,要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他是怎麽领导革命的。我们怎样才能在这个运动中做好工作。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听懂了吗?(听懂了)是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这个,比如你们就有些反复,“六•一八”以前和以后,以及到最近这几天,是一反复。是不是?是有变化的嘛!斗争是曲折的,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斗争总会胜利!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江青同志最后讲: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再见了!

——江青: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也在辩论,本来是想来听一听你们的辩论的,可是一来了就不行了

——陈伯达:对于“六•一八”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这是我个人给大家讲这么一点。

——戚本禹: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

——戚本禹是何方神圣?

renbing331 2015-08-07 06:36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赵高党手法: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

——应该是什么?
——召集政治局开会,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到会!


7 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 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毛主席年谱 1966年

——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此时全部在北京?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
——西纠、联动出现了!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不是我们
——是戚本禹

——派出记者,是周恩来权限

——戚本禹: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的职责是什么?
——登记、注册简报,上交周恩来!

——中央文革小组的职责是什么?

2 月3 日同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召开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五人小组成员除周扬缺席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出席。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后被称为《二月提纲》一一-编者注)。……
注释
[1]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 人组成。

——中央文革小组的职责是什么?
——研讨文化革命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

——赵高党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是不是谎言?

——九大为什么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
——第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

——毛主席时代,文革小组是参谋性质
——那么,今天如果成立各地文革小组,使之成为实体组织,如何?

——这段时间,陈伯达、江青到处在干什么呢?
——批谭力夫的血统论!

renbing331 2015-08-07 06:36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 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北京红卫兵运动,被赵高党黑崽子控制!

——蒯大富只是一个幌子!
——韩爱晶只是又一个幌子!

——周恩来掌控首都工作组
——周恩来掌控北京造反派!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前言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有个鲜为人知的机密单位,名曰“首都工作组”。它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首都工作组”成立的背景,是毛泽东同志感到北京不安全了。这种不安全感,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把党內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误认为是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他授权周恩来同志增调警卫部队,扩大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加强警卫措施,以保证首都的安全。为了办好这件事,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成立了“首都工作组”。
“首都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的正副组长,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周恩来同志为组长.邓小平、叶剑英同志为副组长。这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同志口头传达的,我也亲耳听到周恩来同志在“首都工作组”全体会议上这么说过:如果他不在北京,这方面的工作请示邓小平。可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
本书是张民编写的,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书中具体收录了:不写文章的“编写组” 、射向人民大会堂的两颗子弹、“要武”与“西纠”、天安门城楼上的临时会议等内容,介绍了周恩来同志一生中的几个重要事迹。

renbing331 2015-08-07 06:37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 ,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
——扯蛋!
——谢富治根本不差
——谢富治是周恩来赵高党党徒!

——戚本禹,背景非常可疑的人是谁呢?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章节摘录
这些通令产生了积极作用,制止了一些红卫兵乱搞打砸抢的行为,促使一些红卫兵维护政策,遵守纪律,使某些专搞打砸抢的红卫兵有所收敛,遏制了红卫兵的极左狂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稳定当时首都的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受到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周恩来同志多次接见“西纠”总部的几个主要成员,当面向他们布置了维持北京火车站等重要公共场所的秩序。
“西纠”还受周恩来同志的嘱托,一度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班禅、郭沫若、傅作义、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程砚秋等国家领导人和文化名人住宅的安全。
在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西纠”多次配合警卫部队,维持秩序,保卫毛泽东主席的安全。
受周恩来同志委托,每次接见红卫兵后,“西纠”与铁路系统配合,督导外地红卫兵尽快返回原地,减轻了北京流动人口过多的压力。“西纠”还应一些党政机关的要求,协助保护国家机密,防止打、砸、抢分子冲击。
在周恩来同志授意下,“西纠”与外事部门合作,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
其中参加由中日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国和日本青年大联欢活动备受瞩目,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西纠”还派出小分队,在北京饭店、和平宾馆、民族饭店等外宾住宿地点,执行警卫任务,保障对外国朋友接待工作的正常进行。
“西纠”多次派出纠察小分队,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逻,维护社会秩序,制止“造反派”抄家、打人等不法行为,遏制坏分子寻衅闹事。
以上这些,都是老红卫兵“西纠”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西纠、联动的后台是谁呢?
——周恩来!

