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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bing331 2017-01-09 05:35
首页 -> 2001年第11期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一文(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只是记述讨论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讨论的第二阶段即当时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讨论的主要阶段。兹将这一阶段的讨论情况摘要补记于下。

——百度百科 吴江(原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浙江诸暨人,1918年生。2012年11月13日逝世。
19岁在家乡入党,20岁辗转到达延安。曾长期在刘澜涛的领导下工作,1957年以不愿从政而愿从事学术为由,离开行政部门,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1959年调到新成立的《红旗》杂志社,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等共事。文革中挨整,复出后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参与发动真理标准讨论。1982年靠边站,至1990年从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位置上离休。

——1982年靠边站?

——吴江,活跃得很。

——1957年,吴江凭什么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不是哲学系党支部书记)

——1959年,吴江凭什么调入新成立的《红旗》杂志社?

——这个吴江是什么东西?

renbing331 2017-01-09 05:38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23日结束,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召开。
为什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原因很简单: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是一场严重斗争。坚决捍卫“两个凡是”的可拿当时的《红旗》杂志做代表。

——有两条思想路线斗争?

——赵家虚拟出来

——《红旗》杂志:两个凡是

——华国锋:我读了一下,两个凡是就安在我头上。

——1977年2月7日 “两个凡是”是何人提出的?

——龚育之、郑必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痞子:让华国锋乖乖地下台

——赵家:中纪委反腐大片自揭家丑:通风报信内鬼被查

——做戏而已。

renbing331 2017-01-09 05:39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红旗》以不介入争论为名,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红旗》在长期沉默以后,突于1978年9月写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上送中央。这篇文章正像会议上有人所说的,它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认为“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篇文章的用心是很显然的:反击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中央没有同意发表此文。

——有过斗争吗?

——没有

——赵家十一届一中全会
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华国锋与赵家斗?

renbing331 2017-01-09 05:40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11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谭震林写了一篇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拒绝刊登,要求作者删去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坚决不同意,后经中央领导人出面干预,文章始得发表。

——干什么年?

——试探华国锋,

谭震林与《红旗》杂志针锋相对事件始末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8-18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并在稿子空白处作了耐人寻味的批语:“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华国锋毫无没有招架之力

“凡是派”震怒发难 邓小平拍案而起
2009-07-01 08:22 人民网
在派人直接跟随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他只得走“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为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这样,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党的中央主导权开始转向了邓小平这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华国锋是个软蛋

——邓痞子:让华国锋下台。

renbing331 2017-01-09 05:42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接着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也是由反对实践标准那几位同志挑起的,他们仍然以“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名义来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即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包括“文革”在内。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三中全会上再次遭到了批判。可见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而提议开这样一个会的是叶剑英,华国锋也表示赞同。所以,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而且这次讨论是由中央直接主持的。

——斗争非常激烈?

短暂的春秋
师东兵
四十四 汪纪吴陈离开政治局 耀邦紫阳进人常委会
彭真开了口:“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对我们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彭真的提议一出口,会场一下子卡了壳。
空气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连人们的呼吸和咳嗽声也听得一清二楚。
这时,汪东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有些人不是口声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吗?不是再三再四地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不是强调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干四化吗?不是允许党内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实行‘三不主义’,要求健全民主制度吗?怎么到我这里时这些好传统都不讲了?连潘汉年、瞿秋白你们都容得下,为什么容不下我们四个人?”
没有人回答他。
纪登奎开了口:“我早就向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提过,纪登奎思想迟钝、学识浅薄,已经难以完成担负的党和国家各项领导职务。我想来想去决定辞职。希望政治局会议能够批准我的请求。”
“我也是这样,一来身体不好,二来年老多病,三来为了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罪了不少同志。我也觉得继续留在政治局内已属多余,所以正式提出辞职。”
吴德说到这里,两串混浊的泪珠已夺眶而出顺着脸腮流下来:“如果纪委认为这样还不行,那要关要杀都可以,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
华国锋望着这种局面,特别是看到那几张熟悉的面孔罩上愁云,即将离开自己而去时,一种凄楚的孤独感袭上心头,连他自己也不知产生了一种什么滋味。
还没有等他缓过气来,陈锡联也站了起来,双手抱着头道:“诸位同志,不要大家为难表态,我们辞职就是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别说去掉职务,就是要我这颗脑袋,我也会很高兴地摘下来。就请大家批准我们辞职吧!”
叶剑英虎着脸,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是华国锋抛弃了汪纪吴陈还是汪纪吴陈抛弃了华国锋?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委员: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汪东兴不辞职,赵家怎么办?

——叶剑英虎着脸,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叶剑英此时还扮演猪的角色。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  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常务委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壮族)、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

——汪东兴、陈锡联不辞职,赵家怎么办?

——组织处理

——结果会如何?

——赵家不得不再一次政变

——以什么名义怎么政变呢?

——这是一个问题。

——以上种种,全部是赵家编造出来的。

——赵家在1977年到1980年干什么?

——转中国人民的舆论风向。

——所以表现出时紧时慢

——1980年赵家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纪登奎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4人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renbing331 2017-01-09 05:44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像这样的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仅见,或者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创举”。会议的内容是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到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在检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方面,在怎样于中国条件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方面,以及在批判“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都还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但会议确实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发展的途径,总结过去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反对为害极其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并指名道姓地指出毛泽东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批评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始引导人们进入了思考,或者说,开始重新认识我们已走过的道路。这个会议毫无疑问将载入史册。

——赵家是真理大讨论?

——赵家在集体编造历史。

——这就是赵家理论务虚会。

renbing331 2017-01-09 05:46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这次会议原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一位联络员,从1月18日开到2月中旬。第二阶段,以中央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派人参加,扩大到400至500人,开十天左右。预定第一阶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阶段以大会为主。会议第一阶段按计划进行;第二阶段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人员到齐,但没有开大会。中央理论宣传单位按原小组继续讨论,各省市则以省市为单位进行讨论。3月30日听取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提意见。本来准备举行大会发言,未果。会议于4月初宣告结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中间虽有几天间歇(春节放假五天和两个阶段之间的间隔时间),也要算是一个长会了。

——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

——赵家编造历史的大致框架

——扩大到400至500人

——赵家不断充实编造的历史

——第二次编造历时三个多月。

renbing331 2017-01-09 05:46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胡耀邦开会当天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这个引言讲了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这样三个问题。(从略)

——胡乱邦自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扯蛋。

——胡乱邦是邓痞子的一条狗(另一条狗招资洋)

——胡德平现在为什么这么神气活现?

——胡德平:我是邓痞子的家狗,谁敢动我?

renbing331 2017-01-09 05:47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讲话时胡耀邦首先宣布会议领导小组的名单。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等11人组成。领导小组名单包括了各方面不同观点的人,确实体现了民主讨论精神。同时宣布五个小组召集人的名单。第一组(33人)召集人:胡绩伟(《人民日报》)、张光年(作家协会)、黎澍(社会科学院);第二组(34人)召集人:童大林(科委)、林涧青(国务院研究室)、贺敬之(文化部);第三组(33人)召集人:周扬(社会科学院)、王惠德(中央编译局)、邢贲思(社会科学院);第四组(33人)召集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华楠(《解放军报》)、王若水(《人民日报》);第五组(33人)召集人:吴江(中共中央党校)、杨西光(《光明日报》)。各组召集人也就是后来各组的正副组长。此外,特邀出席者20人,都是老同志,为照顾他们的身体和工作,通知他们可自由参加,文件、《简报》照发。

——一帮子赵家畜牲

——看清这帮子畜牲的嘴脸。

——历史的编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renbing331 2017-01-09 05:48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进行。这一阶段共发出了264期《简报》,主要刊登与会者的发言,或个别发言,或综合报道。《简报》散发的范围相当广,因而传阅者很多,会议的影响也大,引起社会各界震动。

——《简报》散发的范围相当广?

