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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107 2007-04-26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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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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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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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大国的兴衰》
  出版说明
  推荐序一兴衰的秘密/许知远
  推荐序二最后的大国/王之明
  前言
  PART ONE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西方的兴起
  一明代中国
  二穆斯林世界
  三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四“欧洲的奇迹”
  第二章哈布斯堡家族争霸
  一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二实力与弱点
  三国际较量
  四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第三章金融·地理·战争
  一金融革命
  二地缘政治
  三赢得战争
  四赢得战争
  PART TWO工业时代
  第四章工业化与力量对比
  一欧洲之外
  二英国充当霸主?
  三“中等强国”
  四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五内战与美国
  六德国的统一
  七结论
  第五章“中等强国”的危机
  一世界均势的变动
  二大国的地位
  三联盟与战争趋势
  四总体战
  第六章两极世界的来临
  一战后国际秩序
  二战争策源地
  三法国与英国
  四幕后超级大国
  五无法避免的危机
  PART THREE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
  一“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二新的战略态势
  三冷战与第三世界
  四两极世界的解体
  五变化中的经济格局
  第八章面对21世纪
  一历史回顾与思考
  二平衡发展的中国
  三进退维谷的日本
  四得失并存的西欧
  五矛盾重重的苏联
  六相对衰落的美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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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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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大国的兴衰》
  本书论述的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系统以来,五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联盟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本书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
  因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原书副标题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
  这里提出的论点将在本书正文中详细分析,但也可概述如下: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帆动力远洋炮舰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一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舰队。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书论及的“大国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查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是如此。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的障碍很少,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就使欧洲社会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
  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王朝——宗教联盟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争当霸主”的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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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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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使地盘扩展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资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一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斗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由于到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在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争斗中的命运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了1815年,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的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协调的欧洲”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这个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全球强国发展到顶峰,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在某种程度上的克里米亚战争,尤其是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系统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了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怕相形见绌;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便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十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三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国家的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现在,英国确实已经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的50年的主要发展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可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牺牲。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国际体制与基本的经济现实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五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了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俄国也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工业超级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如应付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要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跌宕起伏,却肯定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1914—1918年战争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做到的一点是,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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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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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似乎又得到了加强。这说明,目前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期,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这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五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平时与战时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国之间的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但是,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对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十分感兴趣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也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盛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最近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任何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但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它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6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致使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是否受可测量的“力量/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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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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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那时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因此,它决不会由于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经济繁荣时期多得多。爱德华统治时,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期时多得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目前,美国和苏联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以后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18世纪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荷兰“联合省”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意见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微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有道理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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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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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说明《大国的兴衰》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撰写的《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学术巨著。自1987年问世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我国求实出版社1988年首次引进《大国的兴衰》中文版。其间,书稿翻译由陈景彪组织,军事科学院外军部、中国社科院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历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外交学院的研究员合作进行。为了保存学术资料,以及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回顾,对未来作出更具责任感和科学准确的预测,时隔十七载,我们期与国内读者重温这部经典著作。
  此次再版,根据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为底本进行校对。译者重新做了全面修订,更正了原译文中一些纰漏,并新增了若干注释。因本书撰成于20世纪80年代,作者视线难免具有时代局限性。书中使用的“苏联”“南朝鲜”等表述,以及一些观点和判断已经不符合当下的历史情境,如第八章第五节《矛盾重重的苏联》。为了保持著作的原貌,我们未予改动,在此略向读者说明。
  作者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尚存有曲解。我们不认同作者在《大国的兴衰》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实践的偏激立场,因此做了一定的删节,但书中一定仍有许多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以批判和独立思考的态度阅读此书。
  作为出版者,我们盼望读者惠予指正。如果您阅读本书有何感想,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寄给我们。(邮箱:icpc@95777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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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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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荣膺迪尔沃恩称号。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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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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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本书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自1987年面世之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大国的兴衰》
  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中国能否在21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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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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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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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二《大国的兴衰》
  推荐序二最后的大国
  王之明博士
  保罗·肯尼迪的这本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他认为:第一,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目前(1988年)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第二,就五国而言,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也开始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向。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第三,中国经受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这个战略就是在国家主义的意识指导下,平衡各方面的改革要求,利用一切注重实效的手段来竭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最后,保罗·肯尼迪强调说,尽管中国此刻正压缩军备开支,但它无意于将来仍然在战略上“无足轻重”;相反,中国越是以柯尔培尔式的国家主义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就越是意味着要搞军备扩张基础上的强权政治。“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一、大国的涵义
  学者对于大国的定义,虽然说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
  一类指向普通大国。譬如《管子》一书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当代中国学者也认为:“大国一般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与小国相比,具有生存能力强、战争潜力雄厚、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有利于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学者山本宣吉说:“大国从其意义上来说,是只考虑本国目的(比如经济发展、就业、物价稳定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采用某些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他强调的是大国具有制定和执行独立经济政策的能力。“‘大国’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影响(政策效应),相反,本身的行动、政策反而给予他国以极大影响。”而小国则只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成为大国的附庸。
  另一类指向霸权大国、统治大国或者说领导大国。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列强论》一文中,提出“大国”的定义是: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根据英国学者怀特的定义,“统治大国”是“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当今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排在它后面二十个国家的总和,当然够得上怀特所谓“统治大国”的标准。乔治·莫德尔斯基则认为,世界大国是世界的主导经济国,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连接点。世界大国主导经济不仅规模(GNP)大,或富裕程度(人均GNP)高,而且意味着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分生产旺盛,并能积极参加世界经济,有足够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额财力。在制定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规则上起决定作用。[1]莫德尔斯基所讲的世界大国与怀特所讲的“统治大国”具有同样的含义,也可以称之为世界领导大国。本文所要讨论的“最后的大国”,主要不是指普通大国,而是指世界领导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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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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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二《大国的兴衰》
  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
  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没有全球性大国。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是文明初曙时期的区域性大国。公元纪年开端的时候,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分别是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二者之间是过去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几个继承者。公元1500年前后的非西方世界,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各个“权力中心”包括: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
  明帝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与其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根据《万历明会典》,朝贡国分类如下:“东南夷”(上)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东南夷”(下)包括苏禄国、满剌加、锡兰等44国,“北狄”包括鞑靼部的8个部分,“东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个部分,“西戎”(上)包括西域38国在内的58国,西戎(下)包括吐蕃部14国。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说法,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2]东亚“朝贡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西方世界兴起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先后成为大国,但后来降为二流国家。与此同时,五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却逐渐崭露头角,控制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其中穿插着各种迅速变化的结盟。
  工业革命后,随着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和电报、无线电等通讯工具的发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一些区域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国全都是来自欧洲。到19、20世纪之交,以美西战争和日清日俄战争为标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国的行列。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联合出兵中国,占领北京。这八个国家可以算是当时的世界大国。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局导致大国格局的变化。几个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大国的交椅,但总的变化趋势是权力逐渐向非欧洲国家转移。一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了;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德国和苏联一签订秘密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爆发了。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由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最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成为“增常”候补国,这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大国格局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后,印度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它不仅是核国家和远程导弹国家,而且正在迅速发展“深蓝”海军。它在厄瓜多尔与中国争夺石油资源,它的软件和低端信息服务正在进军全球市场。巴西成为世界大国的最新候补者,不仅因为它是世界面积和人口的第五名,它能够与中国合作生产支线飞机抢占这一领域的国际市场;更因为它是潜在的“世界粮仓”,同时亚马逊河流域又是“世界之肺”,对于今后全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关系巨大。到本世纪下半叶,任何单一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被印度、巴西、日本、俄罗斯抛在后面,只有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与美国和中国相抗衡。
  世界领导国与最后的大国
  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只有像苏联那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巨无霸国家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在核时代,世界领导国所增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核霸权与空间霸权。到了信息时代,拥有信息霸权自然成为世界领导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19世纪的世界领导国是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时期的1860年前后,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的40%-50%或者欧洲的55%-60%;其人均工业化水平是法国和美国的3倍,是中国和印度的15倍和20倍。英国始终保持着相当于他国海军两倍以上的强大海军,而其实际战斗力有时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海军或四支海军,基本上相当于除其自身外的世界其他海军实力的总和。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三分之一强,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伦敦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政治中心和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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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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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保罗·肯尼迪的看法,20世纪的基调是“两极世界”,也就是说有两个世界领导国。虽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了英国,但20世纪初的世界领导国仍然是英国一家。作为一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国发起建立的,但它迫于国内压力而把其主导权又交还给了英国。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在1927年美、英、日三国的日内瓦海军会议上,美国想把华盛顿会议规定的5∶5∶3的比例运用于辅助舰只,英国坚决反对,它要保持一支在总吨位上仍然超过美国的英国舰队。1930年,英、美、日、法、意五国再次召开海军会议,最后于4月22日签署了《伦敦海军公约》,规定英美日3国的战列舰比例5∶5∶3;驱逐舰的比例为5∶5∶3.5;在潜水艇方面则完全平等。英国最终同意美国海军与自己平起平坐,是对双头领导格局的无奈的承认。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丘吉尔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三巨头会议”中的尴尬地位是英国霸权陨落的标志。战后的世界领导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将两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反导系统限定在一个大致相等的水平,这可以说是对“两极世界”的一种法律确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可以相互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极世界”的冷战格局——辅之以边缘地带的局部热战,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自身解体,其前盟国陆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极世界”变成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从现在起一直到2030年或者2050年,美国将是唯一的世界领导国,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下半叶,谁会是最后的大国?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最终是要移交给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的。在西方,康德、马克思、威尔逊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愿景的代言人。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曾表达过对世界大同的企盼。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3]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
  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但谁也说不好究竟会在哪年哪月实现这一愿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人们无法否认和拒绝的现实,总的来说它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在一国范围内,是靠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平衡和制约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类似的机制。首先,依靠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积极性下降了,过去定下的援助指标迟迟不能兑现,因为它们对无偿援助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疑虑,是不是过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类独裁者的腰包,而没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灾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的全部债务,势必影响到国际银行家未来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其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际“独行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就更不现实了,难道可以设想用恐怖主义的绑票方法来实现财富转移和国际正义吗?真正的出路在于建构超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再分配。所以说,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对资本所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进行规范和制约,最终建立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是实现全球正义、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而按照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快慢不同,“谁是最后的大国”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双头领导格局下筹设超国家机构。第三,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组成世界联邦。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们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二、大国悲喜剧
  所谓“大国的悲剧”,主要不是说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霸权国家”最终都会失去霸权(美国是否也会如此尚待观察),而是说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所谓“大国的喜剧”,是指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兴大国,应当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基辛格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基辛格说,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5]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当世界革命的狂热鼓吹者托洛茨基担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由于苏俄国家自身尚未巩固,当时并不真正具有在国际体系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意识形态之上的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导者后,却和希特勒联手充当了凡尔赛体制的颠覆者。
  在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是既有世界秩序的三个主要挑战者,也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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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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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与美国不同,当它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依靠强大陆军打破欧洲均势,建立说一不二、不容英国插手的独霸地位。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前期还有俄国)的联合力量打败后,德国的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和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最终导致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再次成为挑战世界秩序的失败者。
  两次大战间的世界秩序可以称作“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德国主要挑战其中的凡尔赛体系,日本则是挑战其中的华盛顿体系。日本明治维新后,首先要挑战的是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它通过甲午之战打败了清帝国,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首要的障碍。但是西方列强不允许它在中国取得独占地位,先是“三国干涉还辽”,即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于1895年4月23日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劝告”日本放弃它根据《马关条约》所得到的辽东半岛,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条件是向中国增索赔款三千万两。然后就是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会议的两个主要文件都是针对日本的,“九国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行政自主与门户开放,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五国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把日本钉死在二等海军强国的位置。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在英美双头领导格局中是属于美国的管辖范围,日本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白种人的霸权”,建立“东亚新秩序”——所以当美国动真格的,以石油禁运惩罚日本侵华时,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此前,日本在西方列强不干预的情况下打败了清帝国,在缔结“日英同盟”的情况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又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而这一次它联合其他挑战者(德国、意大利),颠覆既定的世界秩序,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把前面几次战争的战利品(台湾、朝鲜、旅顺、南满铁路、太平洋岛屿)也统统赔了出来。
  斯坦利·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认为,在二战后的全球范围内,有三个秩序结构:(一)审时度势的秩序,这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的博弈规则;(二)联合国;(三)经济秩序,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6]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雅尔塔体制、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和布雷顿森林体制。雅尔塔体制是军事实力的直接反映,苏联只是在这个范围内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联合国范围内,苏联早期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只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少数几个伙伴。在经济领域中,美元是硬通货,在苏联阵营中同样是香饽饽,而卢布是软通货,只能作为经互惠国家的结算货币。因此严格地说,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并非“双头领导格局”,而只是核毁灭前景下并不对称的恐怖平衡;苏联也不具有世界领导国的心态,而是继续扮演其挑战者、革命者的角色。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不可少的。如果在防务、消费和投资这三个领域相互竞争的需求中没有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7]他实际上已经预言了苏联的最后失败——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仅靠增加核导弹、核潜艇、航空母舰和坦克的数量,是不足以保持世界领导权的。
  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将世界领导者与挑战者关系的研究从一个世纪延伸到五个世纪。该理论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政治中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即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另一方面,在这五个世纪里与世界领导者对应,先后出现过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它们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18和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莫德尔斯基从上述世界“领导者—挑战者”的历史图式中总结出三条规律性的东西: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革国际体制。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是以局部的、暂时的代价换取更广泛、更经久的利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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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的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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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权的禅让
  世界领导权的和平禅让,历史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0世纪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美国究竟采取了哪些战略,使自己顺利地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时殷弘在总结了美国的历史经验后,提出了可供中国参考的三大战略:自助、不出头、搭车。[9]
  “第一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自助’(self-help),亦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所谓“自助”,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0]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不受任何事情的干扰,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改革和建设,稳步增加综合国力。
  “第二是所谓‘不出头’(hiding),它例如体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之中,近几年来我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也含有这个意思。”1982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时,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邓小平说: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到1990年,邓小平旧话重提:“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1]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出头的做法应当成为中国的榜样。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具有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实力,但它不出头。美国参战是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关键,威尔逊总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者,但美国人民还是决定不出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但美国还是大规模地削减了军事力量,从世界各地(包括欧洲、中国、朝鲜)收缩回撤。只是在苏联大肆扩张,欧洲落下铁幕,西柏林遭围困,希腊、土耳其、伊朗濒危,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才义无返顾地出头了。
  “第三是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予以理论探究的‘搭车’(bandwagoning)战略。这一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以减小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少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搭车”就意味着不能“拆台”,不能再像毛泽东那样热烈地期待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国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秩序”,即类似于雅尔塔体制的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相称的大国间(主要是中美间)的“博弈规则”,消除由于无法预计中国未来的行为方式而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同时应当全面地参与和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G8组织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中国不应当拒绝。中国还要争取像韩国一样成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在劣势资源上追加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投入,中国今后需要逐步把粮食和其他农林产品的自给率降下来,把能源和矿产品的进口依赖率提上去。届时,中国的外交心态将会接近现在的日本与韩国,把保障中东、中亚石油天然气产地和国际航道、管道途经国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外交的主要任务。
  21世纪已经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世界秩序和世界霸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财”而不是世界领导国攫取一己私利的工具。世界警察和普通警察一样,既要奉公守法,工资也不比别人拿得多,还要面对更多的安全风险。当今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世界大家庭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既要用你,又要骂你,还不许你拍屁股走人。即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美国,也不要急于当“老大”,因为人均国民收入还差得远呢,拒绝的理由很充分。即使老的世界领导国将来主动请中国出山,就像当年的英国请美国参加一战和二战,现在的美国请日本海外出兵及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少也要等到“三顾茅庐”之后再做定夺。
  三、大国的复兴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工业生产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12]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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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底与波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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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底与波峰
  中国的复兴,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这样,将来的一个世纪也会是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复兴出现过三波浪潮,现在仍处于第三波浪潮的上升阶段。相应地,便有三个谷底——1900年、1933年、1976年,和两个波峰——1922年、1945年。
  1900年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年。从1895年《马关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中国割地、赔款、谢罪、允许外国军队在首都驻扎,朝野上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降到最低点,“亡国、灭种、灭教”成为一种普遍的忧患。
  忧患促振作。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变法”上谕,表示要更法令、破锢习、求振作、议更张,实行“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又称《九年筹备清单》)。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一年后在近代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一战结束前后的几年,中国现代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外蒙古也由独立改回到自治。这是第一波浪潮的高峰。
  由于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英国再也不肯充当‘世界警察’”(博纳·劳语),[1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很快便失去了作用。苏俄、日本积极插手中国事务,煽动、支持内战和武装割据,并对中国新疆和东北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到1933年,中国再一次落入谷底。这一年元旦,日本关东军在一手炮制了“满洲国”之后,开始进犯山海关。3月初,日军侵占热河,并继续进犯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5月下旬,日军突破滦河,攻陷冀东22县,直接威胁平津。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还有两个打出旗号的独立政权——福建的“中华共和国”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没有打出旗号的割据当局——以胡汉民为首的“新国民党”所领导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此外,在西南、西北和华北各省,还有一些中央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的地方军阀。在蒋记国民党内部,“力行社—复兴社”与CC系争权夺利,闹得乌烟瘴气,法西斯主义日益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多元化的学术、教育、文化开始受到官方强制推行的“党义”和“党化教育”的摧残。
  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到来。1936年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中国各党各派团结的黏合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作为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联盟成员,与日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1943年,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说:“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即所谓“四警察”之一。在罗斯福的东亚新秩序构想中是“以中国取代日本”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说得很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14]日本投降后,中国收复了东北和台湾。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国民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国民政府指定第67师赴日担任中国占领军。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抵达日本。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中国大规模内战就揭开了帷幕,第67师没能去成日本,于8月下旬被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歼灭在苏中战场。[15]建立赫尔所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秩序的机会转瞬即逝,中美在朝鲜半岛刀兵相见后,日本作为美国的新伙伴趁机再次崛起。
  我们把1976年定为20世纪的第三个谷底。日本的军力和现代工业生产能力虽然早就领先于中国,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没有赶上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日本的GDP超过中国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的1968年,到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1983年,中国的GDP重新超过了日本。[16]低谷不仅体现在在中日GDP总量对比中,也体现在大陆台湾人均GDP对比中。从1820年共同的起点出发,到1992年,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大陆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在1950年至1992年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扩大了2.5倍,如果截止到1976年,差距就会更大。
  顾准生前曾向吴敬琏预言中国的“神武景气”。他去世不久,这一景气就来临了。从1978年算起,中国复兴的第三个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上升期。
  一个世纪的历史总成绩
  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是中国就做到了。因此,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1922年的时候,梁启超就说过:“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17]
  在20世纪初,世界上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经历了两起两落,最终瓦解为近20个主权国家,现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排名已经落后于韩国。奥匈帝国也已经瓦解为好些个国家,其中有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后来还经历了再度分裂。昔日雄踞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垮得更彻底,残留的土耳其国已经退缩在小亚细亚半岛上,在欧洲只保留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印度文化源远流长,而19世纪的印度帝国则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随着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国立刻分崩离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信奉佛教的锡兰(斯里兰卡)各自立国,东巴后来又与西巴分家,成立了孟加拉国。一个世纪后,中国是上述帝国中唯一保持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国家。
  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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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底与波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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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18]在20世纪,中国首先扭转了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然后又实现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目标,从而处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态势:既能享有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又能享有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增长向零增长转换带来的好处。1997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56%,这在国际标准中是非常高的,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和相对低比例的孩子与老人(发达国家一般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发展中国家一般儿童比例偏高),呈极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型结构。人口学家预测,中国15—59岁人口增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年代。[19]
  富有潜力的大国必须是洲际性的大陆国家,例如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而不能是大陆边缘性国家和岛屿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现在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在世界上坐三望二(由于存在魁北克独立的可能性,届时加拿大将会失去世界第二领土大国的座位),而且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俄罗斯联邦比前苏联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中国在20世纪基本保全了疆域的完整并收回了上个世纪割让的部分失地——台湾、旅顺、香港、澳门——这一历史性成绩,中国人自己以往没能给予足够的评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20世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国家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英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连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不得不改成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丢掉了很大一部分领土,日本仍在为收复北方四岛而奔波。其次,中国不同于日本、朝鲜,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国家,汉、唐、元帝国全盛时期疆域虽然达到过西域、蒙古和新疆,但持续的统治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中国现在的疆域是清朝奠定的基础,然而满清对西域、蒙古和新疆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方式。这些地方归理藩院管辖,但理藩院还负责处理周边其他属国的事务,因此,中国对汉族地区和中国东北以外地方的领土主权尚未完全确立。进入民国以后,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中国政府才将清帝国绝大部分的疆域最终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新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外患内乱连绵不断,正正经经发展经济的年头并不是很多。一战期间及二十年代初有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有几年,被称为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以后的七八年大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不错,随后就被“大跃进”和“文革”打断。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一个时期。只要坚持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能持续很多年。
  柯伟林说:“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20]在20世纪,军事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头羊。
  一个世纪以前,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在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够鉴赏领会,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更几乎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视野。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软权力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李光耀指出:在当今时代,软功夫即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与硬功夫同等重要。软功夫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想赶超那个国家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才能获得。而在其他国家这样做之前,该国的文明必须首先被视为优越,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乐于接纳而慷慨大方,使人们容易接触其中的知识和文化。[21]在前现代的一千几百年里,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固然是靠硬实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靠软权力即优越文明的吸引力。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削弱了,但并没有马上消失,尽管日本企图以“皇道乐土”的理念来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它在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传统具有的以及新近获得的软权力。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境遇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斯大林曾同意让中共多关照一下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也就是说,将其划为中共的势力范围。一度在东南亚各国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华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和后勤基地。朝鲜、越南、日本的共产党,也曾在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中站在中共一方。在全球风云激荡的60年代,毛主义的影响力更远播至欧美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如何恢复和扩大中国的软权力,是中国要成为最后的大国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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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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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1世纪的中国
  中国的复兴,是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复古”、“崇儒”;还是继承上个世纪几代先辈的事业,继续走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我们认为,21世纪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在基本实现“追赶现代化”目标——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的基础上,还要和发达国家一起“继续现代化”。
  我们把中国在21世纪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制度接轨、社会转型、全球运筹、文明再造。当然,许多事情将会交错进行,但大致上有一个先后次序,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工作重心与阶段性成果。
  制度接轨:推进民主化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混合经济所有制、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国,这三个支柱都还没有健全:混合经济所有制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太大而民营经济则还不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没有经过城市化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公共财政刚刚起步,财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会保障甚至还不能覆盖城市居民,更何谈全体国民。因此,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就制度接轨的两大任务——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而言,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对于中国能否在民主化道路上顺利前进,世人大多持观望态度,还存在许多怀疑和阻力。陈晓律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应该使中国的发展“有法可依”,即围绕宪法做文章,使中国不仅有一部治理内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22]所谓“大国定位”,就是要使世人消除狐疑和忧虑——21世纪中国究竟是宪政民主大国还是军国主义大国,是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殷弘认为: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23]坚定地宣布民主化的目标,是中国明确“大国定位”,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正式批准联合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宪法及修订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象征。
  社会转型:实现城市化
  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追赶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国际上比较常用的是英格尔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识字人口的比重、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平均预期寿命、婴儿自然死亡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如果要从中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率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42.5%;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50.8%;中国城市化水平对世界标准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个百分点之间。[24]
  平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最终达到70%—75%,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主题,其他的国家发展目标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要增加8亿多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由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只要在今后几十年中始终强劲地推动城市化,就有可能在此期间持续保持6%—10%的经济高增长率。
  除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采取政策来直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25]而中国在否定“文革”时期的极端反城市化方针后,仍然不肯放弃对大城市发展的严格控制。1980年10月和1986年12月两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确认的中国城市发展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九十年代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将上述方针修改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一传统的思路必须改变。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就占用土地资源而言,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到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占地是2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两倍,建制镇人均占地是后者的三倍多。过度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巨大。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发展较大城市将意味着第三产业的重大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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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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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浙江省已经率先提出了新的城市发展方针:(1)合理发展大城市,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为限制,从适度扩张规模、加强基础建设、强化现代城市功能等方面入手来加快大城市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2)积极培育发展中等城市,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集聚规模。重点培育现有的中等城市,提高层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同时着力培育一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3)择优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加快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从分散建设到集中建设转变。[26]
  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应当重视大都市带或者叫都市连绵区的建设。在21世纪的中国,第一步是建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个已经初步成型的都市连绵区,然后在山东济南青岛间、福建沿海以及欧亚大陆桥、长江、京广线、京九线沿线建设新的都市连绵区。为此,必须加速建设沿海、沿江以及“几纵几横”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构建未来大都市带的骨架。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一二十个千万人级的大城市,上海、北京的人口有可能突破三千万,我们应当对此预作筹划。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是高质量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以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的主体,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秩序和独特的城市风格、人文品位;防止环境污染、两极分化、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和黑社会。
  全球运筹:迈向一体化
  中国在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基本实现民主化和城市化之后,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天下事。届时,中国的国际目标与价值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走向。
  21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最为关键的一个世纪。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本世纪的世界主要矛盾。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新、韩国等OECD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也应包括在内。拉美国家、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追随者与“搭便车”者。站在全球一体化对立面的是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和一部分独联体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未定数就是中国。
  在发达国家自然也有反全球化的声音。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绿党领导人纳德和改革党领导人布坎南可以说是代表反全球化运动左右两翼的候选人,但他们获得的选票加起来尚不足全体选票的5%。迄今为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最坚决的力量。本·拉登之类的极端分子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手段滥杀无辜,鼓吹和实施对西方的所谓“圣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六十年代对抗“四面八方”(反“三尼”——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打倒“帝修反”,“扫除一切害人虫”)、七十年代反苏“一条线”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从热衷“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转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国际主义舞台大踏步向民族主义堡垒退缩。“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千万不要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这些主张与“猫论”、“摸论”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长期动乱后的休养生息。然而到了新世纪,参与还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是中国必须做出的一个决断。
  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在政治上反对一体化,鼓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体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一体化,就会变成单纯的“跨国公司化”,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弱势群体。从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就出现过类似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事态,卡尔·波拉尼曾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但是在没有政治民主化加以制约的情况下,紧接着便爆发了世界大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本来是要在国际上“少树敌”,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却与美国和OECD阵营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处于对立状态。
  研究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尚缺乏清晰完整的战略性大思路和理论背景的支撑。中国如果想在21世纪下半叶崛起为最后的大国,就必须从大处着眼,在世界秩序、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全球联邦等方面改变旧思路,树立新观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贸、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国人逐渐感觉到,美国股市、中东油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1世纪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尤其要注重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世界新秩序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而且要为全球社会建立一整套能够有效运转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以促进人员交往、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对于现有国际规则中不尽公平合理的部分,首先要参加进去,才能从内部加以改造,也就是说,中国要“学会做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能不能建立对世界秩序、世界体制、世界市场的信任感,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
