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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2005 2005-08-13 08:5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主席说:“有什么可怕呢?您们看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有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讨。伍修权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主席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毛主席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毛主席问总理会议情况,总理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主席问李井泉:“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太通,会后一段较好。”  主席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住去,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主席说:“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贯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 月的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主席问李先念:“你们今天开的怎么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主席讲:“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讲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  主席说:“你也告诉他们一下,过去的‘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主席说:“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史达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同志说:大权旁落。)主席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D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哭,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给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到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涛、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嗽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结果。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啦,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乾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到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李达都是共产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哪?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话: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人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史达林在一九三六年讲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希望2005 2005-08-15 10:2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么是太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阶段就比较顺了。只有五个月,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一九二九──一九四九,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路也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么。社会主义革命已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就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也有大量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要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的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了。现在看来,还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单位没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搞交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以后几十分钟话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罗,不能过多的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讲两件事。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急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来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再打倒你们!我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红兵?”还有伍修权四个孩子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了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就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小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接触了,也是一种方法,各有各的作用。这次会议简报很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年,会议以后好一些。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说明:本文是根据在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发表的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刊印了毛泽东的修改件,并有注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读者可参照该书注意这两个版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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