——四千个老畜牲,算得上范围广吗?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作者:郭道晖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石飞转载前言:郭道晖先生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是一篇难得的史料文章。他通过一批高级干部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对党内斗争的是非、特别是对毛的功过及其德性作了广泛翔实的披露,具有相当的启蒙价值。文中关于“毛自己加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的问题”,后来有张素华撰文《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进行否定,但张的说法很快遭到曾经担任过毛的秘书的李锐先生撰文《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反驳,并对郭道晖的“毛自己加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的说法”予以肯定。根据大量的相关资料对于毛的德性特点的介绍,“毛自己加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的说法,是符合毛的特点的,是完全可信的。毛曾多次表白,“需要搞个人迷信”,“需要搞个人崇拜”,“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不想,“万岁倒地”数十年之后,共和国伊始又轻易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古老的“万岁文化”的恶劣传统得到了绝妙地的“现代性转换”,多么可悲的历史倒退哉!改革开放以来,再次“万岁倒地”,但是,恳请呼喊“万岁”的提议始终就没有停息过。华夏大地堪称“万岁”的沃土和温床,“山呼万岁”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为现实和必须。“万岁”的现实,意味着个人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意味着国家大难临头。】

——四千高干会议干什么?

——宣传理论务虚会。

renbing331 2017-01-10 06:44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其实,平心而论,这次会议无论就其规模来说,或就其提出的问题或讨论的深度来说,同1980年10月(距务虚会结束仅一年半时间)党中央召开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初稿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比较起来,是远远不如的。例如,四千人大会上已有人揭露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内幕及其细节,而务虚会则只不过批判了当时《红旗》杂志在中央工作会议(1977年11月12日)已通过要为彭德怀案件平反之后还公然刊载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这样的文章,明明是“对着干”的行为。时间仅隔一年多,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到了1980年上半年,已在分清毛泽东历史功过的前提下,明确指出毛泽东有一个晚年错误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其错误的集中表现,并得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而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时候,形势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因此人们的思想仍有较大局限性。但是无可怀疑,理论工作务虚会大胆冲破了一些禁区,它在思想上为形势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历史功绩所在。

——赵家编造历史,牵涉到各方利益

——如何协调?

——1979年,理论务虚会大致框架构成了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作者:郭道晖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30年前,即1980年,在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之后决议草案经多次修改,于1981年6月27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邓小平同志对历史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1981年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各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四千高干大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历史功绩所在。

renbing331 2017-01-10 06:46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务虚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两个凡是”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会议基本上弄清了“两个凡是”的出笼经过及一些人的部分活动情况,这些前面已经提及。就这次会议说,交代或揭发清楚一些事实当然是必要的,但理论上的批判则显得不够(没有大会穿插于其间也是一个原因)。现在看来,坚持“两个凡是”的起因不外两者:或由于维护既得利益,或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后者居多,前者只是少数人。而认识上的差异,大抵又由于有些人不认识我党长期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其思想上的根源则是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及其所引起的社会主义危机的严重性,而这主要又是由于不认识或不承认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所致。

——1977年2月。两个凡是

——1979年弄清了“两个凡是”的出笼经过及一些人的部分活动情况?

——赵家1979年理论务虚会,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编造理由

——如何否定文化大革命?

——赵家从两个凡是入手

——赵家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入手。

renbing331 2017-01-10 06:47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然而,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当时,会议参加者因时机尚未成熟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是务虚会所面临的客观局限性。所以当时会议就这个问题所印发的多是一些揭发性材料,这些材料虽有助于弄清事实,但批评与自我批评很不足。当事者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却拒不分析自己的错误何以发生。因此可以说,会议实质上并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前进多少。

——赵家狗腿子:会议参加者因时机尚未成熟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批判

——为什么?

——赵家还没有完成准备工作。

——所以当时会议就这个问题所印发的多是一些揭发性材料

——赵家开始一点一点地否定毛主席时代

“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背叛
第4版()
专栏:
“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背叛
张明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抛出的梁效的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不仅变本加厉地大肆宣扬已被华国锋同志揭穿了的伪造的毛主席
“临终嘱咐”,甚至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它胡说什么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按既定方针办”是
“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他们气势汹汹地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四人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是一成不变的“既定方针”,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耻背叛。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为他们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什么一成不变的“既定方针”。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的经验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共产党宣言》“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得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革命结论。“四人帮”的伪造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自己学说的态度,难道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吗?
列宁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象“四人帮”所说的那样,是一成不变地“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情况,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同时发生才能胜利的论断。列宁根据他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四人帮”的谬论,与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实践,难道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吗?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一成不变的“既定方针”,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正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我们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正是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课题,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引向更大胜利。把毛泽东思想归结为一成不变的“既定方针”,难道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吗?可见,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四人帮”自己。
1976-12-03  

——四人帮如此

——毛主席没有责任吗?

——赵家: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是不是顺理成章?

renbing331 2017-01-10 06:47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同时,会议领导方面也有意尽可能避免紧张情况的发生,特别避免发言涉及高层领导人(按:有些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

——这是指谁呢?

——周恩来

——理论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

——怎么避免伤及周恩来?

——赵家:特别避免发言涉及高层领导人(按:有些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

——没有上简报的材料怎么处理?

——邓痞子: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

——康生怎么办?

——赵家: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其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renbing331 2017-01-10 06:49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起大家注意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总结以往二三十年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及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较为尖锐的意见。这些在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被一些人认为惊世骇俗,非同小可,甚至被认为是搞“非毛化”。

——赵家担心什么?

——被认为是搞“非毛化”。

——赵家怎么办?

