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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bing331 2017-01-11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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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编者按: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记述这一大讨论的文章,不仅引起报刊读者的兴趣,更为史家和党务工作者所关注。讨论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是这场讨论的具体组织者之一。记述这场讨论的文章已不少,吴在耄耋之年,本着为历史留下点记录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并交本刊发表。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想来也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党校反党

——奇怪?

——赵家篡党夺权,党校不是共产党党校,是赵家党校

——赵家党校反对共产党

——奇怪?

王立华:左派究竟该如何看待对待习近平
作者:王立华 发布时间:2017-01-06 08:23:27 来源:民族复兴网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一个人民军队的老兵,具有4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自认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者。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讲一点基本立场,方法和标准,这是我们求得共识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坚决地捍卫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实践的观点,要坚持客观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用这样一些思想方法,我们才能求得共识。
左派如何看待习近平总书记,我先亮明我自己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我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也认为,真正的左派群众,了解真实情况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应当拥护习近平,我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他的思想和实践的认可,做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你可以不认可一些政治要求,但,必须服从真理的追求。要信奉真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你可以在理论上各抒己见,但必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实践标准,以实践检验认识,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空谈,这是毛主席的认识论的精髓。

——赵家五毛干什么?

——维护赵家黑社会法西斯奴隶制殖民地阉党统治。

习近平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2016-12-31 20:24:07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3年来,上海市、商务部等不负重托和厚望,密切配合、攻坚克难,紧抓制度创新这个核心,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工作取得多方面重大进展,一批重要成果复制推广到全国,总体上实现了初衷。望在深入总结评估的基础上,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把握基本定位,强化使命担当,继续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研究明确下一阶段的重点目标任务,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

——这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卖国主义。

renbing331 2017-01-11 00:51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一、问题的提出
“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课时,我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暂由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人兼任,但主持全部日常工作者为副校长胡耀邦。课程安排,第一是哲学课程。课程结束时我作专题报告,时值1977年9月底。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我的报告着重讲两条战线斗争问题,即既反对右,也反对“左”。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说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中,只有“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实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我的这个报告是事先经过以胡耀邦为首的校党委(当时还没有校委会)审定的。

——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

——华国锋懂吗?

——陈云懂吗?

——邓痞子懂吗?

——这帮子反革命畜牲懂得很

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四人帮有以下十大罪状:
1、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
2、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4、打击和诬陷邓小平。
5、在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6、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7、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8、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9、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10、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

——赵家举手表决通过。

renbing331 2017-01-11 00:53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我的报告无非是为打破上述的政治禁忌。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说明错误路线或执行路线的偏差,往往表现为两种倾向,不是右,就是“左”。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批判“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把“四人帮”的哲学归之于实用主义。
这里,我讲到确定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究竟是实践标准还是权力标准或其他什么标准。原文如下: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

——这是谁呢?

——赵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2015年10月26日 16:27:59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共产党是理论上成熟和发展的伟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

——反驳?

——赵家:抓起来

——赵家:封网、删贴。

——赵家:正能量

renbing331 2017-01-11 00:55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这个报告的“两条战线”部分首先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实用主义”部分省略掉了,因为《理论动态》篇幅有限制。以《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为题的整个报告于1977年11月送《哲学研究》杂志,该杂志发表于1978年2月初出版的1—2期合刊上;关于上述真理标准那段文字后来还见之于1978年4月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的另一篇文章《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

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
第3版()
专栏:
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
吴江
先从理论上说几句。什么叫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它是资产阶级很有势力的一个哲学流派,有一套适合资产阶级的比较精致的方法论。实用主义又叫“工具主义”。
实用主义的方法,资产阶级早就用上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这就是说,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就是真理,没有用的就不是真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指出,主观唯心论大师贝克莱搞的就是实用主义,马赫继承了他。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创始人詹姆士,公开承认他只不过是贯彻执行贝克莱首先采取的“实用主义”方法而已,所以他说:实用主义仅仅是“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这种思想方法,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构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学说,确定了这一学说的基本原则,在二十世纪广泛传播起来。
第一个介绍实用主义学说到中国来的,是胡适,他最早写的一篇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文章叫《实验主义》(1919年),收在《胡适文存》第二卷。实用主义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很大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主要敌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几乎每一步都要同实用主义思潮进行激烈的战斗。解放初期我们批判的“胡适派唯心主义”,也就是这个杜威派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无非是这么三条:(1)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世界就是我的感觉、我的观念、我的“主观经验”。客观事物和人的思想,或者说,客体和主体,都是“主观经验”的不同表现。所以实用主义的经验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客观必然性,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因此也没有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真理等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人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造出来的。“客观的真理——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詹姆士)。(2)实用主义的一个根本点是:一切以对我有用、有利为标准。世界上的事物,对我有用,它就存在,对我没有用,它就不存在,所以说“存在就是有用”(正好象说“存在就是我的感觉”一样)。同样,实用主义者所谓真理,也以是否对我有用、有利为标准,如果这个观念、这个理论、这种方法对我有用,对我产生效果,使我获得成功,就是真理,否则,就不算真理。宗教对我有用,宗教就是真理。剥削剩余价值、搞殖民主义对我有利,这些也都是真理。所以说“有用即真理”。真理是人假设出来的,是“应付环境的工具”。假设的正确不正确,完全要看它对我是有利还是无利。为了对我有利,可以而且应该象投机商一样不择任何手段。(3)实用主义者也强调人要用行动、实践去积极地影响环境、改变现实。实用主义,希腊文就是行动、实践的意思,因此,实用主义也叫行动哲学。由此出发,实用主义者也强调“人的因素”的作用。实用主义者所谓的行动、实践、“人的因素”等等,同客观规律毫无关系,而同我们批判过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观战斗精神”完全一样,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唯意志论。
实用主义这个东西,资产阶级用,机会主义者也用。毛主席说:“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3页)
林彪、“四人帮”不是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他们的主要骨干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流氓阿飞等。他们的社会基础是被我们打倒了的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流氓阶层、国民党反动派余党。这伙人,他们的世界观是极端腐朽的。他们在私下这样说:“人生好比赌场,赌赢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赌输了怪你小子时运不佳,活该倒霉。”詹姆士也有这样的话:“不赌那会赢?”这些人自己说,即使上台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随时准备杀头的,他们总有这个预感。这伙赌棍,在本质上,不能不是最荒唐透顶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四人帮”的全部事业是篡党夺权,搞垮共产党,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统治。对于这个事业有利或无利,就是他们观察事物、判断路线、审查干部的唯一的是非标准:凡是对他们这个事业有用、有利的,就是“真理”,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正确路线”,就是“好干部”,否则,就相反。“四人帮”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搞阴谋诡计、搞分裂,从地主阶级专政那里学来了不少东西。例如,他们就很学了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学了封建法家所提倡的几乎整套阴谋权术,这套东西使他们的实用主义带有不少中国的特色。同时,他们又有“左派”的伪装,所以又很有欺骗性,容易叫人误认为他们的实用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灵活性。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看一看林彪、“四人帮”是怎样搞实用主义的。一共分八个方面:
(一)林彪、“四人帮”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之恶劣,大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他们完全根据他们反革命事业的需要,任意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观点,为其所用。他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可以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打扮”的,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今天打扮成这个模样,明天打扮成那个模样,一忽儿拿出这条语录,一忽儿又拿出那条语录,用意却截然相反。结果,使这些原理、观点本身处于互相敌对的地位。他们以实用主义标准代替实践标准,以摘引片言只语的方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恩格斯曾批评过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套语或死的公式对待,这里说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林彪、“四人帮”则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任意摘引对自己有用的片言只语,甚至是来历不明的片言只语,来对一切事物下结论。这种方法,久而久之,影响了许多人。林彪、“四人帮”还在群众中煽动打“语录仗”,把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态度灌输到还不知道什么是理论的青少年当中去。这种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害非常之大。这里,往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来污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他们有时候则干脆伪造,或任意颠倒。林彪、“四人帮”伪造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说法,叫做:有“上了书”的毛泽东思想,还有“没有上书”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说的是“没有上书”的毛泽东思想。真是天晓得!他们根据自己的实用主义标准,把最猖獗的唯心史观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指修为马),而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指责为修正主义(指马为修),把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执行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诬蔑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颠倒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以此丑化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说,“四人帮”背叛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我说不对。“四人帮”中任何人从来都没有真正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你说江青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张春桥信奉过?姚文元信奉过?王洪文信奉过?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背叛”,而是最终暴露出他们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说他们搞教条主义,也是美化。毛主席说过,一般教条主义者还是要革命的,而“四人帮”却是用一大堆“语录”伪装起来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
(二)林彪、“四人帮”,在路线问题上,是权力实用主义者。他们的路线的核心就是一个“权”字,或者正确点说,他们谈“路线”完全是假的,他们搞“路线斗争”是为了把“权”弄到自己的手中。林彪、“四人帮”本来是一家人,他们之间充满着争权夺利的肮脏关系。在他们的互相“批判”中,真正的问题谁也不敢揭露,“四人帮”敢真正揭露林彪吗?敢真正揭露陈伯达、王关戚吗?当着他们一伙中有人被揭露出来不能再隐藏的时候,他们的策略是赶快“诿过自解”,即把已揭露出来的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把一切过错、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而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并把对方的全部权力接收过来。不久以前,“四人帮”和林彪还是一伙,林彪推崇江青“很有思想,政治上很强,艺术上也是内行”,江青第一个喊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林彪“亲自指挥的”,如此互相支持,融合一体。忽然,一当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本来是林彪一伙的江青等人,一下又变成反林彪的“英雄”,打着反林彪的旗号来保护林彪,把林彪的衣钵继承下来。这样的事,使好些人不好“理解”,群众中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论”,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没有确定的路线是非标准,于是就不能不搞“依人划线”,“依权力划线”。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提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权,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这种权力实用主义,危害非常之大,不仅搞乱了路线上的是非,而且毒害了相当一部分人。最后事情走向反面,使越来越多的群众认识到,事情决非如此,并不是权力的大小决定真理的多少,真理往往不在那些自吹自擂并且动不动就训人的“官方大人物”或“官方理论家”们手中。手里没有真理,权力越大,其对人民利益的威胁也越大,而这些人如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其权力最后必然会垮掉。认识到这一点,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觉悟显著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为了篡党夺权,就要搞掉共产党的一套干部,代之以自己的一套帮派队伍。在这方面,实用主义更是盛行。为了搞掉你,可以不顾任何客观事实,随意指你为叛徒、特务、坏人、走资派,以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等等罪名,然后设立专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甚至不必求证,而是大胆假设,大胆“无中生有”,一搞就是多少年。甚至有这样的事:说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即使毫无根据,你不承认也不行,不承认,会有人来给你捉刀代笔写检查,叫你签字画押。他们要你写证明材料,只准写他们所要的东西,照他们给你的框框写。他们认为是坏人的人,你不能写他的一条好处,否则就是“美化”;他们认为是好人的人,你不能写他一条缺点,否则就是“放毒”。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凡是分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今天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遵循这个原则,这是我们有自信心的表现。“四人帮”则别有用心,而且虚弱得很。他们对被他们“揪”出来的共产党干部,不说全体,也有相当一个多数,先假设成敌我矛盾,并按敌我矛盾去找根据,去制造所谓“根据”。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所需要的人,则是不择手段地加以引用,破格提拔,“诱以官禄”,给你种种好处,叫你死心塌地跟着跑。只要对帮派事业有利,一次小报告,一出戏,一首诗,一封效忠信,就可以飞黄腾达。“四人帮”一伙公开说:“一切都要根据需要,需要时,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也没有关系”,“就是真正的叛徒,只要江青相信就行了”。江青就是林彪、“四人帮”确立的政治是非标准。所以在他们那里,早有“三十年代的叛徒,六十年代的左派”一类说法。
一句话,凡是“四人帮”权力所及的地方和部门,在干部问题上,党的原则政策完全为实用主义政策所代替。这种实用主义干部政策,伤害了多少干部,毒害了多少人啊!
(四)实用主义对我党优良作风的破坏,其后果之严重,也是难以估计的。“四人帮”完全按照自己的帮派利益说话行事,不顾事实,任意颠倒黑白。他们认为,搞政治无诚实可言,讲实事求是是傻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们说,“事实要为政治服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为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可以任意摆弄事实、颠倒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对群众,也贯彻一条实用主义路线,即为自己篡党夺权的需要而“运动”群众,愚弄群众,或者挑动群众斗干部,或者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拿群众作为搞阴谋权术、玩弄政客手腕的一种工具,甚至通过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斗争,把实用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使一部分群众也学他们的样,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只看对我有利无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依派的利益划线,把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都看作真理,为我这一派所用的都是好人,站在我一边的干部都是革命干部,否则,便是“走资派”,非打倒不可。“四人帮”把挑动派性、驾驭派别作为他们的一种领导艺术,精益求精,用来制造混乱,搞乱阶级阵线,以帮代党。他们挑动派性斗争,有意识地使这种斗争成为施展阴谋诡计、玩弄政客手腕的训练场所,从这里物色他们需要的帮派人材,因此,使相当一些人政治上道德上堕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中毒甚深,至今仍觉得拉帮结伙是件好事,做工作非拉帮结伙不可,非有自己的“一帮人”不可,否则就好象不能工作似的。“四人帮”的帮风帮气,剥削阶级的肮脏政治权术和实用主义道德观,已经严重地侵入了好些党组织的肌体,有些方面近乎彻底地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优良传统和共产主义道德,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五)“四人帮”的一个特点,是拚命霸住舆论大权,通过操纵舆论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这里所用的也是实用主义建立权威的手段。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说过:“如果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达到思想完全一致,那就对所有一切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来思维的人们施以镇压,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确定社会舆论的一种有效方法。”林彪就奉行这种“整人立威”的实用主义方法。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间的一篇讲话,大讲政变,无中生有地说什么“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等等。这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就是用实用主义的高压方法,对党内民主实行一场大屠杀,为林彪、“四人帮”自己搞政变,篡党夺权作准备。林彪这个坚信只有说假话才能成大事的野心家,施展一项惊人的“绝技”,就是搞“大树特树”,虚伪地颂扬伟大领袖的天才,把领袖奉为神化了的绝对权威,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且一笔抹煞党内其他领导人的革命功绩,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毛主席还健在就搞背叛”的人,因此必须不留情面地把他们统统打倒。用林彪一伙自己的说法,这就叫做“用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实在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四人帮”把这种手法略加“理论化”,他们歪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的总题目,由此引出所谓“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引出“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又从古代引来法家的封建专制主义,毒化社会舆论,进一步强化镇压措施。他们用这个方法整人立威,搞“一言堂”。在“四人帮”实用主义势力所及的地方,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上被摧毁。
(六)我们的教育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因为这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四人帮”破坏这场教育革命所采用的手段,也是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一套东西搬来,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否认学校的系统教学,否认教师的作用。实用主义自称要使理论与实际结合,实际上,是取消知识,取消理论,取消科学。他们不要基础理论研究,不要实验室的科学活动,只着重于培养狭隘的实践技能。“四人帮”在上海同济大学搞了一个“经验”,叫做“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学生还没有学一点基础理论知识,就下厂劳动,糊里糊涂地跟着打杂,只学到一点零碎的技能,白白浪费了几年时间。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四人帮”完全是一伙反科学的家伙,他们荒唐地企图打破“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作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来批判,否认抽象思维在数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等等。“四人帮”的“教育革命家”们不去训练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获得各方面知识的能力,只要求有一种极低级的思维能力,会照“四人帮”确定的舆论表态,能对别人扣帽子、打棍子就行了。所以“四人帮”搞的“教育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愚民政策,或者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专门训练“斗走资派”的英雄好汉的。
(七)还有“四人帮”如何对待历史的例子。“四人帮”以及为他们服役的“理论家”们,这方面的实用主义表现得登峰造极。大家都读过《新民主主义论》,都记得毛主席是怎样估价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化的。江青和她的同伙按照帮派的需要,把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描写成漆黑一团,并且变成一条又长又粗的
“黑线”,一直贯串下来。江青甚至说:“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问题。自从一九六四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才解决了。”这样厚颜无耻地伪造历史,古今中外也是少有的。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作了许多无耻的篡改。“四人帮”已经着手编写一部党史,竟把叛徒江青描写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那里是“党史”?这是“党耻”,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莫大侮辱!在所谓“评法批儒”中,他们把几乎整整一部中国古代史,按照他们的帮派利益,按照他们创造的“儒法斗争”这个万古不变的历史公式,重新改写过;把许多古人一个一个重新塑造过。西汉前期刘氏的一个同姓王刘濞使用奴隶劳动冶铁煮盐,“四人帮”的历史学家据此评他为复辟奴隶制的儒家;汉武帝开办几百个使用奴隶劳动或半奴隶劳动的冶铁工场,每年还要驱使十万人上山“取铜铁”,“四人帮”史学家却把他推崇为反对奴隶制复辟的大法家。你们看,这里有什么鉴别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华主席说,“四人帮”的史学是影射史学,说得非常之对。影射史学就是实用主义史学。“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公开说:“搞历史,就是搞实用主义”。这个影响决不限于历史领域,甚至也不限于学术领域。
(八)林彪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做“人的因素第一”。有人说,这是天经地义,不能驳的。可见至今还有人中毒非浅,盲目成自然。人的因素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它,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也强调它,但内容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人的因素”,是指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指实践的主体,而实践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实用主义者所崇扬的“人的因素”,则完全是指主观精神的作用。杜威就说过:“我要批判那种贬低人的因素而使它化为零的社会理论,因为它完全依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来解释事件和制订政策”(见杜威《自由与文化》一文)。意思就是说,人们的行动完全不应该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充分发挥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林彪所说的“人的因素”和杜威所说的“人的因素”,完全是一个东西。
林彪的“人的因素第一”,就是“精神第一”,张春桥叫做“精神万能”。他们把精神、思想置于超乎一切的绝对的地位,世界是被精神、思想支配的,有思想,然后有历史。精神、思想既然居于超乎物质、超乎客观现实之上的优越地位,获得绝对的无上权威(特别因为它获得由它直接决定的政治权力的支持),那末,很自然地,精神、思想就具有这样一种能动力,它能对一切发号施令,为所欲为,由它决定的“政治”能够“冲击一切”。而精神、思想属于英雄人物,是天赋予英雄人物的,这就归结到所谓“天才论”。“精神第一”也好,“政治冲击一切”也好,“天才论”也好,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林彪、“四人帮”手中的理论武器,被他们运用来达到各种卑鄙目的。
以上,我们列举了林彪、“四人帮”搞实用主义的八个方面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八大罪状。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这里不细说了。
从以上的事实,是否可以说:实用主义已严重侵入了我们好些党组织的肌体了呢?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对于那些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人,那些一心追求权力的人,那些把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那些只求对自己有利不讲原则性的人,那些党性不强派性十足,认为做工作非拉帮结伙不可的人,那些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专爱摘引片言只语的人,那些热衷于玩弄政治权术的人,那些看风使舵的人,那些惯于整人立威的人,那些有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实用主义在我们这里是有市场的。我们千万不能把林彪、“四人帮”搞实用主义的影响和流毒低估了,特别不能把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影响和流毒低估了,这件事非同小可。这种坏事就是在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杜绝。马克思曾引用席勒的话,说过:“坏事之可怕,还在于它必然继续产生坏事”。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论的毒素如果不批判、不清除,理论上、路线上、思想上、作风上的是非,就不可能真正澄清,混乱将无法消除。
恩格斯说过:“一个健康的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把废物排泄掉,但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64页)。我们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实用主义的毒素,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战斗任务。
1978-04-03

