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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滨 2005-08-11 14:27
与戚本禹面对面

  ·余汝信·

  戚本禹,胶东威海人氏,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族人后裔,为人倜傥大度。文革初,未及不惑,际会风云,人称“戚大帅”。及后,因“王关戚”案锒铛入狱,自此作别政坛。

  近日,得友人介绍,与戚结识。甫一见面,余即谓之,少年时代,曾夜读其《袁崇焕》一书。时隔四十载,对其与罗尔纲等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论争文章,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戚面露喜色,瞬即拉近彼此距离,此后谈话过程,基本上是有问必答,未有顾忌。

  一、从十六级干部到中办代理主任

  余笑问道:文革中,老兵讥讽你仅为十七级干部,然否?

  戚答:非也。十六级,比彼等所言高一级(大笑)。

  余又问道:外间有传你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

  戚答:否。本人仅为中学学历。历史,全凭自学。

  戚随后爽快地谈及了早年的经历。称,1942年随父到上海(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属当今所谓“蓝领”)。未几,就读于据称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十七岁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1950年5月4日--戚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分配到中南海,时年仅十九岁。

  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戚着重说明,江的名字排在田前)。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在提及毛泽东及周恩来时,戚一般都循习惯用“主席”和“总理”的尊称。这里及后文引述戚的话时称毛、周,是余行文时所改)。其它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1-3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余问:劳动大学结业后,为何你能千里挑一,到毛处工作?

  戚答:可能是成绩拔尖,理论水平高吧。

  事后,余想起江青也是山东人,籍贯在这里是否起了些作用?可惜当日没有来得及问戚。

  戚说,五十年代后期,秘书室有五个科,其为一科科长,级别定为十六级,此后再未曾调整过。

  余问:一科是干什幺的?

  戚答:主要负责处理毛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

  余问:那你是否“一组”成员?

  戚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外行,称:不是。戚回答的语气给余的感觉更似乎是不大看得起“一组”的人。余后得知,“一组”属中办警卫局管,负责毛的随身警卫、饮食起居,与“政治”不沾边,与政治秘书室更是两码事。

  戚继续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得毛褒扬后,1964年夏,陈伯达点名要其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工作,毛首肯,但有言在先--如有事须随传随到,故此,戚的中南海甲区出入证一直没有收缴。在《红旗》任历史组组长,也就一年多的时间,1966年春夏之交,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为成员,5月,起草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仍为成员,同时调回中央办公厅。夏天,被任命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局长是童小鹏。

  中办秘书局是将政治秘书室、机要室这两个毛自己的秘书、机要班子,和习称“后楼”的中办研究室三合一而组成的新机构,与中办警卫局、机要局等同级。第二年夏天毛泽东南巡,汪东兴随卫,毛指定戚代理中办主任,为时很短,仅两三个月。

  余说,读过戚写于近年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文章不长但说理充份,逻辑性很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余的注意:“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读后曾请教过知情者,大概猜到戚所指何事,这日,向戚求证,戚点头称是。

  余又问:评李秀成自述,是否上头旨意?与当年重提《逸经》的瞿秋白狱中自白有无关联?

  戚答:诚然,文章发表后,得毛击掌赞赏,并在一张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张报纸后来不知所终),但该文写作完全是个人行为,绝非奉命文章,与对瞿秋白的再评价,亦无丝毫关系。

  二、毛、江不可分

  戚至今仍认为,其1968年1月被毛、江所抛弃(“抛弃”是余的说法,戚没有用这个词),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在余看来,即使没有1968,也会有1976,戚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1950年到1968年,是戚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1968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1986年出狱,戚的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毛就是他的灾星。戚以前曾对人说过,前后相抵,扯平。而今天的戚,心底似乎已平静如水,谈及往事,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的怨恨(至少,余没有这样的感觉)。

  余问:记得文革三十年之际,《亚洲周刊》曾采访过你,那一期杂志,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次,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关毛私生活的描述,你认为是随心所欲的编造,今天,你仍这样看吗?

  戚答:对,我仍这样看。我在中南海十八年,虽非“一组”成员,也算是接近毛的人,怎么就一次也没有碰见过李志绥所说的那种情形?毛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天字第一号,随卫人员众多,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警卫的眼睛(毛亦因此发过脾气,认为失却人生自由)。毛的房间有一特点,就是没有可以锁得上的门,房间门上只挂有布帘子,“一组”的人不用敲“门”也无从敲“门”就可进入,怎么会有与别的女孩子“大被同眠”的情形发生?

  余问:你对江青总体印象如何?

  戚答:她就是小心眼,好报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够格,但没有现今人们普遍所说的那幺坏。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以上有关毛、江个人品格的观点,戚声言为其本人近距离观感,余未予置评。

  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两个细节

  据余所知,戚是1966年5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列席者,当日求证于戚,戚说,他参加了。

  余问:“516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

  戚答: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余问:有著述提及会议过程批陆定一时,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会议参加者人手一份,阅后收回,然否?

  戚答: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证明书”。批陆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以逻辑推理,既然是批陆的会议,不可能只发林的辨解而不发陆、严的“罪证”,不可能只有“果”而没有“因”,仅发林的“证明书”(即使假设是有的),能说明什幺问题呢?而以上两个细节情况,笔者从另一位会议列席者处也得到了证实。

  四、“518讲话”的整理者

  论及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

  林彪“518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它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余说:周也有讲话。

  戚答:是。但周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系统。周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戚又说,今天看来,林的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地看,林彪功劳很大(对林的这个评价,戚重复了几遍),在东北,面对蒋集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而胜之。

  五、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

  余问:有关毛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外间有所质疑。你是当时的中办秘书局负责人,是否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封非同寻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问:毛的信,传阅者可以抄吗?

  戚答:可以。据我所知,周处还有大量的毛其它批件的抄件。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幺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余问: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

  戚说:我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幺紧张兮兮。

  戚又说:今日我说的有关这封信的话,你可以公开。

  余最后道:你说陶铸看过这封信,我相信。

  笔者之所以相信陶铸看过这封信,是因数年前曾查阅过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转发的陶铸一封给中央及毛泽东的信(文件当年仅发至省军级并规定不得下传),信中有几段话,笔者作过摘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

  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虚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

  “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

  如果陶铸不知毛的底细,能有这封信、敢说这些话吗?

  同月,林彪、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分别跃升为中共第二、第四号人物,毛的这种刻意安排,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2004年1月) □ 原载《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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