——林彪、四人帮路线

关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问题第3版()
吴江
关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问题,两年多来已进行了一些揭发批判。路线是非是否完全澄清了呢?我们认为,还没有。例如,林彪、“四人帮”的路线究竟是右 还是“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还需要重新研究。
目前,关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有两种基本的提法,一是“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是“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两种提法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把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在一起,一是确定林彪、“四人帮”路线是右而不是“左”。我们认为,这两点都是不科学的。
(一)
党内的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应该加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斯大林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80页)斯大林认为,在属于党派范围以外的文艺、戏剧等方面提出“右倾”或“左倾”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当时,有人把这些概念运用于一个带有反苏维埃倾向的剧本《逃亡》。斯大林指出,这个剧本是一种反苏维埃现象,而不是党内的“左倾”或“右倾”的表现。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曾作了以下的分析。他说:“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斯大林文选》第118页)
显然,斯大林在理论上是把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加以明确的区分的。他并不根据托洛茨基后来变成反革命这一点,就认为托洛茨基一开始就是反革命,或者他的路线问题就是反革命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苏联实际上也存在把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的情况,把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和个别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过个人的联系”的人,甚至那些“偶尔在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经过的一条街上走过路的人”,也当成了反革命,加以打击和镇压,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斯大林文选》第138、139页)
斯大林上述观点应当说是正确的。一般来说,党内的路线问题,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要按照党内斗争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采用对待敌人、对待反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在一定情况下,党内的路线问题也可能发展成为敌我问题、反革命问题,但那是党外问题而不是党内路线问题了,就是说,不能把原来的路线问题看作是反革命问题,也不能把后来的反革命问题仍然看作是路线问题。
过去,我们没有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反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把王明等人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反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尽管陈独秀和王明两人后来一个变成托派分子一个变成叛国分子,也没有这样叫,因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张国焘在长征中犯错误是路线问题,后来逃跑投向国民党,是“逃兵”、叛党问题。两个问题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
从文化大革命起,这两者开始被混淆,直到如今。
把刘少奇的路线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路线问题(这条路线究竟应当怎样看,暂且不论)和反革命问题混淆起来,一提路线问题就是敌我矛盾,使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其危害性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今后必须引以为戒。
对林彪、“四人帮”,是否可以把他们的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在一起呢?我们认为,也不可以。林彪和“四人帮”确实变成了反革命,但他们又确曾有一个路线问题(林彪、“四人帮”推行一条共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由一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并不纯粹是他们个人的主观创作。这里,路线和反革命,确有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看作就是一回事。如果把他们执行的路线看作就是反革命问题,那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是把那条危害极大的路线掩盖起来(这条路线如果不彻底加以清算,以后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而如果把他们的反革命问题仍看作是路线问题,那当然是对他们的美化。
分析起来,林彪和“四人帮”又有某种差别。
开始时,我们党同林彪的斗争,整个说来,属于党内路线问题。林彪利用那条貌似革命的路线来为他的反党野心服务,后来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反革命。当然,林彪变成反革命不是偶然的,但总不能否认他的问题有一个发展过程,也不能否认他完全变成反革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标志。当林彪尚未暴露其反革命面目时,表现为路线的激烈斗争;当林彪已暴露其反革命面目、成为赤裸裸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之后,如果还把这些当作路线问题,还来讨论他的《“571工程”纪要》和妄图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是属于“左”的路线还是属于右的路线,那不是有意把水搅浑,就是十足的糊涂虫。
“四人帮”和林彪,就路线来说是一致的,但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四人帮”的首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原是混进我党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可以认为,他们开始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就怀着危害党、篡夺党的反革命动机和目的。但是,他们施展反革命阴谋活动,仍然是利用这条路线,通过这条路线,以这条路线做掩护。这是他们的主要办法。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暴露在时间上来说不像林彪那样截然分明。人们主要是通过四届人大前后他们的篡党夺权活动,特别是周总理逝世前后他们的倒行逆施,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最后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而这时,他们也仍然是紧紧地抓住这条路线,依靠这条路线,把它更加推向极端,来施展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因此,对于“四人帮”,我们特别要通过批判揭露他们如何利用这条极左路线来搞阴谋活动,以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但这仍然不是说,可以把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为一谈,可以把他们的路线用“反革命”一词来简单地骂倒。问题在于:迷惑于这条路线的,执行这条路线的,除“四人帮”以外,还大有人在。例如不少人曾积极参与“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和反击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的反党活动等,而他们并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他们是一些犯路线错误的人,有的至今还是领导干部。更多的人是盲目执行这条路线而自以为“革命”,主要就是因为这条路线的“左”适合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些人,我们如果说他们推行的路线容易为反革命利用是恰当的,如果说他们推行这条路线的活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则未免过分。总之,这条路线是很有一些诱惑力和号召力的,以致 于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林彪、江青、张春桥,也会有其他的人来带头推行这条路线。这也表明,这条路线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是历史事实。这条路线不仅容易掩护反革命,为反革命所利用,而且也适宜于培植野心家和骗子,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后来往往成为反革命。这条路线确实不可以等闲视之。我们如果把这条在党内横行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并且迷惑了许多人的路线看轻了,或者看简单了(例如认为它没有“理论”,只简单地骂它一句“反革命”了事等),那将等于保护这条路线,使它将来还有可能复活起来为害人民。因此,只有彻底清算这条路线,才能彻底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行径和手法,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并使人们认识到把这条路线当作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来崇奉,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历史错误。
(二)
路线上的“左”倾和右倾,应该加以基本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左”倾机会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林彪、“四人帮”推行的路线究竟是“左”的还是右的?这首先要看作为这条路线的实际表现的纲领、口号、政策、办法和手段。
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可以粗略地指出以下几条(这里概括得可能不完全):
1、以抓阶级斗争为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从根本上颠倒敌我关系。
2、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下,搞所谓“全面专政”。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普遍夺权”,要以“革命的新文革”来代替“保守的旧政府”。
3、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成绩,鼓吹“与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宣传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命的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是“罢官运动”等等。
4、宣扬“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煽动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以“大民主”名义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宣传“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
5、鼓吹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农兵是“老保”。
6、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鼓吹“顶峰”、“天才”、“句句是真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等。
7、在经济建设上,企图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办法,搞平均主义,反对按劳分配和商品制度,宣传不顾一切条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企业中和农村中推行军事化,实行军事强制。
8、鼓吹上层建筑决定一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特别是经济。认为搞生产就是什么“唯生产力论”;搞四个现代化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讲盈利就是“利润挂帅”。在农村提倡“穷过渡”,认为“越穷越革命”。只要粮食不要多种经营,批判定额管理,取消评工记分,取代集市贸易,限制家庭副业,没收自留地,用各种借口剥夺农民。
9、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中符合科学的东西就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
10、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只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
这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以赞扬共产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以所谓群众运动来破坏一切法律、规章;以“全面专政”来消灭社会主义民主;以政治、阶级斗争来代替和冲击经济;以夸大思想的能动性来否定客观规律;以夸大革命性来否定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限度;以制造现代迷信来歪曲、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总之,是超越时代,超越现实,乱打,乱斗,用一种“革命”的假象、用急于变革的手段来破坏社会主义,破坏革命事业。这些东西,同托洛茨基之流的纲领和手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综观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特点不是右,而是极左,是“左”倾机会主义。这种从“左”面来的机会主义,以“反对修正主义”、“反右”的口号作掩护,其危害之烈,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林彪、“四人帮”为什么采取极左的形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有崇高的威望;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传统;由于我国存在着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容易被利用,容易导致极左;由于解放以来我们注意了反右,对“左”的倾向和路线注意不够,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毋右的倾向,等等。在这种条件下,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最容易俘虏、毒害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事实正是这样。
林彪垮台后,“四人帮”十分害怕批极左,不准批极左,而要不断地批 所谓右。为什么?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想一想。极左,正是林彪、“四人帮”的护身符,革命人民的麻醉剂。
目前流行一种提法,认为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假左真右”,这个提法容易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实际上仍然是不清楚的。人和集团的政治态度,可以有“左、中、右”之分,也可以说假左派、真右派。在路线上,对于错误路线,我们认为仍以一般地区分“左”倾或右倾为宜。“假左真右”的提法,本意是不同意称林彪、“四人帮”的路线为极右,这一点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提法仍然把两种错误路线的特征混淆起来,而且实际上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只有右而没有“左”,“左”还是比右好,或者认为,只有反右才能达到真正的左。这种提法是在弄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现在,我们认为以不这样提为好。
这里,也是把标志一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左”或右)和它的后果完全混同起来。“左”倾和右倾可以造成同样的后果,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左”可以转化为右,右也可以转化为“左”),但是,这不等于说“左”和右 就是等同的,“左”和右就没有差别。
民主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结果,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使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右。“左”的结果破坏了革命,同右的结果一样。然而,不能因此就说王明的路线是右,或者是‘假左真右’。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右倾路线得胜,当然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但“左”倾路线得胜,也会从“左”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根据一条路线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的结果,就认为这条路线只能说右或‘假左真右’,而不能说“左”。
在历史上,中国革命曾经几乎毁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被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挽救过来了;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遭逢了一次由“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危机,而且危机时间持续很长。这个历史的真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回避,不应当视而不见,更不应当曲意掩饰。
列宁在一九○八年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时,曾指出有“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但是列宁当时指出:“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所以列宁说,我们不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而主要是分析“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20页)
从列宁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可以说已经成熟,也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而且同我们中国共产党作过一次巨大的较量和搏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不能不认真地、严肃地正视和研究这种从“左”方面来的修正主义亦即“左”倾机会主义,分析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严重危害性,千万不能再把这种几乎毁灭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左”倾毒瘤掩盖起来,必须下决心彻底纠 “左”批“左”,必须从中充分地吸取应有的教训,认真地开展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保证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
1979-02-16

renbing331 2017-01-10 06:50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阅读大量《简报》,亲身经历这场讨论,留下一些笔记加少数记录重要发言的《简报》,今天凭这些来追述当年的发言内容,自然只能属于“举例”性质,但我相信,回首前尘往事在今天对于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仍然是有意义的。

——赵家文痞举例

——四千畜牲开炮

——这就是四千高干会议。

——这时已经不是林彪、四人帮问题,而是毛主席的问题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作者:郭道晖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赵家狗腿子:在今天对于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仍然是有意义的。

renbing331 2017-01-10 06:50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首先要记下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的几句开宗明义的话,他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1979年,赵家包衣奴才: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

——现在赵家五毛怎么说?