  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经济区域——欧洲、北美和东亚,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德尔甚至预言未来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在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已经建立了欧洲联盟,北美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还没有出现经济和政治的统合。本来,这种尴尬局面是不应当出现的。在一千几百年的东亚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区域体系的主导者,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都是该体系的参与者。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由于中国的迟钝、蹒跚,才给日本造成了机会,使人口仅为中国十分之一、面积仅为中国几十分之一的日本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起飞,东亚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新的格局。对于近来朝野呼应、互相激荡的反日情绪与举动,中国学界表现出冷静反思与高度警惕的态度。更有不少学者顶风而上,大胆提出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池元吉等提议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27]张蕴岭进而认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建立“东亚共同体”。[28]钱文荣、余永定、赵春明、阎学通等在“清华—环球论坛”座谈时指出: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保持论坛性质,它发挥的作用就不大,因此我们不能害怕机制化。东亚区域化谁来领导?如果中国人感到自己实力不够,不想当头,又不放心让日本人当头,解决方法是把韩国人拉进来,模仿欧洲“法德英三驾马车”模式,形成“中日韩三驾马车”,可以轮流坐庄。[29]首先摆平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再把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包括进来就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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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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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统合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集体安全和政治一体四个组成部分。谈到东亚政治一体化,从眼下形势看起来好像是很玄乎的事。但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或许能够给人们一些信心。在二战硝烟弥漫的1943年,后来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在提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就无和平可言。”“欧洲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30]从最初的呼吁到世纪末的欧元诞生和欧盟内部多数表决机制确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如果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认真筹划东亚政治一体化,谁说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后看到亚盟与欧盟在欧亚大陆两端遥相呼应呢?东亚统合的实现,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和整个东亚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与东北和东南面国家的关系,可以视为东亚文明、汉字文化圈的“家务事”,日本文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等都是传统东亚文明的子文明、亚文明;中国与西南和西北面国家的关系,则涉及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中国与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正在快速改善。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则处在一个岔路口,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携手,对扩张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构成四面围堵的态势;二是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据塞缪尔·亨廷顿说,“至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31]三是作为当下世界主要矛盾——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和冲突——的中间人和调解者,积极推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往。我们主张第三种选择。一方面是考虑到世界石油资源开发的两大中心——波斯湾地区和新兴的里海—中亚地区均位于伊斯兰文明地带,中国必须增进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保障与国防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石油安全;另一方面,与伊斯兰国家保持友谊还关系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民族团结。
  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建设全球联邦,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简便、最可行的选择。根据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联合国改组的关键是从“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超国家的联邦式全球共同体”。联邦制是一种使共同体的统一和权力与各组成邦的权利相互协调的政治设计,它要求建立联邦机构并把各组成邦的部分主权向这种机构转移。在建设欧洲联盟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宪法式联邦主义与职能式联邦主义之争。事实上,二者相辅相成,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着职能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建设全球联邦要从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妇女、儿童、粮农、海事各专门领域入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专门的国际组织进行有力度的调整,使缔约方认真履行其承担和义务,使这些组织具有更为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工作效率。本着宪法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就应直指主权问题的核心——政治与安全领域,按照国际民主原则改造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大会要转变为全球联邦的雏形,首先就要改革它的表决机制。联合国大会现在实行每国一票制,不分超级大国还是弹丸岛国,形式上好像很平等,但它的决议对各国没有约束力。而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有实际效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实行加权表决制。所谓加权表决制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如成员国人口、对组织贡献大小、责任大小、利害关系等因素赋予国家投票权的一种表决制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只有0.5%的投票权,而人口总数与中国相当的一批小国,却掌握了超过50%的投票权;美国长期承担联合国25%的会费,同样只有一票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当然不会同意向联合国大会“转移主权”。实行加权表决制后,联合国大会才有可能从一个国际论坛转变为类似欧洲理事会的“共同主权”的拥有者。拟议中的安理会改革,一方面是要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适当增加成员国席位,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从五大国“一致通过制”改为安理会“有效多数制”。
  实现“加权表决制”和“有效多数制”后,下一步的联合国改革必须在全球民主化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是具有“宪法式联邦主义”特征的根本性改革。首先是把现有的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全部整合到联合国的系统中;其次是由全球人民按人口比例选出类似于欧洲议会的联合国议会;再次是把联合国会费改为一种全球税收制度,并由联合国议会全权支配;第四是成立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的联合国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立法的执行机构,其委员名额虽然要按地区与国家来分配,但已经不属于各成员国的派出代表,而是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的联合国公务员;第五是成立联合国最高法院;第六是成立联合国军和联合国警察机构;最后是正名,联合国改称世界联盟、全球联邦或者地球合众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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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再造:共创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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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再造:共创新生活
  中国的GDP总量——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计算——无疑可以在21世纪前半叶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赶上美国,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21世纪末了。即使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也不等于文明水平就领先于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但是目前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都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被公认为是新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策源地。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32]
  李慎之指出: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33]据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34]晚清以来,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35]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对20世纪中国思想影响极深。但是这一思路过于“希慕富贵”,“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现在中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因而有“科技兴国”、“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但是科学发展需要有一个人文学术的背景,人文学术的核心是哲学上的创造性思维,则尚未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如果没有哲学的突破、人文学术的繁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在21世纪仍将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而要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学而后创”,先“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创新和突破。
  认为中国可以撇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雷格、胡塞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直接从孔子、老子、墨子开启出21世纪的学术新路,是一种文化自恋式的乌托邦幻想。王国维早就“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两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国学丛刊”序》)“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论近年之学术界》)。[36]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不首先学习、“拿来”、融会中西两学的精华,光是胡思乱想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跟在古人、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开动自己的脑筋思考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也是没有出息的。西方社会现在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与难题,不是一切都堪称楷模、值得效仿。日益高涨的“现代性”反思,意味着文艺复兴后的“理性”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
  所谓“共同的人性”包括三个层面: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与此相对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世态问题,在个人精神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了心态问题。以往的人文学术集中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世态问题。譬如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社会分工论,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正是在世态领域中,理性主义大显身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有福山所谓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说法。
  然而,如果生态和心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人类在处理世态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果。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蔓延与恶化,势必对全球反贫困斗争与争取全球平等产生不利影响;认同政治的崛起,已经对自由民主主义和全球政治一体化提出了挑战。面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坐等他人去为我们寻觅答案,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应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共同努力,一起开创人类新生活。胡适曾号召“再造文明”,他当时的意思是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们接过他的旗帜,则是要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但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的方法,是全然不错的:“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38]
  我们确信中国人在21世纪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创新与再造做出较大的贡献,不是因为相信在中国文明的元典中能够找到实现“天人合一”的密钥;甚至也不是因为如张光直所说,中国“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大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39]而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克服生存危机、创造和改造文明这一富于活力的历史传统,以及接近人类全体四分之一的人口基数。贾雷德·戴蒙德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进行人类学研究后指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40]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皆可以为舜尧,在空前未有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开放条件下,在摆脱了专制和贫困的束缚后,十几亿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文化创新上有突出表现。文化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如发明新材料)、社会技术创新(如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创新——市场创新(如租赁)、管理创新(如灵活时间工作制)、政治创新(如首脑会议)等,[41]处于最核心地位的则是人文学术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
  学术创新是不可能预先制定出多少年计划的,更遑论组织什么国家级学术创新“工程”。人们只能在保护学术自由外在环境与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秩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传承,期待可能出现的突破。
  我们虽然无法预测中国学术在未来一百年将会走过怎样的路径,但还是不禁要描绘21世纪末可能出现的理想图景: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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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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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转引自赵英:《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页。
  [3]梁启超:《国际联盟论序》,载《饮冰室合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五,41页。
  [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载高瑞泉选编:《向着新的理想世界——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180—181页。
  [5]参见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23—129页。
  [6]参见金应忠等:《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408—409页。
  [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545页。
  [8]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2—3页。
  [9]同上。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21页。
  [11]同上,363页。
  [12]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3]参见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56页。
  [14]转引自赵志辉:《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90-95页。
  [15]参见刘作奎:《中国占领军没去日本》,载2002年8月19日《环球时报》。
  [16]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根据125-132页表C—16a、C—16e计算。
  [17]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七,10—12页。
  [18]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六,27—28页。
  [19]参见托马斯·G.罗斯基:《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载北京:《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92—103页;张翼:《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载1999年5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
  [20]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月号(总第44期),42—43页。
  [21]参见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49—51页;倪峰:《美国“软实力”策略为何得手》,载1999年6月30日《中国改革报》。
  [22]陈晓律:《中国大国定位的起点》,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23]时殷弘等:《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4]参见张忠法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形势》,载2000年9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25]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上册,二十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79—80页。
  [26]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城市化》课题组:《关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问题研究》,载“中评网”网站。
  [27]池元吉等:《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及建议》,载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33—37页。
  [28]张蕴岭:《关于推进东亚合作的若干战略构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29]宋念申:《东亚能否走到一起》,载2000年12月22日《环球日报》。
  [30]转引自黄正柏:《战后欧洲联合中“联邦主义”思潮的初步考察》,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2—12页。
  [3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267页。
  [3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7—34页;《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79页。
  [33]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34]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页。
  [35]参见罗志田:《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载“思想的境界”网站,原载《光明日报》。
  [36]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365—367页;第三卷,3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页。
  [3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58页。
  [39]转引自龙西江:《中国文明的当代贡献》,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108—110页。
  [40]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4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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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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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大国的兴衰》(第一至三章)
  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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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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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战船队,装备发射投掷机械。14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国家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带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 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3年以后一项皇帝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项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这些炉子的规模在征服者于哈斯丁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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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世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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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穆斯林世界
  还在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迈尔一世(1500—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穆斯林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索科托和廷巴克图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后来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发展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劝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穆斯林挑战,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训练。还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窜犯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利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他们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烦扰了伊比利亚船员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里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这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巴尼伯德获得胜利的一年,通过这一胜利他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经常的危险并施加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甚至到了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苏丹曾用大战船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得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战船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0—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斗发生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的满人)。奥斯曼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在像苏里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1 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人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仅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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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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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边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有迹象表明,它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而使穆斯林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压服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那边阿拨斯大王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相继有13个无能的苏丹进行统治。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和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窒息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农民受害最大,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和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什叶派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遭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教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帆船型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同样、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有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穆斯林上层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总是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当然是经常发生的。所有这些,相对说来,明王朝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就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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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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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很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地位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不是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地主手中,天皇却无足轻重。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争斗取而代之,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欢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是在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雄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以后,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德川氏的其他将军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还在这以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的命令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但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年在都城住半年,而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庄园的6个月期间,他们的家属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没有阻碍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国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培里[5]的著名“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日本政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加煤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罗斯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且不仅仅是受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其次,是从西方找到了俄国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最后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现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海岸,而且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对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不可避免。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有: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总有一天会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6]了解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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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奇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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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欧洲的奇迹”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说来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但不管这个综述是多么粗略,它还是具有揭示渗透全书论据的主要线索的功能,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最后,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区运送到另一个村落区。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这里地理又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而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其食物并导致建立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莎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说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的掠夺也没有发生。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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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奇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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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已有迹象说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骑士以及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对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这一特别企图及其失败的详细论述将在下一章进行。但这里将它不可能把统一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的较一般性原因,做一简单说明。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释要深一步,毕竟竞争者和交战集团之间存在着恶感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虽然欧洲国家间这种相互竞争的作用,似乎可以说明缺乏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但乍看起来不能说明欧洲稳步兴起而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国家掌握的军队,用来同苏丹的庞大军队和明帝国的众多军队作战,究竟是否会显得太弱了呢?在16世纪早期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在这后一时期,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侧翼)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法国15世纪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虽然武器的这种螺旋上升在15世纪早期的弩机和盔甲片生产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在以后50年该原则又扩大到火药武器的实验。这里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重要的: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用强大铜炮装备起来的法军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惊恐地领教了它们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发明家和有学问的人都被怂恿去设计某种能抵消这种大炮威力的东西(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列奥那多[7]的笔记里就有一种机关枪、原始坦克和蒸汽动力炮的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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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奇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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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需要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后果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后果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第一个后果很简单,可以简单叙述。在1494年法国入侵后的1/4世纪以内,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发现,城墙以内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减少大炮轰击的效果;当炮弹射进坚实的土堆时便失去对外墙的那种破坏作用。如果在各种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条深壕(后来又有一系列构造复杂的设防棱堡,滑膛枪和大炮可以从这里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形成围城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拥有建造和守卫这种综合防御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城邦之安全。这也给了那些参与防御土耳其人的军队一种优越性,如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卫部队很快发现的那样。首先它阻碍了欧洲一个傲慢强国对叛乱者和竞争者的轻易征服,这就像伴随尼德兰起义的持久包围战所证实的那样。如果敌人有可以退守的坚固设防基地,在开阔战场获得的胜利就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过火药所取得的权威,在西方没有被模仿,西方的特点仍旧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随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以前,北欧、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中世纪末期的造船和海军装备上实力相当。如果郑和的远航和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迅速发展或许对1400年和1450年前后的观察家有什么暗示的话,那就是海运发展的未来在于这两个强国。人们猜测,在有关制图学、天文学以及罗盘、星象仪等仪器的运用这三方面他们很少区别。区别在于持续不变的组织。或者如琼斯教授所说:“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亚人都能航行很远的距离,但欧洲在合理地组织航行和在一个航程内开发资源的能力,却比伊比利亚人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对地理资料进行系统搜集,热那亚商行多次想为大西洋探险提供资金,这种探险最终可能弥补失去黑海贸易的损失,以及再往北依次发展纽芬兰的鳕鱼渔场,这一切都说明一种向外发展的持续意愿,这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是不易见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许是船上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发展。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这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尽管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
  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新的铜炮要小得多,威力却要大一些,对炮手的危险要比笨重的锻铁炮小),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军舰上已经装上了石弩、投石机和其他类型的投掷器械。即使大炮已变得不那么容易爆炸,对船员已不那么危险,它们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假如使用威力较大的火药,后坐力就会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会被反作用力弹回甲板,而且这种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别是在炮台上)装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这时,欧洲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而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相形之下,轻便小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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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奇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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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强调“潜在威力”一词,因为带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型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说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继续使用这种船。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比较灵便,因而比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设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墨西哥、秘鲁和新世界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既然中国政府曾自动地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厦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最后,奥斯曼的海军实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奥斯曼的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丢失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无疑,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头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它们不幸的敌人。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战斗”,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处。
  当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广大陆上帝国内获利的证据更多。西班牙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这块领地从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扩展到北部的里奥格兰德。西班牙大帆船沿着西海岸定期往返,与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船相衔接,后者载来中国丝绸以交换秘鲁的白银。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明确表示要在那里待下去。征服者通过开发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劳动力,把源源不断的糖、胭脂红、皮革和其他商品运送回国。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矿中的白银运送回国,该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贸易的飞速增长,其贸易额在1510年和1550年之间增长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间又增长了2倍”。
  因此,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帝国主义企图永远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的短暂访问不同,他们象征着承担改变该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他们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所作的正是这件事。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冒了风险。对于欧洲征服者强加给他们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牺牲者的可怕残忍,一般很少叙及。如果说这些特点很少提及的话,是因为那时的许多社会都把这样一些个人和集团推上前台:他们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风险并愿做任何事情。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进入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需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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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奇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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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比较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取得同样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也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甚至强有力的奥斯曼人,至少是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说,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会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社会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有一种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专制制度的集权化前景,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尽管会有骚动,偶尔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会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障碍的减少。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人们会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仍停滞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译者
  [2]休达,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的一个港口,属西班牙。——审校者注
  [3] 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协助高丽人抵御了日本人两次入侵的尝试。但即使明朝海军的这部分残余力量随后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国哈斯丁斯登陆,后自立为英国国王。
  [5]马修·加尔布雷斯·培里(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率舰队到达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舰队到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
  [6]普雷斯特·约翰,传说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国王和牧师,据说曾统治远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审校者注
  [7]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审校者注
  尽管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仍有可能有一个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像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错综复杂的程度和性质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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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的目标与纪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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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虽然任何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扩大范围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亦是勉强地承认对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王室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中世纪盛世以来,此一头衔已大失实权,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的,这种做法举世无双。一个例证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77年通过这种做法一举获取勃艮第的富饶土地遗产,另取得尼德兰。另一例证是,在1515年通过一纸婚约,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虽然前者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且拥有相当多的自由权,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马克西米利安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联姻,是其子费利普娶西班牙国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已通过自己的联姻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联为一体,这些婚姻的“遗产继承人”是查理,即费利普和胡安娜的长子。他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大公;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9年,更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因此,他作为皇帝查理五世,到1555—1556年间退位时止,一直领有全部四份世袭领地(见地图3)。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摩哈赤之役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
  这些领地的多样性及其分散状况将在下面具体讨论。哈布斯堡主权的状况使人联想到它绝不是亚洲式的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奥地利的世袭地产和刚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行政管理权——亲王主权交给了他弟弟斐迪南。也就是说,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认,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不可能由一个人有效地统治。尽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国家并不这样看待哈布斯堡政权的大规模兼并。法兰西瓦罗亚家族的国王们刚刚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便急欲将其势力侵入富饶的意大利半岛,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不夸张地讲,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同样,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长期以来一直就反对让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实权。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由于新添领土而实力大增,他可能会运用这些资源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不能不警觉。许多教皇也如此,尽管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敌人战斗,但他们仍不愿让其权力扩大。
  由于欧洲国家体系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很难想像哈布斯堡王朝会不受挑战。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与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纠纷相结合,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现实冲突。事实是,在一个半世纪里,最为出色、最有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卫天主教的最顽强的斗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继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结果,企图把这个时期折磨欧洲大陆的竞争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派系分离的想法全部落空。当时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纪40年代打垮德国新教王公,那将不仅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势力的胜利。同样情形还有,费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后镇压尼德兰宗教动乱;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简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竞争现在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争霸”这个标题,概括从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约》上认输的整个时期,仍有些过分。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伤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与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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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的目标与纪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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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西已被颠覆,……葡萄牙也被篡夺,……低地国家遭战火,……阿拉贡终难放过,……自由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悲惨啊!
  尽管有些哈布斯堡大臣夸夸其谈,偶尔提到“世界君主”,但从没有一个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欧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和继承权属于幸运,最多不过是出于灵感,尚无证据说明是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哈布斯堡统治者是受到挑衅,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国对意大利北部频繁的进攻。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及其帝国的部队因不断遭受复兴起来的伊斯兰国家的进攻而处于守势。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统治者达到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帝国将被挡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国内部异教派将被压制下去,尼德兰起义将被扑灭;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友好政权会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波兰、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不服从哈布斯堡政权。同时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胜利。虽然如此,那时的欧洲与明代中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中心(马德里和维也纳)所主张的政治和宗教原则,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而长期以来,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
  在此简要分析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对现代读者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各个战役的名称和结果(如帕维亚、吕岑等),而是这些冲突所拖延的时间。与土耳其的战争拖了几十年;西班牙从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镇压尼德兰起义,其间只有一小段间歇,史称“八十年战争”;由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一方、以敌对国家不断组成的联盟为另一方的范围广泛的冲突,从1618年拖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则被人们称为“三十年战争”。在这种冲突中,每个国家承受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使以后战争耗费猛增,支撑战争的物质与财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个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下面很快就要讨论到。但在我们对事件进行简略的描述之前,也应该知道,16世纪20年代的军事冲突,比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无论在投入的人力,还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规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战争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饶而脆弱的城邦国家已遭致法国君主的入侵。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它们也促使各种竞争势力(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于英格兰)组成联盟,逼迫法国人后退。1519年,正当西班牙和法国还在为后者对米兰的权力争执时,传来了消息: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遗产。于是,野心勃勃的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劲敌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就极力在意大利本土并沿勃艮第边境、西班牙和南尼德兰挑起一系列反对活动。弗兰西斯一世进入意大利的结果是,在帕维亚战役中兵败就擒。不到4年,这位法国君主又率军开赴意大利,同样被哈布斯堡军队挫败。尽管弗兰西斯在1529年的康布雷条约上再一次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权利,但是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与查理五世为这些领地进行战争。
  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领土、实力大不一样,按说查理五世不难挡住法国的扩张。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继了很多其他敌人,因而使这项使命难以完成。其中最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世纪20年代扩张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对意大利构成海上威胁;此外,他们与北非海盗勾结,袭击西班牙海岸。更为严重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弗兰西斯一世达成默契,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圣联盟:1542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进攻尼斯。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这里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对旧秩序的挑战得到新教公国同盟的支持。考虑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难,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对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战。查理五世的行动,开始十分成功,特别是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中击败由新教公国指挥的军队。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国权威一扩大,查理五世的竞争者就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德意志内部的公国、土耳其人、法兰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于教皇,全都力图削弱他的势力。1552年,法军开进德意志,以支持新教国,这些新教国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权倾向。这一点在暂时结束德国宗教战争的奥格斯堡和约(1555)和结束法、西冲突的卡托·坎布雷奇条约(1559)上都得到承认。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1555年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让给儿子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仍然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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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的目标与纪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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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任皇帝)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费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提尔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费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导致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费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平衡过于失调。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毫无惊人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战役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的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平协议》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费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合省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身遭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福音派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况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联盟的首领,即帕拉泰恩·弗莱德里克第四选侯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斗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帕诺拉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琴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简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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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的目标与纪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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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里瓦列斯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茵凡特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卷入,于1653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提尔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好处,那么,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于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里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费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见地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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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弱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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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费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就足矣了。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是不会大错的。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2]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第4项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国王们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兰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5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相当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说,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佛兰德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费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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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弱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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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提尔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而且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上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期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的“三重军”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每团3 000人,枪兵、剑兵和火绳钩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兵团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枪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茵凡特红衣主教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次强大攻势,然后,就像惠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提尔的武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绝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错因素造成的,有战术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打击首先来自瑞士枪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意大利式略图”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城防梭堡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同样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收,特别是因为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个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矣。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使用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在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底一地就征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底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因而也是他供养的军队一定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佛兰德军就有8.6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费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只可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舰。费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仍需一支庞大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佛兰德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时光飞逝,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找到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250万达卡,约为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为奇的是,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却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费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 000万达卡。
  费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是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杰尔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同意在沙托·坎布雷齐和谈的主要原因。紧接着,费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赋税增加了2倍,而费利普二世仅在1556—1573年间就增税1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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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弱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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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利普的开支更大,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需要超出400万达卡,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佛兰德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57年,费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矿产收入的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卡,而大约40年前只有1/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1 000万达卡,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1596年,费利普以空前的额数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卡。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兵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暂且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地域辽阔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佛兰德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 000万达卡之多),使得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尽管德意志与皇帝结盟,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西班牙的亏空(除去华伦斯坦当权的那段时间)。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任何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诸如,茵凡特红衣主教在1634—1635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总是最终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的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二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于胜任了。正像3个世纪以后的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大例证之一;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包袱。
  与此相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其费用对每个社会都是难于承受的负担。但是,所有其他国家,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享有一段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的斗争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斗争。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同时三面受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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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弱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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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了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应制定一套清楚明确的优先防御计划。这就暗示了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是,指的是哪些地区呢?