——戚本禹,是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
——澄清一下!

renbing331 2015-08-07 06:38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

——江青:愤怒控诉临时工制度
——周恩来:没钱!

——江青处理问题?
——周恩来处理问题!

——戚本禹为什么扯上江青?
——把周恩来干的事赖在江青头上!

renbing331 2015-08-07 06:38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 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 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 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江青带着解放军过吗?
——从来没有!
——戚本禹是如何能够带着解放军?


——戚本禹不是知道大兴县惨案的人吗?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 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


——戚本禹汇报了吗?
——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杀人的人呢?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控诉联动罪行中,有大兴县惨案吗?
——没有!
——详情请看网上资料《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

——戚本禹一直捂着大兴县惨案
——戚本禹不就是一个赵高党党徒吗?

renbing331 2015-08-07 06:40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许明自杀了
——为什么?
——保主子!
——保孔原?
——保周恩来!

——周恩来才是西纠、联动的真正主谋!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江青与周恩来一起释放联动分子
——说明了什么?
——联动的恶行没有被全部曝光!

——戚本禹,汇报了大兴县惨案了吗?

renbing331 2015-08-07 06:41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
——戚本禹,说给谁听?

——哪些省市、哪些人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
——戚本禹,难道不应该说清楚吗?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周恩来推出一个利欲熏心的蒯大富!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戚本禹又在自说自话: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

——毛主席年谱检索“联动”,没有检索结果!

——周恩来是如何释放联动?

4 月1 日审阅周恩来三月二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条是"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一条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当天,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毛主席年谱 1967年

——联动明显的恶行是什么?
——六冲公安部!

——根据周恩来的决定稿,毛主席批示
——释放联动是正常的!

renbing331 2015-08-08 07:08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林彪为什么要搞罗瑞卿?
——个人野心?

——搞掉了罗瑞卿,谁上任呢?
——杨成武!

——林彪为了个人野心
——再搞掉杨成武

——谁上台呢?
——黄永胜!
——黄永胜是林彪的人?
——扯蛋!

——林彪一个劲地瞎忙
——目的是篡党夺权?

——这是一个野心家?
——选的人跟自己不是一条心!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这是毛主席首肯的!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只有一个:林彪!

——毛主席也看走眼?
——那么,毛主席老年昏聩成立!

——如果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主席没有晚年昏聩
——那么林副主席就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再推下去的结论就是林副主席被周恩来913反革命政变谋害了!

renbing331 2015-08-08 07:09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彭真是如何阻扰江青搞样板戏的呢?
——戚本禹是不是应该举出例证来证明一下!


——百度百科 刘仁(1909-1973)
刘仁(前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
刘仁,原名段永鹬(段永强)。四川酉阳(现为 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五育村人, 土家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坚贞不屈。1973年10月26日21时30分,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5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昭雪。

——戚本禹,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的内容是什么?

——百度百科 刘仁
1966年11月,一天深夜,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刘仁同志抓走了。之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游斗,刘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1968年1月以后,刘仁同志被带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监狱,不允许孩子和爱人探视。1972年底,刘仁同志的爱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探监结束所带回刘仁的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痕,上衣有斑斑血迹。
1973年10月26日,甘英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北京市第六医院去,这是甘英最后一次见到刘仁同志了。

——戚本禹,这是不是叶向真干的?

——文化大革命,彭真没有事,刘仁死了
——为什么?

renbing331 2015-08-08 07:09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

——中央调查部究竟是怎么样的?
——赵高党至今封锁!
——这是什么?
——虚无历史!

——中央调查部是谁领导的?
——周恩来!

——凡是与周恩来有关的,赵高党一律封锁(烧周恩来档案资料)

——百度百科 中共中央调查部
当时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是什么?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

——周恩来的谍报网与美帝国主义有没有勾结?
——金无怠是不是周恩来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特使?

renbing331 2015-08-08 07:10
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

——为什么?
——杨尚昆是周恩来赵高党

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
——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

——毛主席信任谢富治?
——根本不相信!

renbing331 2015-08-08 07:10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

——康生听刘少奇的?
——倒不如说刘少奇是听康生的!

——刘少奇是反革命总后台?

——总后台有冲在最前面的吗?
——刘少奇:剥削有理

renbing331 2015-08-08 07:12
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

——毛主席如是说?
——戚本禹又在造谣!