——毛主席时代是一个吃不饱的时代。

——赵家统计
            一九七八年产量  一九七七年产量  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七年增长%
粮    食    30,475 万吨    28,272 万吨     7.8

——赵家统计
一九七八年底,全国人口为九亿七千五百二十三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

——人均312.5公斤粮食

——有2亿人吃不饱,是赵家干的。

renbing331 2017-01-10 06:51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该组组长周扬接着说:“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赵家文棍周扬跳了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

——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

——这就是赵家务虚会的目的

——邓痞子:要把文化大革命说得跟鬼子进村一样。

renbing331 2017-01-10 06:52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会议的发言已不回避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澍这样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状况:“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借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赵家文痞开始造谣

——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

——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这就是赵家虚无历史的渊源。

清源:“邓小平理论”剖析
4) 关于实践标准
在70年代后期,曾经出现过鼓噪一时的所谓的“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曾大肆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这个命题并无大错,错就错在实践的阶级区别上。实践的标准(革命阶级的实践标准),又分客观实在标准和逻辑实在标准。实践有革命阶级的实践和反革命的实践,有无产阶级的实践,有资产阶级的实践。在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的当今社会里,侈谈笼统的、统一的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一个阶级在欺骗另一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政治、阶级地位不同,价值观不同,实践不同,,目标不同,利益的 诉求不同,所以他们的想法、说法和做法都截然相反。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抽象的、统一的实践,各阶级都有各阶级的具体实践。用资产阶级的实践来检验无产阶级的真理,所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反之亦然。例如:对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看法就截然相反。前者对这一理论就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就想拼命的否定这一理论。而无产阶级则认为这一理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主义阶段的最主要的标志。另外,革命的阶级有时候由于力量的暂时弱小,实践失败了,不等于他们依据的理论不正确。反革命阶级暂时的力量强大,得势于一时,不等于他们依据的理论是历史进步的理论。邓小平大肆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目的,不是在谈理论,他是借批“两个凡是”来否定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最闪光的地方和最主要的标志--继续革命理论。

——赵家所谓的实践:谎言

——用谎言检验毛主席时代,毛主席时代怎么会好得了呢?

renbing331 2017-01-10 06:54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经济学家许涤新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赵家统一认识:抹黑

——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是毛主席干的

——反右倾、四清是毛主席干的

——赵家:毛主席是唯意志论

——赵家: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

——赵家: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

——邓痞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就是理论务虚会的作用。

——赵家: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赵家40年干了什么?

——殖民地经济--卖国主义经济

——赵家人在毛主席时代能干好事?

renbing331 2017-01-10 06:58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是第一个触动这个禁区的人。“九评”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央为反击苏共对中共的攻击,由特别组织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撰写的九篇论战文章,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有相当的影响。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每篇均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全组七、八个人,正副组长是康生、吴冷西,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

——“九评”邓小平负责

——批邓痞子了吗?

——没有

“九评”发表以后,国内也就进入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九评”在思想上乃至国际背景上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内,反到自己头上来了。

——“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是邓痞子发动的

——是不是?

——不是

——那么也是一个主要人物

——怎么只批判毛主席一个人?

——赵家历史决议是不是应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是邓痞子发动,被毛主席利用了

——赵家五毛,是不是?

——赵家九评,为的是与苏修翻脸,与美帝国主义挂上钩。

——毛主席九评,是反修防修。

renbing331 2017-01-10 06:59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我对宦乡的发言自然感兴趣,这里记其发言《简报》全文。他说:
“20年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到提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

——赵家人宦乡: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

——负责审核通过的是邓痞子

——邓痞子岂不是根本错了?

——邓痞子岂不是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

——怎么还拥护邓痞子呢?

——九评与林彪、四人帮无关

——九评与邓痞子有关

——谁在搞个人迷信?

renbing331 2017-01-10 07:00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会上议论个人迷信的问题不占第一位,也占第二位。因为个人迷信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继续搞了一阵。一位与会者举出一个例子,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某省见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省城街上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锣鼓喧天,十分热闹。上街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主席画像。据说,华主席的画像是由飞机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这种迎请华主席画像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去时,各单位领导人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画像放在镜框里面,抱着率队归来。一时之间,满城都是迎请画像的队伍。这位同志最后慨叹道: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凡是派”不知道怎样对待这类事?

——赵家搂草打兔子

——捎上华国锋

中共中央中发[1977]第15号《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一、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华国锋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痞子三呼万岁

——华国锋的个人迷信是谁先搞的?

——邓痞子。

——是不是?

renbing331 2017-01-10 07:01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会上,对于以往理论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不正常现象,批评意见自然不少,特别对理论问题上出现“长官意志”大家很反感。认为,中央领导人直至党主席自然有权利对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理论争论中最好少发表),但是他们只能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讨论,他们的见解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法令性或组织上的权威性,别人也是可以批评可以反驳的。过去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党的领导人随便插进来说某人的观点对,或某篇文章好,这篇文章或某人就立即走红,招摇于众,而对立的观点就倒霉了,往往很长时期翻不了身。这是坏作风,一些人就看风撰文,作文媚上,卖论取官,比封建社会还不如。

——对于以往理论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不正常现象,批评意见自然不少

——接着是什么?

——解放思想

——百度百科 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指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克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创造性的改造客观世界。

——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卖淫不是卖淫,成为了性工作者

——吸毒不是吸毒,成为了流行时尚

——赌博不是赌博,成为了休闲娱乐

——一些人就看风撰文,作文媚上,卖论取官,比封建社会还不如。

——毛主席时代?

——赵家时代

——卖国不是卖国,成为了世界共同体。

——赵家:我们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renbing331 2017-01-10 07:02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大家又指出在宣传或批判工作中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常利用外论整人,利用外国报刊的言论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这个话题这次由《红旗》杂志所写的《重温〈实践论〉》一文所说的“海外奇谈”引起。有人说:党内斗争利用所谓“海外奇谈”一类东西整人,由来已久。1958年的“大跃进”国外有评论,庐山会议刚结束,大规模的反“右倾”开始,《人民日报》就公布了美国新闻处抨击我国“大跃进”的言论即所谓“海外奇谈”,同时发表了观察家评论,评论说:我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同美国老爷们是一鼻孔出气。这样一来,当时许多人被指责为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

——现在赵家是大大方方地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

对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成果期待
2015-09-24 19:07:31  | 来源:国际在线 | 编辑:杜军帅 |
2015年9月22日至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就任以来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并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庆典活动。这次国事访问不仅对中美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对规划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维护二战以来联合国的国际安全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
中国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是联合国改革的积极推动者,是国际和平与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与发展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与本国实力相当的贡献和责任。习主席提出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既是中国的誓言,也是中国推进世界和平发展进程的动力,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必将为全人类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作者: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交学》主编。)
来源: 宣讲家网

renbing331 2017-01-10 07:03
——党内斗争利用所谓“海外奇谈”一类东西整人

——这是谁干的?

——赵家

——为什么?

——跃进、跃进再跃进,是赵家人的干的。

——同时发表了观察家评论,评论说:我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同美国老爷们是一鼻孔出气。

——这其中包括不包括毛主席?

党内通信
(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 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 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 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 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 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注释
  [1]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renbing331 2017-01-10 07:04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这种手段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在《重温〈实践论〉》中又出现了,用的是香港地区的材料。国外或港澳台什么人都有,对于他们的言论也要加以分析。自己出了问题,包不住,人家要说话,说了,我们怎么办?要区别。有的确属攻击性,有的是一般的舆论评论,并无什么恶意,有的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不说的话他们说了,这些我们不妨听一听。就是攻击性的言论有时也可以促使我们注意自己的问题。要完全避免外国新闻媒介的评论是不可能的。

——赵家:这些我们不妨听一听

——赵家:改革开放

——赵家:与世界接轨

——赵家:建立人类共同体

——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转折成为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renbing331 2017-01-10 07:04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国外有所谓“非毛化”之说,那是在我们抓了“四人帮”以后唱起来的,说抓了“四人帮”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抓了江青把毛泽东置于何地,等等,说这是最大的“非毛化”。难道因为外国有这类评论,我们就得赶紧把“四人帮”请回到政治局里来吗?如此等等。

——赵家:难道因为外国有这类评论,我们就得赶紧把“四人帮”请回到政治局里来吗?

——赵家:西方富裕程度是我们能否认的?

——邓痞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赵家:改革开放

——邓痞子:跟着美国的都富了

——邓痞子是什么意思?