  回过头来反思,人们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聪明一点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也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不过,奥地利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帝国目睹马德里在西欧和海上作战时,并未感到有义务帮忙;而西班牙意识到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愿为帝国效忠。此种不同感觉和义务所造成的长远结果很有意思。17世纪中叶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欧洲的失败与它内部的问题和相对的经济衰退有明显的关系;它在各个方面过于疲劳之后,现在心脏衰弱了。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虽然没有击退德意志的新教主义,却在王朝土地上(奥地利、波希米亚等)达到一种权力的巩固,在这个广阔的领地上,随着后来建立起一支职业常备军,哈布斯堡家族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有能力再度成为欧洲大国,而此时西班牙的国势却更趋衰微。然而,到了那个阶段,奥地利的元气复苏对马德里的政治家们已谈不上什么安慰了,他们感觉要到别处寻找盟友了。
  人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新世界的领土对西班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如期补充西班牙的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没有这些补充,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继续维持。甚至当英国人和荷兰人进攻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致使海外的舰队和防御工事费用越来越膨胀时,西班牙王室从这些领土获取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仍然相当可观,放弃这种好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值得考虑的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领地。关于这两个地方,从意大利撤军这件事本身就显得不妙。16世纪前半叶,法国已想到要填补这块霸权真空,攫取意大利的财富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当然要伤害哈布斯堡的利益。在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实际上是西班牙抵御奥斯曼向西扩张的屏障。土耳其人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攻击也是对西班牙的威信以及基督教的打击,失去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战略上的严重倒退,那样一来,西班牙就得把越来越多的金钱用于海岸防御和大帆船舰队的建造上,而这些活动在费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早期已经占了更大一部分预算。因此,利用现存力量保卫地中海的中段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可以拒土耳其敌人于一定距离之外;另一个有利点在于,这场战争的费用将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和教皇乃至威尼斯分担。而从这条战线撤退就将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不在话下。
  如此权衡以后,尼德兰就是哈布斯堡可以减少损失的唯一地区了,而且归根到底,佛兰德军在对荷兰的“八年战争中的费用支出极其惊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线”。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防御工事先进的原故。甚至当“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期,用在佛兰德驻军身上的金钱,仍相当于德意志驻军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评论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事实上,从1566年到1654年,西班牙至少向荷兰军用财库输送21 800万达卡,这比王室从印度群岛得到的总数12 100万达卡要多得多。从战略上讲,佛兰德的防御也更加困难;海路经常处在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兰舰队司令特隆普击溃一支装载增援部队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明证。但是,从伦巴第经瑞士山谷或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国东部边境,到莱茵河下游的这条“西班牙路”,也有几处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难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两百万顽固的尼德兰人吗?为什么不能像卡斯蒂利亚担负着沉重税务的国会代表们狡猾地指出的那样,让那些反叛者在异教中堕落呢?上帝肯定会惩罚他们,西班牙用不着再担这副担子了。
  尽管反对从那个战区撤出帝国军队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那些埋怨浪费资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占领佛兰德,它就会落到法国或联合省手里,从而加强哈布斯堡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力量和威信;这种念头是西班牙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说来,“威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其二,费利普四世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那个地区的对抗起码能把敌军的力量从敏感地区调开:“虽然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国库,迫使我们举债,但也把我们的敌人调到了那些地区,否则,肯定会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区发生战争。”最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丢失尼德兰,那么,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这类小领地,甚至于意大利都会相继失去。这当然只是些假设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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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弱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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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要的危险(在1635年危机中人们这样解释)是来自对伦巴底、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威胁。三处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是对王国的致命打击。如果在这些地方的失败是一次大失败,王国的其余部分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德意志完了,接着就会是意大利和尼德兰,尼德兰之后就是美洲;伦巴底之后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这个逻辑,把自己拖进一场广泛持久的消耗战,或拖到胜利的到来,或等到和平妥协的实现,或使整个体系衰竭崩溃。
  不断开战的巨额费用以及不愿放弃四大战场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已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国的野心是肯定实现不了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联系紧密、证据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可利用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其经济上的愚蠢导致权力的腐败。
  外国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费利普二世的帝国视为律令严明的整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片分散的领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权及其引以自豪的特殊性。没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机构(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实际联系是君主本人。这里缺乏一个使人产生整体感的机构,统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视察过整个国家,国王很难从他的一部分领土筹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情愿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舰队,但一想到要用钱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就怒气冲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卫新世界的意义,但对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强烈的地方主义助长并反映在各地紧抓着自己的财政权上。例如,西西里的领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赋税的做法,于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既穷又有无政府倾向,并有一个议会,当然不能为哈布斯堡的整体防卫利益作出多大贡献。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占领的米兰,迫于马德里的压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筹集新款项所遇到的立法障碍较少,因此两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时期提供相当的财政援助,但实际上在为保住米兰而进行的战争和反土耳其的战争中,钱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为了守住地中海这个“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数百万达卡,以补充从当地征得的款项。“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模式被颠倒过来,意大利纳税人资助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战争。不过,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难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公共基金所作的贡献,会大大超过他们为自己的防御而从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尼德兰当然是帝国总收入更大的耗费之地。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国会提供的税款不断增加,尽管总要为数字讨价还价,并坚持要承认他们的特权。到了这个皇帝的晚年,他们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进行战争而需要频繁地拿出额外款项而愤怒,这与宗教不满情绪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起来,产生了普遍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低地国家的国债达1 000万佛罗林,债务加上一般行政费用已超过赋税,于是西班牙就得弥补这个差额。又经过马德里的十年瞎指挥,地方性反感演变成公开暴动,尼德兰成为帝国资源的一大漏洞,6.5万人以上的佛兰德军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政府总支出的1/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卡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不情愿。例如,费利普四世这样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卡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提尔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提尔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提尔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提尔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提尔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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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弱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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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剥削卡斯提尔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期,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而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全都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提尔的经济整个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佛兰德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140年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很少落到那些最容易担负的人的肩上,而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以卡斯提尔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们宣布他们自己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提尔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税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有害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的重要的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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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较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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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驻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长
  这个简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费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联合省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面对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的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只有在纳瓦雷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 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1 600万,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之内,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去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费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还会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没有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间达到高潮;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它的经济,使之难以支撑一场大的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到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年收益已经加倍。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对西班牙战争的大胜之年,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扎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政府失去信用和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东居昂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转向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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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较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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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长处。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的冲突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就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世纪里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一旦亨利七世坐稳王位,他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的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正当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国王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大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枪兵、火绳钩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在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4]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首相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王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只是16世纪30年代托玛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杰尔斯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就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费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便宜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时机,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联合省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费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 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二三倍。在下一个十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议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子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第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不信任的下议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统治地位,而财政又是冲突中心。英国军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的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没有国内的和谐,上述条件都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必将削弱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当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这里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一届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国军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迪讷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议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议院按期投票批准。这也正恰到好处,因为海军在对荷兰的第一战中就碰上同样的劲旅——指挥官特隆普和德·吕伊特,是同布莱克和基克一样出色的将领。当1655年以后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作战时,无怪乎战果累累:占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在伊斯帕尼奥拉一场惨败后占领牙买加,1656年夺取西班牙的部分财宝舰队,1657年封锁加的斯并在圣克鲁斯消灭西班牙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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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较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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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军队终于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同法国的战争,但这个成就并非没有国内的压力。在1655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最重要的是,负担一支多至7万人的陆军和庞大的海军是耗资巨大的;有一种估计认为,1657年英国政府支出的287.8万英镑中,有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捐税制定了,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征收着,但对于一个花费“相当于查理一世时代的4倍”的政府还是不够,而在英国革命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支出“就被认为令人难以容忍了”。债务不断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饷推迟发放。西班牙战争这几年无疑增加了公众对克伦威尔统治的不满,使得大多数商人阶级恳求和平。当然,英国并没有被这场冲突完全摧毁,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样长期地争夺大国霸权,那肯定就会毁灭了。英国内陆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来自殖民地和航运的利润,开始造就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使伦敦政府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依赖。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尼德兰联合省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在把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结合起来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的军事努力同鼓励国民财富增长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护国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平衡变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兴起与另一个“侧翼”国瑞典相比较,在国家管理方面的这个严重教训就更清楚了。在整个16世纪,这个北方王国的形势都不太妙。吕卑克和(特别是)丹麦挡住了它自由进入西欧的通道,东侧不断地同俄国发生战争,与波兰的关系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维持生存已够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战争中惨败于丹麦,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衰落而不是扩张,而且还将遭遇内部分裂之苦。这种分裂是立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结果是肯定了贵族的广泛特权。但是瑞典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基础。它的广大领土多是北极圈内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占它90万人口的95%;加上芬兰,大约有125万人,比许多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都要小。城镇和工业太少了,“中产阶级”简直谈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劳务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因此,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1611年登上王位时,瑞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只不过是一个侏儒。
  两个因素——一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促使瑞典从这个不景气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首要的因素是外国企业家,特别是荷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华隆人[5],在他们看来,瑞典是一个有前途的“未发展”国家,有丰富的原料如木材、铁矿和铜矿。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卖给瑞典人成品和买走矿石,而且时间长了,还建立了木材厂、铸造厂和工厂,向国王贷款,把瑞典人拉进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商业“世界体系”。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地,而这些东西的出口又带进大量外汇,很快就有助于建设武装部队。而且瑞典在军备上也变得自给自足,这种少有的特长还得感谢外国的投资和技术。
  内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实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国库、税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是在这个时期变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领域,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贵族从派系斗争中引开,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宗教团结巩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来都在发挥职能。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军用来保护海岸线不受丹麦人和波兰敌手的侵犯,保证瑞典军队安全通过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的名声来自他的军事改革;他以征兵制为基础发展了国家常备军,用新式战术训练部队,改进骑兵,引进机动的轻炮兵,最后,他的指导给部队带来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开进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运动时,他指挥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
  这种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战争比起瑞典早期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对邻国的地区性战争,规模都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挥着一支4.2万人的军队;12个月以后,那个数字翻了一番;在决定命运的吕岑战役之前,他的军队膨胀到15万人。瑞典军队在主要战斗中构成精锐部队,也用来把守战略要地,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组成那样庞大的军队;实际上,那15万的“瑞典军队”中有4/5是外国雇佣军,苏格兰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他们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早在17世纪20年代对波兰的战争就使瑞典的国家财政感到紧张,而德意志的战争更加费钱。然而瑞典人却出色地想出办法让别人为战争付钱。外国人的资助,特别是法国人的资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补偿一小部分开销。真正的来源是德意志本身;各个公国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资助这一事业;如果是敌对的就得拿出赎金,以避免抢劫。另外,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庞大军队从他们驻扎的领土上索取驻地、食品和饲料。其实这个制度已由皇帝的助手华伦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资助”的政策养活了一支10万人以上的帝国军队。但这里的关键是,并不是瑞典人出钱在1630年到1648年这一时期用这支大军帮助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和谈判的那个月,瑞典军队还在抢掠波希米亚;而它要求一大笔“赔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当的。
  虽然这是瑞典人的一个惊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对瑞典在欧洲的地位有一种幻觉。它的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军队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须抢劫,否则部队就会哗变,那对德意志更有害。当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钱供养海军,保持国内防御,支持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军队;像其他国家一样,它消耗了政府的财政,导致不顾一切地向贵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赋税,因而减少了长期的收入。“三十年战争”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极其沉重的税收压在农民身上。加之,瑞典的军事胜利给它带来好几块波罗的海对岸的领地——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不来梅、大部分波美拉尼亚——应当承认它们带来商业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时期维持它们,在战时保卫它们免入嫉妒的敌人之手,这样给瑞典政府造成的费用大大超过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进行的大规模战争。
  甚至到1648年以后瑞典仍旧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但只是属于地区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时,有人争论说它在波罗的海舞台上处于高峰,成功地挡住丹麦人,顶住了波兰、俄国和兴起的普鲁士政权。在查理十一世时转向绝对专制的做法,扩大了王室的财权,有可能维持一支和平时期的庞大常备军。不过,这些都是在瑞典逐渐从一流国家下降时用来加强自己的措施。用罗伯特教授的话说: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瑞典沉湎在胜利之中,被战利品所膨胀;查理十一世把她带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线之下,制定适合她的资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给她以实行这些政策的装备,为她准备了符合二等强国的身份和尊严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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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较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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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成就并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内它们的意义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罗的海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麦、波兰以及勃兰登堡所依赖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纪后半叶是受法国、荷兰,甚至英国(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影响和“操纵”的,手段是财政补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则是一支荷兰舰队。最后,当瑞典在这场外交大战中不再能被称为“傀儡”国家的时候,比起西方兴起的强国,它仍然是一个经济侏儒,总要依靠它们的补贴。在1700年前后,它的外贸不过是联合省或英国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政府开支大概只有法国的1/50。在这个不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又没有可能获得海外殖民地,瑞典尽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却再没有机会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统治下所取得的短期军事优势。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始终要抓紧防备,想办法阻止普鲁士从南方、俄罗斯从东部的进攻。
  最后一个例子是这个时期的荷兰政权,它与瑞典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乱局面中产生的国家,是由7个各不相同的省份组成的集团,这些省份以不规则的边界与哈布斯堡所属尼德兰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只是一个大王朝帝国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和领土都很有限,但迅速变成了欧洲内外的一大强国,并持续几乎一个世纪。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有一个共和式的、寡头政治形式的政府,虽然这点和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是相同的。但它真正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金融领域。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强国,至少在防御方面是如此。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的海军兴起,它一直是最有力量的海上强国。但这些武装力量的表现只是荷兰的力量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本质。
  当然,在他们暴动的早期,这7万余荷兰暴动者在欧洲事务中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几十年后他们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独的国家,到17世纪初期边界才形成。所谓尼德兰的起义一开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件,这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地区互相争斗,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哈布斯堡统治者,有时也与哈布斯堡妥协,在16世纪80年代就有好几次。当帕尔玛公爵为西班牙收复领土进行卓越的指挥时,他几乎看到了胜利。要不是来自英国和其他新教国家的补贴和援助,要不是进口了大量的英国枪炮,要不是西班牙军队被频繁地调往法国,暴动在那时可能就被镇压下去了。由于港口和船坞几乎全都在起义者手里,西班牙不可能掌握制海权,帕尔玛只能用慢速的、陆上包围的作战法,一旦他得到命令把军队开往法国,这种作战就失去了力量。
  于是到了16世纪90年代,联合省留存下来了,而且有可能夺回东部失去的大部分省份和城镇。到这一阶段,它的军队也已训练有素,由拿骚的莫里斯指挥,他的战术发明和利用沼泽地作战的本领使他成为当时最好的指挥官之一。称之为荷兰军队是不恰当的:在1600年它有43个英国人联队,32个法国人联队,20个苏格兰人联队,11个华龙人联队,9个德意志人联队,只有7个荷兰人联队。尽管民族大混杂(但并非不典型),莫里斯却把它铸成一个一致的、标准的整体。毫无疑问,荷兰政府的财政能支持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军队比欧洲大部分军队更能按期得到薪饷,正如政府一贯为支持强大的海军而提供经费一样。
  夸大荷兰共和国的财富和财政稳定,或者说它能轻松地支付这场长期冲突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它的早期阶段。在联合省的东部和南部,战争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贸易损失,人口下降,甚至繁荣的荷兰省也感到税收太重;1579年它要为战争拿出96万佛罗林,1595年几乎达550万佛罗林。到17世纪初,反西班牙的年度费用升到1 000万佛罗林,很多人担心,这场战争不用坚持多久就会造成财政困难。荷兰的幸运在于遭受损失更大的西班牙的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供养爱闹事的佛兰德军的能力,终于迫使马德里同意1609年的停火。
  战争考验了荷兰的资源,但并没有耗尽他们。实际情况是,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迅速,当政府像所有的参战国那样需要向金融市场借债时,它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经济繁荣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人口增长与摆脱哈布斯堡统治以后的更旺盛的进取精神相互作用。除了自然人口增长率外,还有来自南边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好几万(或许几十万)难民。看起来很清楚,这些移民大都是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和资本家,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1576年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这给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作用,而荷兰人确实也是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发展贸易。他们控制有利的鲱鱼贸易,开垦海田,都增加了资源。他们的大型贸易船队,特别是那种简单结实的货船,到1600年包揽了欧洲大部分运输业,木材、粮食、布匹、盐、鲱鱼,由荷兰船只通过每条水路运输。促使他们的英国盟友和荷兰卡尔文派牧师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愿意把这类物资运给他们的死敌西班牙,只要利润超过风险。国内进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和莱登等地的各行各业“加工”。主要的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不用惊讶,到1622年,荷兰的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其一是海外扩张。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的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从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150只船到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围,亚马孙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联合省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1500年到1700年期间的主要世俗潮流之一;它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就给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金融家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转移款项,给汇票记账和结算,发行债券),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已实行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反映出联合王国的贸易财富规模更大,可靠性更强,特别是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愿意想办法保持货币可靠、有保证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这样的结果是,总是有钱借给政府,这使荷兰共和国比它的敌人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由于它的信用好,还债及时,总可以用比任何其他政府优惠的条件借到钱。这在17世纪是个主要优势,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为武装力量的费用不断上升,从1 340万佛罗林(1622年)增至1 880万佛罗林(1640年)。即使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巨款,特别是因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战争而受损失,或者是直接损失,或者是贸易转入中立国手中。因此,尽可能让公共贷款支持大部分战争费用在政治上容易些。虽然这是造成公债猛增——荷兰省在1651年的债务为1.53亿佛罗林——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对偿付利息的谨慎态度意味着信用体系从没有过垮台的危险。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的退缩,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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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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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章的结论。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当地王公或一个商业寡头政体之下),伴随着国家税收权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税的官僚机器也复杂多了,不像过去那样,国王们是“自己过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则靠封建征募。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变化已经破坏了不少旧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而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等等,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它的利益应该保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管他们享受的是哪种宪法形式,都应该为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而和谐地工作。