——这是赵家的自供状。

renbing331 2017-01-11 00:56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1977年11月的党史课程,我也参加了这门课程的布置,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
我注意到,1978年上半年报纸上有的文章也开始提出实践标准的问题来。“文革”后首先由哲学界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很自然的。党校讲台的特点是能够迅速地将这类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实际工作中去,对实际工作产生影响。

——赵家党校就是赵家复辟倒退的舆论中心

——赵家狗腿子:党校讲台的特点是能够迅速地将这类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实际工作中去,对实际工作产生影响。

党建专家:王长江简介
2013-05-28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王长江,男,汉族,1956年出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发表有《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等多部专著。199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20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当选“中华十大教育英才”。

——王长江事件的性质如何?

——王长江辞去哪一个职务?

——赵家五毛鸦雀无声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要开除赵家党籍吗?

renbing331 2017-01-11 00:57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起
中央党校复校后,胡耀邦亲手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小刊物,不必说对当时的拨乱反正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个刊物一开始就由胡耀邦亲自抓、亲自出题并修改定稿,毫不含糊,花了很大精力。奉命写稿的多是几位青年同志。1977年底,胡耀邦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但仍兼任党校主要日常工作。胡耀邦将主要精力转到中组部之后,仍没有放下《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他临走时特设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其主要任务。研究室主任由我兼任。
大概是为了表示“拜托”之意吧,胡耀邦特地邀我到他家中吃饭。我向他表示:我当尽力而为,但这件事非我之力所能胜任,所以今后《理论动态》的选题及最后审稿仍照旧,请耀邦同志定。胡点头,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你们能够办好。”接着就谈1978年春节后第二期教学问题。
理论研究室的组织短小精悍,只设《理论动态》组(组长孟凡)、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外文资料组三个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原校刊组(即胡耀邦原用以编辑《理论动态》的那个组)组长,一位是从哲学教研室调来的。(胡耀邦于1982年4月卸任党校而由王震接任,我亦于1982年调离党校。此后《理论动态》情况及其组织形式,我就不清楚了。)这时的哲学教研室除确定每期的教学内容,日常工作已可由两位副主任照顾,因此我的办公室就搬到理论研究室去了,我所关心的也是《理论动态》这个刊物能否照原样办下去。这时《理论动态》的题目仍争取由耀邦出,我也提出一些题目,文章由我修改定稿,然后送胡耀邦最后审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除少数稿件外,我仍坚持由胡终审,尽量不自作主张,以减少错误。这期间耀邦对全体同志仍不时作批示或提醒注意某些问题。

——大概是为了表示“拜托”之意吧,胡耀邦特地邀我到他家中吃饭。

——我向他表示:我当尽力而为,但这件事非我之力所能胜任,所以今后《理论动态》的选题及最后审稿仍照旧,请耀邦同志定。

——这算什么?

——这是不是私相授受?

renbing331 2017-01-11 00:58
——他们搞“路线斗争”是为了把“权”弄到自己的手中。

——这是当然的。

——赵家搞“路线斗争”,难道不是为了把“权”弄到自己的手中?

——林副主席、四人帮:掌握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大权

——赵家:掌握复辟倒退大权。

renbing331 2017-01-11 00:58
——百度百科 孟凡
原名李庚,福建闽侯人。中共党员,1938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
经历
1938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历任武汉全国学联、全国青年救亡协会负责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青年生活》杂志编辑,新四军三师地方工作干部,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师,华东大学预科主任,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团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副总编。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是不是这个孟凡?

——百度百科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简称金大,诞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的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Methodist Church)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同美国康奈尔大学为姊妹大学。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
1928年金陵大学首先向教育部注册并批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大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嵯峨,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成就卓著,闻名世界。尤其农林学科堪称中国之先驱,享誉海内外。其他方面亦有发展,如开创中国电影教育、首开中国医科七年制教育和博士教育。

——一二九运动是什么运动?