——跟着美帝,邓家富了:资产2万亿

renbing331 2017-01-10 07:05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在宣传或批判方面,大家对于康生的揭发批判最多,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情绪。认为,康生虽已去世,但“康生现象”应引起全党充分警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内竟会产生像康生一类人物?这显然与党内生活不正常有关,有专门操整人之业者,此等人在党内往往很吃得开,他们靠整人取得某些领导人的信任,靠整人升官发财。整人恶俗不除,“康生现象”不绝。

——1976年10月,这帮子赵家人干什么?

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第1版()
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万众欢腾,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已得到迅速实现。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广大军民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指出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一致表示要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英勇战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76-10-22

——怎么把康生忘了?

——1979年想起康生了?

——赵家为什么抛出康生?

——保护周恩来。

——周恩来,中央专案组总负责的身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康生、谢富治、吴法宪、黄永胜、江青

——赵家五毛:毛泽东和周恩来相互信任、支持的友谊,谁也破坏不了的!

——赵家五毛,共产主义者的关系是友谊吗?

renbing331 2017-01-10 07:06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下面的意见可说是绝大多数人都一致的,就是认为对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要重新分析评价。对于经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应继承发展;对于一些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的东西应当细心地辨别其合理内核;对于实践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不能再为之辩护,要公开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能搞“两个凡是”。

——推倒了文化大革命

——赵家接着推

——两个凡是是针对华国锋?

——两个凡是是瞄准毛主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81年,赵家推到这一步:1957年—1966年

——赵家什么时候否定社会主义改造?

胡应泉:社会主义与非公有制经济(转载)
楼主:ty_春雨812 时间:2017-01-03 14:14:00
一、改革开放前的非公有制经济
建国后我们最初实行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但是到了1953年,我们就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义过早就结束了。走了一个巨大的弯路之后,我们开始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认为当时进行三大改造方向还是对的,只是太急一点了。这是最符合主流的一种观点,但又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因为如果当时对私有制经济的改造是对的,那么我们后来又重新发展私有制经济,并且它还越来越挑起经济发展的大梁,这又该作何解释呢?总不能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此,又有人进一步提出了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的观点,这以著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最具有代表性。他1988年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指出: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得太早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忙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原定15年完成,结果四五年就搞完了,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绝大部分个体经济统统消灭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种经济成分有无存在的必要,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195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所以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当时都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种观点无疑比前一种观点前进了一大步,并且也是发人深省的。

——1988年薛暮桥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赵家历史决议,七年后赵家自己开始推了。

renbing331 2017-01-10 07:09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会上议论的问题当然不只这些。有人提出废除终身制,有人提出应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并剖析其实质,有人激烈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等。

——赵家提出各种可行性的措施

——废除终身制?

——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

——反封建主义?

——赵家现在就是封建法西斯主义阉党制度。

——赵家最终的协调结果是什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赵家开始私有化了

——赵家私有化进一步,赵家历史决议被推翻一点

——1988年,赵家开始否定社会主义改造

——今天,赵家变成了继承孙大炮的事业了。

renbing331 2017-01-10 07:10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同志提出建议:中央应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像40年代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样,做一个总结,通过总结,弄明是非功过,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

——赵家怎么统一?

——邓痞子:宜粗不宜细

——为什么?

——细了,周恩来怎么办、邓痞子自己怎么办?

——什么时候否定毛主席?

——邓痞子:改旗易帜后

摘自沙士 著《遗嘱》:邓小平的政治交代
(一九九二年六月,蓝天白云的上午十点,北京,景山后街邓家小院.)
老爷子喝了喝水,慢慢说道: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在这个政体的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应当为“法治”因为中共领导人皆不懂法治为何物,时常将法制与法治混为一谈)。我们这个政体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治)!在我负责的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但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解决,十年以后你们当政也未必有解。其实解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中国只有走到那一天,才能够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本来想在我的任期内有所突破,但还是没有解决。台湾问题主要在政体上是差距在拉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这个问题上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我们政府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7%是大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的时候,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我想了想,一百年来,对中国欺侮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 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要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此话不对,是毛泽东自揽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但是,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想假如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的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五,六四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虽然没人下令开枪,但责任是躲不掉的•但更大的历史责任在于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支解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对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该怎么干就下决心怎么干(邓屠夫还为自己充当杀人犯狡辩,甚至还要其接班人继续以“历名和国家责任感”的名义,暴力镇压一切自由民主呼声!)。回答这—类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去争论(不争论的实质乃是:暴力镇压任何自由之声),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比—天好。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 什么标准。论文才飞扬,我比不了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第一个政体改革需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要在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一些 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是小圈子选江泽民,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所谓风险大,是指共产党丢失权力的风险,而非人民获得自由解放)。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干抓起,而后是乡镇企业,再而后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是不懂理论的实干家,故其水准即摸着石头过河!浅水尚可,深河如何摸?!)。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于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泽民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于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后,我曾给政治局说要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合于你们。尤其在泽民他们主政时,你们要用这20个字去做好助手。今后当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后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一日气说了这么多,老人突然显得有些累了。
三个人认真使劲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他们被老人的言辞和嘱托震撼了!在他们手上,在他们心里,他们都深深感到,这可能是他们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天。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从这天起,这三个当时还不大显眼的人物,逐渐走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老人的眼光,一直在苍天关注着他们。
(摘自沙士 著:《遗嘱》,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renbing331 2017-01-11 00:34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关于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所涉及的议论,大体就是以上这些。
与中央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同时,有些省、市春节前也自动召开了同样的会议(有山东、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等),参加人数一般五六十人,上海达到300人。所谈内容围绕着真理标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民主法制、总结30年来宣传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等问题,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些意见: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说法究竟对不对要弄清;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应提到日程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应当恢复名誉;应展开关于民主法制的讨论,等等。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特别三中全会后,社会好像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或者说从被捆绑中挣扎出来,一下子震荡起来了,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胡耀邦在会上谈到大量人员上访就是这种现象之一。2月8日左右,胡又将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发生一些群众骚动的材料印发给会议人员参看,上面批有“请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字样。这表明务虚会期间新的问题在发生。

——大量人员上访

——是谁?

——地富反坏右

——这些反革命分子觉察到翻天了

——上访了

河南省委根据广大群众、干部和教师的强烈愿望作出决定 重新处理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广大群众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
第1版()
专栏:
河南省委根据广大群众、干部和教师的强烈愿望作出决定
重新处理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广大群众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电 中共河南省委最近作出决定,重新处理了“四人帮”阴谋炮制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为受害干部、教师平了反。
河南省委的这一决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大家心情舒畅,扬眉吐气,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肃清“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流毒和影响,尽快把教育搞上去。
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四人帮”经过阴谋策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抛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月,大叛徒江青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派出她的男女两个黑干将,窜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对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已经严肃处理的一个学生自杀问题,重新进行所谓“调查”。这两个黑干将鬼鬼祟祟地到公社“调查”了不到一天,便匆匆溜走了。随后,便炮制了一份黑材料。他们抓住这个学校个别教师在管理和教育学生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混淆是非,颠倒敌我,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他们把马振抚公社中学诬蔑为“回潮”、“复辟”的典型;把这个学校的负责人罗长奇和教师杨天成诬陷为迫害学生的凶手;胡说张玉勤之死是受什么“复辟”、“回潮”的迫害,等等。这两个黑干将溜回北京之后,立即向“四人帮”作了汇报。大叛徒江青抓住这件事情大作文章,又哭又闹,叫嚷“要向全国控诉”,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嚎叫“要判重刑”。他们借题发挥,掀起“反复辟”的恶浪,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在这种情况下,罗长奇、杨天成二同志被逮捕入狱,判处二年徒刑,从而制造了流毒全国、骇人听闻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迫切要求搞清这一事件的真相,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为此,中共河南省委、南阳地委、唐河县委组织专门力量,对这一事件再一次作了严肃认真的调查。
现已查明,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完全是“四人帮”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制造的一个大冤案。事情的真相是:一九七三年以来,马振抚公社中学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周总理对科学、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加强了教学工作,严格了文化考查,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学校负责人罗长奇和全校教师对教学严格要求,对学生敢于管理,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学校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张玉勤同学由于受“四人帮”“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较深,平时不好好学习,对掌握外文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解。在这次英语考试时,张玉勤答不上来,反而在卷子上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等语。罗长奇、杨天成同志不适当地批评了张玉勤同学。张玉勤同学由于感到思想有压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结果自杀身死。事实说明,张玉勤同学是“四人帮”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宣扬“读书无用论”的受害者。罗长奇、杨天成同志对张玉勤同学的自杀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他们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四人帮”借题发挥,无限上纲,蓄意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革委会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河南省委的批示指出,所谓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兜售“两个估计”,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迫害广大知识分子,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而炮制出来的一个大冤案。现在,真相已经大白,省委决定取消对罗长奇、杨天成同志的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
河南省委的批示还指出,这一事件流毒全国,恶果严重,河南更是深受其害。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联系“四人帮”蓄意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 事件”的罪行,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彻底砸碎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把教育革命搞好。
河南省委的决定,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十一月三十日,中共南阳地委在唐河县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愤怒控诉“四人帮”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罪行,为受害干部、教师进行平反。河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科教办公室主任宋玉玺在大会上宣读了省委的决定。省教育局、南阳地委、唐河县委、马振抚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们对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重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拥护。他们说,省委的决定,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教师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是教育战线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又一胜利成果。大家在发言中愤怒控诉了“四人帮”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残酷迫害广大干部、教师的法西斯罪行。他们说:“四人帮”利用这一事件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到处大抓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搞得广大干部、教师人人自危,对整个教育战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马振抚公社中学受到的破坏更为严重。有的学生在“四人帮”制造的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动不动就以死威胁教师,吓得教师常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提心吊胆过日子。有一段时间,马振抚公社中学经常派教师看守校外的池塘,唯恐再发生意外。由于教师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有些班级经常听课的只有几个人,教学质量显著下降。大家愤怒地说,“四人帮”炮制“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批判,其流毒和影响必须彻底肃清。事实证明,张玉勤同学是“四人帮”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牺牲品。“四人帮”不仅是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罪魁祸首,也是毒害张玉勤同学的罪魁祸首!
连日来,马振抚公社中学师生也纷纷举行批判会、控诉会,愤怒声讨“四人帮”打击迫害干部和教师、毒害青少年学生的反革命罪行。
1977-12-09