  但是,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推动“民族建设”的紧迫而持续的压力,远远超过这些哲学思考和缓慢进化的社会潮流,军事实力使得许多欧洲王朝可以镇住他们本国的大亨,保证政治一致性和权威(虽然经常要向贵族妥协)。军事因素,或者确切地说,地理战略因素,有助于形成这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同时频繁的战争诱导民族意识——至少是以消极的形式——也就是说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人,瑞典人恨丹麦人,荷兰反叛者恨他们从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是,战争,特别是有利于步兵的那些费钱的防御工事和舰队发展的那些新技术,迫使参战国家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费用,在收入中找出相应的数目。所有关于早期近代欧洲政治花费的普遍增加,关于新的税收组织,关于国王与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改变的议论,不提到军事冲突的核心作用就只是抽象的空论。在伊丽莎白的英格兰或者费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全部开销的3/4用于战争,或者用于偿还上次战争欠下的债务。陆军和海军行动并不一定总是新的民族国家存在的原因,但肯定是这些国家最费钱最紧迫的行动。
  不过要是假定在16和17世纪,征收赋税、支持军队、装备舰队、发布命令、指挥军事战役这类行动,比如说,就像1944年诺曼底登陆那样进行,那就错了。正如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的,早期近代欧洲的军事机器是笨拙低效率的。在这个期间征集和控制一支军队是一桩困难之极的事业;衣衫褴褛的部队,运输问题,不标准化的武器,这些都是令大多数指挥官感到绝望的问题。即使有足够的款项用于军事目的,贪污和浪费又要拿走一部分。
  因而武装力量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可预知的和可靠的工具。大队人马由于后勤供给短缺,或更严重的是缺乏薪饷而失去控制,是屡见不鲜的。佛兰德军在1572年到1607年之间至少发生了46次哗变,同样的,其他劲旅亦然,虽然不那么频繁,例如,在德意志的瑞典军队和克伦威尔的新军,黎塞留曾在他的“政治宣言”中憎恶地评论道:
  历史上由于匮乏和混乱而自我毁掉的军队,比毁于敌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亲眼看见了,在我的任期内开始进行的所有行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完成。
  这个薪饷和供给的问题从所有方面影响军事行动。有位历史学家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德意志的惊人机动性,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计划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只是在被迫为他们的庞大军队寻找食品和饲料。早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但是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也适用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在为战争筹款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国家不管多么繁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这场漫长冲突的费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么样的新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总有一个差距,只能靠贷款来弥补上,或者从私人银行家如富杰尔斯那里去借,或者像后来那样,从一个经营政府债券的正式组织的金融市场去借。不过,螺旋式上升的费用迫使君主拒付债务,贬值货币,或者试图采取它不得已的措施,结果带来急功近利,但造成长期损害,这样的事例亦是屡见不鲜的。正如他们的指挥官拼命想办法维持军队秩序,喂饱战马。早期近代的那些政府也是过着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纠缠着要议会批准更多的额外赋税、强迫富人和教会“捐赠”、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劫掠外国财宝货船、回避众多的债权人等等,这就是那些年代里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僚被迫从事的差不多是经常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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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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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哈布斯堡家族完全没有做出其他大国干得很漂亮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对照,成功和失败仅仅是用很小的差别来决定的。所有的国家,包括联合省,都由于军事和海军战役造成的不断的资源损耗而处于严重压力之下。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国内反对增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年代经受的不如说是耐受力的斗争,把参战国逼得越来越接近财穷力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很明显,双方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指挥的那样规模的军队,因为各方都确确实实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胜利只是模糊的、相对的。他们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干得恰好比对手哈布斯堡强了一点点。至少有些胜利者看到了在一场长期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他们也可能承认,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承认,商人、制造商、农夫与骑兵军官以及枪兵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但是,他们对此的理解超过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惠灵顿公爵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势均力敌的事”。大多数大型斗争都是如此。
  【注】
  [1]《比利牛斯和约》即结束法国和西班牙战争(1635—1695年)的条约。——译者注。
  [2]大约占1600年欧洲10 500万人口中的2 500万。
  [3]星法院(Star Chamber),英国15—17世纪设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著称于世。——审校者注
  [4]我的同事罗伯特·阿史顿教授提醒我说,在这整个时期里任何公布的英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只能看做名义上的;官吏减去的数目,贿赂、贪污、记账混乱等使公布的给陆军和海军的“分配额”大大降低。同样,国王的“收入”也只有一部分能到达君主手里。因此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是示意性的,而并非权威性的。
  [5]华隆人,居住在比利时南部、东南部及附近的法国境内。——审校者注
  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
  《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当然并没有结束欧洲列强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没有改变他们通过战争消除争端的积习。但在1660年以后一个半世纪里进行的国际纷争,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前一个世纪是不同的,这些变化本身反映了国际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1660年以后,列强舞台上最重要的特征是欧洲列国之间名副其实的多极政体的形成,各国不再为跨国利益、宗教信仰而战了,他们对战争或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所左右。这一变化当然不是转瞬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绝对的。1660年以前,欧洲各国的活动当然也考虑到它们的世俗利益,同时宗教偏见仍然给18世纪的许多国际纠纷火上加油。1519—1659年,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政权轴心国同新教国家及法国作战,不过这一特征现在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暂多变的、松散得多的联盟体系。各国在一场战争中曾是对手,而在下场战争中又经常成为盟友。这说明它们在决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虔诚信仰的宗教信念。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无常、多极的体系来说,外交和战争上的风云变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国家衰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现象,这使该体系更加复杂化。从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攫取最高权力,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滑铁卢战败投降,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对抗中,先前的一些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沦为二等国家,波兰也跟着黯然失色。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其世袭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疆域和结构调整后,勉强保持了一流大国的地位;在北德意志,勃兰登堡-普鲁士迈出前途渺茫的第一步后,也跻身一流大国之列。为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西部,1660年后法国迅速扩张其军事力量,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其军事力量几乎同半个世纪前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不相上下。仅仅由于法国的海上与大陆上的邻国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中(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结成同盟,才遏制了法国控制西欧的力量。但在拿破仑时期,法国重整军备,取得了一系列高卢式的军事胜利,只是因为另外四大强国的联盟才功败垂成。即使在1815年战败之际,法国仍不失为主要国家中的一员。当18世纪开始时,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西部的法国与东部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即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缓慢形成了一个大体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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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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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在大国体系中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欧洲的侧翼,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一些西欧国家一步一步地把他们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和东印度、南部非洲乃至远及澳大利亚的一小块的、不稳定的领地扩展成大片领地。在这些殖民国家中干得最漂亮的要算英国。英国国内局势自从1688年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斯二世之后已“稳定”下来,于是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发挥伊丽莎白时期作为欧洲最强大海洋帝国的潜力了。即使是18世纪70年代失去其对富庶的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一个独立的、有强大防卫能力和可观的经济实力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也只是暂时地阻止了英国影响在全球的增长。可以与之相比的是俄国取得的成就,在整个18世纪,它向东、向南扩张,跨过亚细亚大草原。而且英、俄两国虽然坐落在欧洲东西两个边缘,但都对中欧的命运极感兴趣。英国卷入德意志事务是因为它同汉诺威有王朝间的联系(从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起),而俄国则决心要在其邻国波兰的命运问题上发号施令。从宏观上说,伦敦和圣彼得堡的政府想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种均势,并愿为此而一再插手,以便求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换句话说,欧洲列强体系开始变成五大国——法国、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英国和俄国——以及一些诸如萨伏依一类的小国和像西班牙那样正在衰落的国家的体系。
  为什么这些实力明显不相等的国家,特别是5个大国能够保持(或加入)这样一个国家“大联盟”呢?纯粹从军事上加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人们很难相信这段时期内大国的兴衰主要归因于陆军和海军技术更新,比如说一国比另一国获益更大的技术更新[1]。当然,在武器装备上是有许多小的改进:如燧发枪(带枪刺)在战场上取代了长矛;炮兵更加机动灵活了,特别是继18世纪60年代由法国的格里博瓦发明新式大炮以后;被称作加农炮的一种口径大、炮管短的海军舰炮(最初由苏格兰的加农公司于18世纪70年代末制造)提高了战舰的摧毁能力。战术思想也得到改进,在人口和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的背景下,组建更加庞大的军事单位(师、军)成为可能,到18世纪末,肥沃的农田可以轻而易举地供养师、军这类庞大的军事单位。然而,公平地说,1815年威灵顿的大军同1710年马尔巴勒的大军并无多大差别,而纳尔逊的舰队也不比迎战路易十四战舰的舰队在技术上先进多少。
  事实上,由于国家力量的增强,18世纪发生在陆军和海军领域最重大的变化,大概要数组织上的变化了。这一变化的典型毫无疑问非路易十四的法国(1661—1715年)莫属了。他的大臣们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人都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国内加强王权,在国外为国王增添光荣。法国建立了陆军部,由其行政长官来检查部队的资金筹措、供给和组织,马蒂奈作为总监制定了训练和军纪的新条令,在陆上新建了各式各样的军营、医院、阅兵场和弹药库,以维持太阳王的庞大陆军,并在海上组建了一个集中指挥的庞大舰队。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其他不想黯然失色的国家起而效尤。国家对军队的垄断并使其官僚化,显然是“立国”的中心部分。其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进程,这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必然会使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常备性,这在一个世纪以前是没有过的。现在不仅有“职业性”的“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还有更加发达的军事学院、军营、船坞等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它们的行政长官。现在,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无论它表现为东欧开明的专制政体、英国的议会制还是稍后大革命中法国的民众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很快地模仿这些组织机构上的改进(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彼得大帝在1698年后短短的几十年中对俄国军队进行的改革),而在没有维持大国地位的保证时,这些国家自己也会对其组织机构再进行改革。
  比起用纯粹军事上的发展进步来解释1660—1815年间大国的力量对比来说,另外两个因素: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这两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合起来看,就可能对这个时期多次战争造成的、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成败模式产生清楚一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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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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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革命
  如上一章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为国家创收的生产性经济基础和财政的重要性。18世纪旧君主政体兴起,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战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又促使政府发展经济,增强筹措和管理有关资金的财政机构。不仅如此,1689—1805年英法间的7场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持久战。因而胜利总是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誉、持续获得给养的大国,确切地说由于英国同法国都有盟国,胜利常常属于大国的联盟。事实上,这种联盟之间的战争只增加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交战一方若资源耗尽,还可以向更强大的盟国寻求贷款和支援以维持作战。在这种花费巨大和耗竭资源的战争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钱,钱,更多的钱”。正是这种需要成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当时一些西欧国家为支付其战争费用,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系统。
  的确,这个时期的财政变化还有第二位的、非军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币的长期匮乏,特别是1693年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之前的那些年。在17和18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越发展,越有更多的白银为支付贸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币。此外,欧洲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之永久性贸易中心代替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款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钱庄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做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还是战争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动。如果说费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你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18世纪中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
  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制,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
  不论对后世的人来说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还是有必要强调这个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联合省都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荷兰的商人们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荷兰三级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阿姆斯特丹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联合省获得了清算债券、贴现和提供贷款的国际声誉。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格局和一种气氛,在这种格局内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家贷款便被视为家常便饭一类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成为荷兰剩余资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国的公司投资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式各样的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活动对联合省经济的影响,虽然那是明摆着的。如果首先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础作为支柱,阿姆斯特丹就不会成为大陆的金融中心。此外,应该看到远期的影响也许是不利的,因为源源不断的政府贷款的收益使联合省的经济越来越脱离生产性经济而变成一种高利贷式的经济。它的银行家们不大情愿冒风险将资金投入18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项目。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竞争力。
  对我们所讨论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倒是荷兰在认购外国政府债券时,对他们顾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满不在乎,更关心的倒是它们财政上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可以把荷兰给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列国所定的贷款条件视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评定各国经济潜力、它们给银行家们提供的抵押、它们偿付利息和贴水的记录、最后是它们在群雄混战中取胜的前景。这样,波兰政府债券在18世纪末的暴跌,以及与之相反的奥地利几十年来常被忽视的非同一般的资信能力,就反映出这些国家不同的耐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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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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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财政实力和强权政治之间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的典型例子,要算这一时期两个最大的冤家对头英国和法国。由于他们之间冲突的结局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均势,所以值得对他们的经历进行深入的探讨。有一种观点认为,18世纪的大不列颠显示了坚强和势不可摧的商业与工业力量的增长,显示出不可动摇的财政信誉以及一个可变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与之比较起来,旧制度的法国则是建立在穷兵黩武、经济落后和等级制度森严的一盘散沙之上,这种陈旧的观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在某些方面,法国赋税制度比起英国来,税率递减不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尽管它在一些重要项目上落后,如煤的蕴藏量十分有限,但18世纪时法国的经济仍呈现出向工业革命“起飞”的现象。它的军火生产是十分可观的,它还拥有许多熟练工匠和一些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比起它的海岛邻国来,它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大规模的农业,因而更富足。法国政府的收入和军队的数量使任何一个西欧对手都相形见绌。同威斯敏斯特的政党政治相比,其统治经济制度似乎赋予其更大的凝聚力和可预见性。因此,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
  尽管如此,英国体制在财政领域还是拥有关键的优势。这在战时增强了它的国力,在平时加强了它政治的稳定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不错,虽然它总的赋税制度比法国来说税率递减得更大,这就是说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色似乎使公众对它的不满不那么强烈。比如说,在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大批的包税人、收税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是“无形的”(对几种基本产品的消费税),或看上去只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关税)。它国内没有通行税。法国的商人们对国内的通行税深恶痛绝,它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是主要的直接税,不允许有特殊的豁免,同时对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无形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捐税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加以讨论,然后授权征收。尽管议会有种种缺陷,看来还是要比法国的旧制度更具有代表性。早在1700年前英国的人均收入就已高出法国,当注意到这一要点时,这个岛国的居民情愿并且能够相应地多交纳一些捐税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虽然很难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人们却可以论证英国较轻的直接税负担不仅增加了社会中小康人家的储蓄倾向(这样在平时就积累起投资的资金),而且也为战时积聚了可征税的大量财富,战时英国就开征了更高额的土地税和在1799年开征直接税,以应付国家紧急需要。这样,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口还不到法国的一半,英国每年从赋税筹集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比它大的邻国。
  然而,不论上述成就是多么了不起,其重要性比起英法两国在公共信贷制度上更重大的差别来,也就黯然失色了。事实上,在18世纪绝大部分战争时期,在为额外的战争开支所另外筹措的款项中,几乎有3/4来自借款。英国在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首先是体制性结构的演进容许高效率地筹措到长期贷款,而同时负责定期偿付由此产生的债款利息(及本金)。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最初作为战争中的应急措施)和稍后对国债的调整,以及债券交易的兴旺和“乡村银行”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为政府和商人获得资金开辟了财源。在一个硬币匮乏的时代,形形色色纸币的发行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和导致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国家的证券没有历届议会及其征收附加税的权力作担保;如果没有从沃尔波尔到小皮特的历届政府殚精竭虑使银行家们和公众相信他们毫无例外地也是按照金融准则行事,是“节俭”的政府;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的持续发展和在某些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的同步增长的话,那么这场“金融革命”就很难成功。只要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海外贸易并扼制住敌人,即使战争也未能阻止这种增长。英国的“信誉”就是建立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上的,尽管有早期的动荡,政治上遭到激烈的反对,以及近乎金融灾难的1720年“南海泡沫”的破产。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曾评论道,“尽管在处理英国公共财政时弊病百出,但是在该世纪后一段时期,英国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
  其结果不仅令利率稳步下降,[2]而且使英国政府债券对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对荷兰人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吸引力。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上进行定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交易,成为联系英荷两国贸易和金融关系的重要部分,并对两国的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在“强权政治”的条件下,它的价值在于:尽管反对法国的盟国荷兰已变成左右为难的中立国,联合省的资金却能屡次为英国进行战争输血打气。值得注意的是,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国陆军、海军、外交和贸易的弱点都暴露无遗的一次冲突,因而它的资信能力降到了谷底。只有在这次战争时期,荷兰资金的流入才趋于枯竭,即使伦敦准备提供更高的利率也无济于事了。可是到了1780年,当荷兰加入法国一方对英作战时,英国政府发现它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可供使用的资金与往昔大不相同,国内投资者几乎可以完全提供它所需要的借款了。
  英国举借战债能力的绝对数额及其最终成绩可归纳为表2:
  表2.英国战争时期的支出和收入(1688—1875年)
  (单位:英镑)
  这些数字的战略意义在于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会付诸东流”。尽管许多英国评论家在整个18世纪一提到英国债务的庞大数额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就谈虎色变,但事实上(用主教柏克利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对法国的首要优势”。最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这又使英国增加了一项对法国的优势。
  为什么法国未能效法英国的这些习惯做法,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国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共财政体系。从中世纪以来,法兰西王国的财政活动被一小撮人所“把持”,被地方政府、僧侣、地方显贵以及越来越多的包税人把持。他们为国王征收捐税,督办王室专卖,作为回报,他们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并同时以很高的利率贷款给法国政府,从中获得预期的收入。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征收烟草税和盐税的包税商贪污受贿,就是那些征收人头税之类直接税的教区收税员、地方收税官和地区收税官也都是假公济私。他们每一个人在将钱交给上一级机关之前,都截留下自己的“折扣”,每个人还获取当初为购买官职所付代价的5%的利息。更有许多高官显贵被控告在将其征收的钱款上交王室财库前,直接将一部分钱付给政府承包商或作为他们的佣金。这些人也向国王放款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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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革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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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松散、随意凑合的机构从骨子里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许多钱财结果都落入私人的腰包。有时,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发起对这些理财的人进行一番清查,致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支付“赔偿”或接受低一些的利率,但这样的举动仅仅是姿态而已。一位历史学家争辩道,“真正的病根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这种低效率的第二个后果是,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内克改革之前,法国人都没有一个全国性账目核算的总体意识,没有支出与收入的年度账目,对财政赤字也认为无关紧要。只要能为其军队和宫廷的眼前急需搞到钱,国债的步步上升对国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尽管早先的斯图亚特王朝也表现出与此类似的漫不经心,但到18世纪前英国就实行了一套由议会控制国家财政的体系,使英国在争霸斗争中占有很大优势。英国政府的开支和国债增长并没有损害(也许实际是促进了)英国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投资,而法国在多数情况下似乎是鼓励那些有剩余资金的人去收买官职或年金,而不是鼓励他们将钱投到生产中去,这种情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时也的确有人试图为法国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便有效地管理债务,并提供低息贷款。但这些设想总是遭到那些在现存制度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的反对。因而法国的财政政策,如果它真配这个称呼的话,始终是顾头不顾尾。
  法国商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受到困扰。例如,比较一下法国港口城市拉罗舍尔是在何种不利情况下同英国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竞争的,倒是很有意思。所有三个城市都跃跃欲试,要在18世纪“大西洋经济”腾飞里一显身手,而拉罗舍尔地理位置优良,它坐落在通向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线上。可悲的是,虽然商人有这样的热望,法国的拉罗舍尔却不时地遭到国王的掠夺。他“对金钱贪得无厌,冷酷无情地搜刮新的更多的收入来源”。大量“沉重的、不平等的及横征暴敛的直接和间接的商业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卖官鬻爵使地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投资,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又加剧了这种趋势。专利公司限制了进取精神。更有甚者,尽管国王强迫拉罗舍尔在18世纪60年代建造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大军火库(否则拿走全城的所有收入!),但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国却将其置之不用。由于通常法国政府将其目标放在陆上而不是海上,同处于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频繁作战给拉罗舍尔带来灾难性后果。它眼睁睁地看着它的商船被掳掠,赚钱的奴隶贸易被中断,它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的海外市场丧失殆尽。所有这一切还都发生在海上保险费暴涨并开征紧急税的时候。法国政府还常常感到不得不允许其海外殖民者在战时用中立船贸易,这好似致命一击,使得这些市场在和约缔结时更难恢复元气。对比之下,大西洋上的英国经济在整个18世纪都在稳步地发展。如果说有什么在战时(尽管有法国私掠船的袭扰)从掌握权力又获得利润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话,那就是贸易与海外领地,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法国财政不健全的最大恶果,是战时它的陆军和海军的浴血奋战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徒劳了。由于制度的低效率和不可靠性,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获得给养,如海军储备,而军火商们往往又比他们同英国或荷兰海军部订合同时开价更高。对法国君主政权来说,在战时筹措大笔资金往往是最头痛的事,尽管到18世纪70到80年代它已经越来越依赖荷兰的资金了。由于它货币币值长期浮动、部分赖债以及它对短期或长期债券持有人的种种蛮横无理的做法,使金融家们对法国要求收取比英国或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高得多的利息,而借贷无门的法国也只好同意。[3]然而即使法国情愿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波旁王朝还是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它在持久战中的军事行动。
  最能说明法国这种弱点的时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年代。对于英国来说,这不是一场光彩的战争。它丧失了最大的一块殖民地,眼看着国债上升到2.2亿英镑。但由于这些钱主要是以3%的低利率借来的,因而每年偿还借款的总额只有733万英镑。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实际损耗要少得多。不管怎么说,法国只是到战争进行到了一半时才参加进去,而且还是在内克平衡国家预算的努力之后。同时,这一次法国不必部署一支庞大的陆军。但是,这场战争花费了法国至少10亿列弗尔。几乎所有这些钱都是以英国政府所借贷款至少两倍的利率借来的短期贷款。两国为偿还债务,都耗费了各自国家年支出的一半。但是在1783年之后,英国立即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一种统一收入基金“偿债基金”,改善政府账目)以稳定债务总额,加强其资信能力。这大概是小皮特最辉煌的成就,相反,法国方面每年都发行大量新的债券以筹款。这是因为“正常”收入即使在平时也不敷支出,随着赤字年年增长,法国政府的信誉进一步削弱。
  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到18世纪80年代末期,法国国债数额显示几乎达到英国的水平,近2.15亿英镑,但它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的2倍,即1 400万英镑。更糟的是,法国历任财政大臣试图征收新税的努力都遭到公众顽强的抵制。是加隆提出的导致召开显贵会议的赋税改革议案、反对最高法院的动议、国库停止偿付债务以及随后(1614年以来的第一次)于1789年召集的三级会议,终于触发了法国旧制度的最终崩溃。国家失去偿付能力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嗣后的危机年代里,法国政府愈加增发钞票(1789年发行1亿列弗尔,1790年发行2亿列弗尔)。这种手段被制宪会议的应急措施所取代。它没收了教会的地产,按其估计价值发行纸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1792年作出打仗的决定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以后国库内部进行的行政改革和革命政权了解真相的决心,的确稳固地建立了一个类似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统一的、官僚化的税务机构。但持续到1815年的国内动乱和过度的对外侵略扩张,导致法国经济越来越远地落到它主要对手的后面。
  所有的政府和政治家们都被如何增加税收,以支付正在进行的和以前进行的战争所困扰。即使在和平时期,维持其军队也要耗费国家财政支出的40%—50%,而在战时,国家支出总额远远超过平时,军费要占总支出的80%甚至90%。不论各国政体如何,不论是君主独裁帝国、有限君主政体,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整个欧洲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每一轮战争之后(特别是在1714年和1763年以后),大多数国家都极度渴望喘息一下,从精疲力竭的经济中恢复过来,腾出手来对付因战争和苛捐杂税常常导致的国内不满。但是,欧洲列国制度的竞争性和利己主义本性意味着长期的和平是稀有的。因此,在几年之内,各国又在为新的大战作准备。但是如果连欧洲最富强的三个大国,法国、荷兰和英国都不堪这样的财政重负,更穷的国家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他们负担不起。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虽然能够从王室领地和专卖公司中取得很大一部分收入,但如果不靠三种“特殊”的收入来源,即掠夺萨克森和梅克伦堡这样的邻国,以及在1757年后从它富裕的盟邦英国那里得到津贴,也应付不了奥地利王位争夺战和七年战争的巨大开销。对于效率不高、权力分散的哈布斯堡帝国来说,支付战争费用更是一个大问题。很难相信在俄国和西班牙情况会好多少。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除了进一步压榨农民和贫穷的中产阶级外,开源增收是没什么指望的。由于旧制度下的许多阶层(例如匈牙利的贵族,西班牙的僧侣)都要求免税,即使发明了巧妙的间接税、货币贬值和印刷纸币,也还是难以在和平时期供养分工复杂的军队和宫廷。所以战争的爆发就迫使各国采取特殊的财政措施以应付国家的紧急需要。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增加对西欧金融市场的依赖,或者是更加依赖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直接接济。这些钱便可用于收买雇佣兵和军需品。“没有钱,就没有瑞士雇佣兵”可能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公们的一个口号,但直到腓特烈和拿破仑时代,这仍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现实。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决定列国在18世纪各场战争中命运的总是财政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仅此一点并不能阻止联合省从一个主要大国的地位跌落下来。相反,俄国虽然经济落后,政府资金相对匮乏,但该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和实力却与日俱增。要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有必要给予第二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地理对国家战略的影响——给予同样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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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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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缘政治
  由于欧洲列强政治固有的竞争性,以及贯穿于整个18世纪各国之间同盟关系的不断变动,敌对国家常常从一场冲突到另一场冲突时遇到截然不同的情况,有时是极为变幻莫测的命运。秘密条约和“外交革命”造成列强之间组合的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极大地依赖其外交家的聪明才智,更不用说武装部队的效能了。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某一特定国家是否能将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条战线,还是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是同弱小国家接壤呢,还是同强国接壤?它主要是陆上大国呢,还是海上大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切又给它带来何种有利因素,何种不利因素?如果它想退出战争的话,能否轻易地从一场中欧大战中脱身?它能否从海外获得额外的资源?