——赵家班底:倭奸+美帝教会分子。

renbing331 2017-01-11 00:59
——百度百科 孙长江(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
孙长江,男,1933年1月15日出生,福建厦门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
主要作品
1978年参与撰写《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人物经历
从哲学之路到理论战士
5岁那年,由于家庭的变故,他一个人跟随母亲到泉州生活。母亲是个小学教员,靠微薄的薪水养家并供孙长江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49年9月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孙长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跟随部队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从部队被选调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历史系。谈到自己所学的历史专业,孙长江说,他自幼就不喜欢数学,同时也不喜欢外语,于是就挑选了一个不学外语和数理化的中国史专业。
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思想解放,1955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论谭嗣同》。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劳动
1973年,孙长江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1974年,他被调到了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的前身),在《教育革命通讯》(《人民教育》的前身)当了一名编辑。当时科教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的秘书李琦,编辑部负责人是龚育之。
1978年初,孙长江被调往中央党校——这块党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孙长江在中央党校一直工作了五年,1983年夏天,他被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担任哲学教授,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直至离休。

——孙长江的家庭是什么家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谁炮制的?

——赵家。

——赵家:我们是执政党。

renbing331 2017-01-11 01:02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理论动态》点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有些偶然性。前面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1977年9月和11月,在中央党校的哲学课程和党史课程中已经提出讨论。其后,在有的报刊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党校的哲学课程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的理由:“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按照什么来判别是非功过,提一个什么标准呢?以语录为标准?以权力为标准?还是以派别为标准?“文革”通行这三条标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是非越颠倒。甚至到了1977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为了推翻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错误估计,竟非用迟群(“四人帮”的属下)笔记本上两条来历不明的“语录”不可,否则就好像没有推翻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如果没有那两条“语录”怎么办呢?难道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不算数吗?党史的是非标准也是这样。

——赵家怎么来推翻文化大革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什么实践

——赵家的胡说八道。

——邓痞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怎么样贫穷?

——赵家狗腿子:2亿人吃不饱饭。

——邓痞子:军工项目大下马

——邓痞子:科技落后啊。

——邓痞子:引进倭寇生产流水线

——邓痞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赵家就是这样检验真理。

renbing331 2017-01-12 06:28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提出实践标准问题来,并不是我们的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可说是常识,《实践论》讲得很清楚。这条原则毛泽东在50年代末又提到过一次。1957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谈到对当时中国党的路线的看法,他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这段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当时正是“大跃进”刚要开始的时候,因此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正因为这样,我们虽知道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是对立的,但相信提出这个原则问题来任何人都没有反对的理由,何况邓小平已经正式向中央表明“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

——毛主席实践是什么?

——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看社会主义优越性

——赵家狗腿子:胡说八道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呢?

——打砸抢

——是谁?

——赵家:林彪、四人帮

——翻开历史一查,是赵家狗崽子。

——邓痞子:宜粗不宜细

——赵家: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renbing331 2017-01-12 06:29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1977年下半年中央党校第1期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100多学员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于这条原则没有提出异议,当然在联系实际时糊涂观念还是不少的。第2期、第3期继续讨论。所以,要说提出实践标准的影响,在后来所写的两篇文章之前,已经通过几千名高中级干部在全国扩散开去了。

——颠覆社会主义,就是四千个畜牲

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
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住,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美帝国主义分子说得对不对?

太子党
    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子党”涉及美国政治献金案,最近,只扯出中共高干子女徐南南(徐运北之女)、陈元(陈云之子)和刘超英(刘华清之女)等人。《纽约时报》对此有详尽报导。徐南南的弟媳,是刘朝英的妹妹。换言之,刘华清(前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与徐运北是儿女亲家。徐南南一九八七年来美留学,毕业后定居美国。
    在美国民主党非法捐款丑闻爆发后,联邦调查人员挖出洛杉矶华商钟育瀚涉嫌非法政治献金,而幕后主脑人物是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姬胜德,姬胜德是前外长姬鹏飞之子。钟育瀚是透过刘朝英介绍,在香港认识姬胜德,姬胜德交给钟育瀚三十万美元,让他帮助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美国方面查出,一九九六年,大陆银行曾通过各种渠道,将九千多万美元汇入洛杉矶远东国家银行。时任 该华资银行资深副总裁的徐南南,同中国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关系密切,在她经手的千万美元当中,美方查出有二十多万美元用在了陈元的儿子身上,陈元的儿子就读康乃尔大学时,徐南南一次就拿出四万六千美元帮他交学费。
    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一九八三年来美国留学,在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一九八六年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彬共同创办一家专营高科技投资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陈伟力任公司副总裁。一九九二年四月,她与张晓彬等人,与外资、港资合股,在港成立中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底,又与李嘉诚合作,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某集团和大泉国际,创立上海国际和第一上海两大公司。
陈云的小儿陈方,曾在部队当过兵,妻子宋珍珍是宋任穷的三女,宋珍珍在八十年代也赶上出国潮,在美获硕士学位后,找了一份工作,为了与陈方在美团聚,她特地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让丈夫来美读书。陈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陈云极力反对未能成行。
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刘小元后来也在同一所学校,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在法律上必须效忠这个他的祖父辈发誓要埋葬的国家。不过,后来邓质方、刘小元夫妇携子回国,邓小平曾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

——陈云,畜牲

——陈云一窝子,畜牲窝。

renbing331 2017-01-12 06:30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胡画圈表示同意并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

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楼主:曹为平 时间:2016-05-27
接着复旦党委机关报——由于一直起着转移大方向的指挥棒的作用,也一直是我们批判的重点对象——有两个人从里面造反出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揭露了大量内情,复旦造反群众群情激昂,虽然对是不是该提罢官上还有不同意见,但是现在大家真正地都把矛头指向了复旦党委,指向了王零,已经不仅仅认为复旦党委仅仅是右倾的问题了。造反群众原来就成立了不少战斗组,此时联合成有十五个战斗组组成的联合战斗组。很快又发展到二十五个,并继续迅猛增长,由于毛主席肯定了红卫兵,《十六条》里也肯定了红卫兵,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建红卫兵。同时有人提出要上京告状,造反派们纷纷解囊募捐让他们做我们的代表上北京。先是《孙悟空》战斗组把复旦的大字报贴到其他高校去,1966年 8月15日我们走出校门进行了第一次大串连,一共60人,我和我的亲密战友都参加了。这一天我们上午出发走了不少学校,在各校看了大字报,和那儿的学生进行了交流。本准备回校,由于上海戏剧学院还把学生关在学校里,我们就决定去戏剧学院,有一人有事离开,实际参加者59人。到达时已经十六日零点了。在那儿受到了两个半小时的围攻,也受到受压制的学生恋恋不舍的欢送。第二天我们把在戏剧学校里受围攻的情况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各高校。1966年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复旦进京告状的红卫兵代表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毛主席走过来跟他们亲切握手。他们马上打电报到复旦,复旦沸腾了,当晚我们就到上海各高校去报喜。共计 200余人,一直报到上海戏剧学校,那已是19日凌晨了。这是第二次戏剧学院大串联。等到我们一觉醒来,不久以前还在说红卫兵是反动组织的保守派,已经宣布为“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并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承认,他们倒成了正统的红卫兵。第二天,1966年 8月20日我们筹建的红卫兵正式宣布成立,为了与保守派作一区别,我们自称为“红卫兵(造反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造反派”,很可能就是全国“造反派”这一名称的出处。接下去大概 8月22日报上肯定了扫四旧行动,这方面的情况见我写的《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我们没讨论出结果来,而伪“红卫兵复旦大队”一下子就去了,并且给我们加上了“反对扫四旧”的罪名。 8月24日从北京传来消息,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复旦又一次沸腾了,与全国性大串连的同时,各地造反派决定采取共同的名字,复旦红卫兵(造反派)于是也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八”由于毛主席不同意“主义”两字,后来就去掉了前五个字。那天我们马上到上海各高校去宣传毛主席的大字报,最后于 8月25日凌晨到达戏剧学院,这就是第三次戏剧学院大串联。去的人共有1400多人,除了大多数是造反派以外,还有一些中间派和保守派也跟去了。我这三次大串连都参加了,三次都参加的人是很少的,因为第一次只有59人,有的人没参加后来的串联。 8月26日保守派对我们进行了大反扑。复旦形势开始逆转。但不久造反派里又有人贴出了《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的大字报,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杨西光。保守派进行了反驳,双方开始了论战。

——斗鬼风是谁干的?

——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

——赵家所谓的实践是什么?

——颠倒黑白。

renbing331 2017-01-12 06:30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这可说是一种偶然性。当然,偶然性后面总隐藏着必然性: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既然存在,争论或迟或早要发生,不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发生在那个问题上。这场争论由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同志(“毛办成员”)有功劳,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

——没有。

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支持真理问题讨论。由于华国锋曾专门给湖南省委负责人打过“不要表态”的“招呼”,致使湖南最迟表态。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或主要负责人,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一边倒

——1979年1月,赵家召开理论务虚会,全面否定文化革命。

renbing331 2017-01-12 06:32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吴冷西当天晚上(5月12日晚11点)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吴冷西“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严厉的指责。指责的具体措辞究竟如何,胡绩伟和吴冷西两人说法不一,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吴冷西说了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和“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等话;而根据吴后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他说他只说过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即他认为当时仍应当批判修正主义,而不应当批判教条主义——作者注),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吴冷西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提出严厉的指责?

——扯蛋。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0月吴冷西参加负责筹建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的临时领导小组工作,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百度百科 吴冷西)

——吴冷西以什么身份?    

——赵家狗腿子: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

——扯蛋。

——吴冷西个人意见无足轻重,电话记录?

——吴冷西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首先是上报,打电话算怎么回事?

——人民日报的顶头上司是赵家中央秘书处

——赵家中央秘书长 胡耀邦;副秘书长 胡乔木、姚依林。

——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

——所谓一场大讨论,赵家编造出来的。

renbing331 2017-01-12 06:34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但问题并不限于吴、胡个人之间。看来,吴是代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机构说话。因为紧接着,当时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同志于6月15日召开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还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谈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并提出防范措置。汪批评这个时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因为《人民日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他特别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不是什么打电话,二是汪东兴出面

——汪东兴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没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汪东兴等人辞职了。

——汪东兴虚晃一枪而已。

汪东兴的仕途变迁史
分类:国内2015-08-21 19:54:56来源:新京报新媒体
1977年—1982年:从5常委之一到候补中央委员
 如前述,汪东兴在彻底结束“文革”中起到了关键性角色的作用,当时他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
  十一大是“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党代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京召开,十一届一中全会于8月19日召开,时年61岁的汪东兴成为 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和4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
  隔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汪东兴的仕途生涯发生了鲜明的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在此次会议上,汪东兴被免去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多个职位。同时,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十一届四中全会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汪东兴仍然以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席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已无汪东兴的名字。此次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其所担负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与其同时被免除或提请免除的人还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在本次会议上,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一届六中全会和七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再也没有出现汪东兴的名字。

——1978年,汪东兴可以抓邓痞子、陈云,邓痞子、陈云抓不了汪东兴

——华国锋:毛主席说邓痞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邓痞子如何抓华国锋?

——邓痞子1977年,英明领袖华主席;1978年12月,华国锋是什么罪名?

——华国锋,中央军委主席。

renbing331 2017-01-12 06:36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对于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当时的党主席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
  还有这时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提出了指责,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尽管当时尚限于上层内部)。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形势确实是严峻的,我感到周围空气沉重。怎么办?问题由我们发表文章引起。如果对于当时的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

——党主席是谁呢?

——华国锋

——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这是指责哪一边?