renbing331 2017-01-11 00:36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这里要谈到北京出现的“民主墙”的问题。
西单“民主墙”出现较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在西单地区一个较开阔的路边的墙上开出一块言论园地,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初期,内容主要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言论、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批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的负责人。“民主墙”的言论开始曾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包括邓小平、叶剑英等。如《人民日报》11月20日登载邓小平对当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的谈话,其中就说到:群众有意见公开提出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叶剑英则在12月13日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这表示当时需要利用党内民主和社会舆论来否定“文革”。

——赵家:民主墙

——赵家:我们是民主派

——文化大革命呢?

——打倒我们就是打倒民主,就是独裁

——叶剑英则在12月13日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赵家就是这样改变中国人民认识。

renbing331 2017-01-11 00:37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墙”的有些批评和质疑转了方向,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权衡利弊,“民主墙”言论的“弊”已远大于“利”,最后通过法律程序采取了取缔的措施。
对于“民主墙”的过程,我自己很生疏,我只是走马观花地去过一趟,觉得这是一个群众议论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当然谁都可以利用。我所在小组有两位同志对“民主墙”问题专门写了一份材料,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从他们的材料中才知道“民主墙”已经有两年历史了,开始被看作社会民主舆论的代表,改革势力支持,“凡是派”痛恨。后来的情况变得比较复杂,各种思潮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那里表现,也有外国人介入,逐渐地,又出现了一些未经法律手续认可的团体和“地下刊物”,还从贵阳跑来了一个什么“启蒙社”(几个工人组成)。当然会有一些别有用心分子混迹其中。于是出现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丑化共产党的言论;“四人帮”的余孽也乘机活动,他们贴出了为江青翻案的大字报,全面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说明,尽管“民主墙”活动初期表现出关心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但是这种活动方式最后证明也容易为人所利用。前面我说到“民主墙”最终被取缔,但我不知道“民主墙”是何时被取缔的,是在务虚会中间还是务虚会结束以后。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民主墙”本身。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恰恰处在“民主墙”活动的后期,而务虚会上有些话题刚好也是“民主墙”上的话题,这一点本来并不奇怪,也不可避免,因为当时大家都面对着、思考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是某些对务虚会怀抱不满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利用“民主墙”的问题做务虚会的文章,说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还应指出,当时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也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矛头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完全白费,在当时社会发生一些骚动的情况下,他们把矛头引向务虚会的言论至少对某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家一民主