  联合省在这个时代的国运兴衰是说明地理因素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在17世纪初期,它具备了国家发展的许多要素,诸如国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陆军训练有素,海军实力雄厚,而它的地理位置当时也看不出对它有何不利之处。恰恰相反,纵横交错的河网为它对付西班牙提供了天然屏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而濒临北海,又为它利用富饶的鲱鱼资源提供了通路。但一个世纪之后,荷兰面对几个强敌,却在保卫自己的困境中挣扎。自从克伦威尔的英国和柯尔培尔的法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后,荷兰的商业和航运就受到了打击。不论特隆普和德·吕泰尔那样的指挥官战术指挥才能多么杰出,在对英国的海战中,荷兰商人或者不得不闯过两翼受敌的英吉利海峡,或者不得不兜个大圈子,绕过波涛汹涌的苏格兰,而这条路线(像他们捕捞鲱鱼一样),在北海仍然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盛行的西风助了英国海军将领们一臂之力,而荷兰沿岸的浅海,限制了荷兰战舰的吃水深度,从而限制了战舰的吨位和火力。同样,它同美洲及印度的贸易也越来越暴露在不列颠海军的炮口之下。它在波罗的海的转口贸易,曾是它早期崛起的支柱之一,也一样被瑞典人和沿岸的其他对手所削弱。尽管荷兰可以暂时派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受到威胁的某地重振雄风,但它对长久维持远海的广泛而脆弱的利益还是束手无策。
  从17世纪60年代起,荷兰在陆上的弱点就暴露在路易十四法国的威胁之下,这使荷兰处境更加艰难。由于这一威胁比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荷兰被迫扩充自己的陆军(到1693年实力为93 000人),并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守南部边界的要塞中去。这从两方面耗尽了荷兰的力量:它使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开支,从而造成战债和利息支出的螺旋式上升;提高消费税和工资,削弱了本国商业的长远竞争力。荷兰在战争时期遭受大量的人员损失,而在整个这一时期,荷兰人口反常地停滞在200万人上。由于这个缘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期间接踵而至的战斗中,当马尔伯勒执意派遣英荷联军对法国的正面防线发动浴血进攻而造成人员的惨重损失时,荷兰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恐。
  1689年由威廉三世所缔造的英荷联盟同时起了双重作用,它既挽救了联合省,同时又是促成它作为一个独立大国衰落的重要因素。这同两百余年后的“租借法”和英美同盟如出一辙。它们既挽救又削弱了当时在马尔伯勒的后裔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为生存而战的不列颠帝国。在1688年和1748年之间对法国的数次战争中,荷兰都感到资源不足。这对它意味着必须把防务开支的3/4用于陆军,因而忽视了舰队。而英国却在海上和殖民活动中占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并从中捞取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简言之,当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兴旺发达起来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却倒了大霉。由于英国不顾荷兰要保持同法国商业联系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经常竭力阻止同法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就使荷兰商人损失更大。这也反映出联合省在整个这一时期是多么深地卷入(因而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和金融往来。而英国的经济相对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即使到七年战争时期联合省宣布保持中立,也没有帮它多少忙。因为骄横的皇家海军拒绝承认“自由商船,自由货物”的原则,决意要封锁法国,阻止其用中立国船只进行海外贸易。英荷两国在1759年间就这一问题所发生的外交纠纷,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又多次发生,并最终导致两国1780年以后的公开冲突。这些冲突丝毫无助于英国或荷兰的海上贸易。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荷兰人发现他们自己愈加陷进英法两国的夹缝中间,受到普遍赖债的损失,受国内分裂的影响,同时,在它既无法避免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世界竞争中,丢失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金融上的精明强干以及对“剩余资本”的依赖也是无力回天的。
  与此相类似,法国在更大程度上由于它是海陆混合型国家而在18世纪吃尽了苦头。它的力量一方面要用于大陆上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要用于海上和进行殖民的勃勃野心。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战略上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还不是很明显。法国的力量坚固地建立在固有的物质力量上:广袤又比较单一的领土、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约2 000万的人口,这允许路易十四把他的大军从1659年的3万人增加到1666年的9.7万人,进而扩充到1710年的35万人。太阳王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建立在欧洲大陆传统之上的:通过在南部打击西班牙,向北向东夺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易受攻击的联系地带以及德意志的领土弗朗什-孔戴、洛林、阿尔萨斯、卢森堡和南尼德兰,从而进一步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
  当时由于西班牙已精疲力竭,奥地利忙于应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而英国起初保持着中立或友好,路易十四在外交上得以赢得20年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法国贪婪的胃口激起了其他大国的不安。
  法国战略上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强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有利于进行决定性的对外征服战役: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受到阻碍,部分是一些大国已有的领土要求和既得利益的妨碍。例如,进攻尼德兰南部(由哈布斯堡王朝占有),就要进行艰苦的战斗通过布满要塞和河流的地区,这不仅要招致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反击,而且会招致联合省和英国的反应。法国进攻德意志领土的道路也是荆棘丛生: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边界防线,但法军的交通线却要长得多,同时还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敌国同盟,即奥地利人、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是从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继承英国王位后),还有普鲁士人的同盟。即使到了18世纪中叶,当法国想要挑选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奥地利或是普鲁士作盟国时,这一联盟的必然结果便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站到法国的对立面,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将竭尽全力争取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以便挫败法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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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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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法国同海上大国进行的每一场战争,都要把它的力量和注意力从大陆上分散开去,这样就使其在大陆上进行的战争更难取得胜利。一方面要在佛兰德、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打仗,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下加拿大和印度洋作战,法国在这两个战略抉择之间摇摆不定,经常导致它“两头落空”。虽然法国历届政府从来也不情愿在财政上做出向英国皇家海军优势挑战所必须的最大努力[4],但还是要拨出一部分资金给海军。如果法国是一个单一的内陆国家,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加强其陆军的。只有在1778—1783年的战争中,法国支持美国人在西半球的反叛,同时又放弃了对德意志的任何军事行动,法国才得以羞辱它的英国对手。而在其他所有战争中,法国从来没有能够在战略上集中于一点,结果饱受损失。
  总之,旧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它自己的野心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法国的所作所为,加强了而不是打乱了欧洲列强的多极体系。只有当大革命改变了它的国力,而后被雄才伟略的拿破仑恰当地动用起来以后,法国才得以让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里对它俯首帖耳。但即使如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暂时的。任何军事天才都无法保证法国对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的永久控制,更不用说俄国和英国了。
  在几条战线上同时面对几个潜在的劲敌,这个地理战略上的问题并非只困扰着法国。不同的只是因为法国自己反复的侵略和长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罢了。这一时期的两个德意志大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也因为其地理位置,注定要处理同样棘手的问题。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务。他们管辖的形状极不规则的领土联合体(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以及1714年以后的尼德兰南部,参看地图5),再加上其他强国同这些领土所处的地理位置,都迫使哈布斯堡王室要想保住帝国的遗产,就不得不在外交上和军事上使尽浑身解数。若要扩大这份遗产就需要更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还需要吉星高照,也许两者都不可缺少。
  这样,虽然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显示出哈布斯堡的军队全面加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但同日趋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耗尽了维也纳在这些时期的大部分精力。比如说,当1683年土耳其人兵临帝国首都城下时,利奥波德一世不得不对法国保持中立,虽然就在同一年发生了路易十四“重新合并”阿尔萨斯和卢森堡的挑衅事件。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和稍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时期,由于维也纳在此以前已经成为强大反法联盟的一员,它此时顾此失彼的矛盾才不那么显著。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这个矛盾也并未完全消失。哈布斯堡王室对外既要在欧洲保护其总体利益,在普鲁士崛起之后又要在德意志内部特别加以防范。18世纪晚期的许多战争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都更加变幻莫测。至少从1740年普鲁士夺走西里西亚省之后,维也纳在制定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时总得用一只眼睛牢牢地盯住柏林。这必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变得空前复杂:要在德意志内部阻止普鲁士的崛起,奥地利人需要在西方求得法国的援助,并更经常地在东方请求俄国的帮助。但是法国本身也是靠不住的,还时常需要英奥联盟加以钳制(例如1744—1748年间)。此外,俄国的步步崛起也是一个新的麻烦,特别是当沙皇的扩张威胁到立足于巴尔干领土的奥斯曼人的时候,因为维也纳也觊觎着这片土地。最后,当拿破仑帝国的挑衅威胁到欧洲所有其他列强的生存时,哈布斯堡帝国为了同法国霸权作斗争,除了参加任何可以利用的强大同盟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奥地利的弱点,在18世纪初反对路易十四的同盟战争和18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中,也许反而不如在这之间的那些战争冲突中暴露得更充分。特别是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最能说明问题,它向人们表明:虽然这一时期在哈布斯堡领土上进行了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改革,维也纳仍不能战胜另一个比它小的德意志国家,后者在军队、收入筹集和官僚机构管理效率等方面都要有效得多。此外,非日耳曼国家,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清楚,它们既不希望奥地利消灭普鲁士,也不希望普鲁士吞并奥地利。从更大的欧洲范围来讲,哈布斯堡帝国已降为准一流大国,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18年。它当然还没有跌落到西班牙和瑞典之类国家的地位,并且避免了落在波兰头上的命运。但是,由于它权力分散,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维也纳历届政府要把它变成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次次地成为泡影。然而,要说奥地利已进入穷途末路还为时过早。正如奥尔温·赫夫顿所说,“奥地利帝国坚持拒绝趁机解散(对一些人来说简直是违反常理)。”这说明它仍然具有潜在力量。每一次灾难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又一轮改革,即所谓“重建”。尽管维也纳在着手进行改革时总是困难重重,但帝国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潜力。每一个研究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历史学者,对于1792—1815年近24年间面对法兰西帝国势不可挡的大军时,奥地利的军事抵抗所显示出的顽强,都会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解释。
  普鲁士的情形,在地理战略上同奥地利十分类似,尽管他们国内情形大不相同。普鲁士的迅速崛起并成为北部德意志最强大王国的原因是尽人皆知的,这里只需要列举一下:大选帝侯(1640—1688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等三位领袖的组织和军事天才;由容克贵族充当军官、花掉国家赋税收入4/5的一支英勇善战的普鲁士大军;建立在规模广大的王室产业以及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基础上的相对的财政稳定;雇佣外籍士兵,任用外国企业家;以及在军需总监领导下闻名于世的普鲁士官僚机构。而且,普鲁士生逢其时,正赶上瑞典的崩溃和动乱不安,混乱而衰微的波兰被瓜分豆剖,而维也纳在18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又被一场场战争和哈布斯堡帝国王位继承问题搅得狼狈不堪,这些都是的的确确的。因此,如果普鲁士国王们能抓住良机的话,实际上有许多绝妙机会在等着他们。不仅如此,在填补1770年后北欧出现的“权力真空”时,普鲁士还从它与其他大国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上获益匪浅。俄国本身的崛起,有助于牵制(或削弱)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而法国又远在西方,通常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法国有时还可以作为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同盟。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大举入侵德意志的话,法国就很有可能遭到哈布斯堡、汉诺威(因而还有英国),可能还有荷兰以及普鲁士的反抗。最后,如果这一联盟失败,普鲁士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同法国握手言和。对于柏林来说,反法联盟有时是有用的,但并非必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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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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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的早期国王们拥有外交和地理上的种种有利条件,他们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夺取被一些人称之为东部工业区的西里西亚,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的军事经济实力。但是当外交关系不再那么有利时,当腓特烈大帝强大的邻国决心对他的狡诈进行惩罚时,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实际力量的不足,它有限的版图和人口的弱点在七年战争中就暴露出来了。仅仅由于普鲁士国王及其训练有素的军队不屈不挠的努力,加上他的敌人之间缺乏合作精神,才使腓特烈面对可怕的“包围”得以侥幸逃脱覆灭的危险。但是这场战争使普鲁士在人力物力上都损失惨重,加上18世纪70年代以后它的军队固步自封,逐渐僵化,柏林根本无力抵抗以后来自俄国的外交压力,更不用说抵抗1806年拿破仑的大胆攻击了。即使晚些时候由沙恩霍尔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军事改革家领导的重建工作,也无法掩盖其1813—1815年间仍然虚弱的国力。军事上,它那时已经处在俄国的下风。经济上严重依赖来自盟国供款者英国的津贴。它独自还是对付不了法国。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王国像奥地利一样,在一流大国的行列间排在末席,并且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和军事变革以前都是如此。
  与上述国家比较起来,两个遥远的大国,俄国和美国,相对说来固若金汤。它们没有18世纪困扰中欧国家的战略上两面临敌的困难。的确,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都有一条“支离破碎的疆界”要防守,但无论美国穿越阿勒格尼山脉和大平原的扩张,还是俄国跨过亚细亚平原的扩张,都没有遇到军事上发达的国家对其后方基地造成威胁。它们各自在同西欧打交道时,都享有相对单一“战线”这样一个优势。它们谁都可以向一些已确立其地位的大国挑战或者至少造成一种牵制。同时两国由于远离欧洲战场,仍可以安享免遭攻击的地位。
  当然,谈到1660年到1815年这样漫长的一段时期,应该强调美国和俄国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末比这一时期初更加明显。实际上,在17世纪60和70年代,欧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些孤立的沿海定居点。而彼得大帝统治(1689—1725年)之前的莫斯科公国,几乎是同样遥远,甚至更加落后。在贸易上,两者都是“不发达”国家,是木材、大麻和其他原料的生产国,都是从英国和联合省采购工业品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其说美洲大陆是一个实力因素,毋宁说它自己是列国角逐的对象。是英国在七年战争结束时(1763年)压倒一切的胜利改变了这种情况。这次战争的结果使法国被赶出新斯科舍和加拿大,西班牙被赶出新佛罗里达。一旦消除了以前促使他们效忠于威斯敏斯特的外国威胁,美洲的殖民者们这时就可以坚持认为,他们同英国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联系,如果哪个帝国政府以某种原因否认这一点,就会招致叛乱。更何况到1776年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以前,它的200万人口每30年翻一番;它们向西扩展,经济上欣欣向荣,而且有自给自足的粮食和其他许多商品。正像英国人在以后7年付出大量代价才发现的那样,这意味着叛乱各州仅靠海战实际上是攻不破的,而靠从遥遥3000英里以外的本土岛屿调运陆军,也不可能降服这块大陆。
  在一个时期内,一个独立美国的存在,对世界力量变化模式的历史产生了两大主要后果。其一是,从1783年以后,在欧洲以外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生产、财富,最终是军事实力的中心。它对全球的实力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他欧洲以外的国家(经济上正在没落的)如中国和印度是不能发挥这种影响的。早在18世纪中叶以前,美洲殖民地就已在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开始蹒跚地步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根据一些材料,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在1776年已生产出比整个大不列颠还要多的生铁和铁锭。这以后“产量增长了近50倍,以致到183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中的第六大工业国”。这样的增长速度毫不奇怪。早在18世纪90年代就有观察家预言,美国在下一个世纪里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后果感觉到的时间要快得多,特别是英国,一个潜在的劲敌出现在英国大西洋的对面,威胁着英国的加拿大和西印第属地。英国在欧洲政治中作为“侧翼”大国的作用受到影响。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常常出现。由于距离遥远,加上美国的孤立主义,伦敦并不需要像维也纳看待土耳其人或稍后对待俄国人那样认真地看待美国人。然而,1779[5]—1783年和1812—1814年两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清楚地表明,如果有一个敌对的美国在它背后,英国是多么难以全力从事欧洲的争夺。
  沙皇俄国的崛起对国际力量对比有更直接的影响。俄国在波尔塔瓦(1709年)大败瑞典人,使其他大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此之前遥远而有点野蛮的莫斯科公国,决心在欧洲事务中占一席之地。第一个野心勃勃的沙皇彼得大帝迅速建立起一支海军以巩固其在波罗的海的新立足点(卡累利阿、爱沙尼亚、利沃尼亚)。瑞典人为避免被这个东方巨人所蹂躏,急忙向英国皇家海军求援。但实际上,受害最大的是土耳其人和波兰人。到1796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去世前,她又为已经十分庞大的帝国增加了2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俄国军队偶尔向西方的侵略似乎更令人侧目而视。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残暴和可怕的顽强,以及1760年他们对柏林的暂时占领,极大地改变了腓特烈大帝对其邻国的看法。40年之后,俄国军队在苏沃洛夫将军的率领下,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中(1798—1802年)积极参加了意大利战役和阿尔卑斯战役。这次远距离作战是1812年到1814年之间俄国军队不屈不挠地从莫斯科向巴黎推进的先声。
  准确评定俄国在18世纪的地位是很困难的。它的军队人数常常超过法国,而且在重要的工业品生产(纺织、炼铁)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它是任何敌国,至少是来自西部的敌国很难征服、或许根本不可能征服的国家。而俄国作为一个“火药帝国”的地位使它得以打败东方的游牧部落,从而获取更多的人力、原料和可耕地资源,这必然会增强它在列强中的地位。在政府的指导下,俄国显然决心全力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一政策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往往被夸大了。落后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惊人的贫困和野蛮、极低的人均收入、闭塞的交通、恶劣的气候、落后的技术和教育,更不用说罗曼诺夫王朝许多人反动无能的品格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叶卡捷琳娜,在处理经济和财政事务时也没有多大作为。
  尽管如此,18世纪时欧洲军事组织和技术的相对停滞使得俄国(通过借鉴外国的长处)赶上并超过资源缺乏的国家。俄国人口众多这一原始优势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规模和速度时才被削弱。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尽管有上面提到的种种缺陷,俄国军队有时还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国家财政的大部分(也许有3/4)拨给了军队,而一般士兵又都吃苦耐劳,这样,俄国的军队才得以发动远距离作战。而这样的战役是18世纪其他多数国家的军队所不能发动的。不错,俄国的后勤供应经常都跟不上需求(劣等的马匹、低效的供应系统、不称职的军官),不能独自进行大规模作战。而1813—1814年向法国的进军全靠着通过“友邦”的领土和英国的大笔资助。但这些偶尔的作战行动足以给俄国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声,甚至早在七年战争前它就在一些欧洲会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人们看到,在大战略方面,还有另一个大国可以引入欧洲均势中来,因而有助于保证挫败这一时期法国主宰欧洲大陆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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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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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初的作家们,如德·托克维尔论证说,俄国和美国似乎是“上帝意志选定出来支配半个地球命运的”,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仍然通常是指遥远的未来。在1660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取得最决定性进展,最终把法国从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上赶下来的,是海上大国大不列颠,而不是这些陆上大国。这里地理因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唯一的作用。英国所处的有利位置,在近一个世纪前马汉的经典著作《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书中就得到描述:
  ……如果一个国家占有这样的地利,使它既不必在陆上保卫自己,也不可能存有从陆上扩张其领土野心,那么,同一个拥有陆上疆界的国家相比,由于它的目标是一心一意地指向海洋,它就占有一种优势。
  当然,马汉的论点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假定条件的。第一,英国政府不必为其侧翼分心。在英国征服爱尔兰和颁布《苏格兰合并法》后,侧翼基本上平安无事。有意思的是,伦敦对法国在凯尔特人居住的边缘地区偶尔进行的骚扰活动看得十分严重。爱尔兰人的起义比美洲殖民地的暴动离英国家门口近得多,虽然后者给英国造成战略上的困难,但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它的这一弱点从未被它的敌人很好地加以利用。
  马汉这段话的第二个假定条件是,海战和海上实力有超过陆战和陆上实力的地位。这是被称之为“海军第一主义”战略学派坚信不移的信念。而1500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潮流似乎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主要商路确定不移地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给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殖民地和商业冒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一切都有利于位于欧洲大陆西翼的国家。的确,还需要有一个认识到海上贸易重要性的政府,这个政府要乐于为一支大规模的作战舰队支付款项。在这种先决条件下,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似乎还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找到了促进国家财富和实力不断增长的窍门。繁荣的海外贸易促进了英国经济,刺激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资金,同时它还是通向殖民地的生命线。殖民地不仅为英国制成品提供了出路,还为英国提供了许多原料来源,从宝贵的糖、烟草、白棉布到越来越重要的北美航海用品。而且皇家海军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在和平时期确保对本国商人的尊重,在战争时期保护他们的贸易并攫取更多的殖民地领土。这样,贸易、殖民地和海军就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
  虽然对英国崛起所作的这种解释部分是站得住脚的,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像许多重商主义著作一样,马汉的著作也倾向于过分强调英国的对外贸易而忽视国内生产的作用,特别是夸大了“殖民地”贸易的作用。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农业始终是它财富的基础,而出口(它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直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也许还不到10%)则常常遭受外国强有力的竞争和关税障碍,对于这一点,无论多么强大的海军力量都无济于事。海军第一主义所持的观点也喜欢忘记如下事实,那就是英国同波罗的海、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所进行的贸易,虽然比糖、香料和奴隶贸易增长要慢一些,但在经济上仍然有很大的重要性[6]。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如果长期统治欧洲的话,就会像1806—1812年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可能给英国制造业带来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政治不闻不问,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从经济角度上讲就是愚蠢的。
  那些把眼光盯住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的人忽视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英国大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陆”因素。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以及1672—1674年英荷战争时期,同荷兰进行纯粹的海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英荷这两个海上大国敌对的根源就是争夺海上贸易。但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奥伦治的威廉登上了英国王位。此后,英国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在1689年到1815年间发生的7次战争中,向英国利益发起挑战的,是一个以陆地为基地的法国。确实,法国想把这场战争引向西半球,引向印度洋、埃及和其他地方,但这些战斗虽然对伦敦和利物浦的商人至关重要,但绝没有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只有当法国战胜荷兰、汉诺威和普鲁士,使法国在中、西欧主宰一切,使它有足够的时间积聚能够威胁英国海上霸权地位的造船物资,只有出现这种前景时,才会产生对英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这些年间英国历届政府对欧洲大陆进行的军事干涉绝不仅是因为威廉三世同联合省之间的个人联系,或后来汉诺威王朝的纽带关系。此外,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个论据反映了伊丽莎白一世对西班牙的恐惧,那就是,英国为了保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扼制波旁王朝(及拿破仑)的野心,必须给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敌人以援助。根据这一观点,“海上”和“大陆”战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纽卡斯尔公爵在1742年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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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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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在大陆上消除了后顾之忧,法国就将会在海上超过我们。我一贯主张我们的海军应当保护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借以牵制法国的力量,保证我们的海上优势。
  英国对于想“牵制法国力量”的国家的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或者进行骚扰以牵制法军,或派遣比较强大的远征军与英国当时的盟国并肩作战。骚扰战略所付的代价看来不大,因此受到大臣的偏爱,但其效果常常微不足道,有时竟以失败而告终(如1809年的对瓦尔克伦的远征)。就人力和经费来说,供应一支大陆远征军的花费要大得多,但是,像马尔伯勒和威灵顿将军指挥的战争所展示的那样,一支大陆远征军更有助于维持欧洲均势。
  英国采取的第二种方式是财政援助。或是出钱组织雇佣军来同法国作战,或是直接资助同盟国。例如,从1757年到1760年腓特烈大帝每年从英国得到多达675.1万英镑的资助。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财政援助的数额就更大了(例如,仅1813年它就给各盟国1 100万英镑,在整个战争中它提供了6 500万英镑的援助)。英国之所以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主要是因为商业和贸易的日益增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的繁荣,容许英国政府以空前规模借债和征税,而不致使国家财政破产。所以,尽管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牵制干涉“法国力量”是非常花费钱财的,但它往往能保证法国无法对英国海上贸易发动持久的进攻,也无法控制欧洲大陆,这样,它也就无法腾出手来对英国本岛构成进攻性威胁。而这必然会使伦敦有可能筹集战费并资助其同盟国。地理上的优越性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使英国得以实行其两面战略:“一面转向欧洲大陆,调整均势;另一面则指向大海,加强其制海权。”
  只有掌握了上述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以后,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时期列强人口增长和陆军/海军力量增长的统计数字。(见表3、表4、表5)
  表3.列强的人口(1700—1800年)
  (单位:百万人)
  表4.陆军规模(1690—1814年)
  (单位:万人)
  表5.海军规模(1689—1815年)
  (主力舰数量)
  熟悉统计的读者都知道,对待这些粗略的数字应当极为谨慎。人口总数,特别是早期人口数,仅仅是推测出来的(拿俄国来说,人口数据的误差可达几百万)。陆军的规模变动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所选定的日期是一场特定战争的开头、中期,还是在最高潮。而且总数中还常常包括大量雇佣军(例如拿破仑的军队),甚至有被迫参战的同盟国部队。主力舰数量不能说明其战备状态,也不意味着它们配备有训练有素的水兵。此外,统计数字并没有把指挥才能和航海技术考虑在内,也没有表明船员是否称职或疏于职守,是否有爱国热忱或怯懦胆小。尽管如此,上述数字至少还是粗略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强权政治的主要趋向:在人口总数和陆军规模上,法国和迎头赶上的俄国名列榜首;英国的海上地位坚不可摧;普鲁士赶上了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省;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时,法国拥有大量军队。在这近一个世纪期间,法国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主宰欧洲。
  然而,了解了这150年间列强争霸中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以后,人们就可以看到,必须进一步理解上述三个表格所勾画的图景。例如,在陆军规模上,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联合省的力量迅速衰落了。但这种衰落并不表现在军事财政方面,相反,在这方面,它在一个长时期里,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军事上相对弱小,这一特点掩盖了它仍可以在战略上极大地牵制对手的事实。上述数字同样地低估了英国的军事贡献,因为1813—1814年它在维持自己的陆军和拥有14万人的海军的同时,还资助了同盟国约10万人的军队(1813年是45万!)。相反,在分析陆军规模时,在大部分战争中依靠外国财政资助的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实力往往是被夸大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国庞大的军队由于资金不足和地理战略的障碍,战斗力较弱。俄国军队则因经济落后和战线太长而被削弱。当我们接下来研究这些战争本身时,应该记住各大国的实力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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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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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赢得战争(1660—1763)
  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在南部,西班牙仍在劳民伤财地为恢复对葡萄牙的控制而作徒劳的努力。海峡对岸,查理三世的复辟王朝正竭力在国内站稳脚跟。在英国的贸易禁脔内,荷兰人正垂涎欲滴。北方刚刚结束的一场大战使得丹麦和瑞典大为削弱。在德国,新教王公们对哈布斯堡王朝任何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图都持怀疑态度。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被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稍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弄得焦头烂额。波兰则为防范瑞典和俄国的掠夺者而日渐衰落。这样,继承黎塞留最好传统的法国外交,就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环境,它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的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和招募军队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给了路易十四充足的时间以确立其绝对君主的地位,摆脱在上一世纪困扰法国政府的国内动乱。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给了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国王重臣一个彻底整饬行政机构的绝好机会,他们为替太阳王取得荣耀而将财力大量用于陆军和海军。