——胡宗南进攻延安
——中央一分为二:毛主席负责军事;刘少奇负责党政
——通过电台,刘少奇告知中央工委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3月21日 电告彭德怀:中央机关本日动身东移,约四月十五日可到中央工委所在地.“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同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前往晋绥区,今日到达绥德县吉镇.3月22日 到达佳县螅蜊峪.3月23日 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在寨则山村过夜.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电:同意“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 陈毅、邓子恢①加入中原局.苏北仍归华东局.”
——毛主席年谱 1948年

renbing331 2015-08-08 07:13
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1953年,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
——戚本禹杜撰出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
——戚本禹,是不是这样?

——1951年,刘少奇反对合作化
——1955年,毛主席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

——戚本禹在干什么?
——打时间差!

我的自我批评(一九五四年二月)
刘少奇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要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问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O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问。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反对合作化的是谁?
——周恩来!

——1951年,刘少奇是周恩来的马前卒
——1954年,刘少奇逐渐与周恩来拉开了距离!

——戚本禹,是不是这样?

renbing331 2015-08-08 07:15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对《清宫秘史》的看法
第6版()
专栏:
对《清宫秘史》的看法
亚群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公司出品的,描写清末光绪和慈禧太后之间斗争的历史故事片。这斗争的形式虽是表现在单纯的宫庭斗争,成为当时统治者的家事,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应当承认: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是进步和落后,改革和保守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国在各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慈禧为代表,反映了地主官僚的思想,顽固地以封建主义的保守和自大来维持现状;一派以光绪为代表,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萌芽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内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想迎头赶上,以图自强。两派虽同是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而斗争,但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光绪是有他一定限度的进步性的。他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皇帝,但他只单纯地依靠几个本阶级的子弟(康有为等)和投机的官僚(如袁世凯),所以他是如此软弱无力,毫无成就地就被反对派压下去了。今天,我们只能以这个观点去看这部影片,才有意义,才不会被剧作者过分地肯定光绪的描写所迷惑,而认为光绪是个了不起的皇帝,把他的失败简单地归咎于袁世凯的出卖。
1950-03-21

——这是谁的思想?
——周恩来赵高党的辛亥革命论思想!

——谁在赞颂清宫秘史?
——周恩来!
——电影放映审核权在周恩来手中!


——胡乔木证明
——刘少奇否认
——戚本禹文章已经发出去了

——这算什么?

我的自我批评(一九五四年二月)
刘少奇
(八)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刘少奇:剥削有理

——红色买办是谁说的呢?
——周恩来!

——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

——人民日报 何物“红色资本家”?

何物“红色资本家”?
第4版()
专栏:
何物“红色资本家”?
上海市财革会东方红兵团总部东方红百货商店
中国赫鲁晓夫别有用心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他们已经不愿反社会主义了”。为此,他到处物色所谓“红色资本家”作活样板。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后不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想方设法把上海的一个反动资本家拉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中国赫鲁晓夫并亲自“接见”了他。在宴会上,中国赫鲁晓夫与这个反动资本家打得十分火热,恬不知耻地向这个反动的资本家说,你们公司第一次大罢工是我领导的。这次“接见”,使这个所谓“红色资本家”顿时身价百倍。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下,吹捧这个反动资本家的通讯、图片、电影纷纷出笼,使这个所谓“红色资本家”红极一时。当时,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无耻的叛徒嘴脸激起了我们广大革命职工的无比愤怒。今天我们要彻底揭露中国赫鲁晓夫培养“红色资本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被中国赫鲁晓夫吹捧为“红色资本家”的这个反动资本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解放前卖国求荣,曾先后挂过“英商”“美商”的臭招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后,向日本侵略者捐献三架飞机和大量钢铁。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一直保存着他当上海伪参议员时人民公敌蒋介石赠送给他的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在一九四九年全市人民兴高采烈地高举红旗敲锣打鼓热烈欢庆上海解放时,他在办公室里咬牙切齿地咒骂共产党。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把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认为是“浩劫”,绝望地悲叹“数十年心血付之东流”。他为了发泄仇恨社会主义的感情,曾亲自演了一出名叫《东山响马》的戏,内容是说山东强盗抢走了广东财主的财产。寓意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公司的公方代表是山东人,这个“红色资本家”是广东人。他借此含沙射影地向我们党进行了猖狂进攻,恶毒地污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却把这个反动的行动当作“红色资本家”的“事迹”来宣扬,说什么他“在公私合营时还亲自公开演戏欢庆”啦,并把他当作“和平改造”的活样板。不久,中国赫鲁晓夫又把他拉到北京,并亲自“接见”了他。
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这个反动资本家披上了一层红色外衣,在公私合营以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更加嚣张了,声称要保住他那个公司的旧招牌,保住一套旧的人马,并狂妄地叫嚷说:“公司这块牌子不能丢,只要我的权保牢,原班人马保好,将来公司又是我的了。”真是一语暴露了所谓“红色资本家”的豺狼本性。
铁的事实证明,中国赫鲁晓夫培养“红色资本家”是有其险恶用心的。曾记否,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天津东亚毛纺织厂不是也积极地培养了一个“红色资本家”宋棐卿吗?中国赫鲁晓夫一贯地对培养“红色资本家”如此热心,如此卖力,说穿了,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红色资本家”就是他的最好的社会基础。
1967-10-21