——所谓思想路线的分歧,根本子虚乌有

——赵家要对付的只有一个人:华国锋。

——赵家:让华国锋太太平平下台。

renbing331 2017-01-12 06:37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我对此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刊出。那就是6月24日(离宣传系统会议不到十天)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因此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次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他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

——赵家包衣奴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
第1版()
专栏:《红旗》杂志短评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大家都在认真读书,热烈讨论,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激发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革命热情,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革命人民意气风发,阶级敌人惊恐惧怕,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受到赞扬,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受到抵制,充分显示了群众掌握革命理论的巨大威力,形势是非常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消除某些思想障碍,把学习继续引向深入。
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首先需要认真读书。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含义极为深刻,内容非常丰富。毛主席不仅再一次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同志面前,并且分析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道路。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逐段逐句地阅读,细心领会,真正弄清楚它指的是什么,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有关著作,对于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指示和有关著作,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有许多同志是这样做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缺乏认真看书学习并进行思索的习惯,往往不求甚解,这就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不认真读书,对重大理论问题不弄清楚,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容易受骗上当。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一切机会主义者都不能不拿马列的话来装扮自己。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手法,就是打着马列的旗号,歪曲篡改它的革命原理,阉割它的精神实质,磨掉它的革命锋芒,把它“修正”成为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正是针对他们这种手法和一些同志受骗上当的教训,毛主席教导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认真看书学习上下功夫,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
为了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必须认识经验主义的危害性。有经验主义的人,否认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往往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轻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懂得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这就很容易被那些打着马列旗号的机会主义者所俘虏。林彪反对和破坏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就是妄图使一些人丧失从思想上政治上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盲目地跟着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走。为了彻底战胜修正主义,我们要深刻理解毛主席的话:“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我们要时刻记着列宁的话:“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怎么办?》)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好理论的重要方法。只有认真读书,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联系实际才有明确的方向;只有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学习才能逐步深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弄通理论。
什么是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呢?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整顿党的作风》)有的同志把联系实际简单化,只是罗列一些社会现象,就事论事地谈论一番,既不作分析研究,也不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的联系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学习的目的。我们要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着重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总结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打退资产阶级进攻,清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经验。这对弄通理论,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是大有益处的。要着重联系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正确地分析形势,认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阶级根源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认真总结群众和干部中批判资本主义,破除旧的传统观念,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新鲜经验。要联系苏联变修的实际,从路线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认识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还要联系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清除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模糊观念,同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划清界限,树立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努力这样做。只有这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学习,才能真正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现在,我们的学习还刚刚开始,联系实际主要还是为了学好弄通理论。通过联系实际,会碰到和提出许多新问题,这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去学习理论,分析矛盾,寻找答案。我们要紧紧围绕毛主席所提出的问题去学,防止钻到枝节问题中去而忽略了这次学习所要弄通的主要问题。在学习过程中,要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为纲,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认真地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这是做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条件。对于政策方面、制度方面的问题,要慎重从事,凡是已规定有具体政策的,要按照政策去办,不要随便变动,要在学好理论和掌握实际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全面的细致的研究。
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使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感到有压力。这是很自然的。无产阶级正气兴盛之日,就是资产阶级邪气下降之时。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我们就是要造成强大的群众舆论,使阶级敌人即“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感到恐惧,使资本主义势力不能抬头,并有所收敛。有人担心会“乱”,其实,广大群众对阶级敌人、对资本主义势力是痛恨的,是坚决反对的;我们越是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越是提高人民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越是清除“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就越稳固,全国就越安定团结。我们正是要通过学习,进一步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学习运动兴起之后,少数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同志,也有点“怕”。对这样的同志,要多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对一部分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当然也是一次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好机会。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错误主动地改了就好,党和人民是欢迎这种态度的。我们的同志不要象“叶公好龙”那样,口头上天天讲要反修防修,而真正实际地要反修防修的时候,却“怕”字当头。应该看到,通过学习,提高觉悟,批评和整掉那些腐蚀我们思想、危害革命事业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这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是大好事。相反地,如果讳疾忌医,在资本主义邪路上越走越远,在资产阶级泥坑里越陷越深,那才是真正可怕的。
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当前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首要任务。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学好,要带头认真读书,带头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并认真领导好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学习。要有长远打算和具体安排,注意总结经验,抓好典型,推动一般,逐步把学习引向深入。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将有力地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1975-04-03  

——这是1975年人民日报的文章。

renbing331 2017-01-12 06:37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这是因为当时《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可能刊登这类文章。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我忽然想起这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求助于《解放军报》。刚巧我那时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我备了一封信,将文章送给他,也是抱试一试的态度。不想《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和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华楠同志为什么当时同意刊载这篇文章,后来他也有文章说明)。我提议不用我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他们也同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刊登文章。文章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地位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这是这些报纸负责人之间经过商量的),因此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

——赵家要全面铺开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97页)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根本颠倒和肆意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很大混乱。直到今天,我们有些同志还是非含混,余悸重重,不敢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怕被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个界限必须划清。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一贯教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伟大力量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足有受口此巨大的力量,不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正因为它来自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它只能给我们提供一般的指导(本文共计5页)[继续阅读本文]

——谁在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根本颠倒和肆意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赵家。

——赵家今天的理论是什么?

——赵家今天的实践是什么?

renbing331 2017-01-12 06:39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我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我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罗瑞卿将军我在50年代华北局的会议上见过他)。我此举自然是想寻求支持,但我没有想到罗瑞卿同志竟如此认真,他不仅表示支持,并通过编辑部口头向我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我都照办了。下面的事也是确凿的,即罗曾为这篇文章直接同胡耀邦通过几次电话,表示对这场斗争的支持。文章发表后不久,罗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他是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幸,不久他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008年06月30日 08:48:41  来源:北京日报  
   ●1978年初,《人民日报》刊发的两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虽短,却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精心筹划、撰写而成的。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认为真理标准应该是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了一些糊涂认识。但这还不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开始,仅仅是个前奏。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前奏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当即把《解放军报》的负责人请来,对他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很重要”。他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支持这一观点。讨论尚未展开之时,罗瑞卿就以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维护真理一边。
    ●在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当时,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曾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等到两位老报人吴冷西同胡绩伟发生激烈交锋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文发表当天,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批评胡绩伟,责问他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吴冷西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这一交锋立刻将《实》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来,形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胡乔木在社科院一次会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以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这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批评。然而,这番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充耳不闻。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还在批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否则就是反毛主席。
    如果屈服于来自“两个凡是”方面的压力,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雀无声,那么,这场讨论有可能夭折。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示《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罗瑞卿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强调“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
  ●罗瑞卿具体指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修改,为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还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
    姚远方带着罗瑞卿的指示,到中央党校找吴江他们商量。真是不谋而合,党校为了扭转当时讨论陷入困境的局面,已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针对“两个凡是”派对《实》文的指责,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文章写好了,基于当时形势, 正在发愁出路。现在军报有求,便决定将文章交给《解放军报》发表。
    姚远方喜出望外,认为此文正合军报需要,当即将文稿取走并向罗瑞卿作了汇报,随后把清样稿也送交给他。罗瑞卿看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接着,罗瑞卿又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报》的同志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就如何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
  ●文章发表后,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继《实》文之后,又一篇阐述实践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也是第一篇全面批驳“两个凡是”坚持者观点的文章,对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文章问世,局面逐渐明朗,在北京,对实践标准的公开指责渐渐少了。但这也不是说,“两个凡是”派就此罢休了。
    7月底的一天,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吴冷西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冷西还坚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简短对话,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场讨论的复杂性。
    7月18日,罗瑞卿出国做腿部手术,心中仍牵挂着文章的事。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说明他心中也仍存有疑虑。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党和国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虽然罗瑞卿未能看到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但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一定是他所衷心期盼的。
(作者余焕椿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罗瑞卿自找死路

——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

——罗瑞卿死在德国手术台上。

renbing331 2017-01-12 06:41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毫无疑义,这篇文章是在《解放军报》的严正支持下,突破了当时对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压制与封锁,并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注意。据我所知,小平同志也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

——谁封锁?

——没有人

——赵家人异口同声谴责汪东兴、吴德等四人

——汪东兴、吴德等四人:我们辞去职务

——斗争过?

——扯蛋。

——赵家斗争在哪里?

——继抓捕四人帮余孽后清除三种人

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引向深入——评述湖南省的“一批两打三整顿”
第2版()
专栏:
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引向深入
——评述湖南省的“一批两打三整顿”
中共湖南省委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因势利导,及时发动群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批两打三整顿”的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批,就是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两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三整顿,就是认真搞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重点是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
湖南省在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斗争中,发现帮派体系中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重要头目,既是乱中夺权的打手,又是乱中发财的扒手。湘潭市风动机械厂有父子六人,群众称之为“五虎一霸”。他们上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省里的帮派头子勾结,直接向“四人帮”提供反党材料,下与投机倒把分子合谋,盗卖国家资财,坐地分赃,为非作歹,民愤极大。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群众的检举揭发,又进一步发现,一些地区在“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庇护下,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也一齐跑了出来,从政治上、经济上配合“四人帮”同无产阶级较量:有的纠集反革命势力,拼凑反革命集团;有的肆无忌惮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的腐蚀干部,妄图篡夺基层领导权;有的趁机翻案,进行反攻倒算。这说明妄图复辟的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而“四人帮”则是他们的总后台、总代表。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共湖南省委分析了斗争发展的形势,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在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双打”斗争。
“双打”的斗争矛头,始终对准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解决的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清查中,也同时揭露出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级领导班子在思想、路线、政策、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解决的方针,今年年初,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带领调查组,前往常德、益阳、岳阳、郴州、零陵、邵阳、衡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个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一些干部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对修正主义不敢批判,对资本主义不敢斗争,对错误倾向不敢纠正,对歪风邪气不敢打击。部分领导班子闹不团结,搞宗派。部分干部骄傲自满,甚至说假话,搞浮夸。一些干部缺少革命锐气,遇事得过且过。还有一部分干部政策观念淡薄,对政策执行不力,使党的政策不能落实。因此,湖南省委认为,很有必要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认真搞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重点是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从思想、组织、作风、政策、制度等方面,拨乱反正,大破大立,把各项工作更好地纳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揭批、“双打”和整顿的关系,揭批是领先的,并且贯穿于“双打”和整顿的全过程;通过“双打”和整顿,使干部和群众更加看清了“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从而促进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不断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问题,是搞好“一批两打三整顿”的关键。在开展“双打”的初期,湖南各地、县举办了各种学习班,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一大路线,学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并由各地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工厂农村,调查阶级斗争的现状,使多数干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认识到“双打”非搞不可。“双打”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听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遭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一句空话。对那些心有余悸的领导干部,则由上级党委给予帮助,通过整风,使他们分清路线是非,打消顾虑,振作革命精神,理直气壮地站到斗争的前列。
湖南省从“双打”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城乡串通、内外勾结,是当前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问题常常涉及到领导机关中的某些人。因此,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时,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动员起最大多数的群众,城乡、内外、上下一齐动手,相互配合,造成很大的声势,使阶级敌人无处躲藏。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到领导机关的某些人时,更要下大决心把盖子捅开。问题牵扯到那里,就追查到那里;问题牵涉到那一级,就追查到那一级。
由于“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一批两打三整顿”涉及的面相当大。湖南省委和各级党委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通过斗争,使极少数坏人得到应有的惩处,使犯错误的人真正受到教育。在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时,打击的重点是那些极少数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而态度又很坏的人。贪污盗窃问题严重的,只要交代清楚,主动退赔,也可以从宽处理。对有一般贪污盗窃行为的,主要启发他们觉悟,洗手洗澡,积极退赔,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至于小拿小摸之类问题,不作贪污盗窃对待,让他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分清是非,受到教育。
湖南省开展整顿工作,就公社和企业单位来说,象抓“四清”运动一样,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企业扎扎实实地进行整顿。就面上来说,是采取结合每个时期的工作,一个阶段着重解决一两个问题的办法,务求收到实效。这样稳扎稳打,步步见效,干部满意,群众欢欣。
新华社记者 陈四益(本报有删节)
1978-06-05

renbing331 2017-01-12 06:42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有两件事我认为需要记录在案:一是,文章发表的当天,×××匆匆忙忙赶到胡耀邦家里,说这篇文章是表示我们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他对此表示遗憾。另一件,是胡绩伟有一次到医院去看望指责他的吴冷西同志,吴对他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在电话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赵家一连串的文章目的是什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renbing331 2017-01-12 06:43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只是在中央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那末,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报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诚如×××所说,是把这场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也就是将党内分歧公开化了。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地、十分引人注目地展开了。

——内部争论公开化?