  因此,路易十四在其统治初期试图“修补”法国疆界就变得轻而易举,尤其是到1665年英荷关系恶化并演变成公开冲突时(第二次英荷战争)。虽然法国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联合省,实际上它在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它却腾出手来准备入侵仍虚弱不堪的西班牙手中的南尼德兰。当法国于1667年5月最终挥兵入侵时,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迅速落入它的手中。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时期外交关系迅速变化的一个典型。英荷两国被双方都无利可图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并担心法国的勃勃野心,便于7月在布列达签订和约。同时为了限制路易十四获得太多好处,在瑞典参与下,英荷竭力对法西争端进行“调停”。1668年的《亚琛和约》恰好达到这一目的,但其代价却是激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报复他认定的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主要障碍——联合省。在随后几年中,当柯尔培尔对荷兰进行关税战时,法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在秣马厉兵。法国的秘密外交离间了英国和瑞典同联合省的联盟,安抚了奥地利和各德意志国家。到1672年,法国的战争机器由于有了英国人在海上助一臂之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尽管是伦敦最先向联合省宣战,但是英国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表现消沉,在此毋须赘述。当在海上遇到多谋善断的德·吕泰尔而遭挫折,无法在陆上有任何作为的时候,查理二世的政府遇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政治腐败,财政混乱,人们对于同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寡头政治的天主教国家结盟极为反感。这些都使这场战争不得人心,并迫使政府在1674年退出战争。回过头来看,它说明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后几个国王统治时,其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是多么不成熟和不稳定。然而,伦敦政府的改弦更张具有国际意义,它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在全欧洲引起广泛不安。在下一场战争期间,荷兰的外交和津贴就争取到了许多愿意把力量投入同法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德意志的大小公国、勃兰登堡(于1675年在费尔柏林击败了法国仅剩的一个盟国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都卷入反对法国的战争。这个国家联盟尚未强大到足以制服法国的地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有很少的陆军,其侧翼受到牵制,而且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其新领袖奥伦治的威廉统辖下的联合省。但是,北部有河道障碍,法军在莱茵兰的战线易受攻击,而自己又面对各种敌人,这一切使得路易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在海上,存在着同样的僵持局面。法国的海军控制着地中海,荷兰和丹麦的舰队统辖着波罗的海,双方都无法在西印度群岛上占压倒优势。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和荷兰的对外贸易损失惨重,像英国那样的中立国便趁机渔利。实际上,到1678年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催促政府同法国单独讲和,其必然结果是,德意志国家(依靠荷兰的资助)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
  尽管1678—1679年签订的《尼曼根条约》结束了公开冲突,但是路易十四扩展法国北部疆界的明显意图——他充当“欧洲仲裁人”的要求,以及他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20万大军这一令人惊恐的事实,使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坐卧不安。这并非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战。荷兰的商人宁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贸易,德意志的王公们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一样都被巴黎的资助拴住了,而哈布斯堡帝国则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土耳其人。因此,当1683年西班牙竭力保卫其卢森堡领土免遭法国强占时,它只能孤军作战,不免一败。
  然而,从1685年起,情况的变化开始不利于法国。法国镇压胡格诺教派震惊了新教徒的欧洲。在以后两年之内,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出维也纳。此时的利奥波德皇帝随着声望的提高和军力的强盛,终于可以把他的部分注意力转到西方。至1688年9月,焦躁不安的法国国王决定进攻德国,终将这场欧洲的“冷战”变为“热战”。法国的举动不仅激起大陆上的对手向它宣战,而且还使奥伦治的威廉趁机溜过英吉利海峡,取代声誉扫地的詹姆斯二世,登上英国王位。
  因此,到1689年度,法国孤军同联合省、德意志、英格兰、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萨伏依以及主要的德意志国家作战。这个联盟并非像它看上去那样令人不安。大同盟的核心实际是由英荷联军和德意志国家组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集团,但它们拥有足够的决心、财源、陆军和战舰同太阳王的法国抗衡。10年以前,路易十四或许能够取胜,但在柯尔培尔死后,法国的财政和贸易已不尽如人意,而且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但其装备都不足以进行一场持久和远距离的战争。迅速打败一个主要同盟国家也许会打破僵局。但突破口又该选在哪儿呢?路易有没有采取破釜沉舟行动的勇气呢?在3年时间里,路易都举棋不定。1692年,当他终于聚集一支2.4万人的入侵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海上大国”简直是太强大了,它们在巴尔弗勒尔-拉豪格一举粉碎了法国战舰和驳船。
  自1692年起,海上冲突对双方都变成了一场针对贸易的、折磨人的破坏性战争。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袭扰贸易的战略,鼓励其私掠船掠夺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同时它自己减少了给海军战舰的拨款。同盟国海军方面则竭力对法国的贸易进行封锁,增加对法国的经济压力,这样就使荷兰人放弃了同敌国贸易的习惯做法。双方的措施都未能使对方屈服,却都增加了战争的经济负担,致使这场战争在商人和已连遭几年歉收的农民中间十分不得人心。陆上战役同样耗费巨大,争夺要塞和渡河的战斗进展缓慢:沃邦的要塞使法国实际上固若金汤,同样的障碍也使法国难以轻而易举地挺进荷兰或巴列丁奈特。由于双方在战场上都保持着一支超过25万人的大军,即使对富裕国家来说,其开销也是可观的。虽然在欧洲以外也进行了战斗(西印度群岛、纽芬兰、阿卡迪亚、印度的本地治里),但这些战斗的意义都不足以扭转欧洲大陆及海上的基本均势。这样,到1696年,托利党的乡绅们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对苛捐杂税怨声载道,而法国则受饥荒的困扰。这样,威廉和路易都有充分的理由达成妥协。
  结果,《里斯维克条约》(1697年)虽然允许路易保留早先夺取的一些边境领土,但总的来说是恢复了原状。虽然如此,1689—1697年的“九年战争”的结果并非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法国的野心显然在大陆上受挫,其海上实力也削弱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英格兰确保了它在爱尔兰的侧翼,强化了它的财政制度,重建了陆军和海军。同时,英国、荷兰和德意志不让法国进入佛兰德和莱茵兰的传统形成了。这一切的代价尽管巨大,但欧洲的多极政治体系再次被肯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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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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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厌战情绪笼罩着欧洲大多数首都的情况下,重新燃起战火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1700年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给了路易十四的孙子时,太阳王把这看成是加强法国实力的理想机会。他不与潜在的敌人妥协,而以他孙子的名义迅速占领了南尼德兰,并在西半球西班牙的广大帝国内为法国商人争得了贸易专卖特许权。路易十四的种种挑衅行为,使英国和荷兰极为震惊,促使他们为扼制路易的野心于1701年同奥地利一起进行了另一场同盟战争,这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同上次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两大集团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大致势均力敌,这再一次说明:一方可以重创另一方,但无法制服对方。从某些方面看,与1689—1697年战争相比,路易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要稳固一些。西班牙人欣然同意作路易十四的孙子——现在他们的费利浦五世的臣民。这样一来,两个“波旁国家”就可以在许多战场上携手合作了。从西班牙进口白银就肯定使法国财政受益不浅。此外,法国还全力加强它的战争机器,有一个时期,它的军队达50万人之多。而减轻了巴尔干侧翼忧患的奥地利人,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比上次战争大得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果断的英国政府将大量国民资源投入这场战争。它以大量金钱资助德意志同盟国,保持着一支压倒敌人的舰队,还非同寻常地派遣了一支在天才统帅马尔伯勒率领下的庞大的陆军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4万到7万英国人和雇佣兵组成,联合超过10万人且英勇善战的荷兰军队,以及同等规模的哈布斯堡大军,以挫败路易十四将其意志强加给欧洲的企图。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大同盟可以使法国或西班牙俯首帖耳。在这两个王国疆域之外,战局的确有利于盟国。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亨的大捷(1704年)重创了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使奥地利摆脱了法国入侵的威胁。稍后的拉米耶战役(1706年)使英国-荷兰联军占领了南尼德兰的大部,而在欧德纳尔德之役(1708年)英荷联军则无情地制止了法军收复南尼德兰的努力。
  在海上,自从非决定性的马拉加之役(1704年)之后,皇家海军和日趋衰落的荷兰海军已经找不到可与之作战的敌主力舰队了。它们充分显示了优势海军力量的机动性。新的盟国葡萄牙从海上得到了支援。同时,里斯本又为英荷舰队提供了一个海军基地,而巴西则提供了黄金。盟国可以派遣军队远征西半球,进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领地,海军的突击分舰队则可以追捕西班牙运送金银的船队。占领直布罗陀,不仅使皇家海军占据了控制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还分割了西班牙-法国的舰队和海军基地。英国舰队确保了对米诺卡岛和撒丁岛的强占,保护了萨伏依和意大利海岸免遭法国的袭击。当盟国转入进攻时,英国舰队则为入侵西班牙的大军提供保护和支援,并为进攻土伦提供支持。
  可是,盟国海军的这种总体优势并不能阻止法国重新进行商业袭扰。1708年皇家海军被迫建立护航制度,以减少商船损失。正像英国的护卫舰无法阻止法国私掠船偷偷进出敦刻尔克和吉伦特一样,它们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贸易封锁,因为那将意味着对整个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进行巡逻。尽管在170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英国海军在法国港口外捕获了大量法国运粮船,也未能使路易十四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帝国屈服。
  同盟国这支只能伤敌、不能毙敌的联合力量的弱点,在同法国和西班牙的陆军作战时,暴露得更加明显。到1709年时,同盟国的入侵大军面对西班牙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已无法守住所占领土,只得在短暂地占领马德里之后撤退。
  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和约条款载入了《乌特勒支和约》(1713年)和《拉施达特和约》(1714年)。总体来看,和约中的最大受益人毫无疑问是英国。尽管英国取得了直布罗陀、米诺卡、新斯科舍、纽芬兰、哈得逊湾以及西属新大陆的贸易特许权,它仍未忽视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由11个单独条约的体系组成的1713—1714年的和解办法,令人满意而又巧妙地巩固了欧洲的均势。法兰西与西班牙王国永远分裂,而英国新教徒的王位继承权得到正式承认。在西班牙遭受失败的哈布斯堡帝国得到南尼德兰和米兰(这样一来便加强了对法国的遏制),外加那不勒斯和撒丁。荷兰保住了独立地位,但联合省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和贸易大国了,它被迫投入大部分力量守卫其南部边境。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扩展其王朝和疆土的野心最终被彻底遏制。法兰西民族也因可怕的战争消耗而受到惩罚,其结果之一是,政府债务总额增长7倍。在欧洲大陆,和约保证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均势,而在海上,英国获得了主宰权。1714年,乔治登基后,重新掌权的辉格党人便急于维护《乌特勒支和约》,并且在第二年不共戴天的敌人路易十四死后,居然愿意同法国结盟,这一切都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场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发生的西欧列国中实力的再分配,没有东部发生的变化那样富有戏剧性。东欧国家的边界比西方更加变化不定。大量的领土不是控制在一个开明君主的正规军手里,而是掌握在边境贵族、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以及哥萨克军队手中。当东欧的民族国家彼此交战的时候,它们常常是在很远的距离作战,并且为了实行某种重大战略打击的需要,它们还使用非正规军、轻骑兵等等。与在低地国家进行的战争不一样,这里战争的胜败会造成土地的大规模转移,这一点更加剧了列强中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另一些国家的衰亡。例如,仅在这几十年中,土耳其人曾最后一次给维也纳造成大规模的军事威胁,但随即他们又遭受失败并衰落下去。奥地利、德意志和波兰军队最新的强有力反击不仅于1683年从土耳其围城军队手中拯救了这座帝国城市,而且也导致扩大的神圣同盟进行范围更大的战斗。在摩哈赤附近的大战(1687年)之后,土耳其在匈牙利平原的力量被彻底摧毁了。如果德意志和哈布斯堡的军队因为在1689—1697年期间多次应召对法国作战而使战线巩固下来了的话,那么以后在萨拉姆开门(1691年)和孙托(1697年)再败土耳其人,更巩固了这种趋势。只要奥地利能够将其全部力量集中于巴尔干战线并有欧根亲王那样能干的将领,哈布斯堡帝国现在就可以稳固地抵挡土耳其人了。虽然哈布斯堡王室还不能像西欧的君主那样有效地治理其多民族的国家,然而它作为未来欧洲大国之一的地位已经确立。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瑞典就不那么幸运了。年轻的查理十二在1697年刚一登上瑞典王位,邻国的掠夺本性便抬起头来。丹麦、波兰和俄国都对它们面前这个波罗的海帝国瑞典的某些部分垂涎三尺。它们于1699年秋天商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瑞典。然而,战争一开始,瑞典的强大军队、国王的军事才能以及英荷海军的支援,弥补了它力量上的明显不足。这3个因素合起来曾使查理一度给哥本哈根造成威胁,并于1700年8月迫使丹麦人退出战争。随后,他把其军队运过波罗的海,在3个月之后取得纳尔瓦大捷,大败俄国人。查理在体验了令人陶醉的战斗与征服的喜悦后,他把随后的几年用于征服波兰,并向萨克森推进。
  善于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认定查理十二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波兰和萨克森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使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彼得大帝纳尔瓦战败后在俄国强制推行的改革。在众多的外国顾问辅助下,彼得大帝极力广泛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以其在泥沼中修建圣彼得堡的同样魄力,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当查理于1708年统率一支4万人的大军掉过头来对付彼得的时候,也许已经为时太晚。虽然总的说来瑞典士兵在战斗中打得很出色,但瑞典军队仍旧损失惨重,永远也无法摧毁俄国的陆军主力,而且落后的后勤保障还绊住了它的手脚。当查理挥师南进乌克兰并在那里度过1708—1709年的严冬时,这种困难就更加严重了。1709年7月,当大战役在波尔塔瓦爆发的时候,俄国军队在人员数量和所处的防守阵地上都占了很大优势。这场大战不仅使瑞典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当查理只身逃至土耳其并在那里长期流亡时,瑞典家门口的敌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715年12月,当查理最后回到瑞典时,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已丧失殆尽,芬兰的一部分已落到俄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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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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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经过数年征战(查理十二在1718年同丹麦人的一场战争中阵亡),瑞典筋疲力尽,孤立无援,只好在1721年签订的《尼斯塔特和约》中承认失去其在波罗的海的大部分省份。这时的瑞典已降为二等国家,而俄国则上升为一流大国。彼得为纪念1721年对瑞典的胜利而自称皇帝,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尽管沙皇的舰队在以后衰落了,而且国家也极端落后,但它明确地显示出,它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有能力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独立地发挥作用”。用狄西欧的话来说,在欧洲的东部和在西部一样,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欧洲心脏的集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
  1715年后英法之间持续了近20年的缓和保证了欧洲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总体均势。在一场使其对外贸易大伤元气并使国债大为增长(仅支付债款利息的数额就相当于国家的常年收入)的战争以后,法国特别需要喘息一下。此外,伦敦和巴黎的君主政体在其王位继承问题上忧心忡忡,它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极其不悦,并且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两国携手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例如,1719年,两国共同动用武力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推进扩张政策。然而,到18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模式再次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法国人对同英国人的联系已不再那么热情,相反,他们试图恢复其昔日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如今,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已得到解决,和平岁月促进了法国的繁荣,并使其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从而向海上强国发出挑战。当法国在其首相弗勒里领导下迅速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并将外交活动扩展到东欧的时候,英国正在谨慎的孤立主义者渥尔波尔的领导下,竭力置身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之外。甚至当法国1733年进攻奥属洛林和米兰,进入莱茵兰时,英国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由于得不到奉行孤立政策的渥尔波尔和惊慌失措的荷兰人的任何援助,维也纳被迫与巴黎谈判,并于1738年同巴黎签订妥协性的和平条约。有了在西欧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有法西联盟的支持,加上联合省对法国心存畏惧,以及瑞典甚至奥地利对法国言听计从,法国现在的声望达到了路易十四早期以来的顶点。次年,当法国外交当局通过谈判促成俄奥对奥斯曼帝国战争(1735—1739年)的结束,从而使这两个东方君主国将夺取的领土归还土耳其的时候,法国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在渥尔波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无视发生在欧洲的这些事件,但商业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则越来越关心英国在西半球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互相冲突的殖民者的扩张,为一场争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739年10月,渥尔波尔内阁勉强同意和西班牙开战,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英西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决定给予西班牙各种形式的援助,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界线以外”的援助,可能仅仅会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地区性战争之一。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相比,波旁政权同英国在海上竞争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装备很不完备,不能像国内许多权威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六世皇帝死后,玛丽亚·特利萨继承了王位。
  腓特烈大帝利用这个时机于1740—1741年冬天夺取西里西亚,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欧洲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使英国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法国国内的反奥地利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抑制不住其反奥情绪,全力支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但这必然导致英奥重新结盟,这给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萨带来了巨大资助,英国人通过向奥地利人提供援助,通过调停使普鲁士和萨克森暂时退出战争,通过1743年在德延根的军事行动,英国政府为奥地利解了围,保护了汉诺威,消除了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到1744年,英法的对抗演变为正式的战争,冲突更形激烈。法国大军挥师北上,穿过奥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直奔吓得六神无主的荷兰。在海上,皇家海军由于没有遇到波旁王朝舰队的严重挑战,对法国的贸易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封锁。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岛,上溯圣劳伦斯河,在马得拉斯周围,沿着通向利凡特的商路,进攻和反攻连续不断。1743年,普鲁士重新对奥开战,但两年后,又被英国说服,再次退出了战争。英国的钱财资助可以用于维护奥地利的秩序,用于收买雇佣军来保卫汉诺威,甚至还可用于雇佣一支俄国军队来守卫尼德兰。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打仗花费太大,许多英国人对日益增长的赋税和增加了两倍的国债抱怨不已。但是逐渐地,战争迫使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寻求一种妥协性的和平。
  上面曾讨论过的两个关键因素:地理因素和财政因素,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亚琛和约》(1748年),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到此时,荷兰已处在法国大军控制之下,但这能补偿法国被英国日益加紧控制的海外贸易吗?能补偿法国主要殖民地的丧失吗?相反,如果法国征服了低地国家,英国占领圣劳伦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安松和霍克斯取得的海战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结果,外交谈判使得原状全面恢复,仅以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外。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亚琛和约实质上仅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它使玛丽亚·特利萨急于报复普鲁士,使法国考虑如何在陆上取胜的同时也在海上取胜,并使英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下一场战争中不仅将它的劲敌在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中彻底打败,也要在大陆战争中把它彻底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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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和法国的移民(每一方都有印第安人和当地一些驻军的援助)在18世纪50年代初,一再发生冲突。“停战”一词简直是有名无实。这种棘手的军事对抗对本国政府来说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更何况每一个国家本土都有一个“爱国者集团”,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支持本国殖民者,并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一场关系到你死我活的重大斗争正在进行中——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夺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地区,而是为了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不,是为了除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到了1755年,在双方都派出更多的援军并使各自的海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又一场英法战争的前景而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对于当时已沦为二等国家的西班牙和联合省来说,它们极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葬身在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冲突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中立,虽然这对像荷兰人那样的商人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对于东部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来说,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避开一场英法战争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原因是,尽管某些法国人鼓吹应该把仗打到海上和殖民地去,但是巴黎自然倾向于通过进攻汉诺威来打击英国,这是岛国人战略上的阿喀琉斯[7]之踵。虽然这样一来,法国不仅会使德意志各国发生惊慌,还会迫使英国人去寻找一个可以用金钱资助的盟国在大陆上扼制法国。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奥地利横下一条心,要从普鲁士手中收复西里西亚,而女皇伊丽莎白统治下的俄国也在寻机惩罚桀骜不驯、野心勃勃的腓特烈。这些大国各自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鲁士超过15万人,奥地利近20万人,俄国大约33万人)并且都在筹划出击的时机,但是它们都得从西方争取金钱资助以维持其军队的规模。最后,如果这些东部对手的任何一方在巴黎或伦敦找到“搭档”,那么其他各方就会被迫加入对方阵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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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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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1756年著名的“外交革命”从战略上讲似乎仅仅不过是重洗一遍牌而已。法国现在摒弃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前嫌,加入到奥地利和俄国阵营对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了伦敦在大陆上的盟国。乍看起来,法-奥-俄同盟似乎占了上风。从军事角度上讲,它比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夺取的所有领土,坎伯兰公爵指挥的英德联军已缴械投降,这使汉诺威以及普鲁士本身都处于前途险恶的境地。米诺卡岛已落入法军之手,在更遥远的战场上,法国及其当地盟友们也取得了节节胜利。撕毁乌特勒支和约,对奥地利来说是撕毁亚琛和约,现在看来是唾手可得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在于英-普联盟在3个重要方面占了优势:领导才能,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陆军、海军的战略战术。腓特烈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鲁士举国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于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目标,他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功劳或许应该主要归于威廉·皮特,他毕竟不是独裁君主,仅仅是政治家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们,同变化不定的公众和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巧妙周旋,与此同时,他还要贯彻、实行一种有效的大战略意图。他所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地用英国夺取的几个产糖的岛屿或颠覆法国支持的几个印度土邦王来衡量,因为如果英国的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了普鲁士,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暂时的。皮特逐渐地意识到,通向最后胜利的成功之路,在于用一项“大陆”战略来弥补大家所热心的“海上”战略之不足,其条件是向腓特烈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并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警戒大军”付款,以保护汉诺威并扼制法国。
  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依赖于国家充足的资金来度过年复一年耗竭人力和资源的战争。腓特烈和他的税收官们使尽浑身解数在普鲁士募集资金,但是如果同英国相比,普鲁士的实力就黯然失色了。英国在大战高潮时,拥有一支超过120艘主力舰的舰队,军需花名册上有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包括德意志雇佣军),同时还为普鲁士提供资助。实际上,七年战争花费了财政大约1.6亿英镑,其中6千万英镑(37%)是在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虽然国债的进一步增长引起了皮特同僚们的不安并导致他于1761年10月下台,但该国海外贸易却在增长,使得关税收入增加并促进了全国的繁荣。这是利润转化为实力、英国的海军力量被用来(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保障国家利润增长的一个极好例证。正如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曾被告知的那样,“我们在做士兵之前必须先做商人……贸易和海军力量互相依赖,而且……本国的真正资源财富仰仗于它的贸易。”相反,所有其他交战国的经济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在法国国内,法国首相舒瓦瑟尔也悲哀地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的欧洲,决定大陆均势的是殖民地贸易及海军力量。像所有其他没有贸易大国津贴就不能打仗的国家一样,奥地利王室、俄罗斯王室和普鲁士国王不过是二流君主而已。
  英普联盟所显示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艺术,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后,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在海上,安松麾下庞大的皇家海军逐步建立了对法国大西洋各港口的封锁,并且还有余力在土伦港外筑起一道屏障,同时重新夺回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当舰队在拉各斯附近、卡塔赫纳真的进行交锋的时候,霍克率领举世无双的舰队在狂风暴雨中对康弗朗的舰队穷追不舍,把它直逼进基伯龙海港。在这些战斗中英国海军一再显示出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如此,有全面后勤供应系统的英国海军分舰队,对法国进行了全天候的封锁。英国的封锁政策不仅扼制了法国大部分海上贸易,因而保护了英国的商业及其领土的安全,而且还阻止了法国向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175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先后落入英国之手,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德联军在明登击溃法国两支大军取得大捷。当西班牙1762年愚蠢地参战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头上。
  与此同时,勃兰登堡王室也已经看到它自己的一份“奇迹”。在罗斯巴赫和勒森两场大战中,腓特烈不仅分别摧毁了一支法国大军和一支奥地利大军,而且还挫败了这两个国家逼近北德意志的企图。1760年腓特烈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再次击败奥地利人后,维也纳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然而,单单这些战役的代价,就在慢慢地拖垮普鲁士的大军(仅在1759年就损失6万士兵),而劲敌俄国却已证明要强大得多,部分是因为伊丽莎白对腓特烈的刻骨仇恨,但主要是因为同俄国大军的每一次遭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过其他各交战国都有同感,法国急于同现在也准备讲和的英国达成妥协,但这时普鲁士发现它还有足够力量阻止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前进,直到1762年伊丽莎白去世拯救了他们为止。伊丽莎白死后,新沙皇彼得迅速退出战争,这样一来,不论奥地利还是法国,除了在恢复战前欧洲态势的基础上和解以外,不可能期望任何更好的结果。恢复欧洲战前态势实际上意味着那些要摧毁普鲁士的国家的失败。
  在1762—1763年和解中获利的显然又是大不列颠。即使把夺取的各地领土交还给法国和西班牙以后,英国仍然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取得长足的进展。它基本上肃清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影响,最重要的是英国已成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样,不列颠就占有了比洛林、西里西亚及大陆国家激烈争夺的其他更辽阔、富饶的土地。此外,英国在欧洲范围内扼制了法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野心,从而确保了总的均势。相比之下,法国不仅在海外损失惨重,而且与1748年不同,它在欧洲本土也失败了。事实上,法国陆军在战争中毫无生机的表现,预示着欧洲的重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法国的意愿受到普遍的忽视就证实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正合英国各界的口味,他们对自己在欧洲以外的霸主地位心满意足,因而不希望被卷进欧洲大陆去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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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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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赢得战争(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阶段的斗争到来之前,有一段十几年的“喘息时期”。这段时期对英国命运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点滴暗示。七年战争使列强可征税的财力和社会结构紧张到了极点,以致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当时各国都在进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这场战争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50万人死亡,包括18万士兵)所震惊,现在他宁肯过一种稍微平静些的生活。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了30万人,但它本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坏,可是,整个政府系统明显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特别是在匈牙利人中间),并要耗费玛丽亚·特利萨大臣的精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处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还要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1773—1775年)。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也没有阻止它吞并波兰的种种阴谋活动,但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区性争端,不可与七年战争中各国疲于应付的全欧大联盟同日而语。东方君主们不再那么重视他们同西方各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了。