——各种言论出现了

——赵家:关闭民主墙

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发表于 2006-01-18 18:13:4
胡绩伟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这还得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说起。
  “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统治集团被粉碎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从重重高压下解放出来,强烈要求进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要求改变二十几年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独裁专制制度,使我们的国家逐步改革为真正人民民主的先进国家。
  推动这次民主改革的,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自上而下的势力,一股是自下而上的势力。
  第一股势力就是原来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一批人物。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斯大林式的一党专制,对所有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他认定的一切异已力量都打成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些人原来都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人物,从党国元老、党政军要员到各级干部,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封为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毛泽东称自己是当年那支造反大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最高统帅,林彪是他的副统帅。毛泽东这种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胡作非为,弄得长期天下大乱。到“文革”后期,在他实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拜托周恩来出来收拾残局。在周的一再努力下,使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元老人物和一批老中青干部解放出来,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挽救危局。就是这批人物,成为推翻专制政权的掘墓人,也是新时期民主改革的带头人。
  长期担任共青团书记职务的胡耀邦,既是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进行全面整顿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以后推翻“四人帮”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是中央级老干部中首先恢复领导工作的人(他比邓小平、陈云等很多元老都早解放出来)。他勇敢地担负起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的光荣使命,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团结一批理论战线和新闻战线的先锋人物,在一些元老们的暗中支持下,打响了这场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的第一炮,就是在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的初战告捷以后,耀邦同志在1977年10月发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运动,把包括大批元老在内的千千万万各级干部陆续解放出来,并妥善地安排他们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使瘫痪多年的各项工作很快活跃起来。紧接着,在1978年5月,耀邦等人又发动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样,就在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基本结束了长期的专制统治,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准备,开始了以邓小平为后盾,以胡耀邦为总书记,以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这就是那股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势力。
  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是什么呢?
  首先是“文革”中受打击受摧残的大批中下层干部、青年职工和大专学生。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特别苦大冤深的人群。多年来身负沉冤,申诉无门,或者越申诉越受到沉重的打击。老实说,胡耀邦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对象还是老干部和少部分中下级干部。更为大量的中下级干部、工农群众和大专学生,仍然是鞭长莫及。他们眼看中央政策日益开明,广大干部陆续解放,急切要求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而他们的冤家对头大都是中小当权派,要平反就得纠正这批顶头上司的错误,因而难之又难。所以这一大批苦主就把眼睛盯到上边,盯到中央,一时间首都北京和各省市的省会城市,都涌来了成群的上诉上访者。他们除了找中组部、中纪委和中央各报以外,有的还把自己冤情写成大小字报,贴在人多的地方。
在最初的几个月,西单墙的大小字报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很多人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情,寻找翻身解放的机会。随着官方报刊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西单墙大字报的内容也越来越集中到政治民主问题,越来越接近一些敏感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还是反动的?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种生动活泼的表现,还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民主墙应当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消失,还是应当加以引导,使之更加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大问题,也是能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
党的领袖人物曾高度评价民主墙
  当时,在党的领袖人物中,看法也是不一的,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公开称赞过民主墙。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后,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说:“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还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如果这两股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能够坚定地结合起来,肯定会是民主势力的大发展,大提高,也肯定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斗争中大大增强民主势力的阵地。
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应当看到,当时人们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的确有褒有贬,好得很,糟得很的评语都有。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态度是很坚定的,但会后,他的态度就有些改变。所以,这位善于察言观色的胡乔木,才利用他批发文件的权力,公然删去叶帅那两句十分重要的话。
邓小平态度的大变,还是在理论务虚会时期,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张大字报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从这以后,保守势力大为抬头,西单墙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胡耀邦说,民主墙是人民内心的呼声
  当民主墙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陈云同志还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这些人群中去收集动态,反映情况。报社派了王永安(国内政治部编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一再叮嘱他,只了解情况,掌握动向,索取材料,绝对不能表态。王永安写了不少“内参”上报中央。
  关于西单墙的情况,我向耀邦汇报过多次,还参加过他所主持的一些小会。
  总的说来,耀邦同志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拥到北京上访,有的人上街诉苦,有的人贴大字报,有的在机关外面静坐请愿,这使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大为震惊,大叫赶快整顿社会秩序。我说,这是你平反冤假错案的好影响。因为你所发动的平反,大都偏于高中级干部,而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见中央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纷纷涌向省城和京城,这是对新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一回中央是动了真格的,他们的问题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现在平反工作刚刚开始,各地都要作好来信和上访工作,尽量把地方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都推到中央来。耀邦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平反的范围,一方面批示各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加强来信来访工作。同时,他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耀邦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更切实地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新枷锁,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层,使沉冤几十年的干部和群众陆续得到平反。
  对于上访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和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的情况,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指示各新闻单位注意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当时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长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上的文章摘报中央。人民日报还出版了一份供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供你参考》的活页文选。在京的其它报刊和有关单位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
有一段时间,贵州的民间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很活跃。为了了解启蒙社的情况,耀邦让人民日报派记者去调查。报社派出评论员周修强同志到贵阳。调查回来后,耀邦还把周修强约到办公室,特别听取他的汇报。
耀邦说,必须纠正脱离群众的作法
  耀邦除了找报社派人以外,还召集过报社、中宣部、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总的精神,是同我们谈论党历次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回述几次大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一二九”还是“双十二”,无论是罢工、请愿,还是游行、示威,他说,我们党对群众运动都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回忆说,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开始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就在西单墙开始贴政治性大字报初期,耀邦同志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热情亲切的公开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信》)。信中特别强调: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这位有几十年青年团工作经验领导人的倾心之谈,就是我们面对新时期的青年运动、群众运动的工作指南。
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后,耀邦同志在 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注重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魏京生说话的,纷纷批评人民日报。胡乔木对此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为此我同胡乔木进行了一番争辩。他虽然理屈,仍然咬定我们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指责我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过的。但我不愿意把耀邦拉进这一是非的漩涡里,回答他: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有权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以后,我同耀邦商量,专门约请了几位法学专家来讨论。他们都认为郭文没有大错,只是论述得不够全面,没有从法律上说明言论自由也是受法律约束的。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重申言者无罪,并对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反革命煽动罪”作了具体的解释,阐明构成“反革命煽动罪”的原则。
这样,乔木这一大棒才算躲闪过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耀邦同志是如何坚持言论自由和反对以言治罪的观点。以后我们很多人坚持主张从法律中取消所谓“反革命罪”,也是这个道理。
耀邦赞成设立一个民主公园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取缔“西单墙”的问题,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这两个决议,都是对西单墙的扼杀。我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发言,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决议的不同意见。
  这两项决议,是党中央事先决定的,我不好正面反对。只是一方面向会议客观地介绍了“西单墙”的来由和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一点变通的办法。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12次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我不主张“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主要还是介绍了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转述了他俩的建议:
   “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我们还拿英国海德公园为例,提出我们的设想。我在这次人大小组会上也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事后我向耀邦介绍了我们的意见,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后对我说,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他们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以后,我才觉悟到: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的设想虽然好,但太不现实。因为,真要建立一个民主公园,必须在很高的民主环境下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显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条文时,我在四川代表团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因为自从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所谓‘四大’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来,本来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许多属于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问题,却被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用这种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将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一个打下去,这本身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煽动群众(其中许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诬陷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被诬陷者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如果有所申辩,马上是更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态度顽固’啦,‘疯狂反扑’啦,一顶顶拒不认罪的帽子压了下来。所以,这种‘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干的,只是假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名义,实行最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办法。”
  我在这次发言中还谈到社会上有些人对取消“四大”的一些误解,我解释说:
“现在,国内国外对于取消‘四大’这种‘大民主’,还有些议论。在国外,是根据对‘四大’的翻译来理解的。‘大鸣大放’被译成“自由地讲话,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外国人就很难理解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怎么能取消?所以,我以为,取消‘四大’,不等于取消言论自由。这一点,只要将事情说清楚,人家会理解的。至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取消‘四大’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在国内,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中,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在许多单位还严重存在,群众还有气,有意见要提,因而许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还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认为,这类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议:如果是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该允许在本单位内部张贴。因为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属于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剥夺的。宪法取消了‘四大’、‘大民主’的规定,但决不能因此说贴大字报通通都是违反宪法的。”
我主张,应该禁止的只是在大街上随便张贴大字报,在机关内部的适当地方,无论是大字报还是小字报是可以贴的。我们的报刊应该多登一些群众的意见,报社的内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情况,使群众的意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
  我的这些意见,都同耀邦谈过,他都是赞同的。

——读这篇文章,还要知道胡绩伟是谁
胡绩伟,当代中国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赵家改变社会舆论,权力巩固了

——赵家:取消四大

——邓痞子:不争论。

——民主是什么?

——赵家的工具。

——赵家依法治国

——法律是什么?

——赵家的工具。

renbing331 2017-01-11 00:38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务虚会第一阶段于1979年2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于3月下旬开始。第二阶段除原中央单位的人员外,按计划邀请各省市同志(主要是党委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共四五百人。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个会,胡耀邦在会上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明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讨论这个报告,考虑组织大会发言,要各组做点准备;在小平报告前,各组还可以议一议前段的讨论情况,有哪些成绩,有哪些不足。并说,对于我们的会议,各方面反映不同,有人认为“有问题”,我们也不妨自我估量一下,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光明磊落。

——虚无历史框架有了

——赵家:邀请各省市同志(主要是党委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共四五百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痞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赵家务虚会,一是翻案,二是赵家人要安定团结。

renbing331 2017-01-11 00:38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我在这里插几句。第一阶段结束不久,邓小平的讲话稿就着手准备,由胡乔木主持,我记得有五个人,我也参加。先到邓小平家中,由胡耀邦简单汇报会议的情况及下一段的安排。我已记不清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总之话不多,好像主要是说解放思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类的话。起草时几个人分工每人写一部分,我写第一部分,写好了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总修改,然后交邓小平自己完稿。修改和完稿的情况我们就不再过问了,我只记得我所写的第一部分只剩下开头的十几句话。

——邓痞子完稿?

——陈云完稿。

——百度百科 陈云
改革开放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是赵家操盘手。

——百度百科 操盘手
股票术语  
操盘手就是为别人炒股的人。操盘手主要是为大户(投资机构)服务的,他们往往是交易员出身,对盘面把握得很好,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掌握开仓平仓的时机,熟练把握建立和抛出筹码的技巧,利用资金优势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盘面的发展,他们能发现盘面上每个细微的变化,从而减少风险的发生。

renbing331 2017-01-11 00:40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小组会又开起来了,但和第一阶段大不相同,像是听了报告就准备草草收场一样。
  小组会传达了领导小组对会议安排的意见,又宣读了批下来的几份材料,记得其中有上海《民主论坛》一些主要人物活动的情况。然后是检讨前一阶段务虚会的情况并讨论各种反映,大致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见:
  (一)共同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务虚会第一阶段始终没有离开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澄清了许多长期被搞乱了的思想理论问题,特别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全国发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一点应当肯定。同志们研究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大家分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很不愿意涉及他老人家的问题,一方面又感到重大问题的错误不指出,不纠正,我们将很难前进,也很难统一思想。但是,完全不存在像有人所说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
  (二)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同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和理论工作务虚会没有关系。社会上和党内有些人反对务虚会,也是反对三中全会的,如说“现在的政策比刘少奇还右”,责问“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有人直接说“农村出现包产到户,以及民主墙的问题,都同三中全会宣传民主、大讲解放思想有关,同平反天安门事件有关”,等等。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这些难道不是提醒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低估吗?
  (三)因此,多数与会同志希望小平同志的报告要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成绩及其带来的好形势,肯定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好形势,肯定务虚会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方向是正确的。还希望讲清楚当前的方针究竟是“放”还是“收”,因为有人说现在要“收”了。
(四)各省市来的同志说些什么呢?他们多数要求小平同志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形势多说几句,给予充分肯定,因为现在颇有些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理解或者有抵触情绪,说什么“知青闹事是发扬民主引起的”,“落实政策是烧纸引鬼”,甚至说“我早说过解放思想那一套行不通”,陕西省一位相当负责的干部公开说“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不提”。现在有些“四人帮”的重点人物还不服气,不承认错误,有的还进行反攻,对于要求他们说清楚问题,则提出要“反说清楚”,如此等等。对于前一阶段的务虚会,不少人认为是开得成功的,要充分肯定;第二阶段多开几天,不要草草收场。有人特别指出: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不忙做结论是对的,但在党内一定范围内议论还是正常的。此外,来自外地的人也有说“务虚会批‘两个凡是’不妥当”,“务虚会缺点很多,中央早该说话了”之类的话的。

——统一认识

——接着是什么?