——这个红色资本家是不是荣毅仁?

——戚本禹,18岁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对荣毅仁不会不知道吧?
——朱永嘉,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一下!

——百度百科 荣毅仁
人物故事
荣毅仁同志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他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值日本全面侵华。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不幸病逝。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逐渐成为荣氏二十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建国前夕,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是不是周恩来?

renbing331 2015-08-08 07:19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
——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

——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


——戚本禹,这个时候江青在干什么?
——戚本禹,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在干什么?

——批斗刘少奇,是中央办公厅干的

——戚本禹,是不是?

——戚本禹,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

renbing331 2015-08-09 07:27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戚本禹笔下的江青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呢?
——报私仇!

——这是赵高党的伪党史的内容!

——朱德是个什么人?
——“老好人”
——康克清会怎么样做人呢?
——带头骂?

——林副主席:陆定一,你老婆做的事,你不知道?

renbing331 2015-08-09 07:28
——叶子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百度百科 叶子龙
窃听事件
    毛泽东工作时最怕别人打扰,在这方面,他的“抗干扰”能力很差,因而录音工作曾受到毛泽东的几次批评。特别是1961年毛泽东南巡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大发脾气。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叶子龙是当事人和受害人之一。
  叶子龙跟随毛泽东几十年,他知道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强烈的目的性,对他讲过的话,要特别留心地记住。叶子龙当时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央机要室主任,总想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曾多次向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过这个想法,于是想到了录音的办法。
  叶子龙的初衷是,通过机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工作方便,顺心顺手;为领导提供文件信息既快又准;会议准备和现场服务滴水不漏。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机要室本身没有中央领导和毛泽东的讲话、谈话的文字和录音材料。为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叶子龙几次与中办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开始筹划录音工作。1956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购置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职录音人员。
  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了“窃听器事件”,被诬为“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说,杨尚昆同志“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975年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叶子龙和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所作的政治结论说他们“在杨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
  实际上,毛泽东对录音问题曾有过具体指示,他曾对叶子龙说过:“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机要室着手对录音工作做了许多明文规定。这个规定送给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所以所谓“窃听”是根本不存在的。
  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录音设备的事曾发了一次大脾气。其实那次,叶子龙正在河南农村搞调查研究工作,这事根本就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
  在所谓的“秘密录音”一案中,许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正因为所谓的“窃听器事件”,叶子龙被监护审查了近7年时间。
  后来,毛泽东得知叶子龙的处境,亲自过问,说叶子龙政治上没有问题,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他。不久,叶子龙获得了释放。
终于,1980年5月10日,中央办公厅党委批复,同意中央办公厅政治部3月24日为叶子龙平反的决定。决定说:文化大革命中对叶子龙同志进行监护审查和1975年对其所做的政治结论,都是错误的,纯属错案,决定彻底平反,将一切诬陷不实的材料从档案中抽出销毁。补发在监护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
晚年生活
1977年9月至1978年10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1979年9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务委员。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1982年11月至1987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政法大学筹建组成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享受市长级待遇)。


——叶子龙说
——说的都是p!

renbing331 2015-08-09 07:29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戚本禹奉谁的命?
——周恩来!
——为什么?
——引刘少奇上钩--刘少奇批斗朱德!

——江青叫戚本禹贴朱德的大字报
——朱德:主席,你老婆干的事,你不知道?(仿林彪)

renbing331 2015-08-09 07:30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

——毛主席: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走资派

——如何区分走资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分子

——如何判定走资本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这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思想!

——周恩来: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

——周恩来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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