——是赵家成篇累牍地谎言轰炸

——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为了真理。

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
第3版()
专栏:
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
国家出版局理论组
林彪、“四人帮”煽起的极“左”思潮,给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林彪、“四人帮”还是庞然大物,这股反动思潮到处泛滥的时候,周总理就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仅是出版战线,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到林彪自我爆炸这一段时间,周总理就五次接见出版部门的代表,对出版工作中的极“左”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述了党对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

极“左”思潮在出版工作中的集中表现,就是以“黑线专政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出书和队伍两个方面,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出版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出的书,都成了“封资修毒草”,出版队伍都成了“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许多出版社被撤销了,人员被一锅端走,甚至连司机、炊事员也不能幸免。已出的书,大批被打入冷宫,或者干脆付之一炬;不让写书,不让出书,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被剥夺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遭到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那时候,多少如饥似渴的青年,盼望能得到他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多少从事科技、教育工作的同志,在寻找他们急需的参考资料?这些要求汇成一种强烈的愿望:林彪、“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必须打破,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发展!这是人民的愿望!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坚决支持人民的要求。一九七一年初,他尖锐指出,什么书都不让看,不让出,这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搞得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垄断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周总理特别强调:“我看现在要广开言路。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学哲学。不然谈历史就跟人家谈不起来。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这不行,越搞越狭窄,是没有办法通过实践来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伟大的实践和伟大的知识,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周总理还指出:文艺、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少年儿童读物都要出。有些新书一时出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书,也可以印一些。周总理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实质,要我们多出书,出好书,尽快把被林彪、“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出版工作恢复起来。
周总理说“旧的书可以选一点出版”,这就驳斥了林彪、“四人帮”把十七年出的书全盘否定的谬论。针对任意封书、烧书这种错误作法,周总理指出:“以一封为省事,封起来容易,开放就难了。”“否定一切,这是极‘左’思潮,根本不是主席思想,不是一分为二的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把书都烧了,还不是受极‘左’思潮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周总理还批评了因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把《鲁迅全集》也封存起来的错误作法。他说:“《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因噎废食。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所有的书总有点问题,那么只有少数人能看,简直变成了垄断,不相信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战士能够识别出来,这简直是不相信群众,这就是形‘左’实右,我对这一点可有反感!”当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前的书要重印必须审查、修改时,周总理指出:“《资治通鉴》、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还用审查吗?‘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大学教材作参考总还可以吧?”
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还把十七年的出版队伍完全否定,他们狂叫什么要“重新组建队伍”,原来的出版队伍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周总理斩钉截铁地指出:“队伍是客观存在,就是没有组织”。认为原有的队伍“统统不能用了,是否定一切,不对!老的一个不用,就接不上茬了。统统用新手怎么行啊!”“即使是老弱残也是人,让他们圈点书也可以,也能工作嘛!”“讲地、富、反、坏,还得加上‘没有改造好的’,要区别对待,也有改造好的嘛!否则,主席的思想就不发生作用了嘛!”他还耐心地教育我们,不要因人废文,并以《四角号码词典》为例,说:不能因为采用王云五的检字法,这部词典就不能用了。“不能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总有可取之处嘛!”有些翻译的书,“译者有问题,他翻的书,就不能读了吗?我们学他翻的书,不是学那个人。否则,就没法子看书了。不要为一、二个名字把自己捆住。”为了打破这也有问题、那也不能用的不正常的局面,发挥老专家的一技之长,周总理还亲笔批示二十四史的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日子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保护我们革命的出版队伍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周总理的这些指示给出版战线的广大革命同志指明了方向。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示下,我们的出版工作才逐渐恢复起来。在“四人帮”黑云压城的年代里,不少同志不怕鬼,不信邪,敢于跟“四人帮”斗,反对“黑线专政论”,就是从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中取得勇气和力量的。

林彪、“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否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各种棍子和帽子,各种禁令和枷锁。文化学术园地被他们洗劫一空,社会主义论坛由帮文帮刊垄断着。正是这个时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顶逆流,破恶浪,要出版工作者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党的文化工作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无产阶级的出版工作,当然要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做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建国以来,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是,林彪和“四人帮”却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在一个时期内,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的书都不让出,出了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连出版马列的书,也被说成是“贬低毛泽东思想”。这难道是真的致力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吗?根本不是。“四人帮”把“高举”口号喊得最响,也正是他们疯狂践踏、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以“突出”毛泽东思想为名,妄图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以达到既反对马列主义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周总理针对他们这一阴谋,指出:水有源,树有根。马列是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列主义发展来的。读马列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根据毛主席关于“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周总理亲自抓了马列著作的出版。一九七一年四月,当他看到出版部门的一份文件讲到马恩列斯著作也正在陆续大量出版时,当即尖锐地指出:“马恩列斯著作去年才开始出版吧?中间断了一段。‘也’字不要,不然就和主席批示矛盾了。”这一生动的细节使我们看到了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利用极“左”思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愤慨!
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人民内部,坚决采取放的方针,大胆地让百花竞放,让百家争鸣,在自由讨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可是,林彪、“四人帮”却借口“高举”,只许照抄照搬,不允许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有创见的探索。结果,党的“双百”方针遭到严重歪曲。只有“香花”才能放,只有“真理”才能鸣,要百分之百的正确,否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书稿往往攻其一点,无限上纲,认识问题被说成是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被说成是政治问题;一般政治问题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某些观点阐述得稍有不准确之处,就被视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双百”方针?有的只是林彪、“四人帮”专制主义的文网。为了打破这个文网,周总理号召我们,要反对那种书要完书、人要完人的错误倾向,要养成学习、批判和自由讨论的空气。当谈到再版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涉及对孔子的不同评价时,周总理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要修改嘛!毛主席是我们伟大导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还是多次修改,何况其他人。写东西每篇都没有错误不可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一分为二。对孔子评价错了,也可以批评。说明一下,大家研究不是更好吗?”“研究历史得找参考书、参考资料,把各种形态的东西鉴别比较,这是历史书的用途。不然的话,没法子养成批判的空气,学习的空气。”周总理以对孔子有不同评价可以进行研究为例,告诉我们,对思想和学术问题,要实行民主讨论,以广开言路。当时,林彪还在台上,“四人帮”的帽子到处扣,棍子到处打。你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我就开保险公司,不说、不写。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下,周总理强调要广开言路,无疑是要给被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窒息了的文化出版阵地催发生机。
极“左”思潮把一切中外文化遗产统统说成“封资修名洋古”,整理出版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著作,就是“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致一个时期,不敢说古,不准提洋;提古就是“复辟”,提洋就是“崇洋”。周总理在几次指示中,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反复强调要正确理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指出,任何思想都不是无根的。割断历史,就没有古为今用。不要旧的,就出不了新的。“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二十四史”要搞,“十三经”也要搞,“《左传》可以单独圈点”。周总理还特别叮嘱,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要印得好一些,因为“老年人写古书,算是晚年的一个大著,可以看出我们对旧的东西不是一笔抹煞。”周总理决不只是为了解放一、二本历史书和几个作者,而是告诫我们要打破林彪、“四人帮”的各种禁令,把被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禁锢起来的出版事业解放出来。

在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的时候,在出版部门,形式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片面性那么盛行,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遭到那么严重的歪曲和篡改,就是受了形而上学猖獗之害。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是用唯物辩证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也是对形而上学猖獗的批判。
周总理对以大量引用语录来代替正确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作法,提出了批评,指出:“主席语录应该有针对性地用,……不能随便乱抄。”“光用大量语录,那怎么叫主席思想?那是形式主义,形而上学!”林彪、“四人帮”打着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什么“活学活用”,摘取片言只语,乱编滥印毛主席语录。他们甚至把自己编造的话印成黑体,冒充毛主席语录,广为印发,妄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其篡党夺权服务。周总理针锋相对地指出:“有些人乱搞,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指示、《毛泽东选集》给搞乱了,我们不同意。”要审查私编的语录,“主要是审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东西一律取消,只有经过中央批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才是合法的。”周总理还指出:“出了那么多非法的书,那还不是极‘左’!乱编乱出,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由于这种极“左”思潮,打着“高举”、“活学活用”的旗号,“左”得可怕,使许多人欲反对而不能。周总理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挺身而出,予以制止。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周总理反对把阶级观点简单化,把今人的观点强加于古人。当时有人主张,在“二十四史”的圈点中,对标点也要贯彻批判,说崇祯自尽时说他的尸首可以“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一句,若用惊叹号就是美化皇帝。对此,周总理指出:标点如何搞批判?不大好懂。那是封建时代文人编撰的历史,它本身就是美化皇帝的,不用惊叹号,他那文字还是美化的。封建社会历史学家,不可能有什么阶级分析的观点。司马迁写《陈涉世家》,只不过是他自己是受压的,尊重草莽英雄;他写《项羽本纪》,而不作为列传,项羽算是那个朝代?这些只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时代观。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不能把我们现在的阶级观点加到司马迁的头上去。
周总理严肃地指出,现在框框太多。编外文词典,有些词汇,如陛下、殿下、燕尾服等等,你不用怎么行?来个国王,你还不承认人家是陛下?现在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嘛!认为这些词汇都不能用了,这也是极“左”思潮。
我们要以周总理为榜样,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作好出版工作。
林彪和“四人帮”的假左真右,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给出版工作带来的危害极大。我们今天要铲除他们造成的恶果,肃清其流毒,还要花很大力气。周总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锐利武器。华主席指示我们,为了打好第三战役,要紧密联系实际,特别要抓住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把批判极“左”思潮及其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现,作为当前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搞深搞透,是十分必要的。
1978-07-07

renbing331 2017-01-12 06:44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1978年7、8、9、10这4个月当中,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对这场争论或先或后地作出了反应,公开地表明了态度。这样的事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据我推测,大概是因为人们把这篇文章同邓小平6月2日在中央军委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联系起来的缘故。通常在这样的时刻,政治人物的头脑往往是很敏感的。

——赵家打着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编造事实,打击三种人。

——三种人被清除了

——舆论一致了

——赵家:十一届三中全会。

上海市工交系统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开展群众性大检查 保证清查搞深搞透
第1版()
专栏:
上海市工交系统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开展群众性大检查 保证清查搞深搞透
新华社上海七月十三日电 上海市工业交通系统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大检查,以保证清查工作搞深搞透,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既要抓紧,又不能草率收兵”的要求而展开的。
检查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单位的清查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才可告一段落?他们通过学习党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指示,认为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清”。按照这个要求,他们研究制定了这样六条标准: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特别是知情人已经发动起来;二,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查清,材料已经查证核实;三,清查对象该解脱的已经解脱,需要定性处理的已经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四,阶级阵线基本清楚,领导班子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五,工业学大庆运动蓬勃开展,生产面貌有了新的起色;六,对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有了具体的打算和计划。
检查的基本做法是依靠群众,上下结合,单位自查、行业互查和领导检查相结合。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各单位自行检查。通过各种会议,把本单位清查情况向群众交底,发动大家讨论。对不足之处,及时进行“补课”。
第二步,在自查基础上,由上级公司或局组织厂与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互查。在互查中,除了全面检查外,对清查工作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但企业面貌变化不大的单位,要查一查领导班子是不是得力。对原来问题比较多的单位,要查一查还有没有“尾巴”、“死角”。
第三步,上级领导部门统一组织检查小组,检查每个单位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及其来龙去脉是否搞清楚,清查对象的问题抓得准不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否分清,查证材料是不是符合要求等等,并对检查中了解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一分为二地对检查单位的清查工作做出全面的估价。
上海工交系统开展清查工作的工厂企业有一千二百多个。到目前为止,已对其中的六百多个进行了检查。从这六百多个工厂企业看,有百分之六十的单位清查工作符合要求,可以宣布基本结束,用更多的精力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单位,清查工作基本上符合要求,对不足之处,需要抓紧“补课”。有约占百分之八的单位清查工作不符合要求。其中有的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查清,或者根本没有清查;有的是清查工作成了“夹生饭”;有的在政策掌握上该严的不严,清查对象的问题未查清就急于解脱、使用,还有的单位领导班子问题比较严重,甚至有人继续在捂盖子。这类单位虽是极少数,一经发现,有关领导部门就派去工作队,下决心把那里的清查工作搞彻底。
上海工交系统的实践表明,经过这样“层层把关,反复过滤”,好处很多。
促进了清查工作深入发展。许多单位经过检查,进一步抓紧了材料的查证和核实工作。一部分单位通过检查,发现了需要“补课”的薄弱环节;少数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单位,在工作队帮助下,迅速揭开了盖子,打开了局面。
促进了党的政策的落实。许多单位的党委在组织干部和群众对清查工作进行检查时,认真学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上海直流电机厂有三个清查对象,在“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时犯了错误,厂党委有些同志主张分别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上级领导干部下去检查时,同厂党委一起对这三个人的问题性质、犯错误的程度和改悔态度以及一贯表现,作了全面分析,统一了思想,根据党的政策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
促进了领导班子的整顿。上海纺织工业局对下属二百多个单位的清查工作进行检查时,发现有十九个单位的领导班子问题还没有解决,个别单位还有
“震派”人物留在领导班子里。发现这种情况后,他们及时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单位整顿了领导班子。
1978-07-14  