1979年大事记

6月15日至7月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所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与会的全体委员列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所作的《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所作的《关于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个法律草案说明。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提案委员会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提案审查的决议》。会议增选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补选刘澜涛为秘书长;增选马文辉等40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9月14日至2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提高部分职工工资问题、加速农业发展问题以及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作问题。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首先讲话。他着重阐明发扬民主协商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座谈会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作的说明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就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作问题所作的专题发言。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士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

10月5日至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决议》。会议决定组织政协代表团分别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决定邀请约旦协商会主席来华访问。会议还听取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和《简报》中意见的处理情况汇报,听取了关于宗教界对外活动情况的汇报,并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10月11日至22日,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修改了各自的章程,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明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10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指出:“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根据这个讲话精神,1979年10月下旬至1980年1月底,政协全国委员会分别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举行24次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与各该党派在京部分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就如何进一步推动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以及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出席座谈会的包括科技、教育、医药卫生、文化出版等各界知名人士和台湾籍知识分子以及回国留学生等,共200多人。周建人、史良、季方、胡愈之等分别出席和主持了座谈会。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肯定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学术上、工作与生活条件上出现的变化感到满意。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仍然存在知识分子不受重视的情况;二是在干部使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不被重用,甚至还受歧视;三是工作、生活条件差,出现“一个脑科大夫的工资不如一个理发师;一个胸外科大夫不如一个杀猪的”现象。大家还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都反映给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为研究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些问题经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了批示,责成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开会进行研究,促进了一些问题的解决。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12月25日至2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再次举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我国当前工业交通形势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会上介绍了我国当前工业生产、交通的形势和1980年的经济建设任务。胡厥文、胡愈之、陈此生、胡子婴、朱学范、钱昌照、许涤新等先后发言。他们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恢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的优良传统,就国家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问题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进行协商和座谈,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表示十分高兴;对1979年国民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认为当前对国民经济建设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方针;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尽心尽力。他们在发言中还对有关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工作,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

——赵家甩开膀子复辟倒退了--名曰改革开放。

renbing331 2017-01-11 00:40
赵家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赵家人上马

——理论务虚会,赵家人扬鞭,向黑社会法西斯奴隶制殖民地阉党统治进军。

renbing331 2017-01-11 00:41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总之,第二阶段开始时的议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各种社会舆论的反映,不单是指务虚会本身而言,而且对务虚会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因此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思想状况的测验。
3月30日,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结束时邓小平说:我只是初步讲些意见,请同志们讨论提出意见,然后再作修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痞子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
同志们!
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渡过了“四人帮”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很快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动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群众都在争着为这个光明前途贡献力量。在这个时期,思想理论工作战线的任务特别重大。我们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三中全会以后也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任何估计不足都是错误的。但是形势在迅速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需要迅速发展。我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并且通过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让我们同心同德,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一年九个月,邓痞子改小康社会了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邓痞子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今天,你小康了吗?

renbing331 2017-01-11 00:42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在我的记忆中,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不多,因为报告主要讲当前存在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林彪、“四人帮”的和“两个凡是”的思潮,一种是脱离或违背四项原则的思潮,包括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出现的少数人闹事。重点却是放在后面。
当时的问题是怎样召开大会。为准备大会发言,我请本组三位同志起草一个发言稿,准备讲一讲两条思想路线和坚持四项原则的关系:一方面,解放思想固然不能脱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运用四项原则绝不能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否则,“原则”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教条主义、学理主义,或变成像马克思所说的“刻板的正统观念”。我们需要的是在实践中、群众斗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刻板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也一样,我们目前亟须检讨我们在运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毛病,以致出现了目前这样的严重问题。一句话,讲四项原则绝不意味着不批判教条主义和“凡是”观念。

——赵家定提纲

——赵家包衣奴才:执行

——在我的记忆中,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不多

准备讲这样的问题,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会议场所,当时是在他家里。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邀我到他家去一谈。刚好安子文也在座,安这时已到中央党校工作,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他是有名的“六十一人冤案”中的重要人物,“文革”前任中央组织部长,我们见过面。耀邦问我小组会情况,我据实以告。我问大会究竟何时召开,小组会已经开不下去了。趁他暂时沉默之际,我向他汇报我们准备的发言内容。他反过来问我:“你觉得大会是开好还是不开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说:“大家究竟会讲些什么呢?你们的发言内容自然可以。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四项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出在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弄成两张皮。反对教条主义当然同样不能动摇。但是,你们准备的东西是否拿到大会上去讲,还要考虑一下。”然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这是他的习惯。这时安子文向我说了一句:“你们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没有这场讨论,也许我们的案子还不可能这样快解决。”我记得这句话薄一波在刘澜涛家里碰到我时也这样说过。“六十一人冤案”确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后完全彻底平反的。薄一波和刘澜涛都是第一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人,我当时在那里工作。当我正与安子文说话时,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坚定的语气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
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小组会已经开不下去了?

——小组会根本没有必要开--赵家统一了认识

——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坚定的语气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

——为什么?

——赵家觉得不必要。

——理论会是什么效力的。

——赵家:十一届四中全会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赵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renbing331 2017-01-11 00:44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这是不是李一哲的论调?

——王希哲是个什么东西?

1979年9月25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规定了25条农业政策和措施包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或侵犯其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人民公社要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应予鼓励、扶持。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今后三、五年内,农业投资在整个基建投资中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到18%,农业支出在国家总支出中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到8%。农业贷款从现在起到1985年,要比过去增加1倍以上。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其它农副产品价格也相应提高。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从1979年起50亿斤。搞好农业基本建设。社队新造耕地从收获起5年不计征。办好国营农场,1985年前国营农场利润不上缴。迅速增产化肥、农药、民用塑料和各种除草剂。积极选育、引进和推广良种。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的机械化。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努力发展出口农业产品。
(人民网资料)

——赵家放缓了脚步

——为什么?

——包产到户还没有实行

——赵家要等一等。

——百度百科 家庭联产承包制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renbing331 2017-01-11 00:45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我对我们准备好的发言稿没有用上,觉得有些惋惜,回去后将未经整理好的初稿做了一番调理工作,改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先刊登在《理论动态》上,然后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也算是我们对于这次会议的一个留念。
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于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问题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为以后进一步解放思想打下了基础。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两个凡是”仍很有市场,并且根深蒂固,这不仅关系到毛泽东晚年错误,而且涉及我们过去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些问题。因此不久以后有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了。这里补充说明的只是,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反对“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仅依靠一次补课是远远不够的。
(责任编辑 洛松)

——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政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没有包产到户

——赵家不能解散人民公社

——这个包产到户是经济措施还是政治措施?

——政治统率经济

——赵家要复辟倒退,第一步就是要解散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发展生产力?

——一个谎言而已。

renbing331 2017-01-11 00:47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
1966.05.18上午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林副主席: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

——周恩来做了吗?

——周恩来:遇罗克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周恩来:镇压造反派。

——为什么会这样?

——周恩来是赵家第一代掌门

——周恩来不除,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成功?

renbing331 2017-01-11 00:47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
1966.05.18上午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林副主席: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

——周恩来做了吗?

——周恩来:遇罗克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周恩来:镇压造反派。

——为什么会这样?

——周恩来是赵家第一代掌门

——周恩来不除,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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