  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事务也占据了中心地位。两国国债可怕地增长,使它们都努力寻求开辟新的财源,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这些努力造成的争论为国王乔治三世同反对派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使法国国王同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英国政府忙于这些紧急事务,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比皮特时期更加没有计划性,更注意反省,英国同美国在税收和实施贸易法令和航海法令的问题上日渐尖锐的争执加强了这一趋势。但在法国一方,外交政策事务并没有完全被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所压倒,实际上,舒瓦瑟尔及其继任者们对1763年法国的惨败痛定思痛,正在为加强法国未来的地位而采取措施。虽然国家急需开源节流,法国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同西班牙的“家族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的确,路易十五对舒瓦瑟尔在1770年围绕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国打仗不以为然,因为在该处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造成财政上的灾难。但是,法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并竭力从英国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点麻烦中获取好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个人素质。不论诺斯、谢尔本,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一项首尾一致的大战略。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不列颠实力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海军,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战争中蓬勃发展的对外出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滞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部分是由于殖民地的抵制,还由于同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的对外出口实际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木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这虽然可能减少英军战舰的损失,但实际上英国却拱手交出了制海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援军并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阻止敌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去。等到1782年罗得尼取得圣徒岛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以后,皇家海军便重振军威,再次确定了它的制海权。此时北美洲的战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
  但是,即使皇家海军装备精良,英国的政治家们运筹得当,1776—1783年的战争还是包含了不列颠在18世纪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未曾遇到过的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北美的起义一旦蔓延开来,英国军队要进行镇压,就得在离本土基地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同伦敦早先的愿望相反,仅靠海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尽管它可以明显地阻碍殖民地从欧洲输入武装弹药和补充兵员)。征服并防守整个美国的东部疆域对拿破仑的大军来说也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率领的部队了。遥远的距离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迟缓,不仅阻碍了从伦敦甚至从纽约进行的战略指挥,也加重了后勤保障的困难:“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 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虽然英国陆军部作了重大改进,运输船只的缺乏和物资征购的困难仍然十分严重。此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军事分散的社会,因而占领一两座城镇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只有当英国的正规军占领了出事的地区,英国政权才能胜利。而军队一旦撤出,起义者们就重新压制忠于英国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属加拿大尚需5万英国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规模支援的话,那么现在要重新恢复帝国的统治又需要多少英国士兵呢?15万?也许25万?一位历史学家曾争论说:“恢复英国在美国的权力,是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军事力量运用得多么得当。”
  英国大战略中第二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是,这一次英国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愿意牵制法国的欧洲伙伴帮助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英国在1762年后同普鲁士断绝关系,对西班牙盛气凌人,对像丹麦和联合省这样的中立国的航运业采取高压手段,此外,它还未能取得俄国的支持,现在,英国正为上述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样,伦敦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合省。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然而,英国外交上的无能还远不止此。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部各君主国已同西方分道扬镳了。它们现在全神贯注于波兰的前途、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法国像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一心要成为“欧洲仲裁者”的话,这种分道扬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国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之后已相对衰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没有插手东欧的事务。这就使伦敦对1779年以后法国企图的密切关注在它以前的盟国那里找不到市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人对英国大概是最同情的了。但是如果大不列颠没有彻底被消灭的前景,即使他们也不会从中干涉。
  最后,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法国曾一度采纳舒瓦瑟尔过去的论点,它顶住了进攻汉诺威或恐吓荷兰人的诱惑。同不列颠的战争只能在海外进行。这样一来,就使英国传统战略的“海军”力量同“大陆”力量脱节了。法国人破天荒地头一次将它全部的力量集中到海战和殖民地战争上去了。
  其结果是重大的。它还有力地驳斥了英国孤立主义分子的论点,他们认为不列颠岛国最适合于打一场没有大陆盟国和大陆战斗拖累的海上战争。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一年仅得到3 000万列佛尔的财政拨款,这是给法国陆军拨款的1/5。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海军的军费预算稳步上升,到1780年它的总额达到大约1.5亿列佛尔,到1782年则达到了2亿列佛尔。当法国参战时,它拥有52艘主力舰,其中许多比同级的英国军舰要大。这一数字很快就增加到66艘。此外还可以加上有58艘主力舰的西班牙舰队。到了1780年,又有一支由不到20艘可以作战的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虽然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比它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都要强大(1778年它有66艘主力舰,1779年90艘),但现在它发现自己常常是寡不敌众。1779年,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一场法国、西班牙的入侵看来完全可能发生。1781年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同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外的一场遭遇战中,法国数量上的优势使英国舰队处于困境,从而导致了康华理在约克镇兵败投降,有效地结束了美国战役。即使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扩大、敌人的规模缩小的时候(1782年英军拥有95艘主力舰,法国是73艘,西班牙54艘,联合省19艘),英国海军所占的优势仍然太小,不足以完成以下任务:保护北大西洋上的商船队、定期地接济直布罗陀、守卫波罗的海出海口、向印度洋派遣分遣舰队以及为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国的海军力量不再像以前战争中那样天下无敌了,它的制海权只是暂时的,局限于某些地区。岛国人的不幸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国陆军不在欧洲作战这一事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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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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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到了1782年,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损害了法国经济并迫使法国做某些收缩。现在难以弄到船用物资,更严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国大臣担心这场战争使法国过度地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欧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任何作用。政治上的这种考虑,加上同时害怕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会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结束战斗。经济上,法国人的荷兰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样情况不妙。但是,虽然不列颠财政上的忍耐力要强一些,1782年以后出口显著上升,皇家海军的境况在逐渐改善,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也不可能在眼见北美殖民地就要丢失的情况下,说服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不列颠做出了让步(米诺卡岛、佛罗里达和多巴哥),这未必就是1763年英帝国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转,法国人是可以说他们对一个独立合众国的建立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击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从巴黎的角度来看,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在七年战争中被打破的战略平衡如今已明显恢复。
  相比之下,1763年以后,几十年期间,三大君主国的策略计谋并未严重改变东欧地区的战略均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三足鼎立的性质,不论柏林、维也纳,还是更为踌躇满志的圣彼得堡,都不想挑动另外两个国家组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也不想卷入一场像七年战争那种规模的大战。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时,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扩张企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抵抗。这场战争的短暂而极其谨慎的交锋,仅仅证实了它们普遍希望避免为一场大国争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获取领土只能是各国进行外交“交易”的结果,这种交易是靠牺牲弱小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利益来实现的。波兰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继三次被瓜分。在以后的几个阶段,波兰的命运越来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即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镇压华沙“雅各宾党人”的决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西方反法战争失败而在东方获得补偿的企图的影响。然而,这三个国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新的关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国相互对抗以及这些年间三个东欧国家彼此寻求勉强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地理和外交范围内,俄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继续得到改善,这是不足为奇的。俄国尽管落后,但受到攻击的威胁却比它的两个西方邻国小,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极力与令人畏惧的叶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兰时,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历来加强在波兰身上的影响,保证了圣彼得堡取得了这个倒霉国家的最大一部分领土。此外,俄国在南方有一条开放的、支离破碎的边界,它借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1792年,又夺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领土。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战斗力的衰弱,同时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暗地里忧心忡忡。另外一些国家(1788年时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领导下的英国)对俄国也同样不放心。它们想尽办法来挫败俄国的扩张主义。但是,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急于逢迎圣彼得堡,西方大国又心有旁骛,无法在东欧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国的国运得以日益兴盛。
  在这种局势下,1792年以前约10年中,国际关系的格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正在迫近的大变动迹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国间偶尔发生的争端仅仅是互无联系的地区性事务,似乎并不存在对总体均势的威胁。如果说东欧大国在忙于确定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历来围绕低地国家的命运和“竞争着的商业帝国”所进行的你争我夺,却占据了西欧列强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围绕努科塔海峡的一场冲突(1790年)把两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直到后来西班牙勉强屈服才算了结。英法两国1783年以后各自都精疲力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的贸易竞争仍在继续。在1787—1788年尼德兰国内危机时期,武断专横的小皮特鼓动普鲁士趁机率军将尼德兰的亲法“爱国”派赶下台,这时,英法之间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无疑。
  皮特内阁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不仅反映了皮特本人的个性,也体现了自1783年受挫后,不列颠在大国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美国殖民地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英国在大西洋的贸易。实际上,对美国的出口还在日益增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场比法国拥有的份额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国的商船队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还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发展,它受到本国和海外消费需求的刺激并得到大量新发明的推动。而且农业生产率与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同步增加。皮特的财政改革改善了英国的财政状况,恢复了它的信誉。而且海军总是得到大量拨款。此时的皇家海军战舰如云,指挥有方。有了这些坚强的后盾,英国政府深信,一旦国家利益需要时,英国就可以在海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领袖们却并未预料到欧洲即将发生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被一场全面冲突所震撼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法国日益恶化的处境。1783年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法国的外交地位似乎空前巩固,国内经济,以及它同西印度群岛和利凡特的海外贸易也正迅速增长。然而,1778—1783年战争的绝对损失总额超过了法国在前三场战争中损失的总和,加之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失败,与日益严重的政治不满、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互相影响,使得法国旧制度信誉扫地。1787年以后,随着国内危机加深,法国愈加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法国在尼德兰的外交失败,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意识到,在财政上它承担不起对英国和普鲁士的大战,而法国议会对路易十六的宣战权提出异议,则是法国在努科塔海峡争议中撤回对西班牙支持的原因。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法国很快就会图谋推翻欧洲的整个“旧秩序”。
  于是,在20多年中耗费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精力的冲突,缓慢而又时起时伏地展开了。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人还只是关注国内斗争。尽管法国政治变得愈来愈激进,使得某些外国政府非常担心。但是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1792年2月时,皮特还在谋求削减英国军事开支。而在东欧,三大君主国更热衷于瓜分波兰。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反法联军在越过法国边境时行动迟缓,举棋不定。反映出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这种情况使革命党人在瓦尔密的意外遭遇战中(1792年9月)大获全胜。只是到了第二年,当法军的胜利威胁到莱茵兰、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以及处死路易十六充分显示了巴黎新制度的极端共和主义倾向时,战争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展开。除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这两个最初的交战国外,现在,以不列颠和俄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包括法国的所有邻国,都加入到反法战争中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年)惨败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当时,这一结果却是令人吃惊和沮丧的,这场战争中双方力量的悬殊毕竟比以往所有战争中都大。在这一事件中,法国革命本身的原动力导致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全民皆兵,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同法国人数众多的敌人战斗。此外,还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1789年前的20年或30年间,是法国军队进行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的运用以及作战战术等等都进行了改革。战争爆发后,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扫除贵族对新思想的阻碍,使改革家获得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施的机会(和人员)。在国内采用“总体战”方法和在战场上应用新战术,是法国人新释放出来的能力的反应,正像反法联军军事行动的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决是旧体制习惯的表征一样。法国人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法国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维持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法国边境以外人民的身上,这必然会使法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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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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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阻挡法国人猛烈的扩张主义,就必须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对付这种打破常规的新作战形式。这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杜穆里埃将军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甚至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规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划的战役,都暴露出在部队组织、训练以及后勤保障和交通联络方面的弱点。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但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对手又在哪里呢?反法联军年迈的将领们以及行动迟缓、受辎重拖累的部队,在坚不可摧的法军阵势和蜂拥而上的士兵面前,战术上极不得当。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法国的对手们缺少必要的政治协调和明确的战略。很显然,旧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励它们的士兵和民众。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拿破仑的军队由“解放”转为征服和掠夺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靠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野心。
  此外,在开始阶段,同盟中没有几个国家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同盟各成员之间对其作战目的和战略缺乏总的协调。各成员国在向英国要求日益增多的财政资助时,同盟合作上的不稳固状况便暴露无遗。首先,革命战争的前几年正好与波兰的灭亡巧合,并被其冲淡。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恶毒地咒骂法国大革命,但她更关心的是消灭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出兵莱茵兰。这使得已从早期西部战役中清醒过来的焦急不安的普鲁士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莱茵河调至维斯杜拉河。普鲁士的这一举动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境驻扎一支6万人的大军,以防俄国和普鲁士向仅存的波兰领土推进。1795年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可见,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友在灭亡时所起的作用比它作为一个现实而能动的国家更大。此时,普鲁士已向法国求和,并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交给了法国。这样,就使德国处于左右为难的中立地位,从而让法国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多数弱小的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这种做法。尼德兰被打败,变成巴达维亚共和国。西班牙脱离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国结成的反对英国的联盟中。
  现在就只剩下萨丁-皮德蒙特,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仑打败;时运不济的哈布斯堡帝国在被赶出意大利大部以后,被迫签订《康坡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此外就是不列颠。尽管小皮特有心仿效其父亲阻止法国的扩张,但是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这场战争。英国在1793—1795年间派往佛兰德和荷兰的远征军,在约克公爵的指挥下,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又没有高人一筹的作战艺术来对付法国的军队,最终只能是大败而归,其残部经不来梅撤回英国本土。此外就像在这前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大臣们(如邓达斯和皮特)宁愿采取“英国的作战方式”——殖民战争、海上封锁、袭击敌人的海岸线,而不情愿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在英国皇家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其对手法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看来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简单易行的选择。但英军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由于疾病流行而大量减员。这说明伦敦为其兵分多路的战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万人死亡,4万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军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数,这些战役还至少耗费了1 600万英镑。英国对欧洲以外战区控制权的逐步加强或它对敦刻尔克和土伦采取的外围作战行动,能否抵偿法国势力在欧洲的日益增长,还颇值得怀疑。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维持其战场上的军队,要求英国提供的援助数额惊人地增长,因此英国人不可能如数提供。换句话说,英国的战略既无效果,又颇费钱财。而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现金,英国海军在斯比特海德和诺尔两地发生哗变,这两个事件动摇了、至少暂时地动摇了英国整个战略体系的根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精疲力竭的奥地利人终于向法国求和,并同其他国家一道接受了法国在西欧的主宰地位。
  如果说英国无法在陆上打败法国,那么反过来法国的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由于当地驻军守卫森严以及气候恶劣,法国早先几次入侵爱尔兰、袭击英格兰西海岸的企图都无功而返。尽管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停止支付现金造成了一时的恐慌,但英国的信贷系统仍很坚挺。西班牙和荷兰加入法国一方作战以后,英国在圣文森特角海面摧毁了西班牙舰队(1797年2月),并在坎普顿给予荷兰军队沉重打击(1797年10月)。法国的新盟国还逐渐丧失了它们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科伦坡、马六甲和好望角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现在又为英国的贸易提供了市场,为海军分遣舰队提供了新的基地。皮特及其大臣们不愿按照法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议和,他们决心同法国继续决战下去。随着法国沿英吉利海峡集结部队,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为了帝国的安全,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支付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开征了所得税,并筹借了新的贷款。
  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法国和英国就像一头大象和一头鲸鱼,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庞然大物。但是英国靠扼制海上航路并不能独自打破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拿破仑虽然在军事上独霸欧洲,却也不能使英伦三岛的居民投降。此外,只要不列颠依旧傲然独立,只要它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供应军火,甚至可能派兵干涉,巴黎政府就没有把握让其他的大陆国家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因为法国抢占邻国领土以及政治上对邻国的欺凌激起后者极大的不满。这显然也是拿破仑的看法,他在1797年说:“让我们集中全力建造一支自己的舰队并摧毁英格兰。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整个欧洲就会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由于大陆上取得的军事胜利还不足以制服英国人,所以法国就只有通过同英国人打一场成功的海上战争和一场贸易战才能实现其目标。反过来也是这样,既然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也不足以使拿破仑低头,它就需要直接出兵干涉,争取同盟国,向拿破仑在陆上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只要交战一方控制着大陆,另一方霸占着海洋,双方就都会感到坐立不安。要想打破这个平衡,双方就都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盟国。
  拿破仑改变均势的企图非常大胆,也十分冒险:他利用1789年夏季英国在地中海的虚弱地位,统率3.1万人张帆渡海,入侵埃及。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可以扼制利凡特、奥斯曼帝国和通往印度航路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远征爱尔兰的法国军队牵制了英国人。如果大获全胜的话,法国人的每一次行动都会给英国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入侵爱尔兰的战斗行动规模太小,而且为时已晚,因而在9月初法国人的入侵就被击退了。到此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击溃法国舰队和拿破仑随后在埃及“被扣”的消息。法国当初的担心一点也没错,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刻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统治的国家放弃中立并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0年)。现在除了较小的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外,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也站到英国一边。它们一边集结军队,一边为争取更多的援助而讨价还价。法国在丢失了米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以后,法军在瑞士和意大利为奥俄联军所败,拿破仑自己在地中海东部各国又一筹莫展,不能获胜,法国看上去已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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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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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第二次反法同盟像第一次一样,是建立在不牢固的政治和战略基础之上的。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士没有参加这次同盟。因而反法联军不可能在德意志北部开辟一条战线。那不勒斯国王过早发动的一次战役遭致惨败。准备不足的英俄联军对荷兰的远征因未能唤起当地居民反对法国统治,也不得不撤退。从这些失败中,英国政府非但没有得出在大陆上应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结论,反而退回到对敌人海岸线实施“袭击”的传统政策上去了。英国政府采取这种做法,是由于它清醒地认识到,征集一支大军到大陆上作战将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引起困难。但是,英国对贝勒岛、费罗尔、加的斯和其他地区的小规模进攻,对实现战略目的都没有多大益处。更糟糕的是,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保卫瑞士的时候缺乏精诚合作的精神,因而俄军被法军赶过了东部山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对同盟国不再抱幻想,这种情绪进而转化为对英国政策的怀疑。沙皇甚至情愿同刚刚从埃及溜回法国的拿破仑休战言和。俄军一撤退,法军的雷霆万钧之势就全部冲向奥地利人。法军在马伦哥和霍施塔特(两个战役都在1800年6月)以及6个月以后在霍亨林登大败奥军,再一次迫使维也纳求和。到1801年,由于普鲁士和荷兰浑水摸鱼,趁机征服了汉诺威,而西班牙则向葡萄牙发起进攻,英国人就像他们在3年前一样,几乎又是孤家寡人了。在北欧,俄国、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又聚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武装中立联盟。
  另一方面,在海战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战役中,英国人又打得很不错。英军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马耳他岛,为皇家海军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基地。丹麦舰队,是新的武装中立联盟计划将英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的主力舰队,它被皇家海军在哥本哈根外打垮(尽管沙皇保罗在此几天前遇刺身亡已经意味着武装中立联盟的末日顷刻就会来临)。在1801年3月这一个月里,英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支英国远征军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打败法军,这使法军随后全部撤出;在东部,英军在印度消灭了由法国人支持的迈索尔的铁普王朝,并乘胜在印度北部继续扩大战果;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也全都落入英国人之手。
  但由于到1801年英国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盟国,同时它也看不到同法国的战争即刻会有什么结果,这使英国的许多政治家考虑同法国人握手言和的问题。英国国内厌战言和的情绪,得到了商业界的鼎力支持。因为英国商人在地中海损失巨大,在波罗的海也遭到损失,虽然损失的程度轻一些。皮特因解放天主教徒问题辞职,加速了英国走向和谈的步伐。根据拿破仑的盘算,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法国不会有什么损失:法国对其卫星国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而英国肯定将不再被允许在这些地区享有以前的贸易和外交特权;散布在各个港口的法国海军可以集中起来,进行重建;法国的经济可以在下一轮战争到来之前休养生息。有鉴于此,英国国内舆论对英国政府签订《亚眠和约》(1802年3月)并没有进行过多批评,但当舆论注意到法国仍在用其他方式同英国明争暗斗时,舆论的方向就逐渐转变了。英国商业被拒之于欧洲许多地区之外。伦敦得到法国毫不含糊的警告,叫它不要插手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务。从马斯喀特到西印度群岛,从土耳其到皮德蒙特,到处都传来法国人大搞阴谋诡计和法军入侵的消息。这些信息,加上法国计划大规模建造军舰的事实,导致阿丁顿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拒绝将马耳他归还给法国,并终于在1803年5月,把一场同法国的冷战变为热战。
  1689—1815年进行的7场英法大战的最后一轮战争持续了12年。这是所有英法战争中对双方考验最严峻的一次。如同以往一样,交战双方各有长处与弱点。尽管英国舰队有所裁减,但当战争再度开始时,皇家海军的地位仍很牢固。英国强大的分遣舰队在封锁法国海岸的同时,皇家海军有计划地重新夺占法国海外帝国属地及其卫星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前,英军占领了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圣卢西亚、多巴哥以及荷属几内亚,在印度取得了新的进展;1806年夺取好望角;1807年占领法属库拉索岛和丹麦的西印度群岛;1808年占领马鲁古群岛的几个岛屿;1809年占领法属圭亚那的卡宴、法属圭亚那、圣多明各、塞内加尔以及马提尼克岛;1810年攻占法属瓜德多普岛、毛里求斯、安波那和班达;1811年攻占爪哇。同以往一样,这些事件对欧洲均势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加强了不列颠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为过去一贯拒绝输入安特卫普和莱戈恩的英国出口产品提供了新的“销路”。在开战初期,它还促使拿破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入侵英格兰南部的问题。法国的布洛涅前面集结大军,果敢坚强的皮特于1804年重返内阁。此时,英法双方都准备着一场最后的决战。