——赵家:我们向袁克定学习办报纸。

renbing331 2017-01-12 06:47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不久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赵家清除了三种人

——只剩下赵家人了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

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为夺取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而奋斗——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第2版()
专栏:
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为夺取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而奋斗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是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推动农业高速度发展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认真学习各兄弟省市区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加快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的步伐,为高速度发展农业而奋斗。
江苏省共有耕地七千多万亩,其中粮田面积五千二百万亩,平均每人不到一亩。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逐步加快的。五十年代,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三点九,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二百零六亿斤,十年中有四年依靠国家调进粮食,共调进一亿多斤。六十年代,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四点四,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二百四十七亿斤,十年中共上交给国家七十三亿斤。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八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五点二,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三百七十六亿斤,共上交给国家一百三十六亿斤。二十八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切体会到,象江苏这样一个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省,农业是关系全局的根本大事,农业增产了,日子就好过;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要受影响,甚至连吃饭也要发生问题。而在我省的条件下,要发展农业,不可能在扩大耕地面积上做多少文章,只能在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上下功夫,在农业机械化上下功夫,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上下功夫,首先是要在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上下功夫。
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流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群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自觉地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一九五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建设苏北灌溉总渠的方案。我省人民以抗大洪、排大涝、挡大潮为目标,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治水运动。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达到了高潮。到了六十年代,贯彻了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使大跃进期间拉开的大型水利骨干工程,逐步得到完善,并且继续开挖了大量中小型河道,新建了不少地区性工程,为此后全省农田基本建设实行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对我省农田基本建设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周总理亲自总结的大寨经验,鼓舞人们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向大自然开展斗争。我们以建设高产稳产田为目标,掀起了大规模的改土治水运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发出了“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的号召,鼓舞我们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我们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提出了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的口号,进一步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一方面根据建设“三田”的要求,继续开挖和整治大中型河道,一方面实行水肥土综合治理,高标准地搞好农田的内部工程。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九十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七万多公里河道,建成一千一百七十七座水库,筑起二千八百零二座闸坝,培修一万七千多公里堤防,建成了一百二十四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全省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有一般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近八分;全省有高标准的高产稳产田一千七百三十万亩;有“吨粮田”一百四十多万亩。这就使全省自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大提高了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在二十八年中,全省粮食产量有六年增长了十亿斤到二十亿斤,有六年增长了二十亿斤到三十亿斤,有三年增长了三十亿斤到四十亿斤。一九七一年以后,粮食连续七年跨《纲要》,今年夏熟又获得大丰收,夏粮总产量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九七六年增产二成,比去年增产五十多亿斤。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首要的根本性措施。农业发展的速度如何,虽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就基本条件来说,首先取决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取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水平和速度,取决于水、土、肥的综合治理。
农田基本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党重视才能办好。要高速度高标准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全面地完整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大寨精神,大搞群众运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提高人民公社的经济技术水平,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技术工作结合起来。
第一,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村不可能离开工业而搞自给自足的经济,城市也不能离开农业而只顾自己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支援农业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要真正把国民经济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在工作中作出必要的决断,而且在思想上要进行经常的斗争。例如,在计划安排方面,地方的财力物力有限,各方面都伸手要钱要物,农、轻、重的次序往往被忽视,得不到适当安排。在支农工业和发展县、社、队工业方面,有些同志就不是那么积极,往往限制多于支持。在城市支农方面,有些地方好多年都是老一套,每年组织几次送肥下乡和支援抢收抢种就算完成任务。至于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为了从思想上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我们每年总是要大讲几次,大议几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是逢会必讲。我们要求大家关心农业的发展速度,关心农田基本建设,关心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关心农民生活的改善,努力探索支援农业的新途径,提高支农工作的水平。在投资方面,六十年代省一级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的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我们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一九七一年增加到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二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九七三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七四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七五年以后才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地方的农业投资,大部分都是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在支农工业方面,这几年有计划地进行了发展,改造更新,提高了生产能力。去年全省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省化肥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小水泥厂的产量占全省水泥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四。农田基本建设中所需的工具,机电排灌中所需的器材,中小型水利建筑物所需的用料,大部分都是由五小工业承担的。在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方面,这几年主要是支援了社队工业的发展,有的市采取产品加工、脱壳、扩散等办法,组织了城乡“一条龙”,既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又推动了城市工业的改组。一九七七年,全省社队工业的总产值已达五十二亿元。在组织领导上,我们开始对体制作了某些改变,地委所在的几个城市,由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地委第一书记,并在城乡之间组织了固定的经济协作区,以进一步加强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这样,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解决认识问题,不断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努力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得到较好的贯彻。
第二,要有一个纵观全局切合实际的农田水利规划
我省在开始治淮时,由于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的规划,工程进展比较快,质量也比较好。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群众治水热情很高,一个冬春完成了九亿土方,但因摊子铺得太大,具体规划工作没有跟上,曾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有的还打乱了土层,造成了减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感到搞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规划不行。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们通过调查研究,着手进行农业区划,根据气候、土壤、水文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把全省划为六大农业区域。根据农业区划和水系流域的特点,制订了全省农田水利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使农业区划和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紧密结合起来。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从最初着眼于建设大型骨干水利工程,解决洪涝灾害,发展到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治一线,带一片,洪涝旱潮渍兼治,逐步建立防洪防涝防旱防潮防渍五套工程体系,为建设高产稳产田提供强大的外围屏障。二是从分流域治理,发展到跨流域治理。我省长江、淮河、沂沭泗三大流域各有特点:长江水源丰富,淮水可用不可靠,沂沭泗平时无水,汛期洪水来得猛退得快,分流域治理有局限性,因此决定突破流域界限,把三大流域串通起来,统一治理,以充分发挥各流域互调互济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一个“挡得住,排得快,降得下,灌得好,能控制,能调度”,并且能为毗邻兄弟省市服务的新水系。三是从单项治水,发展到综合治理。特别是着眼于治水与改土、整地、造田相结合,与积肥造肥相结合,从根本上改造土壤,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从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是向大自然开战的一场严重斗争,规划既要反映重新安排山河的雄心壮志,又要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首先是对自然界的适应、利用、改造,要以改造为主,不是小打小敲,修修补补,而是立足于多灾、大灾,从根治水患出发,除害兴利,化害为利。其次是要上下游兼顾,服从大局,团结治水。我省与三省一市接壤,苏北淮沂沭泗承受上游来水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对上游,敞开大门,对下游,保证送水。三是坚持综合治理。沟、渠、路、林、桥、涵、闸配套,航运、工业、交通、绿化、血防兼顾。四是坚持群众路线。制定规划要几上几下,反复讨论,既要有总体规划,又要有分期实施规划,层层落实,一直落实到社队。
第三,有领导地组织大会战
建设大型水利工程,不是一社一队搞得起来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大会战。例如,新沭河扩建工程是一个流域性的大型防洪工程,就是在统一规划下,把骨干工程、配套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由省、地、县、社、队分级组织会战搞起来的。奋战五个冬春,基本建成新沭河南北成片的水利系统,并把五十多万亩农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的大样板。我省一般大中型工程,都是按照分期实施的规划,每年冬春,组织几个县以至几个地区的力量打歼灭战,做到速战速决。县办工程,一般都是组织社队会战,突击完成。大中型工程的配套建筑物,由专业队常年施工。田间小型水利和平田整地,由社队各自为战,一般不组织外力支援,主要是为了保持熟土层不被打乱。我们在组织大会战中,特别注意了处理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当前生产的关系。在时间安排上,强调见缝插针;在劳力安排上,坚持前后方兼顾。一般在秋收之后,就抓紧平田整地,争取及时种上麦子;冬春之际,突击水利工程,投入会战的劳动力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会战时间不超过一百天;清明以后,大批劳动力转入春耕春种,留下少数人扫尾。这几年,我们每年挖二十多亿土方,基本上没有耽误农业季节和田间管理,绝大部分工程,做到了当年施工,当年受益,当年增产。
第四,正确执行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
组织大会战,涉及到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妥善加以处理。最重要的是合理负担问题。我们强调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坚决执行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期实施,互助互利,合理负担,换工还工,先后受益,大体平衡”的原则,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省、地、市、县各级之间以及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原则上那一级举办归那一级负担。省、地举办的大型骨干工程,国家出钱出料搞建筑物,并补贴一部分民工生活费,社队记工分。流域性的主体工程,由专业队施工的,原则上社队不负担。县办工程,由县财政开支,国家酌情补助配套建筑物。社队办工程,由社队合理分摊,对困难社队,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部分材料设备费。一个是集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对队与队合办的工程,坚决做到换工还工,大体平衡,不受益的队原则上不负担。还有一个是集体和社员之间的关系,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由于搞农田基本建设而必须占用的社员自留地,坚决按政策规定予以补足;必须砍伐的社员的自留树木和竹子,全部归社员自行处理。关于建设新居民点,我们强调一定要根据财力物力,量力而行,不随便拆迁房屋。非拆迁不可的,坚持先安排好群众住房,再动手拆迁,并且由集体统一规划,妥善解决投工投料投资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居民点。同时,针对我省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严格执行节约用地的政策,尽量少挖废土地。坚持不搞一平二调,不任意拆迁房屋,不随便搞“大马路”。由于基本上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规定,这就使人心稳定,生产发展,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干劲得以持久地保持下去,促使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求我们大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在今后八年中,我们力争全省粮棉油以及林牧副渔的产量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农业经济结构有一个较大的变革,农民生活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当前,要以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争取到一九八五年,建成一千五百万亩吨粮田,三千万亩双纲田,其余粮田全部建成千斤田,创造出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新华社)
1978-07-31  

——赵家除了欺骗还是欺骗。

——赵家骗子治国。

renbing331 2017-01-12 06:51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真理标准的讨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5月开始,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讨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第二阶段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集中北京的和各省市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部共四、五百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前后共历时三个多月(从1979年1月18日至1979年4月初);这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讨论这个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第三阶段是1979年7月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这里因故略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讨论,只记第三阶段的“补课”。总而言之,争论并未因两篇文章的发表而停止,相反,真正的争论还在其后呢!
  三、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甚至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关“两个凡是”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局势并没有完全明朗化,但真理标准的讨论却中断了,“凡是”势力乘机反扑,理论工作务虚会成了一些人攻击诽谤的目标。社会上盛传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人公然说今后必须继续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反攻倒算行为。

——凡是派反攻?

1980:纪登奎辞职内幕
2015-02-28 22:02 来源:大同晚报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12月1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王恩茂等人谈话。邓小平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o”事件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邓小平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
因老干部激烈指责而辞去领导人职务
虽然有邓小平“和稀泥”在先,但在接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就包括纪登奎。
纪登奎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纪登奎又去找邓小平,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他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但是,纪登奎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邓小平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1979年,“凡是派”只剩下华国锋一个人

——如何反攻?

renbing331 2017-01-12 06:53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现在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有关书籍和文章,当谈到真理标准讨论时,好像认为只是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两篇文章就解决了问题,因此只限于介绍文章的写作修改过程及细节,不了解这场讨论的全过程及其各个重要环节,有的书籍甚至还作了演义式的描写。其实,第一篇文章(即《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是引起了中央内部的争论,而且处于受压的地位;第二篇文章(即《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虽然把争论公之于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但讨论只限于中央及省市上层,并没有深入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正因为如此,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才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再度挑起争论;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实际上只是把这场争论搞得更加尖锐化罢了。

——现在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有关书籍和文章

——全部是赵家制造出来的

——目的是什么?

——把赵家隐藏起来。

——美其名曰:真理大讨论。

坚决贯彻“双百”方针 认真实行文艺民主
参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同志认真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第4版()
专栏: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三日电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怎样使文艺工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参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同志们,经过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实行文艺民主。
在三个刊物的编委联席会议上,作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们,联系文艺工作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思想战线的这场讨论,不仅仅是哲学问题,而是涉及到各条战线的重大问题,文艺也毫不例外。要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必须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的前列。历史就是这样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战斗的任务。文艺、文艺期刊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的深刻的革命中当闯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扫清障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作用。作家、艺术家应当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
他们说:实践证明,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长期以来,这个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公开抛弃了“双百”方针,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给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一再强调文艺界要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并指出,它的着重点是在坚持六条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正是在党中央、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文艺战线重新活跃起来了。但是大家感到,文艺界当前的状况跟亿万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的前进步伐还很不相称。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振作革命精神,急起直追,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上,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发扬文艺民主的问题,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书面发言中说,现在“四人帮”彻底打倒了,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却远未肃清,在文艺战线上常常听到对一些敢于冲破“禁区”而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发出种种非难就是一例。他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大家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体现了党在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要繁荣文艺,首先要有一个民主空气,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的同志说,华主席把“放”的方针当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着重点鲜明地提出来,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贯彻“双百”方针就要鼓励作家、艺术家勇于实践,敢于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放出来,让群众去检验。座谈中有的同志引用了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总理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空气,民主作风不够。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很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一言堂是领导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空气。我们要改变文艺界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作风,改变领导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做起。大家对周总理在十七年前讲的这段话感到特别亲切。一位文艺理论家感慨地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民主空气是不行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可是,多年来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政治骗子、阴谋家乘虚而入。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同志们认为,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
(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艺术作为精神产品必然要在社会实践中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它的最后的评价,不是由那一个人决定的。正确的领导总是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相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键还在于领导是否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愿望,贯彻了群众路线。有的同志说:集中来自民主,领导来自群众。集中或领导的正确与否,又必须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得到证明。只有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智慧能够迅速、直接、有效地得到反映,才能根本上保证正确的集中和领导。大家热切地希望,文艺部门的各级领导,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促进文艺的百花齐放。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还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联系文艺战线的实际,进一步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他们说: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胡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和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年代里,就是在这个所谓“文艺黑线”的罪名下,使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文艺干部受到残酷迫害,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尚未完全给予平反昭雪。大家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这个文艺界的最大冤案不彻底推翻,文艺界的精神枷锁就不能彻底打碎,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上,还就刊物的编辑方针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刊物一定要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前列。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反映亿万人民的心愿。
为时四天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思想解放,充满民主的空气。发言的同志都讲老实话,讲真心话,畅所欲言,无拘无束。
出席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有:冯牧、孔罗荪、韦君宜、冯至、刘白羽、陈荒煤、李春光、张光年、林默涵、赵寻、李季、葛洛、刘剑青、孙犁、严文井、沙汀、草明、唐弢、袁鹰、谢冰心、曹靖华、魏巍、严辰、邹荻帆、柯岩、臧克家、田间、阮章竞、李瑛、克里木•霍加、张志民、贺敬之。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曹禺出席了这次会议。
1978-11-24  

——赵家是什么民主?

——邓痞子:不争论

——洗净姘:不得妄议。

renbing331 2017-01-12 06:55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人提出了“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口号。“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虽然和“两个凡是”不同,但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出现无形中代表了今后一种有势力的倾向,也反映了党内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一种分歧,虽然它一直没有见之于任何中央文件。

——“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

——邓痞子:不能说,只能做

——百度百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名言。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中国人民:打左灯,向右转

——赵家改革开放史:“打左灯,向右转”的历史。

——赵家已经是黑社会法西斯奴隶制殖民地阉党统治了

——赵家还在欺骗中国人民

——赵家这帮子畜牲是什么妖孽转世?

——白骨精。

renbing331 2017-01-12 06:57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1979年下半年,务虚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赴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他讲了几次话,从思想路线讲到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这些讲话后来经过整理集中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1页)这篇文章注明是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些重要的段落: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执行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这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
  “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讲话最后提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成,现在要考虑补课。”

——邓痞子要补什么课?

——资本主义的课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痞子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林达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renbing331 2017-01-12 07:00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将邓小平当时几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并正式公布是后来的事,当时我看到的是从下面传来的讲话记录,内容大致与后来经过整理的文章相同,只是个别词句删掉了。我将收到的记录送给胡耀邦,请他考虑《理论动态》是否写一篇东西。胡看完记录给我一个电话,要我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也可以提出我个人的意见,让大家议一议。
我除照念记录外,对当时面临的情况和补课的内容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次补课,或者说继续讨论,重点应当解决领导思想问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端正思想路线首先要端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讨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方针上来。我并提出,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补课在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要区别真“高举”和假“高举”、真“坚持”和假“坚持”;另一个,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及帮派组织路线并肃清其流毒,“两个凡是”就是极“左”思想及帮派路线流毒的集中表现。

——1979年,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

——1981年,(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1979年,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1997年9月赵家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由此得名。该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中,成为其指导思想之一


赵家历史决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邓痞子的补课是什么?

——否定毛主席思想

——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痞子:赵家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卖国了--跟着美国的都富了。

renbing331 2017-01-12 07:01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耀邦要求将这些内容先在党校向全体学员讲一讲。我照办了。
  8月20日左右,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及秘书长刘澜涛找到我,说中央统战部正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上暴露出来的糊涂观念和“左”的东西很不少,想请我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讲一讲,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我有些迟疑,因为这是中央部门的全国性会议,而我并不了解统战干部思想的深浅。但无法推辞。时间就定在8月23日下午。
  报告会由刘澜涛亲自主持,年近九秩的李维汉同志(其时他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也在台上就座,我实在有些过意不去,站起来请他老人家回去休息,我另找时间向他汇报,他不肯,一直坐到终场,可见会议之认真。
  会议印发了我的讲话全文,并开了两天小组讨论会,讨论“简报”也送给我一份。我留心翻阅这些“简报”,发觉多数同志赞成,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统战工作大有裨益,目前统战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但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有一位省委统战部长说:“这样重大的讨论,既然在中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传达,而由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出来讲呢?我们那里,党委从来没有传达过,也没有讨论过。这次回去,说补课重要,如果党委不动,我们统战部门补课是补不起来的。”这个反映很重要,说明虽然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传达”,但有的省委却按兵不动。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场讨论的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补充说几句。我原来收到的小平讲话记录稿,有这样几句话:“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全国的缩影。”我讲时声明,这是根据别人的记录稿,不是原文。会议印发我的讲话稿,上面明白地有我的声明。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简报”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个别单位达到三分之一”的估计是适当的,党内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转不过弯来的人的确相当多;另一种意见则反对“三分之一”的估计,他们撇开个别单位这个词,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两个凡是”,这还了得!

——1979年7月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矛头指向了毛主席

——“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全国的缩影。”

《文革后“揭批查”运动和“三种人”研究资料汇编》
094) 爱资病:“揭批查”和“严打”都是铲除异己的手段
邓为了非毛否社,打击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的异己势力,不仅放大批自由主义右派出笼,同时还庇护纵容勾结自由主义右派用地摊报告文学,伤痕文学之类的手段不断妖魔毛时代。
甚至还发动“枪毙十万,稳定十年”的“严打”运动和“揭批查”运动来配合全国大范围大捉“文革三种人”。这两个运动推行以来,制造了成千上万无计其数的冤假错案。
从资料来看,单单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就有150多万人,其中5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不是我等平头小百姓能知晓得了的。
还有“严打”的手段也很残忍,表面是处理社会犯罪问题,其实背后有打击“文革三种人”的因素在内,是配合“揭批查”运动一起使用的。在八十年代谁在“严打”时期犯案,按“上级规定每个地方都得杀一两个人刹刹所谓的犯罪歪风。”,哪怕你偷只手表,敲诈勒索几块钱,按规定你也会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邓就是用这样凶残的“白色恐怖”手段来统治国家,来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异己的。在“白色恐怖”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到底有多少人被捉,被害,制了多少冤假错案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决对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renbing331 2017-01-12 07:02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我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会议作解释。但是我后来听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会议简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时,把前一种意见略去,只将后一种意见写上,听说小平同志看了有些不悦。后来有一次我请邓力群向党校学员作报告时专门向他声明这件事,他沉默不语。我想,不管怎样,能够引起邓小平的“不悦”,编写会议简报向上反映的人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中央组织部也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我又被部长宋任穷邀请于9月6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同一个问题,讲话内容基本与上次相同,不过突出了这次小平同志所说的“用人”问题,“现在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但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对待,是否进行了讨论,我就不得而知了。