  事实上,1805—1808年间的海上战役和陆上战役虽然有几次有名的会战,但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局限性仍再一次显露出来。法军数量上至少比英国大2倍,而且作战经验也比英军丰富。但要想稳妥可靠地在英格兰登陆,法军还必须掌握制海权。从数量上讲,法国海军也有相当规模(大约70艘主力舰),这显示了拿破仑可以调动的力量。1804年末西班牙参战时,西班牙海军的加入(超过20艘主力舰)使法国海军得到加强。但是,法西联合舰队分散在多个港口,若要彼此连结起来,就要冒同具有更丰富作战经验的皇家海军遭遇的危险。1805年10月,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惨败,这无情地证实了两个海上对手之间的“质量差别”。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虽说保证了英伦三岛的安全,但并未动摇拿破仑在欧洲的地位。正由于这个原因,皮特费尽心思要将俄国和奥地利拉入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皮特答应向俄奥两国可投入对法战斗的人员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资助。但是拿破仑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就已经把部队从布洛涅调至多瑙河上游,在乌尔姆全歼了奥地利人,然后继续挥师东进,于12月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8.5万人的奥俄联军。在维也纳无心恋战,第三次请求讲和的情况下,法国人可以再一次确立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并迫使奥俄联军从那里仓皇撤退。
  是否是这些失败给了皮特沉重的打击,使他在1806年初去世又当别论,但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要打败像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是多么困难。在随后的几年中,法国人在欧洲的统治的确达到了顶峰。前一次反法同盟由于普鲁士未参加而受到削弱。而这次,普鲁士在1806年10月冒冒失失地向法国宣战,在一个月内就被打败了。俄国顽强的庞大军队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在数场血战后,俄军在弗里德兰(1807年6月)也遭到重创。根据该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的规定,普鲁士实际上沦为法国的卫星国,而侥幸逃脱这一命运的俄国则同意停止与英国通商,并保证最终加入法国联盟。随着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已并入“莱茵联邦”,西部波兰成了华沙公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对法国俯首称臣,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于是,从葡萄牙到瑞典,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了,也没有英国的盟国了。这必然给拿破仑造成绝妙的机会以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小店主的国家”:禁止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和打击英国的经济,禁止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原木、桅杆以及其他造船材料,与此同时,法国为了自己的目的则聚集这些原材料。这样,在法国发动下一次直接进攻之前,英国就被间接地削弱了。由于不列颠的出口工业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英国的舰队全都依赖波罗的海生产的桅杆和达尔马提亚的橡树,所以这种威胁是颇为严重的。最后一关,出口收入下降,会使伦敦没有足够的资金向盟国提供援助和为自己的远征军购买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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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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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一国的战略联系在一起。自拿破仑在柏林/米兰颁布《大陆封锁令》(1806—1807年),到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溃退,英法对统治权的争夺处于白热化时期。在此期间,这两个对立系统的相对得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在双方都想从经济上摧毁对方的情况下,任何重大弱点迟早都会显露出来,并带来强权政治的可怕后果。
  毫无疑问,由于不列颠在那时极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它在拿破仑强制推行贸易禁令的“大陆体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在1808年和1811—1812年,由法国和顺应它的卫星国(如丹麦)发动的贸易战,给英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危机,积压在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伦敦码头堆满了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城市中存在的失业大军以及乡村的骚乱,增加了商人们的恐慌,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和平。国家扶摇直上的债务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后,英国同美国关系恶化,对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急剧下降。此时,英国看来已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了。
  然而事实上,英国还是挺住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压力没有长期和持久地发挥影响和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缓解了英国1808年的经济危机,而俄国同拿破仑的破裂则使英国货物涌入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减轻了1811—1812年的经济萧条。此外,在整个大陆封锁时期,大量英国制成品和殖民地的转口货物在被收买的当地官员的默许下,走私到大陆。大陆走私给英国商人带来巨额利润。从德国的黑尔戈兰岛至希腊的萨洛尼卡,违禁商品通过曲折途径被运送到急切的买主手中,就像后来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这些货物在加拿大和新西兰之间往返运输一样。最后,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英国同那些未受“大陆体系”或美国的“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大量增长的贸易来维持。这些地区包括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尽管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极力禁止)以及近东。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英国的贸易一个时期在某些市场被严重切断了,但总的趋势却很清楚:英国产品出口总额从2 170万英镑(1794—1799年),增长至3 750万英镑(1804—1806年)及4 440万英镑(1814—1816年)。
  英国经济在外界压力面前没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两个主要历史事件以许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采购军火刺激了铁、钢、煤和木材行业,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着金融业,而新出口市场的开辟则促进了某些工厂的生产,正像法国的“反封锁”使其发生萧条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前有关英国工业化在那几十年发展迅猛的概念是夸大其词的。当然,有些事实还是明摆着的,在那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发展。生铁产量在1788年仅有6.8万吨,到1806年猛增到24.4万吨,而且在1811年进一步增至32.5万吨。战前还几乎是新行业的棉纺织工业,在以后20年中增长很快,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纺织产品成为不列颠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如果不同法国打仗,这种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否会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依然在迅速增长,因而有助于承担皮特及其后继者为支付战费而造成的重负。例如,关税和消费税收入,从1 350万镑(1793年)猛增至4 480万镑(1815年),而新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则从1799年的167万镑[8]增加到战争最后一年的1 460万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1793—1815年间,从直接和间接税中获得了高达12.17亿英镑的收入,而且它还在保持其良好信誉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继续筹集了4.4亿镑的贷款。这使财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仑极为惊诧。在战争最后的关键几年里,英国政府每年借款超过2 500万英镑,使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诚然,英国人被课征的捐税超过了18世纪的官僚们可以想像的极限,而且国债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1789—1815年间法国的经济状况,及其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旧王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无疑在一段时期内削弱了法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为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此外,旧制度下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国内的关卡税被扫除一空。而拿破仑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法国经济向现代化迈进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长、国家支出的刺激、关税保护的加强和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刺激了法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恢复了君主制度的许多特点(例如,对私人银行家的依赖),也没有阻止法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但是,比起英国来,法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农业没有多少改进:封建领主被其农民所取代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扬的农业政策,如大力生产甜菜(用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极其有限。落后的交通意味着农民仍被束缚于地方市场,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上守旧的条条框框还存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那里,例如在制铁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大企业的建立还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是畸形的,是在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下取得的。例如,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陆体系”,它保持法国免遭占有优势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被法国的高关税拒之门外的中立国和卫星国的竞争了)。同时,它还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这是因为拿破仑对邻国的征服,将“法国人”的数量从1789年的2 500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4 400万人。但是,这些因素被原棉的匮乏和高昂的价格,以及从英格兰引进新技术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总的来说,由于“大陆体系”的保护而避免了同国外的竞争,在战争结束时法国的工业明显地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
  英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法国经济向内向型转变。法国经济中的大西洋贸易部分,是18世纪增长最快的部门(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催化剂,现在却越来越受限于皇家海军的封锁。特别是圣多明各的丢失,对法国大西洋贸易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资也相继丧失。1806年后,就连通过中立国船只进行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波尔多港受到沉重打击。南特港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内地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替代贸易伙伴的马赛,也眼看着它的工业产量从1789年到1813年降到原来的1/4。相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如阿尔萨斯的陆上贸易却比较有保证。但是,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如种植葡萄的农民和棉纺工人,从受保护的环境中获利匪浅,但对因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大西洋上的贸易被“非工业化”了,同海外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法国经济只好朝内面向农民,面向小城镇的贸易,转向地方化的、没有竞争力的、规模相对说来较小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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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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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保守、有时是明显停滞的状况下,法国的财力居然能支撑它打几十年的大国战争,这种能力更显得了不起了。虽然18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动员是一个现成的原因,但这还无法对拿破仑时代的情况作恰当解释,当时法国需要供给一支超过50万人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万新兵)。1807年军事开支至少达4.62亿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亿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绝对无法对付如此庞大的支出。直接税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征收,这是拿破仑恢复旧王朝对烟草、食盐和其他商品征收间接税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直接税、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消除每年数亿法郎的财政赤字。的确,法兰西银行的建立,连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设施和机构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隐蔽的纸票政策,从而保住法国的财政信誉,尽管皇帝宣称他对借贷深恶痛绝。即使这样,财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额只能靠别的来源弥补。
  实际上,拿破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来维持的,虽然掠夺的数额是无法计算的。在国内,开始没收并拍卖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革命的战斗将法国军队推进到邻国领土时,似乎外国人就自然应该出钱供养法国军队了。简言之,法国是靠以战养战。靠没收战败国王室和封建贵族的财产,靠直接掠夺敌人的军队、要塞、博物馆和资源宝藏,靠向敌人索取以金钱或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靠在卫星国领土上驻扎法国部队并要它们为其部队提供给养等等,拿破仑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军事开支,而且实际上,他还为法国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在法国鼎盛时期,拿破仑在这些特殊领地的行政长官们聚敛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其卫星国和被征服国家的掠夺。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战败后,哈布斯堡帝国都被迫割让领土,并支付大笔战争赔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1/2的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所有这些给法国带来两方面好处:将大部分法国军队驻扎在本土以外;同时使法国本土的纳税人免于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法国军队在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体系似乎就坚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经常自诩道: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么,拿破仑是怎样被打垮的呢?不列颠陆军人员不足,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而法国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单独向法国发动进攻,都注定要失败。普鲁士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没有能阻止气急败坏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重启战端。尽管奥地利在埃克缪尔和阿斯平之役中顽强奋战,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使维也纳被迫再次求和,给法国及其盟国割让更多的领土。法军在战胜了奥地利之后,旋即挥戈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叛乱。似乎哪里一出现对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尽管不列颠在海上对其敌人也同样残酷无情(不论是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战(1807年8月)。但是英国人仍然倾向于在小规模的袭扰中白白浪费掉它宝贵的战争资源,如英国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合时宜的进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军损失惨重的瓦尔克伦战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懈可击的时候,法兰西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第一个严重的裂缝。虽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但法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在埃卢战役损失1.5万人,在弗里德兰战役损失1.2万人,在巴伊伦有2.3万人阵亡或投降,在阿斯平的伤亡人数高达4.4万,另外在瓦格拉姆还有3万人伤亡。久经沙场的部队越来越少,至少在法国近卫军以外的部队中是这样。例如,1809年拥有14.8万人的日耳曼军团(不包括近卫军)中有4.7万人是不够年龄的壮丁。虽然像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资源自然在减少。而神秘莫测的沙皇仍然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甚至顽固而心存怨恨的奥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战败之后,仍然掌握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死里逃生的军队”。
  此外,1808年冬拿破仑率兵进入西班牙并没有像皇帝想像的那样就“解决”那场战役。当他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时候,无意间促使当地人民同法军展开游击战。这种打法更难于对付,并且还加重了法国后勤供应的困难。由于当地人民拒绝供应粮食,法军更严重地依赖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补给线。此外,在开辟西班牙战场、特别是葡萄牙战场的时候,拿破仑无意间选择了仍然谨小慎微的英国人可以直接同法军作战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英国人在初期还只是试探性地派出少量军队同法军作战,但随后当他们看到威灵顿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岛的地形和英国的制海权,以及最后运用人数日益增加的职业军队遏制并削弱法军的势头时,他们的信心增强了。1810—1811年间,马塞纳的大军在向里斯本枉费心机的进军中,伤亡2.5万人,最先表明,这颗“西班牙毒瘤”是没法割除的,即使后来法国向比利牛斯山以南派出了30万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
  除去削弱法国,西班牙事件同时还从商业上及战略上缓解了英国身上的负担。在英法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方作战,这不仅从陆上威胁着直布罗陀,从海上威胁着英国海军霸权地位(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方式),而且还影响到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而不敌对的西班牙表明所有这些压力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当兰开夏和米德兰的产品重新回到它们过去的市场的时候,大陆体系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就极大地减轻了。到1810年,英国出口总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 800万英镑(1808年是3 700万镑)。尽管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而且日渐被法国封闭波罗的海以及英美两国关于英国强制美籍水手参加英国海军和封锁大陆的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经足矣。在欧洲正要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时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仑大陆以外的大敌。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矛盾体之上的。不论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是非曲直如何,一个宣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现在正在其皇帝的领导下,征服非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没收他们的货物,损害他们的贸易,向他们索取巨额赔款,征收重税,并且还征召他们的青年入伍。因为受害于拿破仑对英国展开的经济战的,不仅仅是波尔多和南特,而且还有阿姆斯特丹、汉堡和里亚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对大陆体系下日益加强的控制怨声载道。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像西班牙人那样拿起武器公开反抗,或者像俄国人在1810年10月那样断然退出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但是一旦拿破仑的大军在莫斯科战役惨遭失败,一旦法国的西班牙军团被赶回比利牛斯山以北,挣脱法国霸权枷锁的机会终于就要到来了。到了这种时候,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其他民族所需要的就是步枪、皮靴和制服,当然还有金钱,这些都是英国人已经在向他们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友提供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是不列颠群岛的安全和它的相对繁荣,另一方面是法国统治战线过长及其日益贪婪的性质,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开始推翻拿破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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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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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经济和地理因素的概略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低估历史人物在这段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像拿破仑,他日益严重的怠倦心理、自欺欺人的幻觉就起了某种作用。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军事平衡在本质上都是极不稳定的,上述分析可能对这一点强调不够。因为只要法国坚持不懈,它到最后一年还拥有可以建造一支庞大海军的资源。英国的出口经济也只是到1812年才受到最严峻的考验。而且直到莱比锡战役(1813年10月),还出现过拿破仑粉碎东方敌国之一、从而拆散反对他的联盟的良好前景。
  但是,法国人的战线太长,这也反映出拿破仑过于自信,到这时法国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因而任何一次大的挫折都必然会影响到这一体系中的其他各地区——因为要修补崩溃的防线,其他地区的军队就要抽调一空。到1811年,法军在西班牙有大约35.3万人。但是,正如威灵顿所看到的那样,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以外,法军就没有权威,无所作为。法军为保卫其交通线耗掉了大部分的精力,使它在英-葡-西联军的进攻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下一年当拿破仑决定消灭俄国时,法国只能从西班牙战线抽调2.7万人参加向莫斯科的进军。在入侵俄国的60万以上的大军中,只有27万人是法国人,这一数字等于滞留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法军人数。此外,由于“地道的”法国人现在包括已合并领土的比利时人、荷兰人和许多意大利人,因此,在俄国战役期间,从1789年以前的法国疆界内召集的士兵只占绝对少数。这一点在战争初期,即胜利的年代里也许无足轻重,但是在大溃退的时候,当士兵们拼命逃离严酷的气候,从劫掠成性的哥萨克马刀下逃生,逃回到他们家乡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法国大军在俄国战役中的伤亡是巨大的:大约27万人阵亡,20万人被俘,并损失了约一千门大炮和20万匹战马。与其他任何因素比较,东方战线都更严重地削弱了法军的实力。然而重要的是,还要理解东欧和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役是如何从1813年起互相作用,最终造成了帝国的崩溃。因为到了那时,俄国军队几乎已经没有能力(它的许多将军也极少热情)跨过德国追击法国人了。而英国人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在美国的战争的牵制。在1813年初夏,拿破仑又重新征集了一支14.5万人的军队,这使拿破仑能够守住萨克森的防线,并可以通过谈判签订一个停战协定。虽然普鲁士已经谨慎地倒向俄国一边,梅特涅又威胁要派一支25万人的奥地利军队进行干涉,但是东欧各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并犹豫不决。因此,威灵顿在维多利亚打垮了约瑟夫·波拿巴的军队(1813年6月),并将其赶回比利牛斯山的消息起了重要作用。它鼓励奥地利人向法国宣战,并且为了将法国人赶出德意志而同俄国、瑞典和普鲁士的军队进行联合。紧接着,10月份在莱比锡爆发了一场英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激战,在4天战斗中,19.5万人的法国军队被36.5万人的盟军部队击溃。在这场战斗中,反法联盟的军队在经济上得到英国大量的金钱资助,英国向他们提供了12.5万支燧发枪、218门大炮以及从岛国来的其他大量军事装备。
  反过来,法军在莱比锡的失败也促使在比利牛斯半岛北部的威灵顿向巴约讷和图卢兹挺进。1814年初,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涌过莱茵河、哥萨克侵入荷兰的时候,拿破仑运用成功的战略战术,出色地保卫了法国东北部。但是现在他的军队精疲力竭而且新兵太多。此外,当战争推进到法国本土时,法国的平民百姓(正如威灵顿预言的那样)对战争已毫无热情可言了。英国极力说服各同盟国政府,一定要让法国回复到它原来的疆界,并在3月9日的《肖蒙条约》中向各国政府保证再提供500万英镑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国政府一鼓作气,紧追拿破仑不舍。到1814年3月30日,甚至连拿破仑的元帅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一星期以后,法兰西皇帝宣告退位。
  英美1812—1814年间的战争,同这些划时代的事件相比,不过是战略上的一种陪衬而已。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不是与法国大陆体系崩溃的时间相吻合,如果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美贸易的新英格兰各州在战争中仍然表现冷淡的话(经常持中立态度),这场战争本来可以给英国的经济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美国军队宣称的“向加拿大进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不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虽然有对约克城(多伦多)和华盛顿的袭击,有一些单枪匹马的护卫舰进行过令人瞩目的战斗,双方却都显露出,它们只能给双方造成损失,而不能打败对手。特别是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证明英国与美国的贸易是十分重要的。这场战争还暴露出,当欧洲战场急需军队的时候,英国要在海外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是非常困难的。如同印度的情况一样,英国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和贸易既加强了不列颠的实力地位,同时又对它造成了一种战略上的牵制。
  虽然对这场欧洲大战来说,拿破仑在1815年3月至6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当然不能说是一个插曲,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战略上的回光返照而已。拿破仑从流放中突然重返法国,打断了胜利者们围绕波兰、萨克森及其他领土的前途问题进行的争吵。但是拿破仑并没有能够动摇反法同盟。即使匆忙集结起来的法国军队没有在滑铁卢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打败,人们也很难看出它如何能抵挡住已经在向比利时推进的其他同盟国军队了,更难看出法国的经济如何能够维持这以后的一场长期大战。然而,拿破仑最后一次潜逃的政治意义却十分重大。它加强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并加强了英国人这样一种论点,即法国在未来需要用一系列强大的“缓冲国家”把它四面围困起来。它还显示出,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军队已经恢复元气,这就使东欧的均势部分地作了重新调整。而且它还迫使所有大国在维也纳把剩下来的所有分歧埋葬掉,以便取得一种奉行大国均势原则的和平。经过了20年烽火连天的战争,和一个多世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冲突,欧洲各国的格局终于按照基本保持均势的原则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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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1763—1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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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年维也纳的最后解决办法,并没有像普鲁士一度建议过的那样,瓜分法国。但是和约确实用许多国家把路易十八的法国包围起来:北面是荷兰王国,东南方是扩大了的萨丁王国(皮德蒙特),还有在莱茵兰的普鲁士。西班牙虽然重新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领土完整得到大国的保证。胜利者们经过激烈的争吵达成妥协,均势思想在法国的东方也得到贯彻。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普鲁士吞并萨克森的企图未能如愿,作为代替办法,它接受了在波森和莱茵兰等地的补偿。由于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仅保存了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东南部得到补偿。俄国占据大部分波兰领土的要求虽然最终取得了列强的让步,但是它主宰萨克森未来命运的野心却遭到了列强有力的抵制。1815年初,英、法、奥三国为了反对俄国吞并萨克森,险些结成三国同盟,这使俄国大为震动,很快就从对抗中退缩回去。看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再像拿破仑那样把其意志强加到欧洲其余部分的头上了。虽然1793—1815年间的事件并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自私自利的观念,但是“遏制与相互补偿”的双重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单方面独霸欧洲都不大可能。即使是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也要得到欧洲协调体多数成员国的赞同。
  然而,在谈到欧洲“五角政治”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五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1750年甚至1789年时的关系了。虽然俄国迅速崛起,但可以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基本上的均势。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却无均势可言,英国近乎享有海军实力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英国取得的超越其所有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又加强并巩固了它的海上霸权。在许多地方,如印度,英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是它逐步进行军事扩张和掠夺的结果。到18世纪末,英国的战争政策和牟取暴利的活动互相推动,终于把印度次大陆纳入了纯英国轨道。与此相似,法国大革命前,圣多明各在法国殖民地贸易中占3/4,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到18世纪90年代为英国的货物提供了一个重要市场,并为英国的转口贸易提供了重要来源。此外,北美、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印度和东方的海外市场不仅比欧洲的贸易市场增长迅速,而且同这些地区的长途贸易,还给航运、商品交易、海事保险、票据结算和银行活动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伦敦也因此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新的金融中心。虽然近来有些文章对18世纪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疑问,但事实仍然是,海外扩张的确为英国攫取巨额新财富打开了可靠的通路,这是其他竞争者所享受不到的。到1815年,英国人控制了欧洲绝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上航路和利润丰厚的转口贸易,在工业化进程中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人现在是欧洲最富裕的民族了。读者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在下半个世纪里,当不列颠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发展成为“超级优势经济”时,英国人将变得更加富有。虽然皮特和卡斯尔雷大肆鼓吹均势原则,但他们只在欧洲大陆领土的安排上运用这一原则,而不把这一原则用于殖民地和贸易领域。
  这一点并没有使19世纪早期聪明的观察家们吃惊。尽管拿破仑自视甚高,但有些时候也被不列颠搅得心神不宁,被它坚不可摧的地位、海上霸权、银行和信贷系统所困扰,并渴望亲眼看到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毫无疑问,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目睹英国独霸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英国都普遍怀有这种又妒忌又憎恨的感情。法国大军在1812年刚刚被赶出俄国,库图佐夫将军就想让他的大军停止西进。他曾说过,“取拿破仑而代之的不会是俄国或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而将是已经控制了海洋的大国。这个大国的支配地位将令人不能容忍。”库图佐夫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因为他怀疑彻底打垮拿破仑的做法是否明智。但是,战争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这一结果:拿破仑的自高自大、拒绝妥协,不仅注定了他的垮台,也注定了他的头号敌人将从中取得最大的胜利。正如另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格纳森诺将军在他得出的苦涩结论中所说的那样:
  大不列颠从这个暴徒(拿破仑)那里得到的好处要比它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因为正是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英国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富有。英国是海洋的主人。不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现在都无人敢望其项背。
  【注】
  [1]例如,1860年后蒸汽机驱动战舰的出现,使英国(英国有大量的煤)占了法国(法国只有少许的煤)的上风。
  [2]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39—1749年)时,英国政府能够以3%或4%的利率,也就是马尔巴勒时期通行利率的一半,借到大批贷款。
  [3]对比之下,在路易十四当政的早期,法国能以比斯图亚特王朝、甚至威廉三世还低的利率借到贷款。
  [4]例如,在1689—1697年和1702—1714年战争期间,法国用于海军的拨款还不足其总支出的10%,而用于陆军的拨款则占57%—65%(英国的相应数字是35%用于海军,40%用于陆军)。1760年,法国海军得到的钱只及陆军经费的1/4。即使有了钱,法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它在战争时期常常难以从波罗的海搞到维持其舰队作战能力的军需品。
  [5]这里原文是“1779”,但北美独立战争应为1776—1783年。——审校者注
  [6]这里且不说皇家海军和商船赖以生存的波罗的海的造船用品的战略重要性了。这种依赖性反映在英国舰队经常受命前往波罗的海去维持该地的均势,并保障木材和桅杆的自由输出。
  [7]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他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现西方人多以“阿喀琉斯之踵”形容一个人或国家的致命弱点。——审校者注
  [8]原文为“1.67镑”,但从前后文看,显然是漏排了“million,百万”一字。故译为“167万镑”。——审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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