打倒东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宋任穷
一、宋任穷两次叛变投敌的前前后后
宋任穷,原名宋韵琴,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二六年投革命之机混入我党。先后窃据了农会秘书,农民协会会长等职。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宋贼被吓破了狗胆,五月,“马日事变”之后,即脱离革命队伍,企图逃跑,但被地主武装冲和大团班长池明德所逮捕,绑押在浏阳河背码头上,宋贼贪生怕死,屈膝投降,托其舅父大地主丘德寅求情,买通鸦片贩子邓亿卿,拜倒在当地大汉奸、大恶霸李汉堂脚下,讨得了李的“恩典”,写信给冲和大团头目刘界卿保释出狱。于是宋便从狗洞里爬了出来,当上了地主武装冲和大团的队长,成了可耻的叛徒。
当时浏阳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宋贼觉得有利可图,于是隐瞒了投敌变节的罪行,重新混入党内,窃据了革命武装工农义勇队第二中队党代表的职务。
七月,宋贼随工农义勇队上井冈山,窃据了我红军第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党代表的职务。二八年底,国民党匪军大举侵犯我井冈山根据地。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我红军主力于二九年一月主动转移到外线作战,留下三十二团在井冈山牵制敌人,扩大根据地。但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作为二营党代表的宋任穷,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为了保存狗命,又一次脱离革命队伍,化装成乞丐,跟“打莲花落”和表演“玩花”的乞丐当学徒,于五月逃回浏阳,整天躲在他二嫂子家里,呆了半年之久,到十一月,宋的二嫂家附近有一姓徐的共产党员被杀害,国民党并悬赏四十元伪币要捉拿他,宋更吓得魂不附体,这时他二嫂又回了娘家(娘家是地主),宋怕走漏消息,又乞求伪保长团诸和及张思兴等人设法护送逃到临澧的普迹,准备去广州找他的老同学,早已投敌变节的在蒋匪军任要职的叛徒熊为汉,由于火车不通,被迫回家,又逃到平江胶结处挑小百货笠作买卖。十二月,宋在临澧街上看到国民党召新兵,于是再次投敌,在唐铭山匪部独立第十五旅三连七班当上了匪兵,为蒋介石反动派卖国求荣。
三O年一月。这位曾经是红军“党代表”的宋任穷,竟作为蒋介石匪帮的一名走卒,随唐铭山匪部开往江西,侵犯我中央红军,屠杀革命人民。二月,我英勇红军在江西直峡、吉安一带,全歼唐铭山匪部,宋贼举手投降,当了我红军的俘虏。这个两面三刀的坏蛋,还聒不知耻地代表俘虏讲话,在这批俘虏改编进红军以后,宋贼又一次隐瞒其投敌变节的罪恶历史,利用花言巧语和私人关系,在谭政(三反份子)的包庇下又混入党内,钻营投机往上爬。
二、宋任穷是里通外国的大卖国贼
一九六三年十月,紧跟黑司令刘少奇访朝之后,宋任穷又率领了一个“东北局代表团”赴朝进行“友好访问”。为了吹捧×修,不惜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形容得一无是处,什么也不如×修的好,甚至连苹果都没有×修的好,他竟无耻地说:“东北有很多东西不能生产,东北人笨、东北人傻大黑粗,小巧玲珑的东西很少”。真是无耻之极。更严重的是宋贼在×修头子面前,一门一个“首相”、“汇报”、“请示”、“指示”、“照办”,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把东北的四清情况以及钢煤粮的产量等重要政治经济情报全部泄漏。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把我国东北前哨的军事部署全盘托出,说什么“作为后方的东北,除政治、思想、经济外,军事工作也有一定的考虑......,有些武装驻在××地区,并作好了一些军事设施(主要谈了吉林方面的情况),空军有组织的向××作了安排”等等,真可谓对×修一片忠心。他还奴颜卑膝地说:“我们汇报就是这样一些概括情况,具体情况......,等首相去看一看,检查一下”。
在宋的招引下,×修便组织了一个“工业考察团”来到东北。
六四年,声称“做梦也想念东北”的×修头子一到沈阳,邓小平便闻讯赶来,伙同宋任穷与××先后两次密谈,并扬言“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能讲,谁讲谁负责”。并陪同×××跑遍东北。把我国向未来对外的重要研究、国防尖端绝密情报都统统泄漏。宋贼下了个黑指示:“他们要看什么,给看什么,要什么东西,给什么东西”。×方考察团在近一个月的活动中,提出了一千八百八十九项资料要求,东北局就奉送了一千八百零六项,足足装了一火车皮。仅从一机系统就提供一千四百三十二项,相当于每年正常交流的一百四十倍。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数据,×方连一个收条都没有打,以致后来矢口抵赖不认帐。本来中央早在九月五日就指出“向×方交付技术资料,应该根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决定,统一办理正式移交手续”。同时又指出“有关国防工业重要项目的技术数据的提供,必须预先经国务院上业办公室批准”。但以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竟与之对抗,胡说什么“途径不途径,有什么不可以给的数据”,并坚持“有两套给一套,没有两套的立即复制”的卖国原则。宋任穷还赤膊上阵,亲自指示“要看什么就看什么,问什么答什么”,宋任穷丧权辱国,里通外国,铁证如山。
三、宋任穷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忠实干将
宋任穷对广大群众热爱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很反感。六一年一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然明目张胆地说:“虽然喊毛主席完岁!万岁!......但是,人总不能老活着,这是自然规律嘛!”宋还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反对毛主席不算反对党中央”的混蛋论调。五六年在党的八大时在宋任穷亲自主持的小组会上,伙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砍掉。六六年在鞍山他曾说过“全学习四大本有困难,语录也不学全部……学几段最有力的就解决问题了。”又说“老三篇也不是全部学,就是学最重要的几句。”
相反,宋贼对刘邓则崇拜得五体投地,步步紧跟,竭力效忠。
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执行了王明的“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对抗。宋在云南工作期间,坚决地执行了刘少奇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右倾机会主义方针,包庇了以郑伯克为首的反党集团,网罗了大批牛鬼蛇神,给云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五一年,我国已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前夜,宋贼大叫“要保护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和刘少奇唱一个调子。
土改时期,宋任穷秉承刘邓的旨意,大搞“搬石头”、“绝对平均”、“扫地出门”等一整套形“左”实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六一年,我国遭到暂时困难时期,宋紧跟刘少奇在东北农村大刮“三自一包”妖风,大搞“包产到户”试点,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这个宋任穷按照刘少奇的旨意,大搞城乡黑调查,炮制了《干部还乡访问纪实》,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为刘邓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提供炮弹。
宋贼六一年,亲手炮制《阜新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积极参与炮制刘邓的《工业七十条》,对抗毛主席亲自批发的《鞍钢宪法》。
在社教运动中,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参与炮制“后十条”,公开叫嚷“这次四清运动,少奇同志是总司令,我们应当作他的小兵,听他的话”。并且积极兜售“桃园经验”,他说:“没有‘桃园经验’,就没有二十三条”,真是混蛋透顶。
宋任穷把刘少奇的“黑修养”捧上了天,宋鬼早在云南工作时就说: “《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有国际水平的”。他要省委的干部每人都有一册放在桌边,作为“座右铭”。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宋任穷竟狗胆包天,公然跳了出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于六月份抛出了由他精心炮制的《刘主席语录》,大肆吹捧刘贼。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这个大毒草,是宋任穷于六五年责令他的心腹开始编写的。六六年六月编写出来后,由宋任穷亲自审阅的。
六一年,刘少奇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以“视察林区”为名,到东北、内蒙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宋任穷得知后,马上召开东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如何接待黑司令。
四、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为彭真、高、饶翻案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就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宋任穷就是反党小说《刘志丹》的积极参与者。宋不仅给小说提供大量材料,而且出了许多鬼主意,还审阅了小说的第三稿。小说中的人物是用假名,唯有宋任穷用真名,但宋贼心虚,怕太露骨,在审稿时,忍痛把“任穷”二字勾掉,剩下“宋政委”字样。宋还积极支持编写《浏阳革命史》的反革命案件,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彭德怀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宋积极给作者提供材料,多次参加编写座谈会。
摘自《红旗战报》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宋任穷是不是三反分子?

——红卫兵是怎么知道宋任穷的历史?

——这是谁提供的材料?

——编造出来的?

——这就是刘少奇帮派与周恩来赵家斗争--互相揭发历史。

——但是中央专案组是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刘少奇工贼、内奸、叛徒。

renbing331 2017-01-12 07:03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事后,根据中宣部意见,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9月27日)刊登了我两次讲话的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重点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中央各部(包括司局)、各省市委、地委(包括县委第一书记),军队则是军师级相应的领导干部。因此,至少可以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应当补课的问题,1979年9、10月间,已经以新华社内参的形式下达全国了。

——有过激烈斗争?

——华国锋,孤家寡人而已。

——赵家编造好历史

——1979年9、10月间,已经以新华社内参的形式下达全国了。

——百度百科 内参
内参,顾名思义就是内部参考。广义的内参可指任何机构搜集的供内部人员参考的信息资料。在我国,新闻内参特指新闻媒体向各级党政机关专门呈送的一种新闻报道,是新闻的一种特殊形式。与普通的新闻不同的是,新闻内参是一种不进行公开发布的报道。目前,我们所说的“内参”通常即指新闻内参。

严冬过尽绽春蕾——长篇小说《刘志丹》出版随想  
第5版()
专栏:
严冬过尽绽春蕾——长篇小说《刘志丹》出版随想
苏一平 艾克恩
广大读者渴望已久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最近已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严冬过尽绽春蕾。《刘志丹》这部当年还未成型的小说,居然被扣压、问罪达十多年之久,今天重见天日,怎不叫人高兴呢?
……
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为什么对小说《刘志丹》下这样的毒手,制造这么大的冤案?说穿了不外四个字:篡党夺权。十分清楚,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那伙人势必要寻找种种借口,利用一切机会,妄图陷害他们,打倒他们,包括死去的刘志丹同志在内。就是那个“理论权威”,在制造小说《刘志丹》冤案时曾公开扬言:“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这真是不打自招!他们所谓的“西北山头”,即彭德怀、习仲勋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之后,他又以总结《刘志丹》小说一案为名,下达三条禁令:一、不准写一个完整的根据地;二、不准写路线斗争;三、不准写真人真事。这“三不准”,实际上就是不准写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极力要打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公开提出的“老干部即民主派,民主派即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一脉相承的,足见他们的篡党夺权野心才真可谓是“蓄谋已久”。
总结小说《刘志丹》冤案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切认识到,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小说《刘志丹》冤案已经平反了。但是,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顾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有待进一步肃清。我们要从这一冤案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
1980-01-09  

——怎么又禁了?

甄岩:关于小说《刘志丹》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
甄岩 • 2017-01-07 • 来源:乌有之乡
1983年7月,中央以中央(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五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见作出报告。1月12日,胡耀邦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renbing331 2017-01-12 07:05
——毛主席时代禁书吗?

“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国家主席习近平读过哪些书?怎么看待读书?
记者 陈振凯
2014年02月14日07:39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读何书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习近平“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在索契接受专访,习近平提到,“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这是洗净姘上大学读的

苏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逝世第7版()
新华社莫斯科2月21日电 据莫斯科电台广播,苏联著名作家米•亚•肖洛霍夫昨天去世,终年78岁。
肖洛霍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多次获得列宁勋章,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肖洛霍夫的主要作品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其中一些已被译成中文,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1984-02-22  

——洗净姘1984年以后读的?

——文化大革命不禁书

——为什么中国人民读不到?

——周恩来不出版。

——所以洗净姘可以有肖洛霍夫的书,中国人民没有。

——所以批判肖洛霍夫,也就成为了放空炮。

renbing331 2017-01-12 07:07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为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体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这次全会通过了《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全会同时免去了华国锋同志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这样,就从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撤掉了用以支撑“两个凡是”的支柱。

——还讨论?

——是四千个老畜牲向毛主席开火

——申讨完毛主席

——赵家:《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

——华国锋下台。

——所谓激烈斗争,赵家编造出来的。

——赵家:借助华国锋抓四人帮

——赵家:否定文化大革命,把华国锋赶下台。

——是不是这样?

renbing331 2017-01-12 07:09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所谓争论基本结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以后在各种问题上(自然包括改革问题),“凡是”与“实践标准”的争论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始终不以为然,他们看到改革开放出现一些问题,如经济秩序混乱,有的环节失控,出现假冒伪劣以及出现腐败现象,因此就在相反意义上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

——所谓争论基本结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结束。

——为什么?

——赵家编造的历史错漏百出,互相矛盾

——赵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人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赵家:在相反意义上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

——赵家五毛:敌对势力企图推翻社会主义。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玩的就是这一手。

renbing331 2017-01-12 07:10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和影响,有些外国评论家倒要比我们有些人看得透彻些。下面举几个例子。例如,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菲利普•肖特所写《熊与龙——今日中苏内幕》一书(1982年),其中说到:“《人民日报》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三大运动之一,与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并列。苏共二十大后,却提不出类似的口号来。”

——是透彻还是互相勾结?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为什么要各意大利记者?

——国内是没有人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五个手指指的是谁?

——邓痞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

——毛主席是五人帮的第一位。

——现在为赵家说话的是谁?

——周带鱼们

——不过臭了

——赵家:外媒

renbing331 2017-01-12 07:11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奥克森柏格,在美国1985年7月出版的《知识分子》季刊,撰文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这两句话,不仅是政治口号,而且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企图改变决策过程的决心。”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奥克森柏格:政治口号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奥克森柏格: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企图改变决策过程的决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赵家用来复辟倒退的。

——为什么赵家能用?

——赵家把阶级斗争去掉,什么不能用?

renbing331 2017-01-12 07:12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更值得注意的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986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一文,这篇文章说了这样一段话:“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的束缚。”
  (作者注:文章摘自旧作,有些内容作了节删)
  2001年7月
(责任编辑洛松)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邓痞子
  二
  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
  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而“四人帮”怎么说呢?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所以,从去年起,我们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一九八○年四月十二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

——“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的束缚。”

——邓痞子搞包产到户。

——赵家:邓痞子是最讲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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